增修东莱书説卷三十一

译恭敬地捧着泥土作为祭品。”大家都行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王义嗣德回礼行拜，太保和芮伯都上前相互作揖，也都行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

译周代的朝会仪制大概在此有所体现。孔安国说，周王走出毕门，站在应门之内，面向南方。郑众在《周礼》中说，周王有五个门：第一叫皋门，第二叫雉门，第三叫库门，第四叫应门，第五叫路门。路门也叫毕门。外朝在路门之外，那么应门之内，大概就是外朝所在的地方。周朝将天下分为两半，由两位方伯主持：崤山以东，由周公主持；崤山以西，由召公主持。召公率领西方的诸侯，大概是沿袭西伯的旧职；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则是继承周公担任东伯。诸侯进入应门，分列在左右两侧，这是朝会分班站立的仪制。陈列车马，展示四匹黄马，马饰黄色或红色，这些都是庭实（进献的物品）。宾客（诸侯）捧着圭和兼币说：“一二位臣子卫，敢执持土产进献。”周王称诸侯为宾客，称诸侯的孤卿为客人。诸侯致辞并进贡圭币，“一二臣卫”犹言“二三臣”，“壤奠”犹言“川泽之奠”，指土产。大家都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大概是拜礼后献上他们的币帛。周王以继承德业为由答拜，是说这不是常规礼仪，因为新登尊位，义理上诸侯继承德业不忘，所以答拜并特别接受他们的币帛。太保和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也都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这是朝会合班站立的仪制。起初分班，诸侯分两列，西伯与东伯的位置相对；现在合班，六卿排在前列，冢宰与司徒的位置相次，所以太保与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稍微向前移动位置，与在位的人一起两次拜礼并叩头至地，然后进献告诫之辞。至于周官外朝的法规，左边九位孤卿大夫站位，右边九位公侯伯子男站位，面对三槐，三公站位。这是日常朝会的仪制，不是新天子朝见诸侯群臣的仪制。

说：“敢恭敬地告诉天子，皇天改变了大殷的天命，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方土地，新即位的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其功业，将美好遗留给后人。现在王要敬重它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艰难得来的天命。”

这是进献告诫的言辞。堂堂大邦的殷商，皇天改变了它的天命，首先用天命不易来警示。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方土地，这是再次告知文武所成就的功业，大概是从忧患艰难中得来的。羑里的囚禁困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在这里能够顺从，那么天下的道理就没有不顺的。上天之所以赋予文王并进德成圣，大概就在于此，而武王则亲自从文王那里传承。所以称为大大承受天命。文武从忧患艰难中获得，所以能视民如伤，深切体恤西方土地，大概是因为自己常经历这些，推己及人。新即位的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其功业，将美好遗留给后人，当时成王还没有谥号，所以称为新即位的王。赏罚称为完全协调，大概是没有不合于理的，所以人心悦服，因此能平定天下，功业垂范后嗣。成王光明盛大的学问，以及礼乐教化，可以举出来告诫康王的固然很多，现在只举赏罚这一末节来告诫，似乎不符合责难之义。大概康王自从做太子，接受齿胄保傅的教育，本来就已经认识其大体了，现在继承大位，表现在用度上的，才刚刚开始，赏罚是学问表现在用度上的。尽己之性，然后能尽人之性，一毫未尽，那么事物就不能普遍察明，而赏罚就不能没有差错。成王赏罚的完全协调，正是其学问光明盛大的体现。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艰难得来的天命，难道是引导康王穷兵黩武吗？守成的君主多沉溺于宴饮安逸，而没有立志，所以告诫他要奋发自强，大戒戎备，不要松懈怠惰而败坏祖宗艰难得来的基业天命。不知敬畏上天，不知忧患，不习世故，不自振作，这是继位者共同的毛病，所以召公一定要详细阐明。

康王说：“诸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钊报告告诫。从前君父文武大大平定富足，不致力于祸害，达到齐一，信用昭明于天下，那么也有熊罴般的勇士，不二心的臣子，保卫王家，用端正天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其道，赋予四方。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在我后人的身后。现在我一二伯父，还相互顾及，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子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在外，但心无不在王室，用来奉承体恤其顺从，不要遗留幼子羞耻。”

康王论述文武，如果不是深达君德而明仁体的人，不足以与此。丕平富，是覆载溥博，均平富养，至仁无外的本体。如果志于仁，就没有恶了。何况文武的仁，溥博如天，哪里还会致力于祸害呢？不致力于祸害，若不待言。所以必须说的，大概是形容文武天地发生之心，纯粹专以爱育长养为事，如同孟子不嗜杀人的论述。这种心，有毫发之未尽，就不能称为到达。其至有毫发之未实，就不能称为齐一于信。说到达齐一信，又是为了形容这种心的尽而实。笃实则辉光用昭明于天下，表里相符。那么也有熊罴般的勇士，不二心的臣子，保卫王家，不是一个人。如果在庭的臣子还有未竭尽忠力的，固然是我的心未孚。如果说圣而无待于助，那么狭隘私吝，更加不是这种心的本体了。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就称为端命。文武君臣尽道以正理，而受正命于上帝，端直相当，无少

译囬是弯曲的意思。皇天用来训示它的法则，将四方土地交付给诸侯，训是顺从的意思，顺从它的法则而将四方交付给诸侯，上天并没有在中间有所增减。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是为了顾念我后世之人，说的是周文王、周武王既然得了天下，均衡地施予天恩并分配天职，与天下人共同守护，这才得以顾念保存后世之人。那些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偏私自己的子孙的人，大概是不懂得天意的人。胥是互相的意思，暨是与的意思，说是一两个诸侯应当互相顾念先王建立诸侯树立屏障的本意，安抚你们先公遗留下来的臣民，以服侍先王。先王已经去世了，现在所侍奉的是康王，却仍然说侍奉先王，是因为天下不是康王的天下，而是文王武王的天下，也就像臣子不是诸侯的臣子，而是先公的臣子，都不能认为是自己私有的。虽然你们身体在外，但心没有不在王室的。心是身体的纲领；王室是诸侯的纲领。诸侯如果心不在王室，那就已经失去了纲领，涣散悖乱，没有依托了。这是君臣互相劝诫的最深意旨，起初并不是想要他们偏向自己以谋取私利，然而作为藩屏拥戴护卫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只是不可以用私心去看待罢了。用来奉行忧恤那些应当顺从的事，不要给我稚子留下羞辱，总括告诫他们要恭敬奉行忧恤，所应当顺从的顺理则是一，而时位则不同。厥若，是诸侯所应当顺从的。人谁不想顺从道理？如果不识时位，那么所顺从的可能就不是应当顺从的。只有安守本分，这才算是知道了。康王以天子的身份面对诸侯，有征伐，有刑罚。现在全都置之不谈，只告诫不要给我稚子留下羞辱。退而谦抑，不凭借威力来约束天下，这是感动人心的极致之处。

译各位诸侯既然都已听从命令，相互作揖后快步退出。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

吉事与凶事的服饰不同，发布重大命令并告知诸侯，所以服饰不得不改变。各位诸侯既已退出，就立即恢复原来的装束，这也足以看出康王的冕服是用于公务而非私己。

毕命第二十六 周书

武王在《武成》篇中归放野兽之后，已经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了。直到武王去世，也没听说他担心商朝遗民。管叔、蔡叔和武庚一旦发动叛乱，经过惩治、教化、养育，历经三代才重新恢复平静。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新的善行尚未稳固，容易被人夺去；而旧有的恶习再次兴起，蔓延牵连，尤其难以根除。唉！难道只有商朝遗民是这样吗？

康王命令作册毕，分别安排商民居住，在成周的郊外，作《毕命》。

周公当初迁徙商民时，命令他们住在自己的房舍，耕种自己的田地，并告诫长期治理的人不要忌讳凶恶的德行，以宽大的胸怀包容，让善恶并存，以此来安抚不安定的人，平息危险和疑虑。到了君陈时期，商民逐渐顺服了周朝的教化。于是考察他们的善行，也考察那些不善的行为；提拔善良的人，来率领那些不善的人。开始表彰善良的人并加以提拔，让恶人知道羞愧而自我勉励，这还不足以大大区分善恶。到了康王时期，世道已经变化，风气已经转移。所谓那些顽固而未改变的人，大概就像太仓里的稗米一样。如果兼收并蓄、一并容忍，那么余孽就不会清除干净，将来又会成为良民的祸害。于是册命毕公，分别安排居住里巷，不仅恶人不能沾染善人，而且作恶的人无处容身，不得不向善了。这就是成周郊外政事得以成功的原因。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推行这种政事，治理的顺序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十二年六月庚午日初现月牙，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从宗周步行到丰邑，率领成周的众人，命令毕公安抚治理东郊。

册命的那天，大概是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康王从宗周步行到丰邑，即在文王、武王的宗庙发布命令，以示重视这件事。保，就是养育；厘，就是治理。说保厘，那么所谓表彰善良、斥责邪恶，标明他们的住宅里巷，大概其中有恩惠施行其间，不是截然割裂而没有润泽的。看“保厘”这两个字，整篇的治理宗旨就可以概括了。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施于天下，才能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国家，警惕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徙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导。已经历经三代，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道有升降，政令随风俗而变革，不表彰善良，百姓就没有所劝勉的。凭借文王、武王施行的伟大德行，才开始能承受殷商的天命，这是说得到天命之难。凭借周公的辅佐，才开始能安定国家，这是说安定国家之难。所谓殷商的顽民，尤其难以安定，周公特别谨慎而不敢忽视，将他们迁徙到洛邑，靠近王室，亲自与他们居住，朝夕浸染，使他们进入典章训导。已经历经三代，世道已经变化而风气正在转移，这是说教化养育使之透彻之难。现在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了。前人积累艰难至此，而我一朝享受，甚为可惧。况且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循环无穷，可不思考维持的方法吗？维持的政事，一定要由风俗变革而后可以。用法制来约束，用智力来维持，可以暂时而不能长久。既然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了，而还希望风俗变革，风气转移虽然顺从善道，不如风俗变革则旧染的习气毫无留存，至此治理才可保全。不表彰善良，百姓就没有所劝勉的，这是变革风俗的方法。君道应当识其大者，商民之余俗，想要事事变革，岂不劳累吗？善其善者以率领他们，那么百姓就劝勉了。命令毕公以保厘，这是表彰善良的大者。”

只有毕公勉力德行，能勤于小事，辅佐四代君主，正色率领下属，无不敬服师言，嘉绩多于先王，我小子垂拱仰成。

毕公是天下的老臣。康王不称颂他的成德而称颂他的勉力德行，不称颂他的总揽大体而称颂他勤于小事，这是因为以成德自居就止步了，对小事疏忽，也不是所谓造次颠沛必于是的人。只有勉力于德行的人，贯穿老少而不息，所以勤于事物的人，无论大小都没有间断。康王这话，不仅善于形容毕公的德行，也见其拳拳于师保，观察详细而考察精微。辅佐四代君主，正色率领下属，无不敬服。父师的训导，德容的威严，重众望之孚信，养育者大概不是一日之积。休嘉的功绩，在于先王之世，固不可一二数。康王于此复何疑哉？惟知委心以听而已。极叙毕公之功德，所以归重毕公而将付以保厘之任。

康王说：“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以周公之事，去吧！表彰善良、斥责邪恶，标明他们的住宅里巷，彰显善行、痛恨恶行，树立风声。不遵循训典，区别他们的井疆，使他们能够畏惧羡慕。申明划分郊圻，谨慎巩固封守，以安定四海。政事贵在恒常，言辞崇尚体要，不惟喜好奇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您应当念及！”

康王不敢以其他事务烦劳元老，保厘东郊者，乃是周公之事，所以敢劳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体貌重臣，当如是也。自旌别淑慝而

译向下，都告知东郊的政令。区分善恶，标明他们的里巷，这方是良善百姓的族众，那方是顽劣百姓的闾里，那么善行就更加彰显，而恶行也就更加令人痛恨了。荣辱不仅限于一时，而是流芳遗臭，传过百年也不会泯灭，这就是所说的树立风声。人在则政令推行，人亡则政令停息，只有风声所传，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踪迹已经陈旧，但兴起时却像新的一样，这是先王用来维系后世的方法。所以分类选择不遵从训典的人而划分他们的井田疆界，难道是真的想要断绝他们并将他们置于人群之外吗？而是想要使他们能够敬畏羡慕，最终归于善而已，这就是区分善恶的本心。五阳一阴，然后才可以决断于朝廷，如果不了解时势大义而错误地施行，或许会招致祸乱。康王之后，一定要考察他的世系。因为区分井田闾里，于是连同郊外、边界的封疆守卫也一并整治。郊野的制度，在建都之初，本来就已经划定。说“重申划定”，是再次治理的意思。沟渠封疆的险要，在建都之初，本来就有守卫。说“谨慎巩固”，是谨慎防备的意思。疆域障塞，年代久了就容易淤塞，世道太平就容易玩忽，时常修缮屡次省视，才是用来尊严王畿的方法。王畿安定则四海安定了。政令贵在恒常，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喜好奇异，政事安稳厚重，言辞简省实在，深深惩戒自作聪明、趋向浮华末节的奇异喜好。凡是论述治国大体的，本来都是这样，在商朝风俗的语境下说，尤其是对症下药。因为那里的风俗奢靡，以利口为贤，余风未除，政令应当用浑厚敦朴来镇抚，这是毕公所应当深深思考的。

译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他们放纵轻慢，凌辱有德之人，实在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这种风气万世相同。”如今殷商的众士，承袭旧日的恩宠，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穿着华丽的服饰向人炫耀，骄横淫逸、傲慢自大，终将走向恶的结局。虽然已经收敛了放纵的心，但要防范他们作恶却非常困难；凭借财富进行训导，才能使他们长寿。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最大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依据什么来训导呢？这是论述商民弊病的根源。所以先引用古人关于世族的论述来证明：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不能一概说他们没有礼法。安逸享乐和豢养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他们能遵循礼法的，就很少了。既然不遵循礼法，内心就没有约束，肆意骄纵放荡，凌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惮。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卑，他们这样做就违背了天道。兴盛的门第风俗节俭，衰败的门第风俗奢侈，家道衰败，其教化没有不奢华的，大概万世都是相同的流弊。古人论述世俗的弊病，必定归结于骄奢，这就是商民受病的根源。如今殷商的众士，承袭旧日的恩宠，凭借光宠助长私欲，由来已久。私欲和公义相互消长，所以依仗奢侈就泯灭道义，道义泯灭就没有羞耻厌恶的端倪，只是用服饰的美丽向人夸耀，而自身的不美却不以为耻。沉溺而不回头，骄横淫逸、傲慢自大，各种邪念都表现出来，大概将以恶告终。幸赖迁都洛邑，用教化来训导，拯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并加以教育，这简直是再生的恩赐。教育的时间久了，虽然已经收敛了放纵的心，但防范他们的邪念却很难，这是毕公应当宣讲的。凭借财富进行训导，才能使百姓长寿。只凭借财富而不进行教育，就不能使百姓长久地安生。毕公治理商民，继承了三代富庶涵养的余绪，训导并防范他们的邪念，这件事不可拖延。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最大的训导。难道是从外部设立教条来训导他们吗？内心真实的状态叫做德，内心应当遵循的原则叫做义，本体和功用并举，这是尽心之学，训导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依据什么来训导呢？如果没有善的凭证，百姓就不会服从，但这也不出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范畴。古代的教化，不超越节度，当时商民已经收敛了放纵的心，所以可以用德行和道义的训导来指示他们。

康王说：“唉！父师啊，国家的安危，在于这些殷商士人要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才能确实修好。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间，只有毕公能够完成最终。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正道融洽了政治，恩泽滋润了百姓。四方异族，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毕公啊，你要以此在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会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他们的成法，才能治理好国家。”

康王的时候，四方已经没有忧患了，还说“国家的安危，在于这些商士”，这是保持治理、兢兢业业的心态。保持治理固然应当不忘兢兢业业，如果战战兢兢地害怕变乱，刻意加强治理，不是过头就是不足。秦始皇把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于用刚猛，唐德宗把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于用柔顺，都反而招致大患，这是刻意加强治理的危害。所以康王命令毕公治理商民，只让他不刚不柔，然后才许诺德行确实修好。偏刚偏柔，都是私意的表现，而不是所谓的德。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迁移商民的初期，端正开始，不可稍有差错。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间，继周公之后，保养抚摩，以和谐为贵。只有毕公能够完成最终，有周公、君陈而没有毕公来完成，就是耕而不获，前人的勤劳都白费了。完成最终的责任尤其重大。说谨慎，说和谐，说完成，意义虽然不同，但心意协调而达到正道则是相同的，这都是不得不然的道理，没有两个根本。圣贤相继，理事周全，那么恩泽滋润百姓，四方异族，无不依赖。康王也坐享其成，而永远承受多福了。三位先王治理的是洛邑，而施及四方异族，没有别的，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从源头到支流，推广开来罢了。康王又勉励毕公，在这里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那么也会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顺从他们的成法，得以治理。毕公是四世大老，难道有意于立后世的名声，而功勋德行的隆盛，难道缺少这个吗？康王所期望毕公的，是相期以无穷的事业，这是尊重的极致，谁敢以名誉来诱惑毕公呢。

唉！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尽你的心；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你的事。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以使前代的政绩美好。

《毕命》这一篇，前面颂扬后面规劝。毕公不是需要规劝的人。三代君臣相互警戒，无时无刻不存在，未曾因为盛德而废除。人对于事情，不看得太重而畏惧其难，就是看得太轻而忽视其易。大抵不出这两种弊病。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尽你的心，不要徒然畏惧其难，只应当尽你的心。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你的事，不要急于说它容易，只应当敬重其事。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以使前代的政绩美好，又最终勉励他。东郊的前代政绩，君陈还可以使它美好，周公难道容易使它美好吗？康王对毕公的期望，已经说尽了。

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三《宋》时澜撰

君牙第二十七 周书

穆王的书现存三篇，《君牙》、《冏命》是初年的书；《吕刑》是末年的书。百年年老昏乱，制定刑法以诘责四方，本来有明文。《君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