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増修东莱书説卷十八宋时澜撰
明王慎徳，旅獒一篇纲目也。四夷所以咸賔者，正以明王能慎其徳耳。慎徳者，百圣心传之妙。尧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难，禹之克艰，厥后汤之栗栗危惧，皆慎徳之功也。
无有逺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逺迩供贡，帝王一统之分也。作贡制，贡其义精详。逺人来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噐用、宗庙朝廷賔客所当用者，则受之；外此则不受。盖谓慎徳所以致其贡，若因方物之至而纳玩好之物，则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慎徳之意矣。
王乃昭徳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
圣人公天下以为心，天下之物与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独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为无差等之爱也。凡逺方所贡方物，王必分赐异姓之▯，但昭徳之致耳。如成王赐肃慎矢于陈是也。无替厥服者，使之因▯赐之义，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寳玉则分于伯父叔父之国，时庸展亲亲之意，如鲁之寳玉大弓是也。亲踈之所以不同，盖一视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徳其物
均是物也，徳之存否异焉。其义在徳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徳，必当有徳以将之。使诚意寓于物之中，异姓同姓因物以见圣人之徳，不为珍异所易。故桀纣以是物分人，人止见其物；尧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见其徳矣。
徳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防徳，玩物防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
圣贤之言，体统具举，本末完备。非如后世人臣谏一事，止于一事，言之无力，听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欲言武王受▯，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徳之至，动容周旋中礼之人，则无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细，有难见者，有易见者。粗者不过固滞于物，其理易见。细者则下视一世，谓天下之事在我，来则漫应之，此为难见。狎侮君子，君子岂能为用？色斯举矣，髙蹈逺引，望望然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贱，固驱于君上之威，不得不从。然心之所不悦服，岂能尽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人之一身，心之官为主。内不能有所主，而狥其外，则为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贞？贞者，虚心无物之谓也。隋▯帝役于声乐，心止在于声乐。汉武帝役于宫室，心止在于宫室。其它无不懈弛。人君者，万化之本原也。本原宅于至正，念虑无一毫之失，然后不为耳目所役，而百度自归于正。玩人防徳，玩物防志，即狎侮之害也。动侮人之念者，必谓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发，敬乎不敬乎？彼之所丧甚小，我之所防甚大矣。夫志者，气之帅也。玩物则志防，志通天地，贯金石，彻古今。茍玩于物，安有所谓志？尽私意耳。志以道寜，言以道接，此用工存养之地也。志以道宁，如孟子所谓持其志之意，以道宁者，非外有所谓道，即所谓勿助长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傥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于志言宁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宁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寳逺物，则逺人格。所寳惟贤，则迩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于此，则作于彼；不贵于此，则贵于彼。无益既不作，则必于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为功也。异物既不贵，则必于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实也。盖志既以道宁，言既以道接，行其无事，胷中纯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当为当舍，各归其分。无益非勉彊于不作，异物非有意于不贵。揆诸理既背，遇诸心自不相契也。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寳逺物，则逺人格；所寳惟贤，则迩人安。自古中国所以不能服逺者，不过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孙权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寳逺物，则识贤者之门庭，趣味乃可寳之真者。
译明王谨慎德行，这是《旅獒》篇的大纲。四方蛮夷之所以都来朝见，正是因为明王能够谨慎他的德行。谨慎德行，是历代圣人相传的奥妙。尧的诚信恭敬，舜的“帝位难当”的敬畏，禹的能克服艰难，以及商汤的戒慎恐惧，都是谨慎德行的功效。
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各地的特产，仅限于服饰、饮食和器具用品。
远近诸侯进贡，是帝王统一天下的制度。制定贡赋制度，其义理精微详尽。远方人来朝见进献，在所作所制之外的物品，只有服饰、饮食、器具用品，以及宗庙、朝廷、接待宾客所应当使用的，才接受；除此之外就不接受。这是因为谨慎德行才能招致贡品，如果因为各地特产的到来而收纳玩赏喜爱的物品，就会产生荒废懈怠的心思，从而失去起初谨慎德行的本意。
于是王将彰显德行的恩惠施予异姓诸侯，使他们不废弃职事；将宝玉分赐给同姓伯叔之国，以此来亲近亲属。
圣人以天下为公，天下的物品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不像秦始皇那样让四海独自供奉一人。然而至公大同，必然条理严密、观察细致，自有等级差别，也不像夷子主张的“二本”那样实行没有差别的爱。凡是远方进献的特产，王必定分赐给异姓诸侯，这只是彰显德行的施予罢了。比如成王将肃慎氏的箭赐给陈国就是如此。“无替厥服”，是让他们因为受赐的意义，思考所担任的是什么职事，从而恭敬地遵守王法。宝玉则分赐给伯父叔父之国，以此来亲近亲属，比如鲁国的宝玉和大弓就是如此。亲疏之所以不同，这正是视人如己、仁爱平等的道理。
人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只有德行才是物品的根本。
同样是物品，德行的存在与否使得它们不同。其意义在于德行而不在于物品，所以不让物品改变德行，必定要有德行来伴随它。使诚意寄托在物品之中，异姓和同姓的人通过物品看到圣人的德行，不被珍奇异物所改变。所以桀、纣用这些物品分赐给人，人们只看到物品；尧、舜用这些物品分赐给人，人们都看到了德行。
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竭尽人心；轻慢侮辱小人，无法竭尽人力。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玩弄人妨害德行，玩弄物妨害意志。意志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
圣贤的言论，体统全面列举，本末完备。不像后世臣子进谏一事，只局限于一事，言之无力，听之不深切，意味也短浅。太保想要说武王受赐，却自轻慢侮辱。说的是大凡轻慢侮辱的弊病，必定是德行极盛、举止周旋合乎礼仪的人，才没有这种弊病。低于这个境界的人，或许未必能免除轻慢侮辱的弊病。弊病有粗有细，有难见的，有易见的。粗浅的不过是固执滞留在物品上，其道理容易看见。细微的则是俯视一世，认为天下之事都在我掌控之中，来了就漫不经心地应付，这难以察觉。轻慢侮辱君子，君子岂能被任用？看到脸色不对就飞走了，高蹈远引，怅然离去。轻慢侮辱小人，小人微贱，固然被君上的威势驱使，不得不从。然而心中不悦服，岂能竭尽他的力量呢？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人这一身，心是主宰。内心不能有所主宰，而顺从外物，就被耳目所役使，百事怎能纯正？纯正，就是虚心无物的意思。隋炀帝被声乐役使，心只在于声乐。汉武帝被宫室役使，心只在于宫室。其他方面无不松懈。君主是万化之本源。本源安处于至正，念虑没有一丝一毫的失误，然后才不被耳目所役使，百事自然归于正道。玩弄人妨害德行，玩弄物妨害意志，这就是轻慢侮辱的危害。产生轻慢侮辱念头的人，必定认为我姑且这样，心本不是这样，殊不知此心发动时，是恭敬还是不恭敬？对方所丧失的很小，我所妨害的却很大。意志是气的主帅。玩弄物则意志受妨害，意志通达天地，贯穿金石，彻晓古今。如果玩弄于物，哪里还有所谓的意志？不过是尽私意罢了。意志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这是用功存养的地方。意志因道而安宁，如孟子所说的“持其志”的意思，因道而安宁，并非外在有所谓的道，就是所说的“勿助长”。言语因道而交接，天下的言语散漫如此，如果不以道去交接，怎么知道其淫邪？所以在意志上安宁，在言语上交接，道并非从外求得而至，只是用此理去安宁它，用此理去交接它而已。
不做无益的事，妨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异物，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畜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培育。不珍视远方之物，远方的人就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就安定。
天下的物品有限，人的精神也有限。不在此处作为，就在他处作为；不在此处珍视，就在他处珍视。无益的事既然不做，就必定在有益的事上用工。有益的事，本来就是成就功业的。异物既然不珍视，就必定在实用之物上加意。实用之物，本来就是使百姓富足的实际内容。既然意志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行事无事，胸中纯粹是理所应当、心安理得，当为当舍，各归其分。无益的事并非勉强不做，异物并非有意不珍视。衡量于理既相违背，遇之于心自然不相契合。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畜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培育，这是人物自然的道理。不珍视远方之物，远方的人就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就安定。自古以来中国之所以不能使远方归服，不过是贪婪罢了。曹丕求明珠而孙权不归服，周穆王求白狼白鹿而各地特产不至。只有不珍视远方之物，才能识别贤人的门庭，趣味才是真正可珍视的。
呜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慎徳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顷刻之不勤也。暂有止息，则非慎徳矣。茍健而无息，原泉混混，不舍昼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间可乘。
不矜细行终累大徳
不矜细行，精密体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细终累者，甚大。不矜者在于行，终累者在于徳必也一嚬一笑，一动一作，至纎至悉，精密体察。盖行之细者，易于忽忽而放过，则离心之本体。本体既离，岂不为大徳之累？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圣人之用力，无有止时。一篑之未至，尤易以亏。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圣徳，复受天命，九夷八蛮皆来賔服。王业巍巍，如此可谓为山至于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满则必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当此之际，一毫不察，即亢龙而有悔矣。圣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巳。虽至于尧舜，犹有不足之意。当为之事，何时而已？一篑未尽之工夫，常在。非谓止少一篑加之而足，愈为而工夫愈有。圣人之心，常若一篑未尽。盖王业则有成，圣人之心未尝有成也。
允廸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观允廸之语，见圣贤之言，非如后世姑言之而已。谓信能行兹，生民方▯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业。人君万化之原，一毫不尽，生民即坠于涂炭，即非所以创业垂统为可继之道。一人之所系，而体统之相关如此也。以武王之圣，召公作书，犹警戒如此。学者以眇然之身，应方来之务，可不服膺是训。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书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神。」
天命所在，寿夭短长，皆有定数。武王之疾，周公圣人也，岂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谓周公出于一时忠爱，不暇顾理者，非也。于此可以见天命一原之理。盖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莫之为而为。周公之圣，诚意不已，亦莫之为而为，故其道并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岂欺二公而自卜以为已功乎？以周公为亲贤，惟周公当任此事，揆之臣子之义，不然，谓死生人之所难，惟周公能处此，而二公不能，与本文亦不恊也。书文甚明，学者不察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举之礼。二公之欲卜，将动朝廷之典，如王与大夫尽弁之▯也。观公乃自以为功，与为三坛同墠，则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逺，当在昭穆之数，则祷在宗庙，何必为坛墠？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周公所以特为坛墠者，则知不敢祷于宗庙而自祷也。如二公之请，则动朝廷之礼，祷之宗庙，惊动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体之，岂不戚乎？珪璧者，所以礼神；册祝者，今祝版之▯。周公诚意尽寓于此。元孙某，武王也。周公对神当称其名，此书作于成王之时，周人以讳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节宣卫养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圣人道徳充足，血气和平，节宣卫养皆▯其冝，偶与天地之戾气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业，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责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终之，武王之命不延，则不能终三王之业，是亦三王之责不尽也。然则武王之责，乃三王之责，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它皆与武王同，惟材之与艺，恐犹多于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神予仁若考者，与圣人同也。求其实多者，惟材艺耳。此公之实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此武王之职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尔子孙于
译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
这是明王谨慎修德的功夫。早晚没有不勤勉，所谓“没有不勤勉”，是说不可有一刻不勤勉。稍有停息，就不是谨慎修德了。如果强健而不休息，就像原泉涌流，不分昼夜，耳目的私欲从哪里转移，玩好之物从哪里有空隙可乘。
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
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是精密体察的功夫。“矜”是矜持的矜；“不矜”是不矜持；“甚细”是极细微，“终累”是最终损害；“者”是……的人或事。“不矜”在于行为，“终累”在于德行。必定是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极其细微详尽，都要精密体察。因为细微的行为，容易疏忽而放过，就会背离心的本体。本体既然背离，难道不会成为大德的损害吗？
堆山九仞，功亏一篑。
圣人用力，没有停止的时候。一筐土没有达到，尤其容易亏损。召公的话到这里，尤其恳切。武王承受文王的教诲而有圣德，又承受天命，九夷八蛮都来归顺。王业巍巍，这样可以说是堆山到了九仞。然而天下的事，满了必定倾覆。武王必定常常保持此心，在这个时候，一丝一毫不察，就会像亢龙而有悔恨。圣人的心，常感不足，常不停止。即使到了尧舜，还有不足的意思。应当做的事，什么时候停止？一筐土未尽的功夫，常在。不是说只差一筐土加上就足够了，越是做功夫越有。圣人的心，常像一筐土未尽。因为王业则有成就，圣人的心未曾有成就。
确实遵循这些，百姓才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这样才能世代称王。
看“确实遵循”的话，知道圣贤的话，不像后世只是随便说说。说确实能实行这些，百姓才能保住他们的居所，而可以世代继承王业。人君是万化之源，一丝一毫不尽，百姓就陷入涂炭，就不是创业垂统可以继承的道理。一人所系，而体统相关如此。以武王的圣明，召公作书，还这样警戒。学者以渺小的身体，应对未来的事务，怎能不衷心信奉这些训诫。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书
武王有病，周公作《金縢》。
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武王有病不舒服。两位公说：“我们为王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因为会惊扰我先王，周公就自己作为主祭，建三个坛同一个平地，在南面建坛，面向北。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告祭太王、王季、文王。史官于是书写祝辞说：“只有你的元孙某，遭遇严重的恶疾。如果你三位先王，对天负有养育元孙的责任，让旦代替某的身体。我仁爱像父亲，能多才多艺，能侍奉神灵。你的元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神灵。”
天命所在，寿夭短长，都有定数。武王的病，周公是圣人，难道不知道天命而想以身代死？说周公出于一时忠爱，来不及考虑道理，是不对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天命一原的道理。因为上天的命，深远不止，没有谁使之然而然。周公的圣明，诚意不止，也没有谁使之然而然，所以他们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两位公想占卜，周公说：“不可以惊扰我先王。”周公难道欺骗两位公而自卜作为自己的功劳吗？因为周公是亲贤，只有周公应当承担此事，衡量臣子的义，不是这样，说死生是人所难的，只有周公能处理，而两位公不能，与本文也不协调。书文很明白，学者不察罢了。周公的占卜，只是公家自举的礼仪。两位公想占卜，将动用朝廷的典制，如王与大夫都戴弁帽一样。看周公自己作为主祭，与建三个坛同一个平地，就可以知道了。太王、王季、文王，离武王不远，应当在昭穆的次序中，那么祷祭在宗庙，何必建坛墠？离开祧庙建坛，离开坛建墠。周公特别建坛墠的原因，就知道不敢在宗庙祷祭而自祷。如果两位公的请求，就动用朝廷的礼仪，在宗庙祷祭，惊动上下，而武王的病加重了。以先王的心体会，难道不惊扰吗？玉圭玉璧，是用来礼神的；册祝，是现在祝版的来源。周公的诚意尽寓于此。元孙某，是武王。周公对神应当称其名，这本书作于成王之时，周人用讳事神，所以避其名。常人节宣卫养不得其道，所以病都是自致的。圣人道德充足，血气和平，节宣卫养都适宜，偶尔与天地的戾气相遇，而形成恶害的病罢了。丕子，是元子。武王是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立基业，平定天下，固然是武王的责。然而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终之，武王的命不延，就不能终三王的业，这也是三王的责不尽。那么武王的责，是三王的责，所以想以身代武王的身体。周公自思，其他都与武王同，只有材与艺，恐怕还多于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侍奉神灵我仁爱像父亲，与圣人同。求其实多的，只有材艺罢了。这是周公的实话。
于是命于帝庭，广佑四方。因此能安定你的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没有不敬畏的。
这是武王的职。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广佑四方，又能安定你的子孙于
下地。至于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可不延其命，使终其职乎？下地指当世而言，自天视之，则为下也。周公之祷，不言武王，但言子孙及四方之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武王命之长短，顺受其正，何祷之有？祷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系，此为天下万世人民祷也。
译下地。至于四方之民，无不恭敬畏惧。难道不延长他的寿命，让他完成职责吗？下地指当世而言，自天视之，则为下也。周公之祷，不言武王，但言子孙及四方之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武王命之长短，顺受其正，何祷之有？祷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系，此为天下万世人民祷也。
呜呼！无坠天之降寳，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非与三王为要约也。周公诚意之至，自及于此。尔之许我，则以璧与珪归，待尔之命；尔不许我，则屏璧与珪，谓不复事神也。盖武王丧，则周之基业必坠，虽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卜之，皆吉。▯三而吉一，故曰一习吉。卜不习吉，与此不同。及见其书，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谓也。
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公曰：「观此体，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于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图终其业，兹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纳册于匮，中国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防。既毕则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为后来自解之计也。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国曰：「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此已后，史官记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为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于国，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资禀卑下，以小人之心量圣人，实有所不谕也。四凶在尧朝，不闻其恶；至舜时，乃露。管蔡在武王时，不闻其变；至周公时，乃动。盖其资禀卑下，遇事则发。「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见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虽异，其心则一。何者？象欲害舜，不过舜之一身耳；当成王之防，安危之机，正决于此事，关社稷，岂得不诛？故舜之不藏怒宿怨，与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东二年，方是时，内而王防，外而四国倡乱。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见周之十乱，尚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内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罗列贤士，尊敬旧徳，正为此时也。况成王童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茍无二公，则未必不信谗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东？盖二公其间调防之力也。后世秉权之臣，安敢顷刻而去君侧？举足左右，事变反覆，曽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权，至于摄政，可谓重矣。一旦东征之出，畧无迟疑。居东二年，君与同列，无间可开，至公之心。权势之际，本无适莫，而流言之变，犹不免所居之难，盖如此也。至于作鸱鸮以贻王，而王亦未敢诮公。所谓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观豳风之诗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谓之朝廷，则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时，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从，则幸；不从，则不可继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当培养，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为过。成王未知周公，则二公岂得为知周公哉？成王知，则二公始为知周公矣。此君臣一体之义。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防。▯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
天人之际，闲不容发。成王之心，方将悔悟，天即变动。王与大夫尽弁，将卜以求天变，故开金縢之匮，偶见周公代武王之説。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为，不知或以为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开此书，以为公自解之计，姑问诸史与百执事，是以诈心逆圣人也。当时周公既使二公，不必与二公，即不复与，不惟不敢问周公，亦不敢问百执事。公命勿敢言，见周公诚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犹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徳。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辞也。当周公之作诗，成王
译唉！不要辜负上天降下的宝物，命我先王，也永远有所依归。如今我已在元龟上受命，如果你答应我，我就带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的命令；你不答应我，我就把璧和珪扔掉。
这并不是与三王订立契约。周公的诚意到了极点，以至于此。你答应我，我就带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的命令；你不答应我，我就扔掉璧和珪，表示不再侍奉神灵。因为武王去世，周朝的基业必然倾覆，即使想侍奉神灵，也不可能了。
于是占卜三次，一次出现吉兆。打开龟甲，看到卜辞，于是全部是吉兆。
并非占卜三次，在三王之前都有一次占卜，都是吉兆。三次占卜中吉兆占一次，所以说一次出现吉兆。占卜不出现重复的吉兆，与此不同。等到看到卜辞，也全部是吉兆。全部，是大同的意思。
周公说：“看这卦象，大王没有灾祸，我小子新近受命于三王，只图永远终结大业，这等待能念及我一人。”周公回去，就把册书放进金縢的柜子里。大王第二天就痊愈了。
周公说：“看这卦象，大王没有灾祸，寿命可以延长了。我小子新近受命于三王，说再次得以延长寿命，以图完成大业，这可以等待。武王的病痊愈，能念及我一人了。”把册书放进柜子里，是国家的常典。古人敬神，凡是占卜的东西都不敢防备。结束后就藏起来，不是周公特意藏起来，留作后来自己解释的计策。
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弟弟就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对年幼的君主不利。”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公爵说：“我不避开，我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住在东方两年，罪犯就被抓获。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
这以后，史官记录周公的始末，结合流言的本源，写成一篇。管蔡和众弟弟在国中散布流言，不是周公对待他们不够周到，因为他们资质低下，用小人的心思揣度圣人，实在有所不理解。四凶在尧朝，没听说他们的恶行；到舜时，才暴露。管蔡在武王时，没听说他们变节；到周公时，才行动。因为他们资质低下，遇事就发作。“我不避开，我无法向先王交代”，可见周公的不得已。舜对待象，周公对待管蔡，事情虽然不同，心意却一样。为什么呢？象想害舜，不过害舜一人罢了；当成王防备时，安危的关键，正决定于此，关系到社稷，怎能不诛杀？所以舜不藏怒宿怨，与周公用辟一样。周公住在东方两年，当时，内部有王防，外部有四国倡乱。周公凭什么敢出征，长达两年之久？因为周的十乱，还有像两位公爵，可以托付内事，像周公在左右一样。古人罗列贤士，尊敬旧德，正是为了这时。何况成王年幼，流言正传播，他的心难免疑惑。如果没有两位公爵，那么未必不信谗言而怪罪周公，周公怎能安然住在东方两年？这是两位公爵在其中调防的力量。后世掌权的臣子，怎敢片刻离开君主身边？举足左右，事变反复，转眼之间。这是什么原因呢？周公的权力，到了摄政，可谓重了。一旦东征出发，毫无迟疑。住在东方两年，君主与同列，没有间隙可乘，至公之心。权势之际，本来没有偏私，而流言的变故，还难免所居之难，就是这样。至于作《鸱鸮》送给成王，而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所谓不敢，就是改悔的根本。看《豳风》的诗说：“周大夫讽刺朝廷不知”，称为朝廷，那么不只是成王不知两位公爵，也不知道了。两位公爵不是不知周公。成王正处在不敢的时候，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让两位公爵一旦迫使他顺从，那么幸运；不顺从，那么不可继续。大体上，君主如果有不敢的意思，就应当培养，使厚待他，一旦翻然自悔悟就可以了。周大夫的讽刺，也不为过。成王不知周公，那么两位公爵怎能知周公呢？成王知，那么两位公爵才知周公。这是君臣一体的意义。
秋天大丰收，还没收割。天大雷电伴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人们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都戴上弁帽，来打开金縢的书，于是得到周公自以为功，代武王受命的说法。两位公爵和成王于是问史官和百执事，回答说：“确实。”唉！周公命令我，不敢说。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不要再占卜了。”
天人之际，间隙不容头发。成王的心，正将悔悟，天就变动。成王和大夫都戴上弁帽，将占卜以求天变，所以打开金縢的柜子，偶然看到周公代武王的说法。而且周公的占卜，成王固然不知两位公爵为何，不知或以为两位公爵固知之，想因占卜使成王开此书，作为周公自解的计策，姑且问史官和百执事，是以诈心逆圣人。当时周公既使两位公爵，不必与两位公爵，即不复与，不仅不敢问周公，也不敢问百执事。周公命令不敢说，可见周公诚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犹不言，是谁使他这样呢？
从前周公勤劳王家，惟我冲人不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辞也。当周公之作诗，成王
非不朝夕观省，犹不能无疑。此则幡然而悔，何也？公诗虽切，乃公之言，天意昭示，则王之自悟也。我小子当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国家之礼所当然耳。
译并非不早晚观察反省，仍然不能没有疑惑。这就忽然感到后悔，为什么呢？周公的诗虽然恳切，但那是周公的话；上天的意旨明显昭示，则是君王自己的觉悟。我这个小辈应当洗涤身心、改过自新，以迎接周公，这也不是为了加重国家礼仪所应当做的罢了。
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嵗则大熟。
见天人之验至切也
増修东莱书说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増修东莱书卷十九 宋 时澜 撰
大诰第九 周书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黜殷，作《大诰》。武王灭殷而存其后，故立武庚禄父于卫，使管叔、蔡叔、霍叔监之，谓之三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三监挟武庚及淮夷同叛，于是▯黜殷命，遂作《大诰》。不言武庚，乃言三监及淮夷叛者，盖武庚之叛生于三监之谋，欲间周公。孔子灼见其情，《春秋》一字之贬也。周公相成王，▯黜殷，作《大诰》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内而三监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挟灭商之怨，摇动王室，安危存亡之机，在此。周公大诰万方，明谕厥防，以行天讨，此《大诰》所以作也。舜杀鲧，用禹，不闻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杀纣，立武庚，未几乃叛周者，舜固天讨，武王亦天讨也。此无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变风移，不如古也。欲见圣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见。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语之辞也。时虽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开导天下，使听命也。
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
此周公讨乱之规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监及淮夷耳，何必大诰、多方及御事之人？盖当时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为周，天下亦未必尽晓，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监扇动为变，恐乱之牵引不止于此，所以大诰、多方之诸侯、御事之臣，开晓其志，谕以天意从违之理，使之释然晓悟。人心有定，合一无间，则变无由生，然后周公得以安焉。而东征后，世人君一方有乱，出师致讨，丝牵绳聨乱阶浸长者，变端在人心故也。唐徳宗时，田悦始叛，其后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转卒无有已。周公于此，必大诰、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诚意孚于告谕之时，天下信之有素，是以东征三年之乆，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镇定之也。
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防冲人，嗣无疆大厯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监，先之以叹，所谓痛则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谓武王既死，三监复叛，是天降灾害于我国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防冲人嗣无疆大厯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防冲之小子，乃当此重祸，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廸导民于康安，况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
已者，更端之辞。言我以防冲小子，当此祸，如涉深渊之水，无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济者，虽畏之之深，终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济之之道。抑畏自彊，两者并行，方能有济。茍不知抑畏，以天下为不足，平则失之轻忽，不足以立事。茍徒畏缩，而不求所以济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渉渊水」，则必求攸济之理，所谓知天命也。
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敷贲，谓修明典章法度，贲饰前人之业，増光润饰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茍徒保守，无所増饰，使祖宗之业不至光明盛大，日新无疆，则为不善继矣。必贲饰其业，大前人所受之命，兹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盖继续不已之意。大者，创造之实；敷贲者，继述之工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者，谓威既用于三监，若不往伐，是闭天之威用也。
宁王遗我大寳▯绍天明即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国，必有大▯以为国镇。此一句，大诰一篇之纲目也。自始至终，皆以卜为言。谓武王遗我大寳▯，继绍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圣人之将天命，必有定见。何以▯卜为信？盖圣人斋戒神明其徳，以验之于▯，而▯又至神无私，与圣人之心相协。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后世技术之卜也。
曰：「
译周王出城到郊外，天就下了雨，风向逆转，倒伏的禾苗全都重新挺立起来。两位周公命令众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禾苗，全部扶起并培土加固，这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这体现了天人感应极其真切。
増修东莱书说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増修东莱书卷十九 宋 时澜 撰
大诰第九 周书
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通过占卜决定讨伐殷商残余势力，于是作了《大诰》。武王灭掉殷商却保留了其后代，所以立武庚禄父在卫国，派管叔、蔡叔、霍叔去监视他，称为三监。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三监勾结武庚以及淮夷一同叛乱，于是通过占卜决定讨伐殷商残余势力，于是作了《大诰》。不直接说武庚，而说三监和淮夷叛乱，大概是因为武庚的叛乱源于三监的阴谋，想要离间周公。孔子洞察了其中的实情，《春秋》中一字之贬斥便体现了这一点。周公辅佐成王，通过占卜决定讨伐殷商残余势力，作《大诰》，这是因为武王刚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处于令人畏惧的地位，内部有三监不利于幼主的言论，外部有武庚挟持灭商的怨恨，动摇王室，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此。周公向各方发布大诰，明确告诫他们防备，以执行上天的讨伐，这就是《大诰》所作的原因。舜杀鲧，任用禹，没听说禹有背叛舜的意思；等到武王杀纣，立武庚，不久武庚就背叛周朝，这是因为舜的讨伐是上天的讨伐，武王的讨伐也是上天的讨伐。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禹能知晓天命，武庚不知晓天命罢了，也是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不如古代那样了。想要看到圣人忠厚之心，反复阅读这一篇就可以明白了。
王说：“谋划，
谋划，就是道。这是开始说话时的辞令。虽然时代不同，也有唐尧虞舜时期君臣和悦的景象。开导天下，使人们听从命令。
大诰你们各方诸侯以及你们办事的臣子，
这是周公讨伐叛乱的规划。武庚的叛乱，仅限于三监和淮夷罢了，何必大诰多方诸侯以及办事的臣子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天下刚安定，人心未安，改商为周，天下未必都明白，然而知道天命所在。加上三监煽动作乱，恐怕叛乱的牵连不止于此，所以大诰多方诸侯、办事的臣子，开导他们的意志，晓谕他们顺从或违背天意的道理，使他们释然明白。人心安定，团结无间，那么变乱就没有产生的缘由，然后周公才能安心。而在东征之后，世人君主一方有乱，出兵讨伐，像丝线牵引、绳索连接一样，叛乱的阶梯逐渐增长，变乱的根源在于人心啊。唐德宗时，田悦开始叛乱，其后朱滔、王武俊之流叛乱，辗转反复最终没有停止。周公在这里，必定大诰多方诸侯以及办事的臣子，使占卜的意图明白昭示于天下。周公的诚意在告谕之时就使人信服，天下人向来信任他，所以东征历时三年之久，而天下依然如故，这是由于周公事先有办法镇定局势。
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作延缓。只有我这年幼的人，继承无穷大的政事，不能做到明智地引导，使百姓安康。况且说谁能知晓天命呢？
想要讨伐三监，先以叹息开始，所谓痛则呼天。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作延缓，是说武王既已去世，三监又叛乱，是上天降下灾害于我国家更不稍作等待。洪惟我年幼的人继承无穷大的政事，是周公代成王，自我反省自我克制的言语。深思我这年幼的小子，面对这重祸，力小而任重，既然不能做到明智，引导百姓走向康安，何况谁能知晓上天的命令呢？造哲如知晓，叫作明哲，明哲实际就是做到明智。
罢了，我只有这年幼的人，如同涉过深渊的水，我只有前往寻求，我所渡过的地方。
罢了，是转换话题的辞令。说我这年幼的小子，面对这祸患，如同涉过深渊的水，没有渡口和边际，如此可畏。我只有前往寻求我所渡过的地方，虽然畏惧之深，终究不可不去，必定前往寻求渡过的方法。抑制畏惧自强，两者并行，才能有所成就。如果不知道抑制畏惧，认为天下不足畏，就会失之轻忽，不足以成就事业。如果只畏缩，而不寻求渡过的方法，就是畏懦不能成就事业的人。所以成王说“如同涉过深渊的水”，则必定寻求渡过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知晓天命。
修明，修明前人受命的事业，这才不忘大功，我不敢闭塞上天降下的威用。修明，是说修明典章法度，装饰前人的事业，增加光辉润饰的意思。大概守成的君主，如果只保守，无所装饰，使祖宗的事业不至光明盛大，日日更新无穷，就是不善继承。必定装饰其事业，光大前人所受之命，这才能够不忘所成的大功，大概是继续不已的意思。大者，是创造的实质；修明者，是继承述说的功夫。我不敢闭塞上天降下的威用，是说威既用于三监，如果不前往讨伐，就是闭塞上天的威用。
先王遗我大宝龟，继承上天的明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国，必定有大宝龟作为国家的镇守。这一句，是大诰一篇的纲目。自始至终，都以占卜为言。说武王遗我大宝龟，继承上天的明命，而成就其休美之命。圣人承当天命，必定有定见。为什么以占卜为信？大概圣人斋戒神明其德，以验之于占卜，而占卜又至神无私，与圣人的心相协调。这是天命不易之理，不像后世技术性的占卜。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