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修东莱书説卷三十

译“这些谋略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如果臣下都能像这样，那真是贤良而显耀啊！成王既然勉励君陈，彰显周公的训诫，所以再次举出周公精微的训诫来告诉他。从“至治馨香”以下四句话，就是所谓的周公的训诫。说完这些，用“你应当效法这些周公的谋略和训诫”来揭示，那么这四句话是周公的训诫就明白了。事物的精粗，本来没有两种实体，然而形体静止而气味上升，静止的有方位，上升的没有间隙，那么馨香就是精华向上通达的表现。治理达到极致，馨香散发并被听闻，感动并感格神明，不疾速而自然达成。凡是昭示进献黍稷的芬芳，这难道是黍稷的馨香吗？之所以芬芳，实际上是明德的馨香。至治列举其成就，明德遵循其根本，并不是有两种馨香。周公的训诫固然精微，而举出来告诉君陈，尤其恰当。从殷朝遗留的顽民来说，想要他们感动感格，不可以用刑罚驱赶和逼迫，所谓通达没有间隙，应当深刻反省。从周公的法度来说，典章虽然具备，如果没有前人的德行，就会索然无味、萎靡不振，徒然成为陈旧的痕迹。所以勉励他用这些谋略和训诫，每天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这些训诫，极其精微，如果不是每天更新不止，深入致力于笃敬的功夫，谁能参与其中？已经告诉他要勤勉遵循周公的训诫，感慨地有感于周公而说：“凡人没有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成王说周公的圣德，假使以前只听到他的名字而没有见到，那思慕向往的心情，只怕不能一见。等到亲自与周公交往相处，反而习以为常，不能遵奉，真是所谓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现在周公去世了，不能再见到了，以前不能遵循圣人的悔恨，还能追回吗？这难道只是用来警示君陈吗？成王感慨地与君陈共有这份遗憾。然而成王难道真是不能遵循圣人的人吗？只是思念周公深切，而自视好像不足罢了。你要警戒啊！你是百姓的风向，像草一样告知他们，因为已经居于百姓之上，百姓的动向只随你的方向，不可不警戒。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除有兴起，出入都出自你的谋划，众人的言论相同就反复思考，百姓既然只随你的方向，那么他们的动向尤其不可不审慎。凡是谋划政事，无论大小，没有可以忽视的，有所废除兴起，应当出入反复，与众人共同谋划考虑，众人的言论相同，应当反复深思，所以深深谨慎所发出的政令。废除兴起，不是说更改周公的法度，而是政事举措之间，斟酌权衡，以求得当而已。上面遵守周公的法度，下面借助众人的言论，不是私心自用所能成就的。成王举出来托付给君陈，他对此早有了解。你有好的谋略和规划，就进入宫内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宫外顺应执行，说：“这些谋略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都能像这样，真是贤良而显耀啊！列举他以前的善行，而明确他可以担当这个责任。君陈平时，凡有谋略，立即进入宫内告诉君主，等到施行之后，就淡然不居功，在宫外顺应执行，说这些谋略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作为臣下，公心奉上，如果真的都能像这样，岂不是很贤良显耀吗！大概是感叹君陈不可多得，而改变古法、废弃众人、自立名誉的事情，本来可以确信他一定没有。以前尚且忘记自己的善行，而都归于君主，今天难道会嫉妒别人的善行，而想要出于自己吗？

译成王说：“君陈，你应当遵循周公伟大的教诲，不要倚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借用法度来削减宽厚，而要有节制地从容行事，以安抚殷商遗民。对于罪犯，我说要惩罚，你就不必惩罚；我说要宽恕，你就不必宽恕。只有那些中间持守不够坚定的人，如果不服从你的政令，不感化于你的教诲，就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真正的刑罚。对于那些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即使罪行轻微，只要犯了三次也不予宽恕。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有愤恨，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无缺。只有具备忍耐，事情才能成功；只有具备包容，德行才能宏大。考察那些修养良好的人，也要考察那些修养不好的人；提拔那些善良的人，用来引导那些不善良的人。”

周公的教诲，已经极其宏大了。成王还希望君陈能将其扩大并充实，并不是认为周公的教诲有所欠缺。继承前人政治的人，如果只以维持现状、因循守旧为心，他的成就必定比前人低好几等。只有奋发开拓，期望光大前人的基业，然后才能勉强不使事业衰败。因为开创与继承，其用力是大不相同的。不要倚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借用法度来削减宽厚。粗略地说，君陈难道是利用宠信利益行私的人吗？似乎不必告诫。精细地说，这两种弊病，即使是贤者也恐怕不能避免。权势，是东郊的权势；法度，是东郊的法度。我何必参与呢？虽然如此，权势是我所处的地位，法度是我所用的工具。朝夕处于其中，使用其中，我怎么能不参与其间呢？一旦参与，就是倚仗权势逞威风，借用法度削减宽厚了。逞威风，不是自然的流露；削减宽厚，是侵犯了应有的常理。这两种弊病，隐藏在细微难察的关头，怎么能不精细察验呢？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安抚，这样才能使其中和。当时大体固然应当宽厚，如果没有节制，就会流荡放纵，乖张争竞、欺凌冒犯由此产生，怎么能从容安抚呢？在品节规范中驯服调适，在法度范围内游息化育，这就是安抚的道理。殷民中的罪犯，我说要惩罚，你就不必惩罚；我说要宽恕，你就不必宽恕。只有那些中间持守不够坚定的人，君陈是笃厚的人。我担心他持守可能不足，所以告诉他，对于殷民触犯罪法的人，不要迎合上意，只看法度的中道。如果有不服从你政令、不感化于你教诲的人，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刑罚。意思是说，用刑的时候，必须惩罚一个可以制止一百个人，然后才用刑。大概用刑应当用在关键处，而不能泛泛施行。对于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即使罪行轻微，只要犯了三次也不予宽恕，这是说，长期作恶而不悔改，气焰足以煽惑风俗的人，所犯的虽然轻微，但积累到三次，足以显示其不悔改的实情，于是用刑不予宽恕。这就是用刑的关键处。如果不是这类人，难道也会记取他们的微小过错而诛杀他们吗？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有愤恨，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无缺，这是居于上位者的道理。敏捷的人举荐就够了，顽固的人提耳教导也不明白。以敏捷对比顽固，不期望愤恨，却自然达到愤恨。坐着发布命令的人常常容易，执行命令的人常常困难。以容易要求困难，不期望求全，却自然达到求全。只有以宽厚居之，以恕道体之，差不多可以免除这些累赘了。容易激动而轻率发怒的人，常常败坏事情，所以必须有忍耐，然后才能成功。忍耐固然可以成功，但还有坚制蓄力的意思。至于包容，则洪大宽绰，宽宽绰绰有余地，这就是德行宏大的原因。忍耐说的是事，包容说的是德，深浅固有区别。进而于此的，也有次序。忍耐与包容，凡人没有不应当的，而居于上位者处于事物的关头，忤逆激排的人交相到来，尤其应当深致力。考察那些修养良好的人，也要考察那些修养不好的人；提拔那些善良的人，用来引导那些不善良的人。善人多而恶人少，是治理的开始吗？恶人多而善人少，是治理的开始吗？善人都跟随其中最优秀的人而先行。君陈的时候，顽民作恶的人多，不可胜诛。选拔那些修养良好的人来示众，以此来考察那些修养不好的人；进用那些善良的人来劝勉，以此来引导那些不善良的人。善举而恶人自然劝善，这是东郊当时的治理体制。

只有百姓本性厚道，因为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他们所喜爱的。你能恭敬法典，在于德行，那么就没有不变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多福，你的美好，最终有言辞流传于永世。

商民如此浅薄。成王却根据其本性而称之为厚道，是不看其流变而看其本源。他们之所以浇薄，是因为居住在淫乱沉溺暴虐的地方，而被外物所变迁。本性厚道的，既可以变迁为浅薄；已经浅薄的，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回归厚道吗？想要变迁而回归厚道，这不是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他们所喜爱的，百姓对于上级，本来不听从其文饰而听从其实质。虽然知道恭敬法典而不在德行，那么法典与我就是两样东西，这就像已经具备了文饰而没有具备实质，怎么能感动人呢？只有恭敬法典而在德行，那么所恭敬的法典无非是实实在在拥有于自身，实质的感人，如同桴鼓相应，所以当时没有不变的，而确实升进于大道。这样，君臣都承受福分，而名声流传于永世。教化的广博，福分的深厚，名声的长久，所以达到这些的，都出于恭敬法典在于德行罢了。东郊的任命，君陈起初以美好的德行孝恭得到它，成王最终以恭敬法典在于德行勉励他，取之以实，期望之以实，始终一贯以实。

顾命第二十四 周书

尧舜禹汤文武没有顾命，而成王独有顾命，始终授受之际，国有常典了。成王之初，经历三监之变，王室几乎危险，所以在这里正其终始，特别详细。《顾命》是成王用来正其终的，

译《康王之诰》是康王用来端正其即位之初的。

译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于是作了《顾命》。

天子是天下的共同君主。成王强撑病体亲临广朝而下达命令，两位公爵接受遗命，率领诸侯辅佐新君，这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天位并严肃大宝的尊严。世人称汉武帝在宿卫中防范霍光，托付以防备孤儿，认为是知人善任，却不知道所谓的大臣，不是那种可以托付安危、系属存亡的人，就不在这个位置上。像周朝的召公、毕公，对内总领众职，对外统率诸侯，君主在世时辅佐政事，君主去世后托付孤儿。所谓接受遗命，大概只是他们的一项职责罢了。汉武帝临终前，才提拔一人托付给他，平时的大臣究竟有什么用呢？他的准备不足到了极点。

只有四月，月亮初生时，王身体不适。甲子日，王于是用水盥洗，相被冕服，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说：“唉！病情日益加重，危殆的病势日渐逼近，既然病重留连，恐怕不能发誓立嗣，现在我审慎地训诫命令你们。”

成王在甲子日的命令，距离去世仅有一天罢了，仍然盥洗以示洁净，穿戴冠服以示庄严，顾命托付的话深奥精明，大概是因为面对众人的恭敬，不因困倦疲惫而废弃，而平日确定的道理，虽然临近死亡，依然清晰明亮。只有善于调理气息的人，才能经历疾病而不懈怠；只有善于修养内心的人，才能面对生死而不昏乱。这难道是朝夕之间积累而成的吗？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是六卿。师氏、虎臣，是宿卫之臣。百尹、御事，是百官之长以及所有处理事务的官员。召公以太保统领冢宰，本来无可怀疑。毕公与召公一体，但班次排在第四，大概是因为司马的兵权掌握在他手中，如果不是元老重臣，是不容易托付的。六卿百官都已经来到王庭，然后才发布命令。“疾大渐，惟几”以下，都是叙述顾命的意图。统而言之就说病重，分而言之就说病势，病情大大进展而濒临死亡，病势日益加重而更加留连，恐怕不能发誓立嗣以继承我的志向，这就是审慎度量为训而出命的原因。誓言则发力，审训则思虑成熟，不改变其言辞，想要群臣不轻率地听从。

从前君主文王、武王，宣扬重光，奠定民众所依附的基础，陈列教化，于是反复练习而不违背，因此能够取代殷商，聚集天命。在后的年轻人要恭敬，迎接天威，继承遵守文武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现在上天降下疾病，大概不能起身不能醒悟，你们还要明察时机，我的话用来恭敬，保护长子钊，渡济于艰难，怀柔远方能近处，安抚劝勉大小众官。

尧舜君臣并列，所以称为重华；文武父子相处，所以称为重光。自古圣人相继的盛况，只有这两个时期是这样。奠丽，是确定民众所依附的基础；就像居住依附于房屋，饮食依附于田地一样。大概是说养育他们。陈教则是教导他们。君主的职责，不过教导和养育这两端罢了。所谓肄习，教导和养育的事业，不可以未经尝试就突然施行于民众，所以必须先练习。练习久了，理事贯通，举无所违，然后才能推广而达到。取代殷商而聚集天命，文武是生知的神圣，如果不等待学习，而在教导和养育的事业上练习勤奋，经历长久，他们不敢轻率到如此地步，那么治理天下的人可以轻易言说吗？如果不是成王自己防范习闻王业的艰难，也不能发表这样的议论。“在后之侗”以下，是成王自叙平日用力的实际。恭敬迎接天威，是凛然如同天威在上，恭敬地承受，而不是心中有所迎合。天威，就是理。文武大训是阐述这个理的。继承遵守文武大训，不敢昏乱逾越。这是说操持存养的功效。恭敬就不昏乱，昏乱就不存养了。稍微昏乱就会逾越，君子所以无不恭敬。现在上天降下疾病，大概不能起身不能醒悟。你们还要明察时机，我的话。说疾病已经危殆，以后将不再有话。想要群臣明听这些话。然而不能起身不能醒悟，是血气的病罢了。如果志气，则不敢昏乱逾越，起初未曾生病。用恭敬保护长子钊，渡济于艰难，嘱托二公群臣保傅康王，大济于艰难。说元子，是正其统绪。怀柔远方能近处，安抚劝勉大小众官，是略举君道的大纲以示之。怀柔安慰劝勉，都是居上之道。合远近大小而言之，周遍不遗，才是所谓的君道。

想想人自己扰乱了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进于非几。

这话，大概是成王平日至亲至切的学问，直到死才发出其秘密。周公精微的道理，成王得到了，将终时才展示给群臣。孔子精微的传授，曾子得到了，将终时才展示给孟敬子。都近在于威仪容貌脸色辞气之间。那么周孔难道只是同道，他们用工的次第品目也没有不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有动作威仪的准则。大概都是天命。躁轻纵缓，或者逾越其准则，只是人自己扰乱罢了。其天秩本来何尝乱呢？说：想想，人自己扰乱了威仪，追溯其语意的深长，可见其观察的深远。威仪失则，岂止是形于事，见于行然后当戒？一俯一仰，毫厘有间，即非天命已，冒进于非之几矣。说：你们不要让钊冒进于非几，品味其诰戒的严密，可见其察之精。有用力于圣学者，其可不请事斯语乎？

现在既已接受命令，还出

译在庭院中悬挂衣服。到了第二天，乙丑日，周王驾崩。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协助齐侯吕伋，带着两面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之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安抚并确立其宗庙之主的位置。丁卯日，命令制作册命文书。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须材。

译端正生死的变故，审慎安危的防备，在这章中得以体现。整理衣冠帷帐，群臣退朝后撤去帷帐，所谓“疾病时内外都要清扫”，大概是安静地等待终局，这是顺从到了极点。周王已经驾崩，召公以冢宰的身份摄政，命令仲桓、南宫毛出使到齐侯吕伋那里，去取来干戈和虎贲武士，在南门之外迎接周王的世子。仲桓、南宫毛，都是朝廷中贤能的臣子。吕伋大概是太公望的儿子，以诸侯的身份在王朝任职，掌管宿卫之事。成王的军政，统领六军的是毕公，掌管宿卫的是太公望的儿子，兵权所归属的人，也不轻慢。国家有大丧，呼吸之间关乎安危，征调宿卫武士来迎接嗣君，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了。发布命令的是冢宰，传达命令的是两位朝臣，接受命令的是功勋显赫的诸侯，体制尊严，枢机周密，挫败敌冲、消除祸端的意思，就很深远了。仲桓、南宫毛并非不能单独任用，但因为是确立君主的命令，所以一并派遣前往，这是为万世做考虑。从端门进入，万民都能看见，是与天下共同见证。延请进入翼室，作为居丧的宗庙，向天下显示不可一日没有统帅。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以后，宦官执掌国命，在宫掖中更换君主，而外朝还不知道，这才知道周朝的制度，周全地预备，即使是一条一节，也不可废弃。丁卯日，命令制作册命文书，大概是召公命令制作册命康王的文书称为“度”，这是简册大小长短的格式。从乙丑日到癸酉日，周王驾崩已经九天了，天子七天而殡，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料，大概是已经殡殓而致送百祀的材料，供给丧事的百种用度。召公以西伯为相，改变文字称为“伯相”，是显示他总揽内外的重任。自成王驾崩之后，直到康王接受册命之前，命令都出自召公，而其他人不参与，所以始终以太保伯相来称呼，这是为了统一号令而没有二心。

狄人设置黼扆，整理衣冠帷帐，面向南。铺设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面向东，铺设重防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面向西，铺设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面向南，铺设重笋席，〇纷纯，漆，仍几。越玉五重，陈列宝物，赤刀，大训，〇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〇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前面，缀辂在阼阶前面，先辂在左塾前面，次辂在右塾前面。

这些都是陈列仪物而传达顾命的。狄是贱役的有司。丧事中的复礼由狄人设置台阶，那么他们供给丧役而掌管设置张挂之事。黼扆是屏风，缀衣是帷帐，是天子临朝所用的。牖间两序西夹的席子有四张，先儒所说的朝觐听事养老燕私的座位，虽然经书没有明文，但是牖户之间称为扆，天子背扆朝见诸侯，那么牖间面向南的席子是正座。而三张席子，则是一时的仪制。这四张席子，平时随事而设，各有所主；到传达顾命时，则一并陈列，所以完备国容而遍象其平生的居处。牖序夹房阶塾，都指路寝而言。〇称为牖，东西厢称为序，厢的夹室称为夹，又称为房。西称为宾阶，东称为阼阶。门侧的堂称为塾。有人说路寝如明堂，于是怀疑东西序不应有五室的制度。到迁就其说，认为镐京宫室尚仍诸侯的旧制，不知取正于经，而曲生骈赘，适足以溺心丧志而已。敷重者，敷设重席，所谓天子之席五重者也。篾席，孔安国认为是桃枝竹，郑〇之时，孔传未出，其释《周礼》亦以次席为此竹，盖一物也。底席谓蒲席也，丰席即筦席也，笋席则缉竹箨而为之者也。缘谓之纯，盖席之缘曰黼，曰缀，曰画，曰〇纷，皆席缘之饰也。司几筵之五席筦缫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变几，凶事仍几。华玉者饰以色玉，所谓玉几也。文贝者饰以贝也。雕玉者则所谓雕几也。漆则所谓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陈寳之名物，西序所陈不惟赤刀〇璧而大训防之，东序所陈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图防之，则所寳者断可识矣。〇之舞衣大贝鼖鼓兊戈垂矢之属错然并列，四海之巨丽，千载之典刑，盖聚见于此也。四辂在庭，所以严容衞，或以五辂置革不陈，或以缀次为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独盛弥文而章备物，天位峻极，幄坐靓深，寳镇晖华，车辂峙列，入其庭将肃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投艰之意，不言而已，传矣。

二人戴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戴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戺。一人戴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戴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戴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戴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戴冕执锐，立于侧阶。

弁是士的服饰，冕是大夫的服饰。惠戈、刘钺、戣、瞿，锐其制不尽见于书传，然

译都是手持威严兵器来保卫殿阶的人。毕门，是路寝的大门。两阶戺，是主阶和宾阶的边缘。东堂、西堂，是路寝东西厢房前面的厅堂。东垂、西垂，是路寝东西台阶的上方。侧阶，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也是侧阶的上方。士都站在堂下，大夫都站在堂上，这是远近亲疏的次序。古代手持戈戟来宿卫王宫，都是士大夫的职责。没有战事时侍奉宴饮私事，就从容不迫地修养德行，有恩泽的滋润；有战事时负责抵御外侮，就坚定严明地坚守道义，没有心腹的忧患。下到秦汉时期，持戟守卫的尚且只剩下一二人。这种制度既然已经废除，君主接见士大夫，只有上朝的几个时辰，而周围庐舍和殿阶的守卫，有时却环绕着那些埋没人才、愚昧凶悍的人。有志于恢复古制的人，应当深入推究。

译康王戴着麻布冠，穿着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从宾客的台阶登上卿士和诸侯君长之位；卿士和诸侯君长戴着麻布冠，穿着绣有蚁形花纹的礼服，进入各自的位置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着麻布冠，穿着红色的礼服。太保捧着大圭，上宗捧着同（酒器）和瑁（玉制信物），从东边的台阶登上。太史拿着册命文书，从宾客的台阶登上。侍从王宣读册命说：“先王靠着玉几，传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先王的教诲，临朝君临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此报答文王、武王的光辉训诫。”王再次拜谢，起身回答说：“我这样微小的末代小子，哪里能治理四方，来敬畏上天的威严。”于是接受同和瑁。王三次进爵、三次祭酒、三次奠爵。上宗说：“享用。”太保接受同，走下台阶洗手，拿着另一只同，手持璋玉进行酬酢，把同交给宗人，拜谢。王回拜。太保接受同，祭酒并尝酒，接受宗人的同，拜谢。王回拜。太保走下台阶，收拾祭器。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礼仪器物都齐备后，然后延请康王接受顾命。从此开始称王，大概是接受了册命并践履王位。麻布冠、绣斧纹的礼服，是王的祭服。将要向成王奠酒并接受册命，所以改变麻布冠而戴冕。从宾客的台阶登上，还以儿子的身份自居，不敢自居为主人。卿士和诸侯君长，戴着麻布冠，穿着绣蚁纹的礼服，祭服的裙摆都是浅红色的。现在改变他们的裙摆，大概是因为没有奠祭祝祷的事，不能纯粹使用祭服；有位置在班列中，不能纯粹使用丧服，斟酌吉凶之间，显示礼制的变化。把卿士排在诸侯君长之上，内重京师而外轻诸夏，这是名分的大义。召公接受遗命，太史捧着册命，宗伯辅助礼仪，所以都穿着祭服。红色的裙摆就是浅红色的裙摆。大圭，是天子的镇守之物。瑁，是用来合诸侯圭璧的，是天子的权柄。同，是酌酒告慰先王的。召公、宗伯以先王的命令捧着符宝，传给嗣君，有主人的道理，所以从东边的台阶登上。太史捧着册命以赞助王，所以与王接步而从宾客的台阶登上。先王靠着玉几以下是册命的言辞。说大君强撑病体亲自靠着几案传达最后的遗命，所以深深激发他的哀敬。不说嗣位而说嗣训，训诫是用来守位的，遵循其根本。临朝君临周邦，是地位的重大。遵循大法，是法度的重大。调和天下，是和谐的重大。居于大位必须由大法，达到大和谐，然后可以对应文王、武王的明训，哪里是小聪明小恩惠所能称职填补的呢。册辞如此典正严重，后世读之尚且肃然，形神俱肃，亲自承受的人大概可知了。王再次拜谢接受册命，起身回答退下，推托自己渺小不敢自必，能治理四方而敬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康王的退托，就是即九的无首，是天之则。文武成王的心，所以得其传。王既接受册命，然后接受同，执瑁而奠告于成王。宿是进爵，祭是祭酒，咤是奠爵。上宗与大宗都指宗伯，说飨者，是传达神命而以神的享用告知。召公接受王的同，以下复自盥洗，更用它同，手持璋玉以酢，酢是报祭。祭礼，君执圭瓒祼尸，大宗执璋瓒亚祼报祭，也是亚祼的义，所以手持璋玉。祭必有报，诚意之无已。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将祭，王答拜者，是敬神之享。宗人，是宗伯的属官，辅助召公的。召公复受同以祭，然后饮福哜者至齿，方在丧疚，所以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王为丧主，则非徒不甘味，虽饮福亦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是敬礼之成。观升降奠飨之际，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质此心于神明。太保降收者，盖百官总己以听召公，公退则有司收彻矣。视其进退以为莭。诸侯出庙门俟者，庙门即路寝之门，成王之殡在焉，故名之以庙。俟见康王于门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诸侯，盖入庙门则子道也，出庙门则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于门内而伸于门外也，父子君臣之义着矣。

增修东莱书説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二《宋》时澜撰

康王之诰第二十五 周书

舜除去尧的丧服，到宗庙咨询岳牧；成王除去武王的丧服，朝见宗庙访问群臣。都是百代的正礼。然而成汤刚去世，伊尹就偕同群后侯甸，训诫太甲。礼固然有时而变。解说者不怀疑太甲在居忧之时接受伊尹群后的训诫，却怀疑康王在居丧之日接受召公、毕公和诸侯的告诫。更甚者，有人以晋国辞别诸侯为证。那么隆盛的周朝元老，反而不如衰微晋国的陪臣吗？

康王既已担任天子，于是告诫诸侯，作《康王之诰》。

这是孔子的书法。遂是继事的辞。既已宅尊位，继即告诫诸侯。其辞之急迫，则其意必有不容已者。四国流言之变未远，亟颁新天子的号令，所以镇浮议而折奸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际，康王二公岂得已而不已者乎？序辞之亟，所以发明康王二公不获已之本心也。

王走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都铺陈乘黄朱，宾客称奉圭兼币说：“一二臣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