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一

译春秋两季修缮祖庙，未曾听说其中夹杂善恶的评判。大概自古以来向来如此称呼罢了。如果像贾逵所说，春季选取阳气旺盛之时，秋季选取阴气旺盛之时，那么按照周历，春季都相当于冬季，秋季都相当于夏季，并非阴阳之中。贺道养认为春季崇尚阳气初生，秋季重视阴气初起，虽然勉强符合周历，却又为此牵强附会地解释，究竟有什么必然的道理呢。

译况且《春秋》这一名称并非始于孔子，在孔子修订之前，早就有这个名字。传文说韩宣子来鲁国聘问，观看《易》的卦象和《春秋》，这件事发生在鲁昭公二年，是孔子修订以前的文字。而《礼记·坊记》说鲁国的《春秋》记载晋国丧事说“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段文字在鲁僖公九年，那时孔子尚未出生。所以《公羊传》中的道听途说，也说有未经孔子修订时的《春秋》。见《公羊传》庄公七年传，而鲁国史书在西狩获麟之后，还有两年，共二十六条，都说“这是鲁国《春秋》的文字”。所以孟子说“《诗》的教化衰亡，然后《春秋》才作，这是孔子的《春秋》。鲁国的《春秋》，这是鲁国的《春秋》”。

又有人说《春秋》是周代史书，不只是鲁国史书。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疏解杜预序时说：“根据周代的法则，每个国家都有史记，应当都同名《春秋》。”又《公羊传》引闵因叙说：“孔子让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朝史官的记录，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用来作为《春秋》。”这就直接把《春秋》这个名称当作周史和各诸侯国史书所共有的名称，不仅不始于孔子，也不始于鲁国史书。先仲先生又说：“《春秋》是六经之一，三代以前早就有了，到三代以后只流传孔子这一部书，而此前的《春秋》书籍都亡失了。”我曾询问他的说法，他说古代凡是称六艺就是六经，即《易》、《书》、《诗》、《礼》、《乐》与《春秋》【古代都称六经为六艺，只有《周礼》保氏职开始以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为六艺，其他都不这样】。用这六艺来教化，称为六教，《礼记·经解》所说的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与春秋教，就是孔子的话。孔子说古代王者进行教化，本来就是这样。用这六艺来学习，称为六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易》学像天，应当无时无刻不学，而《诗》、《书》、《礼》、《乐》与《春秋》共五学，则像天有五行，必须三年通晓一艺，从十五岁进入大学，直到三十岁五学才确立。”所以西汉刘歆辑录内府古文《春秋》，名为《六艺略》，而《汉书》说古代王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事为《春秋》，记言为《尚书》，帝王没有不这样的，这就明确在周、鲁以前。而疏解《公羊传》的人也说：“《春秋》是国史所记载的君主行动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所以《国语·晋语》司马侯推荐羊舌肸说：“羊舌肸熟习《春秋》。”而《国语·楚语》申叔时论述教育太子的方法说：“应当用《春秋》来教导他。”这正是以六学为六教，在三代以来原有这些书与《尚书》并传，而秦火以后只见到这些而没见到那些，于是就把孔子的《春秋》当作六经之一，却不知道此前的《春秋》，在春秋时期的晋、楚之间还能见到。所以先仲先生说：“古代的六经就是古代的《春秋》，而它的书亡失了；现在的六经就是孔子的《春秋》。”然而《乐经》也亡失了。

于是《徐仲山日记》又说：从前《春秋》只是记事而已，孔子的《春秋》则只记录名称而不记录事情。按《周礼》内史读四方之书事，是说书写四方之事而在君王面前诵读，这是记事。如果外史掌管四方之志，则“志”解释为志，又解释为识，是说标出其名称而列作题目以告知四方。所以又说：外史掌管书名通达于四方，他所做的记录就是《春秋》的传，他所做的志就是《春秋》的经。因此《左传》序说：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就是记。纬书《钩命诀》说：想要观察我褒贬诸侯的志，在《春秋》【后世儒者只看到何休《公羊传》序有“吾志在《春秋》”的话，遂将“志”字误解为言志的志】，推崇人伦的行为在《孝经》，这就是志，只是志简而记烦。简就书写在简上，称为简书。简，就是简，用竹子制成，只写一行字的。烦就书写在防上，称为防书。《仪礼·聘礼》所说“百名书于防”，是说百字以上都书写在防上。虽然还是用竹牒木版制成，而单防为简，联简为防。防，就是册，把编合的竹简，合两简为一册。所以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杀齐君，南史氏拿着简前往，这就是简，是书志的。文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鲁公与他宴饮，华孙推辞说：“我的先臣督得罪了殇公，名字在诸侯的防上。”这就是防，是书记的。

然而简防的条例必须具备三件事：一读本国，一上呈王朝，一告知四方。邦国诸侯，所以《国语》中鲁国臧文仲祭祀爰居，展禽陈述国家的祭祀典制来驳斥他。臧文仲说：“确实是我的过错。”季子的话不可不效法，让人把它书写下来作为三防。三防就是：一读，一上，一告。

因此孔子修订《春秋》，只是修订简书，而左丘明作传，则是取防书而修订它。隐公七年传：“诸侯凡是防告，称为礼。”经十一年传：“诸侯不告，不书于防。”明确说明简防的条例，史官最为严格。所以宣公十年崔氏出奔，简书条例称族；防书条例称名。宣公十七年叔肸卒

译《春秋》简书的体例，称“公弟”；防书的体例，称“公子”。襄公二十六年，华氏驱逐卫侯，《春秋》简书的体例称“出奔”；防书的体例称“出君”。成公十三年，晋侯讨伐秦国，《春秋》简书的体例只称“伐秦”；防书的体例才称“秦师败绩”。简书与防书的体例，历来都有明确的依据。然而注疏却违背这一事实，说经文是防书，传文是简书，那么南史拿着简册，华氏书写防书，都不通顺了。这是应当考证纠正的地方。

译确实因为《春秋》记事原本就有门类，而撰写史志的人就依据门类作为题目，就事设立志目，这叫做“签题”，不叫做“纲领”。因为纲领必须概括其事，并取其要领来行文；签题则只是记录门类的名称，必须借助按防（即左传等解释性文字）才能显现其事，二者不能等同【宋人用《春秋》的纲目来比拟《春秋》，是不对的】。大致上，《春秋》的门类见于旧史，官方记事的法式有二十二门。

改元【十二位国君改元】

即位【十二位国君即位】

生子【桓公六年公子同出生】

立君【隐公四年卫国人拥立晋侯】

朝聘【朝见，来朝见，聘问，来聘问，归脤，赐命】

盟防【会盟，盟誓，来盟誓，临盟，不盟，逃盟，相遇，胥命，讲和，和好】

侵伐【侵、伐、克、围、袭、取、戍、救、帅师、乞师、取师、弃师、战、次、追、降、败、败绩、溃、获、师还、归、俘、献、防】

迁灭【迁、灭、歼、堕、亡】

昏觌【纳币，逆女，逆妇，求妇，归送，致女，来媵，妇至，觌】

享唁【享、唁】

丧葬【崩，薨，卒，葬，会葬，归丧，奔丧，赗，〇，含，襚，求金，锡命】

祭祀【烝，尝，禘，郊，社，望，雩，作主，有事，大事，朝庙，告朔，视朔，绎，从祀，献，万】

搜狩【搜，狩，观，焚，观社，大阅】

兴作【立宫，筑台，作门观，丹楹，刻桷，屋坏，毁台，新厩，筑城，城郛，浚渠，筑囿】

甲兵【治甲兵，作丘甲，作三军，舍中军】

田赋【税亩，用田赋，求车，假田，取田，归田】

丰防【有年，饥，告籴，无麦苗，无麦禾】

灾祥【日食，螟，螽蝝，雨雪，雷电，震，雹，星陨，大水，无冰，灾，火，〇，蜚，多麋，眚，不雨，沙鹿崩，山崩，旱，地震，星孛，六鹢退飞，陨霜杀菽，陨霜不杀草，鸜鹆来巢，获麟】

出国【如，孙，出奔，出，大去】

入国【至，入，纳，归，来归，复归，来，来奔，逃归】

盗弑【盗杀，盗弑，杀】

刑戮【杀，刺，戕，放，执，归用，释，畀，肆，〇】

所有这些门类，事先确定作为记事的准则，而志名者则又另立一个签题，作为门类的标识。至于事情的始末详略，都不过问。比如同样是朝见晋国，成公十八年“公如晋”，是因为晋君新立；哀公元年“公如晋”，则是因为我国新立去朝见晋君。同样是会齐，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是为了平定乘丘之战的败绩；二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扈”，是为了申结婚姻之好。同样是伐邾，隐公七年“公伐邾”，是为了释放宋国的怨恨；僖公二十二年“公伐邾”，是为了讨伐鄫国杀人的罪行。同样是迁许，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是许国自己请求迁移；昭公九年“许迁于夷”，则是被楚国逼迫迁移。假使没有按防（解释性文字），那么这部《春秋》不过是一些门类名目，说是朝见罢了、会盟罢了、侵伐和迁灭罢了，哪里有一件事可以彻底探究说明，而说这些名目中有微言大义？凡是书写国名、爵位、名字、姓氏，都有义例，难道不是荒谬的吗？然而不考证经文，就不能读懂传文；不深入核查简书，就不能检校按防所记之事。凡是解释《春秋》，必须以经文为主，而以传文为辅。先仲氏曾经说：“《春秋》中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经文只用一个‘卒’字概括。僖公二十四年晋侯夷吾卒，是被杀死的；昭公八年陈侯溺卒，是上吊死的；桓公五年陈侯鲍卒，是发狂死的；定公十四年吴子光卒，是战伤死的；定公三年邾子穿卒，是烧死的；庄公三十二年叔牙卒，是被毒死的；昭公四年叔孙豹卒，是饿死的；二十五年叔孙舍卒，是自杀死的；二十九年叔诣卒，是无病而死的。这其中义例，必定有不包含在一个‘卒’字中的，却只写一个‘卒’字，而其义已完备。这其中的缘故，不是深识经文的人不能理解的。”

于是宋儒没有学问，袭用唐儒啖助、赵匡的说法，极力诋毁《左氏传》为秦以后的伪书，并且摘取“不更、庶长”等秦官作为借口，这真是没读过《春秋》，不认识《左传》是按防的旧本，而妄自如此说。我已经详细辨明过了【见《论语稽求篇》】。只是《左氏》所依据的按防，还是鲁史未完备的版本，往往与简书互相有缺漏。比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鲁史、简书共有二十六条，而按防所缺漏的有十五条，那么其旧史未完备，就可以知道了。因此旧史有缺漏，而《左氏》用自己的意思补之，即使与经文相悖。比如把郑大夫尹氏当作隐公的妻子，把隐公的妻子氏当作桓公的母亲，把救邢的曹师当作曹伯，把宋公子地本是景公的弟弟当作元公的孙子，把执曹伯给宋人当作分曹田给宋人，把宋公杀世子痤的事当作宋华合比奔卫的事，把晋先蔑、士会迎公子于秦的军队当作拒秦于堇阴的军队，各种凡是以死赗为

译生赗，把为异姓送葬的随葬品当作为同姓送葬的随葬品，把六月的日食当作闰月的日食，把建立武公的宫室当作建立武王的宗庙，其中参差错误、违背事实之处，数不胜数。至于曹羇逃奔陈国，郭赤回归曹国，曹国杀害其大夫，薛国弑杀其国君，齐侯讨伐宋国，宋公讨伐郑国，卫国公孟彄讨伐曹国，盗贼杀害陈国夏区夫，宋国向巢讨伐曹国，又讨伐郑国，宋国人拘捕滕子，又拘捕小邾子，这些在《春秋》经文中明明都有记载，却没有一条有传文解释。到了定公、哀公时期，即使是本国的事实，如仲孙氏讨伐邾国，三家夺取田地，也完全没有始末可以依据。而各国史官的防备，只是得到晋、楚两国的史书作为传文的底本，正如孟子所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那样，所以文宣公以后，孔子所责备的只有晋、楚两国，而《左传》特意选取晋国的事迹加以铺张扬厉。祁奚举荐贤才，魏绛斩杀仆从，做人追求善行，表彰宣扬毫无遗漏，以至于晋悼公三次出兵却被楚国制约的事，反而称为“三驾”，说楚国不能与之争锋，甚至借用孔子的话来褒扬晋国大夫宣孟的忠良，不绝于口。推究起来，定公、哀公以后，纯粹记载赵简子的事迹，是赵国的史书，而世人却未曾察觉这一点。

译只是那部书，仍然属于鲁国史官所记，与晋、楚等国的史书相比，《公羊》、《谷梁》二传道听途说，只记载那些混乱的变故，所防范的方面各不相同。所以当时左丘明将《春秋》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以及虞卿、荀况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著。《汉书·艺文志》所称的《虞氏春秋》、《虞氏微传》，都是推阐阐明左氏之学的。即使传到西汉，还有贾谊为《左传》作训诂，传授给京兆尹张敞、中大夫刘公子等人，原本不只是刘歆获得内府秘藏之书，才开始责问太常博士，来阐发其义理的。然而不幸的是，那部书从孔壁中出土，当时孔安国已将其献给内府，却未设立学官，于是导致《公羊》、《谷梁》之徒各自坚守门户，互相抵触。但终究太阳月亮一出，小火把自然熄灭。那些墨守成规、僵化腐朽的人，都不攻自破，不待刻意毁坏，他们的痼疾已无法挽救了。所以《春秋》五家，《汉书·艺文志》未曾并列，只以《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为四家，而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没有书传，原本可以一同置之不论不议。但《公羊》、《谷梁》是周、秦之间的人所作，当时距离古代不远，虽然言辞荒唐，也还有与《周礼》相互印证的地方。只是世人崇尚宋学，而前儒的篇章散佚，不再整理。即使汉以后的论著，其中明确指名批评的，原本有二十三家，《春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后来各自设立学官，经过杜预、何休、范宁训定之后，还有苏宽、刘歆、戴宏、闵因等人各自发扬光大，但可惜他们的书都湮没无闻，没有一部流传下来。只有唐代儒者陆淳作《微旨纂例》、《释疑》，连带记载啖助、赵匡等人的学说，他的书尚存，但大多驳杂不足为据。至于宋、元各家的经学解释，所见到的有几十家，又有哪一家值得辩驳呢？而胡安国的传注，在解释经义中违背经义尤其严重，反而谨慎地辩驳他，认为胡氏传注一出，孔子的道就衰微了。甚至明朝三百年设立科举、建立学校，只知道有胡氏这一家传注，而不知道孔子有经书，那么辩驳胡氏，正是为了拯救孔子。唉，说到此处也可怕了！但《春秋》的义例不一，没有一处是确定的，大体上这边说白那边说黑，前三后四，必然不能统一，而前人相传的科条指归，又极其庞杂。如所说的二类【天灾、人事】三体【正例、变例、非例】五情【一微而显，二志而晦，三婉而成章，四尽而不污，五惩恶而劝善】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即位】六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七缺【一夫道缺，二妻道缺，三父道缺，四子道缺，五君道缺，六臣道缺，七周公礼缺】九防【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见异词，五所闻异词，六所传闻异词，七内其国，八内诸夏，九外夷狄】等种种流衍，都鄙陋低劣不值一提。如果像孔颖达疏所说，称“凡”有五十，其类别有四十九，解释条例有四十九部，没有“凡”的有十五，则专指左氏所依据的典礼与杜预所解释的数量而言，并非通用的条例。其余关于年、时、月、日与国氏人名、天王天子种种浅陋的义理，则此前注解《春秋》的人已痛加驳斥，认为一个爻可以错杂于各卦，一个字不能形成一个义理。晋唐以后早已不屑置评，只有三传引用的条例尚且有参差变化，其余议论见于疏义。而胡氏则一概用武断的方式施加，歪曲事实，仍然沿袭从前年时月日、国氏人名等浅陋义理，并在其中深文周纳，歪曲经传的正统义理，而强行让经义顺从自己，使得明明的大义一经锤炼，便成了冤狱。终究挂一漏万，矛盾重重，直到词穷理尽，遇到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合的，就说见闻不妨各有不同；遇到事情不同而文字相同的，又说赞美讽刺不嫌用词相同。于是周章失措，毫无定准，而《春秋》就亡失了。我曾平心静气地仔细观察，私下汇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多条经文，而用四个条例来概括它们。

一曰礼例，是说《春秋》二十二门，都是典礼。晋国韩宣子观看鲁国《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是说《春秋》一书，以礼为条例。所以《左传》在隐公七年关于书名的条例中说：“诸侯会盟告至，称为礼。”经文而杜注与孔疏都说：“发凡起例，全都依据周制。”所谓礼经，就是《春秋》的条例。所以孔疏又说：“符合典法的，就在褒扬的条例；违背礼度的，就在贬斥的条例。”凡是褒贬，都依据礼来断定，并不在字句之间。所以叫礼例。现在试看《春秋》二十二门，有一项不是典礼所固有的吗？无论改元、即位、朝聘、盟会，以至征伐、丧祭、搜狩、兴作、丰防、灾祥，无非是吉、凶、军、宾、嘉五礼的成数。即使公行告至、讨贼、征乱以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哪一项不是周礼中的事？而《春秋》一千八百多条，排列紧密都是如此，这不是礼吗？所以读《春秋》的人，只要依据礼来定笔削，而夫子所褒、所贬，一概可见。这不是书人、书字

译所得到的只是混杂的内容罢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事例”，那么二十二门类、一千八百多条，无非都是关于“事”的。《周礼》内史的职掌说：“宣读四方关于事务的文书。”《左传》序言说：“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又说：“大事记录在简册上，小事记录在竹简木牍上。”所以《公羊传疏》说：“《春秋》记载君主行动做事的情况。”而汉代史书也说：“右史记载事务，事务就是《春秋》。”因此孟子论述《春秋》，特别提出一个例子说：“它记载的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意思是就事情来统计其多少，比较其大小轻重，从而可以验证是非。现在齐、晋的事迹，都是重大事件。庄公、僖公时期，所记载的也唯有齐、晋的事迹较多。重大且重要则责备严厉，繁多则前后呼应，不容易轻易判定。所以郑伯击败共叔段、齐国和郑国进入郕国，这些事件关乎名分教化，虽然只是一节一事，但实际上关系重大。贯穿隐公、桓公、庄公三代，专门记载纪国存亡的情况，共二十一条，虽然细微但绝不可忽略。贯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杂乱记载宋、郑、陈三国东西奔走服役的片段，没有一刻空闲，虽然举动琐碎，也必须详细核查而不敢省略。其他如郭国灭亡、梁国灭亡，事件有缺失遗漏；尹氏、子氏，事件有错误谬误；围困成地、围困郈地，事件有混淆雷同；去除乐器、去除舞具，事件有模糊不清，则一概随之检查比较，这又是其余的情况。这是又一个例子。

译第三点叫作文例，这是史书文字的法度。孟子说：“其文则史。”大凡史官记录事迹，从列国传来的称为赴告，从本国登载的称为记注，而将二者合并成为防书，就称为文。只是文有文的法度。《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备物典防以赐伯禽”，注解说“典防就是史官记事的方法”，这说明史官记事另有法式，名为文法，也叫书法，而统称为文字。杜预序中所说“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就是这个意思。但旧说也认为文就是例，而这里说“文例”，是因为以无例为一例。比如旧说认为“书国、书爵、书人、书氏、书时、书日”都是例，而现在这些都没有。认为史的例，可以书国，也可以不书国；可以书人、书爵、书日，也可以不书人、书爵、书日。为什么呢？因为例本来就是这样。又以有例为一例。比如郑伯伐卫，本意是讨伐滑国的叛乱，但郑庄公不忍心诛杀滑伯，只是伐卫就返回了，那么史官只记载“伐卫”，而不记载“讨乱”。齐人伐卫，本是奉惠王的命令，但齐桓公本人不亲自率军，只是派遣军队就回来了，那么史官只记载“伐卫”而不记载“奉命”。至于宣公奔齐吊丧，而史书记载“公如齐”，是为了避讳国王派使者来征聘；而史书记载“仲孙蔑如京师”，是为了避讳王。这些都是从文字中确立例法，而褒贬自明，并不是齐人、郑伯书“公”、书“蔑”所能优劣的。认为文例，像这样以无例为有例，又是这样的。

第四点叫义例，则直接贯通于礼、事、文之间。天下有礼、事、文，难道没有义吗？董仲舒说：“为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之义。”杜预序说：“文约则义防。”确实因为事、礼、文，无不含有义。义，就是意，也是防。也就是予夺进退、褒讥美刺的细微法度。因此礼有违逆与符合，事有善与恶，文有隐晦与显明，而褒讥美刺，都能直接施行其间。孟子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大概取的就是这个例法。

至于《春秋》始于鲁隐公，并没有义例。有人说：因为平王东迁而王室卑微。平王东迁，在鲁孝公二十七年。又过了一年鲁惠公即位，所以鲁惠公即位，正当平王迁洛之际。而且惠公在位四十六年，正好与平王五十一年相表里。却舍弃惠公不开始，反而从平王四十九年、即将结束的隐公开始，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说《春秋》本是据乱世而作，那么乱世不是从隐公开始的。认为是王室乱吗？那么戎狄弑王，应当从孝公开始。认为是本国乱吗？那么伯御弑君，应当从懿公开始。认为是列国乱吗？那么晋人连续弑君，应当从惠公开始。却舍弃懿公、孝公、惠公不开始，而从隐公开始，隐公也不接受。至于《公羊传》认为隐公让位是贤德，说：“《春秋》善善长”，应当从善开始；《谷梁传》认为隐公成全父亲的恶是恶，说：“《春秋》恶恶之书”，应当从恶开始。那么又谁能决定呢？所以先仲氏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或许隐公以前丢失了史书，就不修；隐公以后有史书，就修。或许隐公以前有史书但不必修，就不修；隐公以后有史书而当修，就修。”这不是明白地表达了义吗？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年份，司马迁说孔子在厄陈蔡时作，在哀公六年；左氏说孔子自卫反鲁，于是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而公羊说孔子西狩获麟，得到端门的命令，才作《春秋》，又在哀公十四年。总是揣测之言，不足为据。如果说得到端门的命令，见于戴宏《解疑论》，这是后世的纬学，大不足信。然而两汉儒者多谈论此事【董仲舒对策有“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之文”的话，郑康成《六艺论》说：“孔子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获麟作书，本属不幸，却反而认为是夫子受命的符瑞，无稽之谈，我不采纳。

春秋毛氏传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隐公【公姬姓侯爵名息姑鲁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孙也据鲁世家自伯禽至隐凡十三君以兄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传位之次也周书諡法隐拂不成曰隐】

这两个字也是鲁国史书的文字。公本是侯爵而称公，只有史书文字中有，其他情况就不是这样。所以《尚书·费誓》史书文字称公说：“嗟！而作。”书写序的人便称鲁侯，那么这里称公的，不是史官旧有的标字吗？

元年

史官凡是记事必定以年统领时，以时统领月，而每位公所记载的又必定从首年到终年，作为一公的始终，这是史例。那么这元年，本是隐公的元年，按例必定书写，无需怀疑。然而何休解说《公羊传》，说天子改元，诸侯没有改元的例，其所称的元，应当是黜周、王鲁、尊鲁为王的意义，这不仅悖礼叛教，《春秋》必定诛责，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