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二

译不了解周代的制度了。周代制度中国君都改元，其他方面没有可以考证的。《史记·齐世家》称齐献公元年，全部驱逐齐胡公子；而《左传》在襄公十九年说：“郑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那么齐、郑两国都改元了。只是改元就必定举行朝庙即位的礼仪，而《春秋》隐公却又不记载即位，这有异常之处。其说法见后文。

译春季，周历正月。

这是用季节来统领月份的做法，符合礼制。史官凡是记载事件，必定写在季节和月份之下。如果下面没有事件发生，那么此时的季节和月份可以不写。但四季的第一个月，即使没有事件也仍然要写，这是谨慎对待季节的体例。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的原因。特别书写季节是旧有的法则：一年有四季，每季有三个月，而季节所统领的必定是三个月的第一个月。所以春季必定写正月，夏季必定写四月，秋季必定写七月，冬季必定写十月。但有时季节不写在第一个月，比如所称的“春王二月【隐三年】”、“春王三月【隐七年】”，这就不符合体例了。然而必定是二、三月有事件而正月没有事件，所以只写旁边的月份而不写第一个月。如果只是空写季节和月份而没有任何事件，那么必定写在第一个月而不会写在旁边的月份。但也有的时候写第二个月，比如所称的“夏五月【庄二十二年】”，这又不符合体例了。所以我说道：《春秋》必须识别体例。那必定要写季节和月份，即使没有事件也写，这是体例。这是自古至今不会改变的。那既然写了季节和月份，有时写这个月，有时写那个月，这就不是体例了。这是变通，或者是疏漏错误【疏漏错误见“夏五月”的疏证】。变通就没有体例，疏漏和错误则毫无意义。不然的话，天下难道有凭借空白的年月就可以寄托褒贬、施加美刺的吗？由此推论，那么凡是书写人名、国名、名、字，那些用变通体例而强行解释为义例的，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了。

然而“王”是什么意思呢？《公羊传》说：王，是周文王。说是文王开始受命，是王的开端。然而文王并没有改正历法。所以范氏《谷梁注》说：周王就是改正历法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先王改正这个朔日的人，不是周武王就是周成王。然而改正历法罢了，即使改正朔日也是改正一月的朔日。说“王二月”、“王三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杜预的序言说：王就是周平王。大概当时的王必定颁布朔日，隐公时期颁布朔日的是平王。王有时不颁布朔日，就不写“王”。桓公年间大多没有“王”字，可以验证。然而刘歆已经辩驳过，说昭公二十二年之后，王室大乱，天王出奔狄泉了。过了五年才返回国家，这时谁颁布朔日？而五年之间都得以写“王”，为什么呢？所以何休又说：王者，是指夏、殷、周三代的王。王正月，就是周王，周历的十一月；王二月，就是殷王，殷历的十二月；王三月，就是夏王，夏历的十三月。而服虔也说：孔子作《春秋》，在春季每月都写“王”，以统摄三正。说是三春的“王”字，将用禹、汤、文、武确立三正的统绪。然而孔颖达的疏已经辩驳过，说夫子作为周室的臣民，反而尊崇夏、殷的旧主，每月写“王”，以敬奉前代，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有人沿袭《公羊》的邪说，认为《春秋》贬斥周王而尊崇鲁公，效法称王改元，那么这个“王”字应当暗指鲁公。王者，是公；天王者，是王。这是世间有两个正统，土地上有两个王，乱臣贼子从《春秋》开始，能说《春秋》是这样做的吗？那么“王”必定不可以解释为“王者”的“王”，断然可知。

那么是什么王呢？回答说：世人也不知道有“春王”这一说，也不知道“王”应当属于“春”，不应当属于“正月”。《左传》说：“春王，是周历的正月。”它说“春王”，那么“王”属于“春”；说“周正月”，那么“正月”不属于“王”。左氏也唯恐经文难以明白，后世浅陋的儒生必定有把“王”当作周王的，所以写“王周”来颠倒它；又必定有把“正”当作“王正”的，所以加“周正”来区别它。而世人读他的书却不加考察。春天为什么称王呢？王是兴起的意思，说的是春天兴起。春天为什么兴起？古代五德相互禅让，称为五王。五王，是木、火、土、金、水。五王轮流称王，而四时用春、夏、秋、冬来配合。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各自按时称王，而土则贯通称王于四时之间。所以《家语》中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古代的王者，改换朝代就改变称号，取法五行。五行轮流称王。”又说：“五行用事，先兴起于木。”因此王者效法它，而首先以木称王。而汉《律历志》也说：“庖牺氏继承天道而称王【《易大传》：“庖牺氏称王天下。”字书引书也说：“庖牺王天下。”庖牺本是帝，而称王，正是指时德木王而言】他的德在木，是兴王的首位。至于共工无道，火德不能继承，而神农继承他，那么共工称霸而不称王【后来秦不继承周的木德，而汉以火德继承它，也是称霸而不称王。王按字面读，不读旺】这是庖牺春王，神农夏王，少昊秋王，颛顼冬王，由此轮流更替直到周。不读《月令》吗？春帝太皥就是伏羲，夏帝炎帝就是神农，秋帝少昊就是金天，冬帝颛顼就是轩辕。《春秋》编年与《月令》互为表里。《月令》称帝而不称王，《春秋》称王而不称帝，而总之以“兴”字概括。人不知道“春王”，也不知道“春帝”吗？“春帝”从伏羲直到周，只有帝喾与周都以木德称王，那么都以春王。只有以木德称王，那么夏、殷的春季不得称王，因为夏、殷不是木德。只有以春王，那么夏、秋、冬各月

译不能称王，是因为夏、秋、冬不是称王的时节。然而春天得以称王，以及称王必定属于春天，这是确定的。况且《春秋》是尊崇周王的史书。春，就是“出”。《尚书大传》说：“这是万物从地里出来的时候。”又说春对应地支的“寅”。《律历志》说：“这是北斗斗柄指向寅方的时候。”现在周朝以冬季的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此时万物尚未出土，而斗柄指向子方，却仍然称为“春”。有人问：“这难道是春天吗？”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在位，所以如此。大概这就是‘春王’的意思。”那么正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就是三正。什么是三正？回答说：天在子月（十一月）开启，以十一月为正朔，就是天正；地在丑月（十二月）开辟，以十二月为正朔，就是地正；人在寅月（十三月）诞生，以十三月为正朔，就是人正。只是关于三正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三代改正朔，《尚书大传》《春秋元命苞》《乐纬稽耀嘉》都说：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殷朝以十二月为正，周朝以十一月为正，这就是三代改正朔。有的说从二代开始改正朔，孔安国认为改正朔只限于殷、周两代，所以他在注释《尚书》时说：商汤继承尧舜禅位之后，才开始革命创制，改正朔、换服饰，所以改正朔始于商成汤。有的说三代以前都改正朔，《三正纪》说：“正朔三次更改”，这概括了庖牺以后、三代以前的情况，统而言之，所以郑玄注释《尚书》、孔颖达疏解《礼记》都说：舜以十一月为正，尧以十二月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推而广之，高阳氏、少昊、黄帝、神农、女娲、伏羲都是三正依次禅让。所以《宋志》说：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而魏国高堂隆作《正朔议》，也认为轩辕、高辛、夏后与汉朝都以十三月为正，这就是三代以前都改正朔。虽然各种说法不同，但三代改正朔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改正朔必定要改月份，改月份必定要改季节，这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胡氏不知依据什么，逞其武断，说用夏时的季节冠以周朝的月份，导致从明朝以来数百年间人们都被他迷惑。子月称为正，冬月称为春，经传中显然如此。即使其他书籍所记载的三正杂出，《毛诗》《周礼》多使用夏正【《毛诗》如“四月维夏”“六月栖栖维暮之春”“七月流火”等都使用夏正，只有“十月之交”“一之日觱发”“十月改岁”等仍使用周正，这是士人行文与史官记事不同。如果《周礼》原本是想以一代之制概括百王之法，所以多使用夏正，如“凌人正岁斩冰”“遂人正岁简稼”“太宰中春命蚕妇”“司裘季秋献功裘”“大司乐冬日至于圜丘”“夏日至于方泽”等】而《尚书》《春秋》作为史官记事并无差错遗漏。至于《春秋》更是谨慎至极，反而说使用夏时，我不理解。

译那么，凭什么知道更改历法必然要更改月份呢？查考《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发生日食，昭子说：“这相当于夏历的四月，称为孟夏。”既然夏历六月对应夏历四月的孟夏，这就是更改月份。那年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出现，在商历是四月出现，在周历是五月出现。”这明确说明了夏、殷、周三代都更改了月份。所以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出现蝗虫，而《孔子家语》记载季康子问：“现在是周历十二月，也就是夏历十月，却还有蝗虫，为什么呢？”《礼记·杂记》中孟献子说：“正月太阳到达极点，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太阳到达极点，可以祭祀祖先。”那正月的至日，就是十一月的冬至；七月的至日，就是五月的夏至。这些都是孟献子、季康子、叔孙氏、昭子、梓慎等人自己说过的话。所以《夏令》说：“九月修整道路，十月建成桥梁。”这是夏历。孟子说：“十一月建成步行的桥，十二月建成通车的桥。”这是周历。

又凭什么知道更改历法、更改月份必然要更改季节呢？孟子说“用秋天的阳光来曝晒”，赵岐注解说：“周历的秋天，就是夏历的夏天，是阳气旺盛的时候。”汉章帝因为旱灾下诏征求意见，陈宠上奏说：“十一月天认为它是正朔，周历认为它是春天；十二月地认为它是正朔，殷历认为它是春天；十三月人认为它是正朔，夏历认为它是春天。”所以《汉书·武成篇》说“在一月壬辰日”，根据《律历志》是在冬十一月，而《书序》说“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根据《三统历》是周正月的二十七日，都是冬天，但史书称武王伐纣是在孟春兴师，《尚书·泰誓》也说“在第十三年春天”，这是因为更改了季节的缘故。

所以凡是更改历法的，必然要更改季节和月份。而胡氏说：“在周朝之前的，以丑月为正朔，其史书记载即位时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那么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的，以亥月为正朔，其史书记载建国时说‘元年冬十月’，那么季节没有改变。”其实商朝也更改月份，商朝也更改季节，前面引用的《左传》梓慎和《汉书》陈宠的话，已经详细且全面了，不必赘述。即使就胡氏所说的“十有二月”而言，实在有大错特错之处。那“十有二月”，并不是建丑的正月。《汉书·律历志》引用《书序》及古《伊训》篇文明确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祭祀先王，于是资助有牧方明。”而班固随即解释说：“意思是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丧服，但在冬至越茀祭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孟康注：方明是神明的象征，用木头制成，方形四尺，画六采五色，以象征五帝】。大概是因为那年恰逢月朔冬至，所以说。那么这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冬至郊社祭祀的时候。况且周朝制度是逾年改元，商朝制度是逾月即改元。前王十一月去世，那么新王改元就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说是“元祀正月”。至于秦朝更改历法，则是三正递相禅让，并没有亥正称霸而不称王的情况，原本不值得多谈。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冬十月”这几个字，也是汉史所记载，并非秦朝原文。所以文颖、颜师古等人明确说：“这是史家不同的文字，是太初年间追改的。”而读书不深的人，仍然以此为借口。我曾考证《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月改名为嘉平，这十二月定为夏历的丑月。而查阅原注载《茅盈内纪》说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日有歌谣说：“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帝若学之腊嘉平。”因此改了这个名字，那么明显是夏历的九月为秦历的十二月。这是史文中显而易见的【又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海上之罘刻石文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那么秦历的中春二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冬至一阳初起的时节。如果在春二月，就不能说方起了】所以后魏明帝改正建丑，将春二月改为夏四月，那么即使在秦朝之后，也有更改季节和月份的。虽然唐朝以后更改月份偶有异同，但大概情况可以看清。

至于春秋时期更改季节和月份，可以指数的有：庄公七年秋天，大水，没有麦苗。秋天应当有麦苗吗？二十八年冬天，大无麦禾。冬天庄稼已经收获了，还有麦吗？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这是八月的雪。如果是十月则是小雪了，为什么还要记载呢？隐公九年三月打雷闪电，这是一月的雷。如果是三月则惊蛰很久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所以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下雨，这不是冬天，是秋天。如果是冬天则雨已经下完了，十月则雨下完之完。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没有冰，成公元年春二月没有冰，这不是春天，是冬天。如果是春天则冰已经融化了，二月则融化之融化。所以定公元年十月降霜杀死豆类，刘向认为周历十月是现在的八月。否则霜不是时候，豆类也不是时候。成公十年六月，晋侯想要麦子，让甸人献麦。杜氏认为周历六月是现在的四月。否则献麦的人失时，想要麦子的人也不及时。至于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在社庙击鼓。左氏说：“只有正月之朔，谓

译只有正阳之月才开始使用鼓，指的是四月。如果是六月，就不使用鼓。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日食，太史说：“太阳已经过了春分，但还没有到达夏至。”所谓“过分”，是指过了春分；“未至”，是指未到夏至，这也说明是四月。如果是六月，那么夏至也已经过了。所以僖公五年的传文说：“春季王正月，太阳到达最南端，天下没有寅月而冬至的情况。”昭公二十年的传文说：“二月太阳到达最南端，二月快要到春分了，到了春分还说太阳到达最南端，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凡是记载秋季求雨，实际上都是夏季求雨。求雨是为了祈求解除旱灾。徐仲山说：“周朝在巳月求雨，那就是夏月。”庄公三十二年夏季，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这实际上是周历的二月。陈晦伯说：“周朝在卯月举行社祭，那就是二月。”只是国君改元必须告祭宗庙，举行朝正和即位的礼仪。周朝的制度，遭遇丧事即位的，要过一年才改元。那些遭遇丧事就立即即位的，是因为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君主。然而一定要过一年才改元，是因为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所以《尚书》记载成王崩逝在四月乙丑日，过了七天癸酉日康王就立即即位，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鲁真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到二十九年才改元。这说明改元和即位本来不是同一时间的事，然而遭遇丧事即位仍然穿丧服，等到过一年改元的时候，又特别举行正位的礼仪。杜氏所说的改元正位，百官按次序排列，然后史官才记载。即位在改元之下，如果只举行朝正告朔的礼仪而不举行即位礼，史官就不记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即位的有四次，都是没有另行举行即位礼的，这是因为以摄政的身份即位【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因为无子去世，继室声子，生了隐公。隐公未被立为太子，宋武公的女儿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惠公娶了她生了桓公，宠爱想立他为太子。惠公去世，隐公于是完成父亲的愿望，奉桓公为储君，自己只是摄政，所以不举行即位礼。《礼记》和《史记》记载鲁国人共同拥立息姑摄政】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也没有记载，因为这三位君主都各自遭遇被弑杀的变故，仓促即位，不忍心另行举行即位礼。这些都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的，举行了就记载，不举行就不记载，并没有在中间进行取舍删改，而其意义反而更加明显。比如隐公被弑杀而桓公即位，那么桓公是什么心思？东门襄仲接连杀害储君，而宣公竟然举行即位礼而不感到惭愧，那么这也未尝不是幸灾乐祸。这是礼仪，而道义就蕴含在其中。一定要说史官有删改，那就错了。于是解说的人说记载和不记载都是史官可以主导的，隐公不记载，是为了彰显隐公的贤德；桓公得以记载，是为了显扬桓公的恶行。这本来是不懂史例。至于胡氏又自创一条规则说：“上不禀命于天子，内不承国于先君，大夫扳己立而即立之，则不书即位。”隐公不记载，是孔子删去的。那么《春秋》二百四十多年，凡是列国立君，有的争夺有的篡位，有的出奔有的回国，何曾有一次禀命于天子？这是妇孺都知道的。至于不承先君，那么桓公不承隐公，宣公不承文公，定公不承昭公，而这三位君主偏偏得以记载即位，为什么呢？回答说：“隐公不记载，是孔子删去的。”那么桓公得以记载，难道一定是孔子褒奖他吗？乱臣贼子可以褒奖吗？于是自己知道在桓公即位的传文中难以讲通，就说：“美恶不嫌同词。”在宣公即位的传文中，就说：“一美一恶不嫌相同。”美恶可以相同，那就是善恶混淆了。混乱没有比善恶混淆更大的了，于是让孔子作《春秋》，而使善恶混淆，那么褒贬如何分辨？万一桓公、宣公之徒起来争辩，即使子游、子夏再生，家喻户晓，恐怕也不能说清楚。我没想到胡氏的学问将要掩盖圣经，而一打开书卷就词穷理屈到如此地步。

译三月，鲁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邾，公羊传、谷梁传作邾娄；蔑，公羊传、谷梁传作昧，蔑与昧音近可通。关于经文中“及”字的四种体例，解说见前文】周代的制度以盟会作为常例，大致天子每十二年巡狩一次，就在四方名岳之下与诸侯结盟；而诸侯有事朝见天子，或会或同，又彼此相互结盟，以彰显讲求诚信、修好和睦的意思。所以《曲礼》中临牲祭祀时说：“与诸侯结盟，在险阻之地相见称为会。”而《周礼》中玉府的职掌是供给盟会所用的物品，戎右的职掌是负责辟盟的差役；至于秋官中司盟的职掌，则专门设置典盟这一官职，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可见盟会这一大典，在盛世最为重视。而胡安国每逢盟会，就一概加以讥讽贬斥，认为杀牲歃血，以鬼神为质，不是礼所看重的，这是不知道古人用玉敦盛血，用珠槃盛耳，坛壝用来祭祀日月方明，祭祀山川，凡是赞牛截耳与诅咒神灵、告慰祖先，都是旧有的典制。到了后世轻慢简略，才开始有捆绑牺牲而不歃血、书写盟书而不告神的事情，而治古学不深的人，反而指责为非礼，这不仅是不读《春秋》，甚至是不识三礼了。只是《春秋》时代衰微，天子没有巡狩之事，诸侯没有会同之典，而只从事要挟之盟，所谓大国制定盟约，小国承担事务，这未免在行礼之中寓含了失礼的意思。而且盟约有是非，约定有成毁，特别参盟与盟誓有始终同异，凡是经文中所记载的，都不过是直书其事，以等待其意义自然显现。像这样，一次结盟就使近郊附庸都讲求诚信和睦，比起攻伐，自然较为优胜。所以盟会与征伐都属于典礼，而征伐独有参差变化的情况，是因为《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邦国政事的旧典荡然无存，所以盟会侵伐总是典礼，而事情有是非之分。《春秋》务求谨严，义例所区分，不敢苟且。

邾是附庸之国，仪父则是邾君的字。《王制》规定，天子的元士视同附庸，那么天子上士以名字相通。原本可以称名并称字的，何况附庸四命，较元士又多一命，那么虽然未受王命【杜预注：邾是附庸国，未受王命】而早为附庸，其得以与大国相通自在情理之中。在可名可字之间，这也是体例。而胡安国又自创说法说：“中原之国的附庸例称字，邾仪父、萧叔是；夷狄之国的附庸例称名，郳犁来、介葛卢是。”我不知道称名、称字区分中原与夷狄的，出自哪本书？乃是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后，而忽然将仪父、犁来分为中原与夷狄？学者注解经书，可以自造族姓，自定封国，自判华夏，如此肆无忌惮，一至于此，岂不可怪？查邾子是颛顼之后，曹姓，周武王灭商，寻求其后裔，得到六终的孙子名叫侠的，封为附庸国，让他居住邾地，因而以邾为名。仪父，是邾侠的十二世孙。如果郳也是邾侠之后，当时有夷父颜的，在周朝建立功勋，因而另封他的儿子友为附庸国，而居住郳地。所以《世本》说：“邾颜居邾，昭徙郳。”其后邾与小邾都称邾子，经文明显可见。如果叔孙婼说：“邾又是夷狄”，是因为邾地靠近戎狄所以说。可见邾与郳都是中原附庸，一定要区分夷狄，那么邾应当为夷，却反而说仪父，中原例称字，仪父已矣，其如例何？

及，是“与”的意思，是说鲁公与仪父。《春秋》鲁国史书，凡记事必定首列鲁公，这无论他国执政，本国执政，都应当先本公而后他氏，体例本来如此。自从公羊传有“及”是急切之意的解释，谷梁传有“及”是内为志，“会”是外为志的解释，而胡安国也就认为我所想要的叫“及”，外所主的叫“会”，以附会公羊、谷梁的说法，那么请就《春秋》本经推究。文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谷地的盟约，齐国因为文公不亲自结盟，所以来讨伐而胁迫鲁公出盟，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为什么说“及”呢？襄公三年，鲁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当时鲁公到晋国，而晋侯出都城与鲁公结盟，而后鲁公得以回国，这出入的权力全在于晋国，并非我所敢主，为什么说“及”呢？如果成公二年，鲁公与各国在蜀地结盟，当时楚国公子婴齐执政，传文明言，所以胡安国也自己说“公及楚人”，那么知道主盟的是楚国。明知楚人主盟，而还说“及”的，我为主，那么不知道他所主的盟，我所主的，又是什么事？况且防其例明说：“及”是我为主，“会”是彼为主，不可混淆。却有既书“会”而又书“及”的，定公四年，鲁公与刘子各国在召陵会盟，又说“鲁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那么一防一及，当复谁主？况且“公及”的诸侯，还是“公会”的诸侯。刘文公因为伐楚而会诸侯，现在因为既侵楚而重新结盟，都是刘文公执政，没有一十七国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以丝毫参与其间。胡安国却坚持己说：“定公是季孙所立，心中不自安，所以求与诸侯结盟。”何不自我揣量，而竟口出悖诞之语如此。

春秋毛氏传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毛氏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夏五月郑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