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四
，下行之月将必掩上日之光，而以渐吞蚀，亦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谓食之者月也。夫日阳而月隂，以隂食阳，则合朔交食虽有常度，而不可不谓之灾，故史必记之。苐记必以日，日必在朔，此不书朔者系史阙文，而公谷遂发一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并不言食，晦夜也；朔日并言者，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其义其例似甚切当而可听，而不知仍不然者，杜氏注云：「释例以长厯推经传，明此日是二月之朔，而汉魏言厯家自太初以后，凡三统、乾象诸厯，无不以此鲁隐二年二月之己巳实系朔日，徒以鲁史阙文偶失朔字，而公谷无頼作此妄谈，幸而日月干支无褒讥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书朔，深文之徒几何不又以为己已有罪，此仲尼所特笔而削之者耶。」
译下行之月必将遮蔽上行之日的光辉，并逐渐吞蚀，好像有东西在吃它一样，所以说“有食之”，意思是吃它的是月亮。太阳属阳，月亮属阴，以阴食阳，那么虽然合朔交食有固定的规律，但不能不把它看作灾异，所以史官必定要记录。只是记录必定要写明日期，日期必定在朔日，这里不写朔日，是因为鲁国史官遗漏了文字，而《公羊传》《谷梁传》于是提出一个条例说：“只说日期不说朔日，是晦日发生日食；朔日都不提日食，是晦夜发生日食；朔日和日期都说的，是正朔发生日食；只说朔日不说日期，是既朔发生日食。”这个义理和条例似乎非常恰当可信，但不知道其实并不正确。杜预注说：“《释例》用长历推演经传，明确这一天是二月的朔日，而汉魏时期的历法家自太初以后，凡是三统历、乾象历等，无不认为鲁隐公二年二月的己巳日确实是朔日，只是因为鲁国史官遗漏文字偶然漏掉了‘朔’字，而《公羊传》《谷梁传》毫无根据地说出这些妄论，幸好日月干支没有褒贬讥讽的意思，不然的话，明明是朔日偏偏不写朔，深文周纳之徒几乎又要认为己巳日有罪，这是孔子特意删削的吗？”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皆尊之之称。苐《春秋》十二公，其所値亦十二王，然有书不书者。例天子之丧，王室必遍赴列国，赴至则书，不赴至即不书。若葬则天子七月，自有常期，然亦有书不书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诸侯之会葬不会葬也。夏商无成礼，周初有成礼而无成书，故《仪礼》有士礼，而并无天子之礼。天子丧制，在周时已不可考矣。今从《春秋》当日列国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国，则列国各遣上卿奔丧，共吊赙器币，而国君不即亲往。释例所谓「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丧」，谓初丧也。至送塟，则天子于列国遣卿，诸侯于天子亲往。故元年《左氏传》谓「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所谓「同斩则甸侯以外，要荒以内所共车辙者皆在也」。昭三十年传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此列国吊送之等差也。今晋之丧，先君曾亲执绋矣，是过礼也。天子之丧，当亲会▯，而周灵王之塟，先君简公因在楚，使大夫印叚往，是不及礼也。则是诸侯不奔丧而当会▯，其言周制甚明。今《左氏》无明文，祗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记之，非有误也。且丧用远日，即稍远亦无过也。但杜氏注传谓「天王丧▯，诸侯例皆不往」，则已乖本传并游吉之语。若胡氏谓诸侯为天子服斩衰，礼当以所闻先后而奔丧，不知所防何礼，乃特引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为证。夫践阼之礼，其所为诸侯壤奠，悉用虚名，与奔丧实至不同。况天子新丧，六服辽濶，此时即赴告之使，犹恐不能即出，安能于一二日间便东方西方一时俱到？故《尚书》正义谓「成王始崩，或有诸侯来朝京师者，而适遇国丧，遂因见新王」，非谓东西诸侯即能至也。则此所引书，明非诸侯来奔丧者而辨证。及此，不惟失据，其于事理亦不通矣。且又自为例云：「凡书崩、书葬，则赴告及鲁，而鲁往防之者也，桓、襄、匡、简、景是也。若书崩不书葬，则赴告虽及，而鲁不往。会崩、葬皆不书者，则王室不告，而鲁亦不往。」其为例，凿凿言之。及考经文，则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并未书塟；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经文明云「遣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并未亲往。若景王之崩，则经明云「葬景王，王室乱」，此时虽遣送，尚恐未前，况亲往也。凡此皆经文之显然可考者，而不一简防，何卤裂至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传》作君】
左氏以尹氏为君氏，即隐公之母声子也。隐以居摄，不敢从正君之礼，遂亦不敢备礼于其母，故不书薨，不书塟，不赴告祔庙，而称为君氏。其尹字则传写脱误也。夫子以母贵，母亦以子贵。隐既称公，则公之为母自有常称，未有创名为君氏者。以惠为君耶？则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隐为君耶？则据言不敢从正君之礼，而反称君，且称君则何有于君母而不称夫人？如以声子为君耶？则俨然小君，而又何靳乎书薨、书葬与赴告祔庙？况明明经文，而改文释经，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经，而不识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则鲁何得书曰「讥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来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讥？且未有书其卒以为讥者也？且亦何得书此也？乃又曰：「鲁隐奔平王之丧，尹氏为王作丧主，故其卒来赴，而鲁史书之。」谷梁亦遂袭其説，两传相同。夫平王之崩，甫见经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即尹氏卒，计王与尹氏其崩卒相距祗二十八日，则此二十八日中，毋论隐公不奔丧，即奔自东鲁至成周，此时尚未能达也。即达，亦尹氏随卒，必不能为王作丧主也。况《春秋》一十二公，并未闻有奔王丧、会王葬者。凡经传恒例，公出必书，岂有奔丧、会葬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书者？如以为常礼不书，则在文九年塟周襄王，遣叔孙得臣如京师，而经特书之，是遣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这是周平王。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这都是尊贵的称呼。只是《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其所对应的也是十二位周天子，然而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按照惯例，天子驾崩，王室必定会向各诸侯国通报，通报到达就记载，没有通报到达就不记载。至于安葬，天子通常在七个月后安葬，自有固定的期限，然而也有记载和不记载的情况，这不在于是否通报，而在于诸侯是否参加会葬。夏、商两代没有完备的礼仪，周朝初期有完备的礼仪但没有完备的典籍，所以《仪礼》中有士的礼仪，却没有天子的礼仪。天子丧礼的制度，在周朝时已经无法考证了。现在根据《春秋》当时各国卿大夫自己的言论来考证，大致天子驾崩，通报到达各国，各国就各自派遣上卿前往奔丧，共同吊唁并赠送助丧的器物币帛，而国君不立即亲自前往。《释例》所说“封守之事最为重大，不得越过国境去奔丧”，指的是初丧之时。到了送葬时，天子向各国派遣卿，诸侯则亲自前往天子处。所以元年《左传》说“天子七个月后安葬，同轨之内的诸侯都到达”，所谓“同轨”，就是甸服、侯服以外，要服、荒服以内，车辙相通的地方都包括在内。昭公三十年《左传》游吉也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这就是各国吊唁送葬的等级差别。现在晋国国君去世，先君曾经亲自拉引送葬的绳索，这是超过了礼制。天子去世，应当亲自参加会葬，而周灵王安葬时，先君简公因为身在楚国，派大夫印段前往，这是不及礼制。由此可见，诸侯不亲自奔丧而应当参加会葬，关于周制的说法非常明确。现在《左传》没有明确的文字，只说王在壬戌日驾崩，而通报的人以庚戌日告知，这只是就事实本身记录，并没有错误。况且丧事用远日，即使稍微远一些也没有过错。但杜预注《左传》说“天子去世，诸侯按例都不去”，这就违背了本传和游吉的话。如果胡氏认为诸侯为天子服斩衰之服，礼制上应当根据听到的先后顺序去奔丧，不知他依据什么礼制，竟然特意引用《康王之诰》中“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作为证据。那登位之礼，其中诸侯奠祭，全都使用虚名，与奔丧实际到达不同。况且天子新丧，六服之地辽阔，此时即使通报的使者，还担心不能立即出发，怎么能在短短一两天间就让东方西方的诸侯同时到达？所以《尚书》正义说“成王刚驾崩，或许有诸侯来朝见京师的，恰好遇到国丧，于是趁机拜见新王”，并不是说东西方的诸侯就能立刻到达。那么这里引用的《尚书》，显然不是诸侯来奔丧的证据。到了这里，不仅失去依据，而且在事理上也不通。而且他又自己举例说：“凡是记载‘崩’、记载‘葬’的，就是通报到达鲁国，而鲁国前往防备的，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就是这样。如果记载‘崩’不记载‘葬’，就是通报虽然到达，但鲁国没有前往。如果‘崩’、‘葬’都不记载，就是王室没有通报，而鲁国也没有前往。”他的举例，言之凿凿。等到考证经文，桓王驾崩在桓公十五年，并没有记载安葬；襄王安葬在文公九年，经文明确说“派遣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并没有亲自前往。至于景王驾崩，经文明确说“安葬景王，王室发生动乱”，此时即使派遣送葬，尚且恐怕未能前行，何况亲自前往呢。所有这些，都是经文中明显可以考证的，却一点也不检点，怎么混乱到这种地步！
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左传》认为尹氏是君氏，就是隐公的母亲声子。隐公因为居摄，不敢遵循正君的礼制，于是也不敢对其母亲备尽礼数，所以不记载“薨”，不记载“葬”，不通报附庙，而称为君氏。那个“尹”字则是传抄脱误。夫子以母亲尊贵，母亲也以儿子尊贵。隐公既然称为公，那么作为公的母亲自有固定的称呼，没有创造名为君氏的。以惠公为君吗？那么先君名君，已经不符合命名例。以隐公为君吗？那么根据说不敢遵循正君的礼制，反而称君，而且称君，那么对于君母为什么不称夫人？如果以声子为君，那么俨然就是小君，又为什么吝惜不记载“薨”、记载“葬”以及通报附庙呢？况且明明是经文，却改文解释经文，这是体例中最禁止的。如果《公羊传》想要按字面解释经文，却不了解事实，于是说：“这是周朝的尹氏。”如果是周朝的尹氏，那么鲁国怎么能记载说“讥讽世卿”呢？《春秋》中的世卿，由来已久，这本来就是周制，哪里用得着讥讽？况且没有记载其去世来作为讥讽的？而且怎么能记载这件事呢？于是又说：“鲁隐公奔往平王的丧礼，尹氏为天子做丧主，所以其去世来通报，鲁国史官记载了。”《谷梁传》也沿袭了这个说法，两传相同。平王驾崩，刚在经文中看到，驾崩是在今年春三月壬戌日，而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就去世了，计算王与尹氏驾崩去世相距只有二十八天，那么在这二十八天中，无论隐公不奔丧，即使奔丧，从东鲁到成周，此时还未能到达。即使到达，也是尹氏随即去世，必定不能为天子做丧主。况且《春秋》十二公，并没有听说有奔往天子丧礼、参加天子葬礼的。凡是经传恒常的体例，国君外出必定记载，哪有奔丧、会葬这样的大事，国君出、入却不记载的？如果认为常礼不记载，那么在文公九年安葬周襄王，派遣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而经文特意记载了，这是派遣
送尚书，况亲往也？且隐不奔丧，则在经与传尤明言之者。经于春三月书「天王崩」，夏四月书「尹氏卒」，而于秋则复书「武氏子来求▯亦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鲁，而鲁漫然无一应，不惟不亲往，并不遣卿大夫往，故来求赙。向使公奔丧，则赙之矣，赙之不再求矣。故杜氏注曰：「鲁不共奉王丧，致令有求。」是公不奔丧。考之凡经传与是经、是传各各有据，而公谷注经而悖经，且造。为伪事以实之，无兄而盗嫂，不入国而交大夫，而胡氏又从而和之曰：「公羊有所承，夫胡氏不过欲借公羊奔丧之説，以文已亲往之例，而不知圣经具在，不于经是承，而谁承也？」
译送尚书，是鲁君亲自前往吗？况且鲁君不奔丧，在《春秋》经文和《左传》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经文在春季三月记载“天王崩”，夏季四月记载“尹氏卒”，而在秋季又记载“武氏子来求赙”。只有周王室因为天王去世向鲁国通报，而鲁国却毫无反应，不仅没有亲自前往，甚至没有派遣卿大夫前往，所以周人才来请求赙赠。假如鲁君去奔丧，就会给予赙赠，给予了赙赠就不会再来请求。所以杜预注解说：“鲁国不供给奉送王丧所需，导致周人前来请求。”这说明鲁君没有去奔丧。考察一下，凡是经文和传文与这部经、这部传各自都有依据，而《公羊传》和《谷梁传》注解经文却违背经文，并且编造虚假的事例来充实它，比如无兄而盗嫂、不入国而交大夫等，而胡安国又附和说：“《公羊传》有所承袭。”胡安国不过是想借《公羊传》关于奔丧的说法，来掩饰自己亲自前往的例子，却不知道圣人经典就在眼前，不承袭经文，又承袭什么呢？
然则何尹氏曰？此郑大夫尹氏也。郑大夫尹氏，则鲁何以书？曰：据左氏十一年传曰：隐公之为公子也，曾与郑战于狐壤，而公被获焉。郑人囚公于尹氏。尹氏者，郑大夫也。公乃赂尹氏而祷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钟巫，遂与尹氏偕奔归，而立钟巫而祀之。其后公以祭钟巫，出馆于寪氏，而遂被弑。此十一年公薨传也。是此一尹氏，而公之患难存亡系焉。其德尹氏也，则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内卿之列。既厠内卿列，则不问其为郑大夫、为鲁大夫，而必以内卿大夫之礼临其丧。既以内卿大夫之礼临其丧，则君亲视敛，自必书卒。况公以尹氏止，以尹氏归，以尹氏生，而其后见弑，一若与尹氏之死有相闗者。公不以祭钟巫弑乎？初因求尹氏而并求尹氏之神，既与丑氏归，而并祀尹氏之神于鲁，虽感神乎，实所以报尹氏也。故钟巫之祀虽为鲁立，而仍存尹氏，以为此尹氏之主，必出宫而后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独身出祭，且不馆尹氏而馆之他氏，以致仓皇之际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尚在，则主祭有人，未必亲出。即或亲出，而馆于其家，纵有不测，尹氏必仍有以卫之。而惜乎其卒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为溯往事而伤心者也。故曰：此郑大夫也，此春秋之防意也。事也，亦义也【其后庄二十二年传，成季酖叔牙于鍼巫氏，鍼巫即钟巫，鍼钟音之转也。公既立钟巫之祀，遂以尹氏为鲁大夫而赐氏钟巫，故有此氏鍼季者，尹氏之后也。此不称钟巫氏而仍称尹氏者，着所自也】
秋武氏子来求赙
归赗，礼也；求赙，非礼也。事也，曰有此事焉尔。然而赙也，而可以求之也乎？况天子乎？此其中有义焉。若其不称使，则其求赙者，平王丧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丧，则未有王命，而不称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称子，则武氏名来，而子行之，故称子。此与桓五年「仍叔之子来聘」正同。《公谷》谓武氏亦未葬，夫王朝大夫，岂尽乏人，而必使居丧未葬之子使之将命？世无此理。况武氏未葬，子可将命，则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无命，故不称使」，则此矛彼盾，此白彼黒，亦甚周章。而况「仍叔之子」犹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没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随地蹖駮，了无绳凖如是也？吾故曰《春秋》寃史也，吾深有望乎世之平此寃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礼君薨，来赴则史必书之。苐诸侯称薨，大夫称卒。若外君来赴而亦称薨，嫌于内君，故我公称薨，外君称卒，以别之，此亦例也。和者，宋公之名。凡书外君卒，必书君名以实之。至会葬之时，彼国易名【易名为諡】然后书曰葬某公。此时无諡而但书国爵，则又与彼国之前后君无所分别，故必书名者，亦是史例。左氏谓同盟故书名【谓同盟必通名告神故我君得知其名】则隐八年蔡侯考父卒，桓五年陈侯鲍卒，皆未同盟而皆书名，为不通矣【不同盟而书名不可胜数，此举其概耳，后仿此】其或不书名，史略之。若谓不同盟者不书名，或与大夫盟而不与君盟亦不书名，则成十四年秦伯卒，与君盟而不书名，襄四年陈侯午卒，与大夫盟而反书名，又不通矣。或曰外君书名固是史例，若书卒则必彼赴有是称，而我乃因之，是我国书薨，嫌于我君；彼国书卒，反不嫌于彼卿大夫，不可为训。若谓谦则不嫌，则礼记杂记明云：「君薨赴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是谦必取下。若果谦必不舍不禄而反称卒也【曲礼曰：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是不禄较卒为最下】至于或月或日，则史文详略无闗义例，惟书名与卒则核之通经而有必然者。乃胡氏又造为例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得书卒？」此夫子作春秋革旧史之称，而不因其文，以诸侯放恣不奉王命，故于其薨时特书曰卒，以贬黜之，使不得为诸侯也。夫鈇钺之诛不加于生前，而苐为此褫魂笞墓之举，既已非法，况哀十四年夏简书书莒子狅卒，此鲁史原文也。史例原称卒，而谓夫子特革之以诛此
译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尹氏呢？这是郑国的大夫尹氏。既然是郑国的大夫尹氏，那么鲁国史书为何要记载他呢？回答说：根据《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传文记载：隐公在做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在狐壤交战，隐公被俘获。郑国人将隐公囚禁在尹氏家中。尹氏是郑国的大夫。隐公于是贿赂尹氏，并向尹氏所供奉的神灵祈祷，那神灵叫钟巫，随后与尹氏一同逃回鲁国，并设立钟巫的祭坛来祭祀它。后来隐公因为祭祀钟巫，到寪氏家中住宿，结果被杀害。这是隐公十一年隐公去世的传文。这一个尹氏，隐公的患难与存亡都系于他。隐公感激尹氏的恩德，必定以客卿的身份将他引入内卿的行列。既然已列入内卿行列，就不问他是郑国大夫还是鲁国大夫，必定以内卿大夫的礼仪来吊唁他的丧事。既然以内卿大夫的礼仪吊唁他的丧事，那么国君亲自视察棺敛，自然必定记载他“卒”。况且隐公因尹氏而停止战事，因尹氏而回国，因尹氏而得以生存，而后来被杀，似乎与尹氏之死有关联。隐公不就是因为祭祀钟巫而被杀吗？起初因为求助于尹氏而一并求助于尹氏的神灵，既然与尹氏一同回国，就一并把尹氏的神灵在鲁国祭祀，虽然是为了感念神灵，实际上是为了报答尹氏。所以钟巫的祭祀虽然在鲁国设立，但仍保留“尹氏”之称，认为这位尹氏是钟巫的主持者，必须出宫之后才祭祀他。不料尹氏死后，隐公独自出宫祭祀，而且不住在尹氏家而住在其他人家，以致在仓皇之际遭受此大祸。假使尹氏还在，那么主持祭祀有人，隐公未必亲自出宫。即使亲自出宫，而住在尹氏家中，纵然有不测，尹氏必定仍有办法保卫他。可惜尹氏去世了。这本来就是撰写《春秋》的人追溯往事而感到伤心的原因。所以说：这是郑国大夫，这是《春秋》的深意。这是史实，也是义理。【后来庄公二十二年的传文记载，成季在鍼巫氏那里用毒酒害死叔牙，鍼巫就是钟巫，鍼与钟是音转。隐公既然设立了钟巫的祭祀，于是把尹氏作为鲁国大夫并赐姓钟巫，所以有了鍼季这个姓氏，他是尹氏的后代。这里不称钟巫氏而仍称尹氏，是为了表明他的出身来源】
秋天，武氏之子前来请求赙赠。
赠送赗车，符合礼制；请求赙赠，不符合礼制。这是史实，是说有这件事罢了。然而，赙赠是可以请求的吗？何况是天子呢？这其中含有义理。如果不称“使”，那么请求赙赠的，是平王的丧事。平王尚未安葬，桓公处于初丧期间，那么还没有王命，不称“使”，是适宜的。至于武氏称“子”，是因为武氏名叫来，而以“子”的身份行事，所以称“子”。这与桓公五年“仍叔之子来聘”完全相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武氏也尚未安葬，那么王朝的大夫，难道都缺乏人才，而一定要派遣居丧未葬的儿子去传达命令吗？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武氏未安葬，儿子可以传达命令，那么平王未安葬，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发布命令呢？如果说“桓王没有命令，所以不称使”，那么这就自相矛盾，黑白不分，非常混乱。何况“仍叔之子”与“武氏之子”是一样的？在武氏那里说是“父亲去世而未安葬”，在仍叔那里说是“父亲年老而儿子年幼”，为什么随地都有抵牾，毫无准则呢？所以我所以说《春秋》是冤史，我深切希望世人能平反这个冤屈。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按照礼制，国君去世，前来报丧，史官必定记载。只是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如果外国国君前来报丧也称“薨”，容易与本国国君混淆，所以我国国君称“薨”，外国国君称“卒”，以作区别，这也是惯例。和，是宋公的名字。凡是记载外国国君去世，必定书写国君的名字以证实。等到会葬的时候，那个国家改称谥号【改称谥号】，然后记载为“葬某公”。此时没有谥号而只书写国号和爵位，那么又与那个国家的前后国君无法区分，所以必定书写名字，这也是史官的惯例。《左传》认为是因为结盟所以书写名字【认为结盟必定互通名字告知神灵，所以我国国君能知道他的名字】，那么隐公八年蔡侯考父去世，桓公五年陈侯鲍去世，都未曾结盟却都书写名字，这就讲不通了【不同盟而书写名字的不胜枚举，这里只是举其大概，后面仿照此例】。有的不书写名字，是史官省略了。如果说不同盟的不书写名字，或者与大夫结盟而不与国君结盟也不书写名字，那么成公十四年秦伯去世，与国君结盟却不书写名字，襄公四年陈侯午去世，与大夫结盟反而书写名字，又讲不通了。有人说外国国君书写名字固然是史官惯例，如果记载“卒”，必定是对方报丧有此称呼，我国才沿用，那么我国记载“薨”，容易与我国国君混淆；对方国家记载“卒”，反而不与对方卿大夫混淆，这不能作为准则。如果说谦称就不混淆，那么《礼记·杂记》明确说：“国君去世，向其他国家的国君报丧说‘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这是谦称必定取低下。如果真是谦称，必定不会舍弃“不禄”而反而称“卒”【《曲礼》说：长寿而死叫卒，短命而死叫不禄，所以不禄比卒更为低下】。至于有的记载月份有的记载日期，这是史文详略无关义例，只有书写名字与“卒”则核对全经而有必然的规律。于是胡氏又创立条例说：“诸侯叫薨，大夫叫卒，五等邦君怎么能记载卒？”这是孔子作《春秋》改革旧史的称呼，而不沿袭其文字，因为诸侯放纵不奉王命，所以在他们去世时特意记载为“卒”，以贬黜他们，使他们不得称为诸侯。斧钺的诛杀不加于生前，而只做这种褫夺魂魄、鞭打坟墓的举动，已经不合法规，何况哀公十四年夏简书的记载莒子狅卒，这是鲁国史官的原文。史官惯例原本称卒，而说孔子特意改革以诛杀此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两国相盟以来，告故书石门，齐地名，余见前。
癸未葬宋穆公
礼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则此书葬，非谓彼国葬君也。言我国有送葬者尔。故此当书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类而此及后文多不书大夫者，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諡。其书諡者，以薨后易名，则讳名，礼也。其概称公者，从我大夫送者之辞也。乃胡氏又自造为例，分作两等：一是鲁史旧文，或怠于礼，或弱其君，则原不会葬，而据实不书，此史文也。一是夫子削笔，或讨其贼而不书，如宋殇、齐昭告乱，书弑矣，而经不书葬，是讨贼也。或讳其辱而不书，如晋景公告丧，书卒矣，而经不书葬，是讳辱也。或治其罪而不书，如鲁宋盟会未尝不同，而三世不书，是治其罪也。或避其号而不书，如呉楚之君，书卒者十，亦有亲送于西门之外者矣，而经不书葬，是避其号也。此削笔也，彼史文不必言矣。尝就夫子所削者思之，据讨贼不葬，以宋殇、齐昭为言，则宋殇被弑，可云讨贼。若齐昭公卒已立子舍，而舍方被弑，其于昭公无与也。昭未见弑，何得云为昭讨贼？况春秋被弑多书葬者，襄七年，郑伯髠见弑于子驷而书葬。三十年，蔡世子弑其君景公而书葬。然则夫子削之者止一宋殇，而其不削者且不乏也。吾不意夫子之笔削，其漫不省核如是也。若讳辱不书，则诚有之。左氏明言，公如晋，晋止公送葬而耻而不书，但书如晋。然此是史文，非削笔也。且其事与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公如楚，楚亦止公送葬而耻而不书，但书如楚，正同。此两事一例，而胡氏以如晋一事属之讳辱，如楚一事又属之避号，是自乱其例也。乃若宋之三世不书，吴楚之十卒不书，则如梦如呓，更有百不能解者。宋之书卒而不书葬者，止桓、襄二公，未尝有三世也。且桓公、襄公并无所获罪于鲁，亦未尝得罪天下，何烦开一例，必专治其罪而重为削之。若其云十卒，则吴在襄世始见《春秋》；楚在成前，并鲜赴告。故吴之书卒祗乗与夷昧，而楚则宣之旅、襄之审、昭之麋与居哀之轸，共七卒，而无十卒。若襄之昭，则公亲送葬，例在讳辱，不当在避号也。且犹是五等邦君耳，而例当书“公”，则不问晋侯、秦伯、邾子、许男，而统以“公”字概之。今既于赴告之时，已书曰“楚子某卒”、“吴子某卒”，则于防葬时，亦何难行我史例子也？而“公”之而乃曰“避号”，吾不知其所谓“避号”者，恐其称王而避之乎？抑亦吴、楚国号理当黜絶，概不使入《春秋》经也？凡此皆梦呓之语，毎欲为审处而未敢决也，况敢曰此夫子之削笔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取牟娄
彼以伐取告，则此书之。然而罪在其中焉。▯国名，夏禹之后，牟娄▯邑也。其后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来降，则不特莒长有此邑，且莒之公族即有以此邑为氏者矣。其坚恃如此。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州，《谷梁》作祝，后同】
此春秋书弑君之始也。完者，卫桓公名。其书名者，正与列国君薨书名例同。此必非彼国来赴原有君名与同盟告神，我知其名者，据此则益信君薨书名之但纪实而非有他也。州吁者，桓公之弟，庄公之子也。其不书公孙，但书国号者，亦正与齐无知弑其君诸儿例同。胡氏谓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义方，故不书公子而书国。则公孙无知乃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之从弟，而不书公孙，将责僖公以不能教从子乎？抑责襄公不教从弟乎？抑责夷仲年乎？从父从兄无教子之责，夷仲年失教，又无国君之分，则其所引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又隔一层矣。其书国，则里克弑君亦得书晋，况公子也【据传，卫庄公娶齐女曰庄姜，美而无子，其娣戴妫生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勿禁，庄姜恶之，则庄公原有失教之过。然此时焉能以州吁之恶追治庄罪？况称国不称公子，此皆陋儒恶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与郑伯在石门结盟。
两国结盟以来，告知原因并记载石门，石门是齐国的地名，其余情况见前文。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按照礼制，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那么这里记载“葬”，并不是说别国安葬了他们的国君，而是说我国有人去送葬罢了。因此这里应当记载大夫去送葬。例如宣公十年，公子归父前往齐国安葬齐惠公；昭公三年，叔弓前往滕国安葬滕成公。这类情况，而此处及后文大多不记载大夫名字的，是省略了。穆，是宋公的谥号。记载谥号，是因为君主死后更改名字，则避讳其名，这是礼制。大概称其为“公”，是从我方大夫送葬者的称呼而言的。然而胡氏又自创条例，分为两等：一是鲁国史官的原文，或者怠慢礼制，或者削弱其君，则原本不会去送葬，而据实不记载，这是史官的文字。一是孔夫子删削笔削，或者讨伐其弑君者而不记载，如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记载了弑君，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讨伐弑君者。或者避讳其耻辱而不记载，如晋景公告丧，记载了去世，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避讳耻辱。或者惩治其罪过而不记载，如鲁宋盟会未曾不同，而三代不记载，这是惩治其罪过。或者避讳其称号而不记载，如吴楚的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葬到西门之外的，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避讳称号。这是孔夫子的删削笔削，那史官的文字不必多说了。我曾经就孔夫子删削的情况思考，根据讨伐弑君者而不记载安葬，以宋殇公、齐昭公为例，那么宋殇公被弑，可以说讨伐弑君者。如果齐昭公去世已经立了子舍，而子舍正被弑杀，这与昭公无关。昭公未见被弑，怎么能说为昭公讨伐弑君者？况且春秋时期被弑杀而记载安葬的很多，襄公七年，郑伯髡顽被子驷弑杀而记载安葬；三十年，蔡世子弑杀其君景公而记载安葬。那么孔夫子删削的只有一位宋殇公，而不删削的也不少。我没想到孔夫子的笔削，如此漫不经心而不加省察核实。如果避讳耻辱而不记载，那么确实有这种情况。左传明确说，鲁公前往晋国，晋国阻止鲁公送葬，感到耻辱而不记载，只记载前往晋国。然而这是史官的文字，不是删削笔削。而且这件事与襄公二十八年，楚昭王去世，鲁公前往楚国，楚国也阻止鲁公送葬，感到耻辱而不记载，只记载前往楚国，完全相同。这两件事属于同一类，而胡氏将前往晋国一事归为避讳耻辱，前往楚国一事又归为避讳称号，是自己扰乱了条例。至于宋国三代不记载，吴楚十次去世不记载，则如梦话呓语，更有百种不能解释的地方。宋国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的，只有桓公、襄公两位，未曾有三代。而且桓公、襄公并未获罪于鲁国，也未曾得罪天下，何必开一个条例，必定专门惩治其罪过而重重删削。如果他说十次去世，那么吴国在襄公时期才出现在《春秋》中；楚国在成公之前，很少赴告。所以吴国记载去世的只有乘与夷昧，而楚国则有宣公时期的旅、襄公时期的审、昭公时期的麋与居、哀公时期的轸，共七次去世，而没有十次。至于襄公时期的昭王，则鲁公亲自送葬，条例属于避讳耻辱，不当属于避讳称号。况且还是五等邦君，而条例应当书“公”，则不问晋侯、秦伯、邾子、许男，而统一用“公”字概括。现在既然在赴告之时，已经记载为“楚子某卒”、“吴子某卒”，那么在防送葬时，又何难行我国史官的条例呢？而称“公”却说“避讳称号”，我不知道他所谓的“避讳称号”是什么，是怕他们称王而避讳吗？还是吴、楚国的称号理当废绝，一概不让他们进入《春秋》经文？凡此都是梦呓之语，每次想要审慎处理而不敢决断，何况敢说是孔夫子的删削笔削呢？
四年
春季，周王二月，莒人攻打〇国，夺取牟娄。
他们以攻打夺取来告，那么这里就记载它。然而罪责在其中。〇是国名，夏禹的后代，牟娄是〇国的城邑。其后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来投降，那么不仅莒国长期拥有此邑，而且莒国的公族就有以此邑为氏的了。其倚仗坚固如此。
戊申日，卫州吁弑杀其君完【州，《谷梁传》作祝，后同】
这是春秋记载弑杀国君的开始。完，是卫桓公的名。其记载名，正与列国国君去世记载名的条例相同。这必定不是别国来赴告原有国君名与同盟告神，我方知其名者，据此则更加确信国君去世记载名只是纪实而没有其他含义。州吁，是桓公的弟弟，庄公的儿子。其不记载公孙，只记载国号，也正与齐无知弑杀其君诸儿的条例相同。胡氏说不以公子的道理对待州吁，教导以义方，所以不记载公子而记载国。那么公孙无知是僖公的同母弟，公子夷仲年的儿子，襄公的堂弟，而不记载公孙，将责备僖公不能教导堂弟吗？还是责备襄公不教导堂弟？还是责备夷仲年？堂父堂兄没有教导儿子的责任，夷仲年失教，又没有国君的身份，那么他所引用的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又隔了一层。其记载国，那么里克弑杀国君也得以记载晋，何况是公子呢【根据传，卫庄公娶齐女叫庄姜，美丽而无子，其妾戴妫生桓公，公子州吁是嬖人之子，也有宠爱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那么庄公原本有失教的过错。然而此时怎么能以州吁的恶行追治庄公的罪过？况且称国不称公子，这都是陋儒厌恶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礼：诸侯未及期而相见，曰遇。故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简其礼，如道路相逢者然。」与《周礼》「冬见曰遇」之「遇」不同时。鲁、宋欲寻旧盟，以未及会期，而卫来告乱【即州吁弑君之乱】遂遇于清。清者，卫地名则是不得已而改盟为遇。而胡氏又深文曰：「春秋书遇，皆私为之约，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简其礼尔。」简略慢易，无相见之礼，故《春秋》恶之。夫「遇」礼明载礼经，则礼不恶「遇」。鲁、宋此「遇」，明为卫乱，则《春秋》不恶此「遇」。乃初以刑歃烦文为非礼所贵，既又以「遇」礼简略为失人君之礼，则明属吹索。况终隐之世，盟会有九而止此一「遇」，未必因司盟玉府器币告乏之故。释《春秋》者不读《春秋》，而慿空揑撰，岂可训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此据其告辞而直书之者，宋、卫、陈、郑连年有征伐，见于《春秋》，皆始此役，且皆发于宋而卫继之。据传，宋殇公之立，以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故谋伐郑；而卫则以郑庄曾伐卫，故欲修怨以求宠于诸侯，因与宋相约，遂联陈、蔡以伐郑。是首事者，宋公也【其秋复伐郑，亦宋来乞师可验】首在宋，从在列国，则自当首宋；而胡氏谓卫为主而宋为辅，其先録宋公为《春秋》诛党与之法，则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为不通矣。且宋、陈书爵，系君自帅师；而蔡、卫则诸大夫帅师者，故称人。所谓以赋从而不亲往是也。则岂有主其事而不亲往者？其书君、书大夫、书国、书人例，俱见前。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此亦据事直书者，翚者公子翚也。其不称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与前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庄三年溺会齐师伐卫例同【汉后史文多有徒名无氏者，即韩愈淮西碑其命将出师，亦皆徒名可验】若谓翚不俟公命，故去氏，则二年帅师与公子溺，安得皆叛公命者？若谓以翚后弑逆，故去公子，则此时弑逆未形，岂可豫设一讨逆之例？且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帅师伐邾，皆弑逆而皆书公子，何也？若谓凡书法氏族书即为褒，去即为贬，则文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逆贼而书公子；襄二十九年呉子使札来聘，以让国之贤而反去公子，其可通乎？凡此皆遍合经文而无一当者，故曰「春秋之亡，亡于陋例」，非虚语也。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此因来告词而为之文者，据传州吁不和于卫人，石碏隂诱其因，陈侯以觐天王，使定其位，于是乞陈执州吁还卫，而卫人杀之，是杀州吁者石碏也。其时公子晋在邢，而卫迎立之。公羊亦曰：“此石碏所迎立者，乃杀州吁称卫人，立晋亦称卫人，似非实録。”不知《春秋》讨贼，人人皆得而诛之，况卫杀州吁，实卫人不伏，使吁不自安于卫，而后碏之谋以成，则碏之诛吁，碏之立晋，实因卫人有同情而共起讨贼，此秉彝之良，所当急予之以风世者。其不书右宰涖杀【时石碏使右宰丑涖杀之】而书卫人；不书晋从邢入【凡从外入者皆书入，书纳】而书立晋，一似杀之在国，立之亦在国者，此乃所以为文也，以为书法当如是也。若州吁已立，不称卫侯，则弑立不久，先君未葬【杀州吁明年葬卫桓公】此与齐无知弑襄公自立，齐人杀无知，而襄公未葬，亦不称齐侯正同【史凡弑立未久，如莽、卓、敦、温类俱不称君，可验】若谓未与盟会，故不称君，则一与盟会，而即得以仓猝弑逆之贼，永正君位，荒唐极矣。至于卫人立晋，谓晋贤得众，卫人立晋为立贤，曾是卫宣而贤也乎？
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内不承国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子而不受之父者，则此时卫桓见弑，虽舍晋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卫桓者矣。然则卫自此当不立君耶？何坚持已説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观鱼于棠【左传观作矢】
但书事而义已见焉棠邑名
夏四
译夏，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曲礼》说：诸侯未到约定的日期而相见，称为“遇”。所以杜预说：“遇，是临时约定的日期，各自简化礼仪，就像在路上偶然相逢一样。”这与《周礼》中“冬天相见称为遇”的“遇”含义不同。鲁国和宋国想要重温旧日的盟约，因为还没到会盟的日期，而卫国来报告动乱【即州吁弑杀国君的动乱】，于是就在清地相遇。清是卫国的地名，这说明他们不得已将盟会改为相遇。而胡安国又深究文义说：“《春秋》记载‘遇’，都是私下订立约定，把自己比作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化轻慢，没有相见的礼仪，所以《春秋》厌恶它。然而“遇”的礼仪明确记载在礼经中，那么礼制并不厌恶“遇”。鲁、宋这次“遇”，明显是因为卫国动乱，那么《春秋》并不厌恶这次“遇”。起初认为歃血盟誓的繁琐仪式不是礼制所看重的，后来又把“遇”礼的简略视为失掉国君的礼仪，这明显是吹毛求疵。况且在隐公在位期间，盟会有九次而只有这一次“遇”，未必是因为掌管盟誓的玉府器物币帛短缺的缘故。解释《春秋》的人不读《春秋》，而是凭空捏造，怎么能作为准则呢。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这是根据他们告祭的言辞而直接记载的。宋、卫、陈、郑连年有征伐，见于《春秋》，都始于这次战役，而且都发端于宋国而卫国跟随。根据《左传》，宋殇公即位，因为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要接纳他，所以谋划攻打郑国；而卫国则因为郑庄公曾经攻打卫国，所以想要报复旧怨以在诸侯中求得宠信，于是与宋国相约，便联合陈、蔡攻打郑国。因此发起这件事的是宋公【那年秋天再次攻打郑国，也是宋国来请求出兵，可以验证】。发起者在宋国，跟随者在列国，那么自然应当以宋国为首；而胡安国说卫国是主谋而宋国是辅助，先前记录宋公是《春秋》诛讨党羽的法度，那么州吁告诉宋国，他自己说：“您做主，我国带着赋税跟随陈、蔡。”这就讲不通了。况且宋、陈记载爵位，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而蔡、卫则是各位大夫率领军队，所以称“人”。这就是所谓带着赋税跟随而不亲自前往的意思。那么哪有主持事情却不亲自前往的？记载国君、记载大夫、记载国家、记载“人”的体例，都在前面见过。
秋天，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这也是根据事实直接记载的。翚是公子翚。不称“公子”，是因为史书原本就有只称名的体例。这与前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庄公三年公子溺会同齐国军队攻打卫国的体例相同【汉代以后的史文多有只有名没有姓的，就是韩愈《淮西碑》中任命将领出兵，也都是只有名，可以验证】。如果说翚不等待国君的命令，所以去掉氏，那么二年率领军队和公子溺，怎么都成了违背国君命令的人？如果说因为翚后来弑君作乱，所以去掉“公子”，那么此时弑君作乱尚未显现，怎么可以预先设立一个讨伐逆贼的体例？况且庄公二年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僖公三十三年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都是弑君作乱的人却都记载“公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凡是书法中记载氏族就是褒扬，去掉就是贬斥，那么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杀他的国君舍，作为逆贼却记载“公子”；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国君派札来聘问，作为让国的贤人反而去掉“公子”，这能讲通吗？所有这些说法都遍合经文而没有一处恰当的，所以说“《春秋》的灭亡，灭亡于浅陋的体例”，不是虚言。
九月，卫国人杀州吁于濮。
冬天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这是根据他们告祭的言辞而写成的文字。根据《左传》，州吁与卫国人关系不和，石碏暗中诱导他的党羽，陈侯借朝见周天子的机会，让他安定自己的地位，于是请求陈国抓捕州吁送回卫国，而卫国人杀了他，所以杀州吁的是石碏。那时公子晋在邢国，而卫国迎接并拥立他。《公羊传》也说：“这是石碏迎接拥立的，却杀州吁称‘卫人’，拥立晋也称‘卫人’，似乎不是实录。”不知道《春秋》讨伐贼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况且卫国杀州吁，实在是卫国人不服从，使得州吁在卫国不能自安，然后石碏的计谋才得以成功，那么石碏诛杀州吁，石碏拥立晋，实在是因为卫国人同情而共同起来讨伐贼人，这是秉性中的善良，应当急忙给予褒奖以教化世人。不记载右宰涖杀【当时石碏派右宰丑监杀】而记载卫人；不记载晋从邢国进入【凡是从事外进入的都记载“入”，记载“纳”】而记载拥立晋，好像杀他在国内，拥立他也在国内，这就是为了行文如此，认为书法应当这样。如果州吁已经即位，不称卫侯，那么弑君即位不久，先君尚未安葬【杀州吁的明年安葬卫桓公】，这与齐无知弑杀襄公自立，齐国人杀无知，而襄公尚未安葬，也不称齐侯完全相同【史书中凡是弑君即位不久，如王莽、董卓、司马敦、司马温之类都不称君，可以验证】。如果说没有参与盟会，所以不称君，那么一旦参与盟会，就得以让仓促弑逆的贼人永远正当国君之位，荒唐极了。至于卫国人拥立晋，说晋贤能得众，卫国人拥立晋是拥立贤人，难道卫宣公贤能吗？
胡安国又说：“‘立’是不应该立。”国内不继承先君的国位，就不应该立。没有儿子不接受父亲继承的，那么此时卫桓公被弑，即使舍弃晋不立，也没有人能接受卫桓公的命令了。那么卫国从此应当不立国君吗？为什么坚持自己的说法而百无一通到这种地步！
五年
春天，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左传》中“观”写作“矢”】。
只记载事情而意义已经显现，棠是邑名。
夏天四月
郕国名，左氏曰：「卫之乱也，郕人侵卫，故衞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左传与后文合作一节】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礼，庙祭一考一妣。凡继室以子贵者，为别立一庙祭之。隐以桓为储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礼，故为立宫。经例，太庙称庙，羣公庙称宫。
初献六羽
此新成仲子之庙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数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树雉尾于竿而执而舞之，故称羽。若其又称佾者，舞行之数，每行若干人，总谓之佾。故天子用八，则一行八人，八其八为六十四；诸侯用六，则一行六人，六其六为三十六。降而大夫四，士二，皆同。但鲁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后以周公之庙禘所自出，则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庙中，因之羣公之庙又复因太庙而递行之。然则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诸侯用六，则继室别宫当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礼也而义行焉。若其称初献，则仲子之宫初祭用此，非如谷梁所谓始僭、尸子所谓始降者。而胡氏谓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则不知所谓前此者，羣宫耶？抑仲子宫耶？若仲子宫，则宫方落成，前此未尝用乐也。若谓羣宫，则后此仍用八，何云前此【昭二十五年，昭公谓子家驹曰：「吾何僭哉？」答曰：「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礼也。」】又论语季氏祀桓公以八佾舞于庭】则即一「初」字而彼此误认，遂一往鹘突，况其他乎？
邾人郑人伐宋
据传宋人取邾田，邾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则邾为主而郑从之，所谓“敝邑为道”是也。道者，导也，今所谓向导也，葢谦言也。故其序先后，首邾，次郑，自是史例。而胡氏又谓卫州吁告宋以伐郑，事与此同，而彼以宋为主者，《春秋》絶党之法也。此坚执前传“首诛党与”一语，不知前传宋本欲伐郑，而卫以伐告，则主在宋；此时郑未欲伐宋，而邾以伐告，则主在邾，其例甚明。故卫告宋曰：“君为主，敝邑以从。”此告郑曰：“君释憾，敝邑为道。”虽同一相告，而其词不同。
螟
灾之必书，非幸灾也，恐其伤我民也。螟虫之食苗心者，此时秋九月，为夏时七月，禾尚未登，而虫食苗心，不其伤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鲁大夫臧僖伯名公观鱼时，僖伯力谏不听，故于其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勿敢忘，葬之加一等。”此不书葬者，大夫无书葬例也。余説见前。
宋人伐郑围长葛
此报邾人之役也，长葛，郑邑，围者，师环其地也。此书围长葛，围而即还耳。次年冬，书取长葛，则然后又取其地，本是两事。而胡氏以今冬之围将直至明年之冬，故曰“城守不下，至于经年而不解”，误矣。郑此时被围，已属冬末，而次年之春，即书“郑人来输平”，非兵解而能之乎？故杜氏于取长葛注云：“前年冬围不克而还，今冬乘长葛无备而又取之。”此实录也。
春秋毛氏传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毛氏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六年
春，郑人来输平【输，《左传》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输者，纳也。据传，公未立时，与郑战狐壤，而获公焉，则公原有怨于郑者。至是，郑与宋搆，而前年邾、郑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应，则似于郑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怨，在彼纳好，此《春秋》所予也。输，左氏作渝。渝者，变也。非变其平，乃是变雠怨而即于平也。虽渝与输字形之误，然其义亦同。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艾鲁地名盟会见前
秋七月
説见前
冬宋人取长葛
长葛郑地而不书郑者，前年有伐郑，围长葛，文则长葛郑地可知，况春秋分邑皆有数，其列国都邑皆见书，防但举一邑名而即知为某国之邑，故春秋凡书邑，概不冠国于邑上，可验也。若贾服谓长葛不繋郑者，刺不能抚，有其地，则凡盟于某，战于某，次于某，败于某，皆但书某地而不系何国，岂皆不能抚有之耶
译郕，国名。《左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入侵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九月，考仲子之宫【《左传》与此后文合为一节】
考，是成的意思。仲子，是鲁桓公的母亲。按照礼制，宗庙祭祀一父一母。凡是继室因儿子显贵而受尊崇的，要另外建立一座宗庙来祭祀。鲁隐公因为桓公是储君，所以用国君母亲的礼仪来祭祀仲子，因此为她建立宫庙。《春秋》的体例，太庙称为庙，其他公室的宗庙称为宫。
初献六羽
这是新建成仲子的宗庙，通过祭祀来确定羽舞的人数。羽，是指翟鸟。文舞使用翟鸟，将野鸡的尾巴插在竿子上拿着跳舞，所以称为羽。如果又提到佾，那是舞行的数量，每行有多少人，总共称为佾。所以天子使用八佾，即一行八人，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诸侯使用六佾，即一行六人，六行六列共三十六人。降等到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都是同样的道理。但是鲁国祭祀文王原本使用八佾，后来因为周公的宗庙禘祭所追溯的祖先，又在周公庙中使用文王的八佾，因此其他公室的宗庙又依次沿袭太庙的规格。那么诸侯使用六佾，使用八佾就是僭越了。诸侯使用六佾，那么继室的别宫应当使用四佾，使用六佾也是僭越。这是礼制上的规定，但在道义上却是通行的。至于称为初献，是因为仲子宫初次祭祀使用这个规格，不像《谷梁传》所说的开始僭越、尸子所说的开始降等。而胡氏说降等使用六羽，明确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却不知道所谓此前，是指其他宗庙呢？还是指仲子宫呢？如果是仲子宫，那么宫庙刚刚落成，此前未曾使用过乐舞。如果是指其他宗庙，那么此后仍然使用八佾，怎么能说此前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对子家驹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回答说：“八佾舞大武，这是天子的礼仪。”】又《论语·季氏》记载祭祀桓公时在庭院中使用八佾舞】那么仅仅因为一个“初”字而彼此误认，就导致一贯的混乱，何况其他呢？
邾人郑人伐宋
根据《左传》，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向郑国报告说：“请您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作为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会合他们，那么邾国是主方而郑国是随从方，所谓“我国作为向导”就是这个意思。道，就是导，现在所说的向导，大概是谦辞。所以排列先后顺序，首先邾国，其次郑国，这是史书的体例。而胡氏又说卫国州吁告诉宋国去讨伐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那里以宋国为主方，是《春秋》断绝党羽的法度。这固执地坚持前传“首先诛杀党羽”一句话，不知道前传中宋国本来想要讨伐郑国，而卫国以讨伐相告，那么主方在宋国；此时郑国并不想讨伐宋国，而邾国以讨伐相告，那么主方在邾国，这个体例很明白。所以卫国告诉宋国说：“您做主方，我国跟随。”这里告诉郑国说：“您发泄怨恨，我国做向导。”虽然都是互相告知，但措辞不同。
螟
灾害必定记载，不是庆幸灾害，是担心它伤害我们的百姓。螟虫吃禾苗的心，此时是秋九月，相当于夏历七月，禾谷尚未成熟，而虫子吃禾苗的心，不伤害吗？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鲁国大夫臧僖伯的名字。公观鱼时，僖伯极力劝谏不听，所以在他去世时，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葬礼加一等。”这里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大夫没有记载葬礼的体例。其余说法见前文。
宋人伐郑围长葛
这是报复邾国人的战役。长葛，郑国的城邑，围，是军队环绕其地。这里记载围长葛，是包围后就撤军了。次年冬天，记载取长葛，那是后来又夺取了那个地方，本是两件事。而胡氏认为今年冬天的包围将一直持续到明年冬天，所以说“城守不下，直到经年而不解”，错了。郑国此时被围，已经是冬末，而次年春天，就记载“郑人来输平”，如果不是兵解怎么能做到呢？所以杜氏在取长葛的注释中说：“前年冬天包围不克而撤军，今年冬天趁长葛没有防备而又夺取它。”这是实录。
《春秋毛氏传》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毛氏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六年
春，郑人来输平【输，《左传》作渝】
和解而不结盟称为平。输，是纳的意思。根据《左传》，公未即位时，与郑国在狐壤交战，而俘获了公，那么公原本对郑国有怨恨。至此，郑国与宋国构陷，而前年邾、郑讨伐宋国，宋国向公告急，而公没有回应，那么似乎对郑国的怨恨有所忘记了。在我方忘记怨恨，在彼方纳好，这是《春秋》所赞许的。输，《左传》作渝。渝，是变的意思。不是改变和平，而是改变仇怨而趋向和平。虽然渝与输是字形之误，但其意义相同。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艾，鲁国地名，盟会见前文。
秋七月
说法见前文。
冬宋人取长葛
长葛是郑国的地方而不记载郑国，是因为前年有讨伐郑国，围长葛，文意中长葛是郑国的地方可知，况且春秋分邑都有定数，那些列国的都邑都见记载，防备只举一个邑名而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邑，所以春秋凡是记载邑，一概不在邑名上加国名，可以验证。如果贾逵、服虔认为长葛不系属郑国，是讽刺不能安抚，拥有其地，那么凡是盟于某，战于某，次于某，败于某，都只记载某地而不系属哪个国家，难道都是不能安抚拥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