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十七
乃献楚俘于襄王。王亲至践土【郑地】劳晋师，享醴，命侑【既飨又助以束帛】且使尹氏王子虎命晋侯为伯【方伯也】赐大辂、戎辂之服，彤弓矢各一，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晋侯受防，出乃作王宫于践土，且三入觐。卫侯惧，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是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即践土王宫】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与防也。是时陈、蔡亦背楚来盟，此书蔡侯后，即书陈侯如防是也。卫叔武不成君，故称子。其列国序次先后互异，皆主防者为之，并无义例。
译于是将楚国的俘虏献给周襄王。襄王亲自来到践土慰劳晋国的军队，举行宴饮，命令侑臣既助兴又赠送束帛，并且派尹氏和王子虎任命晋侯为方伯，赐给大辂、戎辂的服饰，彤弓和彤箭各一套，玈弓和玈箭一千套，秬鬯酒一卣，虎贲武士三百人。晋侯接受了册命，出来后便在践土建造了周王的宫殿，并且三次入朝觐见。卫侯感到恐惧，逃往楚国，派遣元咺辅佐叔武来接受盟约。于是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那些没有参加王子虎盟会的人，是因为没有参加防地之盟。这时陈国、蔡国也背离楚国前来结盟，这里先记载蔡侯，接着记载陈侯前往防地，就是这种情况。卫国的叔武没有正式即位为君，所以称他为子。各国在盟会中的先后次序互相不同，都是由主持防地盟会的人安排的，并没有固定的义例。
陈侯如防
公朝于王所
礼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称。诗献于公所。孟子使之居于王所。故汉制车驾所在曰所。蔡邕《独断》曰：“行在所。”《谷梁》谓朝不言“所”，误矣。襄王亲至践土，经无明文，而于此见之。经之互可考验如是。若祗书公朝，不及诸侯者，言公则诸侯可知耳。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
初，卫成公以元咺自立，叔武杀咺，子之从公者至，是晋人复卫侯，甯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而后入。及入，叔武方沐，喜握髪而出，公子▯犬为前驱，射杀之。公不知也，乃杀▯犬，枕叔武之尸于股而哭之，而元喧奔晋。
陈侯款卒
秋▯伯姬来
去年▯桓公来朝公以他事遽伐之故此来解免伯姬者庄女▯桓公母也三传皆不能解而杜曰归宁夫庄二十七年▯伯姬来宁庄公也前五年杞伯姬来宁母成风也此归宁谁乎
公子遂如齐
此聘齐昭侯也。昭侯本鲁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谷梁无齐侯二字】
据传，防于温讨不服也。是时，卫、许尚未服，故谋讨之。温者，周邑之新赐；晋者，实周地也。序次见前。
天王狩于河阳【狩谷作守】
前此践土之防，襄王居行所，晋侯三朝，诸侯皆一朝而退，然此犹郑地也。今大防于温，温本周邑，其去京师祗百里，是俨然畿地，而诸侯反不一朝，不无阙然。且晋所倚者秦也，秦人入春秋以还，初来与防，晋侯思有以夸之，特前此以献俘故，王来劳师，今祗防诸侯，王不必再临其地。若欲因防以入觐，则朝王本诸侯事，何足夸耀于众？不得已思周礼有冬狩之典，趂此冬日，名戒武事，诸侯在所者，自当执贲皷以从，借此防朝，则一举两得。此本借尊王以报私怨，夫子所谓谲也。召者，请也，古凡延请曰请，召与呼召异。今启王冬狩，同于延请故旧，传曰「晋侯召王以诸侯狩」，是狩于河阳，本晋文已然之事，而夫子特去「召」字，所以尊王章，而讳晋恶，非谓晋召王来，而夫子改之曰「狩」也。史记不识《春秋》，妄谓晋侯召襄王，襄王防之河阳践土。夫襄王何尝与晋侯防乎？况河阳、践土并非一地，践土劳师在夏月，河阳田狩在冬月，又并非一时一事。若旧説谓九国之师并入王城，恐惊天子，故召之来，则师次河阳，诸侯入朝，无可惊也。谓诸国逺道，令其致温不便，又令其致洛，故须召王，则温、洛相去何几，惜诸侯跬步而劳万乗之绌驾，世无是理。若曰天子田狩当在畿内，今以天王而猎晋地，是狩非其地，故特书地以明失礼，则又不然。夫河阳非他，即温也。温本周地，十年狄灭温，前年王子带出奔温，皆是也。及晋文勤王，而王始以阳樊、温、原诸地赐之晋文，然皆叛不肯服晋，而晋皆舍之，复归于周。如传称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乃昭十二年传尚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传又有周大夫樊齐，则仍为周地可知也。且文元年，晋襄朝王于温矣。夫惟温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晋，晋侯亦未尝召王来晋，乃曰「朝于温」，其谓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卫侯与元咺讼【争杀叔武事】甯武子为辅，鍼庄子为坐【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谓不亲对理，故卫侯使三大夫对理】士荣为大士【大士治狱之官，此士荣为对理之正，故即加此名与辅坐别，旧注士荣原官误】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甯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方伯正其罪以上于王也】寘于深室。甯子职纳槖饘焉【谓以衣槖置食其中，宣二年传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槖以与之是也】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元咺归卫立公子瑕
诸侯遂围许
前温之防，谋讨卫、许，故防甫毕，而先执卫君，旋即围许，以许贰于楚也。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晋文有疾，曹用防侯獳之言，赂晋筮史，使筮疾时，以还曹伯为解，遂复归曹。襄伯名史，凡出奔归
译陈侯前往防地。
鲁公在周王所在之处朝见。
礼制规定，凡是朝见，必定在“王所”，这是周王居住之处的称谓。《诗经》中也有在公所献诗的记载。孟子让某人居住在王所。所以汉代的制度中，皇帝车驾所在的地方称为“所”。蔡邕在《独断》中说：“行在所。”《谷梁传》认为朝见时不应称“所”，这是错误的。周襄王亲自来到践土，经文没有明确记载，但在这里可以看出来。经文相互印证就是这样。如果只记载“公朝”，没有提及诸侯，是因为提到鲁公，诸侯自然可知。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起初，卫成公依靠元咺自立，叔武杀死了元咺，跟随卫成公的人到了，这是晋国人恢复了卫侯的地位，甯武子与卫国人盟誓于宛濮，然后卫侯才进入卫国。等到进入卫国时，叔武正在洗头，高兴地握着头发出来，公子瑕作为前驱，射杀了他。卫侯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杀了公子瑕，把叔武的尸体枕在大腿上痛哭，而元咺逃往晋国。
陈侯款去世。
秋天，伯姬来到鲁国。
去年桓公来朝见，鲁公因为其他事情突然讨伐他，所以这次伯姬来是为了和解。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桓公的母亲。《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不能解释，而杜预说这是回娘家省亲。庄公二十七年，伯姬来鲁国省亲，是为庄公；前五年杞国的伯姬来省亲，是为母亲成风。这次回娘家省亲，又是为谁呢？
公子遂前往齐国。
这是聘问齐国的昭侯。昭侯本来是鲁国的女婿，而且刚即位，所以去聘问。
冬天，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谷梁传》没有“齐侯”二字】。
根据传文，在温地会见是为了讨伐不服从的诸侯。当时，卫国、许国尚未服从，所以谋划讨伐他们。温地，是周王室新赐予的邑地；晋国，实际上是周王的土地。排列次序如前所述。
周天子在河阳狩猎【《谷梁传》“狩”字作“守”】。
此前在践土的会见，襄王住在行宫，晋侯三次朝见，诸侯都朝见一次就退下，但那还是郑国的土地。现在在温地大规模会见，温地本来是周邑，距离京师只有一百里，这俨然是京畿之地，而诸侯反而不朝见，不免有缺憾。况且晋国所倚仗的是秦国，秦人自从进入春秋以来，初次来参加会见，晋侯想借此夸耀，特意以前次献俘为由，让周王来慰劳军队，现在只是会见诸侯，周王不必再亲临此地。如果想借会见让诸侯入朝觐见，那么朝见周王本是诸侯的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不得已想到周礼有冬季狩猎的典制，趁着这个冬天，名义上戒严武备，诸侯在周王所在之处，自然应当拿着礼物和鼓乐跟随，借此会见兼行朝见，则一举两得。这本来是借尊崇周王来报私怨，孔子所说的权变就是这样。召，就是请，古代凡是延请都叫请，召与呼召不同。现在启请周王冬季狩猎，如同延请故旧，传文说“晋侯召周王以诸侯狩猎”，所以在河阳狩猎，本是晋文公已经做到的事，而孔子特意去掉“召”字，是为了尊崇周王，避讳晋国的恶行，并不是说晋侯召周王来，而孔子改称为“狩”。《史记》不懂《春秋》，妄说晋侯召襄王，襄王在河阳践土会见他。襄王何曾与晋侯在践土会见呢？况且河阳、践土并非一地，践土慰劳军队在夏季，河阳狩猎在冬季，又并非同一时间同一件事。如果旧说认为九国的军队并入王城，恐怕惊动天子，所以召他前来，那么军队驻扎在河阳，诸侯入朝，没有什么可惊动的。如果说各国路途遥远，让他们到温地不便，又让他们到洛邑，所以必须召周王，那么温、洛相距有多远，可惜诸侯走几步路就使万乘之君的车驾劳顿，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天子狩猎应当在京畿内，现在周王在晋地狩猎，这是狩猎不在其地，所以特意记载地名以表明失礼，那又不对。河阳不是别处，就是温地。温地本来是周地，十年狄人灭温，前年王子带出逃到温，都是证据。等到晋文公勤王，周王才把阳樊、温、原等地赐给晋文公，但这些都叛变不肯服从晋国，而晋国都舍弃了，又归还给周。如传文称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但昭公十二年的传文中还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传文中又有周大夫樊齐，那么它们仍然是周地可知。况且文公元年，晋襄公在温地朝见周王了。正因为温是周地，所以可以朝见，不然周王不会出居晋国，晋侯也没有召周王来晋国，却说“在温朝见”，这怎么说得通呢？
壬申日，鲁公在周王所在之处朝见。
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
卫侯与元咺打官司【争夺杀叔武的事】，甯武子作为辅佐，鍼庄子作为坐官【《周礼》规定命夫命妇不亲自坐堂审理狱讼，谓不亲自对质审理，所以卫侯派三大夫对质审理】，士荣作为大士【大士是审理狱讼的官员，这里士荣作为对质审理的正官，所以加上这个名称，与辅佐、坐官不同，旧注说士荣是原官，这是错误的】。卫侯败诉，杀了士荣，砍断鍼庄子的脚。认为甯俞忠诚而免罪，拘捕卫侯押送到京师【方伯纠正他的罪过上报给周王】，把他关在深室中。甯子负责送衣袋和粥进去【谓用衣袋装食物送进去，宣公二年传文中“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槖以与之”就是这样】。
卫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
元咺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国君。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此前在温地的会见，谋划讨伐卫国、许国，所以会见刚结束，就先拘捕卫君，随即包围许国，因为许国对楚国有二心。
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会见诸侯包围许国。
晋文公有病，曹国听从防侯獳的话，贿赂晋国的筮史，让筮史占卜疾病时，以归还曹伯为解，于是曹伯回到曹国。襄伯名史，凡是出逃后回归
国，例当称名。此与桓十五年郑公子忽复归于郑，襄二十六年卫侯衎复归于卫，例同。胡氏谓伯赂筮史，故贬称名。夫文王囚羑里，亦以赂免，乃不贬受辛，而贬文王，可乎？
译国家，按惯例应当称其名。这与桓公十五年郑国公子忽复归于郑国，襄公二十六年卫侯衎复归于卫国，体例相同。胡氏认为伯赂买通筮史，所以贬称其名。然而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也是通过贿赂得以脱身，却不去贬称受辛（纣王），反而贬称文王，这难道可以吗？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卢来
夷无相朝之礼，故祗书「来言来而已」，此与襄十八年白狄来例同。旧谓其用夷礼，故不称朝，非是。介，东夷国；葛卢，君名。
公至自围许
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作狄，防上公有公字】
此防践土盟，且以谋伐郑者，谓晋楚战城濮时，郑伯如楚，致楚师，本助楚者，及楚败归晋，而晋即与之盟衡雍，又盟践土，其必盟践土者，正以践土郑地，所为示楚以服郑也，然郑则何以对楚矣，故于诸防之后，仍修楚好，总是晋文出亡，郑文不礼，故借此为词以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为政，故也，史凡王国之臣使于外，皆称王人，并无贬例，胡氏谓王人不宜与诸国盟，故诸卿称人防不书公，一以示贬，一以讳恶，则前八年公防王人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防单子诸侯盟于鸡泽，皆王人也，王人未尝不可盟，盟亦何贬，况史例卿大夫称人，凡盟防侵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则随史文为之，亦无定例，至于防无公字，经文多有，全非讳恶，如谓公与诸大夫为防，故讳之，则庄十六年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齐桓衣裳之防，其时所防皆国君也，然反无公字，襄二十六年公防晋人郑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澶渊，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卢来
介复来者，以春时公在防，未值也【此为次年介人侵萧张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传皆分，及公子瑕另作一节】
晋侯使医衍酖卫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酖，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为之请，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防。王许之，且喻晋侯曰：“君臣皆狱逆矣，又为臣杀其君，再逆矣。”一合诸侯而有再逆，政不可，乃归卫侯。卫侯乃使周歂、周冶先杀元咺及公子瑕，而后入。夫咺固有罪，然不俟返国，不明正其罪而私杀之，且及子瑕，则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杀州吁，不书碏而书卫人，以卫人皆得杀之也。歂、冶杀元咺，不书歂、冶而书卫，则卫侯杀之矣。华督杀孔父及君，书弑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歂、冶并杀咺与瑕，而书咺及瑕，则瑕为咺累矣。此与列国杀大夫同一书例，而别有义者，此文例也。
卫侯郑归于卫
书名见前
晋人秦人围郑
晋文兴霸，实秦之力。今复来，秦伯以伐郑。虽秦本昵晋，然秦穆多雄心，相形之际，未免懐猜，乃因郑一言而中变焉。此正秦晋交搆一关键也。据传，秦晋围郑，郑使烛之武见秦伯曰：「越国而以郑为鄙，甚难。何必亡郑以益隣国？隣厚则已薄矣。且晋颇背秦，许秦以焦瑕之地，而即悔之，况欲难厌足？既取郑以为东封，万一欲更大其西封，舍秦焉取哉？」秦伯悦，乃与郑盟，且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为郑戍守而去。子犯欲击秦，晋侯不许，乃罢。初，郑公子兰出奔晋，晋使从之伐郑。兰不忍见围郑，请勿与晋使，待命于东界。至是，郑大夫请逆兰为太子，以求成于晋，晋许之。杜氏云：「秦伯、晋侯俱在军，而微者帅师，故称人。夫君不亲将，则大夫自将之。此时舅犯亦在军，何必微者？」説见前。
介人侵萧【介夷国见前】
萧地近宋，然为国为邑，旧皆误注。据宣十二年，楚人灭萧，当是宋附庸国。定十一年，宋公子自陈入萧，宋乐大心自曹入萧，则皆是宋邑，不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宰周公见九年传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如京师报聘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济西田
济西曹地之近鲁者，庄十八年追戎于济西是也。但经书取，必此时乗曹之危以力取之，此与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漷东田例同。左氏误解前经畀宋人为畀物，而此又忽取曹地，则必前所畀者即此地矣。因有晋文解曹地以分诸侯之传。夫侵曹祗以救宋，既己侵其国，执其君，斯已甚矣。世无复分其地以与诸侯之理。且
译鲁僖公二十九年
春天，介国的葛卢前来。夷族没有朝见的礼仪，所以只记载“来”字，说“来”罢了，这与鲁襄公十八年白狄前来的体例相同。旧说认为他们使用夷族的礼仪，所以不称朝见，这是不对的。介，是东夷的国家；葛卢，是国君的名字。
鲁公从围许之地返回。
夏天六月，鲁公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翟，杜预作狄，防字上面公字有公字】
这次防地结盟，是践土之盟，并且是为了谋划讨伐郑国。说的是晋楚城濮之战时，郑伯前往楚国，招致楚军，本来帮助楚国，等到楚国战败，郑国归附晋国，而晋国就与郑国在衡雍结盟，又在践土结盟，必定要在践土结盟，正是因为践土是郑国的土地，用来向楚国显示郑国已经臣服，然而郑国怎么对楚国交代呢？所以在各次防地结盟之后，仍然修复与楚国的友好关系。总之是因为晋文公出亡时，郑文公无礼，所以借此作为借口来讨伐它。翟泉是周地的地方，因为王子虎执政，所以如此。史书凡是王国的臣子出使国外，都称王人，并没有贬低的体例。胡氏认为王人不适宜与各国结盟，所以各位卿大夫称人，防地不书公字，一来表示贬低，二来避讳恶行，那么前八年鲁公与王人诸侯在洮地结盟，鲁襄公三年鲁公与单子诸侯在鸡泽结盟，都是王人，王人并非不可以结盟，结盟又有什么可贬低的呢？况且史书体例卿大夫称人，凡是盟、防、侵、伐都是这样，有的有名有的不名，则随着史文而定，也没有定例。至于防字没有公字，经文中很多，完全不是避讳恶行。如果说公与各位大夫为防，所以避讳，那么庄公十六年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同盟，这是齐桓公的衣裳之防，当时防地的都是国君，反而没有公字。襄公二十六年鲁公防晋人、郑良霄【这正是有名有不名的文字】、宋人、曹人在澶渊，都是大夫，反而有公字，为什么呢？
秋天，下大雨，伴有冰雹。
冬天，介国的葛卢前来。
介国再次前来，是因为春天时鲁公在防地，没有遇到【这是为次年介人入侵萧国埋下伏笔】
鲁僖公三十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狄人入侵齐国。
秋天，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三传都分开，及公子瑕另作一节】
晋侯派医衍用毒酒毒死卫侯甯俞，收买了医生，让毒酒淡薄，没有死。鲁公）用了臧文仲的话，为他请求，把玉献给周王，与晋侯都去了十次。周王答应了，并且告诉晋侯说：“君臣都违背礼义了，又替臣子杀他的君主，再次违背礼义了。”一次会合诸侯就有两次违背礼义，政令不可行，于是归还卫侯。卫侯于是派周歂、周冶先杀了元咺和公子瑕，然后回国。元咺固然有罪，然而不等待返回国家，不明确公正地定罪而私自杀害，而且牵连到公子瑕，那么君臣都失礼了。所以石碏杀州吁，不书石碏而书卫人，因为卫人都可以杀他。周歂、周冶杀元咺，不书周歂、周冶而书卫，那么就是卫侯杀了他。华督杀孔父和君主，书弑君及孔父，因为宋公连累了孔父。周歂、周冶并杀元咺和公子瑕，而书元咺及公子瑕，那么公子瑕被元咺连累了。这与列国杀大夫同一书例，而另有意义的，这是文例。
卫侯郑返回卫国。
书名的情况见前文。
晋人、秦人包围郑国。
晋文公兴起霸业，实在是秦国的力量。现在又来，秦伯为了讨伐郑国。虽然秦国本来亲近晋国，然而秦穆公多雄心，相比之际，难免怀有猜忌，于是因为郑国一句话而中途改变。这正是秦晋交恶的一个关键。据传，秦晋包围郑国，郑国派烛之武见秦伯说：“越过别国而以郑国为边邑，很难。何必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邻国雄厚那么自己就薄弱了。况且晋国颇背弃秦国，答应秦国焦瑕之地，而立即后悔，何况欲望难以满足？已经取得郑国作为东边的疆界，万一想要扩大西边的疆界，除了秦国还能从哪里取得呢？”秦伯高兴，于是与郑国结盟，并且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为郑国戍守而离开。子犯想要攻击秦国，晋侯不允许，于是罢兵。起初，郑公子兰出奔晋国，晋国派他跟随讨伐郑国。兰不忍心看见包围郑国，请求不与晋国使者，在东界等待命令。至此，郑国大夫请求迎接兰为太子，以求与晋国讲和，晋国答应了。杜氏说：“秦伯、晋侯都在军中，而微者率领军队，所以称人。君主不亲自率领，那么大夫自然率领。此时舅犯也在军中，何必是微者？”说法见前文。
介人入侵萧国【介夷国见前文】
萧地靠近宋国，然而为国为邑，旧注都错误。据宣公十二年，楚人灭萧，应当是宋国的附庸国。定公十一年，宋公子从陈国进入萧，宋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那么都是宋国的邑，不同。
冬天，周王派宰周公来聘问。
宰周公见九年传。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
前往京师是报答聘问。
鲁僖公三十一年
春天，取得济西田地。
济西曹地靠近鲁国的地方，庄公十八年追戎于济西就是这里。但经书书取，必定此时趁着曹国的危难以武力取得，这与襄公十九年取邾田，哀公二年取漷东田体例相同。左氏误解前经畀宋人为畀物，而这里又忽然取曹地，那么必定前所畀的就是此地了。因为有晋文公解除曹地以分给诸侯的传。侵犯曹国只为了救宋，已经侵犯其国，拘禁其君，这就已经很过分了。世上没有再分其地以给诸侯的道理。况且
救宋诸侯，齐、秦先之，鲁未与也。是时鲁方助楚而与楚盟之，围城之下，及晋伐卫，鲁又拒晋而使公子买戍卫。晋何爱于鲁，而必畀以田？若鲁得济西，则曹地有几？其与伐诸侯必不能给。且秦处西陲，安能越东诸侯国而收此隙地？况伐国所得，名曰归俘，庄六年齐人来归卫俘是也。夫归俘有二，一俘人民，一俘寳玉，并无俘土田者。即有土田，亦当称归俘，不当称取。况与我曰归，取彼曰取，经例甚明。按隠十年经书取郜、取防，左氏亦以为郑师取宋地而归之我。然我师原在军，且先与宋战，及宋败而后取之，故先书公败宋师于菅，而后直书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归俘也。即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平宋难而取其寳，即彼赂我，亦可书曰取而无他辞。若人之与我，则见于春秋，并无不书归而书取者。乃公羊亦知难通，又小变其説，谓晋侯班曹所侵地以还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复我故田而谓之取。夫济上小国有何侵地？即返侵地，亦并书归不书取，定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隂田是也。且此济西田，其为取为归，经皆有之。此取济西田，则我取之曹也。宣元年齐人取济西田，则齐来平我之难而取之我也。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则齐取之我而今复还之我也。然则取彼曰取，取我亦曰取；与我曰归，还我亦曰归。即济西本事有明着矣。人欲传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经一通读之，可谓知春秋者乎？吾故曰不以经解经，而以传解经，则虽左氏尚有误，况其他也【又，晋伐曹，在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始取田，时亦不合】
译救援宋国的诸侯中，齐国和秦国行动在先，鲁国没有参与。当时鲁国正帮助楚国并与楚国结盟，在围城之下，等到晋国讨伐卫国时，鲁国又抗拒晋国并派遣公子买去戍守卫国。晋国对鲁国有什么偏爱，一定要把田地赐给它呢？如果鲁国得到了济西之地，那么曹国的土地还有多少？它参与讨伐诸侯的兵力必定无法供给。况且秦国地处西部边陲，怎么能越过东方的诸侯国去收取这块隙地呢？何况讨伐他国所得，名义上叫做“归俘”，《春秋》庄公六年记载“齐人来归卫俘”就是例证。归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俘获人民，一种是俘获宝玉，并没有俘获土地田亩的情况。即使有土地田亩，也应当称为“归俘”，不应当称为“取”。况且别人给我叫做“归”，从我这里夺取叫做“取”，《春秋》的体例非常明确。查考《春秋》隐公十年经文记载“取郜”、“取防”，《左传》也认为是郑国军队夺取了宋国的土地并归还给我们。然而我们的军队原本就在军中，而且先与宋国交战，等到宋国战败后才夺取土地，所以先记载“公败宋师于菅”，然后直接记载为“取”，意思是这是我国自己夺取的，不是别人归还的俘获物。即使是桓公二年从宋国夺取郜鼎，也是我国平定了宋国的祸难而夺取其宝物，即使那是宋国贿赂我国，也可以记载为“取”而没有其他措辞。如果是别人给予我国，那么在《春秋》中，并没有不记载为“归”而记载为“取”的情况。于是《公羊传》也知道难以讲通，又稍微改变说法，认为晋侯将曹国侵占的土地分还给诸侯，而胡安国就遵循这种说法，说这是恢复我国原有的田地所以称为“取”。济水上的小国有什么被侵占的土地呢？即使是返还被侵占的土地，也应当记载为“归”而不记载为“取”，《春秋》定公十年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就是例证。况且这济西之地，无论是“取”还是“归”，经文中都有记载。这里记载“取济西田”，是我国从曹国夺取的；宣公元年记载“齐人取济西田”，是齐国来平定我国的祸难而从我国夺取的；十年记载“齐人归我济西田”，是齐国从我国夺取而现在又归还给我国的。既然如此，那么从别人那里夺取叫做“取”，从我国这里夺取也叫做“取”；别人给予我国叫做“归”，归还给我国也叫做“归”。这样济西之地的史实就明显清楚了。人们想要传述《春秋》，却不通读《春秋》全书，能算是懂得《春秋》的人吗？所以我说不用《春秋》经文来解释经文，而用传注来解释经文，那么即使是《左传》还有错误，何况其他的呢【另外，晋国讨伐曹国，在鲁僖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才开始夺取土地，时间上也不相符】
公子遂如晋
夏四月四卜郊
不从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报反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云“大报本反始”是也；一、是祈谷之祭，天子诸侯皆用之，孟献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此郊是祈谷之祭，与报反异，故鲁得用之而不为僭。葢报反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长日之至”，《周礼·大司乐》“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谷在寅月，《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桓六年传“启蛰而郊”，孟春，夏正月，启蛰者正月中气【汉初厯启蛰正月中】皆寅月也。今四月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启蛰中气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系祈谷，并未尝僭，而《公羊》乃以鲁郊为非礼。夫不行报反之祭，而祗用祈谷，犹非礼乎？
鲁用天子郊禘，并无考据，在《春秋》亦并不一见。《明堂位》造为成王赐鲁之説，有云：鲁君孟春【周正子月】乗大辂，载弧韣，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只卜牲耳。若卜郊，则尽在四月。经文现在也。胡氏解《春秋》，不信圣经，而援《明堂位》无据之説，以駮夫子，真不可解。先儒谓《杂记》无理，引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曰「可以」，或泛言恒礼，不必即指鲁君。然犹考《春秋》并无夏至禘庙之説，以为其言妄诞。况经书四月，而传必解为孟春，用天子之礼，此何説也？据襄七年传，孟献子曰：「郊祀后稷，祈农事也。」而《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后稷配本天子礼，而鲁得行之，即谓之僭。不知此特以祈谷祀后稷，非配天也。郑▯误解禘喾，谓禘即郊也，以喾配之。而刘▯借以辟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喾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尝以帝喾配郊，此显然与《孝经》配稷、《国语》郊稷相反。夫周正之郊配稷，非配喾；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葢稷本农官，至周不改，故祈农必祀之。此与长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谓鲁不当祀稷，是将使鲁无社稷也。若天本无二，郑▯谓有六天，固非是。但天一而随时可名，如四时无异，天然亦有苍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称。故《月令》迎气分祀五帝，《古伊训》篇亦有「越茀祀方明」之文，方明即五帝也。《周礼》盟防亦以坛壝祀五帝、日月。是诸侯不祀天，因不敢斥言天，而借称五帝。此不必纬书《文耀钩》有是名也。特其称帝为灵威仰、赤熛怒五名，则不可耳。若旧注谓此郊是祭苍帝，是因方春祈谷之故，与郑▯説周以木徳王，感徳报本，又不同。
卜郊卜日也？与卜牲不同。郊用上辛，虽报反之祭，限在子月，然仍不限之。长至一日，凡子月辛日皆可用。其曰“上”者，以上更吉也。若祈谷之祭，则自启蛰以后，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谓“不过乎分”者，不得过春分也。或谓月令“元日祈谷”，似限朔日。然“元日”与“元辰”对文，“元日”谓卜天干如甲乙丙丁类，“元辰”谓卜地枝如子丑寅卯类。则“元日”之“元”，谓取上中下三干而卜其上。董仲舒所谓“郊必以上辛”者【辛者新也，故二郊皆辛日】万一不得，则又卜其次。故三卜在本月，四卜则必在后月。以此月中气有迟至后月者，谓之下限。若五卜则过矣。然则卜日之数，十日一卜，而谷梁泥于上辛，谓一月一卜，必得其上。则四月四卜，其为时为候不知凡几，而尚谓冬至报天，启蛰祈谷，何以解之？
左氏谓牛卜日曰牲，谓先期卜牲【按经文卜牲在子月，卜日在寅月】牲虽得吉，然卜日不吉，则不得称牲，而但称牛。何则？以不用也。今不郊而称牲，即谓非礼。然观成七年免牛，定十五年改卜牛，其称牛者，皆指卜牲不吉者言，则不吉称牛，吉即称牲，与左説不合。若公谷谓全曰牲，伤曰牛，则成七年牛不伤而称牛，何也？卜吉曰从，尚书▯从筮从，不从则不郊，故免牲。
译公子遂前往晋国。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之事。
占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
郊，是祭天的名称，因为祭祀在郊外举行，所以称为郊。但郊祭有两种：一是报本反始的祭祀，天子使用，《郊特牲》所说的“大报本反始”就是这种；二是祈求谷物的祭祀，天子和诸侯都使用，孟献子所说的“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就是这种。这里的郊祀是祈求谷物的祭祀，与报本反始不同，所以鲁国可以使用而不算僭越。大概报本反始在子月，《郊特牲》说“迎接长日的到来”，《周礼·大司乐》说“冬至在圜丘祭祀”，都是在子月；祈求谷物在寅月，《月令》说“孟春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桓公六年传文说“启蛰时进行郊祀”，孟春即夏历正月，启蛰是正月的中气【汉初历法中启蛰在正月中】，都是寅月。现在四月占卜郊祀，周历的四月，正是夏历的卯月，因为启蛰中气多在下一个月，所以前三次占卜在寅月，第四次占卜在卯月，都属于祈求谷物，并没有僭越，而《公羊传》却认为鲁国郊祀是不合礼制的。如果不举行报本反始的祭祀，只使用祈求谷物的祭祀，难道就不合礼制吗？
鲁国使用天子郊禘之礼，并没有考证依据，在《春秋》中也从未出现。《明堂位》编造了成王赐给鲁国的说法，其中有说：鲁君在孟春【周历子月】乘坐大辂，装载弧韣，在郊外祭祀上帝。然而《春秋》九次占卜郊祀，在孟春时，只是占卜牺牲罢了。如果占卜郊祀，则全在四月。经文现在摆在那里。胡氏解释《春秋》，不信奉经典，却援引《明堂位》没有依据的说法来驳斥孔子，真让人无法理解。前代儒者说《杂记》没有道理，引用孟献子的话说：正月日至【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祭祀祖先。既然说“可以”，或许是泛泛而言常礼，不一定就是指鲁君。然而还考证《春秋》并没有夏至禘庙的说法，认为他的话荒诞。何况经书说是四月，而传文一定要解释为孟春，使用天子之礼，这是什么说法呢？根据襄公七年传，孟献子说：“郊祀后稷，是祈求农事。”而《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因此后稷配享本是天子之礼，而鲁国得以实行，就称之为僭越。不知道这仅仅是为了祈求谷物而祭祀后稷，并非配享天帝。郑玄误解禘喾，认为禘就是郊，以喾配享。而刘歆借以批驳杜预，有说：“夏历郊祭天帝，后稷配享；冬至祭天帝，喾配享。”于是将夏历的郊祭也视为配享天帝的祭祀。不知道周朝从未用帝喾配享郊祭，这显然与《孝经》配稷、《国语》郊稷相反。周历的郊祭配稷，不配喾；夏历的郊祭祀稷，不配天。大概稷本是农官，到周朝没有改变，所以祈求农事必定祭祀他。这与长至的郊祭截然不同。而说鲁国不应当祭祀稷，这是要让鲁国没有社稷啊。如果天本来只有一个，郑玄说有六天，固然不对。但天只有一个而随时可以命名，如同四季没有差异，天然也有苍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称。所以《月令》迎气分祀五帝，《古伊训》篇也有“越茀祀方明”的文字，方明就是五帝。《周礼》盟防也用坛壝祭祀五帝、日月。这是诸侯不祭天，因为不敢直言天，而借称五帝。这不必等到纬书《文耀钩》才有这个名称。只是其称帝为灵威仰、赤熛怒等五个名字，则不可以。如果旧注说此郊是祭苍帝，是因为方春祈谷的缘故，与郑玄说周以木德王，感德报本，又不同。
占卜郊祀是占卜日期吗？与占卜牺牲不同。郊祭用上辛日，虽然是报本反始的祭祀，限定在子月，然而仍不局限于冬至那一天，凡是子月的辛日都可以使用。所谓“上”，是因为上辛更吉利。如果是祈求谷物的祭祀，则从启蛰以后，春分以前都可以占卜。所谓“不过乎分”，是指不能超过春分。有人说《月令》“元日祈谷”，似乎限定在朔日。然而“元日”与“元辰”对文，“元日”指占卜天干如甲乙丙丁之类，“元辰”指占卜地支如子丑寅卯之类。那么“元日”的“元”，是指取上中下三干而占卜其上。董仲舒所说的“郊必以上辛”【辛者新也，所以两次郊祭都用辛日】万一得不到，则又占卜其次。所以前三次占卜在本月，第四次占卜则必在后一个月。因为这个月的中气有迟到后一个月的，称为下限。如果占卜五次就过了。那么占卜日期的次数，十日一卜，而谷梁氏拘泥于上辛，说一月一卜，必定得到上辛。那么四月四次占卜，其时间不知有多少候，而还说冬至报天，启蛰祈谷，怎么解释呢？
左氏说牛占卜日期叫牲，说提前占卜牺牲【按经文卜牲在子月，卜日在寅月】牺牲虽然得到吉兆，然而占卜日期不吉，则不得称为牲，而只称为牛。为什么呢？因为不使用。现在不郊祀而称为牲，就说是不合礼制。然而看成公七年免除牛，定公十五年改卜牛，其称为牛的，都指占卜牺牲不吉而言，那么不吉称为牛，吉就称为牲，与左氏的说法不合。如果公羊、谷梁说完整的叫牲，受伤的叫做牛，那么成公七年牛没有受伤而称为牛，为什么呢？占卜吉兆叫从，《尚书》说从筮从，不从则不郊祀，所以免除牺牲。
犹三望
望祭名，谓望而祭之礼。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以郊尊不独祭也。然不郊则可已矣，故曰「犹言可已而不已也」。但天子方望无所不通，诸侯祭域内名山大川。今鲁限以三，则正是诸侯之礼，但限域内，并非僭越。观望则郊，更可知也。贾逵、服防谓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谓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无及星者，《祭法》「星为六宗之一」，与日月风云皆祭于坛，不必望祭。望则专指山川，《尚书》「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是也。若河则非鲁域内，《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鲁地，故郑▯谓三望者海、岱、淮也，此为得之。
译犹三望
“望”是祭祀的名称，指遥望而祭的礼仪。凡是举行郊祭，必定要遥祭山川之神，因为郊祭地位尊贵，不能只祭天神而不祭地祇。然而如果不举行郊祭，那么望祭就可以停止了，所以说“犹”是表示“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只是天子遥祭无所不包，诸侯只祭祀自己疆域内的名山大川。现在鲁国限定为三望，这正符合诸侯的礼制，只是限于疆域之内，并非僭越。既然遥祭就伴随郊祭，这一点更加可以知晓。贾逵、服虔认为三望中一个是分野之星，一个是山，一个是川。杜预遵循他们的说法。《公羊传》认为泰山是一望，黄河是一望，大海是一望。查考古代凡是遥祭都不涉及星辰，《祭法》中说“星辰是六宗之一”，与日月风云都在坛上祭祀，不必遥祭。遥祭专指山川，《尚书》中“遥祭山川”、“柴望秩于山川”就是证明。至于黄河并不在鲁国的疆域之内，《禹贡》说“从大海到泰山再到淮河属于徐州”，徐州本是鲁地，所以郑玄认为三望是大海、泰山、淮河，这是正确的。
秋七月
冬▯伯姬来求妇【杜云：自为其子请昏】
杞伯姬者，▯成公夫人也。前二十七年，伯姬子桓公初立，来朝，而我以他事伐之。今伯姬为桓公求妇，且以修好，故特亲来。此与桓二十五年伯姬归，▯及文十二年，▯伯来朝。子叔姬卒，诸经相为本末。胡氏全不顾经，并不知此伯姬为何人，乃曰：「▯伯姬敌矣，其来求妇，曷为亦书？夫此不书而谁书乎？」
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于谷作于旧本十二月下另作一节】帝丘，卫地，即《毛诗》顿丘，帝顿声之转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捷卒【防公作接】
此郑文公也。其不书塟者，以文公初卒，穆公始立，而秦来伐丧，故不防塟。见后年传。
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
此因卫侵狄，狄来请平，而卫与之盟。其不地者，杜氏云：“就狄庐帐盟”，言狄来卫地之穹帐以即，在本国不必地也。胡氏袭杜氏“庐帐”语，又曰：“盟于狄，非是。”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前三十年，秦、晋围郑，时秦反与郑盟，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戍郑而去。今郑文公死，▯子密告秦使之来伐，曰：“我掌郑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以之问蹇叔，蹇叔不可，曰：“劳师以袭逺，非所闻也。”秦伯不聴，召孟明、西乞、白乙三帅，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以其子在军，哭送之，且曰：“晋人御师必于殽吾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及滑。郑商人▯髙以乗韦并十二牛，假郑伯之命以犒师，且使急告郑。郑穆公新立，乃视秦戍三大夫馆，果束载、厉兵、秣马矣。因使皇武子辞焉。▯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遂舍郑，伐滑。滑姬，国入者，入其国而不据其地也。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国归父，齐大夫，国氏而归父其名者，前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齐，此报聘也。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左谷：秦下有师字】
晋襄初立，闻秦师入滑，晋大夫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请邀击之。襄公乃墨缞绖，与姜戎败秦师于殽【晋地】获三帅，舍之。秦伯乃素服郊迎，且悔不用蹇叔言，作《秦誓【今《尚书》篇名】晋襄亲在军，而称晋人以先轸帅师，襄不亲将也。或曰：秦不伐晋，晋襄何必墨缞绖出军？如是其急，此正三十年秦晋围郑之役，深有以中晋君臣之隠也。晋文于围郑之后，并不兴举饮恨而卒。今秦伯无故伐郑灭滑，一似借以窥晋者，故先仲氏曰：齐孝伐宋，晋襄败秦，皆霸者之后继世，用心似未可以施徳报怨恒理，妄为解説。此善于论世之言。
癸巳▯晋文公
狄伐齐
公伐邾，取訾娄【公作丛谷，作訾楼】
公子遂帅师伐邾
前二十二年邾来伐，战于升陉，故此报之。前鲁以不设备败，故此亦乗邾不备，连伐之。胡氏谓僖公念母，故出师【二十二年邾灭须句，僖母氏也，公伐取还之】为越礼违义，夫念母报怨，其于礼义不大逺也。况鄫子鲁婿，而邾戕之，公战败失胄，而邾尚悬之国门，其能忘乎？苐公既伐邾，且取訾娄【邾地】则襄仲再伐，似可以已。此亦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
晋人败狄于箕
白狄伐晋，晋败之于箕【晋地】先轸死焉。
冬十月，公如齐【旧本此作一节】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齐昭公我婿立，已七年，虽彼此聘问，未亲防也。乃三十年，狄侵齐，本年狄又侵齐，故此以省难，故如齐而还。
乙巳公薨于小寝
小寝，内寝也。据经，庄公、成公俱薨路寝，传以为得正道，因有以路寝为正寝、小寝为安寝之説。按《周礼》宫人掌王之六寝，谓路寝一，小寝五，诸侯三寝，路寝一，燕寝一，侧室一。则天子诸侯皆先路寝而后小寝、燕寝。似路寝为正，死必在是。然尝考路寝之制，在王朝斧扆之外，两楹之间，天子诸侯退朝门而聴政治者，故礼注曰：“此治事之所。”似未可以供燕息者。故郑▯亦云：“其尊者
译秋季七月。
冬季，杞国的伯姬来鲁国为她的儿子求婚。【杜预说：这是杞成公的夫人，自为其子请婚】
杞国的伯姬，是杞成公的夫人。此前二十七年，伯姬的儿子桓公刚刚即位，来鲁国朝见，而鲁国因其他事情攻打杞国。如今伯姬为桓公求娶媳妇，并且借此修好，所以特意亲自前来。这与桓公二十五年伯姬归宁，以及文公十二年杞伯来朝、子叔姬去世等事，在经文中互为因果首尾。胡氏完全不顾经文，也不知道这位伯姬是谁，竟然说：“杞伯姬地位尊贵，她来求娶媳妇，为什么也记载？如果不记载她，那该记载谁呢？”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谷梁传》在“于”字下作“于旧本十二月下另作一节”】帝丘，是卫国的土地，即《毛诗》中的顿丘，“帝”和“顿”是声音的转化。
鲁僖公三十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捷去世。【《防公》作“接”】
这是郑文公。经文不记载他下葬，是因为文公刚去世，穆公刚刚即位，秦国就来攻打丧事中的郑国，所以未能按时下葬。详见后年的传文。
卫国人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这是因为卫国侵犯狄人，狄人来请求讲和，卫国便与他们结盟。经文不记载地点，杜预说：“就在狄人的庐帐中结盟”，意思是狄人来到卫国境内的穹帐中，在本国境内不必记载地点。胡氏沿袭杜预“庐帐”的说法，又说：“在狄人那里结盟，是不对的。”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鲁僖公三十三年
春季，周历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
前三十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当时秦国反而与郑国结盟，派遣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驻守郑国后离去。如今郑文公去世，杞子密告秦国，让他们来攻打，说：“我掌管郑国北门的钥匙，如果悄悄派军队来，国家就可以得到。”秦穆公拿此事询问蹇叔，蹇叔不同意，说：“使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没听说过。”秦伯不听，召来孟明、西乞、白乙三位将领，从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军中，哭着送行，并且说：“晋国人一定在殽山拦截军队，我将在那里收殓你们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到达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假借郑伯的命令来慰劳秦军，并且派人紧急报告郑国。郑穆公新即位，于是查看秦国驻守的三位大夫的馆舍，果然发现他们正在捆扎行李、磨砺兵器、喂饱战马。于是派皇武子辞谢他们。杞子逃到齐国，逢孙、杨孙逃到宋国。孟明说：“郑国有准备了。”于是放弃郑国，攻打滑国。滑国是姬姓国家，“入”是指进入其国境而不占据其土地。
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
国归父，是齐国的大夫，国氏是他的氏，归父是他的名。此前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问齐国，这是齐国的回访。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山打败秦军。【《左传》《谷梁传》：秦下有“师”字】
晋襄公刚刚即位，听说秦军进入滑国，晋国大夫先轸认为秦国不哀悼我国的丧事，反而攻打我国的同姓国家，请求拦截攻击他们。襄公于是穿着黑色丧服，与姜戎在殽山打败秦军，俘虏了三位将领，释放了他们。秦伯于是穿着素服在郊外迎接，并且后悔没有听从蹇叔的话，作了《秦誓》。【即现在《尚书》中的篇名】晋襄公亲自身在军中，但经文称“晋人”，是因为先轸率领军队，襄公没有亲自指挥。有人说：秦国不攻打晋国，晋襄公何必穿着黑色丧服出兵？如此急切，这正是三十年前秦晋围郑之战，深深触动了晋君臣的隐痛。晋文公在围郑之后，并没有兴起举动，抱恨而死。如今秦伯无故攻打郑国、灭掉滑国，似乎借机窥探晋国，所以先仲说：齐孝公攻打宋国，晋襄公打败秦国，都是霸主之后的继位者，用心似乎不能用施恩报怨的常理来妄加解说。这是善于评论时世的话。
癸巳日，晋文公下葬。
狄人攻打齐国。
鲁公攻打邾国，夺取訾娄。【《公羊传》作“丛”，《谷梁传》作“訾楼”】
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此前二十二年邾国来攻打，在升陉交战，所以这次是报复。此前鲁国因为不设防备而失败，所以这次也趁邾国不设防备，连续攻打。胡氏说僖公思念母亲，所以出兵【二十二年邾国灭掉须句，须句是僖公母亲的封地，鲁公攻打夺取并归还】，认为这是越礼违义。然而思念母亲、报复仇怨，与礼义并不相悖。况且鄫子是鲁公的女婿，而邾国杀害了他，鲁公战败丢失头饰，而邾国还悬挂在城门上，怎么能忘记呢？只是鲁公已经攻打邾国，并且夺取了訾娄【邾国土地】，那么襄仲再次攻打，似乎可以停止了。这也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明的例子。
晋国人在箕山打败狄人。
白狄攻打晋国，晋国在箕山打败他们。【箕山是晋国土地】先轸死于此役。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旧本此作一节】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齐昭公是我的女婿，即位已经七年，虽然彼此有聘问往来，但没有亲自相见。此前三十年，狄人侵犯齐国，今年狄人又侵犯齐国，所以鲁公为了省视危难，前往齐国后返回。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小寝，是内寝。根据经文，庄公、成公都死在路寝，传文认为这是符合正道的，因此有路寝是正寝、小寝是安寝的说法。查考《周礼》，宫人掌管天子的六座寝宫，即路寝一座，小寝五座；诸侯有三座寝宫，即路寝一座，燕寝一座，侧室一座。那么天子诸侯都是先有路寝而后有小寝、燕寝。似乎路寝是正寝，死必定在那里。然而曾经考证书路寝的制度，在王朝斧扆之外，两楹之间，是天子和诸侯退朝后处理政事的地方，所以礼注说：“这是处理事务的地方。”似乎不可以用来供休息。所以郑玄也说：“那些尊贵的人……”
所不燕焉。”言其地尊严，非所当燕处也。则是薨于路寝者，或偶薨于治事之所，抑或属纩之时迁于其处。如殷人殡两楹间，其不及迁者，则在小寝。故小寝曰内寝，路寝曰外寝。其曰正者，如后人称正殿、正堂之类，非谓死于路寝为正，死于小寝、燕寝即非正也。况《周礼》尽亡，所借惟《春秋》一书，而传《春秋》者率顺文立训，并无取证。故左氏无解，而注三传者见经文有路寝、小寝、髙寝【定公薨于髙寝】三名，遂曰诸侯三寝，髙寝第一，路寝次之，小寝又次之。是不惟与诸礼三寝大异，而又以路寝为次寝之名，则所谓路寝正寝其説安在？且髙寝何寝乎【杜注髙寝宫名】至《丧大记》又从诸寝名而附防之，复有适寝、下寝诸名，然与《春秋》诸寝又究竟不合。且其説皆似敛后迁尸而居于其所，非属纩地也。凡此皆礼亡而不可考者，则但曰路寝、正寝、小寝、内寝而己若谷梁、胡氏谓路寝正，小寝非正，即不然。
译“所不燕焉。”意思是说那个地方庄严尊贵，不是应当安逸居住的地方。那么死在路寝的人，或许是偶然死在处理政务的地方，又或许是在临终之际被迁到那里。就像殷人将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那些来不及迁移的，就停在小寝。所以小寝称为内寝，路寝称为外寝。所谓“正”，就像后人称正殿、正堂之类，并不是说死在路寝就是正当的，死在小寝、燕寝就不正当。况且《周礼》已经全部亡佚，所凭借的只有《春秋》这一本书，而传述《春秋》的人大都是顺着文意确立训释，并没有考证证据。所以左氏没有解释，而注解三传的人见到经文中有路寝、小寝、高寝【定公死在高寝】三个名称，于是就说诸侯有三座寝宫，高寝排第一，路寝排第二，小寝排第三。这不仅与各种礼制中关于三寝的说法大不相同，而且又把路寝当作次等寝宫的名称，那么所谓路寝即正寝的说法依据在哪里呢？况且高寝是什么寝宫呢【杜预注：高寝是宫名】？到了《丧大记》又根据各种寝宫的名称加以附会，又有适寝、下寝等名称，然而与《春秋》中的各种寝宫名称终究不相符合。而且这些说法都像是收敛遗体后迁移尸体而安放在那里，并非临终属纩的地方。凡是这些，都是礼制亡佚而无法考证的，那么只说路寝、正寝、小寝、内寝就可以了。如果像谷梁氏、胡氏所说，路寝是正的，小寝是不正的，那就错了。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陨公作霣】
先仲氏曰：「生杀皆不时，所以灾也。」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传称贰楚未详
春秋毛氏▯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文公【公名兴，僖公子，母声姜，夫人出姜，諡慈惠爱民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周制遭丧即位，逾年改元，其改元时自当在既塟之后。然或冬尽遭丧，遽当岁首，则虽未及塟，而己即有改元即位之事。此文之即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识典例，谓新君即位必当告庙，既当告庙，则必易服而离次。未有初丧服始成，而即可易服、可离次者。故太甲告庙，伊尹摄行；康王即位，尚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即位，商、周不同。商制逾月改元【尚书孔注谓成汤十一月死，太甲十二月改元】周则逾年改元。商祗一即位，周有两即位【遭丧一即位，逾年两即位説见前】毋论此时即位是逾年即位，与遭丧不同，而即以遭丧言，从来丧中即位并不告庙。商书祗见“厥祖”，周书“三宿三祭”，皆是仓皇之顷，急就殡宫而奠之，谓之奠殡，并无入庙飨告之礼。胡氏误读尚书，逺据尧舜禅受上格文祖，而不识周制。周凡国君将薨，则先祷于庙；及甫薨，又复于庙【以衣呼复】至既薨之后，则宗祝敛羣庙之主，藏于太室，以示弗祭【天子七月而后祭，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当是时，寝室枵然，主尚无有，亦安得有庙之可告？若谓太甲奠殡，伊尹摄行，则尚书明言“嗣王见祖太甲俨在”，未有身亲临奠，而可云摄者。且商周异制，髙宗三年不言，与康王八日作诰，回然不同。故论语于“百官总己”曰“古之人皆然”，以为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庐未有命戒”曰“鲁宗国莫之行，滕先君亦莫之行【数语始明，不然岂有三年丧并未行者】以为从来周制无此事也。至谓康王即位在成服前，则尚书本文显有时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即于当日迎康王入寝，宅忧恤宗，则已俨居丧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册，又越七日癸酉而后即位，诰羣臣。考之通礼，天子七日而殡，殡而成服。而周制则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数，则自乙丑至壬申巳七日。成服至癸酉，则八日矣。是成服之后，又越一日，夫然后即位作诰。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离次也。至于释冕反服，则正以易服之故，至事毕而然后释去麻冕反服丧服，而胡氏又误以反服为成服。夫反者，还也。礼所谓既除丧，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曰日食不书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来防塟
叔氏服，字王朝，大夫。据传是内史官。
夏四月丁巳塟我君僖公
杂记：「诸侯五月而塟，今僖公以去年十一月薨，至此已逾一月矣，故传以为缓。若杜氏谓是年三月闰，并闰数之，是七月始塟，则塟与丧服无数闰者，杜説非也。」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此襄王也，锡公命，锡文公命也。毛伯、毛国伯爵以入为卿士，遂世为王臣，而食采于毛者，凡诸侯新立，王有锡命，则锡瑞之命也。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谓之命圭，以命而后锡也。诸侯既薨，王亦有锡命，则防诔之命也。周制，王遣卿士下吊，锡以哀词，谓之追命，以追叙其徳也。前此锡桓公命，是锡追命，与昭七年，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例同。此锡文公命，是锡命圭，与僖十一年，天王使内史过锡晋侯命，侯受玉【即圭】不敬，例同。公羊以锡命为赐服，此据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误者。若胡氏据谷梁厯引诗序，以为王无来锡之礼，是乌知春秋本文自有典例，不烦诗序乎？
晋侯伐卫
卫成公屡为晋执，讐晋不朝，且侵郑焉【以郑服晋也】晋襄在祥练之间，使告诸侯以伐卫。至南阳，用先且居谋朝王于温，而转使胥臣伐之，围戚【卫邑】取其地，获孙昭子而还【守戚者】其转遣大夫，而仍书晋侯从初帅
译霜降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陨”字，公本作“霣”】。
先仲氏说：“生与杀都不合时宜，所以是灾异。”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
传文中说许国背叛楚国，详情不详。
春秋毛氏传〇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十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文公【公名兴，是僖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姜，夫人是出姜，谥号慈惠爱民，所以称文公】
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文公即位。
周朝制度，遭遇丧事时即位，要等到第二年才改元，那改元的时候自然应当在安葬之后。然而如果冬天结束才遭遇丧事，随即到了岁首，那么虽然还来不及安葬，却已经有改元即位的事情。这文公即位，之所以在安葬僖公之前，就是这种情况。胡氏不懂典章惯例，说新君即位一定要告祭宗庙，既然要告祭宗庙，就必然要更换丧服并离开丧次。没有刚办完丧事丧服刚制成，就可以更换丧服、离开丧次的道理。所以太甲告祭宗庙，由伊尹代理行事；康王即位，还没有成服。他的言论非常辩驳，却完全不知道改元即位，商朝和周朝制度不同。商朝制度是过了一个月就改元【尚书孔颖达注说成汤十一月去世，太甲十二月改元】，周朝则是过了年才改元。商朝只有一次即位，周朝有两次即位【遭遇丧事时一次即位，过了一年又一次即位，说法见前文】。且不说此时即位是过了一年后的即位，与遭遇丧事时不同，即使就拿遭遇丧事来说，历来在丧期中即位并不告祭宗庙。商书只见到“厥祖”，周书“三宿三祭”，都是在仓促之间，急忙到殡宫去祭奠，称为奠殡，并没有进入宗庙享祭告祭的礼仪。胡氏误读了尚书，远引尧舜禅让时上告文祖的例子，却不了解周朝制度。周朝凡是国君将要去世，就先在宗庙祈祷；等到刚去世，又在宗庙招魂【用衣服呼喊招魂】。等到去世之后，宗祝就收敛各庙的牌位，藏于太室，以示不再祭祀【天子七月后才祭祀，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在这个时候，寝室空荡荡的，牌位还没有，又哪里有宗庙可以告祭呢？如果说太甲奠殡，伊尹代理行事，那么尚书明确说“嗣王见祖太甲庄严在位”，没有亲身临奠，怎么能说是代理呢？况且商周制度不同，高宗三年不说话，与康王八天作诰，截然不同。所以论语对于“百官总己”说“古之人皆然”，认为这是古制。孟子对于“五月居庐未有命戒”说“鲁国作为宗国没有实行，滕国先君也没有实行【这几句话才明确，不然难道有三年丧礼都不实行的吗】”，认为历来周朝制度没有这种事。至于说康王即位是在成服之前，那么尚书原文明显有时日记载，成王在乙丑日去世，就在当天迎接康王进入寝室，居忧抚恤宗族，就已经庄严地处于丧次了。过了三天丁卯日作册，又过了七天癸酉日才即位，告诫群臣。考察通礼，天子七天而殡，殡后成服。而周朝制度则大夫以上都是从去世的第二天开始计算，那么从乙丑到壬申已经七天。成服到癸酉，就是第八天了。这是在成服之后，又过了一天，然后才即位作诰。成服后不一定不换衣服，居丧次不一定不离开丧次。至于脱去冕冠恢复丧服，正是为了换衣服的缘故，等到事情完毕然后脱去麻冕恢复丧服，而胡氏又误把恢复丧服当作成服。那“反”字，是还的意思。礼所谓既除丧，已恢复穿原来的衣服，这是曾经成服而恢复穿原来的衣服吗？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杜氏说日食不记载朔日，是史官的失误。
周天子派叔服来助葬。
叔氏名服，字王朝，是大夫。根据传文是内史官。
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杂记说：“诸侯五个月安葬，现在僖公在去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所以传文认为迟缓。如果杜氏说这一年三月有闰月，连同闰月计算，是七个月才安葬，那么安葬和丧服都不计算闰月的，杜氏的说法不对。”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文公命圭。
这是襄王，赐给文公命圭，是赐给文公命圭。毛伯，是毛国的伯爵入朝担任卿士，于是世代成为周王的臣子，而在毛地享有采邑的人。凡是诸侯新立，周王有赐命，就是赐给瑞玉的命圭。周礼大宗伯用玉制作六种瑞玉，用来区分邦国【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称为命圭，任命后才赐给。诸侯去世后，周王也有赐命，就是防诔的命。周朝制度，周王派遣卿士下吊，赐以哀词，称为追命，用来追述其德行。此前赐给桓公命圭，是赐给追命，与昭公七年，周王派成简公到卫国吊唁，并且追命襄公，例子相同。这次赐给文公命圭，是赐给命圭，与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过赐给晋侯命圭，晋侯接受玉【即圭】不恭敬，例子相同。公羊传把赐命当作赐给服饰，这是根据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错误的。如果胡氏根据谷梁传广泛引用诗序，认为周王没有来赐命的礼仪，那怎么知道春秋本文自有典章惯例，不需要诗序呢？
晋侯攻打卫国。
卫成公屡次被晋国拘捕，怨恨晋国不朝见，并且侵犯郑国【因为郑国服从晋国】。晋襄公在祥祭和练祭之间，派使者告诉诸侯要攻打卫国。到达南阳，采用先且居的计谋在温地朝见周王，转而派胥臣攻打卫国，包围戚【卫国城邑】夺取其地，俘获孙昭子而返回【孙昭子是守卫戚的人】。他转而派遣大夫，而仍然记载晋侯，是遵循起初率领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