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三十六

译郑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哀公七年“宋国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九年“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这年秋天“宋国国君讨伐郑国”，十年“宋国人讨伐郑国”，十二年“宋国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各种传注对此都前后矛盾、含糊不清，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善于研读《春秋》的人，应当将这六经贯通起来阅读，并且综合考察各种传注来进行辨析，这样就可以了。

译夏天，楚国人攻打陈国。

楚昭王因为救援陈国而死，然而人死了就无法再救援了。陈国因此投靠吴国，楚国于是攻打陈国。虽然楚惠王没有继承先王的遗志，但考虑到晋国称霸的旧习，原本就是这样的。

秋天，宋国国君攻打郑国【《春秋》经文记载不详】

《左传》对攻打郑国这件事完全不了解，于是又凭空捏造了一个救援郑国的事件，说晋国的赵鞅想要救援郑国，占卜龟甲不吉利，于是让阳虎占卜蓍草，又不吉利，于是作罢。查考郑国背叛晋国已经很久了，而且对赵鞅尤其怀有深仇大恨，两年前赵鞅率领军队包围戚地，恰逢范氏在朝歌，而郑国的罕达和驷歂亲自率领军队运送粮食给郑国作战，《春秋》经文记载“晋赵鞅率领军队与郑罕达率领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此后从未有过修好之举，即使有修好，经过这样的交战，要么不坐视不管罢了，有什么亲爱之情值得披头散发，拿着蓍草和龟甲占卜呢？这些都是《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而《左传》故意编造说法来演绎其事，善于阅读的人应当明察。

冬天，十月

十年

春天，周王二月，邾国国君益来投奔鲁国。

此前吴国攻打邾国，囚禁了邾国国君，现在他逃脱而来投奔，是为了躲避吴国。但是吴国因为救援邾国而攻打我们，现在又让邾国来投奔。邾国因为我们拘禁它，所以导致我们被吴国攻打，现在又投奔我们，挑起兵祸混乱，轻慢友好，冒犯厌恶，其中还有人性道理存在吗？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进入战国时代的原因吧？

鲁公联合吴国攻打齐国。三月戊戌日，齐国国君阳生去世。

这是吴国的命令。吴国想要联合齐国，而齐国推辞了。吴国于是修筑防城，开凿运河连接长江和淮河。先召见我们警戒军队，我们听从了，于是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军队驻扎在鄎地。齐国人弑杀了悼公，以此来取悦吴国。讣告送到，吴军停止进攻。吴国国君在军门外哭了三天，然后返回。悼公不记载为被弑，因为不清楚弑杀者是谁。其书写体例与襄公七年郑伯髡顽在鄵地去世相同。

夏天，宋国人攻打郑国【《春秋》经文记载不详】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齐国、卫国屡次救援范氏，与赵鞅作对，所以趁着丧期侵犯他们。

五月，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

安葬齐悼公。

卫国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定公十四年，公孟彄因为属于蒯聩的党羽而逃奔郑国，又逃奔齐国，现在从齐国回到卫国。有人说：是齐国接纳了他。

薛伯夷去世。

秋天，安葬薛惠公。

冬天，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吴国救援陈国【见夏天楚国攻打陈国的《左传》】

十一年

春天，齐国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们。

前年鄎地的战役，齐国因为我们跟随吴国军队，所以怨恨我们。到了这时，特意派遣国书、高无咎率领军队攻打我们以及清地【齐国地名】。季孙对他的家臣冉求说：“齐国军队在清地，一定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怎么办？”冉求说用一个人守城，两个人率领军队就可以了。两个人不同意，冉求说：“如果不同意，那么国君不要出城【指鲁公】，一个人率领军队【指季氏】背靠城墙而战，不归属的人就不是鲁国人。”季孙派冉有在朝廷跟随，在党氏的沟渠旁等候。武叔呼叫并询问战况，回答说：“君子有长远的考虑，小人知道什么？”武叔说：“这是说我不是大丈夫。”退下后搜索战车。于是孟孺子泄【武伯】率领右师，冉求率领左师，樊迟担任右军副将。季孙说：“樊迟年轻。”冉有说：“他能服从命令。”季氏的甲士有七千人，冉有带领武城人三百人作为自己的步兵，驻扎在雩门之外。过了五天右师才到，于是与齐军交战于郊外。当时军队还没有越过沟渠，樊迟请求左师伸展约定信号三次然后越过沟渠，众人听从了他，军队进入齐军。不久右师逃跑，齐人追击右师，齐国大夫陈瓘、陈庄渡过泗水，孟之侧【即子反】最后进入作为殿后，抽出箭射向他的马说：“马不前进。”只有左师斩获齐军甲士首级八十，齐人不能抵挡。夜间间谍说：“齐人逃跑了。”冉有请求追击，三位季孙不允许。《左传》说：“冉有用矛攻击齐军，所以能进入他们的军队。”孔子说：“这是义。”经文不记载齐军战败是因为右师逃跑，但不记载我们战败是因为左军确实胜利了。说“攻打我们”，是书写体例。不说“在某边境交战于郊外”。胡氏认为不记载四境，只记载“攻打我们”是鲁国的罪过。既然在郊外交战，还是边境吗？而且鲁国凡是遭受兵祸一定记载“攻打我们”，《春秋》没有两样的。如果不是攻打我们，应该是攻打谁？解释《春秋》到哀公十一年还这样糊涂，不可理解。

夏天，陈国辕颇出逃到郑国【辕，公羊传作袁】

陈国辕颇担任司徒，征收封地内的田赋，用来嫁公主，有余钱用来制作自己的大器物，国人驱逐他。

五月，鲁公联合吴国攻打齐国。甲戌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艾陵，齐国地名】

报复郊外之战，鲁公于是联合吴国国君攻打齐国，攻克博地到达嬴地。吴国国君亲自率领中军，胥门巢率领上军，王子姑曹率领下军。齐国国书率领中军，高无咎率领上军，宗楼率领下军。在艾陵交战。起初，吴国展如击败齐国上军，齐国国子也击败吴国上军。不久吴国国君出击，大败齐军，俘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战车八百辆，甲士首级三千，献给鲁公。交战时，吴国国君呼叫武叔说：“你的职责是什么？”回答说：“跟随司马。”吴国国君赐给他铠甲、剑、铍，说：“奉行你国君的命令，恭敬不要废弃使命。”武叔未能回答，卫赐进

译贡（公孙段）说：“卫国人说：‘州仇（武叔的名）捧着铠甲跟随国君来拜见并到达。’”于是鲁公派太史固把国子的头颅【把首级还给齐国】放在新的箱子里，用浅红色的布垫在下面，上面又加上丝带。

译秋季七月辛酉日，滕国国君滕子虞母去世。

冬季十一月，滕隐公下葬。

卫国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世叔齐就是太叔疾。太叔疾起初娶了宋朝的女儿，却宠爱她的妹妹。等到宋朝出逃后，孔文子让太叔疾休掉他的妻子，以便娶她。太叔疾不忍心休掉妹妹，就把她安置在别的房间，如同对待两个妻子一样。孔文子大怒，想要攻打他。孔子制止了孔文子，于是孔文子强行夺走了他的妻子。太叔疾出逃，卫国人立他的弟弟遗为国君，并且让遗娶了太叔疾的妻子。后来太叔疾投奔宋国，成为向魋的臣属。向魋出逃后，卫国人一并攻打太叔疾。太叔疾回到卫国而死。

鲁哀公十二年

春季，实行田赋制度。

季康子想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向孔子询问意见。孔子没有回答，退下后私下对冉有说：“君子行事，要合乎礼制，按照礼制，我的意见也就足够了。如果只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询问呢？”于是最终实行了田赋。“用”是“以”的意思。所谓实行田赋，是指不按照“丘”来征收赋税，而是按照“田”来征收赋税。古代丘赋的制度，每家一百亩，征收田地所产财物作为赋税，合计一百二十八家，得到田地一万二千八百亩，称为一丘，共同缴纳马一匹、牛三头，这叫做丘赋，不叫做田赋。因为田税是什一税，自有赋税。现在想要把丘赋和田赋分为两项，在丘赋之外，又征收马一匹、牛三头，称为田赋。虽然这些赋税都出自田地，且都在这一丘之中，但既然设立了田赋的名目，就不再是丘赋的旧法，不是按丘而是按田了。《公羊传》和《谷梁传》不知道田赋是什么赋，胡乱说是公田什一税。现在田赋多取，超过了什一税，是不正当的。公田多取，这在宣公初税亩时就已经超过了什一税，所以哀公说：“什二税，我还不够用。”什二税的征收，是在以前，不是在这个时候。况且这是田税，不是田赋。所以《汉书·食货志》说：“王畿方圆千里，有税有赋，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军备。”宣公初税亩，这是加税；哀公用田赋，这是加赋。为什么呢？因为所增加的是马一匹、牛三头。如果贾逵说田就是井，以田为赋，想要让一井之间出一丘的赋，那么一丘有十六井，将要出十六倍的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季孙说“以田”，夫子说“以丘”，并没有人说“以井”。如果说井就是田，那么丘何尝不是田？丘不能称为田，那么田必定不能称为井，这是可以断定的。如果胡安国说籍田以力役赋税，里邑以收入赋税，农商不同。如果只赋田而不赋里，这是放松末业而削弱根本，失去了先王重视农业的本意。那么籍田以力役而调节远近，赋里以收入而衡量有无，本是《国语》中夫子议论田赋的文字，他正是说田税里赋，力役军旅都有限制，不得增加。现在反而说末业可以加税而根本不可加税，那么意思就有偏重，已经不是夫子立论的本意了。况且周制九赋，凡是山泽、关市、斥卤、币帛、力役都在邦、郊、甸、稍、县、都诸赋之内。《春秋》说“悉索敝赋”，正是索取这些，哪有诸赋都没有加而唯独加田赋的呢？只是因为诸赋没有定数，比如里赋这一条，必须计算其收入的多少而衡量其财物。根据产业有无来分等级，如所说赋里以收入而衡量其有无，时增时减，不像田赋可以定为定数，所以略而不书。这也体现了重视根本、抑制末业的意思，记录所重视的，不记录所轻视的，而胡安国完全没有理解这一点。

夏季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孟子是鲁昭公的夫人。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因为是同姓，所以避讳她的名字，不称孟姬，而称孟子，好像出自宋国一样。这是鲁人的常称，《论语》中所说“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就是这样。但《坊记》说：“鲁《春秋》去掉夫人的姓氏吴，她死时称孟子。”去世必定是夫人，生前去掉姬姓称吴，一如《论语》所称的“吴孟子”。等到她死后一并去掉，因为吴就是姬姓，称姓不可以，称国也不可以。如果不称夫人，也不称薨，旧说认为“孟子”这个称呼难以用于赴告，因为不赴告，所以不称夫人，称薨则是小君祔葬，虽然对外不赴告，但本国的礼文必不可缺，然而经文也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必定是季氏极力压制昭公，使他不能完成小君的丧礼，所以鲁史不记载，而夫子也沿用了。这正是为了彰显季氏的罪恶，不是避讳。根据传文，孔子去吊唁，恰逢季氏，季氏不戴丧冠，解下绖带而拜。杜预说孔子致仕，只服旧君母妻之丧，所以可以去吊唁，而季氏竟然不服小君的丧服，不戴丧冠，所以夫子就解下绖带而拜，也不用吊唁时的弁绖之服，大概是从主节制。按絻是初丧去冠的服饰，等到成服再戴冠，就不戴絻了，所以不戴絻不是不戴冠。也只是不脱去初丧所戴的冠，所以说不戴絻。现在把絻解释为冠，本来就不对。如果戴弁绖去吊唁，那么以爵弁素冠为弁，澡麻为绖，功缌通用，正是旧君母妻之服。即使不吊唁，又何必解下绖带？况且吊唁没有拜礼，历来有明文规定。况且此时吊唁季氏，上面没有殡宫，即使是臣子也没有拜礼，只有接受吊唁的主人，不问吊唁何人而来，就拜谢。这必定是季氏不肯服小君的丧，所以不戴絻也不戴绖而颓然下拜。这正是《坊记》记载季氏

译不臣的节操，与经文中记载“卒”而不记载“塟”的情况正相表里，而杜氏却误解了这一点。我先前怀疑“放”字是“散”字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按照礼制，凡是初丧时戴丧冠，必定要佩戴环绖，用环股的绳子束住，而其末端不绞紧，这又被称为散绖。或许季氏不戴丧冠而只佩戴散绖，也未可知。但随后我想到，只将“放”字解释为“去”，从而理解为不戴丧冠、不佩绖带，这种说法尤为明白通畅。如果说季氏既然不戴丧冠，所以孔子也不佩绖带，那么天下就没有人在主持君父的丧事时，会模棱两可、绕指为饰，把大礼当作应酬酬酢之事的了，这所谓的“遵从主家节制”，究竟是什么样的节制呢？

译鲁昭公在槖臯防备吴国【槖臯是吴国的地方】。

鲁昭公在槖臯会见吴国使者，这是应吴国的召请。当时吴国国君派大宰嚭请求重温盟约【重温鲁定公八年莱门之盟】，鲁昭公不愿意，派子贡去推辞。《春秋》经文只记载了“会”，没有记载“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秋天，鲁昭公在郧地会见卫侯和宋国的皇瑗【“郧”字当作“运”】。

这是吴国召请会盟。吴国人带着卫侯前来，因为卫侯来得迟缓，吴国打算拘禁他。景伯告诉子贡，子贡请求用捆扎好的锦缎去拜见大宰嚭。谈话中提及卫侯，大宰嚭说：“我们国君因为卫侯来得迟缓，对他感到畏惧，所以打算扣留他。”子贡说：“卫侯前来，必定是与他的群臣商议过的。他的群臣有的愿意来，有的不愿意来，因此来得迟缓。那些劝他前来的人，是你的同党；那些劝他不来的人，是你的仇敌。现在他刚来你就果然拘禁他，那么仇敌们的预言就应验了。”大宰嚭说：“说得好。”于是释放了卫侯。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宋国和郑国交战已久，他们彼此侵伐的情况，在经文中屡次出现，必定有一件事作为始终的，而《左传》记载不详，前面已经多次辨析过了。到了这里，《左传》又说，宋郑之间有块无主之地，叫做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锡，共六个城邑。子产与宋国讲和，说不要占有这些地方【意思是双方都放弃】。等到宋国平公、元公的族人从萧地逃奔到郑国，郑国人替他们修筑嵒戈、锡两座城邑让他们居住。到了这时，宋国攻打郑国，杀死了元公的孙子，于是包围了嵒邑。郑国的罕达救援嵒邑，又包围了宋军。根据这些记载，宋郑争夺城邑是另一件事，与前面彼此侵伐的记载都不相符合。只有元公、平公的族人居住在郑国这一节，牵连到前事，却又多有可疑之处。考察鲁定公十年，宋国的公子地、公子辰先后逃奔到陈国。十一年从陈国进入萧地。十四年又从萧地逃奔到鲁国，这些都见于经文。如果说是从萧地逃奔到郑国，那么经文和传文都没有明确记载。况且公子地、公子辰都是景公的弟弟，元公的儿子。经文屡次记载“宋公之弟”，其中所说的宋公，都是景公。因为宋国进入春秋时期，从定公十年到十四年，都是景公在位。景公是元公的儿子，那么他的弟弟就是元公的族人，与平公的族人无关，而且没有兄长是元公的儿子而弟弟是元公的孙子的情况。现在说“平公、元公的族人”，又说“元公的孙子”，那就不是同一个人了。这其中必定有错误，而有人牵强附会，这些都是应当存疑的。

冬天十二月，出现螽虫。

螽，就是蝗虫。蝗虫到冬天才结束，所以称为螽。现在的周历十二月相当于夏历十月，虽然不能造成灾害，但冬天还有这种虫子，所以作为异常现象记载下来。杜预推演长历，认为这一年应该设置闰月，或许十月其实是九月，气候尚且温暖，所以虫子没有蛰伏，这是用常理来解释《春秋》，不符合记载异常的本意。

鲁昭公十三年。

春天，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在嵒邑俘获宋军。

前年冬天，郑国的罕达救援嵒邑，已经包围了宋军；到了这时，宋国的向魋又率领军队前来。郑国人宣告说：“抓到桓魋的有赏。”向魋逃跑回国，于是郑国俘获了宋军，并夺取了其他城邑。离去后，先前争夺的六个城邑，又各自放弃不再占有。

夏天，许男成去世。

鲁昭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王。

吴王夫差兴兵北征，在商、鲁之间开凿深沟，向北连接到沂水，向西连接到济水，准备在黄池会见晋侯【黄池是卫国的地方】，鲁昭公也参加了。等到结盟时，吴国和晋国争先后。吴国人说：“在周王室中，我是长【因为我是泰伯的后代】。”晋国人说：“在姬姓诸侯中，我是伯【诸侯之长】。”争先后没有结果。根据《左传》，晋国的赵鞅呼喊司马寅，将要死战，于是晋国居先。根据《国语》，吴国人披甲执兵，树立旌旗，提起战鼓，三军都喧哗起来，声音震动天地，晋军大为惊骇，于是请求吴国称“吴伯”，不称“吴王”，作为诸侯之长，于是吴国居先。这两种说法不同，但应当遵从《左传》而不遵从《国语》，因为经文先写晋侯，不命令以吴国为盟主，那么晋国居先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说经文每次记载吴国都不称“子”，到这里唯独称“子”，是因为吴国自己去掉僭越的称号，孔子嘉奖他。如果像《国语》所说，那么孔子写经文只依据《左传》，并不依据《国语》。《国语》称公称伯，不曾称子，而且经文记载“吴子”不止一次：蔡侯与吴子在柏举作战，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子光去世，这与记载“楚子”“邾子”“胡子”“沈子”是一样的体例，而旧说认为这是降低称呼是错误的。当时诸侯没有到来，只有鲁昭公与会，吴国人打算让鲁昭公去见晋侯。子服景伯说：“周天子会合诸侯，那么霸主率领侯、牧去见天子；霸主会合诸侯，那么侯率领子、男去见霸主。现在诸侯相互防备，而您率领我们国君去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就霸业了。我们国家将改变职贡，鲁国赋税给吴国八百乘【鲁定公七年，鲁国赋税给晋国八百乘，邾国六百乘，这是晋国规定的贡赋制度】，将一半邾国【三百乘】归属吴国，而像邾国那样侍奉晋国【六百乘】。这样您以霸主的身份召诸侯，却以侯的身份结束，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作罢。

楚国的公子申率领军队攻打陈国【《左传》记载缺失】。

越国进入吴国。

吴国自从定公十四年，在檇李战败，阖庐被越国所杀。后来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是为檇李之败报仇。当时越王用五千甲士和盾牌手败退后坚守会稽，派大夫文种到吴国求和。吴王答应了他，伍员极力劝谏，吴王不听。不久吴国攻打齐国，伍员又劝谏，于是杀了伍员并把他的尸体沉入江中。在这个时候，越王刻苦自励，深思熟虑，把苦胆放在座位上，坐卧时都抬头看着苦胆。到了这时攻打吴国，先派畴无余、讴阳【两位大夫】从南方到达吴国郊外。吴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

译吴人杀了夀于姚御之。弥庸看见了姑蔑的旗帜，说：“这是我父亲的旗帜【当时弥庸的父亲先前被越国的姑蔑人俘获，因此看见他的旗帜在姑蔑军中】，不能见到仇敌却不杀他，”于是投入战斗，俘虏了畴无余和讴阳。随后越王到来，便命令范蠡、舌庸截断吴军的归路，在姑熊夷【吴地】打败太子友，俘获了王孙弥庸及夀于姚，而自己率领中军去袭击吴国，攻入吴国的外城，焚烧了姑苏台，迁移了吴国的大船。吴人向吴王报告战败的消息，吴王正在黄池防备诸侯，恐怕他们听到消息而杀了他，就把报告战败的人杀了。等到吴王回国，便派人用丰厚的礼物向越国求和。吴国与越国讲和【越国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

译秋，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曼”字之下，公羊传没有“多”字，可能是防书缺失】。

安葬许国的元公。

九月，发生蝗灾。

冬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盗贼杀死了陈国的夏区夫【防书缺失】。

十二月，发生蝗灾。

鲁哀公十四年。

春天，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狩”是冬季狩猎的名称。春天却称为“狩”，是因为周历的春天相当于夏历的冬天。“西”，指鲁国的西部。麒麟，是一种兽名，不常出现。记载“狩”，是礼制的惯例；记载所捕获的东西，则是文辞的惯例。根据《左传》记载，在西郊的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麒麟【“车子”是官名；“鉏商”是人名，《家语》写作“车士子鉏商”，即在“车”字下增加“士”字而以“子”为姓，这是错误的】，认为它是不祥之兆，便把它赐给了虞人。孔子说：“这是麒麟”，然后才取走它。按说麒麟是灵兽，是王者的祥瑞。《礼记·礼运》说：“圣王顺应德行，那么麒麟、凤凰都会出现在郊野。”《孝经援神契》说：“德行达到八方极远之地，那么麒麟就会到来。”所以《公羊传》也说：“麒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出现，没有王者就不出现。”这时周朝的德行已经衰微，英明的君主不再出现。孔子作为圣人应运而生，却不能身居高位，那么这王者的祥瑞将应验在谁身上呢？况且麒麟这种动物，游历必定选择方向，飞翔必定选择处所。现在出现却被捕获，这就是圣人困厄于下位的明显验证。这与《论语》中“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河图”的感叹，正好互为表里。所以孔子作《春秋》，就终结于获麟的这一时刻。虽然《春秋》纪年应当有始有终，但这不仅没有终结于哀公二十七年，甚至没有终结于哀公十四年的夏、秋、冬。自伤大道衰微，突然停笔，道理上本来就有这种情况。如果像《公羊传》所说，西狩获麟，是应验孔子受命的符瑞，所以孔子见到麒麟而作《春秋》。那么刘向、尹更始等人都认为祥瑞和灾异不会同时出现，吉祥和凶险不能并存。既然灾异已经显现，就不能再庆祝为祥瑞。至于说终结于获麟，也只是《公羊传》的说法，而汉代儒生遵循它。如果说始于获麟，那么即使是汉代儒生也不遵循，贾逵、服虔等人都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开始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经过三年文章才初步完成。有获麟的应验，虽然他们的说法也都是主观臆测，彼此都没有依据。然而他们不遵循《公羊传》的说法，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汉代儒生说周朝在西边，所以孔子想要复兴西周，又说立言的位置在西方，麒麟是西方的兽，属于金，兑卦属金，代表言语和口，那么幸好所狩猎的地方偶然在鲁国西边罢了。万一在鲁国东边，孔子就不作《春秋》了吗？至于解说《公羊传》的人说，这是周朝灭亡的灾异，汉朝兴起的祥瑞。刘字由金刀组成，而汉中在西边，孔子预先知道并为此悲伤。这真是妖妄的言论，是东汉符命家所为，前代儒生早已驳斥过，不值一提。

如果胡氏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于是八卦画成，《箫韶》乐章作成，《春秋》写成，而凤凰、麒麟到来，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又说文章完成而麒麟到来，又说鲁国史书成为经典，麒麟出现在郊野，那么把获麟作为《春秋》已经完成的祥瑞应验，事情或许有这种情况。但是他说文章完成，说成为经典，说制作文章完成，难道作经到哀公十三年，盗贼杀死陈国夏区夫，十二月，蝗灾已经宣告成书，而麒麟忽然到来，然后才加上“西狩获麟”这一句吗？还是也将“西狩获麟”这一句统称为经呢？如果必须是经成而麒麟到来，那么“西狩获麟”这一句就不能称为经了。如果必须把获麟合入经中，那么就是麒麟到来时经还没有完成。历来儒者解释经典，必定有着落，断没有言语看似正确而实际并非如此的情况。既然已经深信不疑，言之凿凿，“文成”、“成经”再三申说，那么必定让后人明白书成于何时，经成于何处，却说出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并且说“周南”、“关雎”是王者的风范，“麟趾”是“关雎”的应验，“驺虞”是“鹊巢”的应验，取《毛诗序》中的“应”字来证明自己的祥瑞应验之说，好像“关雎”诗写成麒麟就到来一样。而朱熹注释“麟趾”竟然说王者的祥瑞不是人力所能招致的，这就完全沿袭胡氏的说法，直接把“麟趾”诗当作获麟来解释了，可笑到了极点。

《春秋》终结于这一年的春天，也是《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认为孔子作《春秋》终结于获麟的这一句。而汉代《公羊传》、《谷梁传》早出，所以于是遵循它们的说法，认为孔子的圣经实际上只到此为止。如果《左氏春秋》则终结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去世，而其后《左传》未尽循年记事，附载在经文后面的还剩余十一年，怎么能看到获麟一句就是停笔的铁案呢？无奈孔子自己作书，必定不能自己记载自己的生卒年份，所以孔子的出生见于《公羊传》的传文，孔子的去世见于《左氏传》的经文，其停笔的年份则暂且从《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从汉代到现在没有改变。如果司马迁说孔子在陈蔡受困时作《春秋》，那么在哀公六年，与各家的说法又不同。总之，解说经典贵在有所依据，能够依据经文、依据传文、依据《左传》，然后依据汉代儒生的说法，作为经者而以义理来裁断，大概这样对这部经典就不会大错特错了。

《春秋毛氏传》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