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七

译朝廷的卿士防扈不守臣节，尚且不能声讨其罪，一战就失败了，却追究他不讨伐宋、鲁的罪责，作为你的君主，不也太难了吗？罪恶应当重大，不容推卸责任，君臣互相残杀，彼此同担罪责，已经很难堪了，何况舍弃臣子而专门惩治君主的罪过？平生诋毁郑庄公，不值一文钱，如今反而袒护他，为什么呢？

译大雩

雩，是求雨的祭祀。之所以称为“大雩”，是重视这个祭祀的名称，就像烝、尝被称为大尝、大烝一样，并不是说雩祭有大小之分。但是大雩有两种：一种是龙星出现的祭祀，在巳月，东方苍龙七宿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就举行雩祭来祈求甘霖，担心夏季干旱，这是限定在四月的祭祀，左氏所说的“龙见而雩”就是这种。另一种是呼旱的祭祀，当时正值旱灾，就不论夏秋，随时都可以祭祀。《谷梁传》注解说：“雩，是跳舞并呼喊旱情。”郑氏《礼注》说：“雩，是吁叹，吁叹着求雨就是雩。”《春秋》的常规礼仪不记载，那么四月的雩祭未必会记录在史册上。凡是记载“大雩”的都是呼旱，而《左传》称之为失时，大概是因为周朝的秋季相当于夏朝的夏季，而秋季始于七八月，正当夏朝的五六月，四月不在其中，所以凡是记载秋季雩祭的就是失时，因为秋季没有四月。然而襄公五年秋季大雩，《左传》又说“曰旱”，而不称失时，有人说记载月份的是因为旱灾，因为它在八九月间，距离四月远，所以是旱灾。如襄公八年九月大雩，《左传》说“旱”；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左传》说“旱”，就是这样。如果只说秋季，那么近在五月，距离四月近就是失时，那么昭公二十五年秋季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左传》说“旱甚”。周朝的七月，正是夏朝的五月，与四月相近，况且已经两次雩祭，那么必定一次是正祭，一次是呼旱，然而都说是“旱”而不称失时，为什么呢？况且《春秋》重视类比，秋季雩祭的惯例总归是旱祷，而旧儒又分为四类：一是正祭失时，二是祷礼呼旱，三是旱不为灾，四是旱气所致。其中划分正祭失时的，只有桓公五年大雩这一类。考察经文中记载大雩共二十一次，单独记载“秋大雩”而不记载月份的有七次，从这年之后，成公三年、襄公五年到定公十二年止，都一律记载“某年秋大雩”三个字。而失时这一类只以这一年当之，那么那六次大雩将属于哪一类呢？况且他们所划分的祷礼、旱不为灾，又都挂一漏万，指白为黑，而没有一处符合的。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周朝的七八月，是夏朝的五六月。秋季在五六月，距离四月小满中气，那么芒种播种谷物，正当旱时，所以秋季雩祭的记载专为旱祭，这是毫无疑问的。胡氏不懂《春秋》，妄加夏时，对于岁候节月一概不通。到这里又遵循贾逵的说法，说大雩是雩祭上帝的称呼，诸侯只应当雩祭境内的山川罢了，鲁国独自雩祭上帝并使用盛大的音乐，这是僭越礼制，所以《春秋》讥讽它。却不知道贾逵的说法本于《月令》而误解了它，《月令》说仲夏之月命令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乐，意思是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后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郑注所说的先祭其本，然后雩祭，是因为山川是出雨的根本。这是山川、五帝同时并祭，何曾有天子祭上帝、诸侯祭境内山川的区别？况且帝就是五帝，称为方神，礼中所称的方明就是。方明之神，诸侯盟会就祭祀它，何必一定是天子？如果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不过是巫师歌舞间使用乐器，如所说的鼗、鞞、柷、敔等，未曾说唱黄钟、舞云门来祭祀天神。又况且吕氏《月令》不可作为依据，论者说它杂糅秦制，而仅就这一祭祀而言，龙见正雩，断定在巳月，而《月令》记在仲夏之后，那就讹误为午月了。《春秋》说雩在三传诸家尚无定论，岂可以《吕氏春秋》强行解释鲁史？况且又是误解呢？所以我所说的这记载的“雩”断定为旱祭，确实不是妄言。即使以此经文来看，记载“雩”之后，接着记载“螽”，“螽”是蝗虫一类，旱灾就产生它，可以验证。别人用传文证明经文，我用经文证明经文。如果记载“雩”而不记载“旱”，记载“旱”记载“不雨”反而不记载“雩”，那么有两种说法：《公羊传》说：“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意思是记载“雩”而旱灾就在其中，只记载“旱”则未必有雩祭，这是一种说法。《谷梁传》说：“得雨则书雩，不得雨则书旱”，这是另一种说法。

螽

螽属于蝗虫类，因为成灾所以记载。

冬，州公前往曹国

州是国名，《世本》记载为姜姓，他被称为公，或许他的祖先曾经担任王三公的官职，像虢公、荣公之类。曹是姬姓，周文王的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代。如，是往的意思，与前面“如〇”的例子相同。

六年

春正月，实来

实不知道是谁，根据传文就是州公的名字。不记载国名爵位，是承接前年冬州公前往曹国的文意。来，不知道所为何事，只是来了而已。这与隐公元年祭伯来、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的例子相同。先仲氏说：“挟卒不是贬低氏，实来不是削夺爵位，那么书法的重点就不在这里了。”夏五不必补，甲戌己丑不必删，那么笔削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

夏四月，鲁公与纪侯在郕会盟【郕，《公羊传》写成】

根据传文，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郕是鲁国的土地。

秋八月壬午，大阅

《周礼》大司马职：四季在农闲时，必定校阅。

译（桓公）视察以讲习军事。所以仲春时节教习振旅，仲夏时节教习茇舍，仲秋时节教习治兵，仲冬时节教习大阅。这就是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的礼仪。鲁桓公在国力衰弱的余绪中，能够修治武备以抵御外侮，难道不是很好吗？无奈他偶尔尝试罢了。据传北戎攻打齐国，齐侯派使者向郑国请求出兵，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大败戎军，俘获了两名主帅大良、少良，斩首三百，献给齐国。于是诸侯的大夫都替齐国戍守，齐人馈赠粮食，让鲁国大夫排列班次，鲁国大夫的班次唯独排在郑国之后，郑忽对此感到愤怒。所以十年后有齐国、郑国攻打郎国的战事。此时桓公察觉他的愤怒，知道会有战事，而预先教习战事是适宜的。这件事中，礼仪施行于其间，而且道义上也没有可指责的。只是仲夏教战，名称叫茇舍，不叫大阅。周历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而大阅这个名称与制度不合，所以《左传》特意解释说“简车马也”，以表明这次所谓的阅，只是挑选车兵步兵、搜寻马厩中的马匹，与平时的狩猎不同。即使孔颖达的疏也认为：昭公十八年郑国人简兵大搜，是在城内进行的，这次所谓的简，也不一定非要在田野。而胡安国又说：“非时，不知道他所指的非时，是说大阅应在冬天，还是说夏天不宜教战？”又说：“非礼，是说用鼓，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旗帜，周王载太常，诸侯载旂；用斩杀，周王降大绥，诸侯降小绥。其礼仪本来也是不同的。”记载“大阅”就不合礼了。用鼓见于大司马振旅的条文，用旗帜见于大司马茇舍的条文，用斩杀见于《王制》一年三次田猎的条文，这些都是教战，也都是四季校阅的通礼。春夏用旗帜鼓乐，秋冬用戒令，原本属于互相替代。斩杀则降绥，出发则举绥，本是一个意思。不知道他所指的非礼，是说鲁桓公当时不执贲鼓、不载旂、不降小绥，所以非礼？还是说世上本来就有执鼓、载旂、降绥这些礼仪，而大阅则全部废除了，所以非礼？凡此种种，都是反复推敲文义却无法解释的。大阅不记载“公”，与昭公八年搜于红，十一年大搜于比蒲，都不记载“公”，体例相同。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前一年，陈桓公去世，当时他的异母弟陈佗杀死了太子免而自立为王。太子的弟弟公子跃，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到了这一年，蔡国人杀死了陈佗，立公子跃为王，这就是陈厉公。陈国因为杀陈佗的事向鲁国告丧，所以史官记载了这件事。经文不记载陈佗爵位的原因，旧时的儒者认为是因为陈佗篡位后虽然过了一年，但尚未与诸侯通盟会，这是不对的。弑君自立不久，或者先君尚未安葬，或者已经安葬但改元未满一年，都不称君。这与“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的例子相同。只是这件事原本没有《左传》解释，其始末零星散见于《庄公二十二年》的传文中。而《公羊传》只说“淫于蔡”，《谷梁传》又说“淫猎于蔡”。世人于是引用《史记·陈杞世家》的文字作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佐证。查考《史记·陈杞世家》，在陈桓公去世时，说桓公的弟弟陈佗的母亲是蔡国女子，蔡国人为了陈佗杀死了五父和太子免而立陈佗为王，这就是陈厉公。陈厉公娶了蔡国女子，与蔡国人淫乱。陈厉公到蔡国淫乐，蔡国人于是用美女诱骗并杀死了陈佗，立公子跃为王，这就是陈利公。然而《春秋》记载，陈桓公之后就是陈厉公，陈厉公就是公子跃。陈厉公之后就是陈庄公，陈庄公就是公子跃的弟弟公子林，并没有所谓的陈利公。况且按照周代的谥法，只有“厉”而没有“利”。何况陈佗被杀，经文不记载他的爵位，怎么会有谥号而称他为厉公呢？而且经文只说“蔡人杀陈佗”，而《史记》又在杀太子之前增加了“蔡人为陈佗杀五父”的情节。五父就是陈佗，是陈佗的字。《左传》说“蔡人杀五父而立厉公”，指的就是这句杀陈佗的经文。蔡人先替陈佗杀陈佗，还能杀太子吗？况且都是蔡国人，先前替陈佗杀太子，现在又替公子跃杀陈佗。都是蔡国女子，起初把公子跃的母亲误作陈佗的母亲，后来又把陈佗的母亲改作陈佗的妻子。这显然是因为《公羊传》、《谷梁传》中“淫蔡”一语不够明白，于是依样画葫芦，彼此猜测臆断，导致一件事分成两件事，一次杀戮分成两次杀戮，一个陈佗分成两个陈佗，一个陈厉公分成两个陈厉公，一个蔡国女子分成三个蔡国女子。这是《史记》文字的谬误，实际上是由《公羊传》、《谷梁传》引起的，反而被引作《公羊传》、《谷梁传》的佐证，这能算是佐证吗？况且“蔡人杀陈佗”明显没有记载地点，而《公羊传》、《谷梁传》却说“杀于蔡”。假如陈佗真的死在蔡国，那么陈国来告丧必定会告知地点，经文必定会记载“蔡人杀陈佗于蔡”，与“卫人杀州吁于濮”作为同一类例子。何休、范宁以及《公羊传》、《谷梁传》的注疏都没有引用《史记·陈杞世家》的一个字。近来有撰写《春秋》论著的人，特别主张这种说法来扰乱经学，所以一并辩驳它。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史例规定太子出生必定记载，“子”指的是桓公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陈庄公，“同”是他的名字。《左传》说：“桓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意思是与桓公同一天出生，所以取名同。”《史记·陈杞世家》说：“桓公六年，夫人生的儿子与桓公同一天出生，就是这个同。”只是按照礼制，婴儿出生三个月后才命名，丁卯日是刚出生的日子，这是补记他的名字。不称世子、太子，只称“子”，是因为《春秋》中凡是嫡子与庶子作为储君的，都只称“子”，意思是“我的儿子罢了”，这与后来“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的称呼例子相同。至于《春秋》记载生子，只有这一处，是因为初生时有接子之礼，《内则》所说的“国君世子用太牢接生”，行此礼就记载，不行此礼就不记载。而杜预认为十二公中只有子同是嫡夫人的长子，所以记载。那么文公的儿子公子恶也是嫡夫人哀姜所生，也是长子，不止子同一人，然而不记载出生，为什么呢？

冬天，纪侯来朝见。

前四年，齐侯图谋纪国，所以本年春天，在郕地会见纪侯。到了这个冬天，纪侯来朝见，无非是为了求援的缘故。《左传》说：“请求周王的命令以求与齐国讲和。”小国孱弱，向邻国乞求救助，想借周王的命令来保全宗庙社稷，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所遗憾的，是齐桓公不能为他请求罢了。而胡安国又指责纪侯不讨伐齐桓公，国家都保不住了，还能讨伐齐桓公吗？

七年

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焚，是火田，即放火烧荒狩猎。《尔雅》说火田就是狩，那么搜狩之礼原本就有火田这一方法。但农闲时教战，不只是为了追逐禽兽。现在对于四时习武的各种礼仪一概不问，只是用火田取乐。这与观鱼、观社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有的记载其事，而礼制和义理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说焚烧林木来狩猎，是讥讽其竭尽物产，那么《尔雅》注解说“放火张网，只是烧草，使禽兽向外奔跑，然后在网的下风处捕捉它们”，没听说烧尽林木的。如果说《周礼》规定火弊献禽，是在中春，即夏历二月。现在周历二月，只是夏历的冬十二月，属于非时，那么《王制》说“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正是说十一、十二月中冬蛰伏后才是火田的时候。其中说中春火弊，是说二月启蛰，火田可以停止了。弊，就是止的意思。就像车弊就是车停止一样。那么季冬火田，不必失时了。咸丘，是鲁国的地方。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谷、邓两国，伯、侯是爵位，绥、吾离是名字。两国都是远方之地，属于楚国以南，与衡山相近，偏僻狭小不常来朝见，有的书名字，有的书字。这与庄公五年郳犁来来朝见【即小邾子，郳犁来是名字】、二十三年夏天萧叔朝见公，例子相同【萧国叔是字】。

无秋冬，说法见前四年。

八年

春天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烝是时祭的名称，四时之祭，春祠夏

译礿是春祭，尝是秋祭，烝是冬祭。烝意为众多，是说万物成熟众多，可以备办祭品进献祖先。《周礼》规定时祭在四季的仲月举行，这里的春正月即是夏历的冬十一月，也就是正冬的仲月。这里直接记载而不加讥讽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左传》说：‘闭蛰时举行烝祭。’闭蛰在亥月，应当是十月，这里在十一月举行就是失时了吗？”那么，闭蛰这个中气虽然在亥月与子月交接之际，但说‘闭蛰而烝’，意思是闭蛰时就可以举行烝祭，何况是在闭蛰之后呢？

译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鲁国聘问。

家父，是天子的大夫，家氏，名父。周天子派遣上中大夫下聘诸侯，按惯例称字。这与隐公九年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庄公元年周天子派遣荣叔来赐予桓公册命的体例相同。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烝，是冬季的祭祀。夏季五月，相当于春季的第三个月。此时应当举行祠祭却再次举行烝祭，为什么呢？况且之前已经举行过烝祭了，为什么再次举行烝祭呢？这是合乎礼制的，而其中的义理由此显现。

秋季，讨伐邾国。

冬季十月，降下雨雪。

夏季八月，可以降下雨雪吗？《月令》说：“孟冬时节如果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霜雪就会不时出现。”

祭公来到鲁国，于是前往纪国迎接周天子的王后。

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之一，在祭地享有采邑的人，周穆王时有祭公谋父，这是他的后代【另外隐公元年有祭伯，庄公二十三年有祭叔，公与伯是爵位，叔则是字了，这必定是以采邑为氏的，观察郑国有祭仲就可以验证】。按照礼制，天子娶王后，不亲自迎亲，派遣公卿去迎接。《公羊传》说天子亲自迎亲，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有人引用《诗经》中“亲迎于渭”，以及孔子回答哀公时冕服亲迎作为证据，却不知道《诗经》歌颂文王是指诸侯世子，孔子回答哀公说的是鲁国的礼制，并没有以天子为例】。大概因为婚姻中宾主地位对等，天子与诸侯地位不对等，所以天子娶侯国的女子，必定派遣同姓诸侯受命去迎接；王姬下嫁诸侯，也必定派遣同姓诸侯送亲，正是同样的道理。祭公来到鲁国，因为鲁国主持迎接王后的事务，来接受鲁国的命令，随即前往迎接王后。这里不称“迎女”，是因为这是接受鲁国的命令前往，鲁国不敢将王后斥称为“女”。如果不称“王使”，正是因为迎接王后并非王事，鲁国既然命令迎接，那么周天子自然不应当再下命令。况且《春秋》中记载迎娶女子不止一次，从未称君主派遣使者，婚礼不称主人，何况国君没有父亲，怎么能认为命令迎接的使者就是出自女婿呢？这在之前的经文中已经明确说过【见隐公二年】。而胡氏又说，周天子不书“使”，是责备他派遣三公不合礼制，所以祭公专断命令而不回报，就直接前往纪国。天子迎接王后，一公一卿，这如同后世使臣正副的意义，所以这次派遣祭公，襄公十五年传中官师跟随单靖公在齐国迎接王后，都是三公【这里不书卿，是举重略轻，庄公十五年传中称官师，是因为元士代替卿行事】。这正是杜氏所说的派遣上卿迎接王后而公监之。大概天子迎接王后的礼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天子不派遣三公的例子，却说祭公愤愤不平不回报就行动，我不知道所谓不回报，是说应当仍然回报周天子再去迎接呢，还是说应当回报鲁国而不能立即迎接归来呢？亲自接受鲁国的命令，接受完毕就行动，这是祭公的谨慎。现在却把随即行动作为祭公的罪过，那么成公十三年鲁公前往京师，随即会同诸侯讨伐秦国，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即前往晋国，有什么不合礼制的，而愤愤不平到如此地步【遂，是继事的称呼，见旧疏】。

天子没有敌手，虽然纪国很小，也得以下娶。只是当时齐国正图谋纪国，前六年，纪侯会见成公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纪侯来朝见，想借鲁国请求周天子的命令，以求与齐国和解。那么他心中萦绕忧虑，只想依靠王室的尊贵，来保全宗庙社稷。所以这次上婚，不知是何缘由，然而也是畏惧天时，保全国家的苦心。然而此后十五年，周天子去世之后，距离纪姜回到京师，才九年；距离周天子去世，才四年。当时纪姜还在王室。即使鲁国的伯姬、叔姬，也还在纪国。而齐国军队迁徙纪国，周天子不能讨伐，宗鲁不敢过问。春秋时代，是怎样的情形啊！史书记事，大多没有连贯类别以见本末的，却唯独在纪国事情的前后，详尽如线。虽然不必有意特别保存，然而义理可见。

这位王后，是桓王的王后。桓公八年，相当于桓王十六年，哪有天子立国十六年才开始娶王后的？这必定是再娶可知。只是《公羊传》说：诸侯一娶九女；又说：诸侯不再娶。考察三礼，并没有这样的文字。只有《白虎通·王度记》都说：天子诸侯一娶九女；也说：天子诸侯不再娶。这本是袭用《公羊传》的说法，而加上天子在其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年迎接王后，在三传诸家中，都应当有初娶再娶的辨析；而从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诸疏，都顺文解义，依回蒙混，都不敢提及一字。等到观察襄公十二年，灵王向齐国求取王后，齐国问晏桓子以答婚之词；到十五年，刘夏跟随单靖公到齐国迎接王后。考察其年份，则是灵王十四年。十四年娶王后，与十六年娶王后，都不是初娶。况且《史记·周本纪》说：周惠王去世，儿子襄王即位，襄王母亲早死，他的后母叫惠后，生叔带受惠王宠爱，而襄王畏惧她。后母不是再娶吗【《左传》襄王称惠后为先后，适子称后母为先后，明显不是媵姒继室者】。而且襄王用翟师讨伐郑国，有恩于翟氏，于是立翟女为王后。王后可以再立就是再娶，为什么呢？襄王曾娶姜任了，翟女不是侄娣，必定不是在宫中升立的【《周语》说无以翟女间姜任，谓有侄娣在】。如果诸侯再娶，尤其更多。庄公元年，齐襄公娶王姬；十一年，齐小白又娶王姬，都不是初娶。如果说诸侯不再娶，那么王室

译即使地位卑微，难道有违背祖制而甘愿做诸侯国陪嫁之妾的道理吗？如果像昭公二年，晋平公娶齐女少姜，那时晋平公已经即位十八年了。他所娶的，或许是异姓的陪嫁女子【古代诸侯娶妻，异姓家族会送女子陪嫁，比如晋国将要嫁女给吴国，齐侯派祈厘的女儿陪嫁之类】，或许是同姓的侄女或妹妹而留在本国等待成年【同姓家族以侄女或妹妹跟随年幼者，留在本国等待成年，比如叔姬嫁到纪国之类】，这些都难以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称她不是正妻，令人怀疑。到了昭公三年，齐国请求为晋国续娶夫人，晋平公又娶了她。他在回答请求续娶的话中说：“寡君不能独自承担社稷大事，没有正妻。如果惠顾我国，安抚晋国，赐予内主，那么这明显是再次娶妻为夫人的话语。”我曾怀疑隐公摄政这件事，认为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早逝，又娶宋武公的女儿仲子为夫人，这就是嫡妻，所以桓公是嫡子，而隐公以长子庶出的身份摄政，这是常例。然而胡氏严厉斥责，说这是以妾为妻，以庶为嫡，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责备隐公，责备惠公，责备周天子，无所不至。我偶尔引用庄公再娶孟任，立子般为嗣的事，来解释这件事，认为桓公与子般，隐公与闵公、僖公，两两相似，而季友立子般受到褒扬，隐公让位给桓公却受到贬斥，颇为不平。后来想到子般的事，还有不妥之处【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死后，庄公的夫人哀姜还在世，那么桓公是嫡子，子般还不是嫡子】，只是诸侯可以再娶，再娶即为嫡妻，嫡妻之子可以成为储君，千年的疑惑，一下子豁然开朗。天子诸侯既然没有完成婚礼，那不再娶的说法，又未曾混杂见于《三礼》的文字中，所借重的《春秋》一书，《周礼》尽在其中，而遍考却必然没有这种事，那么这种说法就是荒诞的。先仲氏说：善于解释经书的人，应当用传文解释经书，不应当用经书解释传文。我说：善于解释经书的人，应当用经书解释经书，并不应当用传文解释经书。传文尚且不能解释经书，何况儒家的学说？那么我得以援引《春秋》的礼例，独自断定说：天子诸侯都可以再娶，难道有什么过错吗？

译春秋毛氏传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卷八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九年

春季，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

从鲁国的角度而言，称她为王后；从纪国的角度而言，则称她为季姜。京师，是王畿的名称。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鲁国朝见。

诸侯之间有相互朝见的礼节，曹伯想要朝见鲁国，但因生病不能亲自前往，于是派遣世子代替他履行朝见的礼节。〇《左传》记载“享曹太子”，当时献乐并叹息，正是因为父亲生病，所以冬季派遣世子来朝，而进入春季曹伯就病死了。这些都没有值得赞美或讽刺的地方。《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世子不应当享有与诸侯同等的礼节，这本来就不了解周代的制度；而胡氏又认为世子本来就有代理国君进行朝聘的事情，然而诸侯朝见天子时可以代理，诸侯之间相互朝见就不一样了。查考《周礼·典命》的职掌，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受命【誓，就是接受命令的意思】而代理国君，那么礼节比国君低一等；如果没有受命，则拿着皮帛跟随在子男之后。意思是说，诸侯世子已经接受天子命令的，在朝聘时只比国君低一位；公爵的儿子与侯爵同等，侯爵的儿子与伯爵同等，伯爵的儿子与子男同等；没有接受命令的，就只拿着皮帛跟随在子男之后。这是诸侯世子代理国君朝聘天子的礼节。如果是诸侯之间相互朝见，就不问是否已经受命【杜氏认为曹世子没有受命是没有根据的】，一概比国君低一等，各国都用对待上卿的礼节来接待他。所以〇说“以上卿之礼接待他，享曹太子”，大概各国的上卿没有不比国君低一等的。现在曹伯的儿子比伯爵低一等，应当相当于子男，不能跟随在子男之后，所以说“以上卿之礼接待他”。这正是诸侯世子代理国君相互朝见的礼节与代理国君朝聘天子的礼节相区别的地方，而胡氏又说世子代理国君只能用于朝见天子而不能用于朝见诸侯，是错误的。先仲氏说：“胡氏有不可解释的地方，既然说诸侯年老有病，派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务去朝见天子，又说国君有病而储君出来，会开启窥伺之心，是危险的做法。同样是朝聘，在诸侯那里担心发生窃取权力的事，在天子那里就不担心发生窃取权力的事，怎么解释呢？”射姑是世子的名字。

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季，鲁桓公在桃丘与卫侯约会，没有遇到。

前六年，北戎攻打齐国，诸侯去救援。郑国的公子忽立了功劳。齐国人馈赠诸侯粮食，让鲁国确定班次，而鲁国依据周制，班次唯独排在郑国之后。郑国人发怒，向齐国请求军队。齐国人让卫国军队协助他们。到了这时，鲁桓公知道了这件事，想谋求与卫国和解，以断绝郑国的援助，但卫国不与鲁公会盟。因此有了三国在郎地作战的战役。这里记载“没有遇到”，是如实记录。桃丘，是卫国的地方。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鲁国在郎地作战。

只说“来作战”，而不说“大败”。杜氏所说的“只是交战而没有胜负”就是这个意思。这次战役本来是郑国的意图，而齐僖公为首倡，并且招引其他国家来协助，那么齐国就是主导者了。鲁桓公是齐僖公的女婿，卫宣公又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而齐国因为谋害纪国的原因，所以唯独与郑国关系密切，于是彼此牵连攻伐而不能解开，其难以预测就像这样。

十一年

春季，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这是从郎地之战后再次结盟以巩固关系。称“人”，是因为派卿大夫结盟而国君没有参加。〇记载“齐、卫、郑、宋在恶曹结盟”，多了一个“宋”字，反而怀疑经文有缺漏。不知道宋郑两国仇怨构结很久了，以前不曾联合，而此后我们鲁国又与宋国连谋讨伐郑国，这时候怎么会有宋国呢？况且宋国列在郑国之后，不符合次序。这是衍文。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抓获郑国的祭仲，突回到郑国。

郑忽出逃到卫国。

祭仲，是郑国的大夫。突和忽都是郑庄公的儿子。突，是厉公的名字；忽，是昭公的名字。根据〇，郑国的祭仲足是祭城的封人，受到庄公的宠信，庄公让他担任卿。后来他为庄公娶了邓曼【邓国曼姓】，生了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他。宋国的雍氏【宋国大夫】把女儿嫁给郑庄公，叫雍姞【雍氏姞姓】，生了厉公。雍氏家族受到宋庄公的宠信，所以诱骗祭仲并抓获他，说：“不拥立突，就要死。”同时也抓获厉公并索取贿赂。祭仲于是与宋国人结盟，让厉公回国并拥立他。昭公出逃到卫国。这是〇的文字，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这是昭公本来作为长子且是庶出应当继位，而雍姞的儿子趁着宋郑仇怨构结之后，借机争夺国家，祭仲不能以死相争，而拥立突，驱逐忽。那么忽本来没有过错，而突和祭仲的情状罪责显然。然而春秋的书法，好像重视可疑的人，这是因为忽不称君的缘故。按照礼制，先君没有安葬就称子，安葬后就称君。现在庄公已经安葬成为君了，忽应当称郑伯而书写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有人说：是遵循质朴之道。意思是殷道崇尚质朴，在父亲面前称儿子的名字【这是《公羊传》的说法】。父亲骨头还没有腐烂，兄弟之间互相篡夺，却还用这个来彰显亲亲的质朴，这是强迫兄长让出食物的教化，太迂腐了。有人说：是惩罚他失去国家【这是《谷梁传》的说法】。失去位置与失去国家不同，忽并没有丧失郑国，不幸有人劫持了他的位置，又有什么罪呢？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而记载为纪侯，难道说忽的爵位应当被削去吗？这一定不是春秋的本义。有人说：是厌恶他失去了强大的援助【这是胡氏的说法】。起初，鲁桓公还没有与齐国通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