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三

译段于鄢

各国各自因有事来报告，就记载下来。这里就是郑国报告了这件事，而史官照旧例记载下来的，然而其中的褒贬含义就包含在文字中了。根据《左传》记载，郑武公娶了武姜（申国的女子），生下了庄公和段，而武姜厌恶庄公却宠爱段（武姜因为庄公是逆产出生，所以受惊而厌恶他），请求立段为继承人，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武姜为段请求制地（大的城邑），庄公为难，她又请求京地（也是大的城邑），庄公很为难违背母亲的心意，就答应了。祭仲请求除掉段，庄公不答应（祭仲说：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恐怕难以除掉了。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将会自己垮台）。段于是收取西鄙、北鄙以及廪延，都作为自己的城邑。公子吕请求除掉段，庄公又不答应（公子吕说：请除掉他，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民众了。庄公说：不义就不会亲近，势力雄厚将会崩溃罢了）。段于是修筑城墙，整治铠甲兵器，准备步兵战车，将要袭击郑国。武姜将要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日期，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讨伐京地。京地叛变，段于是逃入鄢地。庄公讨伐鄢地，战胜了他。段出逃投奔共国（当时庄公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再相见。后来后悔了，就采纳颍考叔的话，在隧道中让武姜出来，母子关系恢复如初）。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动用武力袭击国家，显然是叛逆。《春秋》只是根据事实直接记载，而叛逆的罪责，其含义自然显现。那些指责庄公失于教化的说法，这是解说经书的多余情感，孔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失教之说见于《左传》）。君主能够教化臣子，兄长能够教化弟弟，这在圣贤那里都难以做到。《春秋》责备贤者而不责备愚者，庄公是愚人，哪里容许责备他这个？如果说养成他的恶行而利于他的垮台，那就未免过于苛求深究。既然给了他京地，就想早点处置他，势必夺取京地而给他别的城邑，段肯接受吗？如果想早点除掉他，那么他的祸乱还没有显露，而我突然除掉他，养成恶行尚有罪过，不等待养成恶行就突然以恶行除掉他，罪过应当怎样？如果说利于他的垮台，那是误以为庄公自己说了“将自毙，厚将崩”的话，所以这样说。不知道这不过是陈述道理罢了。如果真的利于他的垮台，那么在事发之后，还不让他垮台，却说想要让他垮台，在事发之前，这不是通论。而且凡是这样说的人，并不是说《春秋》贬斥恶人就是这样。段固然不可赦免，祭仲也可以议论。这不过像逢蒙杀羿，羿也有罪过那样的话，偶尔旁及，而胡安国竟然放纵释放段，专门惩治庄公的罪责。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从来没有说“使乱君贼父害怕”啊。自古以来罪当重典，不容宽贷，杀人者死，必定不再追究，被杀者以可杀的罪过，何况《春秋》是什么书？孔子修《春秋》，是什么意图？本来是要诛讨叛逆，讨伐不臣不弟的人，而开篇定下法则，就让君父与叛逆彼此互相责备，已经不是正义了。更何况放纵乱贼而专门诛杀君父，那些称乱的人已经洋洋得意，而愚君愚父反而低头就戮，天理何在，国法何在？这即使是让新莽著书，曹操、董卓执笔删削，也必定不能颠倒错乱到这种极点啊。

译况且那篇爰书所陈述的理由，仍然不够确凿。它说：诛讨叛乱，应当以国家的名义彰显国家的征讨。那么宣公九年，陈国杀了大夫泄冶，泄冶有什么罪，国家要征讨他呢？又说：应当是因为这个人被众人共同攻击。那么庄公十年，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子纠作为争夺君位的弟弟，杀了无罪的兄长，齐国人有什么过错，却被众人共同攻击呢？如果说命令将领出兵，应当称“帅师”，那么哀公三年，齐国的国夏和卫国的石曼姑帅师包围戚邑。那里就确实称“帅师”了。然而那是坚决抗拒父亲的军队。卫国辄因为抗拒父亲而记载为“帅师”，那么这里讨伐叛乱的弟弟却不记载“帅师”，这正是通过相反的情况来互相阐明的。如果说不记载“帅师”是为了贬斥，那么卫国辄记载“帅师”就应当是褒扬了。如果认为称“郑伯”是为了定罪，并引用晋侯杀世子申生作为依据，那又是完全不懂《春秋》体例的人。《春秋》的体例，凡是国君直接杀死子弟而不称动用军队，都记载国君。比如晋侯杀他的世子申生，宋公杀他的世子痤，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就是这样。之所以必须记载国君，是因为国君确实杀了他们，不能说成是国人杀的，也不能说成是众人共同杀的。这是直接杀死而没有称动用军队的情况。至于郑伯讨伐共叔段，则是称动用军队而没有直接杀死。凡是称动用军队的体例，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就称国君，卿大夫率领军队就称卿大夫。国君和卿大夫都在军中，分不清谁率领军队，就称国家。卿大夫率领军队，但不记载卿大夫的名字和姓氏，就称“人”【左氏疏：军队众多称国君，国君率领军队跟随；军队较少称卿大夫，卿大夫率领部队跟随；军队众多而卿大夫率领，称国家，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军队较少而卿大夫率领，就称“人”，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又少】。这核对整部《春秋》的体例，没有不相同的。现在记载“郑伯”，那么就是郑伯亲自率领军队。郑伯亲自率领军队所以称“伯”，那么称“伯”是就事论事。然而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应当称国君，那么称“伯”又是体例。至于记载“于鄢”，那么军队出动必定要记载地点。比如后来记载：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宋国的皇瑗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郑国军队攻打宋国，在宋公防交战，诸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等地。凡是军队所在的地方，必定明确记载在何处，作为行军的标志，这也是体例。况且诛讨逆贼，地点尤为重要。那些直接杀死而不称动用军队的，比如卫国杀州吁，也记载说：卫国人杀州吁于濮，何况称动用军队呢？如果记载“克”，那就是所谓以事实为例，兼用文字体例，人们误以为是郑伯杀了弟弟【公羊：克就是杀。谷梁：克，是能够，能够杀死】，并且误以为是在鄢地杀了弟弟却不延缓追击，让他逃脱【谷梁认为郑伯不能延缓追击逃脱的贼人，失去了亲爱兄弟的道理】，却不知道段已经逃到共国，逃到共国，而且能够安然长久地居住在共国，郑国人称他为共叔段，这就是证据。况且郑伯也想念他，所以在隐公十一年郑伯进入许国时，有话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却让他流落四方谋生。”这就是想念他。以段的恶劣，段的不守弟道，称动用军队袭击国家，已经不止是《春秋》中无将之诛了，有什么难立决断像祭伯、公子吕所说的“除掉他再除掉他”那样，却只是攻打他并战胜他，而故意让他逃脱奔逃。这在郑伯来说是失刑，而在叔段来说则是幸免。然而《春秋》反而给予他肯定，认为尺布可以缝衣，兄弟难以相容【这两句话见于《汉书》】，世上哪有把母亲安置在隧道里，用箭射君主的逆贼，却唯独在兄弟之间如此保全？不仅不杀，而且任凭他逃到齐国，又任凭他逃到莒国，只有一胜而没有其他举动，这是值得怜悯的。所以特别记载为“克”，这本来是《春秋》二百四十多年中没有的体例，而在这里首次开启的【《春秋》一书中没有再次记载“克”的】，这就是所谓的事实，文字，也是义理。

秋季七月，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礼【赗，音芳凤。一本没有“来”字】天王，是周平王。面对诸侯称“天王”，统治天下称“天子”，都是尊称。宰咺，是天子的士，咺是他的名字。《周礼》天官的职掌，从太宰、小宰直到宰夫，都称“宰”，这就是所谓天子的宰，通达四海。大体上记载的体例，太宰是卿，不称名字，所以僖公九年有“宰周公”的称呼。如果小宰是大夫，应当称字；宰夫是下大夫，士，按体例应当称名，所以桓公四年有“宰渠伯纠”的称呼。这个“宰”是宰夫，所以称名。《公羊传》所说的“宰，是士”，上士以名相称，是对的。至于他所派遣的赗礼，那么《宰夫》职掌说：“凡是国家的吊丧之事，掌管其器物、币帛、财物。”郑玄注：“吊丧之事，是天子吊唁诸侯的事；币帛，是用来助丧的。”既然掌管吊丧事宜，〇吊丧使者，而胡氏说“宰是冢宰，位居六卿之首，不适宜派遣赗礼”，这是错误的。

至于所说的惠公仲子，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桓公的母亲。而《谷梁传》独独说是惠公的母亲。桓公的母亲，明显是宋武公的次女，而惠公娶了她，所以桓公母亲名叫仲子。如果是惠公的母亲，有什么依据呢？于是《公羊传》说桓公母亲仲子死在前一年，而《左传》说死在二年，此时还没有死，而预先赠送赗礼，所以讥讽它。那么天王虽然无道，决不会有诸侯夫人未死而先派遣吊丧的。这是因为《左传》误认元年尹氏卒为隐

译桓公的母亲，在桓公二年，子氏去世，成为桓公的母亲，事情就是这样罢了。但是左丘明认为，惠公和仲子本来都应该接受赗赠，而只派使者去吊唁其中一人，在礼制上是不合适的，所以左氏认为惠公迟缓，仲子预先；公羊传认为惠公和仲子都兼有不当之处，而胡安国则专门指责仲子而不涉及惠公。这些都不值得去辩驳。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也就是惠公的继室。惠公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世，距离隐公改元已经过了七个月，那么他吊唁迟缓本来就不必多说。如果是仲子，那一定是和惠公先后去世的。春秋时期诸侯有继娶的情况，也就是继室。因为是继室，所以儿子虽然还没有被立为君，也可以凭借她的丧事向天子报丧。这虽然在《三礼》中没有什么可考证的，但在春秋时期却常常这样实行。所以这一吊唁赗赠，一定是惠公和仲子都有向天子报丧的情况。既然有报丧，那么天子下派吊唁在礼制上就没有过错。大概仲子作为继娶原本不是侄娣，既然称为鲁国的夫人，那本来就是夫人。以夫人的身份向天子报丧，天子一定会赗赠。郑康成说：“礼制规定，天子对于诸侯，一次是含玉赗赠，小君（诸侯夫人）也是这样。”这是天子对于诸侯夫人本来就有赗赠，并不是过分礼遇。只是《春秋》的本义不崇尚诡诈，只是直书其事，而美丑自然显现。礼制崇尚往来，何况君臣之间，责任在下位者，哪有天子下交而诸侯反而没有回报像这样的？隐公十一年中正好遭遇天子丧事，而隐公不派卿去吊唁，也不亲自前往送葬，直到请求赙赠后才回应。与天王前来赗赠相比怎么样呢？这就是《春秋》的微妙含义。这也是义理所在。

译赗，是赠送丧事的物品。《既夕礼》中所说的公赠的帛、束帛、两匹马，就是赗。所以《公羊传》说：“赠送车马叫做赗。”

九月，鲁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根据《左传》记载，鲁惠公末年曾在黄地击败宋军，所以鲁桓公即位后，宋国前来讲和。这不过是宋国大夫前来结盟的旧例，“及”字表示是鲁公亲自参与。经文中不记载宋国国君，是因为来的是宋国大夫。而《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我方只称‘及’，对方只称‘人’”，这不仅意味着鲁公没有参与结盟，甚至双方结盟的都是地位卑微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微者”是指什么官职，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大夫还是士，仅从鲁公不亲自结盟来推测。庄公二十二年，鲁公与高徯在防地结盟，《公羊传》和《谷梁传》又说“‘及’表示鲁公亲自参与”，那么我方只称“及”，鲁公就已经参与了，并非只有地位卑微者才参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举的例子已经自相矛盾。到了文公二年，鲁公与晋国处父结盟，是鲁公亲自到晋国后才结盟的，这明明是鲁公亲自结盟却只记载“及”，为什么呢？于是胡安国既遵循他们的说法，又在解释宿地结盟的体例时说：“记载地点用国名，那么一定是国君参与结盟，宿是国名。记载‘盟于宿’，是因为宿国国君参与了结盟。”这是依据僖公十九年，鲁公在齐地会见陈人、蔡人、郑人结盟，因为要重修齐国的友好关系，那么齐国一定也参与了结盟。然而孔颖达的疏解说，僖公二十七年鲁公在宋地会见诸侯结盟，当时宋国正被围困，宋公并没有参与会见。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宋地会见楚子，当时宋国仍然被围困，宋公虽然想会见却做不到。这是多次在宋国会见而宋国国君都没有参与，虽然特别提出一个例子，但考察起来无法验证。胡安国又说“国君亲自结盟，《春秋》对此表示厌恶”。既然舍弃了鲁公而认为是宿国国君，我不知道他所厌恶的，是厌恶鲁君呢？还是厌恶宿君呢？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祭伯，是周王的卿士。祭是他的封国，伯是他的爵位。经文说“来”，表示他不是奉周王的使命而是私自前来。对于鲁国来说，起初不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然而仅仅说“来”，那么他只是来了，不一定有什么事。所谓以周王臣子的身份私自与诸侯交往，即使有事，其意图也是不被认可的，这就是所谓的“义”。于是《公羊传》说“来奔”，《谷梁传》说“来朝”。《春秋》记载事情，必须依据事实。“来奔”“来朝”，如果没有舍弃事实而只写一个“来”字就能成为史实的道理。如果说这是为了贬斥，贬斥的重点不在此。况且“你投奔我朝见”，同样是凭空猜测而来“朝见”的说法，更是猜测中最没有道理的。周王臣子有事，史书笔法严谨，如所说的“来聘”“来赙”“来锡命”“来防葬”“来求车”“求金”，无不依据事实直书，不敢在其中有任何隐讳。何况诸侯相互朝见，尤其极其郑重，几乎没有周王臣子朝见诸侯而史官不明明记载的情况。这里不问是否有周王的命令，只记载其事，其义理自然彰显，不像介葛卢来、白狄来那样，可以因为是夷狄附庸而轻视忽略。于是胡安国妄自遵循《谷梁传》的说法，又说“来朝见鲁国”，出自《左传》的文字，诬蔑经文，又诬蔑传文。东海沉冤，何时才能洗雪？可悲啊！

公子益师去世。

公子，是先公的儿子，益师是他的名字。公族卿佐去世，必须记载，这是礼制。有时不记载，或者记载了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都是史官有详略，文辞有完整或缺失，其中并没有特殊的义例。所以这里不记日，在旧解中说：“《春秋》不以日月为义例，这是明确的道理，而三传却纷纷议论。”我曾推究其例，只取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去世，记日【癸巳】与文公十五年公孙敖去世，记日【甲戌】两件事来概括。《左传》认为鲁公不参与小敛，就不记日，那么叔牙因饮毒酒而死，公孙敖客死在齐国，鲁公都不参与小敛，然而也都记日了。《公羊传》认为年代久远所以不记日，那么公孙敖在文公时代，已属于所闻，叔牙在庄公时代，则属于所传闻【《公羊传》九法比较远近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未曾接近，为什么都记日呢？《谷梁传》认为厌恶所以不记日，那么叔牙和公孙敖可以说是善类吗，却记日呢？于是胡安国也知道难以通达，又自立一个义例，认为恩数有厚薄。公族丧葬，自有典礼，不是国君用情可以厚薄，即使有厚薄，也必须观察其厚薄之间与典礼有违有合，不能仅凭记日不记日随意立例。况且据说是厚薄，那么一定是厚者记日，不厚者不记日了。我就以叔牙和公孙敖两件事来看，叔牙因妄言而丧命，然而叛乱不彰，原本没有族灭的条例，所以季友早先许诺给他立后，但必须请求后才能立。公孙敖死于齐鲁之间，不被受理，导致齐国人将棺材放在堂阜，后来才让鲁国知道，然而仍然不允许归葬，不允许殡殓，导致他的儿子期年毁容朝夕立朝以待命，后来才允许殡殓。孟氏的寝庙，那么其厚薄如何呢？而公然记日的为什么呢【杜预注：有不视小敛，所以不书日，以此显示厚薄。恩数厚薄，实出此语。然而此言与敛不与敛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胡安国既驳斥《左传》与敛的文字，又袭用杜预厚薄的话，这都是卤莽蔑略，漫不经心的地方。若孔颖达疏也有恩厚的话，则是依从杜注，大不足据】所以说：记载去世是义例，不记日也是义例。

译按照惯例本来可以不记载的。

译鲁隐公二年

春季，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春天却不记载“王”字，为什么呢？按照惯例，凡是记载了月份的就记载“王”字，没有记载月份就不记载“王”字。因为记载了月份，那么所记载的都是冬季的月份，而不是春季的月份，所以记载“王”字是说：“这是春季称王的月份。”这不仅仅是寅月算作春季，即使是子月、丑月，也都是春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王命所定的缘故。如果没有记载月份，那么哪里来的“王”呢？

戎人，指的是徐戎。《费誓》中说“淮夷、徐戎同时兴起”，注释说：“徐戎在鲁国的东面，所以《书序》说‘徐夷同时兴起【淮夷只称为夷，所以知道戎只是指徐戎】东郊不开，旧注认为氐羌是别的部族，但氐羌在西方，这是根据《曲礼》‘西方称为戎’一句话而错误注释的，实际上不对。然而这是内夷杂居在中国【汉代以后没有内夷了，都是因为秦朝开始将他们驱逐到塞外居住的缘故】所以能够与中国往来通好，而胡氏用现在的外夷来对应，说是严格内外防备，哪里见过《春秋》中戎狄处于边境缓冲地带的呢？况且鲁国世代遭受戎人的祸患，即使是伯禽开国时未能诛灭夷人，何况这里是为了修好惠公的盟约，那么先公世代结盟有不得不修好的理由，所以这也是根据事实直接记载，没有其他的含义。只是盟会和防备也是礼仪的常例，而戎人则不是常例。如果潜是鲁国的土地，那么应该是戎人来犯而我防备他们，旧注说‘鲁公前往防备而顺从夷人的习俗’，也是不对的。

夏季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莒和向都是国名，而且靠近鲁国。莒人，指的是莒国的军队。《春秋》的体例，凡是卿大夫率领军队而不记载其名与氏，就称为“人”【参见隐元年郑伯克段的传注】“入”，是用军队深入其国邑的名称，但有两种含义：有攻入并夺取其土地的，有攻入而不夺取其土地的。夺取土地与灭国相同，闵二年狄人攻入卫国，哀公八年春季宋公攻入曹国就是这种情况。不夺取土地，后十年宋人、卫人攻入郑国，桓公二年我国攻入〇就是这种情况。这次攻入向国，不知道是否夺取了土地。根据传注，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不安而返回。夏季，莒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这是动武夺回妇人而攻入其国邑，并没有夺取土地。所以《公羊传》《谷梁传》也说“得到而不居住”。僖公二十六年，鲁公在兹防防备莒人，公宁庄子在向国结盟。襄公二十年，仲孙速防备莒人，在向国结盟。注释说：向都是莒国的土地，那么又像是灭了向国而夺取其土地了。总之是莒军攻入向国，莒和向各自把情况报告，那么就根据事实记载，夺取与否可以不必追问。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谷梁传》写作侅】

无骇，是鲁国公族大夫的名字。史书凡是记载公族大夫，有时只写名而不写氏，比如后七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那些不称公子、公孙的，史文就是这样，并没有避讳或褒贬的各种体例。遍考经文，非常明白。这里所记载的体例，与后四年，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庄公三年，溺率领军队防备齐师伐郑的体例相同。而解说者一定要寻求其原因，认为无骇还没有赐族。如果无骇确实没有赐族，那么氏的记载与否，完全不在于此【解说见后，翚率师与无骇卒的传注】如果“入”有两种含义【见前节】这次攻入不过是到达其国邑，左氏所说的费庈父战胜了他罢了。而《公羊传》《谷梁传》说是灭国，凭什么这么说呢？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春天在潜地防备，当时戎人请求结盟，没有答应。到了这时又请求，就答应了。传注说：这是为了修好与戎人的关系。唐是鲁国的邑。

盟会、防备也是礼仪的常例，而戎人则不是常例。所以这次与在潜地防备虽然合乎礼仪，但总归是根据事实记载，说“有这样一件事罢了”，其他的仿照这个例子。

九月，纪国的履繻来迎接新娘【履，《左传》写作裂繻，《公羊传》《谷梁传》写作緰】

纪是国名，履繻是纪国大夫的名字。来迎接新娘，是卿为君主来迎接新娘。解释体例：天子娶妻就称为“逆后”，卿为君主就称为“逆女”，如果卿大夫自己娶妻就称为“逆某姬”【如宣公五年齐高固来迎叔姬，传注说“称叔姬，是卿自己迎娶”，叔姬是女子的字】这里称为“女”，下面又称为“伯姬”，这是从迎娶者方面说“纪所迎娶的是女子”，下面从出嫁者方面说“我所嫁出的则是伯姬”。不称纪国使者，是因为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指的是新郎。君主自己作为新郎，那么君主即使派卿，也应当禀命于国母，而国母是妇人，又难以通令于他国，那么就只记载卿来，而使命包含在其中，这是体例。《公羊传》不认识体例，也不认识礼仪，妄说“婚礼不称主人”，那么称什么呢？应当称诸父兄师友，那么在《婚礼记》中有说“支子就称其宗，弟弟就称其兄”，这是针对大夫以下非宗子的人说的。如果国君，那么诸父兄弟都是他的臣子，怎么可以让臣子反而成为国君所禀命的对象呢？所以国君必定没有父亲，没有父亲而有母亲，那么就应当承受国母的命令，卿自来迎娶，而如果连国母也没有，那么就必定自己命令卿迎娶。《婚礼记》说：“宗子没有父母命令他，父母都去世了就自己亲自命令他。”而《白虎通》说：“人君及宗子没有父母，自己决定娶妻的，是卑不主尊，贱不主贵。”《祭统》所谓国君娶夫人的辞令说：“请君的美女与寡人共同管理敝邑，侍奉宗庙社稷。”这是国君自己娶妻的命令。所以《公羊传》也说：“成公八年，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

译这必定是没有母亲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有母亲，却又一定要称诸父兄弟来作为命令，那就是错误的。然而《公羊传》、《谷梁传》和胡氏也都说“记载迎娶新娘是为了讥讽，讥讽没有亲自去迎娶”，这又不对。亲自迎娶的礼仪不实行，也已经很久了。孟子说：“一定要亲自迎娶吗？”认为这是礼仪中细微的方面；而鲁哀公问孔子说：“戴着礼帽亲自去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也认为亲自迎娶在礼仪上未免太过分，那么在春秋之前早就已经不实行这个礼仪了，而前代儒家论述《春秋》的人也说，正当各国互相争夺的时候，不只是都城上下事务繁重，一定要跨越千里进入他国，怎能保证没有觊觎之心趁虚而入呢，却一定要用迂腐空阔的情理、细微的丧服等级来横加讥讽、滥加指责，这已经是不知道务求实际了。何况国家举行礼仪，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孔子删减保留，不一定有什么深意。如果说一记载迎娶新娘就自然含有不亲自迎娶的讥讽，存在于其中，那么凡是记载月朔的，必定讥讽他不告朔；记载春王正月的，必定讥讽他不实行夏历。这是怨恨史官啊。履繻，字子帛，见下文。盟密文，这里称名；盟密称字的，这里是重视迎娶新娘。盟密则重视他是为了鲁国，所以这样【为了鲁国，出自《左传》，说的是为了鲁国而盟密】

译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伯姬，是鲁国女子伯姬的字。按照礼制，女子许配人家后，行笄礼并称呼其字。注释说：即伯姬、仲姬这类称呼。

纪国的子伯与莒国的国君在密地结盟【“伯”，《左传》中写作“帛”】

莒国与鲁国之间有怨恨，纪侯既然已经与鲁国通婚，便派大夫与莒国结盟以化解矛盾。那么密地虽然是莒国的领土，但履繻【履繻的名字见前文】前往结盟，盟会的主持者在履繻，所以先写纪国后写莒国。这也是依据事实直书的旧有文体。这件事属于“事”，因为在本国结盟符合礼制，在他国结盟就称为“事”。如果从道义上讲，这是为了替鲁国结交友好，虽然属于私情，但讲求信用、修好和睦的细微用意，未曾不在其中。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子伯就是子帛，履繻的字是伯帛，这是音近造成的错误。

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夫人去世称“薨”，是与国君地位等同。然而只称子氏，又称夫人，是因为《左传》认为桓公的母亲就是仲子。《公羊传》认为隐公的母亲就是声子。声子、仲子都死在惠公时代了，所以《谷梁传》认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这是正确的。至于只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谷梁传》又说：“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夫人的礼仪是从属于国君的。”本意是说隐公后来被弑杀而未讨伐贼人，经文中不记载隐公的安葬，所以这位夫人也不记载安葬，这是为了从属于国君。这在范氏的注中非常明白，而胡氏又说先去世就不记载安葬，这又自创了一个条例。春秋十二位国君中并没有妻子先于国君去世的情况，所以胡氏才这样说。假设有这种情况，难道没有完备的赴告、安葬、虞祭、祔祭、卒哭等各种礼仪，就可以压制不记载吗？这一定是隐公在安葬礼仪上有未备之处，所以不记载。《谷梁传》和胡氏的说法都不对【根据《谷梁传》的说法，难道预先知道国君后来不记载安葬，就先不记载吗？还是记载了又删去呢？这种主观臆测不通之处就像这样】

郑国人攻打卫国。

根据《左传》，隐公元年，郑国共叔段的叛乱，他的儿子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到了这时，郑国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称“人”，不知道率领军队的是谁。攻打，是声讨罪过而进行征讨。这里没有特殊的书法，都是实录。然而讨伐公孙滑的叛乱不记载，只记载攻打卫国，这是记事，而文意就在其中了。当叔段逃往共国时，共国是小国，那么不知道共国有国君，叔段只是寄居在那里，也不知道他夺取共国并占据它【郑国称共叔段，似乎没有共国国君】也不知道共国原本是小国，现在并入卫国而成为卫国的土地。然而哥哥想杀弟弟，就像抖动衣袖一样容易。共国有国君吗？那么向共国索要叔段，共国敢抗拒吗？没有国君吗？移兵加兵于共国，又有谁抗拒呢？但郑伯没有这样做。叔段已经逃往共国，叔段的儿子也逃往卫国，然而郑伯还是像对待死灰复燃一样，借卫国军队来夺取故邑。等到郑伯攻打卫国，卫国人这才顺服。前代儒者所谓不记载战争，是因为卫国已经顺服，这是对的。那么在郑伯当时，有什么困难灭掉共国而杀死叔段，以消灭这个大恶人，然后趁着卫国顺服的机会，杀死公孙滑，并株连他在郑国的子孙，以断绝他们的根株？却一方面放过共国，另一方面放过公孙滑。直到十年之后，在齐国灭许时，还念念不忘叔段在他国【见隐公十一年】而且世代相传。叔段的孙子被称为公父定叔的人，参与雍纠的叛乱，仍然出逃到卫国，还招他回来，说：“不能让共叔段在郑国没有后代【见庄公十六年】这是段、滑父子相继作乱，而郑伯都宽容了他们，使得这些逆子逆孙，仍然能在本国做公族大夫，所以即使因罪出逃还能返回国家，恢复爵位。那么郑伯的恩德也很深厚了。郑伯在亲爱亲属的情谊上，也已经做到极致了。所以前文说：“克，是克制自己。”这里记载攻打卫国，所攻打的是卫国，不是公孙滑。这确实是鲁国史官记载，孔子修订，以显示作为君主父亲，遇到人伦不幸，都应当怀念亲爱，不杀不绝，就像郑伯对待叔段那样，而不认为世上能成就这种美德的人很少。不杀叫做杀，不绝其后而说绝，郑伯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前人不知道劝勉，后人不知道警戒，千秋万世，只知道怨恨郑伯，却不知道友爱亲爱中还有兄长的名义，作为主持名教，而实际上是名教的大罪。何况胡氏诬蔑歪曲圣经，一味刻薄，郑伯只攻打卫国，无可深究，却又说郑国没有王命兴师，结怨是王法所禁止的。借强援以侵犯顺从，突然夺取国邑，恐怕不是王命所能涉及的，请求的人尚且要诛杀。讨伐叛逆，王有成命，仓促取胜，都不为过。伯禽征讨徐夷，紧急兴师，并没有王命，却以此指责郑伯，不也很奇怪吗？

春秋毛氏传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三年

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礼制重视天象运行，凡是灾害祥瑞、乖戾的云气、妖异的物体、变故都关系到典章条例，所以史官遇到这些就必定按照礼例记载。然而又属于人事的，无非是人事所感应的，虽然灾害本是天象运行，但也属于人事。春王二月，凡是某个季节必定冠以正月，如果没有事就不记载，那么即使是二月三月也可以冠以春。如果空白记载时月，必定限制首月有事才记载，那么不是首月就不能限制了，这也是条例。日食是记载灾害，日月在天上运行，历经二十九天多一点而月亮与太阳相会，只是相会时有时同道、同度，而月亮在下太阳在上，那么两个天体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