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传卷六

译而《左传》疏又认为桓公对于隐公，本来没有君臣的名分。推想隐公去世时，桓公就应当改换年号，不必等到第二年才即位。这与晋厉公被杀、悼公改元的情况相同。却不知道隐公摄政，不同于冢宰；桓公等待继承储位，实际上如同太子。如果拿冢宰摄政的例子来比较，那么冢宰只是代理事务而不代理君位。现在隐公既然已经代理君位，为什么说他不是国君？冢宰奉行先王的年号而不建立自己的年号，现在隐公自有年号，而桓公实际上奉行他的年号。谁说隐公不是君而桓公不是臣？至于晋厉公被杀，悼公随即改元，则并没有这样的事。晋厉公在八年春正月被杀，实际上应当是成公十八年，而悼公在这一年二月即位，到次年应当是襄公元年，然后才改元【《左传》记载二月即位，《国语》记载正月即位，都在厉公八年春，未曾改元。如果《史记·年表》则悼公改元正是在襄公元年】，各种书籍都可以考证。不知道孔颖达依据什么，而疏义如此。

译春季，周历正月，鲁桓公即位。

遭遇丧事而继位，但必须改元，举行即位礼，这是常理。只有遭遇弑君篡位的情况，才多有不举行即位礼的，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就是如此。现在鲁桓公举行了即位礼，是为了掩饰弑杀鲁隐公并非出于自己本意。然而已经有弑君的人了，而且已经讨伐了寪氏，难道还忍心这样做吗？关于即位的说法见前文【隐公元年】。

胡氏说：古代诸侯不再娶。惠公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以声子为继室，那么声子就是代理主持内务的人了。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出弟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这样看来，隐公把君位传给桓公，实际上是禅让而不是摄政。于是惠公怀着邪念想要立桓公，而隐公又揣度他的邪念而促成此事，从而把君位让给桓公，夫妇之间的大伦常从此就乱了。这种说法虽然看似有理但实际上不对，因为周代的制度《周礼》已经渺茫不可考了。我就用《春秋》来评判：庄公娶了哀姜，没有儿子，他的陪嫁妹妹叔姜生了闵公，这与惠公娶了孟子，没有儿子，他的陪嫁妹妹声子生了隐公，没有什么不同。庄公另外娶了孟任为夫人而生下子般，与惠公再娶仲子为夫人而生下桓公，也没有什么不同。庄公舍弃闵公、僖公不立【叔姜生了闵公，又有成风生了僖公，僖公最年长】而想要立子般；与惠公舍弃隐公不立，而想要立桓公，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季友奉行庄公的命令以死力拥立子般，甚至杀兄奔逃国外，祸患牵连几代，在庄公那里不算有邪念，而在季友那里不仅没有揣度君主的邪念，而且成就了季友的名声，鲁国人称赞他，史官褒扬他，孔子又从而保留下来，记载在定公、哀公年间。其他国家的君臣还有称“季氏未亡”，他的祖先对鲁国有大功劳的，而胡氏也引用唐代陆淳的说法，说季友恩义俱立，变化而得中道。像这样是怎么回事呢？学者注解经书，所珍贵的是平心静气。《春秋》一书，全在于类比，哪有《春秋》本经前后都在，而举其一就忘记另一的？哪有同一事例，而前面极力贬斥，后面又极力褒扬的？周代的制度已经消亡，只应当对疑惑之处存疑。虽然说是诸侯不再娶，而《公羊传》说陪嫁女子有贵贱，贵的就应当立；何休又说嫡妻没有儿子就立陪嫁女子，陪嫁女子没有儿子就立侄女或妹妹，这样立陪嫁女子、立嗣子原来就有次第。何况舍弃陪嫁女子再娶，那么贵的就在陪嫁女子之上，所以《左传》对于仲子说“成为鲁国的夫人”，对于孟任说“以夫人的名义答应了她”。母亲称为夫人，而还说她的儿子不应当立吗？韩宣子看了《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那么周礼已经消亡，《春秋》实际上可以用来论礼。确定《春秋》的体例，而以礼例作为四例之首，难道没有道理吗？

三月，鲁桓公与郑伯在垂地相会【《左传》将“合”字以下作为一节】

郑伯用玉璧来借取许田。

刚刚即位就修好邻邦，讲究礼节，然而桓公这样做，意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果之前与郑国会盟，是因为隐公曾与郑国交好，所以尤其急切。至于许田借用来交换祊地，郑国想要用泰山汤沐邑的名号祊田，来交换我成周朝宿邑的许田【因为各自靠近其国，见隐公八年】，在隐公时，虽然答应了但没有给。即使他们归还了祊地，我们已经接受了祊地，然而仍然没有给。没有给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许田比祊地重要，或者是迟疑徘徊，希望以此终止此事，不得而知。到了这时，桓公讨好郑国而急切地给了，于是郑国就加上玉璧而接受了。史官不说交换，只说借取罢了，并不提及祊田，只说用玉璧借取我的许田罢了。这与前面归还祊地、进入祊地而不提及许田正相同，这就是所谓的文辞，所谓的《春秋》的微言大义。这可能是孔子的笔法。垂是卫国地名。

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左传》说：在越地结盟，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易。越也是卫国地名，与垂地相近。盟与会，是两种礼仪【说法见前】。“及”字，是史例中首列本国。胡氏说“及”字表示我方有意，“会”字表示对方为主，前面已经详细辨析过【见隐公元年】。这里垂、越都是卫国地名，离鲁国远，而离郑国近，那么一定是鲁公越过齐国到达卫国，而郑国响应，这断定不是郑国的意图可知。然而胡氏又坚持他的说法，殊不知这一盟一会，本是同一时间的事，在垂地相会借取许田，在越地结盟完成祊地交易，总共是同一件事。鲁、卫、齐、郑相距颇远，难道能在三、四两月间两次约定日期，两次分散两次聚集？虽然历经夏秋，实际上是同一时间。几乎有一时一事，而我方有意对方为主，分成两种体例的错误。

秋季，大水。

因为灾祸所以记载，说法见前。

冬季，十月。

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弑杀了他的君主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宋督，是宋国太宰华督，只写名不写字，是史例如此【见前】。与夷，是宋殇公的名字。大夫孔父，是宋国的司马，孔氏而名父。他写名字，是史例如此，没有什么褒贬。这个体例与庄公十二年宋万弑杀他的君主防，以及他的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晋里克弑杀他的君主卓，以及他的大夫荀息，相同。如果说写名字是贬斥【见《左传》注】，那么荀息、仇牧都写名字了。而且没有宋君在前面称名，而他的臣子可以称字的，所以《公羊传》认为孔父是字，是褒扬孔父，那么不仅孔父有字叫嘉【见《左传》】，并不是字，也正是以君名臣字，于礼不通，所以不遵从这种说法。

译如果谷梁传认为孔父的谥号是因其父而得名，那就更加可笑了。周代的谥法制度中，并没有以父亲名字作为谥号的情况；况且大夫去世三个月下葬后，才请求赐予谥号，此时君臣刚刚去世，哪里会有请求谥号、赐予谥号的道理呢？何况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并没有用谥号来通报丧事的先例。国君通报丧事尚且不用谥号，难道唯独这位大夫用谥号吗？华督将要弑杀国君，先杀了孔父，而《春秋》经文先写宋公后写孔父，似乎书法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君臣同时被害，即使有先后顺序，也必定是先写国君后写臣子，绝对没有先写臣子而后才写到国君的道理。况且当时的情势，原本就不堪用兵，华督想要通过弑杀宋公来召引公子冯回国，所阻碍的只有掌握兵权的孔父而已。因为宋殇公即位以来，牵连齐国和鲁国，连年攻打郑国，无非都是为了公子冯一个人；而为宋国司马并主持战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孔父【宋殇公是宣公的儿子；公子冯是穆公的儿子。宣公舍弃殇公而立弟弟穆公，所以穆公也舍弃儿子冯而立哥哥的儿子殇公，让冯出居郑国以避嫌，因此冯居住在郑国，是谦让殇公，未曾奔往郑国争夺君位。而十年间十一次战争，都在郑国，不仅百姓不堪其苦，冯也受不了了】华督有意召引冯回国，不得不弑杀国君；想要弑杀国君，不得不先杀掉孔父。这并不是杀了孔父之后才轮到国君，而是实在想要弑杀宋公而先牵连到孔父，那么经文中所谓的“及”，实际上是顺推而非逆数。所以华督身为太宰，趁着民怨的缘故，扬言宋殇公十年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其命，都是司马的罪过，先让百姓知道这个人该杀，然后攻打并杀死了他，夺走了他的妻子，进而弑杀了国君。左氏认为孔父有罪，辅佐国君兴兵，不能匡正国君的德行，以至于遭遇祸难，这本来就不对。为什么呢？孔父既然为国君殉难，那么即使他有罪，此时过错主要在华督，那么孔父的过错就轻了。如果公羊传认为孔父贤德，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那又不对。他不能匡正国君以整顿其内政【此前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目光迎上去又送过去，说“美而艳”。孔疏认为，按照礼制，妇人出门必须遮蔽面容，却让外人看见她的美色以致招致杀身之祸，而妻子跟从他人，这是不能治理好家门】，那么他所谓的正色立朝，不过是拥兵自重以助长国君的恶行罢了。谷梁传所说的“孔父闲言”，意思是孔父只能闲居护卫国君。既然只能闲居护卫国君，那么那些弑君的人，难道能不先除掉他的护卫吗？

译滕子来朝【朝见新君，后面〇侯来朝同此】

周朝制度中，诸侯之间有互相朝见的礼仪【见隐公十一年】，这里专门用“礼”来记载，在义理上没有讥讽的意思。如果滕国本来是侯爵，现在却称子，那就是桓王所降黜的。杜氏说：“东周虽然衰微，但仍然是天下的宗主，既然能任命邾国为诸侯，难道不能降滕国为滕子吗？”前代儒者早已对此辨明，而胡氏又认为当时的周王不能黜退诸侯，这仅仅是因为朝见桓公的缘故，以诸侯的身份去朝见弑逆之人，所以孔子特意削去其爵位。那么文公十二年滕子来朝，襄公六年滕子来朝，哀公二年滕子来朝，难道都是朝见弑逆之人而都被降爵吗？况且滕国称侯，从隐公十一年滕侯与薛侯来朝称侯开始，后来就处处称子，如庄公十六年诸侯与滕子在幽地结盟，僖公十九年宋人抓获滕子婴齐，二十二年诸侯与滕子攻打郑国，宣公九年滕子去世，此类情况很多。隐公末年桓公初年降侯称子，延续到十二公都没有改变，明明是被当时的周王所黜退，却认为是孔子厌恶桓公而特意削去这个侯爵？为什么我的孔子受到如此极端的冤屈呢！唉，为什么受到如此极端的冤屈呢！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

“成”就是平定，使正而安定。宋国华督弑君，那么宋国就动乱了。桓公会合诸侯去平定它，并没有不当，无奈接受了贿赂而返回。郜大鼎，是郜国铸造的大鼎。太庙，是周公的庙。不说是“宋国归还给我们”，而说是“我们取来”，其中是有文义的。如果说“我因为平乱所以取来”，难道这是接受贿赂吗？有人说“成是成就的意思”，那么天下难道有人国动乱而我联合各国去成就它的吗？起初以平乱的名义前往，后来以利禄返回，无非是直书其事，等待其义理自然显现。至于立华氏，经文中没有明文，杜氏也认为华督没死就先赐族，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先仲氏说：“善于解读《春秋》的人，应当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一定不应当用经文来解释传文，这就是其中之一。”稷，是宋国的地名。

秋七月〇侯来朝【杞公，谷梁传作纪】

蔡侯与郑伯在邓地会盟

据传文说是开始畏惧楚国。楚国是熊绎的后代，居住在丹阳。到了熊逹僭称武王，迁居郢都。武王十九年，就是隐公元年。从此逐渐强大，而蔡国与郑国确实逼近楚国，因此因畏惧而谋划。然而这有什么益处呢？邓，是蔡国的地名。胡氏认为邓是小国，这原本是根据贾逵、服虔的说法，而又弄错了。孔颖达疏说：邓是小国，距离蔡郑很远，不能遥相会合于其地。况且蔡郑这次会盟，本是为了畏惧楚国，怎么反而去寻求靠近楚国的小国并与之结援呢？荒谬啊。

九月，进入杞国

据传文说是杞侯前来朝见，因为不恭敬，所以这次进入杞国。既然来朝见，即使不恭敬，也没有讨伐的道理，这必定有其他缘故。见《僖公二十七年传》。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左传将下文合为一节】

冬，桓公从唐地回来

据传文说是记载桓公回来向宗庙告祭，凡是桓公出行要告于宗庙，返回时要饮至，舍爵防勋是礼仪。但《礼记·曾子问》说：“诸侯朝见天子，一定要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宗庙；诸侯相见，一定要告于祢，命祝史告于五庙；返回一定要亲自告至于祖【朝见天子】祢【诸侯相见】，然后命祝史告至于之前所告的【其余宗庙】，那么出入一定要告庙，相比于出告反面的义理，而告只在于祢。所说的宗庙，是包括祝史而言的。而且出告不注明，是因为出只用币，没有饮至防勋的礼仪，所以略去。大概饮至，是欢喜其至而在庙中饮酒；防勋，是饮毕而将所行之事书写于防。勋，是事，是功。这是礼仪惯例，其中有书与不书的，是因为行礼有详略，或用币而不饮至，或饮至而不防勋【如所行有讳避之事】，或只命祝史而已，不亲自告，那么都不书。于是胡氏又自设条例说：“这常事不书，其书者或者记录其去国之久，或者记录其盟会之危，或者彰显其党恶附奸之罪。”那么在春秋桓公出行共一百七十六次，其书至者八十二次，并没有一次符合如此书至，说与戎盟而书至者是危之。那么此戎是徐戎，在鲁东郊，《费誓》所谓“东郊不开”就是，未曾远也。况且唐是鲁地，以近郊之戎，其君长亲来而会于我地，何危之有？

三年

春正月，桓公与齐侯在嬴地会盟

春秋书时月而或书王或不书王的，都是史官有详略，无关义例。所以有时无月而不书王的，共一百余条；有时有月而不书王的，共十五条。这不书王的，正是有时有月而不书的例子【说见前】，而谷梁认为桓公无王，所以削去王字，那么应当在元年。于是元年、二年有王，到三年才开始削去，为什么讨贼如此迟缓呢？于是又说：元年有王，是用来治桓公的；二年有王，是正与夷之卒【宋督弑君与夷】，那么是有王反而治罪，难道三年以后其无王的都是褒德者吗？况且治桓公罢了，华督弑君，与鲁国有什么关系？而胡氏也说：二

译桓公年下书“王”字，是正华督的罪过。难道《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凡是书“王”的年份，都是治罪的年份吗？况且有“王”时治罪，无“王”时也治罪，这是扰乱刑罚。无“王”是削去而厌恶桓公，有“王”是笔存而又厌恶桓公，这样笔存与削去都没有准则了。况且《春秋》需要比照事例，文公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没有“王”，成公十三年春有三月而没有“王”，定公十四年春有二月而没有“王”。按照事例来说，这与桓公的年份完全相同。然而这三位君主在那些年份并没有治罪贬削的事情，这说明属词比例，并没有一处相合的。所以我才说：这与义例无关，并非没有意义。

译齐侯，就是齐僖公；在嬴地会盟，是为了与齐国结成婚姻【聘娶文姜】。嬴，是齐国的地名。

夏季，齐侯与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所谓互相约定，就是彼此下达命令。指用申明的约言来互相命令，而不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蒲，是卫国的地名。

六月，鲁桓公与杞侯在郕地会盟【杞，公羊传作纪；郕，公羊传作盛】

二月，我国入侵杞国，所以这次会盟是为了达成和解。《左传》说：“杞国请求和解。”

秋季七月壬辰朔日，发生日全食。

既，就是尽、全部的意思。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接新娘。

这是鲁桓公娶文姜的事。古代诸侯娶妻，也必定亲自前往迎亲。然而这种礼仪很久就不实行了。只是送女方面，大国必定派遣上卿，那么迎女方面，大国也就由上卿来执行。公子翚前面已经提过。

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

按照礼仪送女，大国必定命令上卿，没听说过国君亲自送女的。这是因为齐僖公疼爱女儿，所以如此，但这失礼了。讙，是鲁国的地名。杜预说：已经离开齐国，所以不称“女”；尚未到达鲁国，所以不称“夫人”。

鲁桓公与齐侯在讙地会盟。

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杜预说“这是向宗庙报告”，礼仪上迎接与到达都要向宗庙报告，而重点在于到达。说向宗庙报告，就像国君出行不报告而只报告到达一样，例子相同。记载“至”有两个例子：一是记载“卿以至”，宣公元年“公子遂前往齐国迎女，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就是如此；二是只记载“女至”，隐公元年“纪履繻来迎女，冬十月伯姬嫁往纪国”就是如此。推想周天子的嫁娶也都是这样【桓公九年“纪季姜嫁往京师”，庄公元年“王姬嫁往齐国”类似】。而胡安国认为不亲自迎亲并且不记载“卿至”，是不能防范文姜《敝笱》之祸的征兆。鲁国十二公中只有桓公、庄公亲自迎亲，桓公在边境迎亲，虽然是齐侯，但接受新娘时其父已经亲自驾车了，不跟随卿到达，已经亲自引导新妇进入寝门了。然而文姜、哀姜淫乱失德尤其严重，那么《敝笱》之祸的征兆或许另有原因，恐怕不是亲迎、卿至这两种礼仪所能防范的。况且不记载“卿至”，正是国君亲自接受新娘，这正是亲迎啊。

冬季，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周代的制度，女子出嫁后，随遣大夫加上聘问的礼仪，这是为了保持谦敬，表达殷勤。在本国派遣使者，叫做致女；在他国派遣使者来，则叫做聘。《左传》说“这是致送夫人”，那么这是致女的聘问。年就是夷仲年，前面已经提过。

丰收。

年，就是稔，成熟。谷物一熟叫做年。有年则成熟的谷物众多了。贾逵、服虔认为桓公邪恶却得到丰收，觉得奇怪。书上说“不宜有年”，那么宣公十六年记载“大有年”。宣公的邪恶不一定超过桓公，却说“大”，不应该有误啊。况且只是国君邪恶罢了，百姓有什么罪，一定要让他们没有丰收吗？这仅仅是用妇孺之见揣测天意，而胡安国遵循它，不是很可笑吗？

四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狩，是冬季狩猎的名称。《周礼》大司马在仲冬教导大阅，于是进行狩猎，那么狩猎应该在冬季。而这里记载春季正月，是因为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仲冬。狩猎，因为田地已经耕种收获，所以随处可以狩猎，所以叫做狩猎。这次在郎地狩猎，与庄公四年在禚地狩猎，昭公八年搜于红，十一年搜于比蒲，例子相同。但《左传》说：“记载时间，是合乎礼仪的。”而《公羊传》以地点遥远为讥讽。考察一下，郎邑在鲁国郊外，实际上并不遥远。注者也知道难以通变，说郎邑本来近，而郎邑的属地在郊外为远，这明显是遁词。而疏解《左氏》的人反而袭用其说，认为常地不记载，如西狩获麟就是如此；非常地即记载，如天王狩于河阳就是如此。大概狩猎有常地，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像圃囿这样的地方，是游观之所，不从事较猎。所以春猎叫做田，指在田中取兽；夏猎叫做苗，指为苗除害；秋猎叫做搜，指在薮泽间搜兽；冬猎叫做狩，指阅毕围兽而大较以结束农事。这明显属于异地，并没有场圃苑囿作为四时常猎之所。见于经传，不得已而以召狩、河阳、西狩获麟来证明。召狩记载地点，果真是狩猎吗？西狩不记载地点，那么为什么说西？西，是国家的西边，西郊就是地点了。如果说常地不记载，那么《春秋》五次搜猎三次在比蒲，却又记载什么呢？于是胡安国也袭用其说，来贬低桓公。弑逆的罪过，不会因为合乎礼仪的狩猎而减轻；罪在弑逆，也不会因为不合礼仪的狩猎而加重。凡此都是深文周纳的不必然之处。况且我想诛杀桓公，而桓公不接受诛杀，那么罪过反而在诛杀者身上了。《春秋》的笔削，定无曲词，怎么能让爰书不确切，任人平反？至此。

夏季，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

这位天子，是周桓王。天子降低身份来聘问。然而诸侯不朝见，而天子反而来聘问，这是过错。以桓公的弑逆之罪，天子不能讨伐，反而来聘问，过错更大了。这是《春秋》的笔法之所以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的原因。至于称官称名，与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归赗”例子相同，并无特殊的书法，而解说者又纷纷议论。按《周礼》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都称宰。这宰夫的职位，本与下大夫和上士相通，按规定应当称名。宰

译“者”是官职，“渠”是姓氏，“伯纠”是名字。如果《公羊传》的注疏把“渠”当作名，“伯纠”当作字，说名和字同时出现，这已经是杜撰了。《谷梁传》的注疏说下大夫年老，因为“伯”是老人的称呼，所以书写他的字。这就与《左传》所说“伯有的父亲还在，因为他是年轻人被派来出使，所以书写他的名”，一老一少，极其可笑。而胡氏又说“宰是太宰，伯是封爵”，这应当是把以诸侯身份入朝为相，与既为相后又受封爵位的情况混为一谈，那么丁零人盗取苏武的牛羊，又从何谈起呢。

译这一年与后七年都没有记载秋冬，是经文缺失遗漏，并非有意删削。旧说认为，或者是史文原本缺失而孔子没有增补，或者是孔子原本记载完备而传抄者遗漏脱漏，这道理很明白。而胡氏又说，周天子未能执行刑罚，桓公的罪恶没有被讨伐，所以删去秋冬来显示被遗漏的惩罚。那么定公十四年也有春夏秋而没有冬，这又是什么刑罚讨伐呢？况且《春秋》按年编排，专门为了记事，仅仅因为贬低桓公的缘故，竟然删去《春秋》两年两个季节的记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孔颖达疏曾经说：“日月的记载有详有略，但没有义例。经文以前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处，宣公以后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处。计算前后两截的年份大致相同，而日期的数量却加倍，近处详细而远处简略，断然没有贬低远处而褒扬近处的义例。”先仲氏也说：“桓公十二年冬十一月，已经记载了丙戌日在武父结盟，又记载了丙戌日卫侯去世。一天没有再次记载日期的，再次记载的就是多余的文字。文字有盈余多余，就应当有缺失遗漏。多余的文字不是褒扬，就像缺失的文字不是贬低一样。现在遇到缺失季节、缺失日期，就说是贬低桓公，那么这里有盈余的日期就应当褒扬桓公了。桓公不应当褒扬，难道卫侯的去世可以褒扬吗？”

春秋毛氏传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毛氏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陈侯以去世来报丧，而史官记载其名，条例已在前面【隐公三年】见过。说“报丧用名”，与结盟后才记载名，都是不对的。陈侯本来未曾结盟，只是去世有两个日期，非常令人不解。根据传文说是两次报丧。当陈侯病重时，他的弟弟陈佗杀了太子免而自立，所以动乱发生而报丧不一。即使《史记》也说：“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陈桓公鲍去世。”他的弟弟佗的母亲是蔡国人，蔡国人为了佗杀了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这就是厉公。当桓公病重而动乱发生，国人分散，所以再次报丧。是两次报丧两个日期，彼此都有依据，似乎不虚假。只是此后六年，蔡人杀了陈佗，立桓公的儿子跃为厉公，那么厉公不是佗就是跃。蔡人杀了佗，那么佗的母亲就不是蔡国人，厉公跃实际上是蔡人所立。而且五父就是佗，蔡人也没有先杀五父及太子免的，那么《史记》比传文稍微不够准确。又后来的儒者用长历推算，那么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这里都记载正月，不知道是报丧文本原本如此，还是鲁国史官从简，依据后一次报丧的月份记载前一次的日期。凡此都应当备考，以存疑。如果公羊说陈侯病狂，甲戌日逃亡，到己丑日才找到他，然而不知道他死在什么日子，所以列举两个日期。而谷梁说侯本来躲避疾病，不是疯狂，甲戌日出去己丑日找到，不知道死日，所以列举两个日期来包含。以诸侯的尊贵，陈国的狭小，疯狂而死在哪里，到十六日还不知道他的尸体所在，已经奇怪极了。况且躲避疾病而出，没有侍奉照料，就像鬼伥一样独行，踪迹无处可寻，这不是道听途说，简直是疯狗病发作，确实口吐狂言，而用它来传述《春秋》，想要《春秋》不灭亡，可能吗？

夏齐侯郑伯如纪

根据传文，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趁机袭击纪国，而纪国人知道了，这一定是因为纪人来报告，所以记载。按周制，诸侯原本有相互朝见的礼节【见前】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齐、郑尊贵强大，岂肯轻易朝见卑小来图谋袭击国家？况且袭击国家如果不知道朝见，那么已经知道了。而且史例，列国相互朝见不记载，为什么唯独记载这个？如果说纪国以朝见报告，那么直接记载“朝纪”罢了，何必避讳而记载“如”？如果说“如”就是朝见，那么此后十八年，鲁公与夫人于是前往齐国，也是朝见齐国吗？《尔雅》说：“如，往也。”齐国想要图谋纪国，就邀请郑伯一同前往，以观察其动静，大概是为后年灭纪做铺垫。这样，那么齐国的罪恶也很严重了。至于我国鲁公记载“出”，并不涉及“朝”“如”“如齐”“如晋”“如楚”这类，那么或许有避讳他国，不然这与本年冬天州公前往曹国条例相同【如曹也不是朝见曹国，见后】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谷梁》作任】

天子的大夫称字，所以仍氏而叔字。说“之子”，是因为父亲派来报告，而儿子执行。这与隐公三年武氏子条例相同。

葬陈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这个王、桓王、郑，郑是郑庄公。根据传文，周王剥夺郑伯的政事，郑伯不朝见周王，周王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郑国，而郑伯抵御，战于繻葛，周王军队大败。郑祝聃射中周王肩膀，郑庄公的罪恶，从此不可饶恕了。然而陈、蔡与卫君不亲自前往，只是以无足轻重之人，率领少量军队，勉强跟随周王，以致覆败，罪过也不小。又何况我们鲁国袖手旁观的人呢？不记载周王军队大败，是为了避讳周王的耻辱而减少国家的恶事。而文辞与义理都体现出来了。如果胡氏认为周王不讨伐鲁桓，也不讨伐宋督，愤怒兴师，都是周王的罪过，所以删去天字，那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