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毛氏卷十二

译赤回到曹国，这些都是曹国的事，但都有缺失和错误。所以《左传》没有记载，而后人本应将其视为史书缺漏而不予讨论的，但《公羊传》和《谷梁传》却认为曹伯被戎人所杀，大夫没有坚守节操、为义而死，因此继位的国君借众人的力量诛杀了他们。经书上写“曹杀”，大概是赞许他并非擅自杀人。然而在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去世，经书明确记载。到了次年戎人侵犯曹国，此时并没有被杀的国君。从此年以后，射姑的儿子就是僖公，在位共九年，直到三十二年僖公才去世，这说明射姑父子相继统治国家，哪里会有另一个曹国父子，一个被杀、一个继位的情况呢？这难道是曹国的郭公吗？

译秋天，鲁僖公在防地联合宋国、齐国的大夫讨伐徐国。

徐国就是戎族。春天鲁僖公讨伐戎族，戎族不服从，因此这次在防地联合两国大夫讨伐他们。《费誓》说：“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尚书序》称“徐夷同时兴起”，因为夷就是淮夷，戎就是徐戎。此前凡是防戎、盟戎，都是用“戎”来概括徐国。胡氏认为戎与徐必定合兵互为表里，这是不对的。

冬天十二月癸亥朔日发生日食。

僖公二十七年

春天，鲁僖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

杞伯姬是鲁庄公的女儿，杞成公的夫人。当时杞惠公在位，成公尚未即位，必定是因为有事来会见，因为杞伯姬没有回娘家省亲，所以不进入鲁国国境，而在洮地（鲁国境内）会见。左氏认为讯问不越过国境，这是不对的。

夏天六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

根据《春秋》经文，陈、郑两国服从了。当时陈、郑没有背叛齐国的事，不应说他们服从。所以杜氏解释说，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内乱，齐国接纳了敬仲；二十五年即郑文公四年，郑国与楚国达成和议，都对齐国有二心，所以说他们服从。那么郑国不服从的事，发生在前两年，郑文公的事，所谓“与楚国达成和议”这一说法，见于文公十七年《春秋》中郑子家给赵宣子信中的文字。而胡氏认为郑国对齐国有二心是指此前的郑伯，指的是郑厉公，这是错误的。而且只提到郑国而不提到陈国，也是不对的。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根据《春秋》经文，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是不合礼的。原仲是季友的旧交。杜氏说：原仲是陈国大夫原氏，字仲，按照礼制，臣子死后不称其名，所以称其字。这是直接记载事实，而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至于称公子友，与称公子庆父相同，史例如此，并非褒扬也非贬斥，而胡氏必定认为称公子是褒扬，因为季友越境而没有受到贬斥，那么周王朝的大夫也曾出使外国，不贬斥季友，是为了深深贬斥周王朝。那么列国弑君，都可以援引周幽王、周厉王的事，以求免罪了。为什么像兔子、野鸡那样遭受灾祸呢？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季友私自出行，是为了避难，因为当时公子庆父、公子牙都是鲁庄公的同母弟弟，与夫人私通，以此胁迫国君，季子治理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行，所以避开他们，这大概是指向三十二年的弑君逆乱之事。但是当时两位叔父的弑君逆乱尚未明显，直到季友毒杀叔牙，然后子般被弑的事才兴起，看他能毒杀叔牙，确立叔孙氏，那么并非不能治理，也并非不能参与国政，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不对。而且只有季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弟，所以是桓公的大宗，称为宗卿，庆父、叔牙都是庶弟。如果三桓都是同母弟弟，那么庆父就是大宗了，怎么季氏从成季到康子，整个春秋时期都是宗卿呢？

冬天，杞伯姬来到鲁国。

根据《春秋》经文，这是回娘家省亲。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称为“来出”，称为“来归”。夫人回娘家省亲，称为“如某出”，称为“归于某”。那么这是按照礼制记载的，而胡氏说不应当来，所以记载。那么此前伯姬嫁给杞国，也不应当嫁，所以记载吗？礼制规定，三个月后送女，那么从二十五年六月伯姬嫁给杞国，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没有三年之久还不能回娘家省亲的道理。看春天伯姬来到洮地，洮是鲁地，而还不进入鲁国，致使庄公前往会见，那么必定是拘泥于礼制而不敢来。而到现在才来，却又说不合礼，那么回娘家省亲的礼制就断绝了。陋例有常，礼制中没有一句话记载，这不可作为准则，其他不再详细论述。像这样，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因为击鼓于社，而用牲是异常礼，所以记载。那么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并没有击鼓于社、用牲的不合礼之事，却也记载，为什么呢？我解说《春秋》扫除恶劣的史例，并非故意摒弃它们，认为它们的说法不验证。通达的人应当自己理解。孔颖达疏说：“‘出’，是指犯了七出之条而被休弃的人，宣公十六年郯伯姬来归就是如此。如果鲁国的夫人没有被休弃的，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这不是被休弃，却也记载‘归于某’，是因为儿子死了所以离开归去而不返回，也是‘出’的一类，所以与‘出’的文字相同。”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这是庄公的女儿嫁给莒国大夫，记载“来迎”，是合乎礼的。礼制只有天子不亲自迎亲，从诸侯大夫到士庶人，没有不亲自迎亲的。大夫不越过国境，是指私人交往而言。《公羊传》说不越过国境迎娶女子，这是不对的。如果按照《周礼》，天子嫁女给诸侯，让同姓诸侯主持；诸侯嫁女给大夫，让同姓大夫主持。这里不记载大夫主持，是简略的文字。其体例与十一年王姬嫁给齐国，不记载庄公主持，完全相同。而《谷梁传》、胡氏又因为没有大夫主持而指责它，那么王姬嫁给齐国，难道庄公不曾主持而得以记载，是鲁国史官的疏漏吗？总是因为不合常礼所以记载，必定要寻找一件不合礼的事来诬陷它。《春秋》真是诬蔑的史书了。至于不称“迎女”，只称“叔姬”，杜氏说：卿为君主迎亲，称“女”；自己迎亲，称“女”和字，这也是礼制的体例。

杞伯来朝见。

杞国是夏后氏的后裔，原本爵位是公却称伯，杜氏说：“是因为被当时的周王所贬黜，所以如此。”

鲁僖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这是谋划讨伐卫国。此前十九年，周庄王宠爱的庶子子颓得宠。等到周惠王即位，蒍国、邉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以及士石速拥戴子颓攻打周王，没有成功，出逃到温地。苏氏拥戴子颓逃到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

译立子颓的次年，郑厉公抓获燕仲父，拥戴周王回国，郑厉公自己居住在栎地。周王与郑伯于是进入成周，取回宝器后返回。这时，子颓宴请五大夫，音乐和舞蹈遍及众人。郑伯便去见虢叔，谋划迎立周王。又过了一年，即二十一年，郑伯拥戴周王从圉门进入，虢叔从北门进入，杀死了王子颓及五大夫。动乱平定后，郑厉公去世。此时王室大乱，周王流亡在外已经三年，而齐桓公兴起霸业，却未能勤王讨叛，连一旅之师都不愿派出，只是旁观袖手，洋洋自得，不予理睬。然而他却征伐戎人、征伐我们，兵戈四处出击，霸主在哪里呢？这确实是罪大恶极，不仅在于搂牵讨伐，已经是三代圣王的罪人了。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周王才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任命他为二伯，作为九州之长，并且请求他征伐卫国，因为卫国拥立子颓而攻打周王的缘故。齐桓公这才在城濮设防，并邀请齐侯来谋划此事。二伯应当是这样的吗？这也是记载其事而其中蕴含义理的地方。至于郑厉公的事没有经过正式报告，没有见于《春秋》，所以无从褒扬赞美，只是在郑忽、郑突争国时，屡次称郑伯以微妙地表示其意。这也是《春秋》崇尚掩盖过错的一个方面。读《春秋》的人，如果能切实体会其事，而不被浮泛的言论所迷惑，那就差不多了。城濮，是卫国的地名。

译鲁僖公二十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惨败【有一种版本在“卫人”之下另起一节】

这是齐桓公奉行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卫国，而《春秋》却记载为“齐人”的原因，是桓公虽然身在军中，但派遣没有名号的大夫率领军队，就按照惯例记载为“人”，以表示奉行王命不够尊崇。卫国也用大夫抵御齐军，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就按照惯例记载为“人”。所谓卿大夫率领军队而不记录他们的名字和姓氏，就记载为“人”【说法见隐元年】。如果〇说齐桓公列举卫国的罪状，借王命索取贿赂后撤退，这是事实，而解说《左传》的人于是认为因为忌讳索取贿赂所以称“人”，那么襄公十一年晋侯攻打郑国，接受了郑国的贿赂，向诸侯报告，曾经不忌讳这件事，而这里却忌讳吗？如果《公羊传》认为卫国没有罪过，这是误认上年在幽地结盟中没有卫侯，因此把卫侯不到场当作罪责，所以攻打卫国，这是驴头不对马嘴，完全不了解事实的人。如果它说《春秋》的书写体例，攻打别人的是客，被攻打的是主，所以记载为“卫人及齐人”，那么考察其他经文都是这样，孔颖达疏中所说的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长岸、〇韩之类，都是以主及客，这是书写体例，而胡氏认为记载“卫及”是为了贬低卫国，那么卫国抗拒王命，公然出战，已经是大罪，何必借这个字来贬低它，真是荒谬。只是经文在这里不记载“奉命”，而且齐国和卫国都称“人”，两方势均力敌，似乎重在认为齐桓公不足取。根据〇，周天子赐给桓公命令时咨询是否攻打卫国，没有下达成命，那么自然不适宜记载“奉命”。至于卫国拥立子颓来攻打周天子，是在庄公十九年，本是卫惠公的事，现在的卫侯是卫惠公的儿子懿公。从十九年到现在二十八年，十年之间，霸主在哪里？直到长鲸已逝，元凶考终，才开始把微不足道的军队移向卫国的子孙。万一桓公列举卫国罪状时，卫国人回答说：“先君的过错，您去问地下吧，将怎么办？”所以这里有文字记载，不仅仅是为了义理。

夏季，四月，丁未日，邾子琐去世【《公羊传》作邾娄子】

秋季，荆国攻打郑国。鲁公防备齐国人、宋国人救援郑国【《谷梁传》，“公防”下另起一节；《公羊传》，“宋人”下有“邾娄人”三字】

根据〇，楚国令尹子元想要引诱文夫人【楚文王的夫人息妫】，在她的宫室旁边建馆舍，并在那里跳万舞【万舞】。夫人哭泣说：“先君用这种舞蹈，是为了练习军事防备。现在令尹不寻找仇敌，却在未亡人旁边，不也很奇怪吗？”子元听说后说：“妇人不忘报仇，我反而忘了。”于是率领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县门没有发动攻击，郑国人用楚语说话以示从容镇定【郑人效楚言以示整暇】。子元说：“郑国有人才啊，诸侯会救援郑国。”楚军连夜撤退，这里鲁公与齐、宋都没有贬斥的言辞，称“人”见前文。

冬季，修筑郿【《公羊》《谷梁》作微，《谷梁传》注《左传》作麋，现在《左传》也作郿】

筑就是修城。这一年大旱没有麦子和谷物，而修筑城墙必定有所防备。这与襄公十九年修筑西郛的体例相同。郿，是鲁国的邑名。根据〇，凡是邑有宗庙和先君的神主叫都，没有叫邑。邑叫筑，都叫城。大概都有大小之分。隐元年〇，大都不超过国土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那么都原本分为三等，小的就是邑。邑而有都称呼的，必定是那里有先君的庙，然后才称都。但是先君的庙，历代都不理解，认为庙在朝廷左边，哪有下级邑设立宗庙的？于是没有学问的人胡乱怀疑这是国家的旧都，与前代各国所做的都地，如颍氏认为城漆，因为漆有邾国的旧庙，所以称城。像其他国家的废庙，现在未必存在，而且怎么能称为先君的庙呢？如果春秋列国都没有迁徙，只有卫国自懿公后从朝歌迁到睢阳，楚国自文王后从丹阳迁到郢，其他未曾迁徙。况且迁都必定迁庙，没有都既迁而留庙和神主在那里的。那么什么是先君的庙呢？回答说：这是宗邑的庙。国家每更换一位君主，那么该君主的弟弟立为大宗，必定祭祀所由出的祖先，在该邑立一座先君的庙，称为宗邑，也称为宗庙。凡是一个宗必定有一座庙，如郑友立厉王庙，季氏立桓公庙，这类是必定有的。自从后儒不明白这个制度，反而认为立庙为非礼，如说公庙设立在私家，从三桓开始，于是春秋的礼意就亡失了。我曾经解释大小宗，考察其制度，已有定论，而注《左传》的人仍然不能理解，所以又写在这里。善于学习的人自然知道。

大旱没有麦子和谷物

麦子夏天成熟，谷物秋天收成，记载在冬季，杜氏说：“计算粮食不足，然后才记载。”不记载饥荒，正义说：“因为下文有告籴，所以不饥荒。”

臧孙辰到齐国请求买粮

〇说：“告籴，是合乎礼的。”又《鲁语》说：“鲁国饥荒，臧文仲请求到齐国告籴，有人以自请为难。文仲说：‘贤者急于救难而谦让安逸，居官者遇事不避难，在位者体恤百姓的忧患。’于是带着鬯圭和玉磬前往，而且辞命也非常得体。于是齐人归还他的玉器而给他粮食，那么这也没有可指责的。”如果《公羊》《谷梁》认为“一年饥荒不应当告籴”，大概“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家不是国家。”没有一年

译那些主张应当记载向别国借粮的人，他们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孔子的笔法如同造物主一般，根据时势决定褒贬，恐怕未必完全用盛世君王的礼法来衡量衰乱时代的史事。况且这部史书也没有贬斥借粮的成例。臧孙辰，字文仲，是鲁国的大夫，臧僖伯的曾孙。

译鲁僖公二十九年

春季，新建延廏。（《公羊传》《谷梁传》作“延廌”）

廏，是马厩。延廏，名为“新”，则是修缮旧有的说法。〇云：凡是马匹，在春分日出马，秋分日入马，然后才修缮马厩。如今周历的春秋两季只有至日（冬至、夏至）而没有分日（春分、秋分），（因为更改了时月却没有更改分至，所以至日在春秋，分日在夏冬），日中未到，哪里用得着修缮？这不过是违背时节罢了。查考《周礼》校人的规定：马四匹称为一乘，四乘称为一皂，三皂称为一系，六系称为一廏，六廏称为一校。校分左右，一校拥有良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分左右则加倍。又一匹良马配备三匹驽马，则又三倍，而总称为廏。天子有十二闲，以六校分左右而加倍。诸侯有六闲，良马三闲，驽马三闲。卿大夫有四闲，则良马一闲，驽马三闲。凡这些都是由官府饲养的，称为国马。如果是田赋征发的马，则封地万乘，马有四万匹；封地千乘，马有四千匹。国马是为了车驾道路的需要，同时防备不测。如郑国的子国被盗贼杀害，子产用车十七乘出兵讨伐盗贼，这类情况来不及征发民间的马匹。如果是田赋的马，则由百姓饲养，到临期征发用于军事，各自不同。

夏季，郑国人侵犯许国。

〇惯例：凡是军队有钟鼓之声称为“伐”，没有称为“侵”，轻率称为“袭”。

秋季，出现蜚虫。

蜚即负蠜，属于蝗虫，就是《诗经》中所称的草虫。《通志》说：因为它能危害庄稼，所以《春秋》记载它，这是对的。如果像《公羊传》所说，是臭恶的虫子，是南越盛暑所生，那就是现在所称的臭虫，然而并不造成灾害了。《左传》在这里〇特别说：凡是事物不造成灾害就不记载，据此则更加确信前文“秋有蜚”是“秋有蠈”的误写，而《公羊传》《谷梁传》妄加解释。又“蜚”是兽名，见于《山海经》，与此又不同。

冬季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叔姬，是伯姬的媵妾。起初，记载她归嫁纪国；后来，记载她归嫁酅国。这里又记载她去世，难道她是贤德的姬姓女子吗？不过是哀伤纪国罢了。大概自从叔姬去世，纪国与我们就断绝关系了。

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

诸、防都是鲁国的城邑。〇云：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完工，是为了警戒农事。说龙星角宿、亢宿早晨出现在东方，则农事完毕可以开始土木工程。这是夏历九月。火星出现时准备材料，水星昏时正中可以筑墙。说大火心星接着角宿、亢宿出现，则可以准备木材。定星营室昏时正中出现，则可以筑墙。这是夏历十月。冬至时完工，说冬日南至，则农事将兴而土木工程可以停止。这是夏历十一月。如今周历十二月，修筑城邑正当夏历十月，则合乎时节了。大概城墙是为了保障，不坚固就会失败，不修缮就会毁坏。这是每年应当修筑的，所以没有讥讽。

鲁僖公三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军队驻扎在成地。（《左传》〇没有“师”字）

由大夫率领军队而没有名义，就只称“师”。与其他国家称“人”，惯例相同。这时齐国军队将要迫使鄣国归附，我国将要救援它，所以军队驻扎在成地而停止不前。《谷梁传》所谓“想要救援鄣国而不能”就是这样。那么鲁国的弱小可以知道了。

秋季七月，齐国人迫使鄣国归附。

“降”，是胁迫使之归附。不说“鄣国归附于齐”，而说“迫使鄣国归附”，是因为我国有迫使它归附的行为。这是书法（史笔）。那么齐桓公的恶行可以知道了。鄣，是附庸国的名字。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记载安葬，是因为我国派遣大夫参加叔姬的葬礼。她没有谥号，是因为她是媵妾，而且没有儿子。据此，那么前文纪叔姬去世，《公羊传》说纪国未灭时，纪侯曾立叔姬为夫人，是错误的。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

〇不符合礼制，解释见前文二十五年。

冬季，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山戎成为燕国的祸患，齐桓公谋划讨伐它，所以来鲁济会合。鲁国的济水，济水介于齐、鲁之间。在齐国境内的称为齐济，在鲁国境内的称为鲁济。

齐国人讨伐山戎。

山戎，是北狄，与燕国邻近，而阻碍燕国职贡的进入。齐国讨伐它，是适宜的。称“人”，是因为桓公不亲自前往，派遣大夫率领军队，所谓用车马艰难跋涉去讨伐它。凡是记载事情有惯例。胡氏既然说记载“人”，必将表示军队卑贱、人数少，而这里又说贬低桓公。既然说《春秋》都是尊周攘夷，而这里又以攘夷为桓公的罪过，那就无所适从了。燕、齐接壤，而山戎介于其间，不必很远。如果说远就不讨伐，那么禹征三苗，王季伐西落，难道都在肘腋之间吗？

鲁僖公三十一年

春季，在郎地筑台。

筑台讽刺奢侈，而又不合时节，所以详细记载以显示不合道义。后面仿此。

夏季四月，薛伯去世。

〇解释见前文。

在薛地筑台。

〇这薛是鲁国的土地。

六月，齐侯来献山戎的战利品。

献捷，是献俘获。讨伐不亲自前往，而亲自前来献捷，是夸耀自己。传曰：“凡是诸侯有平定四夷的功劳，就献给周王。周王用此警戒夷狄，中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

秋季，在秦地筑台。

〇秦是鲁国的土地。

冬季，不下雨。

鲁僖公三十二年

春季，修筑小谷的城墙。

〇称修筑小谷城墙是为了管仲。杜氏说鲁公感念齐桓公的恩德，所以为管仲修筑私邑。只称小谷，不称齐，凡是大都自以名通，即不系国，以其名为世共识。如吴灭州来、晋灭下阳之类，《谷梁传》注鲁邑，是错误的。

译了。小谷是齐国的城邑，即济北的谷城，在今东阿县境内。《国防》记载齐王烹杀阿大夫一事，可以验证。

夏天，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会。

译据《左传》，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此事发生在僖公二十八年】，请求在防地会合诸侯，谋划报复楚国的时机，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所以《春秋》首先记载宋公，梁丘据、谷梁传认为此事发生在曹、邾两国之间。

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据《左传》，鲁庄公在未娶哀姜之前，曾经修筑高台并俯瞰党氏的居所。党氏是鲁国的大夫。庄公看见党氏的女儿孟任貌美，想要娶她，但因礼法限制未能如愿，于是通过夫人的话向孟任许诺，并割破手臂与庄公盟誓，孟任生下了子般。等到庄公娶了哀姜，哀姜没有生子。庄公想立子般为继承人，但尚未确定。到了这时，庄公生病，向公子牙询问继承人的事。公子牙即叔牙，是庄公的庶弟，也是公子庆父的同母弟。当时叔牙与庆父都淫乱于哀姜，想进一步压制孟任，于是说：“庆父有才能，意思是庆父可以继位。”庄公又问季友，季友是庄公的同母弟。季友回答说：“臣愿意以死辅佐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于是季友假借庄公的命令，让叔牙在鍼巫氏那里等候【鍼巫即钟巫，钟、鍼是音转】，派鍼季给叔牙下毒酒，说：“喝了这杯酒，你就能在鲁国留下后代；不然，你死了且没有后代。”叔牙喝了毒酒，回去后到了逵泉就死了。于是立叔孙氏作为叔牙的后代，这说明叔牙是被毒死的，而《春秋》记载为“卒”，是因为他的罪行没有立刻暴露，而且已经为他立了后代，并没有以诛杀罪人的名义通告的缘故。

叔牙即僖叔，是庆父的同母弟，《左传》、《谷梁传》的注释都是这样说的，只有《公羊传》认为叔牙与庆父都是庄公的同母弟，那么季友就是最小的弟弟，怎么能作为大宗的宗卿，并且能擅自置两个哥哥于死地而不顾呢？我之前在季友到陈国一事中，已经大致辨析过，这里再次提到有人说叔牙本是同母弟，不称“弟”是孔子删削的，那么范甯、曾氏驳斥说：“《春秋》体例尊重诸侯，兄弟不能用亲属称谓互通。”大概是因为按照礼制，诸侯与伯父、叔父、兄弟断绝期年之丧，而臣下对待伯父、叔父、兄弟，如果称“弟”，就是申明私人的亲情。宣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去世，这是因为叔肸贤德而破例称“弟”，反而认为称“弟”是常例，这是我不明白的。徐仲山日记中，常常认为季友毒杀叔牙过于急切，而胡氏极力颂扬他，认为周朝厚待本支而废黜管叔、蔡叔，都在于此，不免失实。我曾经说这件事依靠《公羊传》的解释：“君主和亲人没有预谋，一旦有预谋就诛杀。”其义理于是确定，而且《公羊传》又有“俄而矛弑械”的成语，那么或许叔牙有弑君的形迹，季友才杀他，《左传》省略了这一点。大概是在危急疑惧之际，不忌讳迅速决断，季友既然作为宗卿参与国政，而两位公子的动乱，又牵涉到后宫，如果不是突然起来制止，很少有不会蔓延成势的，所以先诛杀叔牙以剪除羽翼，而后庆父接着作乱，就可以轻易平定。这虽然是季友专断，但也可见季友善于平定动乱，所以叔牙被毒杀，先已诛杀贼人，那么子般就可以不称“弑”，闵公去世，既已讨伐贼人，那么庆父自缢，也可以不必称“卒”。这都是孔子的书法，一是隐讳国家的丑恶，一是为季友隐讳，使他在兄弟骨肉之间没有愧疚，所谓隐晦而决断，刻薄而能保全，是因为他的决断。然而将季友这件事等同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则未必如此，但《春秋》确实没有不给予他肯定的。唯独子般被立为继承人，尚且可疑，当时既娶了孟任，又娶了哀姜，但哀姜自是嫡妻，那么子般就是众子之一，不是世子。而且众子中有年长的，僖公就是；又有稍长的，闵公就是。按照周朝立继承人的制度，隐公元年《公羊传》注说：“礼制，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这是最明确的立法，大概立继承人的先后看母亲地位的贵贱。《春秋》诸侯一娶九女，那么一个嫡妻两个媵妾，各有侄娣。合起来是九人，所以先嫡后媵，先媵后侄娣，次序井然。现在闵公是少姜的儿子，是哀姜的娣所生。僖公是成风的儿子，是先娶的媵所生。无论僖公年长，而子般、闵公年纪小不相类，即使从母亲来说，哀姜无子，那么孟任、成风都应当是媵，少姜则是侄娣。立法先立媵，那么应当先立僖公而后立子般，因为成风在孟任之前；其次轮到侄娣，也应当先立僖公、子般而后立闵公，因为少姜是侄娣。现在以子般为世子，而又让闵公在僖公之前，不免混乱。我曾经说桓公是嫡子，隐公是庶子，因为嫡妻可以再娶，仲子是再娶的嫡妻【说法见桓公元年、八年注】然而不通《春秋》如胡氏，尚且诟病他，说仲子不是嫡妻，桓公不是世子，这是说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哪有哀姜嫡妃俨然未死，僖公作为长庶子不减于隐公，而季友奉子般杀了两个哥哥，而《春秋》史官、列国大夫以及孔子论定没有异议的，所以我认为桓公是嫡子，子般也是嫡子，这不是《春秋》的礼制，而是周朝的礼制。大概礼制有始娶，有再娶，再娶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见前十九年注】若始娶，那么隐公元年注，杜氏说“元妃是始娶的嫡夫人”，正义说：“始是长。有始而非嫡，孟任就是；有嫡而非始，哀姜就是。”而我则认为孟任也是嫡而非始，那始而非嫡的，是成风。庄公始娶成风为

译媵妾，已经生下了僖公，之后才见到孟任并喜爱她，娶她为夫人，那么孟任是正妻，并非最初娶的人。到了二十四年，因为想与齐桓公结好，再次娶了齐国女子，于是压制孟任而尊崇姜氏。想来当时的礼法，必定又是根据氏族贵贱、聘礼厚薄来区分正妻和次妻的，所以哀姜没有儿子，宗卿最终因为孟任夫人原本有正妻的名分，于是坚决地正名并立子般为太子。这确实是春秋时期所实行的与《周礼》相符合的地方，因此不立僖公而立子般，因为子般是正妻所生，而僖公是媵妾所生。况且立子般而不立闵公，因为孟任虽然被降位但不失为媵妾，少姜虽然是正妻但只处于侄娣的地位，侄娣不能排在媵妾之前。如果闵公排在僖公之前，那么齐国人立闵公就不是出于友好的意思，所以臧孙友带着僖公逃奔到陈国，后来才立僖公。然而即使从立法论来说，既然压制孟任为次妃，成风不与孟任同列，势必降等为次妃、侄娣，而少姜作为正妻、侄娣理应排在两位媵妾、侄娣之前，这又是立法中不太远隔的地方，世间没有《周礼》而来到鲁国的大夫都说：“鲁国奉行周礼，这不是周礼的虚设之物吗？”如果媵妾可以最先娶，那么僖公、成公都是如此。查考成公是宣公的儿子，宣公元年才娶穆姜，这是见于经书的。然而宣公二年，宣公的孙子成公的儿子公子衡，就已经作为人质在楚国了。那么宣公未娶时，不仅成公已经长大，就连成公的儿子也都可以作为人质，必定是在少年以后很明显了。这是谁氏所生的呢？那么君主有元妃、次妃、下妃，而都可以再娶，也都可以最先娶。晋平公娶少姜，是再娶媵妾；鲁庄公、宣公娶僖公、成公的母亲，是先娶媵妾。有最先娶的正妻，就有最先娶的庶妻，只是其礼早已失传，不能考证罢了。

译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路寝就是正寝。

冬十月己未日，太子般去世。

“子”是太子般的名字。称“卒”是因为他没有正式即位为国君，不称“弑”是为了避讳国家的丑恶之事。按礼制，国君在世时称“子”，国君去世后即位称“公”。这里称“子”，也是因为未正式即位的原因。这与后来“子卒”、“子野卒”的体例相同。《释例》认为未安葬时称“子”，这是居丧期间的称呼。如果过了新年，即使还在丧期也称“公”，比如文公、成公都是在先君未安葬时经文就记载“公即位”，可以验证这一点。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安葬后也称“子”，过了新年称“公”，那是另一种体例了。据《左传》，庄公生了太子般和女公子，在梁氏那里演习雩祭礼仪，太子般和妹妹观看。圉人荦从墙外用轻慢的话戏弄女公子，太子般大怒，让人鞭打荦。庄公说：“不如杀了他。”这人有力气，能跳起来遮住稷门。到了这时，庄公去世，太子般已经在党氏即位。冬十月，共仲（即庆父）派圉人荦到党氏杀害了他。成季（即季友，谥号）逃往陈国，立闵公为君。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这是共仲因畏惧罪责而出奔。当时季子逃往陈国，共仲担心季友回来袭击自己，而自己又没有防备，于是借着姜氏的缘故，到齐国寻求援助，这是显而易见的情况。胡氏在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权奸篡位弑君，没有不掌握兵权的。到了这里不符合事实，他又说庆父出入自如，都是因为他掌握兵权放纵的缘故，于是曲解《康王之诰》，将干戈、虎贲、扈跸、器仗当作军队，指责庆父擅自掌握兵权。然而庆父并没有用军队迎接闵公即位，也没有拥兵逃跑。等到闵公被杀，庆父又逃往莒国，那是穷途末路，随即伏法。而胡氏又说庆父是大奸臣，拥有七百里侯国，革车千乘，掌握三十年兵权，又引用汉代旧事，说丞相、太尉先夺取兵权，庆父根基深厚，难以迅速制服。然而《春秋》出兵、田赋、征召后才使用，何曾有南北军、府兵、厢兵，让外戚诸王掌管？一种说法不行，又换一种说法，曾不想想杀叔牙，只让鍼季一人用毒酒灌死；庆父只让奚斯一人逼迫自杀。共仲出入，未曾动用一兵；季友执行诛杀，未曾袒露一士。论事必须依据事实，季友两次逃往邾国，只是因为哀姜在内主持，需要暂时避开罢了。等到季友从邾国返回，姜氏和庆父已经抱头逃窜了。儒者解释经典，怎么能不依据事实，而如此信口胡说呢。

狄人攻打邢国。

邢是小国的名字。

春秋毛氏传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毛氏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毛氏传卷十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闵公（公名启，史记世家名开，避汉景帝讳。庄公之子，母亲是叔姜。谥法：在国遭遇灾难曰闵）

元年

春王正月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继位于弑君之后，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是适宜的。说法见《隐元年》。

齐国人救援邢国。

狄人攻打邢国，是在去年冬天，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所以救援邢国。《谷梁传》说：“善救邢，是对的。”书“人”，是因为大夫率领军队。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

十一月才安葬，传文说：“因为动乱，所以迟缓。”

秋八月，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落，公羊传、谷梁传作洛】

这时庆父在齐国，季友在陈国。季友想回到鲁国平定动乱，但担心齐桓公因为姜氏的缘故帮助庆父，所以先请求闵公与齐桓公结盟，然后才回来。这都是成季预先谋划好的，不然，这时姜氏在宫中，闵公才九岁，国内没有重臣，怎么能遇事果断，跨越国境防备强大的齐国呢？落姑，是齐国的地名。

季子回来。

大夫公子通常称名字，但也有称“子”的【男子通称】在大夫中，下二年齐高子来结盟，体例相同。在公子中，宣公十年，天王派王季子来聘问，体例相同【王季子就是刘康公，这时并没有褒奖的体例可验证】

冬，齐仲孙来。

这是因为闵公有落姑之盟，齐国派大夫来慰问灾难。据传文，仲孙名湫，这里不写名字，而写仲孙。因为史例原本有写某氏子、某氏孙的体例【仲孙，是齐公子仲氏的孙子】这与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文公十五年宋华孙来盟相同。

齐桓公问仲孙说：“鲁国可以夺取吗？”仲孙说：“不可以，还秉持周礼。周礼是根本。”又说：“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动。”那么周礼全在鲁国，不是一个人说的了。

二年

春王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国。

阳是国名，杜氏说齐国人逼迫迁移。

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吉禘，是丧期结束转为吉礼，用来致新主、祧远主、合食太祖，而审谛昭穆的祭祀。本来称为祫祭，但从合食来说，称为祫；而从谛亲来说，称为禘。大概天子有七庙，从祢、祖、曾、高往上，还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两庙，祭法称为二祧，因为昭穆的祧从这两庙开始。所祧的主，另有迁庙收藏。曾子问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