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运历下

译也是凭借晷影为根本，但《历经》却没有记载推算晷影的方法，这是一个缺漏，如今用北极出地的度数，兼用弧矢两种方法来求算，才能尽得其中的根源。又要根据地势的高低，设立差数以穷尽其中的变化，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做法。"又说："冬至日的日影，长一丈多。表高影长，那么影子就虚淡不清。有的人设置望筒、副表、影符之类，来求取实影。然而望筒有时会一低一昂不一致，副表、影符有时会一前一后不一致，所依据的表有时会略有倾斜，圭面有时会略有偏侧。二至前后几天的日影，进退只在毫厘之间，也难以分辨。何况委托测量的人，不知是否得当？九州以外的远方，既然不能亲眼所见，所报告的晷影，怎能值得相信呢？"（《历志》。）

宣城梅文鼎说："圭表测量的方法：表短则分秒难以分辨清楚，表长则影子虚淡不清。郭守敬所以设立四丈高的表，用影符来取得准确影长的原因。太阳的形体很大。竖立的表所测得的，是太阳形体上边的影子；横放的表所测得的，是太阳形体下边的影子；都不是中心的数据。郭守敬所以在表的顶端架设横梁来测量的原因。然而这还不是根本方法。必须端正表身，铺平圭面，均分刻度：三者缺一，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影长。三者都做到了；而人心有粗疏细致之分，目力有敏锐迟钝之别，做事有诚实虚伪之异：这些都不可不加以选择。明白了这些道理，晷影的测量才能算是得当了。"（《天文志》。）

崇祯初年，西洋人测得京师和各省北极出地度数：北京四十度，南京三十二度半，山东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陕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广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广东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广西二十五度，云南二十二度，（按云南北极出地，应该高于广东。此处二十二度是约略估计，或有误。）贵州二十四度。（以上极度数据，只有两京、江西、广东四处，都是实际测量所得。其余的则是根据地图约略估算的。）又用十二度、每度六十分的表，测量京师各节气正午的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种、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满、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谷雨、处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分、秋分十度四分，惊蛰、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同上。）

◎仪象

玑衡这种仪器，有人说起源于伏羲，有人说是帝喾所造，也有人说是羲和的旧制，并非舜帝所创。马融说：上天的形体，是不能测量的。了解天象的事情，只有玑衡这一件仪器。就是现在的浑天仪。王蕃论述这种仪器的形制：设置天梁地平以确定天体，制作四游环以连缀赤道，这称为"玑"；设置望筒横萧于仪器之中，用来观测七曜的运行，从而知道日月运行轨迹的次序，这称为"衡"。唐代李淳风制作三重仪器：最外一层叫六合仪，其内一层叫三辰仪，最里面一层叫四游仪。而僧一行又增加了黄道仪，他们的论述也都很精密了。靖康之乱后，这些仪器仪象归于金国。元朝人沿袭使用，但规环不协调，难以再度施用。于是郭守敬创制了简仪、仰仪、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都是根据自己的构思创制的。从此才开始极为精详。（《春明梦余录》。）

浑天仪，四根柱子用铜龙装饰，架起来悬挂着。简仪，与浑天仪相似而省去了十分之七

译，只剩下周围几道圆环而已。玉衡，也是用铜制作的，形状像一把尺子，而首尾都弯曲，有两个孔，对准孔直接窥视，用来观测中星；又有一个铜球，可以左右转动，用来象征天体，用方形的匣子盛装它；匣子四周画着二十八宿的真实形状。观象台下有一间小室，室内有量天尺，有铸造的铜人捧着尺子面朝北方。这间室的屋顶有孔穴，用来在中午观测日影的长短。冬至以后可以测得一丈七尺，夏至以后可以测得二尺。中间是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那简仪，是耶律楚材所制作的。（同上。）

璇玑玉衡是仪象仪器的开端起源，然而在三代时并未被使用。《周礼》中有圭、表、壶、漏，却没有玑、衡。这种仪器的形制于是就无法考证了。汉代人创造了浑天仪，说这就是玑衡的遗制，或许是这样吧？此后历代都有制作。大体上用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多重圆环凑合而成的，称为浑天仪。用实心圆球，绘上黄赤经纬度，或缀上星宿位置的，称为浑天象。除此以外，就只有圭、表、壶、漏而已。到了元代制作简仪、仰仪、窥几、景符之类，仪器的制作才开始精详。

太祖平定元朝。司天监进献水晶刻漏，中间设置两个木偶人，能按时辰自动敲击钲鼓。太祖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砸碎了。洪武十七年，制造观星盘。（以上出自《天文志》。）十八年十月丙申日，在鸡鸣山筑造观星台。（《昭代典则》。）

洪武二十四年，铸造浑天仪。（《天文志》。）仁宗即位，在宫禁之中建造观象台。（《大政记》。）

正统二年，行在钦天监正皇甫仲和上奏说："南京观象台设有浑天仪、简仪、圭、表以观测七政运行的度数，而北京却只是在齐化门城上进行观测，没有仪象设备。请求命令本监官员前往南京，用木材制造，携带到北京，用来比较验证北极出地的高度，然后再用铜另外铸造。这样占测才能有所凭据。"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第二年冬天，就在北京铸造了铜浑天仪、简仪。皇帝亲自撰写了《观天器铭》。

正统十二年九月，监正彭德清说："北京的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的时刻，与南京不同；冬夏昼夜的长短，也有差异。如今宫禁及官府所用的漏箭，都是南京的旧式样，不能使用。"皇帝有旨，命令内官监改造。

景泰六年，制造内观象台的简仪及铜壶。（以上出自《天文志》。）

成化年间，礼部侍郎周洪谟认为：《蔡传》所解释的"璇玑玉衡"，后人沿用其制式，考察验证多有不同，应当加以改制。皇帝当即将此事交给周洪谟负责。周洪谟改用木材制作，十来天就完成了。（《周洪谟传》。）

弘治二年，监正吴昊说："考察验证四正日的度数，黄道赤道二道应当交会于璧宿轸宿之间。观象台旧有的形制，浑仪的黄赤二道交会于奎宿轸宿之间，与天象不符。它的南北两轴不符合两极出入的度数，窥管又与太阳出没不相应，所以虽然设置了却不能相符使用。所用的简仪，是郭守敬遗留的制式，但北极云柱稍短，用来测量恒星距极的度数，也不能没有偏差。请求加以修改，或者另行制造，以成就一代的制度。"这件事交下礼部再议，命令监副张绅制造木样以待试验，黄道度数得以允许修改。

嘉靖二年，修理相风杆以及简仪、浑仪二种仪器。（以上出自《天文志》。）

河南巡抚何天衢说："登封县旧有观星台、测景台两座，是周公营建洛邑时，亲手建造的遗迹。土圭、表漏都还保存着。请敕令钦天监官员考订核正制度尺寸，记载在史册之中。"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通纪》。）

嘉靖

译七年，开始设立四丈高的木表，用来测量晷影，确定节气朔望。从此钦天监的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盘晷各种形制，都齐备地陈设在观象台上。全都以元代的方法为准则。

万历年间，西洋人利玛窦制造浑仪、天球、地球等仪器。仁和人李之藻撰写《浑天仪说》，阐明制造和使用这些仪器的方法。它们的形制，不外乎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的方法。只是古代的方法：北极出地的度数，铸造成固定不变的度数；而这种新法则是子午提规可以随着地理纬度高低而调整，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事务，请求制造象限大仪六具，纪限大仪三具，平悬浑仪三具，交食仪一具，列宿经纬天球一具，万国经纬地球一具，平面日晷三具，转盘星晷三具，候时钟三具，望远镜三具。皇帝批复同意。不久他又说："确定时刻的方法，应当讨论的有五件事：一是壶漏，二是指南针，三是表臬，四是仪器，五是晷漏。"

崇祯七年八月，右参政李天经请求制造沙漏。明朝初年，詹希元用水漏，到了严寒时节水会结冰，就不能运行了，所以改用沙子代替水。然而沙子流动太快，不能与天体运行相配合，于是在斗轮之外，又加了四个轮子，每个轮子都是三十六齿。此后周述学认为这个孔洞太小，而沙子容易堵塞，于是又改制为六个轮子。其中五个轮子都是三十齿，而稍微放宽了孔洞。这样运行才开始与晷影相符合。李天经所请求的，大概就是这个用意吧？（以上出自《天文志》。）

崇祯十四年，礼部说："寺臣李天经等人所制作的日晷、星晷、星球、星屏、窥筒等各种仪器，大多是历法家从前所没有具备的。"又说："旧的方法用日度来推算，按日确定比率。西方的方法用天度来推算，根据天体运行来确立差数。旧的方法用黄道矩度，西方的方法用黄道纬度。虽然稍有不同，但是它们的黄道赤道仪器，与郭守敬的简仪、仰仪、候极仪、景符、玲珑仪、立运仪等仪器，也都是相似的。只是郭守敬的门徒，因袭沿用却没有仔细省察罢了。"（《春明梦余录》。）

◎句股

唐顺之《句股测望论》说："句股，就是所说的矩。古人只是拿着几寸长的矩，而日月的运行，迟速的变化，山溪的高深广远，凡是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没有不能知晓的，大概是因为都逃不出数理的范围。句股的方法：横的叫句，竖的叫股，斜的叫弦。求句股就是求统，句、股各自平方相加作为被开方数，开平方，就得到弦。求句、弦得股，把句、弦各自平方相减作为被开方数，开平方，就得到股。求股、弦得句，方法相同。大概一个弦的平方数中，包含着一个句、一个股的平方数；一个句、一个股的平方数相加，正好得到一个弦的平方数。数理不是孤立一个方面就能推行的。凭借句、股可以求得弦，凭借股、弦可以求得句，凭借句、弦可以求得股。这三者之中，其中两个显而易见可以知晓，另一个隐藏而不能得知。凭借已知的两个来求得第三个，这是句股法可以贯通的地方。至于远近可以得知，而高下却不能得知的情况。比如：低的像塔影，高的像日影之类。塔影在地面上的部分，是可以测量的，人的脚步可以走到正对日头的位置，但太阳与塔的高低数值却不能得知。这就是只有句而没有股、弦，三者缺了两个，数理无从推算，句股之法也就穷尽了。于是就有了立表的方法，这是用小句股来求大句股。小句股每一寸的句，股长是多少；那么大句股每一尺的句，它的股长是多少，就可以推知了。这是用人的眼睛、表、以及所要测望的

译高度，三者相互对齐而得知的。人眼到表，是小弦。人眼到所测望的高处，是大弦。还有一种方法：把表当作小股，用它的高度与到塔下的距离相乘，用小句去除，就得到塔的高度。大概横着算就是从小股到塔的积数，竖着算就是从小句到塔顶的积数，纵横的数值恰好相同。这是把句转变为股，凭借横向而求得纵向的方法。句、股、弦三者，只要有一个可以得知，那么立表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应用。如果它的高度与远近数值都不能得知，只是目力所能望到的，比如隔海望山之类的情况。那么句、股、弦三者一个都不能得知，立表的方法也就穷尽了。于是就有了重表的方法。大概两个表之间相距多少，影子的差数是多少，凭借这个差数来求算句股，也就可以得知了。设立表，是用来贯通句股穷尽之处的。设立重表，是用来贯通单表穷尽之处的。其实，重表也就是单表，单表也就是句股法，没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春明梦余录》。）

徐光启说："句股就是三边直角形。底边线叫句，底边上的垂线叫股，直角所对的边叫弦。句上、股上两个直角正方形面积相加，与弦上直角正方形面积相等。所以句是三、股是四，那么弦必定是五。由此，可以由句股求弦，由句弦求股，由股弦求句；可以求句股形中内接的正方形、内接的圆；可以用各边之差，求句、求股、求弦；可以用各边之和，求句、求股、求弦；可以用大小两个句股形互相求算；可以设立表，求高度深度广度远近，用来贯通句股的穷尽之处；可以用两个表、四个表，求极高极深极广极远，用来贯通设立单表的穷尽之处。"（《句股义》。）

◎权量

王焕如说："八音，是圣人用来达到中和的乐器。它的制作长短、宽窄、大小、轻重都有一定的数理。三三迭运，九九相乘，是天地万物所由生成的，是太和元气所汇聚凝结的，声律家称之为元声。黄钟，是天地阴阳调和的产物。如今按黄钟管的长度是九寸。十寸为一尺，十尺叫一丈。黄钟管，其中所能容纳的中等大小的黍粒，是一千二百粒，称为一龠。十龠叫一合，十合叫一升，十升叫一斗，十斗叫一斛。黄钟的一龠，所容纳的一千二百粒黍，重量为十二铢。两龠就是二十四铢，为一两。一两分为四分，一分为六铢。一铢为十累，一累为十黍。黍共两千四百粒，得一两之重。十六两叫一斤，二斤叫一裹，十五斤叫一称，三十斤叫一钧，四钧叫一石。反复用三倍、九倍来乘，用增减来调整，以求符合阴阳的中和，以求贯通律吕的和谐。长短、宽窄、大小、轻重，都以十二律来确定度数，以十二声来作为齐量的标准。用三来纪数，用六来平衡，用十二来成就，这是天的道理。"（《春明梦余录》。）

李之藻说："凡是度量：十丈叫一引，五丈叫一端，四丈叫一疋，十尺叫一丈，十寸叫一尺，十分叫一寸。而计算田地，则横着一丈，竖着六十丈作为一亩。把一亩分成四份为一角，一角相当于方一丈的地五十份。把一份再分成十份为一分，一分相当于方一丈的地六份，相当于方一尺的地六百份。分以下再用厘毫来细分，而以一百亩为一顷。五顷……

译四十亩为一邱。

关于容量的计量：六粒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十撮为一抄，十抄为一勺。满十就进一位，依次为合、为升、为斗、为石。石也叫斛。

关于重量的计量：以两为基准单位。一两有十钱，一钱有十分。从分往下，都是以十进一细分，依次叫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漠。到最细微的极限，也只是立个名目而已。而十六两为一斤，二百斤为一引。这是官方与民间通用的标准。

历法方面：每一度分为百分，每一分分为百秒。西历则是积六十秒为一分，积六十分为一度；秒以下的单位，都以六十进制细分。

（出自《同文算指》。）

译崇祯十四年，皇帝想要考订确定乐律，命工部查考周尺的制度。工部无法确定，转而询问礼部。礼部答复说：“周尺的制度，古今推求说法不一。有用累积黍粒来定的：《汉书·律历志》说：‘用子〇〇黍中等大小的黍粒来度量，九十分为黄钟律管之长。一粒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颜师古说：‘中，是指不大不小。’《唐礼乐志》说：‘黍粒真实，尺度就能定下来；尺度定下来，音律就能均齐。’宋代窦俨、司马光等人，考订周尺，用上党的黍粒十粒作为一寸，就是这种方法。有用手指来量的：古人按手指便知寸数，展开手掌便知尺数，伸开手臂便知寻数。大禹以自己的声音为律准，以自己的身体为度量标准。用左手中指三节共三寸，称为君指，裁定为宫声的律管。许慎《说文解字》说：‘中等妇人的手长八尺，称为咫尺。’这就是周尺。有用璧羡来量的：《考工记》说：‘璧羡度量尺寸和好三寸作为标准。’大概璧的直径是九寸，延展拉长它，纵向十寸，横向八寸，周代称之为度尺。那么周代的十寸、八寸都可作为一尺。有用{艹票}粟来量的：{艹票}，是禾穗的芒。《淮南子》说：‘律数有十二，所以十二个{艹票}相当于一粒粟，十粒粟相当于一寸。’就是这个说法。有用蚕丝来量的：《孙子算经》说：‘蚕吐丝为忽，从丝、毫、厘、分累积而成一寸。’就是这个说法。有用马尾来量的：《易纬》以十根马尾为一分，就是这个说法。仔细考究，我私下认为：人的手指长短各不相同，璧羡则古璧掺杂难辨，粟粒有轻重之别，马尾有粗细之分，蚕丝毫忽也难以辨明，唯有累积黍粒的方法最为正确。但又有人说：圭璧一类的器物用指尺，冠冕、尊彝一类的器物用黍尺。还有人说：年岁有丰歉之分，土地有肥瘠之别，累积黍粒来比较验证，结果也不一致。所以前代制定尺度，不仅使用累黍之法，还必定要寻求古代器物来相互参照比较。《隋书》所记载的历代尺度，共有十五种。第一种就是周尺，与西汉刘歆的铜斛尺、东汉晋武帝的铜尺、晋代荀勖的律尺、祖冲之的铜尺，都相吻合。如今距离古代已经久远，想要求得确切的依据，只有我朝高皇帝时，命宋濂、冷谦等人所制定的乐律，以及刘基等人所制定的钦天监日晷影子，可以作为凭据。而日晷影子尤其明显可靠。宋代和岘用西京的铜望臬，就是司天台影铜臬下的石尺。日影表上可以测量天象，度数丝毫不差，何况其他呢？唐顺之说：‘钦天监的表尺是元代郭守敬所造，比市尺只有八寸多一点。郭守敬精通律历，绝不会随意制作。曾经用黑黍粒中等大小的一千二百粒，晒干后，称量到重五钱的，用九十粒横排起来，合为九寸，与表尺恰好吻合。’如今想求周尺，似乎不能舍弃这个方法而另求他法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高皇帝创制立法之时，当时制作了镇圭。要确定周尺，不如以镇圭的尺寸为主。如果想另外制造标准尺，必须广泛搜求古代器物，如表尺一类，同时寻求真正的黍粒，相互参照考订，不可凭空臆断。”奏疏呈上后，得到旨意，命依照镇圭样式制造尺度。

审定长度、量器、权衡都出自音律。自从积黍之法不明确以来，关于黄钟的说法，纷纷聚讼不休。近代郑世子考察羊头山的黍粒，按时节等第称量，一百粒得二分五厘。到二龠，共二千四百粒，重六钱。那么如今的六钱就相当于古代的一两。用来折算度量，如今的八寸就是古代的一尺，如今的三斗就是古代的一斛。度量以八为标准比率，量器以三为标准比率，权衡以六为标准比率。（以上出自《春明梦余录》。）

◎时令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日，皇帝对中书省大臣说：“今天，天气寒冷超过冬天

译。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我戍边的将士非常艰苦。你们中书省应当用府库所储存的布帛制作棉衣，运送到蔚州、朔州、宁夏等地，发给将士。”（出自《大训记》。）

又对中书省大臣说：“大乱尚未平定，百姓多流离失所，失去本业，而军费全部出自百姓。如今春天时令和顺，应当命有关官员劝勉农事，不要耽误农时。仍要考察一年之中收成的多少，制定奖惩标准。”（出自《农政全书》。）

五年五月戊午日，夏至，祭方丘礼毕，驾临乾清宫，对皇后嫔妃说：“正当农忙时节，上天久不降雨，禾苗尚未能栽种入土。我担心百姓失望，非常忧虑。你们都应当吃素食，从今天开始。等到雨泽降下，再恢复正常膳食。”（出自《大训记》）

十二年七月，冯胜督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要在九月动工。皇帝赐敕谕告诉他说：“中原百姓的粮食，所依赖的就是麦子。近来听说你命有关官员召集民夫，在九月上工。正当播种之时却役使他们，这是耽误农时。过了这个时节地就要冻结，无法播种入土，来年还有什么指望？敕令一到就放他们回去。等到农闲之时，再上工也不算晚。”（出自《明正统宗》。）

十三年，设置四辅官，以四时为称号，命他们协助赞理政事，均调四时政务。恰逢立冬，北风带来寒意，皇帝认为这顺应了冬令，于是赐敕嘉勉。（出自《安然传》。）

十五年，谕告刑官说：“正当春天，万物萌发生长。而无知的百姓，竟有触犯法律以致处死的。虽然有决不待时的律条，但我心中有所不忍。凡犯死罪的，减为死罪以下论处。”（出自《春明梦余录》。）

谕告都督府说：“先前派遣囚犯前往充当辽东驿卒。天气尚且寒冷，恐怕路途中冻饿而死。命他们暂且在济宁停留，等到春暖时再遣送前往。”（同上。）

二十一年，解缙进言说：“治历明时，教导百姓从事农业，只应申明播种的时宜，何必用建除之类荒谬的说法。所应当明确的，是日月的运行，星辰的位次，仰观俯察，使事情符合顺逆之理。使七政齐一，正是这一类的事。”（出自《解缙传》。）

武定侯郭英请求修筑鲁王坟茔享堂周围的围墙。皇帝说：“‘役使百姓要按照时令。’为何要在耕种的日子里，急着修筑围墙来耽误农时呢？”于是制止了此事。（出自《农政全书》。）

永乐二年四月，谕告法司说：“天气渐热，囚犯长期羁押必定会生病。命五府、六部、六科协助你们，在数日之内全部审理判决完毕。”（出自《大训记》。）

又谕告说：“如今春天时令和顺，春耕正兴。应当申明教化之法，劝勉督促农桑之事。”（出自《农政全书》。）

宣德元年五月，谕告三法司说：“古时候，孟夏之月断决轻刑，释放轻罪囚犯；仲夏之月释放重罪囚犯，增加他们的饮食。这是为了顺应时令、重视人命。祖宗之时，遇到严寒酷暑，必定命法司复核囚犯案件。如今天气渐热，不分轻重全都羁押，这不是体恤怜悯之道。你们应当体察这份心意，就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务必存心公平宽恕，不要过于苛刻严峻。”（出自《三编》。）

五年二月，皇帝因春天时令和顺，下诏宽恤囚犯。（出自《三编》。）

七年二月，皇帝因春天时令和顺，谕告法司复核囚犯案件。皇帝亲自审阅众囚犯案卷，处决遣发一千余人，其余减等发落。春审制度从此开始。（出自《刑法志》。）

天顺五年二月，谕告法司说：“春阳开始运行，万物都焕然一新。在京文武官员除犯有贪赃之罪的以外，各种罪案一律予以清除，命他们奉公守法。”（出自《明政统宗》。）

成化十年处决囚犯，接近冬至节令，特命过了节令再执行刑罚。不久给事中进言说：“冬至以后行刑，不合时宜。

译”于是下诏等到来年冬月再行刑。（出自《刑法志》。）

嘉靖四年二月乙卯日，御史王鼎进言说：“《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命有关官员省察监狱，除去枷锁。’如今所判笞、杖、徒、流之罪的犯人，长期关押经年，不能及时释放，很多都因此在牢中死去。这足以妨害天地间的和气。”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诏令内外掌管刑罚的官员：“凡是案件已经审结的，各自立即放回。违反者，治罪。”（出自《实录》。）

二十二年，御史何瓒进言说：“京城百姓苦于严寒，穷苦百姓冻饿而死、尸横枕藉。恳请多方设法赈济救助，并推行到江北各郡加以恩惠，以广施仁德之意。”皇帝说：“今年严寒，穷困的人令人怜悯。立即全面赈济他们。”（出自《三编》。）

二十四年正月，皇帝因春天多有疫病流行，命在朝天门外施药，普遍救济贫民。（出自《实录》。）

三十二年，南京刑部尚书顾应祥秋季奏请处决囚犯。等到得到批复的名单时已经过了冬至两天。按惯例应当重新奏请。顾应祥竟然仍然处决。御史弹劾他，皇帝命顾应祥退休。（出自王圻《通考》。）

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上奏说：“五年才审录一次刑案，恐怕冤狱无处申诉。请敕令天下巡抚、巡按，在春天时令和顺之时，命监司巡行州县，大规模审录囚犯；按察使则审录省城的囚犯。死罪中有可怜疑虑之处的，以及徒刑、流刑以下可以宽宥的，巡抚、巡按上报朝廷。期限不要超过夏季。”（出自《孙丕扬传》。）

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礼部右侍郎翁正春进言说：“前两年，日食发生在四月初一，是纯阳之月。如今日食发生在十一月初一，是阳气初生之月。仲冬之月，在律为黄钟，在卦为复卦。正是群阴已到极点，一阳刚刚初生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亏蚀，其中的灾异格外严重。君主的德行应像太阳一样，应当普照宣布，不应当昏暗隐蔽。自万历二十年以后，财货一天天被聚敛，人才一天天被剥落。凡是请求补授大臣官职、考选起用被废黜的人才的奏请，大多都不予批复。六卿、九卿之位，三、五个位置像清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宫门徒然呼号，天听却越发遥远。天下看不到阳和舒展生育的气象，如同处在极寒阴冷之中。所以上天才如此谴责警告。然而太阳的隐没与升起，只在一时之间；而皇上的静止与行动，只在一念之间。如果真能翻然改悟、有所转变，立刻就能看到改弦更张的效果；那么日中天的治世，就可以保证长久无疆了。”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应。（出自《三编》。）

卷二十九 职官一

◎宗人府（元代称大宗正府。）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日，设置大宗正院。三十二年正月丙戌日，改名为宗人府，设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〇爽担任宗人令，晋王〇冈担任左宗正，燕王朱棣担任右宗正，周王〇肃担任左宗人，楚王朱桢担任右宗人。此后由勋戚大臣代理府中事务，不再配备齐全官员。

永乐初年，建都北京，以北京宗人府为行在，命驸马都尉永春侯王宁代理府中事务。留在南京的，则称为南京宗人府，不再颁降印信。

正统三年，才开始建立府署，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掌管。此后就成为定制。（以上出自《梦余录》。）○三公三孤（元代设置三公，没有三孤。）

洪武三年，授李善长为太师，徐达为太傅。（在此之前，常遇春已经被追赠为太保。）三孤之中没有兼领的人。（出自《职官志》。）

建文、永乐年间，废除公、孤之官。仁宗即位后，授张辅为太师，沐晟为太傅，陈懋为太保；蹇义晋升为少师，杨士奇晋升为少傅，夏原吉晋升为少保。于是公、孤之官才配备齐全。（出自《〇山集》。）

宣德三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