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职官八
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於东阁。试卷舆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称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会典》。 )
六年，诏天下举才德之士隐於山林者。顺天府尹唐恂以潘辰荐。吏部以辰生长京师，寝之。恂复奏，给事中王纶、夏昂亦交章荐。乃授翰林待诏。白天顺後，渐拘资格，布衣无得预馆阁者。辰独以才望得之，一时诧异数焉。(《陈济传》。 )
十年，大计京官。侍讲学士杨守址时掌院事，上言：“臣舆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总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舆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舆考察，则学士亦不应舆。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诏可。学士不与考察，自守址始。(《杨守陈传》。 )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後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缶，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嘉靖六年，以张璁议，始停不补。(《梦余录》。 )
是年九月，以桂萼为礼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故事：尚书无兼学士者，自萼始。(《桂萼传》。 )
升少詹事霍韬为詹事，仍兼翰林学士。韬固辞，言：“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晋秩尚书者。臣尝建议：翰林去留尽属吏部，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亦不阴结翰林为羽翼。议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学士徐缙上，何愧如之？”上优诏不允。(《霍韬传》。 )
十月丙寅，谕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才外补。(《实录》。 )初，张璁以议礼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补外。璁乃请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由是翰苑为空。(《张璁传》。 )
上既罢转翰林多人，复谕内阁、吏礼二部，都察院，咨访有才识文学者，量为推举，改宫僚、翰林，以广用人之路。乃改大理少卿黄绾、南京通政司参议许诰、南京尚宝卿盛端明、、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四川按察副使韩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鹏、刑部员外欧阳德、吏部主事金璐、御史张衮皆授学士、讲、读、宫坊、编修等官。(《实录》。 )
八年四月，考选庶吉士。大学士杨一清等列上唐顺之等二十人，请命官教习。
译挑选其中词藻文理可取的，按号依次取用，礼部把糊名的试卷，会同阁臣在东阁出题考试。试卷与呈交的文章水平相称的，即列入预选。每科所选不超过二十人，每次选留不超过三五人。将来他们的成就，一定有值得称道的。"孝宗采纳了他的请求，命内阁会同吏部、礼部一起考选，作为常制。（见《会典》。）
六年，下诏征召天下隐居山林、有才德的人。顺天府尹唐恂推荐了潘辰。吏部因潘辰生长在京师，把这事搁置了。唐恂再次上奏，给事中王纶、夏昂也接连上章推荐。于是授予潘辰翰林待诏之职。自天顺以后，渐渐拘泥于资历，平民百姓没有能够进入馆阁的。潘辰独独凭借才干名望得到这个职位，一时之间人们都感到惊讶。（见《陈济传》。）
十年，考核京官。侍讲学士杨守址当时执掌院事，上言说："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都应当全部参与考察。但臣等各自都有属员，若与吏部一同前往考核所属，那么吏部坐在堂上，我等退而听候考核，又要在台阶下等候。我朝优待学士，庆贺大典侍宴时，班次列在四品官之上；皇上车驾亲临国子监时，学士坐在彝伦堂内，视同三品，这是旧例。如今四品官不参与考察，那么学士也不应当参与。臣等的职责是讲读撰述，称职与否全凭圣上鉴察，有不必等待考核的。"皇帝下诏准许。学士不参与考察，从杨守址开始。（见《杨守陈传》。）
正统年间，规定由学士一人在内阁，专门管理诰敕文书，后来长期不再设置。弘治七年恢复设置。到后来用尚书兼任学士，如石〇缶；侍郎兼任学士，如贾咏等人来掌管。嘉靖六年，因张璁建议，才停止不再补设。（见《梦余录》。）
这一年九月，任命桂萼为礼部尚书，仍兼任翰林学士。按旧例：尚书没有兼任学士的，从桂萼开始。（见《桂萼传》。）
提升少詹事霍韬为詹事，仍兼任翰林学士。霍韬坚决推辞，说："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结党，把翰林院变成自己的属官，把中书省变成自己的门吏。所以翰林官的升迁不经过吏部，而中书舍人甚至有升到尚书的。臣曾经建议：翰林官的去留全部归属吏部，这样才不会暗中依附内阁作为心腹，内阁也不会暗中结交翰林作为羽翼。这个建议还没有施行，我自己却亲身重蹈这条路，而且还越级位居学士徐缙之上，我的内心怎能不感到羞愧？"皇上下诏优抚但不同意他的辞让。（见《霍韬传》。）
十月丙寅日，谕令内阁挑选翰林各官员，称职的留用，不称职的酌量才能外放补官。（见《实录》。）当初，张璁因议礼有功被授予学士，其他翰林官都以此为耻，不愿与他并列。张璁深为怨恨。等到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合皇上心意，皇帝命令把他外放。张璁便请求从讲读官以下都酌量才能外放补官。改调官职及被罢黜的有二十二人。各庶吉士都被任命为部属官员及知县。因此翰林院变得空虚。（见《张璁传》。）
皇上既已罢免调离许多翰林官员，又谕令内阁、吏部、礼部及都察院，访求有才识文学的人，酌情予以推举，改任东宫官属、翰林官，以扩大用人的途径。于是改任大理少卿黄绾、南京通政司参议许诰、南京尚宝卿盛端明、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四川按察副使韩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鹏、刑部员外欧阳德、吏部主事金璐、御史张衮等人，都授予学士、讲官、读官、宫坊官、编修等职位。（见《实录》。）
八年四月，考选庶吉士。大学士杨一清等人列名上奏唐
得旨，以：“庶吉士之选，祖宗旧制诚善。迩来大臣徇私选取，市恩立党，於国无益 自今不必选留。”遂改顺之等为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选，侍读、侍讲、修撰各三员，编修、检讨各六员。著为令。(《选举志》。 )
十一年十月甲申，复考选庶吉士例。(《通纪》。 )
十二年七月庚午，改主事唐顺之、陈束、杨瀹、卢淮、陈节之，御史胡经、周文烛为编修。十月乙酉，改主事屠应竣、王汝孝，郎中华察为修撰。(《大政记》。 )
翰林由别衙门改用者：欧阳兼、张衮、胡经俱以御史改编修，余皋以给事中改检讨，王一宁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欧阳崇一以刑部郎中改编修，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升侍读学士。(《梦余录》。 )
万历九年十一月，张居正言：“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奉侍清燕。或承诏登朝，或应制赓酬，皆寓风劝箴规之益。翰林撰述讨论为其职务，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其余翰林亦皆需次待用，宜令分番入直，每日轮四员，同日讲诸臣在馆只候。万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有所采录，或鉴赏名笔有所题咏，郎属诸臣具草。或以不时面赐质问，以观其才品高下。”从之。(《通纪》。 )
崇祯十一年，帝以国家多故，朝臣词苑起家，儒缓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改旧例，择知、推治行卓绝者入翰林。(《汪伟传》。校点者案：“懦”，《明史》作“儒” )
◎秘书监(仍元官。 )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书监，掌内府书籍。六年，擢举人萧韶为秘书监直长。
十三年七月癸巳，罢秘书监，所藏古今图籍改归翰林院典籍掌之。(已上《大政记》。 )○文华堂
洪武六年正月，擢举人张唯、王辉等十余人为翰林院编修，又选国子监蒋学、方徽、彭通拜给事中，俱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彦良为之师。帝听政之暇，辄幸堂中，评其文字优劣，锡以鞍马、弓矢、白金有差。(《▯山集》。 )
◎宏文馆
洪武三年，法唐永徽之制，置宏文馆，以胡铉为学士。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学士。(《昭代典则》。 )
是年，以罗复仁为宏文馆学士。复仁在帝前率意陈得失，常操南昔。帝顾喜其质实，呼为“老实罗”而不名。(《罗复仁传》。 )九年闰九月，罢宏文馆。(《大政记》。 )
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阁於思善门左。诏选诸臣有学行者入直。命学士杨溥掌阁事，帝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三编》，又《殿阁词林记》作宏文馆。 )
六月，宣宗即位。闰七月乙丑，罢宏文阁。
译顺之等二十人，请求任命官员教习他们。得到旨意说："庶吉士的选拔，是祖宗旧制，确实很好。近来大臣徇私选取，以此市恩结党，对国家没有益处，从今以后不必再选留。"于是改任唐顺之等人为主事等官。并限定翰林官员的定额，侍读、侍讲、修撰各三员，编修、检讨各六员。定为法令。（见《选举志》。）
十一年十月甲申日，恢复考选庶吉士的旧例。（见《通纪》。）
十二年七月庚午日，改任主事唐顺之、陈束、杨瀹、卢淮、陈节之，御史胡经、周文烛为编修。十月乙酉日，改任主事屠应竣、王汝孝，郎中华察为修撰。（见《大政记》。）
翰林官由别的衙门改任的例子：欧阳兼、张衮、胡经都由御史改任编修，余皋由给事中改任检讨，王一宁由工部主事改任修撰，欧阳崇一由刑部郎中改任编修，王大任、姜儆都由御史升任侍读学士。（见《梦余录》。）
万历九年十一月，张居正进言说："前代喜好文学的君主，都有文学之臣，侍奉在清闲宴游之时。有的奉诏上朝，有的应皇帝之命唱和作诗，都寄寓着讽谏劝勉之意。翰林官以撰述讨论为职务，如日讲官等大臣都是文学才华优异之人，其余翰林官也都需要按次序等待任用，应当命他们分批轮流值班，每天轮流四人，与日讲各臣一同在馆中值候。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之时，比如翻阅古文有所采录，或欣赏名家书法有所题咏，属官便可以起草文字。或者皇上随时召见当面赐问，以此考察他们才能品行的高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见《通纪》。）
崇祯十一年，皇帝因国事多艰难，朝臣多出身于翰林词臣，性情迂缓不熟悉政务，无法处理纷繁事务、应对变故。改变旧例，挑选知县、推官中治理政绩卓越的人进入翰林院。（见《汪伟传》。校点者按："懦"字，《明史》作"儒"。）
◎秘书监（沿用元代官职。）洪武三年三月庚子日，设置秘书监，掌管内府书籍。六年，提拔举人萧韶为秘书监直长。
十三年七月癸巳日，罢除秘书监，所收藏的古今图书典籍改归翰林院典籍掌管。（以上均见《大政记》。）
○文华堂
洪武六年正月，提拔举人张唯、王辉等十余人为翰林院编修，又挑选国子监的蒋学、方徽、彭通授予给事中，都进入禁中文华堂学习深造。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彦良担任他们的老师。皇帝处理政务的闲暇之时，常常亲临文华堂，评点他们文章的优劣，赏赐鞍马、弓箭、白银等物，各有等差。（见《〇山集》。）
◎宏文馆
洪武三年，仿效唐代永徽年间的制度，设置宏文馆，任命胡铉为学士。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都兼任学士。（见《昭代典则》。）
这一年，任命罗复仁为宏文馆学士。罗复仁在皇帝面前率直陈述得失，常操着南方口音。皇帝反而喜欢他质朴诚实，称他为"老实罗"而不直呼其名。（见《罗复仁传》。）九年闰九月，罢除宏文馆。（见《大政记》。）
洪熙元年正月，在思善门左侧建立宏文阁。下诏挑选有学问品行的诸臣入内值班。命学士杨溥执掌阁中事务，皇帝亲自授予他阁印，说："我用你在身边，不只是有助于增进学问，也是想广泛了解民情，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有什么该进言的，写好密封呈上来。"（见《三编》，又《殿阁词林记》称之为宏文馆。）
六月，宣宗即位。闰七月乙丑日，罢除宏文阁。（见《大政记》。）
正德元年，王鏊上奏说："请在便殿旁边修复宏文馆。挑选天下以文学品行
(《大政记》。 )
正德元年，王鏊奏：“请於便殿侧修复宏文馆。选天下文学行艺著闻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阁大臣一人领之，如先朝杨溥故事。陛下万几有暇，时造馆中讲论经史，於圣德自有裨益。”疏入，报闻。(《明臣奏议》系之嘉靖元年。按：王鏊已于正德三年致仕。兹据《明正统宗》及《大政记》。 )
◎起居注(元给事中兼修起居注。 )
甲辰三月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潦、魏观为之。日侍左右，记言动。(《通纪》。 )
乙巳六月，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巳。要在训忠纳诲，致主於无过之地，而後为尽职。吾平时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巳。今尔在吾左右，不可不尽言也。”(《大训记》。 )
复命毅、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陈修传》。 )
吴元年，魏观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魏观传》。 )
洪武五年，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时，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今起居注虽设，其诸司所倾谕旨及奏事簿籍，宜依《会要》编类为书，庶可以垂法後世。下台省府者，宜各置铜柜藏之，以资稽考，俾无遗阙。”从之。(《陶凯传》。 )
七年八月，宋濂荐僧郭传，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王蒙传》。 )
十四年，定起居注秩从七品，以单仲佑、詹同为之。(《词林记》。 )
弘治十七年九月，复置起居注。初，洪武间，设起居注，後废。至是太仆少乡诸▯▯言：“古者史官纪言、纪动，典至重也。臣见陛下宣召群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与闻，史官莫由纪录。失今不图，恐岁月绵远，传闻各异，无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问者，备录呈览，宣付史馆。”报可。(《三编》。 )
世宗初，御史黎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诃臣编类章奏以备纂述。从之。(《黎贯传》。 )
嘉靖十一年，学士寥道南言：“太祖设起居注，仁宗开宏文馆，皆师古者记事、记言之制。自宣德後，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遂废。今宜选翰林中学识优异者，俾兼起居，日记言动，以至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庶克徽信来兹，而史职不为虚设矣。”上嘉纳之。(《两朝宪章录》。 )
万历三年，编修张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生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译著称的人七八位，轮流值班。由内阁大臣一人统领，就像先朝杨溥的旧例一样。陛下处理政务的闲暇之时，随时到馆中讲论经史，对陛下的圣德自然大有裨益。"奏疏呈上，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明臣奏议》把这事系于嘉靖元年。按：王鏊已于正德三年退休。这里依据《明政统宗》及《大政记》。）
◎起居注（元代由给事中兼修起居注。）
甲辰年三月丁卯日，设置起居注官，由宋濂、魏观担任。他们每日侍奉在皇帝左右，记录言行举动。（见《通纪》。）
乙巳年六月，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官。皇帝告谕他们说："起居注的职责，不只是专门记录而已。关键在于训导忠义、进献规谏，使君主不犯过错，这样之后才算尽到职责。我平时对百官所说的话，一两天之后，还要反复思索。如今你们在我身边，不可以不知无不言啊。"（见《大训记》。）
又命滕毅、杨训文搜集古代无道君主，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人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进呈。皇帝说："我看这些，正是想知道他们导致丧乱的原因，把它当作鉴戒罢了。"（见《陈修传》。）
吴元年，魏观升任两淮都转运使，进京担任起居注官。（见《魏观传》。）
洪武五年，礼部尚书陶凯进言说："汉、唐、宋各朝，都编有《会要》，记载当时的政事。如今起居注虽已设置，但各衙门所奏请、得到的旨意及奏事的簿籍，应当依照《会要》的体例编纂成书，才可以为后世留下法度。收藏在各台省官府的，应当各自设置铜柜收藏，用来备查考证，使其不至于遗漏缺失。"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见《陶凯传》。）
七年八月，宋濂推荐僧人郭传，授予翰林应奉之职，负责起居注。（见《王蒙传》。）
十四年，规定起居注官品秩为从七品，由单仲佑、詹同担任。（见《词林记》。）
弘治十七年九月，恢复设置起居注官。当初，洪武年间，设置了起居注官，后来废除了。到这时太仆少卿诸〇〇进言说："古代史官记录言行动作，这是十分重要的典章制度。臣看到陛下召见群臣，多有在帷幄之中促膝密谈的话语。近臣不能得知，史官也无从记录。如果现在不加以图谋，恐怕年深日久，各种传闻互相矛盾，无法探究事情的始末。恳请敕令朝臣中曾经蒙受召见问对的，把详细内容记录呈览，交付史馆。"皇帝批复同意。（见《三编》。）
世宗初年，御史黎贯请求恢复起居注制度，命史官编录章奏以备撰写史书之用。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见《黎贯传》。）
嘉靖十一年，学士寥道南进言说："太祖设立起居注，仁宗开设宏文馆，都是效法古代记事、记言的制度。自宣德以后，相权渐重，史官职责变轻，起居注制度于是废弃。如今应当挑选翰林中学识优异的人，让他们兼管起居注，每天记录言行举动，以至于国家有重大政事、百姓有重大灾祸，都命他们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取信于后世，而史官的职责也不至于形同虚设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见《两朝宪章录》。）
万历三年，编修张位认为前代都有起居注，唯独本朝没有，上疏说："臣忝列纂修之职，私下看到先朝的政事，凡不是出自诏令、见诸奏疏的，全都湮没无从考证。宏大的谋略、卓著的功业，郁积而未能彰显于世。以致民间野史流传，用虚假混淆真实。如今史官虽在位，却无从施展自己的才能，应当每天分派数人入内值班。凡是诏令旨意、日常起居、朝廷政务，都根据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等待内阁裁定，作为日后修撰《实录》的助益。"于是大学士张居
”於是大学士张居正议曰：“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迩者纂修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奖括成编。至於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舆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嘉谋嘉猷，实多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舍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俱选年深学优之史官六员，专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俱在朝供职，不得别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记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视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从之。(《三编》。 )
神宗一日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梦余录》。 )○修前代史
洪武二年二月，诏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徵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来僖、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王绮、傅著、谢徽、傅恕凡十六人为纂修。
三年二月，诏重修《元史》，复徵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坟、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等十四人为纂修。先是，得十三朝实录，惟元统以後之事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山东采遗事。至是还朝，重开史局。七月丁亥，书成，凡二百十二卷。(已上《三编》。 )
礼局徐一夔者，王▯荐之入史局。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徵，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倦倦於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如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近世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於《起居注》之说，亦
译正建议说："国初设置起居注官，每天侍奉皇帝左右，记录言行举动，实际上就是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制度。后来确定官制，才设立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职。这是因为记载史事重要，所以设官更加详备，本来并非有意废除起居注之职。但是自从职务名称更改之后，便失去了朝夕记注的规矩。以致历代以来，史书的文字有所欠缺。近来纂修实录，臣等只是从事总裁的工作。凡是所编辑的，不过是汇总各衙门的奏章，稍加删改润色，概括编成，至于皇帝御前、殿柱之下的言语，奏疏所没有涉及的，即使有所见闻，也没有凭据增补进去。至于野史杂说在民间流传的，想要采录，又恐怕失真。因此好的谋略、好的方案，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记载完备。这些都是因为史官的职责荒废而不讲求所造成的。如今应当申明史官的职责，恢复旧制。命日讲官每日轮值一人，专门记录起居，兼录圣旨诏敕册文等文件及内阁的奏稿。至于朝廷政事见于各衙门奏章的，都挑选资历深、学问好的史官六人，专门负责纂修。事务分为六个部分，按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排列。每人专门纂修一个部门的事务。都在朝中供职，不得另有差遣。凡是遇到常朝，皇上驾临皇极门时，就轮流命记事官侍立班次，站在文武官员第一班的后面、靠前的位置，便于视听。这就是古代螭头载笔记事的用意。"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见《三编》。）
神宗有一天回头看见史官，回宫后偶尔开玩笑说了句话，说："不要让起居注官听见，听见了就要记下来了。"起居注对君主德行的裨益，由此可见一斑。（见《梦余录》。）
○修前代史
洪武二年二月，下诏修撰《元史》，由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〇担任总裁。征召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来僖、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篪、王绮、傅著、谢徽、傅恕共十六人担任纂修。
三年二月，下诏重新修撰《元史》，又征召四方文学之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坟、张宜、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等十四人担任纂修。此前，已经得到十三朝实录，只是元统以后的史事还不完备。于是命儒士欧阳佑等人前往北平、山东采集遗留下来的史事。到这时返回朝廷，重新开设史局。七月丁亥日，书成，共二百十二卷。（以上均见《三编》。）
礼局的徐一夔，是王〇推荐他进入史局的。徐一夔写信说："近来县令传达命令，说朝廷因续修《元史》征召我，并且说执事认为我擅长记叙史事，把我推荐给当权者。我心里私下感到奇怪，执事为什么对我这个才疏学浅、多病之人如此殷勤呢？我一向认为执事了解我，如今自己审视自己，终究不能不辜负执事的期望。这是为什么呢？近代论述修史之道的人，没有超过'日历'的。'日历'是史书的根基：从唐代长寿年间开始，史官姚〇奏请撰写《时政记》。元和年间，韦执谊又奏请撰写《日历》。《日历》按事件系于日，按日系于月，按月系于时令，按时令系于年份，还保留着《春秋》的遗意。至于《起居注》的说法，也……
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於吏牍，或有讠为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於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讠为失。他时，会要之修取於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然，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巳。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诺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廑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於後。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遂不至。(《徐一夔传》。 )
译专门以甲子纪年来做体例。因为记事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以前宋朝极为重视史事，《日历》的编修，各衙门必定要通报，如诏诰之类三省必定要记录，兵机边务枢密院必定要上报，百官的进退，刑赏的予夺，台谏官的论列，给事中、中书舍人的封驳，经筵上的问答论议，臣僚的转对，侍从官的当面奏事，朝廷内外的密封奏疏，下至钱粮、兵甲、狱讼、营造等事，凡是关系到政体的，没有不随时记录的。还担心这些出自胥吏之手的记录或有差错，所以欧阳修上奏请求由宰相监修，在每年年终检点修撰官平日所记录的事情，有失职的就加以处罚。这样一来，《日历》就不至于有差错。后来，会要的编修取材于此,实录的编修也取材于此，百年之后，本纪、志、列传也取材于此。这就是宋朝的史书之所以精确的原因。元朝却不是这样，不设日历，不设起居注,只在中书省设立时政科，派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一位皇帝驾崩，国史院就依据所交付的材料修撰实录罢了。元朝在史事上本来就很疏略。幸好在天历年间，虞集仿照《六典》的体例，纂修《经世大典》，一代的典章文物才大致齐备。因此前朝史局修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这部书，可以互相参照核对,而当时纂修的各位公卿，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这些人，都有修史的才能和学问，才勉强修成史书。至于顺帝三十六年间的事情，既没有《实录》可以依据，又没有可供参照核对的书籍，只能凭借访求采集来补足完成。我私下担心，事情未必核实，言辞未必雅驯，首尾未必贯通。而从前那几位先生有的已经受了官职，有的已经归隐山林，又各自分散离去了。竟想要让像我这样不成材又多病的人，在后面承担这项工作。我虽然想要仰承阁下的期望，可是又怎么能做到呢？"于是没有前往。(出自《徐一夔传》。)
成化十年，命编纂《宋元纲目》，以阁臣彭时等为总裁，宫坊翰林刘▯、邱浚、程敏政、刘健、杨守陈、尹直、彭华、谢一夔等为纂修官，分八馆。未五年而书成。(《梦余录》。 )
十一年四月，大学士商辂等进所撰宋元通鉴纲目二十七卷。(《艺文志》。 )
正德二年七月，大学士李东阳等进所撰《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刘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焦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三编》又《质实》曰：“是书修于孝宗时，芳未尝为总裁官。至是命文华殿改胜，芳遂列名其间。及进呈，书办官张骏等皆擢显秩，装潢匠役亦悉授官。 )
嘉靖十五年五月，议修宋史。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李时请留之，命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 )
《宋史》舆《辽》、《金》二史，旧分三书，嘉靖中，柯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凡二百卷。(《柯维骐传》。 )
◎修国史
吴元年四月壬子，谕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直笔，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肤平日言行是非善恶，汝等皆宜直书，不宜隐讳，庶使後世观之，不失其实。”(《大训记》。 )
洪武六年八月，学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舆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明年五月，《日历》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昭代典则》。 )
建文元年，修太祖实录，以修撰李贯，国子监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杨士奇，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等，充编纂官。(《三编》。 )
文彬按：洪武修元史，徵山林隐逸之士为纂修官 建文、永乐间，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及知州、知县等得为编纂官。杨士奇由布衣起家，三修《太祖实录》皆预焉。成祖修《永乐大典》以布衣陈济为都总裁，修撰曾▯等仅为之副。其始重文学不拘资格如此。宣德後，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自是，非翰林不得预，一代纪载专属诃臣矣。
成祖初即位，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实录》为失实，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常监修。前纂修官南昌知府叶惠仲，以直书燕起兵事，族诛。(《三编》。 )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帝以前监修官李景隆、茹▯常等心术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详$$复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为总裁、纂修等官。(《通纪》。
译成化十年，命令编纂《宋元纲目》，以阁臣彭时等为总裁，宫坊翰林刘〇、邱浚、程敏政、刘健、杨守陈、尹直、彭华、谢一夔等为纂修官，分为八馆。不到五年书就编成了。（见《梦余录》。）
十一年四月，大学士商辂等进呈所撰《宋元通鉴纲目》二十七卷。（见《艺文志》。）
正德二年七月，大学士李东阳等进呈所撰《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刘瑾以誊写不谨慎为由，想借此加罪于李东阳。李东阳大为窘迫。焦芳出面为其解围，此事才只除去了几名誊录官的官职。（《三编》又《质实》说：“此书修于孝宗时，焦芳并未担任过总裁官。到这时命文华殿改缮，焦芳才列名其中。等到进呈时，书办官张骏等都被提拔为显要官职，装裱工匠也都被授予官职。”）
嘉靖十五年五月，商议编修《宋史》。南京吏部尚书严嵩因祝贺万寿节来到京师，李时请求把他留下，命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此事。（见《严嵩传》。）
《宋史》与《辽史》、《金史》二史，旧时分为三部书，嘉靖年间，柯维骐才把它们合为一书，把《辽》、《金》附入其中，把辽、金二王列入《本纪》。褒贬取舍，体例严整。经过二十年才编成，命名为《宋史新编》，共二百卷。（见《柯维骐传》。）
◎修国史
吴元年四月壬子，谕告起居注詹同说：“国史贵在秉笔直书，善恶都应当记载。从前唐太宗观看史书，虽然有失大体，但还是命令史官直书建成之事，这是想以此昭示天下为公。朕平日的言行是非善恶，你们都应当直书，不应当隐讳，这样才能使后世观看时，不失其真实。”（见《大训记》。）
洪武六年八月，学士承旨詹同因渡江以来，征讨平定各地的事迹，礼乐治国之道的详情，都还未记载成书，请求编纂《日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詹同与宋濂担任总裁官，吴伯宗等担任纂修。第二年五月，《日历》编成，从起兵临濠到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见《昭代典则》。）
建文元年，编修《太祖实录》，以修撰李贯，国子监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杨士奇，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等，担任编纂官。（见《三编》。）
文彬按：洪武年间修《元史》，征召山林隐逸之士担任纂修官；建文、永乐年间，编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以及知州、知县等都能担任编纂官。杨士奇由布衣起家，三次编修《太祖实录》都参与其中。成祖编修《永乐大典》以布衣陈济为都总裁，修撰曾〇等仅仅是他的副手。当初重视文学而不拘于资格的程度就是这样。宣德以后，专门以修撰、编修、检讨担任史官。从此以后，非翰林出身不得参与，一代的记载就专属于词臣了。
成祖刚即位时，认为建文年间所修的《太祖实录》有失实之处，于是重新修撰。命李景隆、茹〇常担任监修。前任纂修官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如实记载燕王起兵之事，被灭族。（见《三编》。）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皇帝认为先前的监修官李景隆、茹〇常等人心术不正，加之期限紧迫，未能修得精详，于是又命姚广孝、夏原吉担任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担任总裁、纂修等官。（见《通纪》。）十六年五月庚戌朔，《实录》修成，共二百五十七卷，起于元至正辛卯年，止于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共四十八年。（见《艺文志》。）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杨士奇等进呈所撰《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杨士奇、杨荣都晋升为少师，杨溥晋升为少保，其余人也各有升迁。廷臣因编修《实录》成书而升官，从这时开始。（见《明纪》。）
成化二年八月，阁臣陈文等进呈所撰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实录》成，共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艺文志》。 )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杨士奇等进所撰《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士奇、杨荣俱进少师，杨溥进少保，余进秩有差。廷臣以《实录》成进官，始此。(《明纪》。 )
成化二年八月，阁臣陈文等进所撰《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於中，凡八十七卷。(《艺文志》。 )先是，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编修尹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後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後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於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於卢忠、徐振之言，卒从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尹直传》。 )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於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关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於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文旧事舆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垒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请委翰林院一员察视，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从之。(《梦余录》。 )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上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既去位，焦芳入内阁，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芳辄肆诋诬。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故奏表中有“传疑传信，庶以备於将来”之语。盖为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云。(《通纪》。 )是年五月，内阁援《会典》请序迁编纂《实录》诸臣。忽附批：调侍讲吴一鹏於南京刑部，侍读徐穆於南京礼部，编修顾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皆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於兵部，温仁和於户部，刘笼於礼部，翟銮、董▯於刑部，崔铣於南京吏部，陆深於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於吏部，汪伟、穆孔晖於南京礼部，易舒诰於南京户部，皆主事。始瑾恶翰林官不下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是，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谓可乘此以挤所不悦者，乃疏名上之瑾，怂患成之，谓之“扩充政事”。(《三编》。 )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成阝戾王？
译《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于宣德十年正月，止于天顺八年正月，首尾共三十年，把景泰帝的事迹附在其中，共八十七卷。（见《艺文志》。）在此之前，总裁想要革去景泰帝的帝号，援引汉代昌邑王、更始帝作为比照。编修尹直辩驳道：“实录中，有起初是大臣后来沦为平民百姓的人，正当在任时就称‘某官某’，等到罢官以后才改称。就像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被贬为庶人，在他还未谋反时，书中仍照旧称他为‘王’称他为‘叔’。哪有预先算定他将谋反就立即降用‘庶人’称号的道理呢？况且昌邑王很快就被废黜，而景泰帝却做了七年宗庙社稷之主。更始帝没有承受谁的册命，景泰帝却是受母后策命的。当时国家处在倾覆危难之中，如果没有景泰帝，京师就不再属于国家了。虽然易储一事有失德行，但他没有被卢忠、徐振的话所迷惑，最终顺从两宫太后一直到今天。他的功过足以相抵，不应当革去帝号。”当时的人无法反驳他。（见《尹直传》。）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求在文渊阁附近另建一座重楼，把历朝《实录》、御制文集、玉牒以及关系国家大事的文书，盛放在铜柜中，收藏在楼的上层。至于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留的文献旧事以及凡是内府各衙门所收藏、可以供日后修史使用的文书，用铁柜盛放，收藏在楼的下层。每年曝晒书籍时，先请翰林院委派一员前往察看，事毕后加封标识。内外衙门如有事要查考的，必须请示皇帝旨意，不许擅自开启。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见《梦余录》。）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进呈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已经离任后，焦芳进入内阁，把持史笔。凡有褒贬多是挟带私人恩怨。对旧时的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一辈人，焦芳动辄肆意诋毁诬蔑。李东阳等人不敢与他有异议。所以奏表中有“存疑存信，希望以此留待后人”这样的话。这大概是为焦芳篡改《实录》埋下的伏笔。（见《通纪》。）这一年五月，内阁援引《会典》请求依次晋升编纂《实录》的诸位大臣。忽然批复：调侍讲吴一鹏到南京刑部，侍读徐穆到南京礼部，编修顾清到南京兵部，汪俊到南京工部，都任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到兵部，温仁和到户部，刘笼到礼部，翟銮、董〇到刑部，崔铣到南京吏部，陆深到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到吏部，汪伟、穆孔晖到南京礼部，易舒诰到南京户部，都任主事。起初刘瑾憎恨翰林官不肯屈从自己，想把他们全部调出朝廷，被张彩劝阻而未成。到这时，又重提前议，张彩再次极力阻止。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一辈人认为可以趁此机会排挤所不喜欢的人，于是把名单开列上奏刘瑾，怂恿他促成此事，称之为“扩充政事”。（见《三编》。）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说：“景皇帝有拨乱反正的大功，可《实录》中却仍称他为郕戾王？敬皇帝仁德深厚、恩泽深广，可《实录》却出自焦芳之手，是非颠倒，请求下诏命儒臣改修。”皇帝只命史臣改正《孝宗实录》中不妥当的地方，但也未曾真正改正过。（见《马录传》。）
四年三月，大学士费宏说：“献皇帝美德懿行，在旧邸时必定有编成的书稿，应当交付史馆，编修《实录》。”皇帝听从了。第二年六月丙子，《实录》编成，共五十卷。（见《明纪》。）
文彬按：明朝一代所欠缺的典制，如建文、景泰二帝，君临天下数年，都不得入太庙，并且都不得修实录。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唯独对兴献王徇私施恩，不但为他称宗祔庙，扰乱了一朝的祭祀典制，而且为他编修《实录》，紊乱了千秋
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纂。”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马录传》。 )
四年三月，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书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付史馆，纂修《实录》。”从之。明年六月丙子，《实录》成，凡五十卷。(《明纪》。 )
文彬按：有明一代阙典，如建文、景泰二帝，君临天下数年，不得入庙，并不得修实录。世宗以制作自任，未识及此，独徇私恩於兴献，不但称宗▯庙，乱一朝之祀典，且纂修《实录》，紊千秋之史体。费宏之请，徒欲阿徇上意，不顾贻讥千秋。而廷臣惩议礼之祸，无复规谏。殊可叹也。”
六月庚子，费宏等上所撰《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艺文志》。 )
检讨席春，尚书书弟也，预修《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舆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笼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席书传》。 )
十三年，建皇史▯於重华殿西，以藏列朝《实录》、《宝训》。每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梦余录》。 )
隆庆二年，王世贞奏：“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间至永乐元年，筒有阙漏未载。夫汉不以吕氏而废本纪，唐不以武氏而废实录。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也。乞下内阁诸耆硕臣，考究革除年间事迹，别为一书，附之国史之末。”疏入，不纳。(《明臣奏议》。 )
万历初，穆宗实录成，于慎行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于慎行传》。 )
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位号，修辑四年事迹，尽废野生不经之说，其景泰宜自为一录，削成阝戾旧名。疏下群臣议。於是礼部尚书沈鲤奏言：“建文以革除而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皆为我朝缺典所据。司业王祖嫡有循史职、修缺典之奏，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惟将英庙《实录》中间七年事迹，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无相混淆。至於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今亦无凭议复，亦惟於高庙《实录》之末，摘出四年事迹，复称建文年号，如斯而巳。”诏从之。然卒不果行。(文彬按：沈鲤覆祖嫡之疏，诸书未载。见《明臣奏议》系之万历十三年。《三编》载辅臣申时行覆祖嫡疏，在十六年三月。当时下群臣议，内阁、礼部必同时覆奏。《明史》鲤本传，有十六年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云云。证之《明通纪》亦同，直系之十六年。
译的修史体例。费宏的请求，只不过是想曲意迎合皇帝的心意，不顾遗留千秋的讥议罢了。而廷臣鉴于议礼之祸，也不再有人规谏了。实在令人叹息啊。
六月庚子，费宏等进呈所撰《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见《艺文志》。）
检讨席春，是尚书席书的弟弟，参与编修《实录》成书，应当晋升官阶。内阁费宏因席春是从别的官职调入的，与检讨刘夔一并拟任为按察佥事。刘夔也是原御史，因为要回避他兄长侍郎刘笼而改任的。席书大为恼怒，上疏说：“按旧例，没有编修书籍成书后反而外放担任外任官的。”皇帝因为席书的缘故，把席春留下升任修撰，刘夔也被留下升任编修。（见《席书传》。）
十三年，在重华殿西建造皇史宬，用来收藏历朝《实录》、《宝训》。每当编纂完成，就把草稿在椒园焚化，正本收藏于此。（见《梦余录》。）
隆庆二年，王世贞上奏：“《太祖实录》记事止于洪武三十一年，中间到永乐元年这段，多有阙漏未曾记载。汉朝不因吕氏之事而废弃本纪，唐朝不因武氏之事而废弃实录。国家天下不可一天没有历史记载。请求下令内阁诸位耆宿重臣，考究革除年间的事迹，另外编成一书，附在国史之末。”奏疏呈上，未被采纳。（见《明臣奏议》。）
万历初年，《穆宗实录》编成，于慎行晋升修撰，充任日讲官。按照旧例，都是以翰林中的大员担任日讲官，没有轮到史官的。于慎行与张位以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都是以史官身份获得此职，这是特例。（见《于慎行传》。）
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请求恢复建文帝的位号，编修建文四年间的事迹，全部废除民间不合经典的传说，而景泰一朝应当自成一录，削去“郕戾”旧称。奏疏下发群臣商议。于是礼部尚书沈鲤上奏说：“建文帝因革除年号而只称洪武年号，景泰帝因附系于本纪之内而并入英宗，这都是我朝所欠缺的典制所导致的。司业王祖嫡有恪守史职、修补缺典的奏请，臣等不敢有另行更改的建议，只是把英宗《实录》中间七年的事迹，命名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不再相混淆。至于建文的位号，诏书中原本没有降削的文字，如今也没有依据议定恢复，也只是在高皇帝《实录》的末尾，摘出建文四年的事迹，重新称建文年号，如此而已。”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但最终并未真正施行。（文彬按：沈鲤答复王祖嫡的奏疏，各书都未记载。见于《明臣奏议》，系于万历十三年。《三编》记载辅臣申时行答复王祖嫡的奏疏，在十六年三月。当时下发群臣商议，内阁、礼部必定是同时上奏答复的。《明史》沈鲤本传中，有十六年请求恢复建文年号、重新修定《景帝实录》等语。以《明通纪》相互印证也是如此，径直系于十六年。）
十七年，逯中立上疏：“臣见辅臣王锡爵上疏请求编纂正史，起用原任詹事刘虞夔充任总裁官。舆论纷纷议论，认为这不是合适的人选。臣私下认为编修国史是重大典制，必须广泛访求名流，广招俊杰之士。前任辅臣的奏疏中，有‘想要从别的官署中选取，从外任官员中选取，从闲散罢官人员中选取，从山林隐逸之士中选取’的话，而且一定要说‘文才德行兼备’，又说‘德行操守没有亏损’。如今却授予他的门生刘虞夔首先参与总裁的选任。倘若误加录用，那么修史这样的重大典制，恰好就成了开启奸邪之臣奔竞钻营之门的手段，又怎能用来昭示后世的法戒、垂范万世呢？恳请皇上晓谕辅臣以及吏部严格进行咨访，务必寻求端正方直、见识广博、有德行道术的人士。不要滥加录用不合适的人，以玷污这场盛大的事业。”皇帝听从了这个建
)
十七年，逯中立疏：“伏见辅臣王锡爵题请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刘虞夔充总裁官。舆论啧啧，以为匪人。窃维修史钜典，必博访名流，广招俊士。前辅臣疏，有‘欲取之别署，取之外僚，取之闲废，取之山林隐逸，’而必曰‘文行兼优’，又曰‘行义无亏’。今乃授其门人虞夔首预总裁之选。傥误蒙收录，则修史之典，适以启邪臣奔竞之途，何足以昭法戒而垂万世？伏望谕辅臣及吏部严行谘访，务求端方直亮、博闻、有道术之士。毋得滥及匪人，以污盛举。”从之。(《明臣奏议》。 )
二十二年三月癸卯，诏修国史。先是礼部尚书陈于陛疏书：“宋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观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 无虑数百种。若不及时网罗，岁月既久，卷帙散脱，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纂，以成万世不朽盛事。”诏从之。(陈于陛传。 )修撰焦▯言：“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向无专纪。景帝位号虽复，而《实录》附载，未经改正。夫胜国之君，代必为纪，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发祥之始，列於高庙《本纪》之首，如汉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长沙，巳无可议。 )至睿宗献皇帝似当一遵此例，不必另纪。盖位终北面，犹人臣之列；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此所当附见者，二也。或当分而不宜合？或当合而不必分，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须经圣断，乃可遵行。(《梦余录》。 )
二十三年九月乙酉，诏以建文朝事，附国史《太祖本纪》末，复其年号。时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言：“建文年号不宜革除。见值纂修国史，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年号，以复建文元、二、三、四年之旧。”礼部议从之，故有是命。
二十五年六月癸未，以皇极门左右两廊被灾，阁臣张位等请停止国史纂修事务。从之。(已上《实录》。 )
泰昌元年十一月，詹事公鼐言：“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亦多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讠为传，流为香山之稗说，臣窃痛焉。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先帝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见闻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公鼐传》。 )
天启二年，修《神宗实录》，命太常卿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
译议。（见《明臣奏议》。）
二十二年三月癸卯，下诏编修国史。此前礼部尚书陈于陛上疏说：“宋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撰写进呈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增补加入真宗一朝，命名为《三朝国史》。这就是本朝君臣自行编修正史的明证。我朝的史籍，只有历代皇帝的《实录》，正史却还没有编修。臣看民间私自编撰、可以供采择的著作，不下数百种。如果不及时加以搜罗，年深日久，卷帙散失残缺，想要编成信史，将不可能做到。恳请陛下明确颁布诏令，设立史馆编纂，以成就万世不朽的盛事。”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见《陈于陛传》。）修撰焦〇说：“本朝《实录》历代都有编修，唯独建文、景泰二朝，从来没有专门的纪传。景帝的位号虽然已经恢复，但《实录》中还是附带记载，未曾加以改正。已灭亡国家的君主，历代都必定为他立纪，这就是所谓‘国可以灭亡，史不可以灭亡’的道理。何况是在本朝之内，竟使孙辈蒙用祖父的年号，弟弟沿袭兄长的年号，名与实相违背，凭什么取信于后人呢？（这是应当创立新体例的第一件事。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位祖先，是本朝发祥的开端，列在高皇帝《本纪》的开头，就像汉高祖记述太公之事，光武帝记述长沙王之事一样，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至于睿宗献皇帝，似乎应当一律遵循这个先例，不必另立专纪。因为他终究是身居臣位，仍在人臣的行列之中；追尊为帝王之事，也没有编年纪传的体例。这是应当附带记载的第二件事。是应当分开还是应当合并，是应当合并还是不必分开，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必须经过圣上裁断，才能够遵行。”（见《梦余录》。）
二十三年九月乙酉，下诏把建文朝的事迹，附在国史《太祖本纪》之末，恢复建文年号。当时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说：“建文年号不应当革除。眼下正在编纂国史，应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年号，恢复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的旧称。”礼部商议后听从了这个意见，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二十五年六月癸未，因皇极门左右两廊遭受火灾，阁臣张位等请求停止编纂国史的事务。皇帝听从了。（以上见《实录》。）
泰昌元年十一月，詹事公鼐说：“近来听闻南北大臣官员，议论先帝驾崩这件事，也大多觉得怪异，说话大多有所隐晦。恐怕会因为里巷之间的传言，流传成香山那样的稗官野史，臣私下深感痛心。做人臣的敬爱君主，应当保存事情的真相，不应当保存虚假的说法。如今《实录》即将编纂，请求把先帝的事迹另外编成一录。凡是这一个月之间，颁布的明智纶音、施行的善政，固然应当大书特书；至于其中有见闻不同的说法，以及宫闱之中细微曲折的用意，也都应当秉笔直书、指明陈述，编成信史。臣虽然不才，但私下敢于承担此事。”奏疏呈上，没有得到批准。（见《公鼐传》。）
天启二年，编修《神宗实录》，命太常卿董其昌前往南方采集编辑先朝的奏章疏文以及遗留事迹。董其昌广泛搜求、博览征引，编录成三百本。又采集留在宫中未发下的奏疏，把切合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贪贿、吏治、边防等方面的内容，另外编成四十卷，仿照史书赞语的体例，附以按语评断。书编成后，上表进呈，皇帝下诏褒奖赞美，认为应当交付史馆收藏。（见《董其昌传》。）
魏忠贤已经编成《三朝要典》后，因《光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与《要典》相左，就说叶向高等所编修的内容不真实，应当重新编修。于是随意加以改动删削，凡与《要典》相抵触的内容都被更改。崇祯改元后，销毁了《三朝要典》，可是当初被篡改的《光宗实录》仍旧照旧
其昌广Ａ３博徵，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贪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董其昌传》。 )
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抵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庶子许士柔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於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校《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後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於何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於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巳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摘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思。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杀之，此尤不可解者也。”疏上，报闻。(《许士柔传》。 )
崇祯九年，礼科给事中冯元飚奏：“我朝列圣以来，虽御世长久，事迹繁重，实录之成，无逾至数年者。今熹庙之政，前後七载，《实录》至今未成，後世将何所取信？乞敕所司，将实录、宝训立行竣役。有不公者，廷臣据实纠正，按治如法。”(《梦余录》。 )
文震孟疏：“臣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悸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挺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寰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炉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今皇史▯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含糊从事，後来诸臣无复洗石渠之秽，使流传後世，何所取衷？
译未改。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说：“先帝的《实录》被魏忠贤党羽曲意篡改，应当改正过来，恢复原来的记载。”当时温体仁执掌国政，与王应熊等人暗中阻挠此事。这件事因此就搁置了。庶子许士柔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要典》等于还没有焚毁一样。”于是上疏说：“先帝《实录总记》对于世系的记载偏偏简略。皇上受孕受教之年，圣诞降生之日，都没有记载。命名的典礼，潜邸时的封号，都没有记载。圣母出自何家何族，受过什么封号，都没有记载。这些都是原本《实录》中详备记载的内容，而被篡改的《实录》却删去了这些内容。原本《实录》编成之时，正在皇上还在潜邸的时候，尚且如此详尽谨慎。新篡改的《实录》进呈之时，正在皇上登基之初，为何反而如此简略草率呢？这使得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间的重大人伦关系，都被隐晦不明、残缺无从查考。这对于信史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温体仁命中书官检出《穆宗总记》给许士柔看。许士柔具文揭示争辩说：“先帝《实录》与历代皇帝的体例不同。历代皇帝在位时间长久，登基以后的事迹，按编年体逐一排纂，那么《总记》中可以不必记载。先帝在位仅一个月，三位皇后诞育圣躬之事，都发生在登基之前。这些内容不在《总记》中记载，又将在哪里记载呢？穆宗皇帝大婚的礼仪，皇子的诞生，都发生在嘉靖年间，所以《总记》不予记载。至于册立的大典，编年体中未尝不完整记载。先帝在位一个月就驾崩传位，熹宗皇帝的册立应当记载，那么皇上您的册封难道就不应当记载吗？”不久又上疏说：“历代《实录》没有不记载世系的先例。臣之所以要指出、摘录被篡改的《实录》，正是因为它与历代的成例不符。孝端皇后，是先帝的嫡母，原本《实录》详细记载了她保护先帝的功劳，而被篡改的《实录》却删去了这些内容，这是为什么呢？当年国本几乎陷于危难，坤宁宫从中调停维护，这真是慈爱之心的极致体现，是对先帝深切的顾念之情。史官竟然轻易用寥寥几笔就把这些抹杀掉，这尤其令人无法理解。”奏疏呈上，得到了回复知悉的批示。（见《许士柔传》。）
崇祯九年，礼科给事中冯元飚上奏：“我朝历代皇帝以来，虽然在位年久，事迹繁多，《实录》修成，没有超过数年才完成的。如今熹宗朝的政事，前后共七年，《实录》至今仍未编成，后世将凭什么来取信呢？恳请敕令主管部门，把《实录》、《宝训》立即完成。有不公正的地方，由廷臣据实纠正，依法查办。”（见《梦余录》。）
文震孟上疏说：“臣在史局中充任职务，近来因为编修《熹宗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实录》副本来校对，发现其中舛误很多。而其中最悖谬荒诞之处，如先帝的册立以及梃击、红丸这些大事，都沿袭了《三朝要典》中的邪说，并加以附和呼应。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之时，是礼部官员周炳寰等所编纂、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编定的。到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请旨重新编修，就是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呈、如今收藏在皇史宬中的那个版本。当时皇上刚刚登基，逆案还未审定，阁臣黄立极处理此事含糊不清，后来的大臣也没有再洗刷石渠阁史书中的污秽，若使这样的内容流传后世，又能凭什么取信呢？国史所关系的，实在不是小事。臣谨慎地摘出其中最为悖谬的内容，恳请敕令史馆逐一改正。或者取来天启三年所进呈的原稿，再加以校勘审定，收入皇史宬。这样才能使千古的是非不至于混淆颠倒，一代的褒贬评判才能够有所凭依。”（同上。）当初，天启年间，下诏编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记载了神宗朝时储君之位岌岌可危以及妖
国史所关，良非细故。臣谨摘其悖谬之甚者，乞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遗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同上。 )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郧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臬危 ▯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後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故震孟摘尤谬者敷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文震孟传》。 )
卷三十七 职官九
◎六科(元给事中不分科。 )
吴元年，置给事中。洪武六年正月，以举人传宗岩、崔莘为给事中，又选国子监蒋学、方徽、彭通、宋善、王惟吉、邹杰等拜给事中，入禁中文华堂肄业。三月己巳，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二人。铸给事印一，推年长者掌之。九年，定给事中十人。十年，隶承敕监。十二年，改隶通政司。十三年六月丁丑，置谏院左右司谏，以耆儒刘▯育、关贤为之；左右正言，以耆儒赵肃、何显周为之；置谏议大夫，以唐铎为之。寻皆罢。二十二年三月，改给事中为“源士”。先是，以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适符古元士之数，改为元士。寻以六科为政事本源，改为源士。未几复为给事中。二十四年五月，改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二人，从八品；给事中共四十人，正九品。建文中，革左右给事中，增设拾遗、捕阙。成祖复旧制。(王圻《通考》。 )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扎凡一千一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曰：“股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遍？苟政事有失，将为天下害。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事自无不当。”此六科稽查号件、封驳章奏之例也。(《梦余录》。 )
六科衙门在砖城内，尚宝司西。永乐中灾，暂於午门外直房署事。至今仍之。(王圻《通考》。 )
永乐元年九月，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刑科给事中。(《大政记》。 )十一月，命六科办事官言事。上初即位，欲周知民隐，命吏部尚书蹇义等，凡郡县考满至京，选其识达治体者，令於六科办事，俾各言所治郡县事。卒无言者。上谕给事中朱元贞等曰：“郡县岂无一事可言？今在肤左右，尚默然。况远在千万里外乎？卿等可以肷意谕之，何利当兴，何弊当革，皆勿隐。若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则无所逃罪矣。”(《昭代典则》。 )
二年三月己巳，召都给事马麟等谕曰：“为治贵得大体，比尔等疏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
译书、梃击等各种事件，秉笔直书没有丝毫回护偏袒。此后魏忠贤窃取权柄，御史石三畏弹劾革除了周炳谟的官职。魏忠贤指使他的党羽重新编修，是非颠倒。所以文震孟摘出其中尤为荒谬的几条，上疏请求改正。皇帝特意亲临平台，召见廷臣当面商议，最终却被温体仁、王应熊所阻挠。（见《文震孟传》。）
卷三十七 职官九
◎六科（元代的给事中不分科。）
吴元年，设置给事中一职。洪武六年正月，任命举人传宗岩、崔莘担任给事中，又选拔国子监生蒋学、方徽、彭通、宋善、王惟吉、邹杰等人授予给事中，进入禁中文华堂研习学业。三月己巳，才开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二人。铸造给事中官印一枚，推举年长者掌管。九年，定给事中为十人。十年，隶属承敕监。十二年，改隶属通政司。十三年六月丁丑，设置谏院左右司谏，任用宿儒刘〇育、关贤担任；设置左右正言，任用宿儒赵肃、何显周担任；设置谏议大夫一职，任用唐铎担任。不久都被罢除了。二十二年三月，把给事中改名为“源士”。此前，因魏敏、卓敬等人共八十一人，恰好符合古代元士的人数，改名为元士。不久又因六科是政事的本源，改名为源士。不久又恢复称给事中。二十四年五月，改定各科官员员额。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二人，从八品；给事中共四十人，正九品。建文年间，革除了左右给事中，增设拾遗、补阙。成祖恢复了旧制。（见王圻《续文献通考》。）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辅说：“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间，内外各衙门所上的奏札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皇上说：“朕每天要总揽万机，怎能一一周全顾及？如果政事有所疏失，就会给天下造成危害。你们能各自尽心加以封驳，那么各项事务自然就没有不妥当的了。”这就是六科稽查奏章文件、封驳章奏的先例。（见《梦余录》。）
六科衙门设在砖城之内，尚宝司西边。永乐年间发生火灾，暂时在午门外的值房中办理公事。至今仍然如此。（见王圻《续文献通考》。）
永乐元年九月，高唐州百姓王政上言进献治国之道，被提拔为刑科给事中。（见《大政记》。）十一月，命六科在部里办事的官员进言议事。皇上刚即位时，想要周知民间疾苦，命吏部尚书蹇义等，凡是郡县官员任满考核后来到京城的，选拔其中通晓治国大体的人，让他们到六科去办事，让各人陈述自己所治理郡县的事情。结果始终没有人进言。皇上告谕给事中朱元贞等说：“郡县里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言吗？如今就在朕的身边，尚且沉默不语。何况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人呢？你们可以把朕的心意告诉他们，什么利益应当兴办，什么弊病应当革除，都不要隐瞒。如果现在不说，等有别人说出来，那就无法逃脱罪责了。”（见《昭代典则》。）
二年三月己巳，召来都给事马麟等人告谕说：“治理国家贵在把握大体，近来你们上疏驳正奏牍，一个字的错误，都喋喋不休地议论，未免太琐碎了。官府处理文书，事务繁重积累，精力有时难免疲惫，难免会出现错误。从今以后，奏疏中如有数目、日期等字有错误的，都令旁边加注改正，加盖印章即可，不必再上奏。”（见《大训记》。）
七年闰四月戊申，告谕尚书蹇义等说：“皇太子所裁决处理的各项政务，命六科每月分类奏报朝廷知晓。”（见《通纪》。）
仁宗即位后，命给事中萧奇等三十五人担任州县官，提拔监生徐永潜等二十人担任给事中。（见《本纪》。）洪熙元年，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