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礼三(吉礼 )
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
译后，再改卜吉日行礼。"皇帝没有听从。
文彬按：世宗厘正祭祀典章，都能折衷参照古制。然而郊祀更定之后，三十多年间，亲祀南郊仅七次，亲祀方泽仅一次；商议施行祈〇、大飨等各项典礼，也只在最初举行时亲自参与，此后都遣官代祭。所谓纷纷制定礼制，不过是徒然崇尚繁文以粉饰观瞻罢了。
十八年二月丁未，在元极宝殿举行祈〇之礼，不奉配享，此后遂成定制。
隆庆元年正月，礼部大臣进言说："皇帝亲祭先农，随后耕种〇田，这本就含有祈〇的遗意。如今两项祭祀都在春季举行，未免烦琐频繁。况且元极宝殿位于宫禁之地，百官陪祀出入不便。应废止祈〇之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皇帝听从了。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在南郊举行祈〇之礼。
十五年正月，举行祈〇之礼。这一年上辛日恰在正月初一，辛未日，礼部认为朝贺当天举行祭礼不便，上疏请求改在十一日辛巳这个中辛日举行。皇帝批示："改在中辛日行礼。"
○大雩（祷雨附）
明朝初年，凡遇水旱灾害及异常天变，皇帝有时亲自祈祷，有时在宫中露天告祭，有时在奉天殿丹陛举行，有时派遣官员到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祭告，没有固定的仪式。
洪武二年，太祖因春天久旱不雨，向诸神灵祈祷告祭，坛中设置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共五个神位，皇帝亲自前往行礼。
三年六月戊午朔，因久旱祈雨，皇帝身着简朴衣履，徒步走
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
译到山川坛，露天住宿，一连三天。七年五月，举行大雩之礼。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祈雨没有应验，皇帝作《闵旱诗》给群臣看。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在南郊祈祷降雨。成化六年二月丁丑，在郊坛祈祷降雨。
八年四月，天旱，皇帝派遣使者向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祈祷降雨。
弘治十七年五月，京畿及山东一带久旱，皇帝派遣官员祭告天寿山；又分别命令各地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及大海之神。
嘉靖八年，皇帝谕示礼部说："去年冬天雪下得少；到了春天，雨水又不降；应当亲自祭祀南郊、社稷、山川之神。"尚书方献夫等人拟定仪式规程呈上。二月，皇帝亲自到南郊祈祷，祭祀山川安排在同一天，祭祀社稷安排在次日；祈祷时不清道净街。皇帝所穿冠服用浅色，群臣也一样。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在大祀门外；其余官员在南天门外；各就班位陪祀。
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丹陛之上举行大雩之礼。夏言请求另筑雩坛。此后每年孟春祈〇之礼举行后，如雨水按时降下，则雩祭派遣官员代行；若雨泽迟迟不至，则皇帝亲自前往祈祷。
十一年，于是在圜丘坛外建造雩坛……（原文至此中断）
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译在元门的东边，遇到风灾旱灾就举行祈祷，供奉太祖配享。(以上出自《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人上奏说："古时候举行大雩祭祀，命乐正演习《盛乐》、舞《皇舞》；这是借助声乐舞容的和谐，来宣泄阴阳之气。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音乐停止的时候，演奏《云门之舞》。再命儒臣摘取《云汉诗》的词句，创作《云门》一曲，让文舞、武舞的舞士一同起舞并合唱。"(出自《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
译十七年四月，举行大雩礼。当时准备亲自到郊坛祈祷，皇帝对礼部说："祈雨是修身反省之事，不用全套仪礼，也不用祖先配祭。"（见《实录》。）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因久旱，皇帝亲自到雩坛祈祷。（见《大政记》。）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皇上在神只坛祈雨。（见《实录》。）三十七年五月，举行大雩礼。（见《大政记》。）四十三年四月，举行大雩礼，（同上。）四十五年六月，亲自在凝道雷轩祈雨。
万历十三年二月，大旱。庚午日，举行大雩礼。三月甲申日，举行大雩礼。四月丙午日，举行大雩礼。崇祯元年五月辛巳日，祈雨。
四年四月庚戌日，祈雨。五月甲戌朔日，步行到南郊祈祷。（以上见《本纪》。）
○大飨
明朝初年，没有在明堂祭祀上帝并配享的制度。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奏说："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应当建立明堂，尊皇考为'宗'，使他配享上帝。"皇帝把此事下发礼部商议。尚书严嵩说："明堂、圜丘都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场所。如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好符合古代的方位。明堂秋季祭飨的礼仪，就可以在这里举行，不必另建。至于配享的礼制，从前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为宗，传说认为万物在秋天成形，所以秋天在明堂祭祀，用父亲配享，取万物成熟之时的意思。从汉武帝到唐、宋各朝君主，没有不这样做的，都是以亲近父亲为主。至于钱公辅、司马光等人的议论，则主张以祖宗的功德为准。如今以功德而论，应当用文皇帝配享；以亲近而论，应当用献皇帝配享。至于称'宗'的礼制，则没有称'宗'而不进太庙的先例，臣等不敢妄加议论。"皇帝降旨说："明堂秋季报祭的大礼，应当在奉天殿举行，让皇考配享。称'宗'有什么不可以的？"命令再议。户部侍郎唐胄上疏争辩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了。《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为宗，来配享上帝。'又说：'尊崇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解说的人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制定礼乐，而文王本来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这件事来证明圣人的孝道，用来回答曾子的问题罢了。并不是说：拥有天下的人，都必须用父亲配享上天，然后才算孝顺。不然的话，周公辅佐成王临朝，这个礼制大概是为成王制定的，对周公来说是尊崇父亲，对成王来说就是尊崇祖父了。可是周公归政之后，没听说成王因为尊父的缘故，废除文王配享上天的祭祀而改为祭祀武王。等到康王继位，也没听说因为尊父的缘故，废除文王配享的祭祀而改为祭祀成王。后世在明堂祭祀的人，都用父亲配享；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思，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从前有人问宋朝儒者朱熹说：'周公之后，应当用文王配享呢？还是应当用当时国君的父亲配享呢？'朱熹说：'只应当用文王配享。'又问：'继承周朝的呢？'朱熹说：'只用有功业的祖先配享，后人只是被尊崇父亲的说法迷惑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享，不专用父亲，是很明白的。皇上继承皇统之初，朝臣坚持过继为人后嗣的说法，于是极力端正大伦，全靠张孚敬、席书等诸位大臣。等到何渊提出建庙的建议，陛下嘉许答复诸位大臣，也说：'朕奉行天命效法祖
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
译宗，怎敢冒犯太庙。'难道如今竟被丰坊的话所迷惑吗？臣认为明堂的礼制，确实不可废弃，只应当奉太宗配享，这在礼制上才合适。如果献皇帝有幸得圣人做他的儿子，不必等到称宗议配，专庙的享祭，也能百世不迁了。"奏疏呈上，皇帝大怒，把唐胄下狱治罪。严嵩于是再次召集朝臣商议，请求奉献皇帝配享明堂，而文皇帝在孟春祈谷时配享。皇帝依从了献皇配享上帝的请求，却驳回了文皇帝配享的提议。不久又召集文武大臣在东阁商议，议定献皇帝应当称"宗"。皇帝因为奏疏没有提到"入庙"，把奏疏留在宫中不予批复，就假设为臣下奏对的言辞，写作《明堂或问》，拿给辅臣看。大意说："文皇帝是远祖，不符合尊父的道理，应当用父亲配享。称'宗'虽然没有定论，但尊崇亲近推崇上位，从道理上应当施行。既然称'宗'就应当入太庙，哪有太庙中四位近亲不齐全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确的议论，尊崇私亲，心里又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无法向朝臣交代，就给献皇帝上庙号叫睿宗，而改称太宗的庙号为成祖。当时还没有建明堂；临近九月，就在元极宝殿举行大飨祭祀上帝，让睿宗配享。（见《礼志三编》。）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造大飨殿，告谕礼部说："周代的明堂之礼与郊祀同等重要。以前因为秋季祭地的场所没有确定，特地在元极宝殿祭祀，朕心里觉得歉然。如今朕亲自制定图样建立殿宇，恭敬地定名为'泰亨'，用来表明恭敬奉侍上帝的心意。"于是规定：每年秋季在此举行大飨祭祀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见《通典》。）
《通典》说："明堂的礼制，明朝初年没有议定。到了嘉靖年间，丰坊首创尊父配天的说法，迎合皇上的心意，因此特意举行这个礼制，追尊自己的生父。元极宝殿配享之后，第二年皇帝巡幸承天府，在龙飞殿祭祀天帝，也让献皇帝配享。此后自行制定规制，另建泰享殿，三年才建成。然而大享之礼始终没有正式举行，殿内的祭献也只是派官员代为行事。大概皇帝排斥众议，尊崇私亲，虽然一时强行推行，终究有心中不安之处。所以礼臣屡次进言，屡次拖延推行，不只是耽于修建元极宝殿，也是怕皇帝亲自出行罢了。先圣所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难道不真实吗！"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建成。礼部请求在新殿举行秋祭，皇上下令这年秋天仍在元极宝殿行礼。从此以后，每年都派官员前往行礼，成为常例。（同上。）
隆庆元年，礼臣说："我朝大飨的礼制，是从皇考（世宗）开始举行的，追尊睿宗以彰显尊父配天的孝道。从皇上的角度看，睿宗是皇祖，不符合周人在明堂祭祀文王为宗的意思。于是皇帝依从他的请求，废除大享礼，命令元极宝殿仍改回钦安殿。（见《礼志》。）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说："古代祭祀日月的礼制有六种：然而郊祭，是隆重地报答上天而以太阳为主、以月亮配祀；这是从祀的礼制，不是正式的祭祀。《大宗伯》说：'在四郊举行禋祭，在东郊祭日，在西郊祭月；'《觐礼》说：'祭祀方明，在南门之外祭日，在北门之外祭月；'这是因事而设的祭祀，不是常规的祭祀。只有春分时，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秋分时，在西门之外拜祭月亮；这才是祭祀中
”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岁、风、雷、雨师从祀圜丘，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会典》。 )
二年，以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坛▯，非尊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从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
译正规而经常举行的。大概天地最为尊贵，所以用一年之始（郊祀），而在二至日祭祀。日月是阴阳的象征，春分阳气正长，秋分阴气开始增长，所以在二分日祭祀。如今应当设立专坛祭祀。朝日坛建在城东门外，夕月坛建在城西门外。朝日在春分日举行，夕月在秋分日举行；星辰则附祭于月坛。"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见《春明梦馀录》。）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发生日食。这天正是春分。礼官上奏说："朝日之礼改用己亥日举行。"皇帝下诏说："可以。"（见《典汇》。）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壝。在大祀殿丹墀内堆砌石台四座，东西相对，作为日、月、星、辰四坛。原先的朝日、夕月、星祭全部废除。（见《通典》。）
嘉靖九年二月，皇帝告谕张璁说："日月照耀天下，功劳很大。太岁等神每年有两次祭祀，而日月星辰只有一次从祀，在道理上不妥当。应当同时建立东、西郊与南、北郊四座祭坛。"于是规定春分、秋分之祭，按常规仪式；并在朝阳门外建朝日坛，坐西朝东；在阜成门外建夕月坛，坐东朝西。（见《礼志三编》。）
当时更改郊坛礼制，朝日、夕月等坛所用的玉爵，各按其方位所属的颜色制作。因此下诏向天方、哈密等国求购红玉、黄玉，没能求到。有位回回馆的通事名叫撒文秀的人说："这两种玉产自阿丹，距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那地方有两座山相对而立，各分雌雄，有时能自己鸣叫。请求像永乐、宣德年间那样，带重金前往购买。"皇帝依从礼部的商议，作罢了。（见《外国传》。）
十年，夕月坛改用铁炉放在坎穴之上焚烧祭品，不必再造燎坛，以符合在坎穴祭月的意思。（见《图书编》。）
二月庚辰日，皇上亲自在朝日坛祭祀大明（太阳）。八月癸未日，亲自在夕月坛祭祀夜明（月亮）。（见《大政记》。）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逢甲、丙、戊、庚、壬年在东郊，逢丑、辰、未、戌年在西郊，皇帝亲自驾临祭祀。其余年份，派文臣代祭朝日坛，派武臣代祭夕月坛。（见《礼志》。）
三年，礼部呈上朝日仪注，说："正式祭祀遇到风雨，就在坛前设小帐幕，皇帝就着小帐幕行礼。其中的升降奠献等事，都由太常寺执事官代为进行。"皇帝下诏说："可以。"（见《会典》。）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日，在东郊祭日。（见《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皇帝对中书省大臣说："日月都各有专坛祭祀，而星辰却附祭于月坛，这不合礼制。"礼部拟定在城南诸神祭祀坛的正南方增建九间殿堂，日月及周天星辰都在这里行礼。朝日、夕月用春分、秋分日；祭星辰则在天寿节前三天举行。皇帝依从了这个方案。
四年九月，皇帝亲自祭祀周天星辰，仪式如同朝日礼。二十一年，因为星辰已经从祀于南郊，废除了星祭。
在此之前，元年，太常司上奏：请求在立秋后的辰日祭祀灵星，立冬后的亥日，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在城南建坛。皇帝依从了。二年，依从礼部尚书崔亮的奏请：每年皇帝生日祭祀寿星，同一天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十五日祭祀灵星，都派官员行礼。到三年，废除了寿星等祭祀。（以上见《礼志》。）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年，把太岁、风、雷、雨师从祀于圜丘，在风师之后增加云师。（见《会典》。）
二年，因为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祭于城南，祭祀的场所没有专坛壝，不符合尊崇
(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风、云、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未几，以诸神从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梦馀录》。 )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日下旧闻》。 )
十年，何孟春言：“国初，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谓‘月将’非经见者；按《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孰谓非经见耶？”(《春明有梦馀录》。 )
是年，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礼志》。 )
十一年，厘正祀典，改叙云、雨、风、雷祭期。每岁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并同社稷仪注。(《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亲礼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春明梦馀录》。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皆建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礼志》。 )
三年，于社稷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外之右，社稷共为一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为大祀。(《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
文彬按：社稷升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载。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闻。初，陶安议礼，谓社稷之“社”与郊社之“社”异。社与郊对举，则天地分祭之本义也。社与稷异名，则社稷异坛之本义也。故据古礼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为合祀，改为配祖，说多强为传会。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无别，于尊祖、亲地之道雨失之。此与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礼之过也。
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
译神只的道理。皇帝命礼官考证古制上报。礼官上奏说："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以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应当合为一坛，春秋两季专门祭祀。"皇帝依从了。于是规定用惊蛰、秋分日祭祀太岁诸神，用清明、霜降日祭祀岳渎诸神。（王圻《续通考》。）
六年，命令天下祭祀风、云、雷、雨之神。（见《通典》。）
七年，下令春秋上旬择日祭祀太岁。不久，因为诸神已从祀于南郊，就省去了春祭。（见《春明梦馀录》。）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的排列次序，为"云、雨、风、雷"。（见《日下旧闻》。）
十年，何孟春说："国初，规定在山川坛的正殿祭祀太岁，而把春、夏、秋、冬四位月将分祀于两侧廊庑。有人说'月将'并非经书中记载的；按《祭法》说：'在泰昭埋少牢，祭祀四时；在坎坛相祭，祭祀寒暑。'太岁实际上统领四时，而月将则是四时的征候，寒暑运行都体现在其中。古人有对'时'与'寒暑'的祭祀。如今祭祀太岁、月将，本来就是祭祀时令与寒暑之神，谁说不见于经典呢？"（见《春明梦馀录》。）
这一年，在正阳门外之西建太岁坛，与天坛相对。中间是太岁殿；东庑，设春、秋月将两坛；西庑，设夏、冬月将两坛。皇帝亲自在拜殿中祭祀。每年孟春享庙、岁末祭祀之日，派官员前往致祭。（见《礼志》。）
十一年，整顿祭祀典章，改订云、雨、风、雷的祭祀日期。每年仲春、仲秋上旬，择日举行，并且和社稷的仪注相同。（见《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在宫城西南建社稷坛，坐南朝北，两坛异处而共用一壝。（王圻《续通考》。）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祭祀社稷；太社用句龙配享，太稷用周弃（后稷）配享。这天，皇上亲自主持社稷之礼，穿皮弁服，检省牺牲时穿祭服，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行三献之礼。当初，皇上命令中书省、翰林院商议修建殿屋以遮蔽风雨。学士陶安说："天子的太社必须承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才加盖屋顶，使它不能承受上天的阳气。修建屋顶不合适。如果遇到风雨，就请在斋宫遥祭。"皇帝依从了。（见《春明梦馀录》。）
十二月己丑，把社稷坛的制式颁布到天下。各郡邑都在本城西北建坛，右边是社、左边是稷。祭祀用春、秋二仲月的上戊日。（见《礼志》。）
三年，在社稷坛北面建享殿，又在北面建拜殿五间，以防备风雨。（见《通典》。）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认为社、稷分开祭祀，配祀不恰当，把此事下发礼部商议。尚书张筹广泛引用《礼经》以及汉唐以来的制度，请求改在午门外的右边修建，社稷共用一坛；废除句龙、后弃的配享位，改奉仁祖配享。于是社稷升格为大祀。（见《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文彬按：社稷升格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年。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的做法，从周代以来两千多年，从未听说过。当初，陶安议定礼制时，认为社稷的"社"与郊社的"社"不同。社与郊相对而言，就是天地分祭的本义。社与稷名称不同，就是社稷分坛的本义。所以依据古礼分开祭祀，用句龙配社，用后稷配稷。如今张筹迎合皇上的心意，改为合祭，改为祖先配享，说法多是牵强附会。而且既然用仁祖配享南郊合祭的地祇之社，又用他配享五土之社，混淆而无区别，在尊祖、亲地的道理上都有所偏失。这和把天地合祀，是同样的变更礼
”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如初式。(已上《礼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纪》。 )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孙行事。(《实录》。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礼部永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适当万寿节，礼官以祭期妨庆典，请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制不可改，至日，行礼如常。(《实录》。 )
正统二年，令应天府建社稷坛，春秋祈报，以守臣行事。(《会典》。 )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礼志》。 )
十年，上命于西苑空闲地开垦为田，树艺五▯，改土、▯坛为帝社、帝稷坛。每岁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梦馀录》。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于国社、国稷。(《本记》。 )
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礼志》。 )《通典》云：“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矿产稷，又别立官社。《臣瓒注》所谓‘王社’是也。自魏、晋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时，帝社稷之名，不为无据。隆庆礼臣谓‘自古所无’，未免失考，以为烦数而罢之，则可矣。”
◎岳镇海渎山川
国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间，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庑各十五间，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会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岳镇海渎诸神合祭城南，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议。礼官言：“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梦馀录》。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礼志》。 )
三年六月癸亥，诏曰“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朕思之则有不然。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川本名称其神。”(《日知录》。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坛诸神，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礼部颁祭岳镇海渎仪于所在有司。(《图书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山川坛。
九年，复定山川坛制，凡十三坛。
译制的过失。
十一年，礼臣说："太社、太稷既然同坛合祭，各王国、府、州、县也应当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享位。"皇帝下诏依允。十三年九月，重新规定制度，两坛共用一壝，恢复原来的形式。（以上见《礼志》。）
建文元年二月，祭祀社稷，奉太祖配享，撤去仁祖的配享位。（见《太常纪》。）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建成，制式如同南京。安放神位，派皇太孙前往行礼。（见《实录》。）
洪熙元年二月，祭祀社、稷，同时奉太祖、太宗配享，命令礼部把这作为永久的定式。（见《通典》。）
宣德二年二月，祭祀社、稷，仍用上戊日。这天正好是万寿节，礼官因为祭祀日期妨碍庆典，请求改用中旬。皇帝认为祖宗定下的制度不可更改，到了那天，照常行礼。（见《实录》。）
正统二年，命令应天府建社稷坛，春秋两季祈报，由地方官员行礼。（见《会典》。）
嘉靖九年，告谕礼部："天地最为尊贵，其次是宗庙，再次是社稷。如今既奉祖先配天，又奉祖先配社，这是礼官的失误。应当改从皇祖的旧制：太社用句龙配享，太稷用后稷配享。"（见《礼志》。）
十年，皇上命令在西苑的空地上开垦为田，种植五谷，把原来的土坛、〇坛改为帝社、帝稷坛。每年仲春、仲秋上戊日的第二天，祭祀帝社、帝稷。（见《春明梦馀录》。）十八年三月，皇帝到承天府，在国社、国稷行祭祀之礼。（见《本纪》。）
隆庆元年，礼部说："帝社、帝稷之名，自古没有，容易造成祭祀繁复，应当废除。"皇帝依从了。（见《礼志》。）《通典》说："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太稷，又另立官社。《臣瓒注》所说的'王社'就是这个。从魏、晋到唐代都设有帝社，沿袭已久。嘉靖年间设立帝社稷之名，不是没有根据的。隆庆年间礼臣说'自古没有'，未免考证有失，认为它繁复而废除它，倒是可以的。"
◎岳镇海渎山川
明朝建国之初，在天地坛之西建山川坛，正殿七间，祭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两庑各十五间，祭祀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位月将以及都城隍之神。（见《会典》。）
洪武二年，太祖认为岳镇海渎诸神合祭于城南，没有专门的坛壝，不符合隆重敬奉神只的道理，命令礼官商议。礼官说："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应当合为一坛，与天神地位相当，春秋两季专门祭祀。"于是定下祭祀日期，用清明、霜降。（见《春明梦馀录》。）
这一年，派十八位官员祭祀天下的岳镇海渎之神。（见《礼志》。）
三年六月癸亥，下诏说："岳镇海渎的封号，起自唐代。尊崇的名号、美好的称号，历代都有所增加。朕思考这件事，觉得不应该这样。那些英灵之气，凝聚而成为神明，一定都是受命于上帝的，哪里是国家的封号所能加给的？违背礼制、不合常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应当依据古制重新规定：凡是岳镇海渎，一律去掉前代所封的名号，只用山川的本名来称呼该神。"（见《日知录》。）
这一年，奏准：从今以后派官员祭祀山川坛诸神，春季用惊蛰后三日，秋季用秋分后三日。（王圻《通考》。）
七年，命礼部把祭祀岳镇海渎的仪注颁布给各地有关官府。（见《图书集成》。）又下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祀
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七坛。东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坛。
十年，太祖亲祀山川坛诸神于殿中，功臣分祀两庑。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赐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乃敕十三坛诸神并停春祭，每岁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礼部更定山川坛仪，与社稷同。(《礼志》。 )
永乐十八年，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南之右，位置陈设悉如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寿山神。(《明会典》，《春明梦馀录》。 )正统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岳镇海渎。
弘治十七年，畿内、山东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已上《礼志》。 )
大学士邱浚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在宋都汴梁，无由至辽苏之域，出国门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按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为宜。若夫中国之正西在於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宜於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让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说终明世末用也。(《春明梦余录》。 )
嘉靖八年，今凡亲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礼，以别于郊庙。先是改山川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亲祀。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会典》。 )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以圣嗣未降，请廷臣诣岳镇名山祝寿。礼部尚书夏言言：“辅臣所请，止于岳镇；窃以山川海渎发祥效灵，与岳镇同功，祈寿之礼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诣坛分祀。(《吾学编》。 )
是年，改山川坛名为天地神只坛。天神坛在左，南向，改序云雨风雷凡四坛。地只坛在右，北向，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凡五坛。从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东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亲祭。余年，遣大臣摄祭。(《明会典》。 )
隆庆元年，礼臣言：“天神、地只已从祀南、北郊，其中秋神只之祭，不宜复举。”今罢之。(《礼志》。 )○先农
吴元年十一月，太祖欲举行▯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馈膳。自经丧乱，其礼遂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夫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莫先务农。”遂命以来春举▯田礼。(《大训记》。 )
初，御史寻适请行耕▯享先农礼。上命礼官钱用壬等议，谓：“先农与社异，当以耕▯日祭之。《国语》：‘农正陈▯礼，’卫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
译山川坛。
九年，重新规定山川坛的制式，共十三坛。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共七坛。东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坛。
十年，太祖亲自在正殿祭祀山川坛诸神，功臣分祭两庑。派十八位官员分别祭祀岳镇海渎，并颁赐制式。（以上见王圻《通考》。）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壝。于是敕令十三坛诸神都停止春祭，每年八月中旬择日祭祀。命令礼部重新制定山川坛的仪注，与社稷相同。（见《礼志》。）
永乐十八年，在正阳门南面偏右的地方建山川坛，位置陈设都完全依照南京旧制，只是正殿钟山神位的右边，增加祭祀天寿山神。（见《明会典》《春明梦馀录》。）正统九年三月，因雨雪失时，派官员祭祀岳镇海渎。
弘治十七年，京畿一带、山东干旱，分别命令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以上见《礼志》。）
大学士邱浚说："历代对东海、南海，都是临海祭祀，西海、北海则是遥望祭祀。宋朝建都汴梁，没有办法到达辽东、苏北一带的海域，走出国门向北遥祭是可以的。如今建都在燕京，向南遥祭北海，哪里符合天子居中以临天下四海的道理？按京师东北是古代碣石沦入海中的地方，在这里立祠祭祀，从道理上说是合适的。至于中国的正西方在秦陇，西南则是蜀地，再往南则是云南。云南最西边，百夷之外，听说有大海，应当在这里遥望祭祀。"如今祭北海仍在浑源，祭西海仍在蒲州，可见邱浚的说法终明一代都没有采用。（见《春明梦余录》。）
嘉靖八年，如今凡是皇帝亲自祭祀山川等神，都穿皮弁服行礼，以区别于郊庙祭祀。此前已把山川祭祀改为中祀。嘉靖年间，凡是由皇帝亲自祭祀山川。国家有大事，就派官员祭告。（见《会典》。）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人因为皇嗣未能降生，请求朝臣到岳镇名山祝祷寿诞。礼部尚书夏言说："辅臣所请求的，只限于岳镇；臣私下认为山川海渎发祥显灵，与岳镇功用相同，祈寿的礼节都不可缺少。"于是命令大臣分别到各坛祭祀。（见《吾学编》。）
这一年，把山川坛改名为天地神只坛。天神坛在左边，坐北朝南，改排序为云、雨、风、雷共四坛。地只坛在右边，坐南朝北，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共五坛。从祀的：京畿山川，坐东朝西；天下山川，坐西朝东。逢辰、戌、丑、未年的仲秋，皇帝亲自祭祀。其余年份，派大臣代为祭祀。（见《明会典》。）
隆庆元年，礼臣说："天神、地只已经从祀于南郊、北郊，其中仲秋神只的祭祀，不应当再重复举行。"于是废除了。（见《礼志》。）
○先农
吴元年十一月，太祖打算举行藉田之礼，告谕朝臣说："古代天子在藉田耕种千亩，用来供应祭祀的谷物，准备馈赠膳食。自从经历战乱以来，这种礼制就废弃了，在上没有用来教化的手段，在下没有可效法的榜样。想要财用不枯竭，国家能长久富裕，鬼神能经常享受祭祀，没有比重视农事更重要的了。"于是命令来年春天举行藉田之礼。（见《大训记》。）
当初，御史寻适请求举行耕藉之礼、祭享先农。皇上命礼官钱用壬等人商议，他们认为："先农与社稷不同，应当在耕藉之日祭祀他。《国语》说：'农正陈设耕藉的礼制，'卫昭《注》说：'祭祀他的神
’汉以▯田之日祀先农，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春明梦余录》。 )
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农擅于南郊，在▯田北。亲祭先农，以后年轻化配。祀毕，行耕▯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礼志》。 )
八年，遣应天府尹祭先农，不设配(《春明梦余录》。 )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礼志》。 )
二十年二月，上躬耕▯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明通纪》。 )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礼志》。 )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礼，则亲祭。(同上。 )
宣德元年，礼部进春耕▯田仪注。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田以供粢盛，以率天下务农。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通典》。 )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田。礼毕，宴群臣，教坊杂伎进。都御史马文或厉声曰：“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璁？”即斥去之。耕之礼，自成祖以后，唯登极一行之。至是，始定于每岁仲春，上躬自行礼，定为制。(《三编》。 )
嘉靖元年，命终亩农夫照例引见。人赏布一疋。(《图书编》。 )
九年二月，礼部上耕▯仪，帝以其过烦，命来岁别议。(《实录》。 )
十年正月，更定耕▯仪。(同上。 )又命恳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曰省耕，曰省敛；置仑曰恒裕。贮田之所入，以供祀事。(《会典》。 )
十六年谕：凡遇亲耕，则户部尚书先祭先农；皇帝至，行三推礼。三十八年，罢亲耕，惟遣官祭先农。(已上《礼志》。 )四十一年，遣顺天府尹祭先农，免乐舞。(《图书编》。 )
降庆元年，罢西苑耕种。诸祀皆取之▯田。(《礼志》。 )
二年二月己亥，耕▯田。以礼部言，增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后，如弘治中例。(《通纪》。 )
崇祯十五年二月，亲祭先农，行▯田礼。科臣沈迅言：“教坊承应歌词俚俗，宜改正。”上谕阁臣：以后耕▯，宜歌《豳风无逸》之诗。教坊俚俗之词，斥令改正。(《春明梦余录》。 )
◎先蚕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
译灵，是为农事祈祷。'汉代在藉田之日祭祀先农，这种礼制才开始显著起来，从晋代到唐、宋代都沿袭不废。政和年间，命令有关官员祭祀先农，只举行皇帝亲耕之礼；南渡以后，又恢复亲自祭祀；元代虽然商议过耕藉，最终没有亲自举行。祭祀先农，命令有关官员代为主持。如今商议：在耕藉之日，皇帝亲自祭祀先农；礼毕，亲自耕种藉田，用仲春择日举行。"皇帝依从了。（见《春明梦余录》。）
洪武二年二月，皇帝在南郊建先农坛，在藉田的北面。亲自祭祀先农，用后稷配享。祭祀完毕，举行耕藉之礼。皇帝用的耒耜两具，用青绢包裹；皇帝用的耕牛四头，披着青色的衣饰。礼毕，皇帝返回大帐。应天府尹以及上元、江宁两县的县令率领百姓耕完全部田亩。这天，在坛所宴请慰劳百官及耆老。（见《礼志》。）
八年，派应天府尹祭祀先农，不设配享。（见《春明梦余录》。）
十年二月，派官员祭享先农，命令应天府官员率领农民耆老陪祭。（见《礼志》。）
二十年二月，皇上亲自耕种藉田，派官员祭享先农。礼成，在坛所宴请群臣。（见《明通纪》。）二十一年，重新制定祭祀先农的仪注，不设配享位。（见《礼志》。）
永乐年间，在京师建坛，如同南京的制式，位置在太岁坛西南。每年仲春上戊日，由顺天府尹主持致祭。此后凡是遇到登基之初，举行耕藉之礼时，就皇帝亲自祭祀。（同上。）
宣德元年，礼部进呈春耕藉田的仪注。皇上看后，对侍臣说："先王制定藉田，是用来供应祭祀谷物，用来率领天下重视农事。天子公卿亲自手持耒耜，可贵的是有真实的心意罢了！不然的话，推三推、推五推，对事情又有什么好处呢？"（见《通典》。）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种藉田。礼毕，宴请群臣，教坊的杂技表演进场。都御史马文升厉声说："新天子应当知道种庄稼的艰难，怎么能用这些来亵渎扰乱皇上的心思？"当即斥退了表演。耕藉之礼，从成祖以后，只在登基时举行一次。到这时，才规定每年仲春，皇上亲自举行此礼，定为常制。（见《三编》。）
嘉靖元年，命令耕完全部田亩的农夫按照惯例引见皇帝。每人赏赐布一匹。（见《图书编》。）
九年二月，礼部呈上耕藉的仪注，皇帝认为过于繁琐，命令来年另行商议。（见《实录》。）
十年正月，重新制定耕藉的仪注。（同上。）又命令开垦西苑的空地为田，建殿名叫无逸；建亭名叫豳风，又名省耕、省敛；设置仓廪名叫恒裕。储存田地所收获的谷物，用来供应祭祀之用。（见《会典》。）
十六年下谕：凡是遇到皇帝亲耕，就由户部尚书先祭祀先农；皇帝到达后，行三推之礼。三十八年，废除亲耕，只派官员祭祀先农。（以上见《礼志》。）四十一年，派顺天府尹祭祀先农，免去乐舞。（见《图书编》。）
隆庆元年，废除西苑的耕种。各项祭祀所需的谷物，都取自藉田。（见《礼志》。）
二年二月己亥，耕种藉田。因礼部建议，在耆老之后增加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如同弘治年间的先例。（见《通纪》。）
崇祯十五年二月，亲自祭祀先农，举行藉田之礼。科臣沈迅说："教坊表演所唱的歌词粗俗不雅，应当改正。"皇上告谕阁臣：此后耕藉之礼，应当歌唱《豳风·七月》《无逸》的诗篇。教坊粗俗的歌词，斥令改正。（见《春明
(《通纪》。 )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蚕坛于北郊。(《本纪》。 )初，给事中夏言请皇后亲蚕；以为耕、蚕礼本并行，不宜偏废。帝召礼官详考古制。大学士张璁等，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从之。三月丁巳，皇后亲蚕于北郊。礼毕，亲诣采桑坛，公主及内外命妇从之。赐宴毕，还宫。逾月，蚕事告成，复行浴茧礼。(《三编》。 )
十年，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仁寿宫侧。四月丁巳，皇后行亲蚕礼于西苑。十六年，诏罢之，仍命进蚕具如常仪，遣女官祭先蚕。三十一年，罢亲蚕礼。四十一年，并罢所司奏请。(《通典》。 )
◎高▯
嘉靖九年，张璁疏：“顷者生员李时扬，监生张岑各疏请举祀高▯之礼，以祈圣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郊▯；孔子之生，祷于尼山。乞祷之说，古礼有之。虽《大雅既醉》之诗曰：‘公尸嘉古。’曰：‘君子万年，永锡祚允。’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锡福也。愿值兹慎选淑女之时，以广求嗣续之诚，告于太庙、世庙，以祈祖考之▯，以慰圣母之心。”上嘉其请，于是建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择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礼。夏言充祈嗣醮坛监礼使。(《春明梦余录》。 )
十一年十一月，复于钦安殿建祈嗣醮。以夏言充监礼使，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实录》。 )○城隍洪武二年，封京师及天下城隍。(《图书编》。 )
是年，以城隍止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言：“国家开创之初，尝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于城南享祀之所，即非专祀，又室而不坛，非礼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风雨等合为一坛，春秋祀之。”诏可(《春明梦余录》。 )
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命从祀于山川坛。(《会典》。 )九月戊子，京师城隍庙成，改东岳行祠为之。(《大政记》。 )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礼志》。 )
弘治中，倪岳疏：“岁以五月十一日为神之诞辰，及万寿圣节，各遣官致祭。夫庙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诞辰？可谓谬妄。况每岁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事体已重，与天下府州县之祭不同。所有前项祭告，烦渎无据，俱各罢免。”(王圻《通考》。 )
嘉靖九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
译梦余录》。）
◎先蚕
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领宫内外命妇，在北郊行蚕礼。（见《通纪》。）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在北郊建先蚕坛。（见《本纪》。）当初，给事中夏言请求让皇后亲自行蚕礼；认为耕、蚕之礼本应并行，不应偏废一方。皇帝召礼官详细考证古制。大学士张璁等人，请求在安定门外建先蚕坛。皇帝依从了。三月丁巳，皇后在北郊行亲蚕之礼。礼毕，亲自前往采桑坛，公主以及宫内外命妇跟随。赐宴完毕，返回宫中。过了一个月，蚕事完成，又举行浴茧之礼。（见《三编》。）
十年，把先蚕坛改建在西苑仁寿宫旁边。四月丁巳，皇后在西苑举行亲蚕之礼。十六年，下诏废除，仍命令照常规仪注进呈蚕具，派女官祭祀先蚕。三十一年，废除亲蚕之礼。四十一年，一并废除有关部门的奏请。（见《通典》。）
◎高禖
嘉靖九年，张璁上疏说："近来生员李时扬、监生张岑各自上疏请求举行祭祀高禖之礼，以祈求皇嗣。古代后稷的诞生，是祈祷于郊禖之神；孔子的诞生，是祈祷于尼山。祈求子嗣的说法，古礼中就有。即使《大雅·既醉》的诗中说：'公尸嘉告。'说：'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说：'釐尔女士，从以孙子。'这些公尸的告语，都是祖先赐予的福分。希望趁着如今谨慎选择淑女的时机，广泛推求子嗣延续的诚心，祭告于太庙、世庙，以祈求祖先的赐福，来安慰圣母的心意。"皇上嘉许他的请求，于是在皇城东永安门以北的震方建造木台，选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礼。夏言充任祈嗣醮坛的监礼使。（见《春明梦余录》。）
十一年十一月，又在钦安殿建祈嗣醮坛。让夏言充任监礼使，湛若水、顾鼎臣充任迎嗣导引官。（见《实录》。）
○城隍
洪武二年，加封京师及天下的城隍神。（见《图书编》。）
这一年，因为城隍只在城南诸神祭祀之所合祭，没有专门的坛壝，不符合隆重敬奉神只的道理，命令礼官考证古制上报。礼官说："国家开创之初，曾经把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在城南祭祀场所祭祀，这本来就不是专门的祭祀，而且是设室而不设坛，不符合礼制。如今应当把城隍及太岁、风雨等神合为一坛，春秋两季祭祀。"皇帝下诏依允。（见《春明梦余录》。）
三年，下诏去除城隍的封号，只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命令从祀于山川坛。（见《会典》。）九月戊子，京师城隍庙建成，把东岳行祠改建为城隍庙。（见《大政记》。）永乐年间，在都城之西建庙，名叫大威灵祠。（见《礼志》。）
弘治年间，倪岳上疏说："每年以五月十一日作为城隍神的诞辰，以及皇帝万寿圣节，各自派官员致祭。城隍庙所祭祀的神，本来不是人鬼，怎么会有诞辰？这可以说是荒谬。况且每年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都有合祭城隍的礼节，事体已经很隆重了，与天下府州县的祭祀不同。以上这些祭告，繁琐亵渎且没有根据，都应当废除。"（王圻《通考》。）
嘉靖九年，废除山川坛的从祀，每年在仲秋祭祀旗纛之日，一并祭祀都城隍之神，凡是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神诞辰，都派太常寺堂上官行礼。
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礼志》。 )
卷九 礼四(吉礼 )
◎宗庙
吴元年九月甲戌朔，太庙成。四世祖各为一庙：中德祖、东懿祖、次仁祖、西熙祖、皆南向。每庙：东西有夹室，帝两庑、三门、门设二十四戟，缭以周坦，如都宫之制。(《吾学编》。 )
译国家有大灾难，就要祭告宗庙。在王国的，由王亲自祭祀；在各府、州、县的，由太守、县令主持。(出自《礼志》。)
卷九 礼四(吉礼)
◎宗庙
吴元年九月甲戌朔（初一），太庙建成。四代祖先各自设一庙：中间是德祖庙，东边是懿祖庙，其次是仁祖庙，西边是熙祖庙，都朝南。每座庙：东西两侧有夹室，皇帝设两庑（廊屋）、三道门，门上设二十四支戟，四周环绕围墙，如同都宫的规制。(出自《吾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