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 职官五

译(《职官志》。)

当初，太祖晓谕御史大夫汤和等人说：“国家设立三大官府：中书省总管政事，都督府执掌军旅，御史台执掌纠察监督。朝廷的纲纪全都系于此，而御史台监察的职任，尤其清要重要。你们应当端正自身来表率下属，忠诚勤勉来事奉君上，不要萎靡懈怠以致放纵奸邪，不要假借公务谋取私利而危害他人。”（出自《职官志》。）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时廷臣伺帝意，多尚严苛。溢独存大体。或以为言。溢曰：“宪台百司仪表，当养人廉耻。岂恃搏击为能耶？”(《章溢传》。)

洪武元年，章溢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朝廷大臣揣摩皇帝的心意，大多崇尚严苛。唯独章溢能够顾全大局。有人以此对他有所议论。章溢说：“御史台是百官的仪表典范，应当培养人的廉耻之心，怎能仅仅凭借打击弹劾为能事呢？”（出自《章溢传》。）

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帝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於道路。”帝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陶安传》。)

有一名御史上奏陈说陶安隐秘细微的过失。皇帝说：“朕一向了解陶安的为人，他怎么会有这种事！况且你是从哪里得知此事的？”御史回答说：“是从道路传闻中听说的。”皇帝说：“御史仅凭道路上的传言来诋毁或称誉他人，这样就算是尽职了吗？”于是命令中书省大臣将这名御史黜退。（出自《陶安传》。）

太祖御下峻。御史中丞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所以励廉耻，存国体也。”(《詹同传》。)

太祖对臣下的驾驭十分严峻。御史中丞刘基说：“古时候公卿大臣犯了罪，会被赐予盛水的盘子和佩剑，前往请罪之室自行了断，这是用来激励廉耻之心、保全国家体统的做法。”（出自《詹同传》。）

四年，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上亲加删定，颁给诸臣。(《昭代典则》。)

洪武四年，御史台进呈拟定的宪纲四十条。皇帝亲自加以删改审定，颁发给众大臣。（出自《昭代典则》。）

七年，刑节侍郎茹太素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院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茹太素传》。)

洪武七年，刑部侍郎茹太素上奏说：“自从中书省内外各衙门都受御史台、按察院检举监督以来，御史台自身却没有固定的考核制度。应当命令守院御史一并加以查核。”（出自《茹太素传》。）

十五年五月，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上责之曰：“朝廷能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论励罪，以戒深刻者。(《世法录》。)

洪武十五年五月，御史雷励因错判使无罪之人蒙受徒刑而获罪。皇帝责备他说：“朝廷之所以能使顽劣凶恶之人慑服、使善良之人各得其所，全在于法律得当。稍有偏颇过重，百姓就无所遵循。你身为御史，执法不公平，又如何能激浊扬清，为人伸张冤屈？徒刑尚且还可以改正；如果是死罪论决处死了，还能让人复生吗？”于是命令司法官员论定雷励的罪责，以此告诫用法过于苛刻的人。（出自《世法录》。）

九月壬戌，始铸监察御史印，文曰：“绳愆纠谬。”每道印二：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内府。有事，受印以出；既事，纳之。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为监察御史。

九月壬戌日，开始铸造监察御史印，印文为“绳愆纠谬”。每道设印两枚：一枚交给资历较久的御史掌管，一枚收藏在内府。有公务时，领取印信出行；事情办完后，再交还回来。十月丁亥日，任命秀才宋矩等十七人为监察御史。

二十三年七月己巳，改铸监察御史印。因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同，虑有诈伪。”乃改铸监察御史印曰：“某道监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已上《昭代典则》。)

二十三年七月己巳日，改铸监察御史印。因左副都御史袁泰进言说：“各道监察御史的印章篆文都相同，恐怕有人假冒伪造。”于是改铸监察御史印，印文为“某道监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文则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以上出自《昭代典则》。）

二十四年，擢南丰典史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三编》。)

二十四年，提拔南丰典史冯坚为左佥都御史。（出自《三编》。）

永乐七年，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至，问其出身，皆由进士及监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黜秉等为序班。诏：“自今勿复用吏。”明年冬，申谕吏部，著为令。(《三编》。)

永乐七年，皇帝召来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询问他们的出身，都是由进士及监生出身，只有洪秉等四人是由吏员出身。皇帝说：“用人虽然不专限一条途径，然而御史是朝廷耳目所寄托之职，应当任用有学识、通晓治国大体的人。”于是把洪秉等四人黜退，改任序班之职，并下诏：“从今以后不要再任用吏员出身的人担任御史。”第二年冬天，又重申晓谕吏部，把这一规定制定为法令。（出自《三编》。）

九年闰十一月癸丑，谕都察院曰：“朝廷置风宪为耳目，纠察百僚，纲维庶政。比来有司奸弊，生民疾苦，岂无可言？而因循玩忄曷，略无建白。尔其申明宪章，在内令监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官，各举其职。庶副朕之委任。不能举职者，有罚。”(《世法录》。)

永乐九年闰十一月癸丑日，皇帝晓谕都察院说：“朝廷设置风宪官作为耳目，用来纠察百官，整肃各项政务。近来官府的奸弊行为、百姓的疾苦，难道就没有可以奏陈的吗？可你们却因循守旧、玩忽懈怠，几乎没有任何进言建议。你们应当申明宪章制度，在朝廷之内令监察御史、在地方上令按察司官员，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以不辜负朕的委任。不能尽到职责的，将予以惩罚。”（出自《世法录》。）

时以山东道御史文郁不谙刑名，改为工科给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为刑科给事中。(《春明梦余录》。)

当时因山东道御史文郁不熟悉刑名律法之事，把他改任为工科给事中。又把江西道御史汪俊民改任为刑科给事中。（出自《春明梦余录》。）

十九年，罢北京道。先是改北平道为北京道，至是罢，增设贵州、云南、交址三道。(《职官志》。)

永乐十九年，撤销北京道。此前曾把北平道改为北京道，到这

译时予以撤销，同时增设贵州、云南、交址三道。（出自《职官志》。）

都御史陈瑛言：“御史车舒怠惰不任事。”谪舒戍边。因谓瑛曰：“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都御史陈瑛进言说：“御史车舒懈怠懒惰，不能胜任职事。”皇帝于是将车舒贬谪戍守边疆。皇帝借此对陈瑛说：“御史应当任用清廉、谨慎、耿介、正直的人。清廉就不会有私心，谨慎就不会疏忽，耿介正直就敢于直言进谏。不能做到这些的，就应当予以黜退。”

洪熙元年，谕尚书蹇义：“御史耳目之官，惟老成识治体者可任。”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廉清公正，御史虽间有不才，亦当畏惮。今之不才者无畏惮矣，其咨访可任都御史者。”

洪熙元年，皇帝晓谕尚书蹇义说：“御史是朝廷耳目所寄之官，只有老成持重、通晓治国大体的人才可以担任。”又说：“都御史是十三道御史的表率，如果他能廉洁公正，那么御史即便偶有不才之人，也会心存畏惧忌惮。如今那些不称职的御史却毫无畏惧忌惮之心，你应当访求咨询可以担任都御史的人选。”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若巡方，则序於三司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许之。著为令。

旧制规定：御史都骑驴出行。宣德年间，御史胡智进言说：“御史担负着纲纪之职，如果是巡按地方，其位次列在三司之上，有时还要与三司官员一同出行处理公务。三司官员骑马，而唯独御史骑驿驴，颇为有损观瞻。从今以后，请准许御史骑乘驿马。”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并把这一规定制定为法令。

御史谢瑶荐牍误书姓，自陈改正。上谓吏部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缺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谪交址大蛮县知县。

御史谢瑶在举荐文书中误写了被举荐者的姓氏，自己发觉后陈请改正。皇帝对吏部说：“古人撰写奏疏文书都心存敬畏谨慎。石庆写‘马’字少写了一点，都害怕因此获罪至死。如今谢瑶举荐贤才，竟连人家的姓氏都弄错，又怎能了解此人的才能呢？如此轻率，怎能称得上称职的御史？”于是把他贬谪为交址大蛮县知县。

宣宗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於东华门庑下，取各监局文卷，详加磨勘。”(已上《梦余录》。)

宣宗晓谕左都御史刘观说：“朝廷内外各衙门的文卷，已经派遣御史进行核查校对。内府各衙门都涉及钱粮的收支出纳，近来听闻其中弊端很多。应立即选派能干的御史率领监生，在东华门廊庑之下，调取各监局的文卷，详细加以核查勘验。”（以上出自《梦余录》。）

宣德二年十月乙卯朔，擢照磨曾节、通判姚兼善为御史。(《大政记》。)

宣德二年十月乙卯朔日，提拔照磨曾节、通判姚兼善为御史。（出自《大政记》。）

十年，定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惟河南道独专诸内外考察，其余各道协管两京直隶衙门。(《通典》。)

宣德十年，确定分为十三道，监察御史共一百一十人。唯独河南道专门负责朝廷内外的官员考察事务，其余各道则协同管理两京及直隶各衙门。（出自《通典》。）

是年，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近年以来，未尽得人，妄逞威福，是非倒置，风纪废弛。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移咨吏部，审察不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赃及不称职，举者同罪。”(《梦余录》。)

这一年，皇帝晓谕都察院说：“朝廷设置风宪之官，是为了看重耳目寄托的职责，严明纲纪整肃的任务。近年以来，未能全部选用得当的人才，有人妄自逞威作福，是非颠倒，风纪废弛败坏。命令吏部：从今以后，刚出仕的人不许铨选任命为风宪官。凡是监察御史职位有空缺，命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员共同保举，务必要开列被保举人的实际德行，转呈咨报吏部审核查察无误后，再奏请任命。此后若被举荐之人犯有贪赃或不称职之罪，举荐者同罪连坐。”（出自《梦余录》。）

正统五年，御史轩挽言：“祖宗设御史官，为职綦重。今内外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制。请禁之便。”立报可。(《轩︼传》。)

正统五年，御史轩挽进言说：“祖宗设立御史一职，职责极为重大。如今朝廷内外各衙门有事，大多擅自派遣御史前往处理，这不合乎制度。请求予以禁止，较为妥当。”皇帝立即批复同意。（出自《轩挽传》。）

六年，诏：“中外风宪系纲领之司。须慎选识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谙大体用心酷刻者，并从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梦余录》。)

正统六年，皇帝下诏说：“朝廷内外的风宪衙门是关系纲纪要领的官署，必须谨慎选拔见识器量端正宏大、才能品行老成稳重的人来担任此职。其中有不通晓大体、用心苛酷刻薄的人，一并由都察院堂上官加以考察后予以降职黜退。”（出自《梦余录》。）

景泰初，御史王豪尝以勘陈循争地事忤循，为所讦。至是，循草诏，言：“风宪官被讦者，虽经赦宥，悉舆外除。”於是豪当改知县。御史朱英言：“若如诏书，则凡遭御史抨击之人，皆将挟仇诬讦，而御史愈缄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请如英言

景泰初年，御史王豪曾因勘查陈循争地之事而触怒了陈循，被陈循揭发弹劾。到这时，陈循起草诏书，主张说：“风宪官员遭人揭发弹劾的，即便经过赦免宽宥，也一律外放改任别的官职。”于是王豪应当被改任为知县。御史朱英进言说：“如果按照这份诏书所说，那么凡是遭到御史抨击弹劾的人，都将挟带私怨诬告揭发，而御史反而会因此更加缄默不敢直言了。”这份奏章被下发到法司，请求依照朱英的意见处理。

译于是又恢复了豪强的职位。（见《朱英传》。）

六年十一月乙亥日，采纳给事中李瓒的建议，设立南北两直隶督学御史，任命华峦、张监担任此职。（见《大政记》。）

天顺初年，御史杨碹在京畿地区办理登记马匹之事。到了河间，百姓向他控诉曹吉祥、石亨强占他们的田地。杨碹便将此事上奏，同时列举了这两人依仗恩宠、擅权专断的情状。皇帝对大学士李贤、徐有贞说：“这才是真正的御史啊。”（见《杨〇传》。）

译石亨等人诬陷各位言官。皇上下谕吏部：挑选年龄超过三十岁的给事中、御史予以留用。尚书王翱开列上报给事中何〇巳等十三人、御史吴祯等二十三人，都调往外任。（见《梦余录》。）

英宗天顺四年，曹钦谋反。将士胡乱杀人，甚至割乞丐的首级来冒功请赏，街市百姓吓得不敢出门。副都御史林聪代理都察院事务，紧急下令抓获叛贼者必须生擒送来，滥杀之风才得以制止。锦衣卫官校痛恨曹钦杀死指挥使逯杲，把与曹钦有姻亲、相识关系的人全部逮捕。千户龚遂荣以及他的岳父贺三也被关在牢中，人们知道他们冤枉却没人敢为他们申辩，林聪为他们辨明冤情，将他们放出。其他因此得以昭雪的人还有很多。（见《林聪传》。）

宪宗成化六年八月丙午朔（初一），规定：凡是由科举出身、任职已满三年的官员，不论是京官还是外官，一律可以参选为御史。（见《大政记》。）

成化十六年，左都御史王越被封为威宁伯，按例不应再兼领都察院事务，但王越不愿只任西班武职。御史许进等人称颂他的功劳，援引王骥、杨善的先例，请求让他仍旧兼领院事、提督团营。皇上准许了。（见《王越传》。）

孝宗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马文升上奏说："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从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不论进士、知县、教官出身都可以被授予此职，但选拔极为精细，授职并不随便。到了正统年间，朝廷颁布宪纲，规定新科进士刚入仕途，不许授任御史。到正统八年，进士又重新可以被授任。成化六年，仍然遵照宪纲，凡是遇到御史出缺，只从进士出身的知县以及行人当中选取。其中多有不分贤能与否，只要资格相当，就都能被授职的情况，所以未能都选到合适的人才。恳请敕令吏部行文各地巡抚、巡按等官员，各自在所辖进士、举人出身、已任职到任满六年以上的知县当中，秉公推荐考察那些廉洁谨慎、勤政有成效、声誉显著的人，明确写清情况后上奏。遇到御史职位出缺，吏部依据这些人选，并从考满的行人、博士当中选取。如果任职六年以上的知县人数不足，就从办事满二年以上的进士当中选取，仍旧依照惯例会同都察院官员考核选拔后奏请授职。如果所举荐的不属实，事情败露就连坐治罪。这样一来御史职位就能选到合适的人，风纪也能振作严明。"（见《明臣奏议》。）

弘治十七年，下令：国子监助教等官员，凡是举人出身、曾经被举荐过的，一并可以参加御史的考选。

弘治十八年，下令：举人出身的教官，任职已满六年以上、才能品行出众的，可以选拔担任科道等官职。（以上均见《会典》。）

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罢黜御史十八人，改调其他部门官员二十四人来补充。（见《刘天和传》。）

成祖永乐十三年，派遣御史三人巡督陕西茶马事务。景泰四年，依照洪武年间的旧例，改派行人担任此职。宪宗成化二年，改派御史一员在陕西巡视茶马。成化七年，停派此职，改派行人巡视四川茶马。成化十一年，下令召回御史，再改派行人。成化十四年，仍改派御史。弘治十六年，下令召回御史，命令由都御史兼理督管马政事务。武宗正德二年，仍设巡视御史二员。（见《梦余录》。）

世宗嘉靖六年九月戊寅日，张璁以代理都察院事务的身份，再次请求考察诸位御史，罢黜蓝田等十二人。不久又上奏推行宪纲七条，用以约束巡按御史。（见《大政记》《明纪》。）

胡世宁担任左都御史，逐条上奏宪纲十余条。执政大臣请求禁止私下拜谒，胡世宁说："我这个官职以督察为职责所在。人若不接触其容貌、听其言语，就无从全面了解他的才能品行。"皇帝认为有道理，于是没有禁止。（见《世宁传》。）

嘉靖十二年，阁臣张孚敬代理都察院事务，重申规定："御史可以纠举弹劾，而御史若有违法行为也听凭按察司纠举弹劾，台谏官员不得挟私报复。"王廷相执掌都察院，请求依照张孚敬的建议施行。皇上说："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下令通行晓谕执行。

张孚敬又说："从前唐代韦谦担任御史大夫，见到王公贵族从不屈膝，说：'耳目之官本就应当独立不

译阿，雕鹗鹰隼哪能与普通鸟雀为伍？'宋代杜衍担任御史，中丞以下宰相都畏惧他，说他'不肯用私恩笼络人'。本朝顾佐担任都御史，朝中大臣如果有贪污枉法行为，允许他穿绯色官服，站在御前，当面加以纠举，就地拿问审讯。所以都御史凡是穿绯服上朝的日子，必定有人被纠举，大臣们没有不吓得两腿发抖的。如今这一职责没有得到施行，所以大臣毫无顾忌，朝中多有贪污之人。这样一来百姓怎能不穷困、不去做盗贼呢？"（以上均见《梦余录》。）

按旧例：京官考满，除翰林官员之外，都要向都察院报名，行拜谒礼。后来吏部郎中张濂废除了报名的规矩，陆光祖又废除了拜谒的礼节。左都御史张永明张榜下令恢复旧例，罗列礼仪细节奏报皇上，皇帝下诏命令各部门遵守。郎中罗良正当考满，先到张永明府邸，约定免去报名拜谒的礼节才肯到都察院来。张永明大怒，上疏说："这项礼节施行已有百年，不是臣所能够更改增减的。罗良轻浮无礼，应当罢黜。"皇帝下诏命礼部商议，礼部上奏说："应当遵循旧制。"皇帝依从了。（见《张永明传》。）

熹宗天启二年，吏部打算任用锺羽正为左副都御史。锺羽正推辞说："冯从吾在都察院已经很久了。我后来入院却排在他前面，这是助长争竞之风。都察院是什么地方，怎能因为这个而使有位望的人受屈？"于是接受了佥都御史一职，而让冯从吾担任副职。（见《羽正传》。）

◎南京都察院

宣宗宣德三年，邵〇巳担任南京副都御史，上奏罢黜不称职的御史十三人，又筛选各部门中庸碌不贤的官员十余人，风纪大为振作。（见《顾佐传》。）

宪宗成化十年，林聪担任南京都御史。此前，掌管都察院的官员大多不喜欢御史进言议事。林聪却唯独奖励鼓励他们，说："自己既然不敢进言，又禁止他人进言，这样可以吗？"（见《林聪传》。）

成化十二年，张敷华执掌南京都察院，与吏部尚书林瀚、佥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被并称为"四君子"。（见《张敷华传》。）

武宗初年，南京御史陆昆上疏说："古时候说，'臣下不能匡正君主，就要受墨刑之罚。'宋代制度：御史进入御史台，若超过十旬没有进言，就有'辱台'的惩罚。如今各部郎署官员进言，如李梦阳、杨子器等人，应当加以表彰提拔。而言官的考核成绩，应当以奏疏的多寡作为评定优劣的标准。旧制：御史上殿，被弹劾的官员要迅速退出等候治罪。这就是唐代'对仗读弹文'留下的遗风。近来大都是密封奏章上奏；批复还未下达，弥补掩饰之辞就先送入宫中。恳请遵照旧制，当面奏事，立即取得皇上圣裁。"（见《陆昆传》。）

世宗嘉靖年间，冯恩被提拔为南京御史。按旧例：御史有所审讯查问的案件，不必写成完整案卷就移送刑部。刑部案卷完备后，也不再行文回报御史。冯恩要求刑部尚书仍要向御史回报案情。刑部各司郎中不满地说："御史把我们当作下属来使唤了。"冯恩说："不敢这样想。只是想了解案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互相核查罢了。"尚书也无话可以反驳。（见《冯恩传》。）

王〇广担任南京右都御史。守备中官进献表章时，惯例由两名御史陪同监礼。王〇广说："中官怎么能够役使御史？"于是制止了这一做法。他进宫朝贺时，拜见内阁大学士夏言。夏言态度十分傲慢，其他大臣大多侧身而坐。唯独王〇广拉过座位端正而坐，纠正了这种局面。（见《王〇广传》。）

神宗万历初年，袁洪愈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执掌院务，随后改任礼部尚书。南京御史谭希思上疏议论宦官外戚之事，并请求遵循旧制，在内阁设立丝纶簿，在宫门设置铁牌。皇帝下诏命南京都察院查勘审讯，打算以诬陷罪治罪谭希思。袁洪愈这时已改任他职，接替他的人尚未到任，于是详细说明道："谭希思所陈述的内容，都记载在王可大的《国宪家猷》和薛应旗的《宪章录》两部书中。"皇帝因为他所依据的不是朝廷颁行的正式典章制度，将谭希思贬为杂职官员。（见《

译袁洪愈传》。）

耿定向担任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弹劾应天巡抚周继，奏疏发出已超过一个月，没有告知耿定向。耿定向大怒，坚持旧例力争，自己也上疏弹劾请求罢官，并且指责王藩臣弹劾失当。王藩臣因此被罚停俸二月。（见《耿定向传》。）

◎操江御史

明朝初年，因南京是根本重地，特设操江都御史一员，用以督理水军作战事务。（见《范宗吴疏》。）

成祖永乐年间，依靠委任勋臣担任统帅，负责巡视长江操练事务。此后，又兼用都御史担任此职。（见《兵志》。）

嘉靖八年，命令增设江淮总兵官。不久贼寇平定，便罢去不再设置，仍将此事交由操江御史负责。（见王圻《通考》。）

嘉靖二十三年，给事中万虞恺进言："南京军卫隶属兵部，而沿江各处屯所隶属操江，这是为了加重长江防务。如今浦子口远在北方，也隶属兵部，都御史的节制权仅能施行到新江，权责不统一。应当将浦口改属操江，才为便利。"（见《世法录》。）

嘉靖四十二年，给事中范宗吴进言："按旧例：操江都御史负责防守长江，应天、凤阳二巡抚负责防守海疆。后来因倭寇警报，于是将镇江以下的通州、常州、狼山、福建等地，都划归操江管辖。因此，两位巡抚得以推卸责任；操江又因为这些地方原本不属自己管辖，兵力难以远程节制，也漠不关心，这不符合委任责成的本意。应当以〇山三江会口作为操江御史与巡抚的分界。"皇帝批复同意。此后增设上下两江巡视御史，而由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事务，不再另行设置专职。（见《兵志》。）

南京操江原本设有文武两员官员，庄烈帝(思宗)想要裁去文臣一职，专任诚意伯刘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扬迟迟不肯到任，皇帝下令削去他的官籍。（见《蒋德〇传》。）

○谏诤

洪武年间，御史中以敢于进言著称的，除韩宜可之外，就要数周观政。周观政曾监察奉天门，有中使要带女乐入宫，周观政加以阻止。中使说："这是有旨意的。"周观政坚持不听从。中使恼怒地进宫，不一会儿，出来传报说："御史暂且退下，女乐已经罢黜不用了。"周观政又拒绝说："必须当面奉领诏旨。"不久皇帝亲自出宫，对他说："宫中音乐荒废已久，本想让宫内的人演习一下罢了。朕已经后悔了。御史所言，是对的。"左右侍从没有不感到惊异的。

在韩宜可之前，还有欧阳韶，被举荐授任监察御史。有诏令，每日命两名御史轮班侍立。欧阳韶曾侍立值班，皇帝乘怒要杀一个人，其他御史都不敢进言。欧阳韶疾步跪在殿廷之下，仓促之间说不出话来，急忙捧手加额，高呼道："陛下不可这样做。"皇帝察觉到欧阳韶的质朴诚恳，听从了他的谏言。（以上均见《韩宜可传》。）

代宗景泰四年，御史左鼎跪地进言："自从瓦剌之变发生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貂蝉冠满座，全都是公侯之类的贵族。鞍马塞满道路，无非都是将帅之流。百姓财力年年耗尽，国库日益空虚。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众，竟然不能振扬国威，这是因为军政没有建立起来。从前太祖制定律令,到太宗时,才暂时允许有罪之人用钱赎罪,这本是权宜之计。可是执法的官吏拘泥牵强,把这当作了成例沿用下去,官吏收受贪赃枉法所得的财物,都能够减刑赎罪。〇骨皮如此下去，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国朝建立之初设官都有定额，近来才开始因事增设。主事往常每司二人，如今有增加到十人的了。御史往常六十人，如今已有百余人了。甚至有一部设两名尚书的，侍郎人数也比常额多出一倍，都御史更是以数十计算，这是京官过多的表现。在外则增设了抚民管屯的官员，比如河南参议，从二人增加到四人；佥事，从三人增加到七人；这是外官过多的表现。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都各有十余人，还每年派遣御史巡视，又派遣大臣巡抚镇守。如今的巡抚镇守，就相当于过去的方面御史。做方面御史，则集合众人的长处还嫌不足。做巡抚镇守，则单凭一人的才智反倒有余。

译这是什么道理呢？至于御史升迁调动太过频繁，应当以六年为一个任期标准，让他们通晓政事，然后才能够治理百姓。巡按一职所系尤为重大，不应让刚上任的人贸然试用。其余各种官职也应当谨慎选择而长久任用。"奏疏呈上，皇上颇为嘉许并采纳。不久他又进言："国家承平已经数十年，公私积蓄本应充盈。可一遇到军事需要，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都是推行衰败之世的苟且政策，这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人的过失。臣请求切实抑制奇技淫巧之业，严禁游手好闲之人，斥退异端使其归农耕种，裁减冗员以节省无谓的靡费，开垦屯田以充实边防，核实兵员数额以减省军饷。寺庙道观的营建、供佛、施斋僧人，以及其他不急之工程、无益之费用，都应当一律停止罢免。专门以重视农业积蓄粮食为根本，并且身体力行节俭以作表率。这样以后才能使百姓富裕、国家充实。倘若不加以省察，任用聚敛搜刮的臣子，施行朝三暮四的政策。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而征发却没有止境，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而赋税却日益增加。若只顾苟且解决眼前的急难，不忧虑意外的祸患。臣私下里为此感到忧惧。"奏章下达户部。尚书金濂请求解除职务，皇帝没有允许。左鼎的建议也没有全部施行。当时御史练纲以敢言著称，而左鼎尤其擅长奏章。京城里流传的话说："左鼎的手，练纲的口。"从公卿以下都对他们感到畏惧。（见《左鼎传》。）

孝宗弘治元年七月，南京御史张〇与同僚一起上言："近来台谏官员接连上章论事，而随驾护跸、纠察仪礼的官员却难免遭受锦衣卫的杖责之辱，这正是言路将要堵塞的先兆。经筵已经开设，然而累累上疏进谏，最终也无法挽回天寒天热就停止免讲的说法，这正是圣学将要懈怠的先兆。内幸虽然斥退了梁芳，但赐祭之恩仍旧惠及那些便嬖之臣，这正是重新开启宠幸之风的先兆。外戚虽然治罪了万喜，但庄田又赏赐给了皇亲，这正是骄纵姻亲之风的先兆。左道邪术虽然被斥退，但符箓文书仍然在宫禁中传递，番僧又重新出现在京城中，这正是异端复兴的先兆。传奉官虽然已经革除，但千户张质又被重新任命，通政使张苗也未被罢黜，这正是传奉官制度重新开启的先兆。织造虽已停止，却仍听说有蟒衣斗牛纹样的织造？奢靡巧饰的风气恐怕正在滋长了吧？宝石采办虽已废止，却又听说有对戚里不合时宜的赏赐，珍玩之好恐怕正在崇尚了吧？《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事都有个开头，很少能坚持到底。）愿陛下以此为戒。"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见《本纪》。）

世宗嘉靖初年，西域鲁迷进贡狮子、西牛等方物，声称：所进贡的玉石共耗费二万三千余两银子，往来路途长达七年，借此邀求中国给予重赏。御史张录进言："贤明的君王不看重奇珍异物。如今这两头狮子每天各要喂食一只羊，一年就要用掉七百多只羊。牛本应吃草料豆类，如今却喂食果饵，这就是用人的食物来喂养它了。愿陛下退还他们的贡品，遣归来使，减少赏赐，以此打消他们的非分之想。"皇帝没有采纳。（见《解一贯传》。）

嘉靖二十年，元旦这天下了小雪。夏言、严嵩带头称贺。御史杨爵捶胸叹息，上疏说："如今天下大势，如同人衰病已到极点，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没有不受其害的，即使想要拯救，也无从下手。况且钻营奔竞已成风气，贿赂之事公然横行。遇到灾变却不忧虑，本不是祥瑞的事却称贺。谗言谄媚当面阿谀，逐渐流为欺骗蒙蔽，士风人心，败坏到了极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之臣日益疏远，而使人快意逞情的事情却在其间畅行无阻，这是天下的大忧患啊。去年从夏天到秋天，天气持续晴旱不下雨，京畿千里之内已经没有秋收的庄稼了。接着又是整个冬天没有下雪，元旦这天下了点小雪就停了，百姓大失所望。忧虑旱情的心思，远近的人都是一样的，这正是应当撤乐减膳、忧惧不安的时候。可是辅臣夏言、尚书严嵩等人

译，却把这当作祥瑞之兆而加以称颂。这不是欺骗上天、蒙蔽众人到了极点了吗？翊国公郭勋，朝廷内外都知道他是大奸大恶之徒。陛下却宠信他，使他肆无忌惮地作恶。一群奸邪之人趋附投奔他，善良正直之人则退避隐居。这是任用了不该任用的人，足以失去人心而招致危乱的，这是第一点。臣巡视南城，一个月之内，就有八十人被冻饿而死。五城加起来统计，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些人哪个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想要延续片刻的性命都做不到。可是土木营建的工程，十年都没有停止，工部下属官员，增设到几十人之多，又派人到远方去修建雷坛。因为一个方士的缘故，就榨取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道体恤，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如今北方寇患猖獗，境内盗贼窃发作乱，加上连年灾荒，上下都空虚匮乏，还能够劳民伤财、结怨天下吗？这是大兴土木没有停止，足以失去人心而招致危乱的，这是第二点。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曾经把《敬一箴》颁布晓谕天下。可是这几年以来，皇上临朝越来越稀少，经筵讲习也已荒废。大小臣僚朝参辞谢，都不能得见龙颜一面，敷陈政事、上下沟通，也不能听到皇上一句话语。恐怕人心会日益懈怠，朝廷内外会日益涣散，这不是隆盛的古代君臣同心协力、共图治理的气象啊。这是朝讲不亲政，足以失去人心而招致危乱的，这是第三点。左道邪术蛊惑众人，圣明的君王一定要诛除。如今奇装异服、异端邪说之人立于朝廷内外，金紫官服、赤色印绶的赏赐遍及朝廷内外。太师、太傅、太保这样的职位，本应坐而论道。如今却把这样的职位授予邪僻不端之人，官职品级的紊乱，没有超过这个的了。陛下如果真的能与公卿贤士，每天讨论治国之道，那么心正身修，天地鬼神没有不保佑护持的。何必要用这种妖诞邪妄的方术，把这些人安置在清静的宫禁中来拖累圣躬呢？臣听说：在上位者所喜好的，下面的人一定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近来，妖言邪盗纷纷兴起，诛杀不止，风声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议论，招来天下人的耻笑，招致后世的讥讽，这不是小事啊。这是信用方术之人，足以失去人心而招致危乱的，这是第四点。陛下临朝之初，广泛延请忠臣良谋，虚心接纳谏言。当时大臣言辞过于激切的，也有很多获罪的。从此以后，臣下畏惧皇上的天威，心怀危惧顾虑祸患，再也没有听说有冒犯龙颜、直言进谏来作为对皇上有益的沃心之言的人了。前些年太仆卿杨最一进言就丧命。近日赞善罗洪先等人都因为进言而被罢黜。国家的体统、治国之道，因此受损甚多。臣不只是为杨最等人感到惋惜。古往今来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是因为采纳谏言而兴盛、拒绝谏言而灭亡的。忠诚之言闭口不言，那么谗言谄媚之辞就会交相进献，国家的安危休戚，也就无从得知了。这是阻塞言路，足以失去人心而招致危乱的，这是第五点。希望陛下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思虑今日守成的不易，览阅臣所上奏的内容，予以施行。这是国家社稷的大幸。"（见《杨爵传》。）

神宗万历十一年，御史孙继先进言："君王想要建立长治久安的策略，必定要重用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能之士。前些日子，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都因为张居正夺情一事，上疏进言而获罪，以致遭受廷杖、被贬谪戍边。陛下难道不知道这几位大臣没有罪过，只是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安抚张居正的心情。近来因为御史李植上言，斥退了冯保，那么这几位大臣召回复职的事情就不应再拖延了。至于那些触怒张居正的人，如余懋学、赵应元、傅应帜、朱鸿谟、孟一脉、王用汲等人，也应当一并重新起用，以此来广开言路。"皇帝依从了这一建议。同时也恢复了郭惟贤的官职。

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上疏说："成祖曾说过'练子宁如果还在世,朕一定会重用他'这样的话。如今既然表彰了忠魂,建立祠堂加以祭祀,他的坟墓和后代子孙也应当

译予以厚加抚恤录用,可是他的姻亲之家却仍然蒙受不白之冤。比如江西胡闰一族已经被杀绝了,内亲也已经杀尽了,却还要抄没发配外甥分散戍边。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恳请查明前述那些还在戍所的人,一并商议宽赦放还乡里。"户部商议后决定："愿意返乡的放归,不愿意返乡的发给免罪凭证。"皇帝下诏："除齐泰、黄子澄之外,其余因方孝孺等案而被牵连获罪的人,都予以赦免。"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各地得以赦免的人,共有三千余人。到光宗时,连齐泰、黄子澄的亲属后裔,也都一并放还。（以上均见《三编》。）

万历二十五年，御史冯从吾直言进谏说："陛下郊祀、宗庙祭祀都不亲自参加，经筵讲习也不出席，奏章都被留在宫中不予批复。试看戊子年以前，四方边裔都归顺效忠，海内太平无波，己丑年以后，南方倭寇来犯告警，北方寇患背弃盟约，天变人妖，接连不断地出现禀报。励精图治的效果是那样，怠惰懒政的祸患是这样。近来颁布的敕谕，说是'圣体违和'（身体不适），想要借此掩饰自己的过失。殊不知'鼓钟在宫殿中敲响，声音早已传到外面'。陛下每天晚上必定饮酒，每次饮酒必定喝醉，左右侍从稍有一句话不合心意，就立即在杖下毙命，外朝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天下后世难道能被蒙蔽吗？愿陛下不要认为天变不足以畏惧，不要认为人言不足以体恤，不要认为眼前的安逸可以依靠，不要认为将来的危乱可以忽视。这是国家社稷的大幸。"（见《冯从吾传》。）

当时朝廷内外都在争相请求废止矿税，皇帝一律置之不理。左都御史温纯等人忧虑恐惧，不知该怎么办，于是率领各位大臣跪伏在宫阙前哭泣请求。皇帝勃然大怒，问是谁带头的？回答说："是都御史臣温纯。"皇帝这才收敛怒气，派人前去安慰致谢说："奏疏就要批下了。"大臣们这才退去。不久最终还是没有施行。广东的李凤、陕西的梁永、云南的杨荣都因为征收矿税而激起民变。温纯又直言进谏："税使窃取陛下的威福权柄，人数以十计算，跟随税使、依仗其权势的随从，以百计算；各地方奸民混入其中充当随从爪牙的，以万计算。天下百姓被水旱灾害所困，又被采办征收所困。在这样的经营运作、辗转输送之下，百姓已经愤然丧失了乐生的心愿，又怎能再承受这千千万万的虎狼呢？愿陛下立即废止矿税，逮捕李凤等人依法治罪。"皇帝也没有批复。（见《温纯传》。）

光宗驾崩后，李选侍占据乾清宫，追封为皇长子(即熹宗)之皇后。御史左光斗上疏说："内廷有乾清宫，就如同外廷有皇极殿一样。只有天子承受天命才能居住其中，只有皇后配天命才能与天子共同居住。其他妃嫔，即使依次进宫侍奉，也不得长期居住此宫。这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的等级。李选侍既不是皇长子的嫡母，也不是他的生母，可是却尊居正宫。而皇长子殿下反而退居慈庆宫，不能守灵治丧、举行大礼，这名分算是什么呢？李选侍侍奉先皇，没有像古代贤妃那样脱簪待罪、警戒晨昏的美德，对于殿下，也没有抚养教育的恩情。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将圣躬托付给她呢？况且殿下已经十六岁了。内有忠诚正直、老成持重之人辅佐，外有三公九卿辅佐，何必担心缺少人才，还需要靠乳母哺育、襁褓怀抱吗？况且睿智初开，正应当'不见可欲'（不接触引起欲念的事物）。何必要托付于妇人女子之手呢？如果现在不早做决断，将会借着抚养的名义，行专制之实，武则天当年的祸患，将在今日重现，将来会有不忍说出口的事情发生。"于是熹宗急忙下令选择日子移宫。在那个时候，宫廷内外形势危疑，人心惶惶不安。左光斗与杨涟同心协力提出建议，排除阉党，扶持年幼的君主，皇权才得以安定。（见《左光斗传》。）

天启三年，御史李应升请求："在早、午、晚三个时辰，皇上应当驾临便殿，咨询访问时政。"皇帝下诏答复说知道了。不久他又进言："自从登州、莱州增设巡抚

译以来，就侵吞冒领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增设招募训练的监军，又侵吞冒领了十几万两。边关内地的将领多如蚂蚁，克扣军饷，又不知有几十万两。增设总督，对边防有什么补益？增设京官，对政本有什么裨益？枢密副职添设了，谁能慷慨激昂地出行边防？司空添设了，谁能拮据节俭地筹备储蓄？大将添设了，只是助长了媒糵构陷、纵容逃兵。礼部、兵部所属官员添设二三十人，谁能储备边防人才、精通典章礼仪？滥开边俸捷径，如燃灰般轻易，那么吏治就会日益败坏。白衣布衣（无功名之人）攘臂夺权，邪僻之人混入幕府，那么奸邪的将弁就会充斥朝野。恳请陛下独断圣心，将这一切都予以罢免。"又说："如今事情下达到各部曹，十件事有九件都被搁置压下。应当重申国家法典，明确纠正将领的罪责。锦衣卫的旗校，大半归权贵所有，应当派遣官员巡视，如同巡视京营的制度一样。街官（地方治安官）承袭职务，考核比试不严格，应当申明旧有的章程，不使人幸进得官。将校蚕食军饷，逃兵不加招抚，私自招募乞丐充数，从中分取一半军饷，应当大力加以整治惩处。穷苦百姓遭受敲扑之刑，哭声响彻公堂，奸吏乘机侵渔盘剥，福堂（衙署）却安然坐视，应当严明法制。"当时朝廷未能采纳。（见《李应升传》。）

天启四年二月，御史黄尊素极力陈述时政十项弊端，末尾说："陛下厌恶轻视进言的官员，人人心怀忌讳，于是就有人剽窃皮毛之言，不敢触犯中枢要害。如今宦官的权势超过了汉代的赵娆，禁军的势力接近唐末藩镇之患。祸起萧墙的忧患，比敌国入侵还要惨烈。朝廷之中没有出谋划策之臣，边关没有克敌制胜之将。当权者昧于安危的先兆，误国之人回护自己失败的局面。不用这样的时机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徒，反而痛恨刚正不阿的正直之士如同仇敌一般，陛下难道不为国家社稷考虑吗？"奏疏呈入，魏忠贤大怒，谋划要对他施行廷杖。韩〇广极力相救，才改为夺去俸禄一年。不久，万〇景因受刑创伤过重而死。黄尊素上言："按照律法：不是谋反叛逆、十恶不赦的罪行是没有死罪的。如今用一片赤诚忠心的忠臣，竟然殒命于磨牙砺齿的凶恶阉党之手。这些人一定会得意洋洋地互相转告说：'我们借着天子的威权，可以任意鞭笞百官。'后世如果有秉持董狐直笔、继承朱熹《纲目》笔法的史官，会这样记载：'某月某日，郎中万〇景因进言之事被廷杖打死。'这难道不是上累圣上的德行吗？倡导廷杖之说的人，一定会说：'这是祖宗的成法。'却不知道英宗正统年间，是王振、刘瑾在推行这种做法；世宗、神宗年间，是张璁、严嵩、张居正在推行这种做法。奸邪之人想要为所欲为，害怕忠臣义士掣肘阻挠，就一定会借助廷杖来发泄他们的私欲。这使得君主蒙受拒谏的恶名，自己却得到弄权的实惠，而仁人贤士也因此有了朝不保夕的形状。于是他们就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而祸患就转移到了国家身上。万〇景如今已经死了。侮辱士人、杀害士人的风气，这个先例不能再开。恳请恢复他生前的官职，破格给予抚恤，使他的遗孤能够扶着灵柩返回故乡，这样万〇景死也可以瞑目了。"（见《黄尊素传》。）

思宗崇祯九年，大学士钱士升因为直言进谏而被罢官离职。御史詹尔选上疏说："辅臣自请引咎，很快就得到了回籍归乡的谕旨。人臣之所以不肯进言，根源就在于不肯离去啊！辅臣既肯进言，又肯离去，臣实在为此感到光荣。只是不能不为朝廷惋惜这一举措。李〇用不合法度的手段引导皇上，辅臣执意奏谏。这本应当受到嘉许还来不及，反而被认为是猜疑君主、沽名钓誉吗？臣子无缘无故猜疑他的君主，这不是忠诚；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君主凡事都做得万无一失，这不过是阿谀奉承的托辞而已，这也一定不是忠诚。臣子沽名钓誉，从道义上讲是不应该放纵的；可是君主如果不用名誉来激励天下人，使他的臣子尸位素餐、保住宠信，无廉耻之心，这也

译一定不是国家之利。何况如今天下人对陛下心存疑虑的已经不少了。将领骄纵、士卒懈怠，尚方宝剑不灵验了，那么有人或许会怀疑是过于偏重武备。射箭骑马与执笔为文一并要求考核，不符合要求的就不予录用，那么有人或许会怀疑对于文教推行得太缓慢了。免除朝觐考核的说法推行了，皇上的本意是要让百姓摆脱困苦，可是有人或许会怀疑朝觐这样的国家大典，还不如省下数万两路费的钱财重要。驳问的事情繁多，皇上的本意是要惩治奸恶顽固之人；可是有人或许会怀疑，明代开国以来的刑律，几乎要禁止加重刑罚的纷乱局面了。那些君子们担忧驱使鞭策的政策没有正当依据，那些小人们害怕陷入牵连获罪的重重门径。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苟且应付的政策，有人拊心愧恨，有人对众人叹息。辅臣不过是偶然借着一件事情替天下人发泄愤懑罢了，却因此郁郁不乐地离去。恐怕今后的大臣再也没有敢进言的人了。大臣不敢进言，那么小臣就更难指望他们进言了。每天与陛下说话的人，都只是那些苛刻琐细、不识大体之徒，看似忠诚看似守信，或如癫狂或如痴呆，事情做成了就挺身而出招摇卖弄，事情败露了就隐藏行踪逃窜他方。惊骇人心、蒙蔽耳目，毁坏成法、酿成隐患。天下大事还能忍心再说下去吗？"（见《詹尔选传》。）

◎弹劾

都御史的职责专门在于纠察弹劾，是天子的耳目风纪之官。凡是大臣奸邪不法，小人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扰乱朝政的，都要弹劾。凡是百官猥琐庸碌、贪污渎职，败坏官场纲纪的，都要弹劾。凡是学术不端正，上书陈言、变乱既定法度，企求进用的，都要弹劾。

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纠察朝廷内外各衙门官员的邪恶行为，有的公开上章当面弹劾，有的密封奏章上奏弹劾。（以上均见《职官志》。）

洪武初年，监察御史韩宜可弹劾官员从不回避权贵。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受到皇帝的宠信。有一次皇帝闲坐时召集大臣从容宴谈，韩宜可径直上前，从怀中取出弹劾文书，弹劾这三个人："他们表面险恶却装作忠厚，实则奸佞却装作正直，凭仗着功劳恃宠而骄，内心怀有反叛之意，被提拔安置在朝廷要害之地，擅自作威作福。恳请斩下他们的首级，以此向天下人谢罪。"皇帝大怒说："这个耍嘴皮子的御史，竟敢诋毁诽谤大臣吗？"（校点者按：《明史本传》中"排谤"作"排陷"。）下令将他投入锦衣卫监狱，不久又释放了他。（见《韩宜可传》。）

洪武十六年，陶垕仲以国子监生的身份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纠察弹劾官员从不回避权贵，弹劾刑部尚书开济致其被处死，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见《陶垕仲传》。）

建文初年，练子宁被授任御史大夫。燕王起兵，李景隆率兵北征屡战屡败，朝廷下诏召他回京。练子宁扣押住李景隆，历数他的罪状请求诛杀他，皇帝没有听从。练子宁愤慨激动地叩头进言说："这是卖国贼。臣忝为执法之官，不能除去这个奸臣，请先诛杀我自己吧。"于是罢朝而去。（见《练子宁传》。）

成祖永乐初年，御史周新敢于直言，多有弹劾之举。权贵外戚都为之震惊惧怕，把他看作"冷面铁面"。（见《周新传》。）

仁宗监国期间，御史鲁穆屡次上密封奏疏。汉王的官校多有不法行为，人们没有敢说的。鲁穆上奏章弹劾他们，虽未得到批复，但正直的名声震动了朝廷。（见《鲁穆传》。）

宣宗宣德三年，顾佐担任左都御史，刚一到任理事，就上奏罢黜不守法度以及年老多病的御史三十三人。（见《顾佐传》。）

英宗正统年间，副都御史周铨因为私……

译用刑杖鞭打御史。御史范霖、杨永和尚褫等十八人，一同弹劾铨。铨被关进诏狱。（出自《野获编》。）

成化年间，御史姜昂与同僚一起弹劾方士李孜省。在午门外被杖打。（出自《姜昂传》。）

译正德年间，南京御史陆昆曾弹劾宦官高凤、苗达、保国公朱晖。当时八虎(宦官集团)窃夺朝政大权，朝政一天天败坏，陆昆又与十三道御史一同上疏，极力论说太监马永成、魏彬、刘瑾、傅兴、罗祥、谷大用等人蒙蔽皇帝的罪状。刘瑾大怒，将他们全部逮捕下狱审讯。(见《陆昆传》。)

南京御史蒋钦与同僚薄彦徽等人弹劾刘瑾，因此获罪。出狱刚满三天，蒋钦独自具疏弹劾刘瑾，说："刘瑾不过是个卑贱小人罢了！陛下亲自把他当作心腹，托付以耳目之职，待他如同股肱大臣。殊不知刘瑾是悖逆之徒，蠹害国家的贼子，窃取权柄玩弄权势，使万民失望，愁怨叹息之声，惊天动地。希望陛下听从臣的话，赶紧诛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再杀臣以谢刘瑾。"奏疏呈上后，又被杖打三十，关入监狱。过了三天，蒋钦又具疏请求杀掉刘瑾，言辞更加激烈恳切。奏疏呈入后，又被杖打三十，最终死在狱中。(见《蒋钦传》。)

嘉靖十一年冬，彗星出现，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南京御史冯恩极力论说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的奸邪，说："张孚敬是根本上的彗星，汪鋐是腹心里的彗星，方献夫是门庭间的彗星。这三颗彗星不除去，百官就不能和睦，各项政务就不能公平。虽然想要消除灾异，也是不可能的。"皇帝大怒，将他逮捕下狱，判处死罪。(见《冯恩传》。)

十七年，南京御史黄正色弹劾兵部尚书张瓒奸邪贪污，事情很有实据，但奏疏中有"历任藩臬要职，没有一项善政"的话。张瓒辩解说：自己未曾担任过藩臬之职。皇帝认为这是诬告弹劾，罚没其两个月俸禄。第二年，章圣太后灵柩南下安葬，命黄正色护送监视。事情办完后，他弹劾宦官鲍忠、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温仁和沿途接受馈赠礼物。皇帝召见鲍忠等人，他们都叩头哀求，因而称赞黄正色正直。于是逮捕黄正色下诏狱，发配戍边。(见《张选传》。)

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次被弹劾，请求辞官。皇帝加以慰留。御史谢瑜说："严嵩虚伪矫饰、言辞浮夸，欺骗蒙蔽皇上，钳制言官，还援引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作为辩解，并说众臣中没有为陛下真正办事的人，想借此激怒圣上。他的奸邪之状十分明显。"皇帝将奏疏留中不发。严嵩上奏辩解，并且说谢瑜攻击自己没完没了，是想与朝廷争胜负。皇帝于是严厉斥责谢瑜，而对严嵩极力加以抚慰。过了两年，最终还是任用严嵩为宰相。刚过一个月，谢瑜又上疏说："武宗游乐荒废政事，边防本应败坏却还没有太坏；如今圣上在位，边防本应巩固却反而大坏，这是大臣谋国不忠、陛下用人失误的缘故。自从张瓒执掌枢府以来，掌管军队却使天下无兵可用，选拔将领却使天下无将可用。有人说张瓒身材魁梧，堪称'福将'。如果真能使边境安宁，四海太平，称他为'福将'倒也可以。如今张瓒毫无功绩却屡受恩荫加封，有罪过却未被剥夺，这种'福'，只是他一人之福，并非国家军事之福。从前虞舜诛杀四凶，万世称为圣明。如今张瓒与郭勋、严嵩、胡守中乃是当今圣世的四凶，陛下十天半月间已经诛杀了其中两个，天下人无不称颂陛下圣明，为何不将这两个凶人也一并流放，以成全帝舜的功业呢？大学士翟銮，从废弃中被起用，委以巡边的重任。他却悠闲放纵，虚耗供给费用，把善于送礼行贿的人当作有才能，把进献淫乐之物的人当作恭敬。致使边军越发瘠弱，边防更加松弛。巡视边防尚且如此，还要他何用？所以不清除朝政的根本，天下必然不能治理好；不更换掌兵之人，武功必然不能振兴

译。"奏疏呈入，留中不发。(见《谢瑜传》。)

三十一年，王宗茂升任南京御史。当时先后弹劾严嵩的人都遭到祸患，朝廷内外都畏惧严嵩的威势，更加不敢开口。王宗茂心中积压不平，任官三个月，上疏论列严嵩辜负国家的八条罪状，并且说："陛下国库的储蓄，不够支撑各边防一年的费用，而严嵩所积蓄的财富，却足够供养数年之用。与其颁布卖官鬻爵的法令来资助边防，何不除去这个蠹害国家、危害百姓的贼子，抄没他的家产来缓解国家的忧患呢。"奏疏送到，通政司赵文华秘密拿给严嵩看，扣留了几天才呈递上去。严嵩得以预先做好安排，于是以诬蔑诋毁大臣的罪名，把王宗茂贬为平阳县丞。(见《王宗茂传》。)

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时举弹劾刑部尚书黄光升，说："宦官季永因诉讼之事冲撞了皇帝的车驾，本不该按死罪论处，黄光升却拟定为真正犯死罪；奸人王相私自阉割良家百姓子弟三人，本无可宽宥的法条，黄光升却拟定为可疑之罪从轻处理。应当勒令他退休。"皇帝大怒，命令将百姓编入关外军籍。(见《杨思忠传》。)

隆庆年间，御史凌儒弹劾罢免了大学士高拱。高拱被罢官后，凌儒又弹劾郭朴。不久，又弹劾罢免了抚治郧阳的都御史刘秉仁。又因永平失事，弹劾总督刘焘、巡抚耿随卿、总兵李世忠的罪状。耿随卿、李世忠因此被逮捕，刘焘被贬官。(同上。)

天启元年，奉圣夫人客氏被赶出宫后，又重新入宫。御史周宗建首先冒死上疏极力劝谏。三年二月，他又冒死上疏攻击魏进忠（即魏忠贤），大略说："臣在去年就指名弹劾过他。魏进忠没有一天忘记臣，于是借私人郭巩入京之机，唆使他倾陷臣，并且倾陷其他与他意见不合的人。郭巩于是编造出'新幽''大幽'的说法，把持官员考核大权，把朝臣数十人的姓名编入一册，想要一网打尽。他又制作匿名文书，罗织五十多人的罪名，投掷在路边，想借此发泄报复的私愤，消解魏进忠的怨恨。幸好公道自在人心，郭巩的阴谋没能得逞，他才另外借用杨镐、熊廷弼一案作为陷阱。前朝的汪直、刘瑾虽然凶残如枭獍，但因为言路清明，与朝臣隔绝，所以不久就败亡了。如今权奸报复朝臣，反而要借助言官来伸张；言官的声势，反而要依靠权奸来加重。数月以来，摘瓜牵蔓，株连不断，正直之士人人自危。满朝官员各自珍惜性命，没有人敢公然冒犯他的锋芒。臣如果还顾惜自己微贱之躯，不来向陛下禀告，那么朝内有魏进忠在指挥，身旁有客氏做羽翼，朝外有刘朝等人掌兵示威，又有郭巩这类人像蚂蚁苍蝇一样聚附而来，内外勾结，驱逐清除善良正直之人。天下大事，怎能忍心写下去呢？"(见《周宗建传》。)

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

卷三十四 职官六

◎巡按

洪武十年七月己巳日，派遣监察御史巡视州县，让他们询问民间疾苦，考察民风习俗，宣扬教化。他们所巡按之处，藩服大臣、府州县官员，各项考核举荐弹劾之事尤其专责于他们，涉及人事的可以直接奏请裁决，小事可以当场处断。巡按所到之处，必须先审录重刑囚犯，检查核对文书档案，如有故意出入人罪的，要加以查明辨正。(见《三编》。)皇帝告谕他们说："朕命你们出巡，遇有该说的事，务必据实陈奏，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凡是治理国家都以安民为根本，百姓安定则国家安定。你们应当依据法度、恪守正道，千万不要沽名钓誉。朕深居宫中，能够依靠来宣扬德意、通晓民情的，只有依靠你们。你们各自要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