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职官三

译来宗道笑着说："他为何多话，翰林院向来的惯例，只是负责香茶清雅之事罢了？"当时人称来宗道为"清客宰相"。（出自《顾秉谦传》。）

卷三十一 职官三

◎六部总（仍沿用元代官制。）

明朝初年，设置中书省，其下属有四部，分别管理财政钱粮、礼仪、刑名、营造等事务。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日，才开始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仍隶属于中书省。皇帝召六部尚书入奉天殿觐见，谕示说："朕从江南起家开创基业，军务正繁重，官制尚未完备。如今把政事分别委托给你们六部。国家大事，由中书省统管，分别处理的是六部，是至关重要的职位。凡是各种政务，都应竭尽心力办理。如有失误违背，将祸及天下，不能不谨慎。"

五年六月癸巳日，确定六部职权范围，年终考核政绩，据此决定升降。（以上出自《昭代典则》。）六年，每部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出自《职官志》。）

七年正月庚午日，命令六部官员不得随意调动。有多年功劳的官员，听凭本部升职任用。（出自《昭代典则》。）

十一年三月丁酉日，禁止六部奏事不得先禀报中书省。（出自《吾学编》。）

十三年三月戊申日，废除中书省，提升六部的品秩。规定：设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正三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不久增设侍郎一人，分为左、右侍郎。（出自《职官志》。）

明朝初年，每部设主事、司务各四人，作为首领官，有主事印。洪武二十九年，把主事改为司官，才专门以司务作为首领官。每部各设二人。凡六部主事职位出缺，大多以进士选用补任。（出自《续通典》。）

主事这一官职，自唐、宋以来，有时是首领官，有时与吏令史地位相同。自洪武时改为司官后，才与郎官并列。所以明代主事的员额，分别记载在六部各司名下。（同上。）

建文年间，把六部尚书改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次在侍郎之上；去除各司"清吏"二字。成祖恢复旧制。（出自《职官志》。）

永乐元年，设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不久分别设置六部，称为"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北京，把六部官署迁移到北方，不再称行在；留在南京的六部，加"南京"二字。（出自《吾学志》。）

洪熙元年，重新在南京设置六部官署，去掉"南京"二字；而把在北方的加上"行在"二字，仍设置行部。宣德三年，又撤销行部。

正统六年，在北京去掉"行在"二字，在南京仍加"南京"二字，从此成为定制。（以上出自《职官志》。）

明朝制度：六部分别处理天下政务，内阁不得侵夺其权。到严嵩时才开始暗中侵夺六部权力。等到张居正掌权时，六部权力全归内阁，六部官员小心翼翼请示政事，如同下属官吏一般。祖宗的制度由此改变了。（出自《杨巍传》。）

崇祯八年，给事中颜继祖上疏说："六部的政务，掌握在尚书手中。各司的事务，掌握在正郎（郎中）手中。而侍郎以及副郎（员外郎）、主事，只是陪列画押而已。这样政事怎能不荒废？"（出自《颜继祖传》。）

◎吏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设置吏部，任命滕毅为尚书，樊鲁璞、汪河为侍郎。（出自《垒山集》。）

四年三月，任命陈修为吏部尚书，与侍郎李仁详细考订旧有典章制度，并参酌当时的实际情况。按地方冲要偏僻的不同，设置官员多少繁简。凡是各衙门官员的升降黜陟，以及考核功绩、核实政绩的方法，都精心筹划。铨选制度因此井然有序。（出自《陈修传》。）

同月，任命詹同为吏部尚书，谕示他说："吏部，是权衡评鉴官员的部门。镜子明亮，

译那么事物的美丑就无所遁形；秤杆公平，那么物品的轻重就能得到恰当的判断。政事的得失在于百官，任用官员是否得当在于吏部。任用得当，那么政治清明百姓安定；用人不当，那么就会荒废政务、旷废职守。你们身负掌权持衡的重任，应当秉持公平，来辨别贤能与否。不要只是碌碌无为地占据职位罢了。"（出自《昭代典则》。）

十一年正月，任命兵部郎中陈铭为吏部尚书。十二年，任命常州府知府张度为吏部尚书。（出自《张江陵集》。）

十三年正月，废除中书省，任命山西参政契斯为吏部尚书。（出自《昭代典则》。）

二十六年，任命吏部主事翟善代理侍郎事务，不久又升任代理尚书。翟善精通经术，奏对合乎皇帝心意。皇帝说："翟善虽然年轻，但器量宏大，他人比不上。"皇帝想为他在家乡营建宅第，翟善辞谢。皇帝又想免除他家的戍边兵籍，翟善说："戍卒应当增加，怎么可以因为我而破例呢？"皇帝因此更加认为他贤能。（出自《陈修传》。）

二十九年正月壬戌日，提升詹事府丞杜泽为吏部尚书。（出自《大政记》。）三十一年六月，任命中书蹇义为吏部右侍郎。（同上。）

宣德初年，蹇义担任吏部尚书。有人因授官没有得到好地方而控诉不公平的，皇帝都斥责他们。后因蹇义年老，让他放下部务，改由郭琎接替，并以吕蒙正的选官夹袋、虞允文的《材馆录》的旧例告诫他。郭琎由此留意人才，识得进士李贤有辅相的器量，授予他吏部主事之职，后来李贤果然成为名相。（出自《郭琎传》。）

正统年间，王直执掌吏部。当时刚罢除了朝臣荐举方面大员的做法，专门归吏部负责。王直委任曹郎，严厉抑制钻营取巧之风；巡视各地归来的御史，一定要让他们详细汇报所辖官员的贤能与否，以备选拔提升之用，因此被称为知人善任。他的儿子王〇被授予南京国子监博士，考核政绩来到吏部。文选司郎中想要留他在王直身边任职，王直不允许，说："这样一来乱法就从我开始了。"朝廷因王直年老，命何文渊担任尚书辅佐他。何文渊离任后，又任命王翱，于是吏部同时有两位尚书。（出自《王直传》。）天顺初年，撤除其中一位。（出自《职官传》。）

景泰四年，御史练纲等人上言说："吏部选官不公，任意抬高压低。请将尚书何文渊、右侍郎项文曜交付法司审理。尚书王直、左侍郎俞山素来行为端正，被项文曜等人所蒙蔽利用，也应当一并追究问责。"皇帝虽然没有治何文渊的罪，但最终认为练纲等人说得对。（出自《左鼎传》。）

王翱掌管吏部铨选，谢绝私下请托，公务之余总住在值班的官舍中，除非年节、朔望日祭拜祖先，从未回过家。他推荐人才不让人知道，说："吏部难道是快意恩仇的地方吗？"他的女婿贾杰在京城附近做官。王翱夫人多次接女儿回家。贾杰生气地说："若是你父亲主管铨选，把我调到京城做官，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何必这样来回奔波劳烦呢？"夫人听了这话，趁机去请求王翱。王翱发怒，推翻桌案，打伤了夫人的脸。贾杰最终也没有得到调动。（出自《王翱传》。）

天顺二年四月，吏部侍郎孙宏遭遇丧事。皇帝命令他守丧，并召见李贤说："吏部是衡量天下人才的机关，侍郎的地位仅次于尚书，不是其他部门所能比拟的，必须得到合适的人选。你认为谁可以担任？"李贤推荐姚夔，说他仪表内涵相称，具有大臣的气度。于是任命姚夔为吏部侍郎。（出自《天顺日录》。）

成化五年，姚夔担任吏部尚书，留意人才，不回避亲朋故旧。当初王翱主管吏部时，专门压制南方人，北方人对此很高兴。到姚夔时，颇为器重南方人，所推荐提拔的都能称职。（出自《姚夔传》。）

李裕拜为吏部尚

译书。每次大规模选官，都提前两天在后堂设一块木牌，上写"皇天鉴之"，与两位侍郎在旁边坐下，文选司官员站在前面。按照空缺职位与候选人一一核对资格，可否任用都记录在案。到日期就引导上奏、填写榜单，从没有出过差错。所以各衙门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出自《续通典》。）

孝宗即位后，召王恕入朝担任吏部尚书。当时言官大多说王恕贤能却已年老，不应担任繁重的职务，应当安置在内阁参与大政。皇帝说："朕效法蹇义、王直的先例，让王恕主管吏部。有什么谋划建议未尝不听取，何必一定要入内阁呢。"王恕所推荐引进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都是一时的名臣。其他贤才长久废弃在民间的，也担心被拔擢得太晚。弘治年间，众多正直之士充盈朝廷，各项职事都得到妥善治理，号称极为兴盛，这都是王恕的功劳。（出自《王恕传》。）

吏部尚书就是古代冢宰的职位，作为百官的表率，礼遇待遇特别不同，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洪熙年间，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官至三孤兼尚书衔，但品级次序仍排列在尚书蹇义、夏原吉之下。景泰年间，左都御史王文升任吏部尚书兼学士入内阁，他的班位次序仍以原来的官衔为准。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廷宴会起，大学士丘濬才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排在吏部尚书王恕之上。此后由侍郎、詹事入阁的官员，班位都排在六部之上了。（出自《职官志》。）

弘治十四年十月，任命马文升为吏部尚书。第二年正当官员的考核大计，皇帝当面告诉他说："天下入京朝觐的官吏都已聚集，你要勤于访查以彰明黜陟赏罚。"从此淘汰不称职的官员两千余人。（出自《续通典》。）

嘉靖年间，吏部侍郎职位空缺，朝臣把应当补任的人选上报，皇帝没有采用，谕示希望得到老成持重、遵守法度的人。以南京兵部侍郎欧阳铎上报，于是任用了他。欧阳铎辅佐吏部不带家眷，说："我怎么敢把这个官职当作自己的家产呢？"（同上。）

张邦奇担任吏部侍郎掌管部务，推举提拔正派人士，人们无法以私情干求他。铨选升迁事务，多受内阁指示，只有张邦奇不这样。大学士李时因此对他心怀怨恨。郭勋家人犯法，抬着重礼贿赂请求宽宥，张邦奇不接受。皇帝想授予张邦奇尚书之职，被两人阻止。（出自《张邦奇传》。）

徐阶担任吏部侍郎。按照旧例：吏部官员大多闭门谢客，接见其他官员时也不多说几句话。徐阶降低身份对待他们，见面时一定深谈良久，询问边疆腹地的要害之处、官吏的政绩、百姓的疾苦。众人都很欣喜能了解徐阶的心意，愿意为他效力。（出自《徐阶传》。）

二十三年九月，任命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当时大权归于首辅严嵩。许赞入阁不能参与票拟，常常叹息说："为何夺走我的吏部职位，让我在旁边斜眼看别人做事？"因此屡次请求辞职，皇帝不允许。（出自《三编》。）

三十年，李默由吏部侍郎接替夏邦谟担任尚书。自正德初年焦芳、张彩以后，吏部再没有由侍郎升任尚书的人。李默是皇帝特意亲自选拔的，是很特殊的恩遇。（出自《李默传》。）

四十二年，严讷担任吏部尚书，与朝廷官员约定，有事在朝房禀告，不得到私宅拜谒。他谨慎选择郎官人选，务必抑制钻营取巧之风，振兴提拔久被埋没的人才。又因资历规定过于死板，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仿照先朝把科举、举荐、承荫三条途径并用的办法，改革州县官吏的政务……

译功绩突出的人，破格越级提拔。铨选政务为之一新。他曾对人说："掌管铨选的大臣与辅政大臣必须同心协力才能有成效。我执掌铨选两年，正逢华亭主持国政，办事没有阻碍；而且所任用的选郎贤能，选拔官员没有用错人的。"华亭指徐阶，选郎则是陆光祖。(《严讷传》。)

译吴安阈说："陆子元曾经说过：'如今吏部的职权，可与古代的宰相相比。而它掌管官员升降的权力，有的地方是宰相也比不上的。像前代君主有所选拔任用的人，有时不经过中书省。祖宗时期用人，也往往是皇帝亲自选拔。如今凡是不经吏部提名上报、而由皇帝特旨提拔任用的官员，称为传奉官，一定不久就会被罢免。人们也以做这种官为耻。又比如有过失被降职罢黜的官员，虽然是奉特旨罢黜的，日后还可能重新起用。唯独经吏部考察罢黜的，永远不再录用。吏部权势之重，是古代所没有的。'"（见《续通典》。）

隆庆元年，吴岳历任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结束后，给事中胡应嘉为被罢黜的官员申辩救助。吴岳到内阁，高声质问："给事中竟敢挽留京察中被罢黜的官员，有这样的先例吗？"胡应嘉因此获罪。（见《吴岳传》。）

隆庆三年，高拱主持吏部，想要普遍了解人才，发给各司官员名册，让他们在册上标注官员的贤能与否，记下籍贯、乡里、姓氏，按月总结、按年汇总。因此仓促间举用官员，都能用对人。（见《高拱传》。）

万历初年，吏部尚书严清每日探究旧例，考辨官员才能，从丞、佐等下属官员开始都亲自签署，没有一个是靠侥幸晋升的。朝廷内外都效法他的廉洁俭朴，书信往来几乎绝迹。（见《严清传》。）

万历二十年，孙钅龙任吏部尚书。吏部自宋纁及陆光祖执政以来，权力才归于吏部本身。到孙钅龙时，更加坚定地守护这一权力。按照旧例：吏部尚书与阁臣相遇，不必回避让路。后来大多带头回避。陆光祖曾为此力争才恢复旧制，然而暗中还是告诫驺从走别的道路。到孙钅龙时更是径直而行毫不回避，张位等人心中不平，因而想夺取吏部的权力，建议说："大臣官职出缺时，让九卿各自推举一人，一并上奏，听凭皇上裁决任用，以杜绝专权擅断。"孙钅龙说："廷推之制，是让大臣们共同衡量可否，这体现了'官爵授予于朝廷、与众人共同决定'的道理。若一并上奏，会开启侥幸钻营的门路，不合制度。"给事中史孟麟也这样进言。但诏令最终还是按张位的建议施行，从此，吏部的权力又分散到九卿手中了。（见《孙钅龙传》。）

万历二十二年，任命孙丕扬为吏部尚书。孙丕扬刚正不屈，百官没有敢以私事请托的，只是担忧宫中权贵的请托。于是创立掣签法，无论大选、急选，一律让候选人自己抽签决定。请托寄望之事从此无处容身。一时间，选人们都盛赞此法公正无私。然而铨选之政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见《孙丕扬传》。）

当时大官员出缺，九卿及科道掌印官都可以自行推举，听凭皇上裁定。而吏部各司郎官也由九卿推举，尚书不能自行选择自己的属官。在外任的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一律采用掣签法。吏部的权力一天天变轻。（见《李戴传》。）

万历四十八年，周嘉谟任吏部尚书。当时齐、楚、浙三党执政，官员升降的权力，吏部无法主导。等到周嘉谟掌管铨选大权，只任用有才能的人。光宗、熹宗相继即位。周嘉谟大力起用先前被废黜、削籍的官员，德高望重的老臣布满朝廷。而被称为三党首领以及结党营私、扰乱朝政的人，名声也逐渐自行引退，朝廷因此清明。此后，周嘉谟又极力陈述吏治败坏的情况。请求责成各地巡抚、巡按各负其责。上级官员为下属所写的考评，大多使用四六骈俪的文辞，多有失实。周嘉谟请求以六项标准评定官员：一是"守"，二是"才"，三是"心"，四是"政"，五是"年"，六是"貌"。各项都要如实记录，不要用虚饰的言辞。皇帝称赞这个办法好，予以施行。（见《周嘉谟传》。）

天启三年，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当时贿赂公行，言官尤其猖狂。每当文选郎出行，就在半路拦截他，替人求官。求不到官，就恶

译语相加，有的甚至将其驱赶离去。赵南星立志澄清吏治，独自坚持自己的意志。内阁及宫中权贵都畏惧他的刚正严厉，不敢有所干求请托。当时东林党势力强盛，正直之士充满朝廷。赵南星更加大力举荐被遗弃埋没的人才，把他们安置在各个官位上。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执掌都察院，李腾芳、陈于廷辅佐铨选，魏大中、袁化中执掌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等人，都安排到卿贰的官位；而吏部四司的属官：周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也都受到百姓称誉。朝廷内外都欣然期望天下大治。而一些奸邪小人却对此侧目而视，日益想要除掉赵南星。不久赵南星就被放归乡里。（见《赵南星传》。）

◎吏部四司（元代吏部属官不分司。）

洪武元年，设置吏部郎中、员外郎、主事。洪武六年，分设三属部：总部、司勋部、考功部。洪武十三年，增设司封。洪武二十二年，改总部为选部。洪武二十九年，确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每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

正统年间，验封郎中一职长期空缺无人。皇帝下令推举选择。正逢御史马谨任职九年期满，吏部尚书郭〇推荐马谨清廉正直。于是便任用了他。（见《马瑾传》。）

成化五年，文选郎中陈云等人被属吏揭发，都被下狱贬官。吏部尚书姚夔知道屯田主事黄孔昭为人廉洁，把他调到文选司。成化九年，晋升为郎中。按照旧例：选郎大多闭门谢客。黄孔昭说："国家用人才，就像富贵人家积蓄粮食一样。粮食不平时积蓄，怎么能应付饥荒？人才不预先储备，怎么能应对急用？如果以深居简出、拒绝会客为高尚，怎么能知晓天下的杰出人才？"办完公事之后，遇有客人来访，就一定接见，向他们询问人才情况，记录在册子上。任命官员的那天，就根据这人才能的高低，配以繁简不同的职位。因此铨选授职都公平允当。那些以私事请托的人，都被他拒绝了。吏部尚书尹〇想要推举旧交出任巡抚，黄孔昭不答应。那人来到京城，拜见黄孔昭，甚至下跪。黄孔昭更加鄙视他。尹〇命他推举，黄孔昭说："他所欠缺的，正是做大臣应有的气度啊。"尹〇对那人说："黄公不离开吏部，你是升不了官的。"（见《黄孔昭传》。）

弘治初年，王恕主持吏部，把礼部主事乔宇调到文选司。三次升迁做到郎中，门下没有私自请托的人。（见《乔宇传》。）

嘉靖初年，李默任验封郎中。真人邵元节地位尊贵受宠，请求封赠诰命。李默坚持不给。（见《李默传》。）

嘉靖十八年，御史萧祥曜弹劾吏部侍郎张潮，说他接受顾鼎臣的嘱托，把刑部主事陆昆调入吏部。张潮说："兵部主事马承学倚仗与顾鼎臣有关系，自认为一定能得到铨选官职。我因此压制马承学而任用陆昆。"（见《顾鼎臣传》。）

郑晓任考功郎中。夏言被罢相后，皇帝痛恨言官不加以弹劾，下诏进行考察决定去留。大学士严嵩趁机想除去自己不喜欢的人；而郑晓罢黜了乔佑等十三人，其中很多是严嵩所厚待的人。严嵩因此十分怨恨。郑晓调任文选司后，严嵩想任用赵文华为考功郎中。郑晓对吏部尚书许赞说："从前黄祯任文选郎，调李开先任考功郎，两人都是山东人。皇帝下诏不准许。如今调赵文华，我只好辞去职位罢了。"许赞把这话转告严嵩来推辞此事。（见《郑晓传》。）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下令：文选司郎中出缺时，从各部属官中轮流选用，不得按资历循例调补。（见《大政记》。）

嘉靖四十年，都御史张永明说："按照旧例：卿贰大臣考满期后，前往吏部，与堂官相见完毕，就到吏部四司门前作揖行礼。司官则面朝南方还礼。这不合礼制。应当改正。"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礼科商议此事。奏报说："张永明的建议是对的。九卿、翰林官

译向吏部四司作揖的礼节应当废止。"皇帝下诏准许。（见《张永明传》。）

王与龄任文选郎中，使铨选之政澄清。大学士翟銮为礼部主事张惟一向吏部求情，严嵩为监生钱可教求任东阳知县，都写信给王与龄。王与龄与员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周〇一起，把这事禀报吏部尚书许赞，一并写成奏疏上报皇帝。奏疏说："平时请托的事情很多。我们如果违抗不从，积下的罪过如山一般多。如果不是圣明天子保护庇佑，那么两位权臣在朝中主导，各种鹰犬爪牙在外呼应，我们不遭受像前任选郎王嘉宾那样的斥责，能像近日谢瑜那样只是被罢免，就已经是万幸了。"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除去了王与龄的官职名籍，吴伯亨等人也都被调往外地。（见《与龄传》。）

屠楷历任文选郎中，凡是官职的繁简、人才的贤能与否，都记录在册子上，据此来决定任用的高低。他把节操品行放在首位，才能技艺放在其次，压制钻营取巧之人，奖励廉洁能干之人。每次注官选授，遇有权贵请托，他都据理反对，不予听从。侍郎霍韬看到他如此自任其事，起初心中不平，时间久了便相信并佩服他。等到屠楷离开吏部时，霍韬把自己所穿的衣服送给他，寓有传衣钵之意。侍郎张邦奇代理吏部事务。屠楷任职已久应当升迁，张邦奇上奏留下他，说："四十年来，没有过这样的文选郎"。（见《续通典》。）

嘉靖四十二年，严讷改任吏部尚书，调礼部郎中陆光祖任验封郎中，后改任考功。王崇古、张瀚、方逢时、王一鹗遭受非议，陆光祖极力为他们辩白洗雪。不久改任文选司，更加致力于引荐人才，年高德劭的老臣几乎都被起用殆尽。又破格提拔廉洁能干的官吏王化、江东、邵元善、张泽、李珙、郭文通、蔡琮、陈永、谢侃，这些人有的是由乡试举人、贡士出身，有的起自书吏。因此下级官员都争相受到勉励。皇帝也对他推心置腹地信任，所以陆光祖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见《光祖传》。）

万历元年，成国公朱希忠去世，他的弟弟锦衣卫都督朱希孝援引张懋的先例，请求追赠王爵。大学士张居正支持这件事。验封郎中陈有年坚持认为不可以，起草奏疏说："按照法令旧典：功臣去世，公爵追赠为王爵，侯爵追赠为公爵。子孙世袭爵位的，生前死后都止于本来的爵位，张懋获赠王爵，是当时廷议认为不可以的。就连朱希忠的父亲朱辅也曾提出过异议。后来竟然赠了王爵。这本来就不合制度。况且朱希忠没有什么功勋，怎么应当受到过分的恩宠？"左侍郎刘光济代理部务，接受张居正的指示，替陈有年删改奏疏中的措辞。陈有年极力争辩，最终把原奏呈了上去。张居正因此心中不快，陈有年当天便称病辞职离去。万历十二年，被起用为稽勋郎中，历任考功、文选，谢绝一切请托寄望之事。他所拟定的除授名单一公布，朝廷内外都心服。（见《有年传》。）

考功员外郎袁宏道制定了年终考察各级官吏的办法，说："外任官员三年考察一次，京官六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这些官员怎么能单单免于考察？"皇帝批复准许。于是成为定制。（见《本传》。）

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会推阁臣一事被贬斥。给事中逯中立上奏说："两年以来，主管铨选的官员相继被排斥罢黜。尚书孙钅龙已经离职了，陈有年闭门谢客请求辞官了，文选司这一署，官员被逐出的情况一再发生，如今顾宪成又接连遭此命运。臣恐怕从今以后，如果不是像王国光、杨巍那样的人，就不能一天担任吏部尚书；如果不是像徐一夔、谢廷荣、刘希孟那样的人，就不能一天担任选郎。贤与不肖混淆不清，举荐与摒弃颠倒错乱。使得黜陟这样的重要典章制度，都寄托在权贵之门手中。任用与罢黜、褒奖与惩罚，全看一时的喜怒而定。公正的议论受到阻塞，谣言纷纷兴起。这

译是人才消长的关键，也是治国之道兴废的先兆，不可不深加省察啊。"（见《逯中立传》。）

赵南星任文选员外郎，上疏陈述天下的四大祸害。不久因病辞归。后来又被起用，历任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主持京官大计考察，与尚书孙钅龙秉公澄清淘汰。首先罢黜了自己所亲近的都给事中王三余，以及孙钅龙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允昌。其他依附内阁及大学士赵志皋弟弟的人，都没能幸免。内阁大为不满。给事中刘道隆因此弹劾吏部商议留用被遗漏考察的下级官员是否合乎法度。得到皇帝的旨意，赵南星被降三级。（见《南星传》。）

崇祯十五年，文选司郎中出缺。仪制郎中吴昌时想要得到这个职位。首辅周延儒极力向皇帝举荐他，并且把这事嘱托给吏部尚书郑三俊。其他辅臣及言官也大多称赞他的贤能。郑三俊于是请求把他调补此职。以其他部门的官员调任文选郎，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先例。言路上因此大哗，说吴昌时扰乱制度、玩弄权柄，并连带诋毁郑三俊。郑三俊请求辞官。（见《三俊传》。）

◎南京吏部

南京六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各司的官员人数比北京六部略有减少。政事权力不在这里，办事清简，是大臣蓄养名望的地方，并非古代所说的行尚书省。（见《通典》。）凡是南京官员六年一次的考察，由考功司掌管，不经北京吏部。（见《职官志》。）

景泰初年，南京吏部尚书魏骥因请求告老还乡而来到京城。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门生，请求单独相见，说："您虽然官居吏部尚书之位，但从未在朝中主政。希望您稍等一等，这件事我来办。"魏骥严肃地说："你身为辅臣，应当为天下举荐贤才，不能只私心照顾自己的老师。"最终还是辞官而去。（见《魏骥传》。）

嘉靖六年，在此之前进行京官大计考察，南京六科没有被罢黜的人。桂萼因此说：吏部尚书朱希周畏惧权势，曲意庇护。朱希周说："南京六科只有七个人，实在没有可以罢去的人。我如果因言官身份而偏袒他们，固然不可以；但如果为了避免言官嫌疑而加以惩处，也尤其不可以。况且假使整个官署都是贤能之人，一定要去掉一两个人来彰显公正吗？假设整个官署都不肖，也只不过去掉一两个人来搪塞责任吗？"因此极力称病请求辞职。皇帝准许了。（见《朱希周传》。）

隆庆初年，吴岳任南京吏部尚书，压制浮薄虚浮之风，杜绝侥幸钻营。南京的士绅都畏惧他。（见《吴岳传》。）

万历三年二月，皇帝谕示吏部："南京职务清简，官员不必配备齐全，先朝曾有一人兼掌六部的例子。今后南京官员出缺，若非紧要职位，不必一一推举补授。"（见《三编》。）

◎户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设置户部，任命杨思义为尚书，刘诚、杭琪为侍郎。（见《〇山集》。）大乱之后，很多人荒废了产业。杨思义请求命令民间多种植桑麻，到洪武四年才开始征收这项税。不种桑的人交纳绢，不种麻的人交纳布。如同《周官》里布之法。又奉诏设立豫备仓。各种良好的政策，都是他所筹划的。（见《思义传》。）

洪武三年三月，任命滕德懋为户部尚书。滕德懋擅长撰写奏疏，当时招抚安民的诏书谕旨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起初从外地官任被召拜为兵部尚书，不久改任户部尚书。（见《梦余录》。）

洪武十五年八月丁酉日，任命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洪武十八年八月丁亥日，任命翰林院检讨茹太素为户部尚书。十二月癸卯日，任命庶吉士杨靖为户部侍郎。（以上见《昭代典则》。）洪武二十六年，下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见《职官志》。）郁新由户部郎中升迁为本部侍郎。皇帝询问天下户口、田赋以及地理险易情况，他应答无所遗漏。皇帝称赞他的才能。不久便晋升为尚书。当时亲王每年的禄米为五万石，郁新提议削

译减五分之四，并制定了郡王以下各级禄米的不同标准。又因边疆军饷接济不上，制定了招商开中的办法，令商人向边塞运送粮食，按照盐引支取食盐。边疆储备因此充足。（见《郁新传》。）洪武三十一年六月，任命户部主事夏原吉为本部侍郎。（见《大政记》。）永乐年间，夏原吉晋升为尚书，首先请求裁减冗余的俸禄开支，均平赋税徭役，严格盐法、钞法的禁令，清理仓库场地，广泛开垦屯田，用来供给边疆、苏民百姓，并且便利商人。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批准。当时兵祸战乱刚刚平定，正议论靖难功臣的封赏，分封诸位藩王，增设武卫百司。不久又征发士卒八十万，问罪安南；宦官建造巨型船舰，打通海外贮存国用的通路；又大规模营建北都的宫殿。这些供应转运的费用以万万计，都要从户部支取。夏原吉全力筹划应对，国家用度并未因此匮乏。（见《夏原吉传》。）景泰四年，户部尚书张凤因灾荒减免的赋税很多，上奏说："国初，天下田地共有八百四十九万余顷。如今数目已经减半，加上水旱灾害停征赋税，国家用度靠什么来供给？京畿及河南、山东有很多没有登记入册的田地，甲方开垦了，乙方立刻揭发他隐漏赋税。请准许按照较轻的税率征收租税。这样不仅能永远杜绝争端，也能稍微补助军国用度。"皇帝批复准许。（见《张凤传》。）天顺四年，户部尚书出缺。李贤举荐年富，左右近臣设法阻挠。皇帝说："户部非年富不可。很多人不喜欢年富，这正是年富贤能的原因啊。"于是坚持任用了他。（见《年富传》。）成化二十一年，李敏拜任户部尚书。在此之前，李敏巡抚大同，见山东、河南转运的粮饷运到时，路途遥远耗费很多，于是在核算每年支出之外，全都改令折成白银缴纳。百姓携带轻便容易运达，而将士也能用余下的银两置办军装，双方都感到方便。到这时，他又请求把京畿、山西、陕西各州县每年运往边疆各地的粮食，每石粮食折银一两，其中十分之九运往边疆，按照时价折算成军饷，如有剩余就用来招商籴粮，以备军需之用。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北方的夏、秋两税都改折成白银缴纳，是从李敏开始的。（见《李敏传》。）弘治九年，周经接替叶淇任户部尚书。当时孝宗宽厚仁慈，而户部尤其是奸人蠹役聚集之地。倚仗权势谋取私利的人不可胜数。稍有不如意，谗言诋毁便随之而来。周经完全按照祖宗留下的成法办事，无所顾忌。宽缓拖欠的赋税征收，裁减节省冗余滥支。四方报告灾情，一定要覆核奏请蠲免。每次委派官员监收赋税，征收数额多的反而给予较低的考评。苛刻严酷的风气因此稍有减弱。（见《周经传》。）弘治十五年，户部尚书侣锺上报天下财政会计的数目。说："经常性的赋税收入因蠲免而逐渐减少，经常性的支出费用因请求赏赐而逐渐增加，收入不足以抵偿支出。正统以前，军国费用节省，百姓只需缴纳正税而已。自景泰年间到现在，用度一天天扩大。额外增加的税收：河南、山东的边饷，浙江、云南、广东的杂项，都是过去所没有的。百姓已经陷入沉重的困境，无法再增加负担。以往四方丰收，边境没有征调，州县百姓也不流离失所。如今太仓没有积蓄，内库空虚枯竭，而冗余的开支耗费，一天比一天更超过从前。希望陛下心怀警惕、省察忧虑，大力加以裁减节约。并请敕令朝廷大臣，共同商讨足以充实国用的办法。"皇帝下令交群臣商议。（见《侣锺传》。）正德元年，户部尚书韩文上奏："祖宗朝时，财政赋税有固定的制度，费用支出也有一定的常规。比如：天下每年应缴纳的京库银两共一百四十九万，而每年的费用仅需九十余万。漕运的粮食共三百七十万石，每年的支出仅需三百余万石。其他光禄寺的厨役、内府的颜料等项目，大致都是如此。这就是所

译谓拿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备其余的十分之三，以备兵荒之年支用啊。近年以来，官吏、士兵、工匠，冗余的耗费一天天增加。水旱灾害，拖欠的赋税一天比一天严重。加上土木工程接连兴建，斋醮法事接连举行。勋戚贵近，赏赐不计其数。宴饮游乐观赏之费，开支无数。如果不赶紧加以裁减节约，年复一年，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请敕令户部，参照祖宗以来每年赋税的数目，查核正统以前每年用度的标准，酌定一个适中的制度，永远遵守。"（见《名臣奏议》。）嘉靖年间，户部尚书出缺。朝廷大臣上奏说："司徒是掌管国家财政的重臣，总管财赋，很难得到合适的人选。只有梁材操守廉洁正直，始终如一，而且综理财政事务娴熟，出纳收支都能坚持原则，实在是众望所归的人才。"皇帝于是任用了他。（见《续通典》。）隆庆元年四月，户部尚书葛守礼上奏说："京畿、山东流民日益增多，是因为地方官更改法度、扰乱常规，起科税额过重，征派不均。而且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土地贫瘠。正税尚且不能供给，又加重了徭役负担。工匠及富商大贾都因为没有田地而免除徭役，唯独农夫独自承受这个困境。这就是所谓的本末倒置啊。请求纠正田赋的规定，废除科差之法。"五月，奏请核定国计簿的格式，颁布施行于天下。从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完成、拖欠、上解、追征的数目，以及贫民无法缴纳的情况，都详细记录在册子中。从府、州、县上报到布政使司，再送到户部核查，以便厘清隐漏、挪移、侵吞欺瞒的弊端。又因为户部专门管理财政赋税，必须周全掌握天下仓库的盈亏情况，然后才能节约调度。祖宗时代，命令天下每年用文书册子上报户部。于是请求派遣御史分头巡行天下，督察此事。（见《守礼传》。）马森任户部尚书。当时新皇登基的诏书，蠲免天下田租一半。太仓每年的收入很少，不能满足经费开支，而京仓、通州仓的积蓄也没有多少。马森严格核查剔除弊端，逐条施行十几件事。又列出钱粮出入的数目上奏，劝谏皇帝节俭。皇帝曾命令宦官崔敏调发户部银六万两，购买黄金。马森坚持不可，并且说："按照旧例：皇帝的手谕都应由内阁下发，没有司礼监直接传旨的先例。"这件事因此作罢。不久皇帝又命令购买珠宝，马森也极力争辩。皇帝没有听从。（见《马森传》。）隆庆三年，皇帝下诏调取太仓银三十万两。户部尚书刘体乾说："太仓现存的银两只有三百七十万两而已。而九边每年例行军饷需要二百七十六万有余，在京军队的粮食价款需要一百多万两。蓟州、大同各镇例外的额外请求，还不算在内。如果再调取来供皇上使用，经费怎么办？"皇帝不听。刘体乾又上奏说："如今国家财政困乏，大小臣工都清楚。就连现存库中的数目，也是最近派遣御史搜刮所得。到明年就没有办法了。如今全部用来供应无益的费用，万一仓促间发生变故，国家的用度怎么办？"当时宫中的供奉已经很多，屡次下令户部调取太仓银，又催促购买珍珠、黄玉、绿玉等物品。刘体乾清正刚直，坚持原则，每次都上疏力争。因此屡次触犯皇帝的心意，被削夺官职。（见《刘体乾传》。）万历六年，张学颜任户部尚书。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因为张学颜精于财政筹算，对他深加倚重信任。从正德、嘉靖年间财力耗损之后，到万历十年前后，是国家最称富庶的时期，张学颜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见《张学颜传》。）万历十八年，石星接替宋纁任户部尚书。他曾对宋纁说："某郡有多余的财赋，可以用来接济国家的需求。"宋纁说："朝廷的钱粮，宁可长期积蓄不用，也不要搜刮得一点不剩。皇上如果知道财力充裕有余，就会滋生奢侈之心了。"石星听后怅然若失。有位郎官说："漕粮应当改折成银两。"宋纁说："太

译仓的粮食，宁可陈腐变质，也不可以匮乏短缺。一旦供应不上，怎么应对？"（见《宋纁传》。）天启元年，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改任北京户部尚书。当时东西两面都在用兵，突然增加赋税数百万。汪应蛟在赴任途中就快马上疏说："汉高帝称赞萧何的功劳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我不如萧何。'供给军饷却把安抚百姓放在前面，所以能够振兴汉朝、灭亡楚国，就如同看着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如今国家多难，经费不足，形势不得不加紧催征赋税。然而如果不爱惜百姓的财力，只是一味榨取他们的血汗，那么财力耗尽、百姓穷困，动乱变故必然发生。怎能不预先为此谋划呢？"于是列举了十八项爱护百姓的建议。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见《应蛟传》。）崇祯十六年五月，任命倪元璐为户部尚书。祖宗留下的制度：浙江人不得任职户部。倪元璐推辞，皇帝不许。（见《元璐传》。）

◎户部十三司

洪武元年，设置户部郎中、员外郎、主事。洪武六年，分设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洪武八年，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洪武十三年，分设四属部：总部、度支部、金部、仓部。洪武二十二年，改总部为民部。洪武二十三年，又把四部分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每部仍分设民、度、金、仓四科。洪武二十九年，改十二部为十二清吏司。每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建文年间，仍改为四司。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把北平司改为北京司。永乐十八年，废除北京司，设置云南、贵州、交址三清吏司。宣德十年，废除交址司，确定为十三司。（见《职官志》。）宣德年间，户部员外郎罗通出京料理宣府军饷，上奏说："朝廷商议将粮饷储存到开平。命令每名士兵运送一石粮食，还要配以骑兵护送，计算所耗费用大约要运送二石七斗才能运到一石。如今军中粮米多余，希望能允许用米交换盐。请求捐纳旧有例额的五分之二，那么人们自然乐于输送。这样军饷充足而百姓也不疲于奔命。"皇帝准许了他的建议。（见《罗通传》。）正统年间，户部主事陈俊督察天津各卫所士兵采集草料，上奏减去新增加的三十五万束额度。豪强狡猾之徒侵吞苏州、松江改折的银两七十余万两。陈俊前往督察，不到几个月就全部追缴完毕。尚书金濂认为他能干，让他掌管各曹的奏章。（见《陈俊传》。）正德十年，户部主事戴冠说："古人理财，务求去除冗余的耗费。近来京师的权贵之家，子弟僮仆，纷纷苟且窃取爵位赏赐。锦衣卫的官员属官，数目多达一万多人。次一等的则挂名充当勇士，投充监局的匠役，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国家的蠹虫啊。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粮食，本来还有盈余。近来因水旱灾害减产，收入不如从前，而每年的支出反而超过以前。这些人耗费了三分之一。陛下怎么忍心用百姓的血汗膏脂来供养这些无用的蠹虫呢？天子把财富积藏于天下，却致力于聚敛充实府库，这是普通商人的算计啊。逆贼刘瑾败亡后，所没收的财产没有归还给有关部门，而是储藏在豹房，于是创设了新的库房。供奉皇帝所用的物品，内有内监管理，外有部司管理，这个库房又有什么用途呢？"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把他贬为驿丞。（见《戴冠传》。）正德末年，户部郎中杨淮开始监管京仓，几乎彻底革除了胥吏差役的积弊。接着监管淮安、通州两仓，废除了给宦官供应茶点果品的规矩，取消了囤积茶叶和额外的席草费用。最后监管内库，宦官照例应有供奉馈赠，杨淮一概拒绝断绝。（见《杨淮传》。）户部十三司，自弘治年间以来，因为官署狭小，只有郎中一人处理公务。员外郎、主事只有在授官那天前来报到一次而已。郎中一人力所不能及，

译就把事情委托给吏胥办理，弊病因此更加滋生。万历年间，户部尚书王国光让所有人都到署办公，各司职务因此得以真正履行。天下的钱粮分散隶属于各司，王国光请求归并整理、落实责任：京畿的府、州、县归并到福建司，南直隶归并到四川司，盐课归并到山东司，关税归并到贵州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各仓归并到云南司，驻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房归并到广西司。于是成为定制。（见《国光传》。）鹿善继任户部主事。当时辽东缺乏军饷，请求发放国库存银的奏疏都得不到批复。恰逢广东解运的金花银运到，鹿善继对尚书李汝华说："每年广东解运的金花银两进献内库，这是近来的惯例。最近，督察部门有扣留这批银两的提议。此时若仍旧进献内库，那么部里的建议最终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想直接解送太仓，那么获得皇上准许旨意就难如登天。不如题请留用较为妥当。查考《会典》，金花银解送内府始于正统元年，每年以一百万两为额度。嘉靖三十三年，题准：三宫的子粒银及各处京运，不论是金花银折色等项，凡应解送内府的，一并催征解送贮藏在库中。全部用来备边疆各处应用，不许挪借他用。这说明本来是专门用于供给边防的，而内府原本不应该另外分取。如今边疆战事告急，军粮匮乏急需，即便把金花银全数一下子还归太仓，也是遵循祖宗旧制，并非是夺取内府所有而增益边防外府的费用啊。"李汝华依照他的建议上奏请求。皇上大怒，剥夺了鹿善继一年的俸禄。（见《春明梦余录》。）

◎司农司

吴元年七月辛丑日，设置司农司，任命杨思义为卿。洪武元年，废除。洪武三年五月，重新设置，在河南开设治所。洪武四年三月，又废除。所掌管的事务全部归入户部。（见《职官志》《杨思义传》。）

◎总督仓场

永乐年间，设置京仓及通州各仓，由户部司的官员管理。宣德五年，才开始任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门督管此事，于是成为定制。此后有的是尚书，有的是侍郎，都不管户部其他事务，专门管理粮食储备。（见《职官志》。）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庚午日，才开始命令仓场侍郎每两个月上报一次太仓出纳的数目，供皇帝知晓。这是听从了巡视给事中的建议。（见《通录》。）万历二年，另外拨派户部主事一人陪同守库，每天与管库主事一起收放银两。到季末更换轮替。万历九年，此职被裁革，命本部侍郎分别管理此事。万历十一年，重新设立。（见《职官志》。）万历七年，仓场尚书汪宗伊上疏说："永乐二十一年，每年的漕粮，规定是两次运往京仓，一次运往通仓。以往因为通惠河没有疏通，通仓的粮食比京仓多，所以嘉靖四年商议放粮五年，京仓放六个月的粮，逢仓放六个月的粮。自从河道疏通以后，京仓的积蓄比通仓多了一倍，反而在四月、十月改折为其他物色。这样一来，京仓收入占十分之二，却只放粮四个月；通仓收入占十分之一，却要放粮六个月。如今京仓隆庆五年分的粮食，已经存了九年，逐渐大多霉烂。而且以京、通两仓的粳米来计算，京仓可以放十一年还有余，通仓放四年却还不够。请查照原来收粮的数额，确定支放的月份。每年按比例放京仓十分之二，通仓十分之一，两个月折成其他物色，每年作为常规。"尚书张学颜商议后认为："四月、十月是开仓的日子，前往仓库领取，若有延误就会随之出问题。而且军士领取粮饷，在京仓十分近便，在通仓则又远又难。查得通仓应当在……

译本色米六月、十一月都改在京仓交纳。四月、十月仍旧发放折色。这样京仓放米六个月，通仓放米四个月，多少似乎正好均衡。如果遇上米价昂贵，折色又应当停止，而京仓的粮米又应当多放，到时候再酌情题请办理。（《春明梦余录》。）崇祯年间，仓场侍郎南居益上疏说："漕粮每年以四百万石为定额。除去永远折银的边粮共计七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余石外，实际运入京仓、通仓的，定额应为三百二十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余石。即使地方遭灾折免，按照祖制，仍应当命令附近郡邑拨补足数，原本不容许折银而亏欠定额。祖宗朝对仓储粮食如此郑重看待。查考神宗初年，京仓、通仓的储备，尚且计有米一千五百二十余万石。当时，每年支放才该一百九十余万石。如今由于关外、朝鲜的借留，地方的截留折银，每年实际运入京仓、通仓的不过二百余万石。而军兵增设，各项差役冒领克扣，每年实际支出的米反而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才够一年的定额。如今计算京仓、通仓二仓实存的米只有二百余万石，不过两年搭配使用，便会耗尽而没有剩余。根本重地，万一发生意外的变故，用什么来抵御呢？此时唯有严格核查虚报冒领。而各衙门有的创设，有的增添，只就万历年间到如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万二千六百余石。今后各衙门应当严加稽查核实，自行清理裁汰一切冒滥之事。追缴回来的钱粮仍应当归还太仓，以凑齐本色折色支放之用。这样耗费渐渐清理干净，仓库自然充实了。"（同上。）

译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出京督理辽东饷银，驻守天津，任命李长庚担任此职。李长庚上奏施行：建造淮船，疏通天津水路，商议使用牛车运输，斟酌海道运输，截留漕帮运输，商议钱法，设立巡按御史，开纳粟事例，严明海防等九件事。又请求留下金花银改折借支税课。他说："臣考查会计录，每年本色、折色赋税合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余。上缴内府的，六百余万。上缴太仓的，除本色外，折色四百余万。内府六百万，除金花银、籽粒银外，都是丝、棉、布、帛、蜡、茶、颜料之类，时间久了都会朽烂败坏。如果改折一年，对朝廷无损，对百姓有益。此外像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也应当暂停一年，以救济军国急需。"皇帝没有听从。（见《李长庚传》。）崇祯年间，督理辽东饷银、剿寇饷银、宣大饷银，增设侍郎三四人。（见《职官志》。）天启五年，增设督理钱法侍郎。

◎南京户部

万历十七年，张孟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当时留都储备耗竭殆尽，孟男接任时，粮食仅够支用两年；不到一年，就积蓄了七年的储备。疏浚河渠、修缮仓库时，拨出公家盈余二千两银子资助。有人说这是何必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孟男说："公家的事，难道还要划分你我的界限吗？"后来他五次上疏请求告老还乡，都没有获准。当时矿税之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孟男草拟奏疏数千言，说："臣备位户部，所征收的天下租税，都是百姓卖儿卖女、割肉刮骨得来的血汗钱。臣以催缴赋税为职责。臣尽了自己的职责，而百姓却因此困苦。聚敛财富以困苦百姓，虐待百姓以动摇国本。有像臣这样的臣子，又有什么用呢？臣不胜悲愤，替陛下担忧后世的祸患啊！"（见《张孟男传》。）卫承芳被授任南京户部尚书。福王请求获得芦洲，从江都到太平，绵延南北一千余里，自行派遣内官征收课税。卫承芳上疏抗争，最终没能改变。（同上。）

◎督理粮储

南京粮储，旧例由都御史督理。正统十二年冬，命户部侍郎张凤兼理此事，他廉洁谨慎，善于执法，人称"板张"。（见《张凤传》。）天顺二年，南京督理粮储一职空缺。皇帝询问李贤，大臣中谁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李贤以轩輗回答，并且称赞他廉洁。皇帝于是命他以左都御史身份前往任职。（见《轩輗传》。）南京粮储，自成化以后都由都御史兼理。到嘉靖二十六年，才开始命户部兼理。三十九年，振武营发生兵变，有进言者请求恢复旧制。（见《王廷传》。）三月丁巳日，于是任命都御史章焕督理粮储。（见《大政记》。）隆庆四年三月，裁撤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一职，将此事划归南京户部侍郎负责，仍设巡仓御史一员辅佐。（王圻《通考》。）崇祯三年，提拔吕维祺为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他设立会计簿册，稽查隐匿侵吞及积欠未缴的各项数十上百万钱粮。数额大的上奏弹劾，数额小的逮捕治罪，立法严明督察，屯田课税、仓储粮食逐渐充实。他条陈上奏六项建议，皇帝称善，随即施行。（见《吕维祺传》。）

◎礼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设置礼部，任命钱用壬为尚书，世家宝为侍郎。（见《昭代典则》。）钱用壬先前在御史台任经历，协助陶安确定郊庙社稷等礼仪。到此时，被授任为礼官，凡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各项政务，都专门归他掌管。又诏令他与儒臣商议确定皇帝以下各级冠服的制度，当时儒生大多习学古代礼义，而钱用壬考证尤为详尽准确。（见《钱用壬传》。）十月，任命崔亮为礼部尚书。崔亮起初任礼曹主事，即位大典、大祀等各项

译礼仪，都由他条陈规划。等到担任尚书后，一切礼制凡是钱用壬先前议定施行的，崔亮都援引旧有典故，来确定其内容。他考证详尽准确，尤其超过钱用壬。（见《崔亮传》。）三年七月，陶凯担任礼部尚书，制定军礼以及品官坟茔的制度。（同上。）十三年正月，任命北平副使刘崧为礼部侍郎。（见《昭代典则》。）十四年十月，任命礼部郎中高信暂代本部尚书。（同上。）十五年二月，刘仲质被授任礼部尚书。命他与儒臣商定释奠典礼，颁行天下学校。又制定学规十二条，连同钦定的九条，一并颁赐给师生。（见《崔亮传》。）十一月，任命御史任昂为礼部尚书。他奏请规定天下岁贡士人一律由翰林院考核，作为定制。十六年，命科举与荐举并行。任昂条陈上奏科场条例格式，比先前更为详尽。取士的制度从此确定。第二年，命将乡饮酒礼颁行天下，又下令制作大成乐器分发各地学宫。（见《任昂传》。）三十年八月，任命义门郑沂为礼部尚书。（见《大政记》。）成祖即位后，升任礼部员外郎宋礼为本部右侍郎。（见《宋礼传》。）正统初年，礼部侍郎章敞编纂洪武以来的条例格式，让各司参考遵循，官吏无法营私舞弊。（见《章敞传》。）成化二年，皇帝听从李宾的建议，命令南直隶及浙江、江西、福建各地生员，缴纳粮米赈济灾荒，就可以入国子监。礼部尚书姚夔上奏停止此项政策。（见《姚夔传》。）慈懿太后驾崩，皇帝密旨商议另行安葬，内阁大臣坚持不可，交下廷议。姚夔说："太后与先帝配合达二十余年，合葬升祔，典礼具在。一旦不慎，就违背先帝心意，损害母后的德行。日后如有依据礼制建议更改的，那陛下的孝德又将如何？"奏疏三次呈上，又率领群臣伏在文华门哭谏。皇帝为此坚决请求周太后，按礼制办理。（同上。）弘治十七年正月，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崔志端是李广的党羽，成化年间以传奉官起家，历任太常卿，到此时骤然提升为尚书。礼部官员因崔志端出身道流，不宜担任清要之职，上疏极力争辩。皇帝说："先朝已有先例。既已提拔任用，就该相信他。"没有听从。（见《明纪》。）正德六年，傅圭担任礼部尚书。礼部事务相比其他各部本来简省，但因傅圭屡次坚持争辩，奏章便因此增多。皇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请求田地百顷作为法王下院。皇帝密旨下发礼部，称呼"大庆法王"，与"圣旨"并列。傅圭假装不知，坚持上奏说："谁是那个'大庆法王'？竟敢让他与至尊并列书写，这是大不敬。"皇帝下诏不予追究，田地之事也最终作罢。（见《傅圭传》。）八年，刘春担任礼部尚书。宗室藩王请求封爵、请求婚配，以及文武大臣的祭祀、安葬、赠官等事务，他多有裁定纠正。皇帝崇信西藏僧人，有个叫绰吉我些儿的，出入豹房，被封为"大德法王"。他派遣两名徒弟远赴乌思藏，请求颁给国师诰命，比照"大乘法王"的先例，每年按时入贡，并且能得到茶叶补给用于路上。刘春坚持不可。皇帝命令再议。刘春坚持上奏说："乌思藏远在西方，性情极为顽劣凶悍。虽然设立四大法王加以抚慰教化，他们前来进贡必须有所节制，才能使其不成为边患。如果准许给他们茶叶补给，颁给诰命敕书，万一他们假借皇上旨意去引诱羌人，妄自提出要求。不答应，会失去异族人心；答应了，就会滋生祸患。"奏疏呈上后，停止了茶叶补给，但最终还是给了诰命。（见《刘春传》。）十年，毛纪被授任礼部尚书。乌思藏入

译贡，使者说："我们有活佛，能够预知祸福。"皇帝派遣宦官刘允前去迎接，草料粮食船车的费用以百万计。毛纪等人上奏说："从京师到乌思藏两万余里，公私耗费繁多，难以尽述。而且从四川雅州出境后，经过长河，向西走数月才能到达，一路没有邮驿村镇，一切费用，都要由四川承担。四川连年用兵，流贼刚刚平定，蛮寇又起，在民力困竭之余，再加上这样的负担，恐怕会生出意外之变。"（见《毛纪传》。）世宗即位，下诏商议其生父兴献王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依据定陶王、濮安王的旧例，建议世宗尊孝宗为"皇考"。皇帝不听从，多次上疏辩驳。皇帝曾派宦官传谕旨意，宦官竟长跪叩首。毛澄大惊，急忙将他扶起。那人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让我不能伸张父子之情！'一定要恳请您改变主张。"随即拿出一袋金子送给毛澄。毛澄激愤地说："老臣昏聩衰老，不能毁坏典礼。只有辞官一条路，不再参与议论罢了。"上疏抗辩、称病告退，前后达五六次之多。皇帝这才准许他辞职。（见《毛澄传》。）八年十二月，刑部侍郎徐学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自私自禁令实行以来，礼部长官非翰林出身不予授任。唯独席书因议大礼之故，由其他部门升任；万士和不是翰林出身，但此前曾任礼部侍郎。徐学谟与张居正交情深厚，径直被授任尚书。朝中大臣没有敢进言反对的。（见《邹元标传》。）

◎礼部四司

洪武元年，设立礼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六年，分设四个属部：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十三年，规定：每个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仪部。二十九年，改为仪制、祠祭、精膳、主客四个清吏司。（见《职官志》。）二年，常遇春去世，高丽派遣使者前来祭奠。礼部主事曾鲁索取祭文查看，发现外面包着绣有金龙纹样的锦帕，祭文上却没有书写洪武年号。曾鲁责问说："绣龙锦帕，是弄错了吧。既纳贡称藩，却不奉大明正朔，这在礼义上说得过去吗？"使者谢罪认错，立即命人更换。（见《曾鲁传》。）张筹起初由翰林应奉出身，改任礼部主事，奉诏与尚书陶凯编纂自汉、唐以来藩王事迹，编成《昭鉴录》。洪武九年，由员外郎升任尚书，与学士乐韶凤共同制定诸王妃丧服的制度。（见《张筹传》。）成化年间，云南缺提学官。部议将此职交给礼部主事宋端仪。属吏提前泄露了这个消息。宋端仪说："公文尚未上报，就已经喧传众口。别人岂不要说我在钻营乞求这个职位吗？"极力推辞不受。不久，升任主客员外郎。贡使携带礼物求见，他一律拒绝不收。（见《宋端仪传》。）弘治五年二月，增设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会同馆。（见《职官志》。）正德年间，张洁升任礼部主事，监督会同馆。尚书王琼与都御史彭泽有嫌隙，因彭泽曾派使者赴土鲁番，用金帛赎回哈密城印信之事，认定这是彭泽的罪状，唆使住在会同馆内的土鲁番人揭发彭泽的罪过，诱使张洁替他起草文书，并且说："王大人所做的事，可比得上南宋覆亡的教训啊。事情办成，你必定获得重用提拔。"张洁极力拒绝说："王公错了。彭泽与土鲁番的檄文都在，怎能与南宋和戎相提并论？从前范仲淹也曾致书元昊，难道只有彭泽这样做过吗？"始终不肯签署文书。（见《张洁传》。）按照旧例：郡王一支绝嗣，近支宗室可以以本爵位代理府事，但不得继承封号。交城、怀仁两王是襄垣王的近支；襄垣王绝嗣，

译他们请求继承封号。仪制司郎中葛守礼坚持不允许。恰逢他因病告假，三个王府的人趁机行贿，于是获准了请求。旗校将此事密奏皇帝，所登记的贿赂财物达十余万，唯独没有葛守礼的名字。皇帝因此知道葛守礼廉洁。（见《葛守礼传》。）嘉靖十年，礼部主事田汝成上言："陛下因为东宫太子之位空虚已久，祈天建醮，重新推行放生的仁政。凡是被系缚束缚、羽翼受损、囚禁在上林苑中的鸟兽，都得以放生。可是却让身陷囹圄的囚徒，长久缠绕在刑具之中，衣冠士人之辈，流放到穷荒之地，父子长久分离，魂魄永远消散。难道这些人就不是陛下的子民吗？希望陛下广施皇恩，全部予以宽宥。"（见《田汝成传》。）

◎南京礼部

嘉靖二年，南京礼部右侍郎刘瑞会同僚属上奏六件事，并且说："建醮斋祭没有益处却妨碍政务。织造耗费繁多却损害百姓。"皇帝采纳施行了他的建议。（见《刘瑞传》。）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言："陛下因为星象变异，严厉责备言官欺蒙蔽塞。言官难道都不贤良吗？大概是陛下的赏罚大权，暗中被辅臣所转移，所以言官附和背离的态度，也随之转移。御史丁此吕最先揭发科场欺蒙之事，申时行嘱托杨巍弹劾罢免了他。御史万国钦极力论说边疆欺蒙之事，申时行讽示同僚许国将他远贬。只要有一言触犯，无不被贬逐到外地，于是无耻之徒，只知道结交巴结当权者，所得到的爵位俸禄，径直以为是执政者给予的。纵然日后不能保全自身名节，而眼下已经富贵了。给事中杨文举奉诏办理荒政，却敛聚贿赂钜万，到达杭州后，天天在西湖宴饮，卖官鬻爵、举荐私人以谋取厚利。辅臣却在他回京复命时，提拔他为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胡汝宁攻击王学曾，不过是权门的鹰犬。因为他是自己的私人，便被随意任用。陛下正在责备言官欺蒙蔽塞，而辅臣的欺蒙依然如故。前十年的朝政，张居正刚愎而多欲，被一群私党嚣张地败坏了。后十年的朝政，申时行柔弱而多欲，又被一群私党渐渐地败坏了。实在令人痛惜。恳请立即斥退杨文举、胡汝宁，告诫辅臣反省过错悔改。"皇帝大怒，将他贬为徐闻典史。（见《汤显祖传》。）

卷三十二 职官四

◎兵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设置兵部，任命陈亮为尚书，朱珍为侍郎。（见《昭代典则》。）十五年，增设试职侍郎一人。（见《职官志》。）

二十二年，沈溍升任兵部尚书。当时广西都司修建谯楼，青州卫制造军器，都擅自征收民财，沈溍请求："凡都司卫所的营建制作，必须经都督府奏请批准，由官府拨给物料，不得擅自役使百姓。违反者，治罪。同时禁止武臣干预民间事务。"当时战乱刚刚平息，武臣暴虐蛮横，屡屡触犯法令。到此时才开始收敛，这都是沈溍尽力的结果。（见《沈溍传》。）

二十八年，齐泰以兵部郎中身份提升为左侍郎。太祖曾询问边将的姓名，齐泰一一列举没有遗漏。又询问各地图籍，他拿出袖中的手册呈上，简明详尽。太祖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见《齐泰传》。）建文三年十二月，升任武选司郎中古朴为兵部侍郎。

成祖初年，升任兵部郎中方宾为本部侍郎。（以上见《大政记》。）

正统十四年，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郕王监国，提拔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请求："命令各边防守臣协力防守遏制敌军，京营兵器械具已经用尽，应当紧急分道招募民兵，让工匠修缮铠甲兵器，修理战具。分兵把守九门，在城郭外列营驻守。城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