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职官四

译的居民都迁入城内。像轩輗这样的文臣，应当任用为巡抚。像石亨、杨洪、柳溥这样的武臣，应当任用为将帅。至于军旅之事，臣一人承担。若不能奏效，就治臣的罪。"郕王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见《于谦传》。）

景泰年间，特设尚书一人，协理部务。天顺初年，废除此职。（见《职官志》。）

成化十三年，余子俊担任兵部尚书，奏请申明条例十件事，又列举呈报军功赏赐的等级标准。从此朝廷内外都有所遵循。（见《余子俊传》。）

弘治二年，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太平日子已久，兵政废弛。西北部落时常窥伺边塞。马文升严格考核各将领校尉，罢黜贪婪懦弱者三十余人。吏部尚书屠滽被罢免，朝廷推举马文升接任。御史魏英等人说："兵部离不开马文升。"于是命倪岳接替屠滽，而给马文升加封少傅，以此安慰他。（见《马文升传》。）

十二年，王守仁上疏说："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位侍郎应当每年轮流巡视边防。从科道及部属官员中，挑选通晓变化、才识特出者二三人随行。让他们能够周知道路远近、边关要害、敌情虚实、事势缓急，无不在平日里深入熟悉。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遥度形势前往处理时，就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人选了。"（见《明臣奏议》。）

十五年，刘大夏担任兵部尚书，请求：凡是不合祖宗旧制而对军民有害的事，全部条陈上奏加以厘革。十七年，又陈述兵政十项弊端。皇帝想要在近地驻扎军队作为左右辅翼。刘大夏说："保定设有都司，统辖五卫，祖宗的用意大概也是这样。请调回操练的军队一万人作为西卫，纳入京东兵密云、蓟州作为东卫。"皇帝批复同意。监督京营的宦官恼恨失去了兵权，张贴匿名帖散布流言在宫门。皇帝把帖子拿给刘大夏看，说："宫门，哪里是外人能到的地方？一定是这帮人因失去兵权而心怀不满。"因此离间之计没能得逞。（见《刘大夏传》。）

正德三年五月，增设兵部侍郎一员，命左右侍郎轮流出京防边、督造战船。（见《大政记》。）

十一年，王琼担任兵部尚书。皇帝当时远游塞外，经年不归。近郊盗贼窃发。王琼请求在河间设总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设兵备副使一人，责成他们平定盗贼；同时檄令顺天、保定两巡抚严守要害之地作为外围防线，调集辽东、延绥的士兵战马到皇帝行在，以护卫车驾。朝廷内外因此有所依恃而不再惊恐。王琼任用王守仁抚治南赣，赋予他便宜行事、提督军务之权。等到宁王朱宸濠谋反，消息传来，满朝惶恐不安。王琼说："诸位不要担忧。我任用王伯安在赣州，正是为了今天。叛贼旦夕之间就会被擒获！"没过多久，果然如他所言。（见《王琼传》。）

世宗即位，起用彭泽担任兵部尚书。部中事务积弊已久，彭泽核查功过，杜绝干求请托，兵政为之一新。他又请求：敕令九边守臣，谋划防御方略，不要只顾划地自保；镇守、巡抚居中调度，不要相互牵制。各边镇趁着农闲时节，修筑城墙、疏浚壕沟、修建墩台、整饬屯堡，作长久之计。内地盗乱刚刚平息，敕令守臣操练士卒、设立保甲，惩处知情不报者。并且安抚西南各处苗蛮，申明海禁，裁汰京军中的老弱士兵。皇帝都予以嘉纳。皇帝下诏派遣宦官杨金、郑斌、安川轮换接替镇守，又打算调回张弼、刘瑶镇守凉州、居庸关。彭泽坚持反对，此事作罢没有派遣。四川巡抚胡世宁弹劾分守宦官赵钦，彭泽趁机请求全部撤销各地镇守宦官。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但后来镇守宦官最终还是被废除了。（

译见《彭泽传》。）

嘉靖二十一年，毛伯温担任兵部尚书。适逢朝廷商议边防事宜，他呈上防边二十四事，军令为之一新。有言官建议，请求核实新军、京军以及内府力士匠役的实际人数，以充实国库。毛伯温于是呈上应当革除的冗滥人员二十余条。凡是锦衣卫、腾骧诸卫，御马监、内官监、尚膳监等诸监，向来被权贵宦官盘踞的，都在裁革之列。皇帝称善，立即下令清汰。多年积弊全部厘清。（见《毛伯温传》。）

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请求增设兵部侍郎一员，以储备总督人选。由侍郎升任总督，再由总督升任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轮流历练，边防人才自然充裕。（见《高拱传》。）

万历十一年，张学颜担任兵部尚书。当时正在兴办内操，挑选宦官二千人，混杂在杂役中训练，调发太仆寺马匹三千给他们使用。张学颜坚持不给马匹，又请求停办内操，都没有被采纳。这年秋天，皇帝车驾从山陵祭祀归来。张学颜上疏说："皇上恭敬侍奉圣母，护卫车驾前行，拜祭陵园，占卜寿域。六军将士十余万人，队伍整齐严肃。唯独内操随驾的军士，进退自行其是。先前到凉水河时，喧闹争抢没有纪律，狂奔冲撞，惊动了皇上的圣颜。如今车驾已经回宫，他们仍未解散。谨遵旧制：'营军随驾郊祀，起初在内库领取铠甲，事毕后即归还宫中。只有长随内侍才允许佩带弓箭。'又有律法：'不属宿卫的军士，携带兵刃进入宫殿门的，处以绞刑；进入皇城门的，发配戍边。'祖宗防微杜渐、消弭祸乱的用意，十分深远。如今皇城之内，有人披甲、骑马、持利刃，科道官员不能加以纠察巡视，臣部也不能加以检阅。又招集杂役仆隶，随意出入禁苑。万一突然生出邪心，结党谋乱。若在宫内喧闹，外臣不敢擅入。若在夜间喧闹，外兵来不及察知。若在京城白昼喧闹，就会说是天子的亲兵。驱赶他们不肯散去，缉捕他们又不敢冒犯。正德年间西城练兵之事，可以作为鉴戒。"奏疏呈上，最终未能被采纳施行。（见《张学颜传》。）

万历末年，因兵事紧急，又增设两名侍郎，任命祁伯裕、王在晋担任，并召张鹤鸣担任左侍郎。张鹤鸣等人都留在家中不肯赴任。等到辽阳陷落，右侍郎张经世督领援军出关，兵部中于是没有侍郎在任。皇帝于是限期命令兵部火速督促催办，张鹤鸣等人才开始到任。（见《张鹤鸣传》。）

崇祯十三年正月，召陈新甲担任兵部尚书。自弘治初年贾俊之后，非进士出身的举人科第（乙榜）中没有官至尚书的。当时兵事正紧急，各位大臣都躲避出任兵部要职，所以陈新甲才得以担任此职。（见《陈新甲传》。）

十五年，给事中李清上疏说："在外的边防人才，散布在推官等各级地方官职中；在朝的边防人才，散布在京卿等各衙门中；而总体上以兵部为汇聚之地。如果确实能从推官、知府中，或是因捍卫抵御外敌、修城练兵而卓有成效者，加以提拔；使兵部数十名官员真正富有才干储备，这样边方兵备的人才，就能在此大量汇聚了。又能从京卿中物色辅佐兵部者，或从现任官员、或从废置闲居者、或从内调入朝的藩臬郡守中确实有强干之才者，加以选拔；使侍郎数人都精通军事，这样边方督抚的人才，就能在此大量汇聚了。大概兵部本是边防人才的专门归属之地，而京卿则是储备边才的一条途径。恳请敕令吏部、兵部二部，同心协力，深思熟虑，来汇聚人才于兵部，让天下有才智的人士，都在此鼓舞奔走。遇到边方督抚及兵备职位空缺，就不用担心缺乏人才补用了。想要真正收到储备边

译才的成效，不如切实推行已故大臣高拱的建议为好。"（见《春明梦余录》。）

◎兵部四司

洪武元年，设立兵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六年，分设三个属部：总部、驾部、职方部。十三年，增设库部。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司马部。二十九年，改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见《职官志》。）

弘治年间，陈恺担任武选司主事，历升郎中。武选司事务繁重，怨恨丛生、权势倾轧。陈恺一心奉公守法，私自请托一概不行，一时间武选司被称赞为得人善任。本部长官举荐他，说陈恺可以胜任封疆大吏之职。（见《通典》。）

刘大夏调任职方司郎中，熟悉军事，他所奏报覆核的事务都很符合皇帝的心意。尚书倚重他如同自己的左右手。汪直喜好边功，因安南黎灏被老挝打败，想趁机夺取安南；向皇帝进言，索取永乐年间讨伐安南的旧档案。刘大夏不肯给他，秘密告诉尚书余子俊说："战端一开，西南地区就要生灵涂炭了。"此事因而搁置。（见《刘大夏传》。）

嘉靖初年，郑晓担任职方司主事，每天翻阅旧档案，因而尽知天下险要关塞、士兵战马虚实强弱的数目。他协助尚书金献民撰写《九边图志》，人们争相传抄。（见《郑晓传》。）

二十八年，在大同、宣府开设马市。兵部主事杨继盛上奏说有十项不可行之处、五项谬误，被贬为狄道典史。不久俺答多次入寇，皇帝想起杨继盛的进言，四次升迁至员外郎。杨继盛到任才三个月，就起草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五项奸恶。奏疏呈上，皇帝大怒，下诏将他打入监狱，不久被处死弃市。（见《杨继盛传》。）

隆庆初年，大学士高拱说："用兵之事，是专门的学问，不是平时熟习就不能应付突发事变。储备培养兵部人才，应当从兵部属官开始。应当谨慎选拔属官，多多选取有智谋才力、通晓军事的人，让他们长期担任此职，不要调往其他部门。日后边方兵备督抚的人选，都可以从这里选取。再各自选取边地出身的人，充任属官，如同吏部选官分省籍的旧例；那么在题请覆核情形时，就不会有格格不入之处。同时加重对他们的赏罚，以此激励他们。"（见《高拱传》。）

崇祯十七年三月，兵部主事金铉巡视皇城，听闻大同陷落，上疏说："宣府、大同，是京师的北门。大同陷落则宣府危急，宣府危急则大局就完了。请紧急撤回监军宦官杜勋，专门任用巡抚朱之冯。杜勋心怀二意，会坏事。朱之冯忠诚恳切，可以委以大事。"没有得到答复。（见《金铉传》。）

◎协理京营戎政

景泰元年，开始设立提督团营一职，命兵部尚书于谦兼任此职；后来废除。成化三年，重新设立。大多由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任。（见《职官志》。）

正德十一年，尚书王琼上奏："给事中翟瓒说：'十二团营请求依照景泰、天顺、成化等年间的先例，增设尚书、侍郎或都御史一员担任总提督，会同操练，同时不妨碍原有职务。'但查考先前的先例，于谦、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是以本部尚书身份不妨碍部务而兼任提督，王越是以左都御史身份不妨碍院务而兼任提督。如今想要增设一员专门负责提督，事关重大，恳请皇上圣裁。"皇帝下旨："提督官不必增设。"（见《明臣奏议》。）

嘉靖二十年，开始命刘天和辍去兵部事务，另外发给关防印信，专门管理戎政。二十九年，将总督京营戎政的印信交给仇鸾，而改设本部侍郎协理戎政，不发给关防。（见《职官志》。）

隆庆元年，皇帝因京营事务重大，改协理为阅视，任

译命左都御史曹邦辅担任此职。不久，听从恭顺侯吴继爵的建议，又改阅视为提督。（见《曹邦辅传》。）

四年正月，废除京营总督，分设三大将，以侯爵、伯爵充任总兵官。不久改为提督，又起用三名文臣，也称提督。九月，因文武六提督遇事各持己见，往往拖延一个月都不能决断。给事中温纯陈说其中的弊端，于是废除此制，仍旧设总理、协理二员。（见《三编》。）

万历八年十月，兵部尚书杨兆协理京营。因有诏令改由本部侍郎兼管协理之职，杨兆于是上疏辞去协理，因而此职被裁撤。（见《明纪》。）

天启初年，特设协理一人，不久革除。崇祯二年，又增设一人，任命庶吉士刘之纶为兵部侍郎，担任此职。（见《职官志》。）

○南京兵部

宣德十年，黄福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开始加授参赞机务的职衔。（见《三编》。文彬按：《明史·黄福传》记载"宣德七年，黄福以户部尚书改任南京。第二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即位后，加封少保，参赞南京机务。"所以《三编》将此事系于宣德十年。《职官志》及《续通典》都说："参赞机务自宣德八年黄福开始设立。"大概是沿袭《明史稿》，把兼掌兵部的那一年当作参赞机务的开始年份了。）

黄福参赞机务时，曾经陪坐在守备李隆旁边。杨士奇传话说："哪有身为孤卿而在一旁陪坐的道理？"黄福说："哪有身为少保而辅佐守备的道理呢？"始终没有改变态度。然而李隆对待黄福非常恭敬，退朝之后，常常推让黄福坐上座。黄福也不推辞。（见《黄福传》。）

起初，参赞之职不专门由兵部官员担任。自成化年间薛远开始，接着是陈俊，于是成为定制。（见《陈俊传》。）

成化二十年五月，改任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当时钱能仍任南京守备，对人说："王公，是天上的人啊。我只有恭敬侍奉罢了。"王恕坦然平和地对待他。钱能最终收敛了行为。王恕先后应诏陈述事务二十一次，建言献策三十九次，都极力阻止权贵幸臣。天下人都倾心仰慕他。当时有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见《王恕传》。）

弘治十六年九月，南京兵部尚书韩文因米价飞涨，请求发放军饷三个月的份额赈济。户部为难此事。韩文说："救荒如同救火。若有罪责，我自己承担。"于是发放粮米十六万石，米价因此平稳下来。（见《韩文传》。）

正德年间，刘机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流贼进犯长江沿岸。众人商议选择将领。恰逢都督李昂从贵州罢官到达南京，刘机立即召见任用他。李昂以没有朝廷任命为由推辞。刘机说："我奉的敕令上说：'敕令没有记载的事，可以便宜行事。'这就是朝命了。"（见《刘中敷传》。）

乔宇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宁王朱宸濠谋反，扬言旦夕之间就要攻下南京。乔宇严加戒备。指挥杨锐有才略，被任命暂代安庆守备。镇守宦官刘琅与朱宸濠私通，暗中埋伏了敢死之士。乔宇探得其中情况，责问刘琅手下办事之人。刘琅畏惧不敢轻举妄动。乔宇于是在城中大肆搜索……

译斩杀了埋伏的壮士三百人，把首级悬挂在江边示众。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内应，又知道对方已有防备，不敢向东进兵。转而进攻安庆，许逵坚守城池，安庆未被攻下。（出自《乔宇传》。）

臧应奎担任南京车驾主事。负责进贡事务的宦官索要船只超过定额，臧应奎极力裁减削减。宦官便派兵卒到官署喧闹滋事，臧应奎呵斥左右将他们抓起来，那宦官便逃走了。（出自《张洁传》。）

译时因南营耗散，从尚书吴文华请，给参赞旗牌，惰卒煽奸，得以军法从事，兼听便宜调兵。(《史稿》。)

当时因为南营兵员耗散，听从尚书吴文华的请求，发给参赞旗牌，凡有懒惰士卒煽动作乱的，可以按军法处置，并允许便宜调动军队。（出自《史稿》。）

○刑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置刑部，以周桢为尚书，盛元辅、张仁为侍郎。(《〇山集》。)

洪武元年，设置刑部，任命周桢为尚书，盛元辅、张仁为侍郎。（出自《〇山集》。）

帝初即位，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立。桢定律令，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数有厘正，皆以桢书为权舆云。(《周桢传》。)

皇帝刚即位时，用法过于严苛，执行的官员都吓得不敢乱动。周桢制定律令后，官吏士人才知道该如何遵守法度。此后律令多次修订，都是以周桢所定的律令为最初的蓝本。（出自《周桢传》。）

二年三月，甲寅，擢御史台经历刘希鲁为刑部尚书。(《大政记》。)

洪武二年三月甲寅日，提拔御史台经历刘希鲁为刑部尚书。（出自《大政记》。）

四年正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逾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感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为善治乎了”遂命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昭代典则》。互见六十四卷引《圣政记》，命惟谦定律，在六年十一月。)

洪武四年正月，任命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皇帝下诏说：“仁义，是养育百姓的膏粱美食；刑罚，是惩戒感化的药石。如果舍弃仁义而专用刑罚，就如同用药石来养人，怎能算是善治呢？”于是命令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每奏上一篇，就命人张榜公布于两庑，皇帝亲自加以裁定酌量。（出自《昭代典则》。另见六十四卷所引《圣政记》，其中记载命刘惟谦定律，是在洪武六年十一月。）

十六年，开济为刑部尚书，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军民以细故犯罪者，宜即决遣。”数月间，滞牍一清。(《开济传》。)

洪武十六年，开济担任刑部尚书，以综核政务为己任，请求全国各官署都设置文簿，每天记录所办事情以考核得失。又对各部之间往来的公文，制定期限，评定功过。又建议说：“军民因为小事犯罪的，应当立即判决遣发。”几个月之间，积压的案卷全部清理完毕。（出自《开济传》。）

二十二年，以户部尚书杨靖与刑部尚书赵勉换官，逾曰：“愚民犯法，如啖饮食。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死。余罪，皆舍输粟北边。”又曰：“在京狱囚，卿等覆奏，朕亲审决，犹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拟，岂能尽当？卿等当详谳，然後遗官审决。”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纳之。(《杨靖传》。)

洪武二十二年，让户部尚书杨靖与刑部尚书赵勉互换官职，皇帝下诏说：“愚昧的百姓犯法，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习以为常。设法防范，犯法的人反而更多。若推行宽恕仁爱之道，或许能够感化他们。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重罪以及杀人的，才处死；其余罪行，都改为让其向北方边境输送粮食赎罪。”又说：“京城的囚犯，你们复核奏报后，朕亲自审理裁决，尚且担心有失误。外地各官所拟定的判决，怎能全都恰当？你们应当详细审理，然后再派官员审理裁决。”杨靖秉承旨意仔细审辨案情，平反了很多冤案。皇帝对此十分嘉许采纳。（出自《杨靖传》。）

三十年四月，升刑部给事中张恩恭为刑部右侍郎。(《大政记》。)

洪武三十年四月，提升刑部给事中张恩恭为刑部右侍郎。（出自《大政记》。）

刑部署尚书夏恕等请改反逆律，从汉法夷三族。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其法太重。”却其奏不行。(《刑法志》。)

刑部代理尚书夏恕等人请求改变谋反谋逆的律法，依照汉代的法律实行诛灭三族。皇帝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罪责不相牵连。汉代沿袭秦朝旧制，那种法律太严酷了。”驳回了他们的奏请，没有施行。（出自《刑法志》。）

正统三年十二月，法司尽系狱，擢刑部主事张凤本部右侍郎。(《张凤传》。)

正统三年十二月，司法官员全部被关进监狱，提拔刑部主事张凤为本部右侍郎。（出自《张凤传》。）

弘治改元，以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奏言：“旧制：遗官勘事及逮捕，必斋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帝立报许。(《何乔新传》。)

弘治改元之年，任命何乔新为刑部尚书，他上奏说：“旧有制度：派遣官员查办案件及实施逮捕，必须携带精微批文，到当地官府核验之后才能施行。近来只使用驾帖，与符信不相符合。应当恢复旧制，以防止有人假冒欺诈。”皇帝立即批复允许。（出自《何乔新传》。）

杨志毕为刑部尚书。刑部狱词既经侍郎详定，尚书多不覆视，惟死罪始自裁决。志学，凡答以上，必经亲览，而後定。(《通典》。)

杨志学担任刑部尚书。刑部的案件供词，经侍郎详细审定之后，尚书大多不再复核审阅，只有死罪才由尚书亲自裁决。杨志学却不同，凡是判处笞刑以上的案件，一定要亲自审阅，然后才定案。（出自《通典》。）

四年，彭韶为刑部尚书。故安远侯柳景赃败至数千两。徵仅十一，以其母诉，免。韶执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郑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韦澳械其庄吏。宣宗欲宽之，澳不奉诏，景无元舅之亲，赃非负租之此，独蒙宥除，是臣守法愧於澳也。”不从。(《彭韶传》。)

弘治四年，彭韶担任刑部尚书。已故安远侯柳景贪污败露，赃款高达数千两。追缴的仅十分之一，因为柳景的母亲上诉求情，便被免除追缴。彭韶坚持上奏说：“从前唐宣宗的舅舅郑光拖欠官府租税不缴纳，京兆尹韦澳将他管理庄园的属吏用刑具拘捕。宣宗想要宽恕他，韦澳不奉行诏命。柳景没有唐宣宗舅舅那样的亲属关系，他的贪赃也不只是拖欠租税这样的小事，如今却独独蒙受宽恕免除处罚，这是臣在守法方面愧对韦澳啊。”皇帝没有听从。（出自《彭韶传》。）

嘉靖中，喻茂坚长刑部，上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以後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诏革除事例，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尚书顾应群等定议，增至

译二百四十九条。(《刑法志》。)

嘉靖年间，喻茂坚执掌刑部，上奏说：“自弘治年间制定条例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五十年。请求会同三法司，重新申明审理刑案的条例，以及嘉靖元年以后皇帝钦定的事例，永久遵守施行。其中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奉旨废除的事例中，有因事情而提出、拟议精当可以采用的，也应当仔细检核。如果官府胡乱援引条例，故意陷人入罪的，应当予以罢黜惩处。”恰逢喻茂坚离任，尚书顾应群等人议定，增加条例至二百四十九条。（出自《刑法志》。）

郑晓为刑部尚书。故事：在京军民讼，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问勘。诸司有应鞫者，亦参送法司，无自决遣者。後诸司不复遵守，狱讼纷挈。晓奏循故事。帝报许。於是刑部间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郑存仁谓：“讼当自下而上。”檄州县：“法司有追取，无辄发。”晓闻，率侍郎赵大〇、傅颐守故事争。存仁亦据律执奏。章俱下都察院，会刑科平议。议未上，严嵩激帝怒，落晓职。(《郑晓传》。)

郑晓担任刑部尚书。按照旧例：在京城的军民诉讼，都要投递诉状到通政司，再转送法司审理查办。各衙门有应当审讯的案件，也要一并送交法司，没有自行判决遣发的。后来各衙门不再遵守这一规定，诉讼纠纷混乱。郑晓上奏请求遵循旧例，皇帝批复同意。于是刑部间或到京畿附近州府拘捕囚犯。而巡按御史郑存仁认为：“诉讼应当自下而上逐级上报。”便发文晓谕州县：“法司如有征调追取，不要擅自发付。”郑晓听说后，率领侍郎赵大〇、傅颐坚持旧例力争。郑存仁也依据法律条文坚持上奏。奏章都被下发到都察院，会同刑科评议。评议尚未上报，严嵩激怒了皇帝，郑晓因此被罢免官职。（出自《郑晓传》。）

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寻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於朝。期毋过夏月。轻者立遗，重者仍听部裁。岁以为常。”帝报从之。(《孙丕扬传》。)

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因为监狱中滞留很多未结案的囚犯，是由于公文往来相互牵制所致。他提出建议：刑部、大理寺各自设立登记簿册。凡案件呈报刑部，第二天就详细移送大理寺审理；大理寺审理认可后，第二天就送回刑部。从此，囚犯不再被长期滞留羁押。不久他又上奏说：“每五年才实行一次恤刑（体恤审录囚犯），恐怕冤案无处申诉。请求敕令全国巡抚、巡按官员，在春天时节气候和暖之时，命令各道监司巡行州县，大规模清理登记在押囚犯；按察使则登记省城的囚犯。死罪中情有可矜可疑的以及流刑、徒刑以下可以宽宥的，由巡抚、巡按上报朝廷。期限不要超过夏季。罪轻的立即释放，罪重的仍听候刑部裁决。每年都照此办理，形成常例。”皇帝批复同意施行。（出自《孙丕扬传》。）

天启三年，孙玮拜刑部尚书。囚系众，狱舍至不能容。玮请近畿者就州县分系。内使王文进杀人，下司礼议罪，其余党付法司。玮言：“一狱不可分两地，请并文进下吏。”不听。(《孙玮传》。)

天启三年，孙玮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当时在押囚犯众多，监狱已经容纳不下。孙玮请求将靠近京畿地区的囚犯分散关押到各州县。内侍王文进杀了人，皇帝下令交司礼监议罪，而他的同党则交付法司审理。孙玮进言说：“同一案件不可以分在两地审理，请求把王文进也一并交给司法官吏处置。”皇帝没有听从。（出自《孙玮传》。）

崇祯十五年，徐石麒为刑部侍郎。时帝以刑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会，予重比。石麒奉命清狱，推明律意，校正今断狱之不合於律者十余章，先以白同官，以次审理十三司，囚多宽减。然廉公一持大法，赫然无敢干犯者。(《徐石麒传》。)

崇祯十五年，徐石麒担任刑部侍郎。当时皇帝以严刑驾驭臣下，司法官员援引律法时，大多苛细牵强附会，判处从重的刑罚。徐石麒奉命清理案狱，推究阐明律法本意，校正了当时断案中不合律法的十余条，先禀告同僚，然后依次审理十三司的案件，囚犯大多得到宽减。然而他廉洁公正，一旦坚持依大法办事，便威严凛然，无人敢触犯。（出自《徐石麒传》。）

郑三俊为刑部尚书，以文武诸臣诖误久系者众，请令出外候谳。因论告讦株蔓之弊，乞敕内外诸臣行恻隐实政。内而五臣讯鞫，非重辟不必参送法司。外而抚按提追，非真犯不必尽解京师。刑曹决断，以十日为期。帝皆从之。(《郑三俊传》。)

郑三俊担任刑部尚书，因为因牵连获罪而长期被关押的文武大臣人数众多，请求准许他们出狱在外等候审判。他又论述了相互告发、株连蔓延的弊病，请求敕令朝廷内外的大臣施行体恤怜悯的实际政务：在朝廷之内，由五位大臣审讯，若非重罪不必转送法司；在外地，巡抚、巡按提取查办案犯，若非真正的罪犯不必全部押解到京师。刑部审理案件，以十天为期限。皇帝都予以采纳。（出自《郑三俊传》。）

◎刑部十三司

洪武元年，设刑部郎中、员外、主事。六年，分属部四：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八年，增设四科。十三年，仍分四属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比部主事务各四人。都官、司门主事务二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宪部。二十三年，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二十九年，改为十二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洪武元年，设置刑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六年，划分下属部门为四个：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八年，增设四科。十三年，仍然划分为四个下属部门。各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比部各设主事四人；都官部、司门部各设主事二人。二十二年，把总部改称宪部。二十三年，把四部划分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二十九年，改设为十二清吏司，各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革北京司，增置云南、贵州、交址三司。宣德三年，革交址司，遂定为十三清吏司。(已上《职官志》。)

永乐元年，把北平改为北京。十九年，撤销北京司，增设云南、贵州、交址三司。宣德

译三年，撤销交址司，于是确定为十三清吏司。（以上出自《职官志》。）

正统十四年，周〇署刑部郎中。校尉受赇纵盗，以仇人代。〇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人。〇虑其触热，三日决遗之殆尽。(《周〇传》。)

正统十四年，周〇代理刑部郎中。有校尉收受贿赂放走盗贼，却抓来自己的仇人顶替。周〇为其辨明冤屈，让校尉抵罪。外地州郡押送来的囚犯，一天多达八百人。周〇担心他们中暑受热，三天之内就将大多数案件审结遣发完毕。（出自《周〇传》。）

景泰五年，毛吉除刑部广东司主事。司辖锦衣卫。卫卒伺百官阴事，以片纸入即奏即获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请属，狎侮官司，郎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捶挞。吉独执法不挠：有犯必重惩之。(《毛吉传》。)

景泰五年，毛吉被任命为刑部广东司主事。该司分管锦衣卫事务。锦衣卫士卒暗中侦伺百官的隐私阴事，一有纸条揭发即刻上奏，被揭发者立即获罪，公卿大夫无不惶恐畏惧。锦衣卫公然请托说情、轻慢侮弄官府，锦衣卫官员因犯罪被交付刑部审理的，官员们也没人敢惩治他们。唯独毛吉执法不屈，有人犯罪必定严加惩处。（出自《毛吉传》。）

天顺初，杨继宗为刑部主事。囚多疫死。为时其饮食，舍三日一栉沐，全活甚众。又善辨疑狱。河间获盗，遣里民张文、郭礼送京师。盗逸。文谓礼：“吾二人并当死。汝母老，鲜兄弟；以我代盗，庶全汝母子命。”文桎梏诣部。继宗察非盗，竟辨出之。(《杨继宗传》。)

天顺初年，杨继宗担任刑部主事。当时囚犯多因瘟疫而死。他按时供给囚犯饮食，让他们三天梳洗沐浴一次，因此保全存活了很多人。他又擅长审断疑难案件。河间府抓获一名盗贼，派遣里民张文、郭礼押送到京城，途中盗贼逃走了。张文对郭礼说：“我们两人都要因此而死。你母亲年老，又没有兄弟；不如让我顶替盗贼，或许能保全你母子的性命。”于是张文戴上刑具到刑部投案。杨继宗察觉他不是真的盗贼，最终为他辨明冤情，将他释放。（出自《杨继宗传》。）

成化十一年九月，刑部尚书董方等言：“本部专理刑名，非得通晓律例者，无以称钦恤之意。乞依正统闻例，选诸司办事进士，同本部见任官问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补。”诏从其议，选进士杨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问刑。(《昭代典则》。)

成化十一年九月，刑部尚书董方等人上奏说：“本部专门审理刑案罪名，如果不是精通律例的人，就无法体现皇上钦恤刑狱的心意。请求依照正统年间的先例，选拔各部办事进士，与本部现任官员一同审理刑案。等到半年之后，主事有空缺，再从中选拔可用之人补任。”皇帝下诏采纳其建议，选拔进士杨茂元等二十人到刑部审理刑案。（出自《昭代典则》。）

◎南京刑部

成化时，南京刑部尚书周〇令诸司：“事不须勘者，毋出五日。”狱无滞囚。暑疫，悉遗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去，无失期者。(《周〇传》。)

成化年间，南京刑部尚书周〇下令各司：“凡不需要详细查勘的案件，处理不得超过五天。”因此监狱中没有积压的囚犯。夏天瘟疫盛行时，他把罪行轻微的在押囚犯全部释放，说：“传召你们回来时，就要按时到来。”囚犯们欢呼着离去，没有一个人违背约期不回的。（出自《周〇传》。）

孝宗初，何乔新为南京刑部尚书。沿江芦洲率为中官占夺，托言备进奉费。乔新奏还之民。(《乔新传》。)

孝宗初年，何乔新担任南京刑部尚书。沿江的芦苇滩洲大多被宦官强占夺取，托辞说是用来准备进贡的费用。何乔新上奏请求将这些滩洲归还给百姓。（出自《乔新传》。）

○工部尚书侍郎

洪武元年，置工部，以单安仁为尚书，张允文、杨翼为侍郎。八年正月，以郑州知州梁敏为工部侍郎。(《昭代典则》。)

洪武元年，设置工部，任命单安仁为尚书，张允文、杨翼为侍郎。八年正月，任命郑州知州梁敏为工部侍郎。（出自《昭代典则》。）

薛祥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

薛祥被授任工部尚书。当时正在营造凤阳宫殿，皇帝坐在殿中，仿佛看见有人持兵器在殿脊上争斗。李善长上奏说：“这是众工匠使用了厌胜镇物的法术。”皇帝要把工匠全部处死，薛祥为此加以甄别区分，凡是轮替时不在工地的以及铁匠、石匠都不在追究之列，因而救活了上千人。营建谨身殿时，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列为上等工匠。皇帝对这种欺瞒行为大怒，下令将其处死于闹市。薛祥在旁边，力争说：“奏报不实固然有错，但因此就杀人，恐怕不合法度。”于是皇帝下旨改用腐刑（宫刑）。薛祥又缓缓进言说：“施行腐刑，等于废掉一个人。不如杖责之后仍让他继续做工。”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十年，赵翥由赞善大夫拜工部尚书，奏定天下岁造军器之数，及议定藩王宫城制度。

洪武十年，赵翥由赞善大夫升任工部尚书，奏请核定全国每年制造军器的数额，并商议制定藩王宫城的制度。

十五年，帝以国子监所藏书板，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尚书赵俊奉诏监理古籍。

洪武十五年，皇帝因国子监所藏的书版年代久远、残缺剥落，命令众儒臣考校补全，工部监督工匠加以修治。尚书赵俊奉诏监理这些古籍。

十八年十一月，以进士秦逵为工部侍郎。时营缮事繁，部中缺尚书。凡兴作事，皆逵领之。初，议籍四方工匠，验其丁力，定三年为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轮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议量地远近为班次，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斋至。部免其家徭役。著为令。(已上《薛祥传》。)

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任命进士秦逵为工部侍郎。当时营造修缮事务繁多，工部又缺尚书，凡兴建工程之事，都由秦逵负责统领。当初，朝廷商议登记各地工匠，核验他们的丁口人力，规定以三年为一班，轮流赴京服役，每三月轮换交接，称为“轮班匠”，但尚未来得及施行。到这时，秦逵提议按地方远近划定轮班次序，设立勘合文簿以为凭证，交给工匠，到期携带前来应役，工部免除他们家中的徭役，并将此定为法令。（以上出自《薛祥传》。）

二十三年四月，武定侯郭英奏请筑鲁王享堂周垣。帝

译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要，不知民时不可夺也。”遂止之。(《世法录》。)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武定侯郭英奏请修筑鲁王享堂周围的围墙。皇帝对工部尚书秦逵说：“不急迫的事情，不要役使百姓劳作。正当耕种农忙之时，郭英却请求修筑堂垣，这哪里是按农时役使百姓之道呢？郭英是武人不通学问，只知道筑墙重要，却不知道百姓的农时是不可耽误剥夺的。”于是制止了这项工程。（出自《世法录》。）

二十六年，严震直由工部侍郎进尚书。时朝廷事营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师，凡二十余万户。震直请户役一人，书其姓名所业於官，有役则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称便。(《严震直传》。)

洪武二十六年，严震直由工部侍郎升任尚书。当时朝廷正大兴营建工程，把全国的工匠集中到京师，共二十多万户。严震直请求每户只征役一人，把姓名及所擅长的技艺登记在官府簿册上，有工役任务时，就按簿册轮流征召。服役的工匠都称便利。（出自《严震直传》。）

三十年，升卫经历黄福、边升为工部左、右侍郎。(《大政记》。)

洪武三十年，提升卫经历黄福、边升为工部左、右侍郎。（出自《大政记》。）

永乐十年十月，升工部主事蔺芳为本部侍郎。(同上。)

永乐十年十月，提升工部主事蔺芳为本部侍郎。（同上。）

宣德五年二月，谕侍臣曰：“今国家无大营缮，而工部采运木植不已。岂不妨农时？其令巳采之木随处存贮，军夫悉罢归农。”(《通纪》。)

宣德五年二月，皇帝晓谕侍臣说：“如今国家没有大的营造修缮工程，而工部采伐运送木材的事却仍不停止，这难道不妨碍农时吗？应命令已经采伐的木材就地存放，参与采运的军夫全部遣散回乡务农。”（出自《通纪》。）

景泰七年，以工匠蒯祥、陆祥为工部侍郎。(《三编》。蒯祥以木匠，陆祥以石匠，俱累擢太仆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时称“匠者”。)

景泰七年，任命工匠蒯祥、陆祥为工部侍郎。（出自《三编》。蒯祥凭木匠技艺、陆祥凭石匠技艺，都逐级升迁至太仆寺少卿，直至侍郎，仍旧督理工匠事务。当时人称他们为“匠者”。）

天顺四年，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币七千匹。工部右侍郎翁世资以东南水潦，民艰食，议减其半。帝怒，下诏狱，贬衡州知府。(《杨鼎传》。)

天顺四年，皇帝命宦官前往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增织彩色丝币七千匹。工部右侍郎翁世资因东南地区遭遇水灾，百姓粮食艰难，建议减半征织。皇帝大怒，将他下诏狱治罪，贬为衡州知府。（出自《杨鼎传》。）

成化二十一年，贾俊为工部侍郎，拜尚书。时专重进士，举人无至六卿者。俊独以重望得之。诸王府第茔墓，悉官予直，而仪仗时缮修。内官监欲频兴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禄米庄田，请给半直。仪仗非甚敝，不得烦有司。公家所宜营，惟仓库城池，余皆停罢。”帝报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桥，请发京军二万五千，及长陵五卫军助役；内府宝钞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苏、松诸府方罹水灾，而织造锦绮至数万匹；俊皆执奏，并得寝。工部政务与内府监局相表裹，而内官监专董工役，职尤相关。俊不为所挠，工役大省、(《贾俊传》。)

成化二十一年，贾俊担任工部侍郎，后升任尚书。当时朝廷特别看重进士出身，举人出身的官员没有能官至六卿的，唯独贾俊凭借崇高的声望做到了这一职位。各王府的府第坟墓，都由官府拨给费用，而仪仗也时常加以修缮。内官监想要频繁兴建大规模工程。贾俊进言说：“王府既然已有俸禄米粮和庄田，应只发给一半费用。仪仗如果不是特别破旧，不必烦劳有关部门去修缮。公家应当营造的，只有仓库、城池等，其余的都应停止兴办。”皇帝批复同意。弘治四年，宦官奏请修建沙河桥，请求调发京军二万五千人，以及长陵五卫的军队协助劳役；内府宝钞司请求增加工匠；浙江以及苏州、松江等府正遭遇水灾，而织造锦缎丝绮的数量却达数万匹；贾俊都坚持上奏反对，这些事最终都被搁置。工部的政务与内府各监局相互表里关联，而内官监专门主管工役事务，二者职责尤其相关。贾俊不被内官监所阻挠干扰，因此工役耗费大为节省。（出自《贾俊传》。）

弘治十三年，曾监为工部尚书。孝宗在位久，海内乐业，内府供奉渐广。司设监请改造龙球、素球一百有奇。监祈赐停止，不听。内府缄工局乞收幼匠千人。监等言：“往年尚衣监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军器局、司设监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於是命减其半。十六年，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盗贼，乞罢诸营缮及明年烟火，龙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报从。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监言：“天心示警，不可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内织染局请开苏、杭诸府织造，上供锦绮，为数二万四千有奇。监力请停罢，得减三分之半。太监许佣等各斋敕於浙江诸处抽运木植，亦以监言得寝。(《曾鉴传》。)

弘治十三年，曾鉴担任工部尚书。孝宗在位已久，国内百姓安居乐业，内府的供奉需求也逐渐扩大。司设监请求改造龙球、素球共一百多件。曾鉴请求停止此事，皇帝没有听从。内府针工局请求招收幼年工匠一千人。曾鉴等人进言说：“往年尚衣监收纳工匠一千人，兵仗局便效仿它，收纳到二千人；军器局、司设监又相继效仿，各自收纳一千人。这个弊端的源头一旦打开，后患便没有止境。”于是皇帝下令减半招收。弘治十六年，各省正在用兵，加之水旱灾害频发、盗贼众多，曾鉴请求停止各项营造修缮工程以及第二年的烟火制作、龙虎山与上清宫的营建工作，皇帝都批复同意。正德元年，雷电击中南京报恩寺塔。守备宦官傅容请求修复。曾鉴进言说：“上天示警，不可再大兴土木劳役百姓。”于是此事停止。内织染局请求在苏州、杭州各府开展织造，上供锦绮丝绸，数额达二万四千多匹。曾鉴极力请求停止，得以减少三分之一半。太监许佣等人各自持敕令在浙江各地抽取运送木材，也因曾鉴的进言而被搁置。（出自《曾鉴传》。）

嘉靖十六年，毛伯温升工部尚书，奉命提督天寿山工程。诸陵石柱，道远难推，劳费千百。伯温以意制八轮车，前後联络，随地险易为低昂，工作易就。帝闻之喜，赐绣囊、银勺各一。(《通典》。)

嘉靖十六年，毛伯

译温升任工部尚书，奉命提督天寿山的工程。各陵墓所需的石柱，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耗费的人力财物极多。毛伯温根据自己的构想制造出八轮车，前后相互连接，根据地势的险易调节高低，使工程容易完成。皇帝听闻此事很高兴，赏赐他绣囊、银勺各一件。（出自《通典》。）

十九年十二月，添注工部尚书樊继祖。(《史概》。)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增设工部尚书一职，任命樊继祖担任。（出自《史概》。）

天启三年，锺羽正拜工部尚书。故事：奄人冬衣，隔岁一给。是夏六月，群奄千余人请豫给，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盖忌羽正者嗾奄使发难也。羽正疏闻，因囚求罢。诏司礼太监杖谪群奄，而谕羽正视事。羽正因言：“今帑藏殚虚，九边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庆陵工卒负重乘高，举炎风赤日中，求佣饯不得。而独内官请乞，朝至夕从。此辈闻之，其谁不含愤？”复三疏，自引归。(《锺羽正》。)

天启三年，锺羽正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按照旧例：宦官的冬衣，每隔一年发放一次。这年夏天六月，一千多名宦官请求提前发放冬衣，蜂拥闯入官署，砸毁公堂座位，殴打属吏，肆意辱骂而去。这是因为忌恨锺羽正的人指使宦官挑起事端。锺羽正上疏奏闻此事，并借此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皇帝下诏命司礼监太监杖责并贬谪那些闹事的宦官，同时晓谕锺羽正继续视事任职。锺羽正于是进言说：“如今国库空虚匮乏，九边的将士日夜披甲荷戈守卫，却吃不上一顿饱饭；营建庆陵的工匠士卒，肩负重物攀登高处，在炎风烈日之下劳作，连雇工的钱都讨不到。而唯独宦官提出请求，朝上奏早上申请、晚上就得到应允。这些将士们听说此事，谁能不心怀愤懑？”他又接连上了三道奏疏，请求辞官归乡。（出自《锺羽正传》。）

◎工部四司

洪武元年，设工部郎中、员外、主事。六年，分属部四：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八年，增立四科。十三年，以屯田部为屯部。二十二年，改总部为营部。二十九年，定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一人。(《职官志》。)

洪武元年，设置工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六年，划分下属部门为四个：总部、虞部、水部、屯田部。八年，增设四科。十三年，把屯田部改称屯部。二十二年，把总部改称营部。二十九年，确定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出自《职官志》。）

正德时，工部主事何遵榷木荆州，下令：税自百金以下，减三之一，风涛败赀者勿算。入算者，手实其数，自识之，藏於郡帑，数日一会所入。此去不私一钱。(《何遵传》)

正德年间，工部主事何遵在荆州征收木材税，下令规定：税额在百两银子以下的，减免三分之一，因风浪损坏货物财资的不计入课税。需要计税的，由商人自己如实报数，自行登记标识，把税款存入郡库，每隔几日汇总一次收入。何遵此行没有私自侵吞过一文钱。（出自《何遵传》。）

工部主事邵经邦榷荆州税，甫三月，税额满，遂启关任商舟来往。(《昭经邦传》。)

工部主事邵经邦在荆州征税，仅仅三个月，税额就已收足，于是打开关卡，任凭商船自由来往。（出自《邵经邦传》。）

工部四司财物悉贮後堂大库，司官出纳多侵渔。嘉靖时，尚书刘麟请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称善，因赐名“节慎库”。(《刘麟传》。)

工部四司的财物都储存在后堂大库中，各司官吏在出入库财物时多有侵吞牟利的现象。嘉靖年间，尚书刘麟请求特设一名郎官专门主管此事。皇帝称赞这个办法好，于是赐名为“节慎库”。（出自《刘麟传》。）

嘉靖十一年，作雷坛，程工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欲谏，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前营大享殿、太高元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於宫禁。国用巳耗，民力巳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庭，锢之诏狱。(《刘魁传》。)

嘉靖十一年，营造雷坛，工程期限十分紧迫。工部员外郎刘魁想要进谏，估计必定招致重祸，便先命家人买好棺材以待不测，随后上奏章说：“先前营建大享殿、太高元殿等工程尚未完工。内府库藏的积蓄有多少？每年的收入又有多少？一项工程的花费，动辄达到亿万之数。土木建筑上装饰着文彩锦绣，工匠的服饰竟等同于朱紫大臣。道士居住的地方，竟比拟于宫禁。国家的用度已经耗尽，百姓的民力已经枯竭，却还要做这种不合常理、毫无益处的事情，这不是垂范于天下后世的做法。”皇帝极为震怒，在朝廷上将他杖责，并把他囚禁于诏狱之中。（出自《刘魁传》。）

时制以工部居六曹後，仕进者冷局视之。嘉靖间，兴大工，添设郎官数倍。营缮司尤盛，郎官多至十余员。骤得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而为语云：“马前双，马后方，督工部。”“双”者棍，“方”者杌也。(《续通典》。)

当时的制度，工部位列六部之后，谋求仕进的人都把它当作冷衙门看待。嘉靖年间，大兴土木工程，工部增设的郎官数量增加了好几倍，其中营缮司尤为兴盛，郎官人数多达十余名。这些人往往能够很快升任京堂大员，有的甚至预先被赐予四品官服。于是人们才开始羡慕这个职位，并流传一句话说：“马前棍，马后杌，前往督理工部。”“双”指的是刑杖用的棍子，“方”指的是刑具坐凳。（出自《续通典》。）

天启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调万〇景营缮主事，督治九门垣墉，市铜江南，皆勤于其职。迁虞衡员外郎，司鼓铸。时庆陵大工未竣，费不赀。〇景知内府废铜山积，可发以助铸，移牒内官监言之。魏忠贤怒，不发。〇景具疏以请。忠贤假旨诘〇景。旋进屯田郎中，抗章极论忠贤之恶。忠贤矫旨杖杀之。(《万〇景传》。)

天启初年，战事紧急，工部急需人才，调万〇景担任营缮主事，督理修治京城九门的城墙，并到江南采购铜料，都能勤勉尽职。后升任虞衡员外郎，主管铸造钱币事务。当时庆陵的大工程尚未完工，耗费无算。万〇景得知内府废弃的铜料堆积如山，可以调拨出来帮助铸钱，便行文内官监陈述此事。魏忠贤大怒，不肯拨发。万〇景又具疏请求。魏忠贤假借圣旨诘责万〇景。不久万〇景升任屯田郎中，他上疏抗争，极力论说魏忠贤的种种罪恶。魏忠贤假传圣旨，将他杖杀。（出自《万〇景传》。）

将

译作司吴元年七月辛丑置：以单安仁为将作卿，正三品。洪武元年，以将作司隶工部，安仁擢工部尚书，仍领将作事。六年，改将作司为正六品，更置营造提举司，隶将作司。十年正月，罢。二十五年，置营缮所。(改将作司为营缮所。《职官志》，《单安仁传》。)

将作司于吴元年七月辛丑日设置：任命单安仁为将作卿，正三品官阶。洪武元年，把将作司隶属于工部，单安仁升任工部尚书，仍旧兼管将作司事务。六年，将作司改为正六品，并另设营造提举司，隶属将作司。十年正月，营造提举司被撤销。二十五年，设置营缮所（即把将作司改为营缮所）。（出自《职官志》《单安仁传》。）

◎提督易州山厂

山厂之设，专以烧薪炭，供应内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以都御史李仪董之。正统初年，改置沙鱼口。陈恭、王永寿相继以工部侍郎督厂事。景泰四年，移置清县。天顺元年，改厂於易州城西北二里许，建部堂於中，环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总其纲，府、州、县佐贰官分理其事。(《昭代典则》。)

山厂的设置，专门用来烧制柴薪炭料，供应内府使用。宣德五年，设置于平山，由都御史李仪监督管理。正统初年，改设于沙鱼口。陈恭、王永寿相继以工部侍郎的身份督理山厂事务。景泰四年，迁移设置于清县。天顺元年，把山厂改设在易州城西北约二里之处，在中央建立部堂，四周环绕土城。由八府、五州分别管理，依次排列，都朝向南方。部堂总管全局纲要，府、州、县的佐贰官分别处理具体事务。（出自《昭代典则》。）

景泰後，以本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嘉靖八年改设司官管理。四十四年，革屯田司管易州山厂郎中，改设主事。(《会典》。)

景泰以后，由工部尚书或侍郎督理山厂事务。嘉靖八年改设司官来管理。嘉靖四十四年，裁撤屯田司管理易州山厂的郎中，改设主事负责。（出自《会典》。）

弘治十四年，工部侍郎张宪理易州山厂。属员故为奸利。宪用公差例，日廪五升，省八邢常供之馈；书有关防以杜诈伪、柴炭纳银、痛损加耗之弊；於是宿蠹顿革。(《梦余录》。)

弘治十四年，工部侍郎张宪管理易州山厂。原来属下官员故意营私牟利。张宪采用公差的旧例，每日供给米粮五升，省去了八府常年供给的馈赠；用有关防印记的文书来杜绝作伪欺诈的行为，以及柴炭折纳银两、痛加损耗折算的弊端。于是长期存在的积弊立即革除。（出自《梦余录》。）

万历三年，题准：真定抽分，就便专委易州山厂主事带管。(王圻《通考》。)

万历三年，题奏获准：真定地区的抽分事务，就近专门委托易州山厂主事兼管。（出自王圻《通考》。）

○南京工部

弘治五年正月，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帝慰留之。(《徐恪传》。)

弘治五年正月，皇帝以中旨改任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恪上疏说：“大臣的任用，应当出自朝廷公开推举，从未听说有靠传旨口谕就得到任命的。臣生平不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晋升，请求皇上罢免我的官职。”皇帝加以慰勉挽留。（出自《徐恪传》。）

嘉靖三年，调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於南京工部。故事：南京六部，止侍郎一人。时已有右侍郎张琮，复以孟春为左，盖剩员也。(《何孟春传》。)

嘉靖三年，把吏部右侍郎何孟春调任南京工部。按照旧例：南京六部，各部只设侍郎一人。当时已经有右侍郎张琮在任，又把何孟春任命为左侍郎，这实际上是超出定额的冗员。（出自《何孟春传》。）

万历中，叶茂才为南京工部主事，榷税芜湖。课登，辄纵民舟去；既而课羡，请以饷边，卒不取一钱。(《本传》。)

万历年间，叶茂才担任南京工部主事，在芜湖征收商税。税额一旦收足，就立即放行民间商船通行；后来税收有了盈余，他请求将其用作边防军饷，自己始终没有拿取一文钱。（出自本传。）

卷三十三 职官五

◎都察院(元御史台。)

都察院（元代称御史台）。

吴元年十月壬子，置御史台，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洪武十三年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秀才李原名、詹徽等为都御史，吴荃等为试监察御史。(《大政记》)十七年正月，更定都察院官制，以詹徽为左都御史。初，监察都御史之秩，止於七品。上以台官职掌风纪，品秩太卑，乃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至是，升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愈都御史正四品，其十二道监察御史亦升为正七品。自此，台职与部权并重；七卿之名，遂为一代定制。建文元年，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成祖复旧制。(《职官志》，《昭代典则》。)

吴元年十月壬子日，设置御史台，任命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洪武十三年五月，撤销御史台。十五年，改设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把监察御史分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设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任命秀才李原名、詹徽等人为都御史，吴荃等人为试监察御史。（出自《大政记》。）十七年正月，重新制定都察院的官制，任命詹徽为左都御史。当初，监察都御史的品秩，只有七品。皇帝因为台官职掌风纪纲纪，品秩太低，于是设置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到这时，升都御史为正二品，副都御史为正三品，佥都御史为正四品，那十二道监察御史也升为正七品。从此以后，都察院的职权与六部权力并重，"七卿"之名，便成为一代定制。建文元年，把都察院改称御史府，都御史改称御史大夫，把十二道改为左、右两院。成祖恢复了原来的旧制。（出自《职官志》《昭代典则》。）

初，太祖谕御史大夫汤和等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於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