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经一
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则是人子必须自竭其力以养，然后为孝。苟但假于人力，则虽三釜五鼎不可谓养。苟不能行道，虽位至卿相不足为显。使非圣经，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后世以窃禄为能养，以叨名爵者为能显其亲，相去何啻天壤？
译孝道的开始。确立自身，践行正道，在后世扬名，以此显耀父母，是孝道的终结。这就意味着，为人子女的必须竭尽全力来奉养父母，然后才能称为孝。如果仅仅借助他人的力量，那么即使享用三釜五鼎的丰盛饮食，也不能算是奉养。如果不能践行正道，即使官位做到卿相，也不足以称为显耀。如果不是圣人的经典，他的话怎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与后世那些把窃取俸禄视为能够奉养父母，把侥幸获得名位爵禄视为能够显耀双亲的人相比，相差岂止是天壤之别？
《尔雅》世以为周公作，然只是小学之书。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认字不真，于经义便错，则何可不列于学官？闻吾松前辈顾文僖公，其平居韵会不去手，亦欲认字也。
汉世称五经七纬，今纬书都不存。而散见于各书者，则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是也。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是也。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是也。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是也。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是也。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是也。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是也。有《论语》纬，如撰考谶之类是也。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是也。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举。皆是东汉时因光武喜谶纬，故诸儒作此以干宠，而世遂传用之。其不兴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据此，则当是十纬，或者汉儒亦以乐记并在礼记中，而河图洛书别自有纬，不在此数。则五经孝经论语正合七纬目矣。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朱子》本义曰：“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引《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余甚不安其说。夫神明化育本是二义，如何将来混解？况蓍草亦众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则百物畅茂，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群卉等耳，何独于蓍草见得圣人幽赞处？且只是生蓍草，亦把圣人幽赞神明说得小了。不如注疏云：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无口可以语人，故圣人幽赞其所不及。以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数。以蓍钓之，则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趋，凶者以避，则神明所不能告人者。圣人有以告之，而幽赞之功大矣，较之本义其说颇长。
《中孚上九爻辞》曰：“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云：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犹为凶道。此因《礼记》有鸡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为鸡。然鸡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牵合实为无谓。不如注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飞而实不从也。故朱博拜相，临延登受策，殿中有大声如钟。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师法以为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谋自杀。岂非所谓虽得其正犹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谓此也。然则洪范徵应，与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为鸡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以九四阳德也。”朱子本义乃引《周礼》古之讼者先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黄东发云：“《周礼》出于王莽之世，未必尽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后听其讼，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况成周之世哉？盖刘歆逢王莽之恶为聚敛之囮，旋激天下之乱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诬圣经乎？杨升庵云：“东发之论，亦可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两仪而太极遁，明日有四象而两仪亡，后日有八卦而四象隐也。太极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杨升庵以为此说精明，可补注疏之遗。四明黄润玉是国朝人，所著有《经书补注》。如云：易之道扶阳而抑阴，卦之位贵中而贱极。阳过乎极，虽刚不吉；阴得其中，虽柔不凶。又曰：易动而圆，范方而静。八卦中虚故圆，九畴中实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黄廷美云：《经书注疏》《论语》：仁者静。孔安国曰：“无欲故静。”周子取之。《易》利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
译《尔雅》世人认为是周公所作，但它不过是小学类的书籍。然而学者如果要研读经书，首先必须认清文字；如果认字不准确，对经义的理解就会出错，那么怎么能不把它列入官学教材呢？听说我们松江的前辈顾文僖公，平时手不释卷地研读《韵会》，也是想要认清文字的缘故。
汉代称五经七纬，如今纬书都不存在了。但散见于各书中的，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就是；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就是；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就是；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就是；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就是；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就是；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就是；有《论语》纬，如《撰考谶》之类就是；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就是；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就是。这些都是它们的篇名，其他篇名还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这些都是东汉时期因为光武帝喜好谶纬，所以各位儒生制作这些来谋求宠幸，于是世间就流传使用它们。它们在西汉时期没有兴起是显而易见的。但根据这些，当时应该是十纬，或许汉代儒生也将《乐记》归入《礼记》之中，而《河图》《洛书》另外自有纬书，不在这个数目之内。那么五经、《孝经》、《论语》正好符合七纬的名目了。
《周易·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时，幽深地赞颂神明而产生了蓍草。”根据朱熹《本义》说：“幽赞神明就像说赞化育。”引用《龟策传》“天下太平，王道得行，那么蓍草茎长一丈，丛生满一百茎。”我非常不认同这种说法。神明化育本是两个不同的含义，怎么将它们混为一谈来解释呢？况且蓍草也是众多花卉中的一种，如果天下太平，那么万物都会茂盛，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其他花卉一样罢了，为什么唯独在蓍草上能看到圣人幽赞之处呢？而且只是生出蓍草，也将圣人幽赞神明说得过于浅薄了。不如注疏所说：圣人幽深地赞颂神明，从而产生使用蓍草求卦的方法。大概神明想要告诉人们吉凶悔吝，但神明没有口可以对人说话，所以圣人幽深地赞颂神明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用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产生大衍之数。用蓍草来占卜，那么凡是占卜者吉就得到吉，占卜凶就得到凶。占卜吉的人用来进取，占卜凶的人用来回避，那么神明所不能告诉人的，圣人有办法告诉他们，而幽赞的功绩就大了，与《本义》相比，这种说法更为详尽。
《中孚》上九爻辞说：“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说：鸡叫翰音，是巽卦的象征，居于巽卦的极位就是登于天。鸡不是登天的东西却想要登天，居于巽卦的极位而不知道变通，虽然得其正仍然是凶道。这是因为《礼记》中有鸡叫翰音的文字，于是将翰音解释为鸡。但鸡为什么想要登天，这种解释牵强附会实在没有意义。不如注疏所说：翰音登于天，名义上飞翔但实际上不能跟随。所以朱博拜相，临延登接受策命时，殿中有大声如钟。皇上询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所说的鼓妖。师法认为君主不聪明明，空名得以进用，那么就有声无形，不知道从哪里产生。扬雄也认为是鼓妖听失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适合做将不适合做相，恐怕会有凶恶急迫的愤怒。后来朱博果然因奸谋自杀。这难道不是所说的虽然得其正仍然是凶道吗？所以世人说朱博翰音，正是指这个。那么《洪范》的征兆，与《中孚》上九的占卜正好相合，而一定要将翰音解释为鸡又是为什么呢？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因为九四是阳德。”朱子《本义》却引用《周礼》古代诉讼的人先放入钧金束矢然后才审理。黄东发说：“《周礼》出自王莽时代，未必全是周公的制度。”如果先取出金然后审理诉讼，周兴、来俊臣都不做这样的事，何况成周时代呢？大概刘歆逢迎王莽的恶行作为聚敛的诱饵，随即激起天下大乱而没有实施，又怎么能诬蔑圣经呢？杨升庵说：“东发的论述，也可以算是朱子的忠臣了。”
《京房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然不是今天有太极，明天才有两仪，后天才有四象八卦。也不是今天有两仪而太极消失，明天有四象而两仪灭亡，后天有八卦而四象隐藏。太极在天地之前而不算前，在天地之后而不算后。杨升庵认为这种说法精明，可以补充注疏的遗漏。四明黄润玉是本朝人，著有《经书补注》。如说：易的道扶助阳而抑制阴，卦的位置重视中而轻视极。阳超过极，虽然刚也不吉利；阴得到中，虽然柔也不凶险。又说：易动而圆，范方而静。八卦中间空虚所以圆，九畴中间充实所以方。他的话有很多可取之处。
香山黄廷美说：《经书注疏》《论语》：仁者静。孔安国说：“无欲故静。”周敦颐采纳了它。《易》利贞者性情。王弼说：“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颐采纳了它。我
谓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动，一岁之运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声色臭味未感之际，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太极浑沦之体也，及感物而动，则性荡而情矣。群动既息，夜气清明，然后情复于性，与秋冬归根复命之时亦奚异哉。故君子自脩，亦不远复而已。予于注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乐中纂修大全出，谈名理者惟读宋儒之书，古注疏自是废矣。
译说一个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一天的活动，就是一年运行的缩影。在喜怒哀乐尚未萌发之前，在声色臭味尚未触动感官之际，这就是所谓人生来就有的宁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这是太极浑然一体的状态，等到受到外物触动而产生活动，本性就会动摇而转化为情感。当各种躁动都平息下来，夜间的清气清明澄澈，然后情感回归本性，这与秋冬时节万物归根复命的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君子自我修养，也不过是追求不远而复罢了。我对注疏中的这两句话深有体会。自从永乐年间编纂《五经大全》问世后，谈论名理的人只读宋儒的著作，古代的注疏从此就被废弃了。
余尝谓《诗经》与诸经不同，故读诗者亦当与读诸经不同。盖诗人托物引喻，其辞微，其旨远，故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以子贡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夫子告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即引《卫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证之。夫子曰：“赐也可与言诗。”子夏咏诗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夫子曰：“商也可与言诗。”一则许以起予；一则许以告往知来，乃知孔门之用诗盖如此。他如《大学》引“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则曰“于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引《鸤鸠篇》“其仪一兮正是四国”，则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曾子之说诗也。《中庸》引“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则曰言其上下察。衣锦褧衣，则曰恶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说诗也。孔门说诗大率类此，亦何尝泥于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学者，必曰通伦类，盖引伸触类维人所用。汉人说经盖有师授，故韩婴作诗外传，正此意也。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而伸触类而长，亦何取于读经哉？
《诗》小序，世以为子夏作。今虽无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选》，其于《毛诗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汉晋以来相传如此。夫大序既出于子夏，则小序为子夏何疑？夫夫子删诗而子夏亲受业于其门，且夫子亦尝以《孝经》属参《春秋》属商矣。子夏以文学称，故夫子又以《诗》属之。故子夏为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亲有传授之人，而必以后世推测臆度者为是，抑又何哉？纵不出于子夏，而为汉儒所作。然汉儒去圣人未远，诸儒之授受有绪，与后之去圣人千五百年，况当绝学之后者又自有别。故诗旨必当以小序为据。
《诗》《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故其训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为思得贤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为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为妇人无壶外之思，则武王有乱臣十人，其一人谓文母，则后妃亦尝助成王业，安得以求贤审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传》中，楚以公子午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择贤者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杜预注亦云：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遍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自汉以来说诗者相传如此。
《木瓜》小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卫有狄难，出处于曹。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思欲厚报之而作是诗，甚为有据。朱子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何耶？
《柏舟》小序以为仁而不遇。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故夫子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易也。”朱传必以为妇人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诗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贰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诗耳，盖亦断章取义也。杨升庵以荀为深得诗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贤也。庄公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作是诗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农桑，故人思之。施施难进而易退。子嗟在朝则能助教行政，隐遁则使峣埆生物。第二章子国。毛云：子嗟之父。笺云：言子国，著其世贤也。夫汉世传经有绪，书籍尚多，必有所据。而朱子以为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作，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
《小雅鼓钟》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钟淮上，失礼之甚，贤者为之忧伤。郑康成笺引孔子云：“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然则鼓钟淮上，此是嘉乐野合，正见幽王失礼处。朱子不取，而云未详。
译我曾经说《诗经》与其他经典不同，所以读《诗经》的人也应当与读其他经典不同。因为诗人托物引喻，言辞微妙，旨意深远，所以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情况，不可以拘泥于文句。孟子说：“以意逆志，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方法。”因此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孔子告诉他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子贡随即引用《卫风》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证明。孔子说：“赐啊，可以和他谈论《诗》了。”子夏吟诵《诗》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说：“绘画的事在素底之后。”子夏说：“礼是在仁之后吗？”孔子说：“商啊，可以和他谈论《诗》了。”一个被赞许能启发我，一个被赞许能由已知推知未知，由此可知孔子门下运用《诗》大概就是这样。其他如《大学》引用“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就说“在止息时知道所应止息的地方”。又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引用《鸤鸠》篇“其仪一兮正是四国”，就说他作为父子兄弟值得效法，然后百姓效法他，这是曾子解说《诗》的方法。《中庸》引用“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就说这是说上下都能明察。穿锦衣而外罩麻衣，就说厌恶文采过于显露，这是子思解说《诗》的方法。孔子门下解说《诗》大体都类似这样，又何曾拘泥于文句呢？荀子说善于学习的人，必定说通晓伦类，大概引申触类旁通全靠人的运用。汉代人说经大概有师承传授，所以韩婴作《诗外传》，正是这个意思。自从有了宋儒的传注，就坚持固定的解说。学者开始拘泥而不通达，不再能引申触类旁通，如果不能引申而触类旁通，又何必去读经呢？
《诗》的小序，世人认为是子夏所作。现在虽然无法考证，但是梁代《昭明集文选》，对于《毛诗大序》，也说这是子夏所作。想来汉晋以来相传如此。既然大序出自子夏，那么小序是子夏所作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孔子删定《诗》而子夏亲自在他门下受业，况且孔子也曾把《孝经》托付给曾参，把《春秋》托付给子夏。子夏以文学著称，所以孔子又把《诗》托付给他。所以子夏为他作序，这可以从情理上推断。现在世人却不相信有亲授的人，而一定要以后世推测臆断的为准，这又是为什么呢？纵然不是出自子夏，而是汉代儒者所作。但是汉代儒者距离圣人还不远，诸儒的传授有头绪，与后世距离圣人一千五百年，况且是在绝学之后的人又有区别。所以《诗》的旨意必定应当以小序为依据。
《诗·卷耳》篇小序说：“这是后妃的志向。”应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所以把“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训释为思念得到贤人安置在周之列位，也很有道理。又何必认为是文王出行服役，后妃思念他，所以不能采摘卷耳而把它放在周道之上呢？有人认为妇人没有家宅之外的思虑，那么武王有乱臣十人，其中一人称为文母，那么后妃也曾帮助成就王业，怎么能说求贤审官不是后妃的志向呢？所以《左传》中，楚国以公子午为令尹，从右尹以下，都选择贤人来安定国人。君子说楚国在这里能够任用人才。任用人才，是国家急务，能任用人才则百姓没有非分之想。《诗》说：“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就是任用人才。杜预注也说：诗人嗟叹说我思念得到贤人，把他们安置在遍列的职位上，这是后妃的志向，以任用人才为急。自从汉代以来解说《诗》的人相传如此。
《木瓜》小序认为是赞美齐桓公。卫国遭遇狄人灾难，出奔寄居在曹。桓公救援并封立他，赠送他车马器服。卫人思念想要厚报他而作这首诗，很有依据。朱子认为是男女相赠答的言辞，为什么呢？
《柏舟》小序认为是仁德而不遇。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所以孔子说：“在《柏舟》中看见匹夫坚守志向的不易。”朱传必定认为是妇人不得丈夫欢心的言辞。难道孔子的话，也不值得相信吗？
荀子解说《诗·卷耳》说：“卷耳容易得到，顷筐容易装满，而不可用周行来替代。”这是荀子运用《诗》罢了，大概也是断章取义。杨升庵认为荀子深得诗人之心，而认为小序求贤审官似乎违背荀子的旨意，这也错了。
《丘中有麻》小序说思念贤人。庄公不明，贤人被放逐，国人思念他，作这首诗挽留大夫氏。子嗟，是字，子嗟教民农桑，所以国人思念他。施施难进而易退。子嗟在朝堂则能辅助教行政事，隐遁则使险峻之地生出生物。第二章子国。毛传云：子嗟的父亲。郑笺云：说子国，彰显其世代贤良。汉代传经有头绪，书籍尚多，必定有所依据。而朱子认为是妇人盼望与她私通的人而作，大概孔子删定《诗》以垂示后世。其中有不善的，或许存留一二以备法鉴也可以。难道会有连篇累牍，尽是淫荡的言语吗？
《小雅·鼓钟》小序说讽刺幽王。幽王在淮上击钟，失礼到了极点，贤人为之忧伤。郑康成笺引孔子说：“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那么鼓钟在淮上，这是嘉乐野合，正显示幽王失礼之处。朱子不采纳，而说未详。
何也？
《棠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以亲之，故周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故杜预以为周公作诗，召公歌之，甚为有据。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乐歌，有甚意义。
译为什么呢？
《棠棣》的小序说，这是宴饮兄弟的诗歌。因哀悯管叔、蔡叔失道，所以作了《棠棣》。郑玄笺注说：周公哀悼两位叔父不和，导致兄弟恩情疏远，召公为此作了这首诗，并歌唱它来亲近兄弟，所以周王打算出兵讨伐郑国。富辰劝谏说：召穆公忧虑周室的德行不像从前，所以在成周召集宗族，并作了诗说：“棠棣的花，花萼鲜明美丽。”当今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兄弟。那第四章说：“兄弟在家里争吵，对外则共同抵御欺侮。”郑玄回答赵商说：凡是赋诗的人，有的是创作新篇，有的是吟诵古诗，所以杜预认为周公作诗，召公歌唱它，非常有根据。朱熹只把它当作宴享兄弟的乐歌，有什么深意呢。
杨升庵云：《毛诗》“棠棣之华，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诗疏云：华下有萼，萼下有跗。华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华，华萼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唐明皇宴会兄弟之处，楼名花萼相辉。唐诗有红萼青跗之句，皆本于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见，岂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诗，亦不识字矣。汉儒地下有灵，岂不失笑？余观注疏中，毛公诗亦作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则言鄂然外见者，不出于宋人。至郑氏笺始云不当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则韡韡然盛。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韡韡然。又云：古声不拊同，亦不遂训不为花足。盖升庵虽甚博，然亦考据欠详也。
《小雅宾之初筵》小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武公既入而作是诗。笺云：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盖武公为周卿士，见王政之阙而刺之。有关于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则是卫武公之诗，当列之《卫风》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楚语云：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作懿诗以自儆。韦昭云：懿诗，《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厉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儆，则亦《卫国风诗》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盖卜日选徒是慎微，以御宾客是能接下。序与诗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诗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从“鹿鸣”至“鱼丽”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内，后其武王以治外。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皆圣人之迹，故谓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论，皆诗家切实谨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读诗者不知？今之读诗者，若问其何谓之《小雅》，何谓之《大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必茫然不知矣。然则注疏其可尽废哉？
郑淡泉长于考索，其古言中所论经传，于考究尽有详密处，但于义理无所发明。独言《诗》无《燕风》有《召南》，无《宋风》有《商讼》，《鲁》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时诗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以与诸大夫。献子谓成▯专曰：“吾与戊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惟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训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是春秋时已有说诗者矣。世有《诗传》一本，其篇首题曰：孔氏传，卫端木赐子贡述。其《关雎》序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子曰：“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能正其心，则无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故用
译杨慎说：《毛诗》中“棠棣之华，鄂不韡韡”，鄂，是花苞，现在的文本写作萼；不，是花蒂，现在的文本写作跗。《诗》的疏解说：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花与萼相互承接覆盖，所以显得鲜明而光明。由花覆盖萼，萼承托花，花萼相互覆盖而显光明，就像兄弟相互顺从而显荣耀显达。唐明皇宴请兄弟的地方，楼名叫花萼相辉。唐诗中有红萼青跗的诗句，都源于此。到了宋人解释它，却说“鄂然而外见，岂不韡韡乎？”不仅不懂诗，也不识字了。汉代儒者若有灵，岂不会失笑？我观察注疏中，毛公的诗也作鄂犹鄂鄂然，说是向外发散。那么说鄂然外见的，并非出自宋人。直到郑氏笺才开始说不应当作拊。拊，是鄂的足。鄂足得到花的光明，就韡韡然茂盛。兴的手法，是比喻弟弟恭敬侍奉兄长，兄长以荣耀覆盖弟弟，恩义的显达也韡韡然。又说：古音不拊相同，也不就把不训释为花足。大概杨慎虽然非常博学，但考据也不够详细。
《小雅·宾之初筵》的小序说：这是卫武公讽刺时事的诗。周幽王荒废政事，亲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受其影响。君臣上下，沉溺于酒色。卫武公入朝后作了这首诗。笺说：武公入朝，是入朝担任王的卿士。大概卫武公是周朝的卿士，看到王政的缺失而讽刺它。因为关系到王室，所以列入《小雅》。如果像朱熹认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那么这是卫武公的诗，应当列入《卫风》了。怎么能放在《雅》中呢？
《大雅·抑》篇，小序说：这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也用来自我警戒。《国语·楚语》说：卫武公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进行规劝警戒，作《懿》诗来自我警戒。韦昭说：《懿》诗，就是《大雅·抑》篇，作讽刺厉王的诗，因而用来自我警戒。这样才能把它放在《大雅》中。如果只是自我警戒，那么也是《卫风》了。朱熹偶然没想到这一点吗？
《吉日》的小序说：《吉日》赞美宣王田猎，能谨慎细微，谦下待人，没有不竭尽所能来侍奉上级。大概占卜日期、挑选人员是谨慎细微，接待宾客是谦下待人。序与诗意正相符合，不知为什么删去？
《庭燎》的小序说：《庭燎》赞美宣王，因而用来规劝他。规劝的意思也好，恐怕不可删去。
《诗注疏》中，序《大小雅》说：从“鹿鸣”到“菁菁者莪”二十二篇都是正《小雅》；六篇亡佚，现在只有十六篇。从“鹿鸣”到“鱼丽”十篇，是文王武王的《小雅》。先说文王治理内政，后说武王治理外务。宴请慰劳嘉宾，亲近和睦九族。事情不算隆重，所以称为《小雅》；都是圣人的事迹，所以称为正。从“文王”到“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正《大雅》。依据兴盛隆昌之时而推演天命，向上称颂祖先的美德，都是国家的大事，所以称为正《大雅》。“文王”到“灵台”八篇，是文王的《大雅》，“下武”到“文王有声”三篇，是武王的《大雅》。像这样的言论，都是诗学中切实紧要的，不知为什么删去？然而怎么能让读诗的人不知道呢？现在读诗的人，如果问他们什么叫《小雅》，什么叫《大雅》？什么为正，什么为变？必定茫然不知。那么注疏岂能全部废弃呢？
郑淡泉擅长考据，他在《古言》中所论经传，在考据上尽有详密之处，但在义理上没有阐发。唯独说《诗》中没有《燕风》而有《召南》，没有《宋风》而有《商颂》，《鲁颂》也是如此。《周南》，是周朝未取得天下时的诗，所以不叫《雅》而叫《南》。这段很好。
魏献子执政，把祁氏的田地分为七县，把羊舌氏的田地分为三县，赐给各位大夫。献子对成何专说：“我把戊县赐给他，人们会认为我结党吗？”回答说：武王攻克商朝，光有天下。他的兄弟封国的有十五人，姬姓封国的有四十人，都是举用亲属。只要善人在位，亲疏一样。《诗》说：“只有这位文王，天帝度量他的心。他的德音美好，他的德行能明。能明能类，能长能君。统治这大国，能顺能比。相比文王，他的德行没有悔恨。既承受天福，施及子孙。”心能制约义理叫“度”，德行正应和叫“莫”，照耀四方叫“明”，勤勉施予无私叫“类”，教导不倦叫“长”，庆赏刑罚威严叫“君”，慈和遍服叫“顺”，择善而从叫“比”，经纬天地叫“文”。九德不失误，成事没有悔恨。所以继承天禄，子孙依赖他。主君举用他，接近文德了，所达到的岂会不远呢。这是春秋时已有说诗的人了。世间有一本《诗传》，其篇首题曰：孔氏传，卫端木赐子贡述。其《关雎》序说：文王的妃子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孔子说：“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能正其心，就没有怨嫉邪僻的不是。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所以用
之乡人，用之邦国，其奏乐也必以关雎乱之，所以风天下也。诗之义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雎”兼“比兴”以“赋”，而为“风”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译在乡间使用，在国家使用，演奏音乐时必定以《关雎》作为终曲，这是用来教化天下的。《诗经》的义理有六种，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关雎》兼用“比”和“兴”的手法来进行“赋”述，从而成为“风”篇的首篇，这是王道教化的根本。
其《葛覃》序云：太姒将归宁而赋“葛覃”。子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疏而能孝，可以观化矣。”
又有《诗说》一册，题为汉太中大夫鲁申培撰。其《关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为先“比”而后“赋”也。已下二章，皆赋其事而寓比“兴”之意。
二家以为后妃思得淑女，朱传以为文王思得后妃。觉二家之义为长。
二家之序与毛诗小有异同。鼓钟，二家皆以为昭王诗。
王风，二家皆作“鲁风”，而“鲁颂”四篇次焉。盖汉儒传经，各尊其师说。如《论语》有《齐论》、《鲁论》，其篇目各自不同。
严粲诗辑，近亦刻行。严是朱子同时人，其诗旨全用小序。
●卷二经二
《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也。余录出数条示读诗者，使知古人用诗之例。
周郑交质。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
随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诗》曰：“岂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违礼而行必有污辱，则凡违礼者皆然，而诗之用斯广矣。
孟明增修国政。赵成子言于晋曰：“秦师又至，必将避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晋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鲁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晋栾书侵蔡，楚退师。栾书从三帅之言，不战而还。《春秋》与之。《诗》曰：“岂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吴伐楚，乘其丧也，君子以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管仲请桓公救邢，引《诗》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
晋立夷吾。秦伯问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惟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
宋人围曹。子鱼曰：文王闻崇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师，鲁不设备。臧文仲曰：“国虽小，不可易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
鲁跻僖公，传引《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
北宫文子相卫襄公如楚。过郑，印段廷劳于棐林。冯简子与子太叔逆客。事结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
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孟明败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败。’贪故也。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
译《葛覃》的序言说：太姒将要回娘家省亲，因此创作了《葛覃》。孔子说：“地位尊贵却能勤劳，富有却能节俭，疏远却能尽孝，通过这就可以观察教化的成效了。”
又有一册《诗说》，题署为汉代太中大夫鲁人申培所撰。其中《关雎》的序言说：周文王的妃子太姒，想着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充任嫔妃的职分，以侍奉祭祀和接待宾客，因此创作了这首诗。第一章，在“六义”中是先“比”后“赋”。以下两章，都是叙述其事而寄托“比”和“兴”的含义。
这两家认为后妃想着得到贤淑的女子，朱熹的传注认为文王想着得到后妃。觉得这两家的解释更为合理。
这两家的序言与《毛诗》小有异同。《鼓钟》这一篇，两家都认为它是周昭王的诗。
《王风》，两家都作“鲁风”，而“鲁颂”的四篇排在后面。大概是因为汉代儒生传授经学，各自尊崇其师的说法。比如《论语》有《齐论》、《鲁论》，它们的篇目各自不同。
严粲的《诗辑》，近来也已刻印发行。严粲是朱熹同时代的人，他的诗旨完全采用小序。
●卷二经二
《左传》引用《诗经》，只要与义理相合，不必完全依照本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引伸触类。我摘录了几条来给读《诗经》的人看，让他们了解古人引用《诗经》的体例。
周国和郑国交换人质。君子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君子结好两国的信任，用礼仪来践行，又哪里需要人质呢？《国风》中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和“酌”，都是彰显忠信。
随国背叛楚国，楚国讨伐它并迫使它求和。君子说：“随国被讨伐，是不自量力的表现。《诗经》说：‘难道不早晚赶路，是害怕路上露水太多。’杜预注解说：用来比喻违背礼法行事必然会有污辱，那么凡是违背礼法的人都是如此，而《诗经》的用途就广泛了。”
孟明视修治国政。赵成子在晋国说：“秦国的军队又来了，一定要避开他们。他们因恐惧而增进德行，是不可抵挡的。”《诗经》说：“不要忘却你的祖先，要修明他们的德行。”孟明视已经记在心里了。
晋国向周王请求，用黻冕任命士会统领中军，于是晋国的盗贼，逃奔到了秦国。羊舌职说：“我听说禹称赞善人，不善的人就会远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诗经》说：“小心谨慎，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踏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位。”
鲁公前往晋国，晋侯接见鲁公，态度不恭敬。季文子说：“晋侯必定不能免于祸难。”《诗经》说：“恭敬啊恭敬，上天明显地思考，天命是不容易改变的。”晋侯的命运掌握在诸侯手中，能不恭敬吗？
晋国栾书入侵蔡国，楚国撤退军队。栾书听从三位将领的意见，不战而还。《春秋》对此给予肯定。《诗经》说：“和顺乐道的君子，难道不造就人才。”这是追求善道啊。
吴国讨伐楚国，趁着楚国办丧事，君子认为这是不吊唁（不仁）。《诗经》说：“不仁的昊天，祸乱没有安定。”
管仲请求齐桓公救援邢国，引用《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家。是害怕这简册文书。”简册文书，说的是共同厌恶恶行而互相救助。
晋国拥立夷吾。秦穆公问公孙枝说：“夷吾能安定吗？”公孙枝回答说：“我听说，只有遵循法则才能安定国家。”《诗经》说：“无知无识，顺从天帝的法则。”这是说周文王。又说：“不僭越不残害，很少不成为法则。”没有喜好没有厌恶，不忌恨不克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宋国人包围曹国。子鱼说：周文王听说崇国混乱而讨伐它，三十天不投降，就退兵修明教化然后再讨伐，于是凭借营垒而使其投降。《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邦。”
邾国人出兵，鲁国不设防备。臧文仲说：“国家虽然小，不可轻视。”《诗经》说：“小心谨慎，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踏薄冰。”又说：“恭敬啊恭敬，上天明显地思考，天命是不容易改变的。”
鲁国提升僖公的牌位，传文引用《鲁颂》说：“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礼制认为后稷亲近而先于天帝。”《诗经》说：“问候我的诸姑，于是及到伯姊。”君子说：“礼制认为姐姐亲近而先于姑姑。”
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前往楚国。经过郑国，印段在棐林庭中慰劳。冯简子和子太叔迎接客人。事情结束出来，对卫侯说：“郑国有礼，这是几代人的福气。”《诗经》说：“谁能拿着热物，却不用水洗涤。”礼对于政事，就像热物需要洗涤一样。
秦穆公讨伐晋国，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于是称霸西戎。这是任用孟明视的缘故，秦穆公作为君主，举荐人才周全，用人专一。孟明视作为臣子，他的不懈怠，能够恐惧思考。子桑的忠诚，他的知人，能够举荐善人。《诗经》说：“在哪里采白蒿，在水池和小洲。”在哪里使用它，公侯的事业，秦穆公具备。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孟明视具备。留给子孙谋略，以庇护子孙，子桑具备。
孟明视在殽山战败。左右的人说：“孟明视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说：“这是我的罪过。芮良夫的诗说：‘大风有路径，贪人败坏同类。听信谗言就应对，诵读正道如醉酒。不任用良臣，反而使我失败。’是因为贪婪的缘故。我确实贪婪而祸害了夫子，夫子有什么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