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文
●卷二十三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陈思王曰：“富贵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为不朽。”文章之于人，岂细故哉？夫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之为文者，其质离矣。夫去质而徒事于文，其即太史公所谓务华绝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言曰：“寄兴非远而鞶帨其辞，持论不洪而枝叶其说，以此言诗与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学文者之针砭耶。余偶有所见，随笔记之，知不足以尽文之变也，得一卷。
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谷《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
春秋以后，文章之妙，至庄周、屈原，可谓无以加矣，盖庄之汪洋自恣，屈之缠绵凄婉。庄是《道德》之别传，屈乃《风雅》之流亚，然各极其至。若屈原之《骚》，同时如宋玉景差，汉之贾谊、司马相如，犹能仿佛其一二。庄之《南华经》，后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庄子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屈子所谓一气孔神于中夜存，又能窥测理性，盖庶几闻道者？盖古人自有卓然之见，开口便是立言，不若后人但做文字。
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於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传》中载赵高与李斯辩难诸语，即典籍中亦岂多见？夫以始皇之雄杰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国。去封建而郡县天下，欲愚黔首以绝天下之口，故焚弃典籍，一切以吏为师，巡游观采，几遍天下，一时莫敢与之异议。虽皆霸者之事，本无足采，然不可不谓之奇矣。赵高以一宦竖，而言辞辩难与斯角胜，斯亦似为之少屈。今载在《李斯传》中，不知与《史记》增多少光采。后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语言载之史传中，亦何可复得耶！
李斯从始皇巡游，其诸山刻石，殊简质典雅。如三句一韵，皆自立体裁，不事蹈袭。盖自《雅颂》之后，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后，便有李斯《诸山刻石》。
《庄子》云：“文灭质，博溺心。”此谈文之最也。唯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岂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后人所及。如《吴越春秋》，伍员谏伐齐云：譬犹盘石之田，无立其苗，甚为古雅，胜《左传》语。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妇人耳。其答夫秦嘉书曰：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其辞有讽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适乐士，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报嘉书云：“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可谓怨而不伤。知汉世有此等妇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杨升庵云：汉人文章，远非后代可及。如小说类《华峤明妃传》云：“丰容静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云：“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子横《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无论后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见，不如后人专事蹈袭模仿。余于古人文章中，如沐并终制。袁粲《妙德先生传》，徐勉《与子书》，王僧《虔戒子书》，苏沧浪《与京师亲旧书》诸篇，集文者既不当入选，然有意见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编入《语林注》中，读者当细求之。裴子野《雕虫论》，力言晋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略曰：悱恻芳芬，靡曼容与。蔡应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乖，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采，斯岂近之乎？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假象过大，
译卷二十三 文
孔子说：“言语如果不加以修饰，它的传播就不会远。”陈思王曹植说：“富贵有时限而会穷尽，荣华快乐只限于自身。这两者都是必然到来的常规期限，只有文章是不朽的。”文章对于人来说，难道是细微的小事吗？孔子又说：“质朴胜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然后才能成为君子。”现在写文章的人，他们的质朴已经背离了。如果抛弃质朴而只致力于文采，那大概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追求浮华而断绝根本的人吧。皇甫百泉说得好：“寄托的情兴不深远却用华丽的辞藻修饰，所持的论点不宏大却用枝蔓的言论铺陈，用这样的标准来谈论诗与文，就相差千里了。”这大概是对当今学习写文章的人的针砭吧。我偶然有所见闻，就随手记录下来，知道这不足以穷尽文章的变化，于是得到一卷。
古今评论文章的人，有魏文帝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柳宗元的《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祯卿的《谈艺录》等篇章。写文章的方法，大概没有不备齐的了。如果有志于写文章的人，能够在这里面探求，想要使文体完备、质朴与文采兼备，辞藻兼具华丽与法则，那么距离古人就不远了。
春秋以后，文章的妙处，到了庄周、屈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大概是因为庄周的汪洋恣肆，屈原的缠绵凄婉。庄周是《道德经》的别传，屈原是《诗经》风雅的流亚，然而各自达到了极致。至于屈原的《离骚》，同时代的宋玉、景差，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还能依稀模仿其一二。庄周的《南华经》，后人竟然不能道出一个字了。至于像庄子所说的嗜欲深的人天机浅，屈子所说的一气孔神在中夜存，又能窥测理性，大概差不多是听闻大道的人吧？大概古人自有卓然的见解，开口就是立言，不像后人只是做文字游戏。
世道变迁如江河日下，大概不只是文章随着时代而衰落，至于人品语言，拿现在和古代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况且像《李斯传》中记载赵高与李斯辩论的许多话语，即使在典籍中也难道多见吗？凭借秦始皇雄杰盖世的才能，李斯辅佐他削平六国。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想要愚弄百姓以断绝天下的议论，所以焚烧抛弃典籍，一切以官吏为师，巡游视察，几乎遍行天下，当时没有人敢与他持异议。虽然都是霸者的行为，本来没有什么可取的，然而不能不说是奇特啊。赵高以一个宦官的身份，而言辞辩论与李斯角力取胜，李斯似乎也稍微屈服。现在记载在《李斯传》中，不知道给《史记》增添了多少光彩。后世不仅史才不及古人，即使想把这些语言记载在史传中，又怎么可能再得到呢！
李斯跟随秦始皇巡游，那些山上的刻石，特别简质典雅。比如三句一韵，都自成体裁，不从事蹈袭。大概自从《雅颂》之后，就有周宣王的《石鼓文》。《石鼓文》之后，就有李斯的《诸山刻石》。
《庄子》说：“文采掩盖了质朴，广博淹没了心灵。”这是谈论文章的最高境界。只有文采不掩盖质朴，广博不淹没心灵，才可以称为作家。然而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
古人的文字自然好，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比如《吴越春秋》，伍员劝谏伐齐说：好比盘石上的田地，无法让禾苗生长，非常古雅，胜过《左传》的语言。
确实啊，文章随着世代的高下而变化，比如徐淑只是一个妇人罢了。她回复丈夫秦嘉的信说：虽然失去了高洁素净的操守，也是孔子执鞭的节操啊。她的言辞有讽有刺，委婉而深切。又说：现在到了快乐的地方，悠闲地游历京城。观看王都的壮丽，考察天下的珍奇美妙，难道不会让眼睛玩味而心意转移，去了而不能出来吗。又回复秦嘉的信说：“素琴的制作，应当等待你归来。明镜的照鉴，应当等待你返回。没有侍奉你的光彩仪态，那么宝钗就不排列了。没有侍奉帷帐，那么芳香就不散发了。”可以说怨而不伤。知道汉代有这样的妇人，假使让今天的文士，又怎么能赶得上呢。
杨慎说：汉代人的文章，远非后代所能赶上的。比如小说类《华峤明妃传》说：“丰容静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说：“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子横《丽娟传》说：“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这些唐代人都不能道出，更不用说后代了。
古人的文章都有见解，不像后人专门从事蹈袭模仿。我在古人的文章中，比如沐并的终制。袁粲的《妙德先生传》，徐勉的《与子书》，王僧虔的《戒子书》，苏沧浪的《与京师亲旧书》等篇章，编集文章的人既不应该选入，然而有见解不是随意写作的，我都编入《语林注》中，读者应当仔细探求。裴子野的《雕虫论》，极力陈述晋宋以来写文章的弊端，其大略说：悱恻芳芬，靡曼容与。蔡应等人的俳优，扬雄后悔为童子。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乖，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世的征兆，文章隐藏光彩，这难道接近了吗？
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假象过大，
则与类相远。遣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可谓切中今时作文之弊矣。
译如果与事物的类别相差太远，遣词过于雄壮，就与事实相违背；辩驳的话过于超出常理，就与道义相背离；文辞过于华丽美好，就与真情相违背。”这可以说切中了当今作文的弊病。
李华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文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没而伋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沦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杨升庵谓华之论文，简而尽。韩退之与人论文诸书，远不及也。
萧颍士曰：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贾谊文辞最正，近于治体。枚乘、相如亦环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杨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着论近王化根源。此后▯然无闻焉。近日惟陈子昂文体最正。
杨升庵曰：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随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策》，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
杨升庵曰：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词而忘躬行也。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如《易》《传》《春秋》，孔子之特笔。其言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岂止达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岂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专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绮语为罪障，如《心经》《六如偈》之类，后世谈空寂者，无复有能过之矣。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轻也。
杨升庵云：苏东坡不喜韩退之画记，谓之甲乙帐簿。此老千古卓识，不随人观场者也。
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然必如枚叔七发、相如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答宾戏、曹子建七启诸篇，闳深伟丽，方可谓之文章。至于后世碑传序记，乃史家之流别耳。
唐人如李百药封建论，崔融武后哀册文，柳子厚贞符，韩昌黎进学解，犹是文章之遗。此后不复见矣。
唐人之文实，宋人之文虚；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华之诗，樊宗师杨夔刘蜕之文，纵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坏道。
苏东坡才气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黄山谷之文，蕴藉有趣味，时出魏晋人语，便可与坡老并驾。而其所论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时有高胜语。如韩干御马图跋尾云：“盖虽天厩四十万疋，亦难得全材。今天下以孤蹄弃骥，可胜叹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许多感慨，而劲洁可爱。
山谷文，如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二篇，似知道者，岂寻常求工于文词者，可得窥其藩篱哉？其他如训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国文集序与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复古记，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蕴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较之苏长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及司马公神道碑富郑公神道碑醉白堂记诸作，规模宏大，法度严整，山谷遂瞠乎其后矣。
欧阳公燕喜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顿挫，当迥在宋时诸公之上，便可与韩昌黎并驾。欧阳公晚年，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后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
东坡云：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於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
译李华说：“文章的根本在于作者，而哀乐之情则系于时代。考察作者，其志向源于六经。系于时代，则是歌颂文王武王而哀叹幽王厉王。有德行的文章真诚，无德行的文章欺诈。皋陶的歌、史克的颂，是真诚的；子朝的告、宰嚭的词，是欺诈的。孔子的文章，子夏、子商得以继承。子夏、子商去世后，子思、孟子兴起，大概是六经的遗风。屈原、宋玉，哀怨而伤感，靡丽而不够深远。六经的大道隐没了，沦落到后世，有力气的人不能理解，能理解的人力气或许不足，那么文章的义理就逐渐微弱了。杨升庵说李华评论文章，简练而详尽。韩退之与人讨论文章的各种书信，远远不及他。
萧颖士说：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章非常雄壮但不能作为经典。贾谊的文辞最端正，接近治国的大体。枚乘、司马相如也是才华横溢的士人，然而不接近《风》《雅》。杨雄用意颇深，班彪识见道理，张衡宏大旷达，曹植丰富赡丽，王粲超脱飘逸，嵇康标新立异，左思的诗赋有《雅》《颂》的遗风，干宝的著论接近王化的根源。此后就默默无闻了。近来只有陈子昂的文体最端正。
杨升庵说：汉朝兴起，文章有几类。蒯通、随何、陆贾、郦生的游说之文，宗法《战国策》；贾山、贾谊的政事之文，宗法管仲、晏婴、申不害、韩非。司马相如、东方朔的谲谏之文，宗法《楚辞》。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的说理之文，宗法《经》《传》。李寻、京房的术数之文，宗法谶纬。司马迁的纪事之文，宗法《春秋》。唉，真是兴盛啊！
杨升庵说：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恐怕人们沉溺于修饰文辞而忘记亲身践行。现在浅陋的人，往往借这句话作为借口。如《易传》《春秋》，是孔子的特笔。他的话玩味起来似乎浅近，探寻起来却更加深远。陈述起来似乎直露，研究起来却更加深刻，是天下最好的文章。难道只是表达意思而已吗？比如老子说“美好的言辞不可信”，而五千言难道不美吗？他说美好的言辞不可信，正是恐怕人们专门追求美好的言辞而不可信。佛家自称不立文字，把绮丽的言辞视为罪障，如《心经》《六如偈》之类，后世谈论空寂的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我曾经说汉朝以上，文章兴盛，三教的文字都兴盛。唐宋以下，文章衰微，三教的文字都衰微。宋人的语录比起荀子、孟子如何，还像《悟真篇》相比《参同契》，《传灯录》相比《般若经》那样轻浅。
杨升庵说：苏东坡不喜欢韩退之的《画记》，称之为甲乙帐簿。这位老人千古卓识，不随波逐流看热闹的人。
自从汉朝以后，诸人不再立言著书。只写文章，但必须像枚叔的《七发》、相如的《封禅文》、东方朔的《答客难》、杨雄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答宾戏》、曹子建的《七启》等篇章，宏大深厚、雄伟华丽，才可以称为文章。至于后世的碑传序记，不过是史家的流派罢了。
唐人如李百药的《封建论》，崔融的《武后哀册文》，柳子厚的《贞符》，韩昌黎的《进学解》，还是文章的遗风。此后就不再见到了。
唐人的文章实在，宋人的文章虚浮；唐人的文章厚重，宋人的文章轻薄。
唐人如任华的诗，樊宗师、杨夔、刘蜕的文章，纵然做得很妙，也只是野狐禅败坏正道。
苏东坡才气浩瀚，固然是百代文人的雄杰。然而黄山谷的文章，蕴藉有趣味，时常出现魏晋人的语句，就可以与苏东坡并驾齐驱。而他关于读书作文的论述，又是各位所达不到的。我时常拿出他的妙语给懂的人看。
山谷的文章，时常有高妙的语句。如韩干《御马图》跋尾说：“大概虽然天厩有四十万匹马，也难以得到全材。现在天下因为一只蹄子丢弃良马，可叹的事太多了。”只有二十五字罢了，然而其中有许多感慨，而且刚劲洁净可爱。
山谷的文章，如《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两篇，似乎懂得道理，哪里是寻常追求文辞工巧的人，能够窥见其藩篱的呢？其他如《训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国文集序》与《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复古记》，都是奇特的作品。
山谷的文章，只是蕴藉有理趣，但小文章很好。如果与苏长公、司马文正公的行状以及司马公神道碑、富郑公神道碑、《醉白堂记》等作品相比，规模宏大，法度严整，山谷就望尘莫及了。
欧阳公《燕喜亭记》，中间有多少感慨，多少转换，多少顿挫，应当远远在宋朝各位之上，就可以与韩昌黎并驾齐驱。欧阳公晚年，删定平生所写的文章，用思非常刻苦。夫人阻止他说：“何必这样自苦，应当怕先生生气吗？”公笑着说：“不怕先生生气，却怕后生嘲笑。”这也是名言。
曾南丰的文章，严正质朴直率，删去枝叶，只保留简练古朴。所以宋朝的文章，应当推崇欧阳修、苏轼，又说是欧阳修、曾巩。
苏东坡说：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但常在应当行进的地方行进；常在不可不停止的地方停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说：言辞没有文采，它的传播就不远。又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如果言辞只停留在表达意思，就怀疑没有文采，这是大错特错。
物之妙，如系风捉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译事物的精妙之处，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一般难以把握。能够让这些事物在心中清晰明了的人，大概是千万人中难遇其一。何况能让这些事物从口中和手中表达得清晰明了呢？这就叫做言辞通达。言辞能够达到通达的境界，那么文章就没有用不尽的妙用了。
山谷云：章子厚尝为余言，《楚词》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谓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诸《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经盖取《诸颂》。余闻斯言也，归考之信然。顾尝叹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载一人也。但颛以世故废学耳，惜哉。
山谷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尝见衡山，亦言近来陆贞山最会做文字，但开口便要骂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语最难。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崛如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山谷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苏子瞻云：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
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
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夫《史》、《汉》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谓韩昌黎力变唐之文，而其文犹夫唐也。欧阳公力变宋之文，而其文犹夫宋也。岂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汉》耶？盖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然不过为我朝文人之雄耳。且无论韩昌黎，只如欧阳公《丰乐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含蓄，何等顿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论《史》、《汉》哉？
朱凌溪尝言，康对山谓范增论后数句，忙杀东坡，盖以峻快斩截为着忙也。此亦有见，但不免溺于一偏。缘康之文，全学《史记》之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峻快斩绝。亦《史记》之所不废，如《韩信传》，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一节，可见东坡于此等得之。康见之熟，遂以为忙。不知《史记》为文，如右军作字，欧师其劲，颜师其肥，虞师其匀圆，各成一体，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纡徐，而遂轻峻快斩绝也。凌溪此言，可谓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读书，西北诸公则但凭其迅往之气，便足雄盖一时。惟崔后渠一生劬书，最号该博，然为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涩之病。
吕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进道时，即讨巡边差，盖欲观西北形势，又欲访关中诸公也。既遍历口外，后到武功，首访康对山。一日近暮，命有司治盘榼，携往对山家，与之夜坐，因与谈文。对山极称钱鹤滩陆贾新语序，绝叹服以为不能加。
徐昌谷之文，不本于六朝，似仿佛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于藻茜之中，若美女涤去铅华而丰腴艳冶，天然一国色也。苟以西北诸公比之，彼真一伧父耳。
今言中载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号册文，浅陋之极，似村学堂中小学生初学作表者之语。一时当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尝观潘勖作曹公九锡文，几乎与训诰同风矣。唐时各朝徽号册文亦皆古雅，若常杨当制，尤为典重。所谓以文章华国，莫大于此。既处清华之地，独不思少效古人分毫，以无负朝廷委任之重耶。
诰敕起于六朝，然其来甚远。肇自舜命九官与命羲仲和仲之词，后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遗制也。此是皇帝语，即所谓口代天言者。古人谓之训词，唐时独称常杨元白。今观其诰敕中，皆有训饬戒励之言，犹有训诰之风。至宋陶谷已有依样画葫芦之讥矣。后王介甫、苏子瞻最为得体。余观今世之诰敕，其即所谓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带了李公带者耶。
六朝之文，以圆转流便为美，苟过於晦涩，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杨东里规模永叔，李西涯酷类子
译黄庭坚说：章子厚曾经对我说，《楚辞》大概是有所继承和效法的，我起初并不认为如此，子厚于是说，《九歌》大概是取法于《国风》，《九章》大概是取法于《二雅》，《离骚》大概是取法于《三颂》。我听到这番话，回去考证，确实如此。只是我常感叹此人精妙地领悟了文章的韵味，他在文学领域，是千年才出现的一位奇才。但他仅仅因为世俗事务而荒废了学问，真是可惜啊。
黄庭坚说：苏东坡的文章妙绝天下，他的短处在于喜欢骂人。我曾经见过衡山先生，他也说近来陆贞山最会写文章，但开口就要骂人，这也是一个毛病。
黄庭坚说：写文章创造新语最难。老杜写诗，韩退之写文章，没有一字没有出处。大概是后人读书少，所以认为韩、杜是自己创造了这些语句罢了。古代能写文章的人，真正能够熔铸万物。即使把古人的陈旧言辞写入文章，也如同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一样。文章本是儒者的末节之事，然而如果要学习它，又不能不知道其中的曲折变化，希望你仔细思考。至于把文章推得高，像泰山那样崇高，像垂天之云那样广阔；把文章写得雄壮，像八月沧江的波涛那样汹涌，像海运吞舟的大鱼那样突兀，又不可以拘守规矩法度而显得俭陋。
黄庭坚说：看杜甫到了夔州后的诗，韩愈从潮州回朝后的文章，都不需要刻意雕琢而自然合乎法度了。
苏轼说：李白、韩愈、白居易的诗文，都被庸俗之气所扰乱，令人叹息。
南宋的诗，还有可取之处。文章到了南宋，则尖新浅露，没有一样值得观看的了。
现在的人写文章，动不动就提《史记》、《汉书》。《史记》、《汉书》怎么能轻易谈论呢？前人曾说韩愈极力改变唐代的文风，但他的文章还是唐代的风格。欧阳修极力改变宋代的文风，但他的文章还是宋代的风格。难道到了我们明朝就能直接追摹《史记》、《汉书》了吗？大概我们朝廷沿袭宋元的习气，建国初年的文章，不免失于卑浅。所以康海、李梦阳两位先生出现，极力想要振兴文风。两位先生天赋既高，又激发出西北雄健俊爽的气概，当时的文体因此发生了一次变革。但这不过是我们明朝文人的雄健罢了。且不说韩愈，只看欧阳修的《丰乐亭记》中间，有多少感慨，多少转折，多少含蓄，多少顿挫。现在康、李两位先生的文集中，想要找到这样一篇尚且不可得，何况是《史记》、《汉书》呢？
朱凌溪曾说，康对山说范增论后面的几句，忙坏了苏东坡，大概是以峻快斩截为着忙。这话也有道理，但不免陷入片面。因为康对山的文章，全部学习《史记》的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道峻快斩绝也是《史记》所不废弃的，如《韩信传》中“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这一节，可见苏东坡在这方面是有心得的。康对山看惯了，就认为是忙乱。不知道《史记》写文章，如同王羲之写字，欧阳询师法其劲健，颜真卿师法其丰肥，虞世南师法其匀圆，各自形成一体，都可以取法。不能因为自己喜好典重纡徐，就轻视峻快斩绝。朱凌溪这话，可以说是善于探求古人的文章了。
南方人喜欢读书，西北的各位先生则只凭借他们迅疾奔放的气概，就足以雄霸一时。只有崔后渠一生勤奋读书，号称最为渊博，但他写文章推崇元结，不免有晦涩的毛病。
吕沃洲有心于事功，而且有文章。他自己说刚进官场时，就请求巡视边疆的差事，大概是想观察西北的形势，又想拜访关中的各位先生。他遍历了边关之外，后来到了武功，首先拜访康对山。一天将近傍晚，命令有关部门准备酒食，带到康对山家，与他夜坐，于是谈论文章。康对山极力称赞钱鹤滩的《陆贾新语序》，极为叹服，认为不能再增添了。
徐昌谷的文章，不本于六朝，似乎近似建安七子的作品。在藻饰华丽中表现出典雅，如同美女洗去铅华而丰腴艳冶，天然是一国之色。如果拿西北的各位先生与他相比，他们真是一群粗俗之人。
现在的言论中记载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号的册文，浅陋到了极点，像是乡村学堂中小学生初学写表章的话。当时当值的官员，不知道是谁。如此浅陋，我曾经看潘勖写曹公九锡文，几乎与训诰同风了。唐代各朝徽号册文也都古雅，如果是常衮、杨炎当值，尤其典重。所谓以文章华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既然身处清贵显要之地，难道不想稍微效法古人分毫，以不负朝廷委任的重任吗？
诰敕起于六朝，然而它的来源很远。始于舜任命九官与任命羲仲、和仲的言辞，后来君奭、君牙、蔡仲的任命，都是它的遗制。这是皇帝的话，也就是所谓的口代天言。古人称之为训词，唐代独称常衮、杨炎、元稹、白居易。现在看他们的诰敕中，都有训饬戒励的话，还保留着训诰的风气。到了宋代陶谷已经有依样画葫芦的讥讽了。后来王安石、苏轼最为得体。我看现在的诰敕，就是所谓的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戴了李公也戴的那种吗？
六朝的文章，以圆转流便为美，如果过于晦涩，就失去它的本色了。
弘治、正德以前的文章，杨东里规模欧阳修，李西涯酷似子
李空同集中，如家谱大传尚黄书传康长公墓碑河上草堂记徐迪功集序诸篇，极为雄健。一代之文，罕见其比。
康对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凤毛麟角。后刻集一出，殊不惬人意。前见槐野先生尝语及之，槐野云：对山之文甚有奇者，编次之人将好者尽皆删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见而集中不载者，亦无下数十篇。余归华州，当为寻访续刻以传。后槐野归不久，即有地震之祸。对山之奇文遂湮没不传，可叹可叹！
槐野先生之文与诗，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敌。但持论太高而气亦过劲，人或以此议之。若《孙忠列传》与《白洛原墓碑》诸篇，便可度越康李，与古人争骛矣。
近时如偃师高苏门关中乔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虽曰大辂始于椎轮，层冰由于积水，亦由其禀气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画掩其诗，其文亦有绝佳者。余尝见其有化须疏一篇，用事妥切，铸词深古，且字字皆有来处，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代？今世后进，好轻诋前辈，动辄即谈《史》《汉》，然岂能有此一字耶？今录于左方。
《化须疏》有序。
兹因赵鸣玉髡然无须，姚存道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间分取十鬣，补诸不足。请沈启南作疏以劝之。疏曰：
伏以天阉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须需同音，今其可索。有无以义，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举。康乐著舍施之迹，崔谌传插种之方，惟小子十茎之敢分。岂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于以补也。宗道广及物之仁，乞诸邻而与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离离缘坡而饰我，当榾榾击地以拜君。把镜生欢，顿觉风标之异。临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轻拂于染羹，岂敢易捻于觅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东桥甚重祝支山文。其所作《观云赋》，盖手书以赠东桥者。东桥每遇文士在座，即出之展玩，甚相夸诩。然文实不佳，余最不喜之。盖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过人，但既鲜识见，又无古法，终未尽善。其为黄美之作《烟花洞天赋》，倾动一时。大率皆此类也。今刻集已行于世，然文价顿减，终实不可掩也。
东桥又称唐六如《广志赋》，即口诵其赋序数十许语，言赋甚长，不能举其辞。序托意既高，而遣词亦甚古，当是一佳作。今吴中刻《六如小集》，其诗文清丽，独此赋下注一阙字，想其文遂不传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严，言词典则，乃近代名作也。观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华美，譬之以文木为椟，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爱，然中实无珠，世但喜其椟耳。
●卷二十四诗一
诗有四始，有六义。今人之诗与古人异矣。虽其工拙不同，要之六义断不可缺者也。苟於六义有合，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六义苟缺，即古人之诗何取焉？余观孔子所定三百篇，虽淫奔之辞，犹存之以备法鉴。则其所去者，正所谓於六义有缺者是也。况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邈；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又何怪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今世人皆称盛唐风骨，然所谓风骨者，正是物也。学者苟以是求之，则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几乎必传。若舍此而但求工于言句之间，吾见其愈工而愈远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始只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等妥贴。今人但摸仿古人词句，饾饤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尾。读之终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于何处。纵学得句句似曹刘，终是未善。
诗苟发于情性，更得兴致高远，体势稳顺，措词妥贴，音调和畅，斯可谓诗之最
译李梦阳的文集中，像《家谱大传》《尚黄书传》《康长公墓碑》《河上草堂记》《徐迪功集序》等篇章，极为雄健有力。一个时代的文章，很少见到能与之相比的。
康海的文章，天下人仰慕向往，如同凤毛麟角般珍贵。后来刻印的文集一出，却很不令人满意。以前曾见孙应鳌先生谈及此事，孙应鳌说：康海的文章很有奇特之处，编辑的人把好的都删去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即使是我所见到的、而文集中未收录的，也有不下几十篇。我回到华州后，应当去寻访这些遗文并续刻流传。后来孙应鳌回乡不久，就遭遇了地震灾祸。康海的奇文于是湮没失传，真是可叹啊！
孙应鳌的文章和诗歌，都推崇李梦阳，他的才力也足以与李梦阳抗衡。但他所持的论调太高，气势也过于刚劲，有人因此批评他。像《孙忠列传》和《白洛原墓碑》等篇章，就可以超越康海和李梦阳，与古人争高下了。
近代像偃师的高叔嗣、关中的乔世宁，他们的文章都推崇康海和李梦阳，但能创造出平正典雅的风格。虽然说是大车始于简陋的木车，厚冰源于积水的凝结，这也是因为他们禀赋和气纯美，正好达到了中正平和的境界。
沈周不仅画作掩盖了他的诗名，他的文章也有极佳的。我曾见过他的一篇《化须疏》，用典恰当贴切，铸词深奥古雅，而且字字都有出处，即使在古人的文集中也不多见，何况是近代呢？当今的后辈，喜欢轻率诋毁前辈，动不动就谈论《史记》《汉书》，然而难道能写出这样的字句吗？现在把它抄录在左边。
《化须疏》有序言。
这是因为赵鸣玉剃光了头发没有胡须，姚存道替他向周宗道求助，在周宗道胡须茂密之处分取十根胡须，来弥补赵鸣玉的不足。请沈启南作疏文来劝说他。疏文说：
考虑到天阉者有刺青，地角不长草木，“须”与“需”同音，现在确实可以索取。有无互通，古人向来如此。并非我随意冒昧求取，而是因人制宜而提出。谢灵运留下舍施的踪迹，崔谌传授插种的方术，只有我敢分取先生十根胡须。难道先生连一根毛都不肯拔吗？推己及人，用以补益不足。周宗道广施惠及万物的仁爱，向邻居乞求并赠予他人；姚存道有成全他人的美德，让胡须浓密地沿着脸颊生长来装饰我，应当恭敬地叩拜以谢君恩。对着镜子心生欢喜，顿时觉得风度标格不同。临水照影，便看到相貌完整。不再担心胡须轻拂沾到羹汤，岂敢轻易捻弄胡须来寻觅诗句。感激啊，感激啊，珍重啊，珍重啊。恭敬地陈述。
王鏊非常看重祝允明的文章。他所作的《观云赋》，大概是亲手书写赠送给王鏊的。王鏊每当遇到文士在座，就拿出来展玩，非常夸耀。然而文章其实不好，我最不喜欢。祝允明的文章，他的天才并非不超越常人，但既缺乏见识，又没有古法，终究未能尽善尽美。他为黄美所作的《烟花洞天赋》，轰动一时。大抵都是这类作品。现在刻印的文集已流传于世，但文章的价值顿时降低，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王鏊又称赞唐寅的《广志赋》，甚至口头背诵赋序几十句话，说赋很长，不能列举其辞句。序言寄托的意旨既高远，遣词用句也很古雅，应当是一篇佳作。现在吴中刻印的《六如小集》，其中的诗文清丽，唯独这篇赋下面注了一个“阙”字，想必这篇文章于是就不传了。
文徵明的文章，法度森严，言词典雅，是近代的名作。看那些以文章闻名的人，他们的作品并非不华美，好比用良木做盒子，雕刻精工，涂上彩绘，并非不可爱，但里面其实没有珍珠，世人只是喜欢那个盒子罢了。
●卷二十四 诗一
诗歌有四种开端，有六种义理。现在人的诗与古人不同了。虽然他们的工巧与拙劣不同，总之六义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如果符合六义，那么现在的诗还是古人的诗。如果缺少六义，那么古人的诗又值得取法什么呢？我看孔子所编定的《诗经》三百篇，即使是淫奔之辞，还留存下来作为法度鉴戒。那么他所删去的，正是那些在六义上有缺漏的。况且六义，既没有意象可寻，也不是言语能完全表达的。在近处探寻，则寄托在深远幽微之处；在远处寻求，则不离日常起居。又何必奇怪现在的作者不知道它呢？然而不知道它的要点，就在于根本在于性情罢了。如果不根本于性情，那么所谓的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又将从哪里产生呢？现在世人都称颂盛唐的风骨，然而所谓的风骨，正是事物本身。学者如果以此去探求，就可以得到古人的用心，而他的创作也差不多必定能流传。如果舍弃这个而只在字句之间求工巧，我看他越工巧就越远离正道了。从卷二十四到卷二十六共三卷。
诗歌以性情为主，《诗经》三百篇也只是性情。现在诗家所推崇的，没有超过《古诗十九首》的。它的首篇“行行重行行”，情意何等深挚，而辞句简练质朴，后面有的含有托讽，其辞不得不曲折委婉。然而始终只是一件事，而首尾照应，血脉相连，何等妥帖。现在的人只是模仿古人的词句，拼凑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又不分辨是否有首尾。读完全篇，不知道其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纵然学得句句像曹植、刘桢，终究是不完善的。
诗歌如果发自性情，再得到兴致高远，体势稳顺，措词妥帖，音调和畅，这就可以说是诗歌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