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史一
●卷五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
译●卷五 史一
史与经，在上古时期原本没有分别。例如《尚书》中的《尧典》，就是陶唐氏的史书；《舜典》，就是有虞氏的史书；《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就是有夏氏的史书；《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就是有殷氏的史书；《泰誓》《牧誓》《武成》《金縢》《洛诰》《君牙》《君奭》等篇，就是有周氏的史书。孔子编纂《尚书》，选取这些作为经典，就称之为“经”；等到太史公撰写《史记》，选取这些作为五帝三王的本纪，就又称之为“史”。哪里曾有固定的名称呢？陆鲁望说：“《尚书》是记录言论的史书，《春秋》是记录事件的史书。”记录言论与记录事件，前后交错参差。称之为经或称之为史，并不能确定其体裁。按我的理解，若统称为经，则全部都可称为经；若加以区分，则《诗》《易》属于经，《书》与《春秋》实际上属于史罢了。等到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就不再有新出的经了。而周天子及各国都设立史官，如周国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国有史嚚，卫国有史华，晋国有史苏、史狐、史墨，鲁国有史克，世代掌管史事，于是就有了专门的史书。当时各国都有史书。《鲁史》恰好经过孔子的删改润色，寄托了一王之法，所以唯独流传下来。汉朝兴起，司马谈、司马迁世代担任太史令；东汉时期，班彪父子世代统领史职，这两家最终能够整理汉朝的事迹，形成一家之言。现在也与六经并行流传了。后世虽然历代都有记录言论和事件的官员，但撰写史书的人未必就是这些人。如今二十一部正史都在，其中的得失是非，可以考察而知。至于近代的事情，世道的盛衰，人物的升降，风俗的兴替，都是史书的支流。其中重大的，由统领史职的人记载；至于那些细微的，则是平庸者的责任。所以详细记录以等待史官的缺漏，从第五卷到第十四卷共十卷。历代的史书，那些不在十九代正史数量之内的，在古代有《帝王世纪》，在两汉有司马彪的《续汉书》、谢承的《后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在魏国有鱼豢的《魏书》、《江表传》；在晋朝有王隐的《晋书》、臧荣绪的《晋书》、陆机的《晋书》、曹嘉之的《晋书》、《晋中兴书》；在宋朝有徐爰的《宋书》。
那些编年体的史书，在两汉有荀悦的《汉纪》、东观的《汉记》、张璠的《汉纪》、袁宏的《汉纪》、薛莹的《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时期有魏氏的《春秋》、魏氏的《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的《吴录》；在晋朝有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晋阳秋》、干宝的《晋纪》、徐广的《晋纪》；在宋朝有裴子野的《宋略》、《南史》、《北史》。这些都是记载一个朝代的事情罢了。直到司马文正公（司马光），于是从周威烈王开始直到隋朝的显德年间，通贯写成一部史书，名为《资治通鉴》，天下才开始有了通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继司马光之后所作，是宋朝七朝的史书。后来又有《续长编》，朱晦庵（朱熹）作《通鉴纲目》，大体上是依据《通鉴》的事迹而稍微寄托以书法。纲以效法经，目以效法传，大概是想要继承《春秋》的笔法。
像应劭的《汉官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官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这些都是杂载各代的典章制度，以备撰写史书之用。
古话说国家灭亡了史书不灭，所以即使是偏安割据的朝代也都有史书。古代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记载袁绍、公孙瓒等人的事迹；晋朝有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记载五胡的事迹；又有车颖的《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地李雄的史书；南唐有马令的《南唐书》、陆游的《南唐书》，大体上都是割据政权的史书。我家旧时得到一本抄本，记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期的时事，共三卷，又宋朝徽宗、钦宗北狩，也有《窃愤录》等书，于是知道史书确实未曾有一天在天下灭绝。
壬子年冬天到达京城，首先拜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分别二十年来做了些什么功夫，我回答说二十年只是闭门读书，即使是二十一部正史也都涉猎了两遍。先生说：“你是吴地的士人，凡是有资质的，都把精神耗费在这上面。”这是因为先生当时正谈论心性之学而贬低记诵之学。我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非常不以为然。因为经术是用来治理世务的，而诸史是用来记载历代行事踪迹的。所以六经如同医家的《素问》《难经》，而诸史则是其药方医案。自从三代以下直到今天，经历的时间既久，凡是古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有什么没有呢？如果遇到事变，取用古人成功的踪迹斟酌损益，或许有依据。如果凭主观臆断行事，纵然修养得虚静，怎么能事事恰当呢？平常处理事务还可以，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难道也可以用意见来处理吗？所以一旦变故纷集，就茫然
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译无处安放（药方）。于是导致随意确定方剂，错误地投用药物，不仅对疾病没有救治作用，那人反而成了难治的痼疾了。能不令人恐惧吗！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
译太史公撰写《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篇本纪，为朝廷典章制度作八篇书，为年历作十篇表，为有爵位的士人作三十篇世家，为贤能的士大夫作七十篇列传。他的体例都是根据自己的心意创立的，而后世修史的人全都不能违背他的体例，这实在是很奇特啊。《史记》上起五帝，下至汉武帝，涵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历史，而为这些人立传仅仅只有这么多。现在看书中的各篇列传，想要删去一个人，或者在某人的传记中删去一件事，都做不到。真可以说是字字千金，一字千金。将其正本藏于石室，副本流传人间，确实不算过分。如果后人修史，没有污秽冗杂滥竽充数的情况，删去一个人不算少，增加一个人也不算多。现在宋、元两代的史书中，如果接连删去几十篇列传，在一篇传记中删去几件事，对于史书的增减数量又有什么影响呢？
魏其侯和武安侯，他们的事情相互关联，所以合为一传，但始终只围绕一件事。
范蠡被列在《货殖列传》中。他的本传只记载关于经商致富的事，至于他辅佐越国称霸的各种谋略以及与越国相关的事情，则附记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他救中子、杀人的事，也附记在后面。这些都是太史公修史的方法。
有人说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是不对的。大概认为，论道德，孔子是帝王的老师，不应列在诸侯之中；论地位，孔子从未有过封爵，不应与拥有土地的人并列，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在汉朝初年，孔子还没有封号，而太史公预知他必定会有褒奖尊崇的典礼，所以为他立了世家。拥有土地的人凭借土地世代传承家业，拥有德行的人凭借德行世代传承家业。凭借土地的人，土地失去则爵位被夺；凭借德行的人，德行存在则家业长存。现在看自战国以后，凡是拥有爵位和土地的人，谁能延续至今呢？那么世家的长久，没有比孔子更过的了。《史记》又把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作传，可见对他的尊崇到了极点。谁说太史公不了解孔子呢？
《史记》序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德，贬抑儒术，确实像班固所讥讽的那样。然而他叙述六家的事迹，指陈得失，如同判决一样，历经百世也不能改变，而且他的文字连贯，像串珠一样，光彩夺目。文章的奇伟，谁能超过他呢？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中尧、舜的本纪全用《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成篇。中间略加删改，便成了太史公的文字。《左传》的文章并非不奇特，只是嫌其气势急促罢了。至于《史记》中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的话，但增加几个字，文字便显得舒缓从容。由此可知，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套熔炉，他点化文字的妙处，不可言说。
《史记》游侠传序论，提到季次、原宪这些读书而怀有独特操守、不随便迎合当世的君子，将这两类人相互比较以分高下，似乎太过分了，世人也因此非议他。然而他的文章抑扬顿挫，如同神龙变幻，不是常人所能捉摸的，实在奇特。《汉书》游侠传序，其说法稍近正统，但文章则远不及太史公，两篇不可相提并论。
《史记》游侠传序论，这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之处。看他的言论，认为凭借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之位，辅佐君主，功名显赫的人，没什么可说的，而唯独推崇布衣之侠。又引用虞舜在井廪中劳作、伊尹在鼎俎间服役、傅说在版筑中做工、吕尚卖食、管仲在百里之地受桎梏喂牛，直到孔子在匡地受困的事，来说明危急时刻人人都有。世上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侠士救助他们，让那些拘泥于学问、抱着狭隘道义的人，即使累死几百人，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又引用俗语：“哪里知道仁义，已经享受其利的人才是有德的”，大概说世上所谓有德的人未必真有德。所以偷钩的人被定罪是对的，而偷窃国家的人是天大的罪过，本该是诛杀的首恶，却成了诸侯。既然成了诸侯，那么天下讲仁义的人都争相趋附他。仁义所到之处，就称之为仁义，不再计较他过去的滔天大罪了。这不就是说的“侯门仁义存”吗？所以说，已经享受其利的人才是有德的。那么，世上所认为对的，果真对吗？世上所认为错的，果真错吗？这正像庄子那样诡辩博达，荒诞其说以抒发其轻蔑愤不平之气。而世上不懂的人，竟然以为这是太史公的庄语。岂不是说梦话给痴人听吗？
班固的书，虽然没有太史公的奇特，但叙事典雅丰富，也自成一家之言。所以世人谈论史书，并称史汉，大概认为《史记》之后就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的话而自立论，其叙述董偃的事，也周到曲折，宛如画出，能运用太史公的方法。他选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两篇，文章也很奇伟。如谏止罢除上林苑与回答汉武帝“朕何如主”等语，其剪裁取舍都很妙，便可与《史记》并立。
班固在书中为杨王孙立传，汉朝以后未必有这样的人。即使有，修史的人也未必能为他立传。大概这件事虽然关系不大，但能通达大道之本，不可让后世不知道这种议论。
胡建的传记，其事也很俊伟，不知《史记》为何不为之立传。传中说孝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句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人，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缺，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
译杨子幼的传记，记载了子幼与戴长乐辩驳审讯供词的情形，其笔法仿佛《魏其武安侯传》。《后汉书》中路粹诬告孔融的言辞，远远不及此。《霍光传》中废黜昌邑王一事，叙述得舒缓详尽，也深得司马迁的笔法。
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为一传，所以只记载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两篇而已。然而贾谊所上的政事书，先代儒者称赞他通晓国家体制，认为直到汉朝终结，他的言论都被采纳施行。又他所论述的粮食储备与铸钱等事，都极大地关乎政治治理，怎么可以不传录？班固将这些内容收入《汉书》传记中，最为恰当。或许是因为司马迁来不及整理汉朝的事，所以只选取贾谊类似屈原的部分附入罢了。
唐子西说，司马迁敢于乱说却好，班固不敢乱说却不好。这也是名言。
黄山谷说，每次相聚就诵读几页《前汉书》，非常好。人胸中长久不用古人的学问来浇灌，就会生出尘俗之气，照镜子则面目可憎，对人说话也语言无味。
又说，班固的《汉书》最好读，但必须依照卷册的先后顺序，逐字逐句读过。久而久之，使一个朝代的事情参差错落地记在心中，这才算不辜负班固。
相传欧阳修不喜欢《史记》，这是不可理解的道理。看苏东坡与黄山谷也只称赞班固的书，不常提及《史记》，因为苏东坡出自欧阳修门下，而黄山谷则是苏东坡的朋友。
范蔚宗的《后汉书》，虽然已经落入宋齐时期绮丽浮靡的习气，但司马迁、班固世代担任史官，所以从司马谈、班彪以来，都撰写汉朝的事迹，而司马迁、班固也有所沿袭。至于范蔚宗则是选取华峤、张璠等人的书加以整理，首尾贯通，编成一家之言，他叙述东汉二百年的事，简练而不遗漏，繁复而不芜杂，也可以称为名史，所以世人认为它与班固的书并行，似乎并不过分。
陈寿作《三国志》，曾向丁仪索取米粮。又因为诸葛亮曾经罢免了他的父亲，所以传记中说临敌制胜不是诸葛亮的长处。世人于是称它为秽史，然而其叙事简练严谨质朴真实，尚不失史家的体格。自陈寿之后，作史的人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了。
自唐以前的各史，只有《晋书》最为冗杂。正因为它是众人之手所成，这就叫作百家衣、骨董羹。布衣虽然极其粗劣，但如果做成完整的衣服，还可以合身。现在如果把布衣与锦缎杂缀成衣，难道能美观吗？大概经过五胡乱华之后，晋朝的事多有遗漏。而王隐的书，晋人原本就认为它浅陋鄙俗。唐朝的各位公卿，于是用郭颁的《世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小说缀辑成书。这能称为良史吗？
沈约作《宋书》，虽然不是行家，但沈约本是文士，出自一人之手，终究可观。
新《唐书》，欧阳修所作的志序论很好。宋祁作列传，只是写自己的文章。所以唐朝的事多有遗漏，世人认为不如刘昫的书好。
自陈寿《三国志》后，只有欧阳修的《五代史》平正典重质朴直率，最得史家之体。即使在欧阳修的文字中，也没有能超过它的，这就是行家。
杨升庵说：苏老泉说，唐朝三百年的文章并非两汉无敌。史才应当有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而最终没有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他的论断是恰当的。大概即使是韩愈的《顺宗实录》，也在所不取。宋朝的琐碎儒生，竟将《五代史》与《史记》并列。这不足以欺骗儿童，却可以诬蔑后世吗？然而拿各史比较，《五代史》固然是史笔，也难以完全诬蔑。
史书到了宋、元、辽、金四家而鄙陋猥琐到了极点。我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曾议论想要删改《宋史》，我认为非有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不可。大概列传中有事不关乎朝廷，又不是奇伟卓绝的行为，或是武臣的业绩，不是以劳绩安定国家、以死勤奉职事，而其功劳只在一方的，都不应立传。必须削去数百人，那些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相记载重复太严重的，应当全部抹去。或者一人传记中有一二事可录，而牵连其他事有猥琐不足记载的，也全部抹去。然后以宋朝各位名公的小说中可以传信的，依次添入，那么大概那本书就可以流传了。大周深以为然。后来大周因母丧离职，我也羁旅落魄，没有可以共事的人，这件事就停止了。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曾想托付我修撰兵部条例。大概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的事都分布在六部，凡是历朝的大典章大刑政，只要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都在。如果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的逐一录出，修为一书，那么累朝的事就更无遗漏了。我看两汉有《会要》，唐有《会要》，宋朝各朝都有《会要》，大体就是这类书。王守溪笔记说我们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都缺失，恐怕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现在皇帝临朝，原本不曾有言语。凡是批出的旨意就是记言，所行之事就是记事。如果各部条例一修，那么想要考察祖宗旧制，就容易
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
译去检寻。而且这与修史关系重大，双江此举可谓极好。恰逢我补任官职留在南京，不久便南下赴任，于是没能完成此事。我回去之后，双江还在兵部任职五六年，不知是否有人与他了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