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经四
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兢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译这些人，几百人聚集成群，抛弃了本分的职业，争相从事空洞的谈论？起初在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像发疯一样；不久一个国家效仿他们，那么那个国家就像发疯一样；至于天下人都仰慕并效仿他们，那么天下人就像发疯一样。这正所谓是闲居在家的读书人肆意议论，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就是孔子所诛杀的少正卯。所谓言辞巧辩而虚伪、行为邪僻而固执的，正是这类人。他们怎么能被圣明的时代所容忍呢？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读书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劄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阳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羶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
朱子作《传注》，其嘉惠后学之功甚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其学便觉支离。《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便说差了。盖因有三个“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属“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此学字说得甚大，盖即是学为圣人之学。即复其初，就是除此外别无学。夫学而至于时时习之，则功夫无有间断矣。夫颜子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今时时习之无有间断，至于中心喜悦，则完全是一个圣人体段。故程子曰：义理浃洽于中则说。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后面两节只轻轻说过去，以见圣人之全体。夫学已到至处，由是人知之则乐，人不知亦不愠，岂不为君子乎？盖君子即圣人，悦乐不愠三字是对待说，而君子一句总说到学而时习之。今朱子以为人知之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则是以为到不愠方才成得君子，是岂圣人之意哉？且学以为己，人之知与不知，于我何与？何不知而遂以为逆，以此分别难易浅深，终是未安。
大凡读书须要通前彻后看，故得圣人之意。始《论语》一书，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后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又曰：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盖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圣人之所取者，则曰刚毅木讷近仁。盖刚毅则非令色，木讷则无巧言，正是相反处。又曰：恭近于体，远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悦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恶而痛绝之。至许仲弓以南面，则取其居敬而行简之一言。他日又称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重者仁，未尝轻以许人。想仲弓亦是个刚毅木讷恭而有体的人，故孔子以仁与南面许之。今世大率以柔颜媚语者为仁，以直言厉色者为不仁，其去圣人之意远矣。
门人之记孔子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盖温近于令色，厉则非令色矣
译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等人也都讲学，但也不过是志同道合罢了。薛文清所著的《读书录》，康斋、白沙都有语录。这些都是门人记录下来以赠给同道的，何曾招集这么多人？只有阳明先生跟随他学习的人最多。然而阳明之学本身足以耸动人心，况且阳明不但不妨碍本职工作，在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他在讲学，就不怎么设防，而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他们的巢穴了。大概是用兵时因为讲学而运用计谋，行政时讲学兼施于政治权术。像阳明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天人，三代以后哪里能多见？而后世中等才能的人，动不动就想效仿他。唉！这难道不是几乎要招致当世的讥笑吗？阳明同时代的人如湛甘泉，在南太学时讲学，他的门生很多。后来他担任南京礼部尚书，扬州仪真的大盐商也都跟随他学习。甘泉称他们为“行窝中的门生”，这类人到处请托，至今南京人谈起这事，就当作谈资。甘泉尚且如此，何况不如他的人呢？难怪现在谤议纷纷。
《庄子》把舜比作卷娄。卷娄是羊肉，认为舜有腥膻的行为，所以群蚁聚集在他身边。现在如果在外的两司以及郡县守令，凡是士人的升迁沉沦，人家的兴盛衰败，都系于他们，那么又岂止像卷娄那样呢？所以现在两司、郡县的各位官员，尤其不宜讲学，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声势足以动人，而依仗声势的人就会进用。依仗声势的人进用，那么持身守正的人就远离了。还奇怪什么当今世上的士君子以谈论讲学为耻呢？
现在的讲学者，都拿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又拿佛家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作为依据。所以说：人人都可以入道讲学，不应当挑选人。这是不对的，因为孔子也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礼记》说：道不是用来开导民众的，而是用来愚弄他们的。所谓“无类”，大概是指专心求道的人而言。然而现在世上哪有专心求道的人？求道的人，只有愚钝的人。他们的心最专一，所以最容易入道。像曾子最终因为鲁钝而得到道就是如此。现在所应当辨别的，正是担心那些智巧过人的人。佛家说的“下下人”，也是指混沌未开的人而言，六祖就是混沌未开的人。现在的初地人，难道能说得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话吗？正是因为现在世上没有不开窍的人啊。这怎么可以不挑选人呢？
朱子作《传注》，他惠及后学的功劳很大，但只是分头路太多，他的学问便显得支离破碎。《论语》首篇“学而时习之”一章，就说错了。大概是因为有三个“乎”字，就把三章分作三段看，把“不亦君子乎”归属于“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不仅失去了孔夫子的本意，而且也不懂孔夫子作文的方法了。这个“学”字说得很大，大概就是指学习成为圣人的学问。即恢复本性，除此之外别无学问。学习到了时时温习的地步，那么功夫就没有间断了。颜回不能在三个月之后不违背仁德。现在时时温习没有间断，以至于内心喜悦，那就完全是一个圣人的体态。所以程子说：义理在心中融洽贯通就会喜悦。这话很好，但功夫全在这一句上。后面两节只是轻轻带过，以显示圣人的全体。学问已经到了极致，由此别人了解他他就快乐，别人不了解他也不怨恨，难道不是君子吗？大概君子就是圣人，悦乐、不愠三个字是相对说的，而君子一句总括说到学而时习之。现在朱子认为别人了解他而快乐，是顺而易；别人不了解他也不怨恨，是逆而难。这是认为到了不怨恨的地步才成为君子，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况且学习是为了自己，别人的了解与不了解，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了解就认为是逆，以此来分别难易浅深，终究是不妥当的。
大凡读书必须通前彻后地看，才能得到圣人的本意。起初《论语》一书，是孔子平时用来教导人的，其第三章就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后来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说：因此厌恶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又说：没有祝�0它那样的口才，而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很难免于当今世上的祸患了。大概佞，就是巧言，美，就是令色。至于圣人所取的人，就说刚毅木讷近仁。大概刚毅就不是令色，木讷就没有巧言，正是相反的地方。又说：恭敬接近于礼，远离耻辱。巧言令色足恭，都是忘却自己以取悦他人的行为。想周末衰败的时代，多有这类人，所以孔夫子深恶痛绝。至于许仲弓以南面之尊，就取他居敬而行简的一句话。后来又称赞他说：“雍也仁而不佞。”孔门最看重的是仁，不曾轻易许人以仁。想仲弓也是个刚毅木讷、恭敬而有礼的人，所以孔子以仁和南面之尊许他。现在世人大率把柔颜媚语的人当作仁，把直言厉色的人当作不仁，他们离圣人的本意远矣。
门人记录孔子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大概温和接近于令色，严厉就不是令色了。
。恭近于足恭，安则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称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于刚毅，实则何尝猛？合此数处而观之，可以见圣人之意矣。
译恭敬近乎足恭，安适就不是足恭了。威严并非故作威严，只是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的那种威严。所以孔子所说的五种美德，其中一种说：“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庄重他的目光。”严肃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威严也近乎刚毅，实际上哪里凶猛呢？综合这几处来看，就可以明白圣人的意图了。
《六经》之言，含蓄深远，如庄子《逍遥游》，其言理性最活泼处，然反覆数百言，只做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孟子所谓四端，盖本于此，孔子但杂出之，未尝并论。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人而不仁如体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曰：“好仁者无以尚之。”盖人能全体得一个仁。此心纯是天理，则四德皆并包其中，盖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此是人心之生意，万善皆从此出，生生不穷。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谓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类是也。盖造化之妙，包于此中，而发生长养皆从此出，以此言仁，亲切有味。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有若之言似孔子处，盖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则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为事亲，义为从兄，便觉又生一个枝节。及其说到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处。学者体认此章，须到有不知手舞足蹈处，方是有得。
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为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继之曰：“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此是为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原盖出于此。虽佛家亦以为第一义谛，然谓之曰“无”，便觉有着。
夫子许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盖二人皆简者也。其气质相类，因遂及之。夫子对以可也，简则未深许之也。夫简者多失之诞傲，故夫子他日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问仁，夫子告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则居敬行简之对，其在问仁之后欤。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实际的说话。苟非身到其地，安能为此言？孔门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圣人全体工夫。盖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者，所以体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问学以充之。问学而非广大，则规模狭隘，将泥而不通，故必致广大。广大者，易至于阔略，故必尽精微。非高明，则志意沉滞，将郁而不畅，故必极高明。高明者，常失于亢厉，故必道中庸。涵养寻绎，此温故也。然于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故曰知新。淳庞磅礴，此敦厚也。然于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故曰崇礼。工夫大约有此数者，然于数者之中初无差别，亦无渐次，必欲会其全功，又须打做一片，方是圣人之学。如何分做存心、致知两截？又云，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离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谨，加一日字，便有渐次之意在。
杨升庵云：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盖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迓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朱子以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今反谓之野人，亦失圣人之意。夫野人未必便会文质彬彬。盖周虽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进尚质多于文，世遂谓之野人，及其后渐过于文
译《六经》的言论，含蓄而深远，比如庄子的《逍遥游》，其中关于理性最活泼的论述，然而反复数百言，只不过做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注脚。
《易经》说：君子体现仁爱足以教化他人，美好的聚会足以符合礼仪，利于万物足以调和道义，坚守正道足以成就事业。孟子所说的四端，大概源于此，孔子只是零星地提出，未曾一并论述。他所雅正谈论的，只有一个“仁”字。比如他说：“君子背离了仁，怎么能够成名？”“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人如果不仁，礼仪有什么用？”“人如果不仁，音乐有什么用？”又说：“喜好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大概人如果能完全获得一个“仁”字，此心纯粹是天理，那么四德都包含在其中，大概自然有不期而合的地方。
孔子只说仁。乾卦文言说：“元是善的统领。”这是人心的生机，万善都从此产生，生生不息。现在人把果子核中的东西称为“仁”，最好。比如桃仁、杏仁、瓜仁之类就是。大概造化的妙处，包含在其中，而生长养育都从此产生，用这个来解释仁，亲切而有意味。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正是有子的话类似孔子的地方，大概仁必定从孝悌开始。人能够孝悌，那么仁的根基就确立了，而道从此产生。到了孟子把仁定义为侍奉父母，义定义为顺从兄长，便觉得又生出一个枝节。等到他说到智的实质，是知道这两者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节制修饰这两者；乐的实质，是喜好这两者。喜好就产生了，产生就难以停止。难以停止，就可以不知道手在舞动，脚在跳跃。这是孟子自得的最深处。学者体认这一章，必须达到不知道手舞足蹈的地步，才算有收获。
孔子回答众弟子问仁，都是针对病症下药。唯独颜渊问如何实行仁，则真有切实努力实行的意思。所以孔子也用切实努力实行告诉他：“克制自己，回归礼，就是仁”，接着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这是实行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经》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其本源大概出于此。虽然佛家也认为这是第一义谛，然而称为“无”，便觉得有所执着。
孔子赞许仲弓可以面南称王。仲弓以子桑伯子为问，大概这两人都是简约的人。他们的气质相似，因而就涉及到了。孔子回答说可以，简约则没有深深赞许。简约的人大多失之于虚妄傲慢，所以孔子后来又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党的年轻人狂放简约，不知道如何裁度他们。”等到仲弓问仁，孔子告诉他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正是要用恭敬来裁度他。那么“居敬行简”的回答，大概是在问仁之后吧。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说：“希望他自得，自得就安居；安居就凭借深厚；凭借深厚就取之左右逢源。”都是实际的说话。如果不是亲身到达那个境地，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孔门的诸子都达不到。
《中庸》尊德性章，这是圣人全部的功夫。大概德性是我们从天那里接受的正理，尊，是用来体会并保全它的。如果想要保全这个德性，必定要等待问学来充实它。问学如果不广大，那么规模狭隘，将会拘泥而不通达，所以必定要致广大。广大，容易流于粗略，所以必定要尽精微。不高明，那么意志沉滞，将会郁结而不畅达，所以必定要极高明。高明，常常失之于亢厉，所以必定要道中庸。涵养寻绎，这是温故。然而在旧知之中，又能引伸触类，潜滋暗长，所以说知新。淳厚磅礴，这是敦厚。然而在混沦之中，又能节目周详，文理密察，所以说崇礼。功夫大概有这几种，然而在这几种之中起初没有差别，也没有渐次，必定要会通全部功夫，又必须打成一片，才是圣人之学。怎么分成存心、致知两截？又说，大概不存心就无法致知，而存心的人又不可以不致知。这种解释支离破碎，完全失去了立言的本意。况且说日知日谨，加上一个“日”字，就有渐次的意思在。
杨升庵说：追求高远，就有越级凭空的忧虑。专注于考索，就有遗本溺心的祸患。所以说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大概高远的弊病，其究极是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认为形器法度都是刍狗的残余，视听言动不是性命的道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没有实质，世间的禅学就是这样。考索的弊病，其究极是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同用华藻描绘明星，伎儿跳舞迎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没有用处，世间的俗学就是这样。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孔子说：“先进于礼乐，是野人。后进于礼乐，是君子。”朱子认为先进于礼乐，文质彬彬，现在反而称为野人，也失去了圣人的意思。野人未必就会文质彬彬。大概周朝虽然崇尚文饰，起初是继承殷朝的弊端。所以先进尚质多于文，世人就称为野人，等到后来逐渐过于文饰
，世遂谓之君子，均之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则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后进之君子，则据时世而言，其与彬彬者异矣。然孔子之用礼乐，乃舍君子而必欲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盖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时之失也。
译世人于是称他为君子，这同样是偏离了中道。等到孔子斟酌其中道理而言说，便说：质朴胜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虚浮；文采与质朴配合适当，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如今后世的君子，则是根据时世而言说，他们与那文质彬彬的人不同了。然而孔子运用礼乐，却是舍弃君子而一定要做野人，这是为什么呢？也不过是像“丧与其易也，宁戚”的意思一样，大概想要遵循其根本罢了，以此来补救时世的过失。
朱子好将功夫分开说，如所谓省察存养之类。终难道教学者撇了省察方去存养，撇了存养又去省察，头路忒多，如何下手？极是支离。陆象山只教人静里用功，若存养得明白，则物欲之来，如镜子磨得明净，自然照得出。故后人以象山之学近于释氏，然为学本以求道。苟得闻道，则学者之能事毕矣。又何必计其从人之路耶？昔朱陆尝会于白鹿洞，两家门人皆在。象山讲君子喻于义一章，言简理畅，两家门人为之坠泪，亦多有去朱而从陆者。则知功夫语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时读经书，皆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故于圣人之言茫无所得。今久不拈书本，《传注》皆已忘却。闲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觐反留都，语良俊曰：“在京师曾一见何吉阳，吉阳问余曰：‘大周这些时何故全不讲？’余曰‘不讲’。吉阳又问曰：‘若不讲何所成就？’余应之曰：‘不讲就是我成就处。’吉阳无以应。”盖大周先生之学已到至处，是即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夫佛家犹有打圈，有喝棒，有许多使人悟入处。吾儒只会弄口舌，口舌纵弄得甚伶俐，作么用处？此正如佛家云：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昔文殊师利往维摩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人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义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人不二法门者也。”今之讲学若悟得此意，便是进得一步。今世岂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师。是年冬，聂双江先生进大司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后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间谈。先生但问吴中旧事与吴中昔日名德，绝口不及讲学。盖这个东西人人本来完具，但知得者自会寻得出，何须要讲？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讲，惟可与言者始与之言。此所谓因材而笃，正双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讲学者，不论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讲，而其言又未必有所发明，其视双江与大周先生盖天壤矣。
余授官南归，双江作文送行。而其举以相告者，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间，今载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于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学者切实近里之功。孰有能加于此者哉，又以见子思发明道之费隐，正是其吃紧为人处。然际鸢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际鱼之所跃，莫深匪渊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极于天地，而实不出于愚夫愚妇之所与知与能者，及其至也，则圣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则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于此而能言顾行、行顾言，则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岂远哉？今之讲道者，率舍近而求之远，抑又何也？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二公之学，功夫简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于象山，余谓射者期于破的，渡者期于到岸，学者期于闻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毕矣。又何必问其所从入哉？今存斋先生刻学则二书，独象山之言简明快畅。其吃紧为人处甚多，读之令人有感发猛省处。
程篁墩有道一编，大率言朱陆之学本出于一。愚谓颜子最明敏，孔子称其闻一知十，则是颜子闻道以敏。又曰：参也鲁，则是曾子闻道以鲁，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圣人，此皆道统授受所系。然禹以拜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皆能上继道统，未必尽同，夫千蹊万迳皆可以入国。《易》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此之谓也，则古人之所未必尽同者，安用强而同之哉？
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字内。其门弟子甚众，都好讲学。然皆粘带缠绕不能脱洒，故于人意见无所发明，独王龙溪之言，玲珑透彻，令人极有感动处。余来尝与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论其辩才无疑，真
译朱熹喜欢把功夫分开来说，比如所谓的省察、存养之类。难道最终是教学习者撇开省察才去存养，撇开存养又去省察吗？头绪太多，怎么下手呢？这极其支离破碎。陆象山只教人在静中用功，如果存养得明白，那么物欲袭来，就像镜子磨得明净，自然能照得出来。所以后人认为象山的学问接近佛教，然而做学问本来是为了求道。如果能听闻大道，那么学习者的能事就完成了。又何必计较他从哪条路入门呢？从前朱熹和陆象山曾在白鹿洞书院聚会，两家的门人都在场。象山讲解《论语》中“君子喻于义”这一章，言辞简练而道理畅达，两家的门人都为之流泪，也有很多人离开朱熹而跟随陆象山。由此可知，功夫和言语，原本不在于多。
我小时候读经书，都被传注缠绕，没有空闲去推究原文，所以对圣人的言论茫然无所获。现在很久不碰书本，《传注》都已经忘记了。闲暇中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这才知道《传注》害人也不少。
在留都时，赵大周先生入京觐见后返回留都，对良俊说：“在京师曾见过何吉阳，吉阳问我：‘大周这段时间为什么完全不讲学？’我说‘不讲’。吉阳又问：‘如果不讲学有什么成就？’我回答说：‘不讲学就是我的成就所在。’吉阳无言以对。”大概大周先生的学问已经到了极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佛教还有打圈、喝棒，有许多让人悟入的地方。我们儒家只会耍嘴皮子，嘴皮子纵然耍得十分伶俐，有什么用呢？这正像佛教所说的：别人弄了刀又弄枪，件件都弄到都不会杀人。我家只有这把刀，提起来便会杀人。从前文殊师利去维摩诘处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什么是菩萨的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拱手回到原位站立。文殊师利赞叹说：“这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现在的讲学者如果悟得此意，便是进了一步。当今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呢？
壬子年到京师。这年冬天，聂双江先生升任兵部尚书，先生在兵部衙门。每天散衙后就派人接良俊到火房中间谈话。先生只问吴中旧事和吴中昔日的名德，绝口不提讲学。大概这个东西人人本来都具备，只要知道的人自然能寻得出来，何须要讲呢？况且中等以下的人，只可以让他们去做，又不必讲，只有可以与之言说的人才与之言说。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这正是双江的一大痛快之处。如果现在的讲学者，不论人的高下，拿起话题就讲，而且他的话又未必有什么发明创造，他们与双江和大周先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我授官南归，双江写文章送行。而他用来相告的，只有反省自己在子、臣、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收录在文集里的就是这篇。能够在事亲、事君、从兄、处友之间反省自己，而且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这是学者切实近里的功夫。谁有能超过这个的呢？又可见子思阐发道的广大与精微，正是他切中要害为人之处。然而，鸢鸟所飞到的地方，没有比天更高的；鱼所跳跃的地方，没有比深渊更深的，这都是道所在的地方。道极于天地，但实际上不出于愚夫愚妇所知道和能做到的范围，等到达到极致时，圣人也有不知道和不能做到的。所以说：“君子之道有四，我孔丘未能做到其中任何一项。”这就是反省自己在子、臣、弟、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不超出日常生活的常规。如果在这方面能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笃实的君子了。而道难道还远吗？现在讲道的人，大率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朝陈白沙、王阳明两位先生的学问，功夫简捷，最容易入道。世人或许批评他们出于象山，我认为射箭的人期望射中靶心，渡河的人期望到达彼岸，做学问的人期望听闻大道罢了。如果射箭的人射中了靶心，渡河的人到达了彼岸，那么能事就完成了。又何必问他们从哪条路入门呢？现在存斋先生刻印《学则》两书，唯独象山的言论简明快畅。其中切中要害为人之处很多，读起来让人有感动和猛然醒悟的地方。
程篁墩有《道一》一书，大率说朱熹和陆象山的学问本出于一。我认为颜回最明敏，孔子称赞他闻一知十，那么颜回是凭敏锐听闻大道的。又说：曾参迟钝，那么曾子是凭迟钝听闻大道的，然而都可以入道。即使孟子所列举的前代圣人，这都是道统传授所系。然而禹以拜受善言，汤以执中，文王以视民如伤、望道未见，武王以不泄迩忘远，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袭，然而都能上继道统，未必完全相同。千条小路万条路径都可以进入国都。《易经》说：“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古人未必完全相同的地方，何必强行使他们相同呢？
阳明先生的学问，现在遍布天下。他的门弟子很多，都喜欢讲学。然而都粘带缠绕不能洒脱，所以对人的意见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唯独王龙溪的言论，玲珑透彻，让人极有感动之处。我未曾与他交往，不知道他力行如何。如果论他的辩才无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