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经三
药而后已耳。呜呼！惜哉。杨升庵云：《注疏》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治《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大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受业孔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则知圣贤虽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
译用药直到痊愈才停止罢了。唉！可惜啊。杨升庵说：《注疏》中所称的先郑，是郑众；后郑，是郑玄。查看《周礼》的注解，那么先郑与后郑的观点十有五分不同。刘向研究《春秋》主张《公羊传》，刘歆主张《左氏传》，所以有父子见解不同的议论。由此看来，汉代学者解说经义，虽然父子关系极为亲近，也不随意苟且相同。孔子用“一以贯之”来传授道统，而曾子用“忠恕”来解说“一以贯之”。曾子师从孔子学习并撰写《大学》，而子思师从曾子学习并撰写《中庸》，由此可知圣贤虽然是师徒关系，也不随意苟且相同。如今的学者摘取宋代人的残余言论，不探究古代的精妙论述，起初是扫尽百家学说而归之于宋代人，后来又扫尽宋代人的学说而归之于朱熹。如果说这是因循陋习、贪图简便，那是有的；如果说这是博学多闻、详细解说，那就谈不上。唉，曾子、子思我已经无法见到了，哪里还能得到郑众、郑玄、刘向、刘歆这四人来和他们讨论经学呢？
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又以为作古诗文甚难，经义直浅浅耳，此大不然。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使为古诗文，则稍有聪明之人，略加{隐木}括，便能成章。若圣人之言，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辞乎？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则利根之人，沉郁既久，化轻俊为敦厚。钝根之人，磨砺已深，矫颓惰为奋迅。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盖以养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为自汉以后，取士之科莫善于此。但今读旧文字之人，一用，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例有赃罚银数千。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因见访及。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此书监中虽有旧刻，然残阙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失今不刻，恐后遂至漫灭，所关亦不为小。诸公皆以为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将《周易》校毕，方校《诗》、《书》二经。适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项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其事遂寝。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方泉虽以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近闻欲专以后场策论为主。呜呼！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则枝干将曷从生哉？夫经术所以经世务，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得乎？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凡用旧文字之人，痛加黜罚。如能体贴圣人旨意，虽行文或未尽善，亦须曲为褒举。庶几可以挽回此风。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
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诸人。
余以为《十三经注疏》板头既多，一时工力恐难猝办。但得将古注《十三经》刻行一部，则大有功于圣学，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且亦可以嘉惠后学，其费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无可与谋者。
《纬书》出于东汉，盖因光武好谶，故东汉诸儒伪造此书。今《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诸书皆有传写本，大率皆言符谶占候之事，于本经无所发明。但古书难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盖去圣日远，则《经》教日湮，而后之谈《经》者将日下一日矣。纵有小疵，亦当过而存之，使后世学士犹可取以折衷。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汉人说《经》皆有师法，不泥文字。盖于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之别传，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较之后世，因文立义，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抑又何耶？
《诗》有细，《春秋》有微，此书今皆不传。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亦有世所不传本，恨无从一访求之耳。
译近来人们都说，祖宗以经义选拔士人，恐怕不足以尽揽天下的人才。又认为作古诗文很难，而经义只是浅显罢了，这大错特错。因为经义都是圣人精微深奥的蕴藏，如果作古诗文，那么稍有聪明的人，稍微加以修饰，就能写成文章。至于圣人的言论，如果不是依靠长期深厚的积累，怎么能措辞得当呢？况且必须依靠长期深厚的积累，那么天资聪颖的人，沉潜郁积久了，就能把轻浮俊逸转化为敦厚；天资迟钝的人，磨砺已深，就能把颓废懒惰转化为奋发迅捷。所以贤明智慧的人看不出有多余，愚笨不肖的人看不出有不足。大概是为了培养天下的人才，正想要得到平衡而加以任用。我认为自从汉代以后，选拔士人的科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只是现在读旧文章的人，一旦采用，那些浮躁争竞之徒就一切苟且应付以迎合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的人，最终没有晋升的途径。祖宗的良好法度和美好意图，于是变得天壤之别，其流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痛心啊痛心啊！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按规定有数千两赃罚银。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理印差，打算将赃罚银送给国子监刻书，因此来访问我。当时朱文石任国子司业，我和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他刻印《十三经注疏》。这本书国子监中虽然有旧刻本，但残缺已经很多，保存下来的也都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又多有错误，如果不趁现在刻印，恐怕以后就会完全磨灭，所关系到的也不小。各位公卿都认为对。大周委托我校勘，我先将《周易》校毕，才校《诗》、《书》两经。恰逢文石解官离去，祭酒意见不同，将这笔银子用作修《二十一史》版费，这件事于是停止。
用传注来抄袭获取科第，这还是三十年前的事。现在的学者，只要读过经书，再读千篇旧文章，那么获取功名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读千篇旧文就能获取功名，就可以荣身显亲，在当世扬名。而体认圣《经》的人，穷年白首，饥寒交迫老死，最终一无所成。人们为什么不选择容易且快乐的，而独自选择艰难且痛苦的呢？人人都读旧文，都不体认经传，那么五经四书就可以全部废除了。唉！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能不痛加重视吗！
我在南都时，曾与赵方泉督学谈论，想让他吩咐上江两县，将书坊刻行的时义全部烧毁。仍然行文给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的时义也全部烧毁。方泉虽然认为对，但最终不能实行，只是付之空言而已。
有关部门认为近来学者完全不理会经传，只读旧文章以获取科第，最近听说打算专门以后场策论为主。唉！这是看到树木的枝干被蛀蚀就想拔掉它的根本而抛弃它。却不知道拔掉根本，那么枝干将从哪里生长呢？经术是用来治理世务的，所以经术是根本。世务都由此产生，不通过经术而寻求世务的恰当，能得到吗？所以现在只应当严格设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的，凡是使用旧文章的人，严厉加以黜退惩罚。如果能体贴圣人旨意，即使行文或许未尽善，也必须委婉地加以褒扬举荐。或许可以挽回这种风气。然而现在的主考官，未必不是读旧文章的人，又怎能得到那些理会经传的人来为他们辨识呢？
我朝留心经术的人，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等人。
我认为《十三经注疏》版头既多，一时工力恐怕难以迅速办到。但只要能将古注《十三经》刻印一部，那么对圣学大有功劳，而对圣朝政治也不无补益；而且也可以嘉惠后学，费用不超过一二百金。只要得到一个有意的太守，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可惜没有可以商量的人。
《纬书》出于东汉，大概因为光武帝喜好谶纬，所以东汉诸儒伪造此书。现在《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等书都有传写本，大体都讲符谶占候之事，对本经没有什么发明。但古书难得，现在不可不保存其原本。
朝廷对于有关经术的书，应当普遍加以访求。士大夫一遇到这类书，也必须极力购买。如果有能力就应当刻印发行，因为距离圣人日子越远，那么《经》教就越湮没，而后世谈论《经》的人将一天比一天退步。即使有小瑕疵，也应当姑且保存，使后世学士还可以取来作为折衷。现在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为什么唯独对经传吝惜小费呢？
汉人解说《经》都有师法，不拘泥于文字。大概是在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最终不失去本旨。世间所流传的，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的别传，而都可以与之并行的。与后世相比，因文立义，拘泥而不通，何止天壤之别？现在竟然想全部废除那些而顺从这些，这又是什么呢？
《诗》有细，《春秋》有微，这些书现在都不流传。听说李中麓家藏书很多，也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必也有世间不流传的版本，遗憾无法去访求罢了。
京房《易传》一书，今虽有刻行本，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正类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后人附会。然京房喜言祸福，或者是其本书，不可考也。
译京房的《易传》一书，现在虽然有刻印流传的版本，但其中依据五乡、六亲、世应、生克来立论的内容，正类似于当今占卜者的说法，恐怕是后人附会添加的。然而京房喜欢谈论祸福，这或许也是他原本的著作，无法考证。
宋人说经，始于刘原甫。刘有《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后以与朱文石司成，已刻板于南太学。
刘原甫又有《春秋权衡》一书，甚好。余有一册乃宋板，今亦在文石处。
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
东坡云《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绞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能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
汉儒尚训诂，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宋人喜说《经》，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矣。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称之。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今尽拈出以示后人。
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既在官则难得师友，又少读书之光阴。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读书光阴，亦可取之鞍乘间耳。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实近里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学术跨天下，公当得之多，辄复贡此，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
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又欲进道，须谢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遍与诸生为德也。
山谷又云：读书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指归，观世故皆在吾术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此胆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
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
汶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于一，则不凝滞于物。鞭其后，则无内外之患。胸次宽，则不为喜怒所迁。人未信，则反聪明而自照。颜渊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设心如是，岂暇与俗人争能哉？
富贵在天，安可以人力计较耶？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则在此不在彼矣。人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量。求舜禹比肩，则衡门之下，古人不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
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行之，亦甚不难。盖翰林院元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公家月廪饩之。日省月试，必待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筭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
译宋代人解说经书，始于刘原甫。刘原甫有《七经小传》，言辞简练而义理通畅，尚能保持汉代儒者的意旨。我起初得到抄本，非常珍视它。后来把它给了朱文石司成，已在南京国子监刻版印刷。
刘原甫还有一本《春秋权衡》，非常好。我有一册是宋代刻本，现在也在朱文石那里。
宋代的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等都谈论学问，但都本着经术来寻求实用，不空谈心性，这正是他们成为有用儒者的原因吧。
苏东坡说《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很少能领会。如果在细密的法度中寻求，就接近法家那一派，苛细纠缠，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只有左丘明识得其妙用，然而不能完全谈出。略微显露端倪，想让学者自己去领悟。
汉代儒者崇尚训诂，到了唐代人作《正义》，训诂才开始芜杂混乱。宋代人喜欢解说经书，到了南宋人作《传注》，解说经书于是变得支离破碎。黄山谷在当时不太讲学，然而学问都有切实的功夫。而且他的话很有理趣，比如他说“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代儒者也很称赞他。我看他集中的言论更有超出此上的，现在全部摘出以展示给后人。
黄山谷给苏大通写信说，既然在官任上就难得有师友，又缺少读书的光阴。然而人生究竟什么时候能得到自在饱闲散呢？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在州县求取师法的方法。读书的光阴，也可以利用乘鞍马的间隙来取得。凡是读书的方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了，那么观看《史》《易》，知道人的贤与不肖，遇事得失就容易明白了。这些都是切实近里的功夫，他的话远远超出宋代儒者之上。又说：您家两位父辈学术跨越天下，您应当从中获得很多，却还贡献这些，这是运水送给河伯吗？那么大通就是苏东坡的子侄辈。
读书必须一言一句自己寻求已事，才能看见古人用心的地方，这样就不虚用工夫。又想要进益道业，必须谢去外在的慕求，才能得到全功。
长江发源于汶山，水力才能浮起酒杯。沟渠汇聚的大川三百条、小川三千条，然后前往与洞庭、彭蠡同波，向下与南溟北海同味。现在您的学问，确实是汶山有源之水。大川三百，您应当寻求老师；小川三千，您应当寻求朋友。正将观看您的水波，能普遍与诸生共同成就德行。
黄山谷又说：读书必须精治一经，知道古人的关键，然后所见书传，知道其指归，观察世故都在我的术数之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因世间的毁誉爱憎动摇自己的心，这是胆欲大；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这是心欲小。文章只是粉饰，必须探求其根本。根本稳固了，那么世故的风雨就不能漂摇。古代特立独行的人，大概就是用这个道理。
陈履常正字，是天下士人。读书像大禹治水，知道天下的脉络，有开有塞，而达到九川涤荡、四海会同的地步。
汶山之水滥觞，等到它成为大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是因为加深其本源的缘故。
专精于一，就不滞留在外物上。鞭策其后，就没有内外之患。胸次宽广，就不被喜怒所改变。别人不信任，就反求聪明而自我观照。颜渊说：舜是什么人呢，隰朋惭愧不如黄帝。如果设心如此，哪里有空闲与俗人争能呢？
富贵在天，怎么可以用人力计较呢？知道寸心不与万物同尽，那么在此不在彼了。人应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度量。寻求与舜禹比肩，那么在衡门之下，古人并不遥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喜欢谈论理性，难道是不擅长经术，但既然依托空言，于是很少实用。他们的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作为进取的捷径。从此经术道学开始分岐为二了。
现在朝廷如果想要寻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实行，也不难。因为翰林院原本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也有秀才名色，应当精选深于经术的人为博士，招集天下能通经的人都隶属其中，公家每月供给他们粮食。日省月试，必须等到精深，然后授官，那么差不多可以广开求士之门。而学者竞相趋向经术，也不助长文词浮艳的习气，这是选举的好事。因为祖宗原本有此门径，举而行之，在于当事诸公有意无意罢了。如果想要访求经术之人，应当命令各郡太守凡是遇到考满的时期，各选三四人跟随自己，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他们一起到京师，送礼部考选。如果计偕之人，果然能通经，就算任内功绩。如果不是其人，举主就加黜罚，没有人的听任。然而也必以有无为殿最，或许差不多可以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担任南畿督学，这一年岁考我恰好领案，后来因事被贬授松江贰守，于是成为相知。曾经因公事到海上拜访我的陋室，
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译看见厅堂中悬挂着马西玄赠送的诗，介庵指着它说：“这是正直的人。”我也多次到府衙去，他随即挽留我待了一整天。所谈论的都是学业，不涉及公事。他曾说年轻时读书，《五经四书》全书的眉批上全都写满了。又说，《圆觉经》说理精妙透彻，是与孔子同床而卧的。宋儒的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营，怎么能识得其中真意。又极力贬斥词章之学。当时我的字叫登之，他曾经对郁子江说，我听说何登之喜欢读《文选》和《艺文类聚》等书，纵然读得精熟有什么用处？然而文章也是学者应当做的事。所以孔子说：“践行孝悌忠信等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我的意思是认为如果精力有余就兼顾一下，未必不对。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
●卷四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兢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兢。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恤，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士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所有得，则劄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
译介庵是临川人，推测他的学问也出自象山学派，但他只谈论经学，未曾旁涉心性之理，他的议论坚持自己的见解，不随波逐流、附和别人。他曾说王荆公“三不足”的话都是对的，因为治理国家应当效法尧舜，那么祖宗有什么值得效法的；能够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那么天象变异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如果我所推行的确实正确，那么别人的议论有什么值得顾惜的。他又说，南宋秦桧极力主张和议，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家局势已经窘迫，中原未必能够收复。而各路军队所到之处，残暴残酷的程度甚至超过胡虏，那么休战息民又有什么完全不对的呢。他的话大概自有其见解。
我家旧藏书籍将近四万卷，后来都被倭寇毁掉了。近日西亭殿下认为我家藏书尚存，委托蔡州知州将书目寄来，请求借阅抄录，都是各种经典各家传注。我仔细查阅后，发现《易经》有五十四家，《诗经》十九家，《尚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这些书目与《文献通考·经籍考》大致相符，也有《经籍考》中没有的，遗憾的是没有书来满足他的请求。我又曾见过西亭所写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序言，也有阐发义理之处，看来他也是留心经学的人。如今士大夫一旦考中进士、担任美官，就不知道把经传当作什么了。假使士大夫都能像西亭那样留心经传，还担心经学不明吗？经学明了，还担心天下没有良好的治理吗？我所撰写的《语林》，山东各王府也时常派人去买，由此可知河间献王那样的爱书之人，哪个朝代没有呢。如今议论的人想要任用宗室子弟中的人才，未必没有道理。
卷四经四
阳明先生提出良知来示人，真可以说是发扬了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道理。这良知，就是孔子所说的愚夫愚妇都能知晓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就是佛教所说的本来面目，就是《中庸》所说的性，就是佛教所说的见性成佛。它是在禀受生命之初，从胞胎中带来的，一点也不借助于外物，所以它的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然已经提出，学者只须在这里着力，使不丧失本然之初，就是成圣的功夫。如果混杂了私欲，那么在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那虚灵不昧的天性，必定会有羞愧自愧的表现。因此渐渐克制去除，减损再减损，那么本体自然无不具备了。又何必费许多言辞解说呢？议论越多，那么枝叶日益繁茂，流派日益广泛。枝叶繁茂而根本枯萎，流派广泛则源泉枯竭。岔路太多，是杨朱之所以哭泣的原因，这对于心性之理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谈论心性之理的人，以谈论文辞为耻；擅长文辞的人，厌恶谈论心性之理。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因为文章用来记载政事，诗歌用来抒发情感，这是古代的文辞。后世专门追求华丽柔靡，如同春花艳丽绽放，只能用来装点景象，对于世道毫无补益。等到浮华艳丽到了极点，甚至会导致纵欲宣淫。至于谈论心性之理则玄虚微妙，偶尔有人能反观内照，那么澄澈涤荡的功夫，对于身心不无补益。然而静默到了极点，以至于坐忘废弃事务。纵欲宣淫，祸害只限于自身；坐忘废务，祸害波及家国，更何况心性之理不容易窥测。如果有毫厘之差，就是所谓用学术杀害天下的人了。这难道是小事情吗？所以学者不如留心经学，经学是用来治理世务的，何况还有成性存存的学说、精一执中的传承，使后世最擅长谈论心性之理的人，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
《岩下放言》说：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只有老庄和佛教窥测到一二。这话似乎也有道理。
从前吕申公主持国政，申公喜好禅学，一时间的缙绅大夫争相谈论禅学，当时称之为“禅钻”。如今的官员，有教化士人、治理百姓责任的，这些都是士风民俗的表率。如果在上位者倡导，那么天下的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而这类人，难道都是真心向学吗，只不过借此来结交上位者的赏识，谋求满足私欲罢了。浇薄竞争的风气，不知何时才能止息，既然已经陷入其中，又去招引别人。在上位的各位，恐怕也不能逃脱责任。
晋人喜欢谈论玄虚，南宋各位喜好谈论心性之理，最终晋朝终于衰败。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益窘迫，胡虏趁虚而入，得以肆意实施窃据的阴谋。所以当时有识之士说，致使神州陆沉，王夷甫等人不得不承担罪责。宋人也说，不讲究防秋却讲究《春秋》，大概深深认为这是失策。这难道不是所谓空谈妨害事务、祸及家国吗？或许晋宋处于偏安之朝，君主无意恢复中原，而豪杰之士无法施展抱负，所以退居乡里，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本来无可厚非。哪有在当今盛世，国土广阔，人口众多，政事繁多，既然委身于国家、受托于百姓，每天勤勉职业，还担心做不好，却坐吃俸禄，虚受宠荣，终日空谈，完全废弃政务，这难道不是圣世所必须诛杀的吗？
心性之学，我们也应当理会，因为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那么应对事务才有头绪；但也只是自己理会，偶尔有所心得，就记录下来留给志同道合的人就可以了。哪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