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史七
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於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译担心事情不机密。哪里知道一胜一负是兵家常事，古人也有因失败而转为成功的，这正是施展计谋的时候。却甘愿自取灭亡，为什么呢？况且又不使用细作，完全没有间谍，遇到敌人就杀，杀败了就退，不知道这是什么兵法。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传言欲窥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阳，须筑一坚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阳之所以有关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阳有城。贼人攻丹阳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苟不得丹阳城，越之而来，则南京兵当其前，丹阳兵蹑其后，句容出一兵捣其中，此之谓腹背受敌，兵家所忌，乃必败之道也。故能遥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使苏州兵迎敌，嘉兴兵蹑之，吴江兵从而捣之。则岂能如此得志哉？今贼至嘉兴，嘉兴坚闭城门。兴之一战城下，任其过去，则吴江苏州当其冲，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若但如此，则丹阳虽有城，亦何益於南京胜负之数哉？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可叹可叹！
倭寇既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余与之言曰：夫倭寇之来，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从常镇来，则句容其一路也；从宜兴来，则秣陵关其一路也；从太平而来，则江陵镇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今参赞与守备诸公，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皆默识於心。倘一日有警，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於某处拒敌，某将官於某处策应，某将官於某处设伏。待其既至，则与之争利。先占山头，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以逸，彼以劳。所以制敌者在我矣。万一不利，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左右合击，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今必待敌人既至，然后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与合战，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伤。若忽与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战之兵，气未及定，猝与敌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则万万必败，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公当可言之地，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诸公，后亦颇用其说。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何云：“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余云：“公无事不出城，何由见之？”何云：“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夫既谓之伏，当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游行，潜觅其处，岂可显言於众曰：“吾往寻设伏虎耶。”谓之机务，恐不如此。
张蒙溪在参赞时，颇好兴建。其所置振武营，后遂启黄林原之变。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所费动以数十万计。然使一朝有事，实分毫无补於朝廷，无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势与各营垒刻一石碑以传，中国刻城南十二伏，城东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见遗。余语荆石曰：“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丽，命元万顷为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之语。高丽既移兵守鸭绿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贬谪万顷。夫谓之曰伏，当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顾可传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当即白之，亟毁其石，无贻有识者之诮。”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岂虞诩增灶之意，盖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诸公或自有见，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岁，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为巢穴，屯扎将一年。本地方劫掠既尽后，往嘉兴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复归。府县闻之，即遣人纵火，而三家百年营构尽付烈焰矣。初报至南都，舍弟颇不平，余意色恬然。盖此宅既为倭寇所据，已非我之所有。若烧去房室，彼不能驻足，必往他处，则此处田土尚有人耕种，不然则方将安居乐业於此。而居民远避，田卒污莱，宁有穷已时耶？顾不如烧之为愈。但当事诸公不能烧於倭贼方在之时，而乃烧於倭贼既去之后，此则深为可忿耳。
陆五台从总督幕中回，余问之曰；“倭贼之在柘林与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设绊索响铃否？”云皆无之。余以为使当事者用计，周遭以铁蒺藜密布，命细作二三人深夜入贼中举火
译甲寅、乙卯年间，倭寇已经焚掠常州，传言他们想窥探南京。京城震动惊恐。有人说丹阳是南京的咽喉要地，南京的防守关键在于丹阳，必须修筑一座坚固的城池来扼守它。我说：这就是所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丹阳之所以关乎南京要害，是因为丹阳有城。如果贼人攻打丹阳城而不能攻克，就一定不敢越过丹阳而到达南京。为什么呢？是害怕丹阳的军队从后面追击他们。如果得不到丹阳城，就越过它而来，那么南京的军队在前面抵挡，丹阳的军队在后面追击，句容派出一支军队从中路冲击，这就叫作腹背受敌，是兵家所忌讳的，必定是失败的道路。所以能够远远地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寇越过嘉兴而到达苏州，让苏州的军队迎击敌人，嘉兴的军队在后面追击，吴江的军队跟随从中路冲击。那么他们怎么能如此得逞呢？现在贼人到了嘉兴，嘉兴紧闭城门。嘉兴一战城下，任由贼人过去，那么吴江、苏州承受其冲击，嘉兴反而安然坐视互相庆贺以为没事了。如果仅仅这样，那么丹阳即使有城，对南京胜负的局势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这种调度全在于总督，而当事的各位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的。可叹可叹！
倭寇离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寺任职。我对他说：倭寇来袭，长江之外有三条路可以到达南京。从常州、镇江来的，句容是一条路；从宜兴来的，秣陵关是一条路；从太平来的，江陵镇是一条路。古代用兵必须得到地利。现在参赞和守备各位官员，应当亲自到那些地方考察地形，比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都默默记在心中。倘若有一天有警报，就派遣某位将官预先率领军队在某处扎营抵御敌人，某位将官在某处策应，某位将官在某处设伏。等敌人到了，就与他们争夺有利地形。先占据山头，那么我就处于主动地位，敌人处于被动地位。我以逸待劳，敌人疲于奔命。所以制服敌人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万一形势不利，那么策应的军队和伏兵都起来，左右夹击，这是兵法中最关键的，而我所说的庙算取胜大概不超过这些。现在一定要等敌人到了，然后才派兵出城。突然遇到，就与敌人交战，猛虎吃人，如果人的精神饱满，老虎一定不能伤害他。如果突然遇到老虎，如果不是极高明的人，精神没有不散去的，精神散去老虎才能吃人。现在出战的士兵，气势还没有稳定，突然与敌人相遇，精神怎么能不散去？精神散去就必定失败，又哪里需要智者才知道呢？您应当在可以进言的地方，与当事的各位官员说一说。景山果然告诉了各位官员，后来也颇采用他的说法。我起初不知道这件事，一天偶然见到守备何太监，我的谢山田舍就是何太监旧日的庄园。何太监说：“您庄园上的杨树为什么如此稀疏？”我说：“您没事不出城，怎么看到的？”何太监说：“前几天和各位官员去看埋伏的地方罢了。”既然叫作伏兵，应当让人不知道，只应该借口出游，暗中寻找地点，怎么可以公开对众人说：“我去寻找设伏的地方呢。”称为机密事务，恐怕不是这样的。
张蒙溪在担任参赞时，很喜欢兴建工程。他所设置的振武营，后来引发了黄林原的变故。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花费动辄数十万。然而如果一旦有事，实际上对朝廷分毫没有帮助，对地方也没有补救。又以南都的形势和各营垒刻一块石碑来流传，中国刻有城南十二伏，城东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后，江荆石送给我一本。我对荆石说：“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示人’。从前唐太宗征讨高丽，命令元万顷写檄文，檄文中有不知道守卫鸭绿江险要的话。高丽于是移兵守卫鸭绿江，军队不能渡过。太宗于是贬谪元万顷。既然叫作伏兵，应当让鬼神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刻石流传来示人呢？您在兵部，应当立即禀报，赶快毁掉石碑，不要留下有识之士的讥笑。”江也不说话。石碑至今还在。这难道是虞诩增灶的意思吗？大概是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各位官员或许自有见解，但这不是我这种愚陋之人所能理解的。
甲寅年，倭寇到达柘林，就把我兄弟三家的宅院作为巢穴，驻扎将近一年。本地方的劫掠已经穷尽后，前往嘉兴、湖州劫掠。空巢而出，离开十天后又回来。府县听说后，就派人放火，而三家百年营造的宅院全部付之一炬了。起初消息传到南京，舍弟颇感不平，我神色平静。因为这宅院既被倭寇占据，已经不再属于我。如果烧掉房屋，他们不能驻足，必定前往别处，那么这里的田地还有人耕种，不然他们将要在这里安居乐业。而居民远远躲避，田地最终荒芜，哪有穷尽的时候呢？还不如烧掉为好。只是当事的各位官员不能在倭贼还在的时候烧，却要在倭贼离开之后才烧，这确实令人愤恨。
陆五台从总督幕府回来，我问他：“倭贼在柘林和在周浦寺中驻扎很久，不知道他们也有侦察兵吗？夜里也派人巡逻警戒吗？四周设置绊索响铃吗？”回答说都没有。我认为如果当事者用计，周围密布铁蒺藜，命令两三个细作深夜进入贼中放火
。大军在二里外但鸣锣发喊，则此辈惊动自相攻击，可以歼尽矣。夫山林险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岂有贼住在人家淹顿日久，不知用计焚之，但欲白日与之较力，几何其不败衄也哉？
译大军在二里之外，只要鸣锣呐喊，这些贼人就会惊慌失措、自相残杀，可以将其全部歼灭。山林险阻之地不驻扎军队，正是为了防备火攻。哪有贼人住在百姓家中盘踞日久，却不知道用计焚烧他们，只想在白天与他们拼力气，这怎能不导致失败呢？
张半洲为总督时，余尝条列数事。时选部属为赞画，仪制郎中盛南桥亦在选中。条列中有肃威刑一事，曰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旗牌。正欲假以生杀之柄，今逗挠军机与临阵畏缩，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胜难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辈杀人耶。”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全千万人也。今独惜败残数十卒，而不念东南被杀者数千万人，此数千万人独非民命乎？可叹可叹！
陆五台自赞画幕中返南都，余戏之曰：“公平昔论兵，智略辐辏，此行何寂寂如此。”五台言：“总制公初不令吾辈画策。”余问然则要公辈何用，曰终日只理会处文移耳。昔日李文饶因维州之事造筹边楼，终日上楼计筭敌人。无论用兵，即今人有构讼者，遇一硬对头，则梳头也计筭此对头，吃饭也计筭此对头，岂有工夫管闲事？况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岂有不专心计筭敌人，而终日理会文移哉？文移纵理会得甚详密，亦何益於胜败之数？则无怪乎总制诸公愤事之接踵也。
今世将官皆受制於总督。无论赏罚，虽出师之期，亦必请命而行。此甚无谓，盖用兵机宜在於呼吸之间，正须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适至，则彼之气先夺矣，夫然后可以制胜。今必请之总督，请之巡按，请之兵备，我未及发而彼先知，已自有备。况正合机宜而或相沮挠，未合机宜而或加督促，则我之气已夺。虽韩信李靖复生，欲其制胜，难矣。闻祖宗朝遣大将提兵，则设一都御史与之督粮，不与兵事，此甚得任将之道。
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若南都之险唯在长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龙江关但四五百里。设中原有警，从襄樊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或自淮扬而来，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犹有险可据。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则我已失其险。而朝廷所设重兵十万之众，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毙耳。今江上之守，独操江有少兵，亦甚单弱。南京兵部略不干与，而宿重兵于无用之地，甚非长筭。余尝与赵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谋于六科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带管操江。然此议亦未允当。盖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当开府于仪真，督率镇江仪真等卫军，专一校阅水战。南京于京营中抽选一万余人，给以行粮，以兵部一侍郎领之，亦在江上教习水战。苟一时有事，彼此策应，则长江之守，庶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祖宗根本之地始为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详，后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议报，兵部推奸避事，惧其委任责成。担子颇重，多方阻之，其议遂寝。
夫以长江之势言之，荆门为之首，狼山为之尾，而九江安庆是其脊。当使其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然后长江之险始为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观古来战争之时，自中原窥长江者凡有数处。由南阳邓州以至襄阳，其一道也。昔刘玄德投荆州将出樊邓，三顾孔明于南阳者是也。由夷陵荆门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刘玄德迫于曹公，走当阳长坂者是也。自东西蜀出峡，顺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马氏既定蜀遂取吴，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寿春合肥出濡须，又一道也。昔孙权徙治秣陵，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夏候尚围南郡者是也。自凤阳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邮以至仪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观涛于广陵，临江而叹曰：长江天堑，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阳湖出湖口而来，亦一道也，昔陈友谅兵夜至石头城者是也。今虽以社稷灵长之福，四海宁晏，固万万无虞，然岂可不预为之虑耶？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所关固甚大，况隔岸即饷道之咽喉也。昔孙恩庐循广中之寇数至京口，尝贻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续命汤报之，用相嘲调。今广中之寇颇为
译张半洲担任总督时，我曾逐条列举了几件事。当时选部属担任赞画，仪制郎中盛南桥也在被选之列。列举的事项中有一条是关于严肃军纪刑罚的，说总督受命出兵，朝廷赐予旗牌。正是要借以掌握生杀大权，如今对于延误军机或在战场上畏缩不前的人，没听说有斩首一人来示众的，像这样却想取得胜利，太难了。盛南桥立刻吐着舌头说：“难道想让我们这些人杀人吗？”他哪里知道，杀一人正是为了保全千万人。如今只怜惜败残的几十个士兵，却不念及东南地区被杀的数千万人，这数千万人难道就不是百姓的生命吗？可悲啊，可悲啊！
陆五台从赞画幕府返回南京，我戏弄他说：“你平时谈论军事，智谋策略层出不穷，这次怎么如此默默无闻。”五台说：“总制公起初就不让我们出谋划策。”我问那还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他说整天只是处理公文往来罢了。昔日李文饶因为维州之事建造筹边楼，整天上楼计算敌人的动向。不论是用兵，还是现在有人打官司，遇到一个强硬的对头，那么梳头也在算计这个对头，吃饭也在算计这个对头，哪有工夫管闲事？何况用兵是朝廷的大事，关系到地方的得失和百姓的存亡，难道能不专心计算敌人的动向，而整天处理公文吗？公文即使处理得非常详细周密，对胜负的定数又有什么益处？所以难怪总制各位公卿对接连发生的事感到愤慨。
当今世道的将领都受制于总督。不论赏罚，即使是出兵的日期，也一定要请示命令后才行动。这非常没有意义，因为用兵的机宜在于呼吸之间，正需要出其不意，使敌人没想到我们到来而我们恰好到达，那么敌人的气势就先被挫败了，这样然后才可以取得胜利。如今一定要请示总督，请示巡按，请示兵备，我们还没来得及发动而敌人已经预先知道，自然已有防备。况且正符合机宜时或许有人阻挠，不符合机宜时或许有人催促，那么我们的气势已经被挫败。即使韩信、李靖再生，想让他们取得胜利，也难了。听说祖宗时代派遣大将统领军队，就设置一名都御史与他一起督运粮草，不干预军事，这很符合任用将领的道理。
古人说王公设置险要地势来守卫国家。如果南京的险要只在于长江，那么倭寇进入海口，抵达龙江关只有四五百里。假如中原有警报，从襄樊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或者从淮扬而来，只隔着一道江水，如果守卫在江上，还有险要可以凭借。如果已经渡江突然到达城下，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险要。而朝廷所设置的十万重兵，就像老鼠在洞穴中坐着等死一样。如今江上的守卫，只有操江都御史有少量士兵，也非常单薄弱小。南京兵部略微不过问，却把重兵驻扎在无用之地，这非常不是长久之计。我曾与赵大周先生谈论此事，大周向六科各位公卿谋划，科中就上书建议，要点是让兵部侍郎兼管操江事务。然而这个建议也不恰当。因为操江都御史也不可废除，只应当在仪真开设府衙，督率镇江、仪真等卫的军队，专门校阅水战。南京从京营中挑选一万多人，供给行军粮饷，由兵部一名侍郎统领，也在江上教习水战。如果一旦有事，彼此策应，那么长江的守卫，或许能像常山之蛇那样首尾互相救援，祖宗的根本之地才开始有所依靠了。科中的建议既然不够周全，后来朝廷下达南京大小九卿商议上报，兵部推卸责任逃避事务，害怕被委任责成。担子颇重，多方阻挠，这个建议于是搁置。
从长江的形势来说，荆门是它的首，狼山是它的尾，而九江、安庆是它的脊。应当让它像常山之蛇，击打头部则尾部响应，击打尾部则头部响应，击打中间则首尾都响应。然后长江的险要才真正为我所有，别人不能与我们共享了。观察古来战争的时候，从中原窥视长江的共有几处。从南阳、邓州到襄阳，这是一条路。昔日刘备投奔荆州将要出樊城、邓城，三次拜访南阳的孔明就是如此。从夷陵、荆门到荆州，这是一条路。昔日刘备被曹操逼迫，逃往当阳长坂就是如此。从东、西蜀出三峡，顺流而下，这是一条路。昔日司马氏平定蜀国于是攻取吴国，所谓王浚楼船从益州而下就是如此。从公安、夏口到武昌，这是一条路。从寿春、合肥到濡须，这又是一条路。昔日孙权迁治秣陵，听说曹操将要来侵犯，建造濡须坞来抵御他。又从公安迁都鄂县，改名为武昌，魏国于是命令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夏侯尚包围南郡就是如此。从凤阳、盱眙经过滁州由和州渡江，这又是一条路。我们高皇帝攻取金陵就是如此。从淮安向南，经过高邮到仪真，这又是一条路，昔日魏文帝在广陵观涛，临江感叹说：长江是天堑，确实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就是如此。其他如常德、沔中都是低湿之地，如果从鄱阳湖出湖口而来，这也是一条路，昔日陈友谅的军队夜间到达石头城就是如此。如今虽然凭借社稷长久存在的福分，四海安宁，固然万万没有忧患，但难道可以不预先为此考虑吗？留都是祖宗的根本重地，关系确实很大，况且隔岸就是粮饷运输道的咽喉。昔日孙恩、卢循在广中的寇乱多次到达京口，曾经送给宋武帝益智粽。宋武帝用续命汤回报他，用来互相嘲弄调侃。如今广中的寇乱颇为
猖獗，倘或流劫他处，由福建而犯浙直，则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顷刻闻耳。万一稍侵饷道，能不遗当宁南顾之忧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为江上设备者，盖以高皇帝当定鼎之初，南有张士诚方谷珍，西有陈友谅陈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遗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云南，方事讨除，未遑远略。至建文朝，则齐黄以书生当国，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损宗藩，不三年而难作。成祖既靖内难，即徙都于燕，又将拓定三边。经制宣大榆林延绥诸处，以为门庭之卫，视南方之事为稍缓矣。况天下当二祖创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慑服，罔敢干纪，故承平以至于今。然治久防乱，则讲之正在今日也。盖操江须假以重权，於北京都察院择一有才力者任之。其开府当在仪真，若以为去上流稍远，则或於九江、安庆诸处，其宛子城与沿江各卫皆以属之。湖广与九江苏常兵备亦听其调遣节制，则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责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卫所与之绝无相关，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缉捕盗贼乃一县尉之任，何必设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虽密，略无总统。万一有警，则有首尾腹背分为数截，彼此推调，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馈饷之急，顾当责之谁耶？则亦不可谓之细故也。此固杞人之忧，知不足为社稷至计，聊书之以备采择耳。
译如果叛军猖獗，或者流窜劫掠其他地方，从福建侵犯浙江、直隶，那么从狼山到京口，一船顺风即可到达，不过是顷刻之间的事。万一稍微侵扰了粮饷运输的道路，难道能不留下让皇帝在南顾之忧吗？然而祖宗之所以在京城驻扎重兵，而不为江防设置防备，是因为高皇帝在刚定鼎之初，南面有张士诚、方谷珍，西面有陈友谅、陈友定，祸患都在身边。况且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沙漠，明玉珍在四川，梁王在云南，正忙于讨伐清除，无暇顾及长远的战略。到了建文朝，齐泰、黄子澄以书生身份主持国政，想要效仿贾谊更改制度、制定章程，改换官名，削减宗室藩王的权力，不到三年就发生了祸乱。成祖平定内乱后，就把都城迁到燕京，又打算开拓安定边疆。制定宣府、大同、榆林、延绥等地的制度，作为京城的门户保卫，认为南方的事务稍微可以缓一缓了。况且天下在两位皇帝开创之初，威德宣扬，四方震慑臣服，没有人敢触犯法纪，所以太平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治理长久就要防备动乱，那么筹划这件事正是今天应该做的。大概主持江防必须赋予重权，在北京都察院挑选一个有才能魄力的人担任。他的府衙应当设在仪真，如果认为距离上游稍远，那么在九江、安庆等地也可以，那里的宛子城和沿江各卫都归他管辖。湖广和九江苏州、常州的兵备也听他调遣节制，这样他才能稍微施展他的功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也可以责成他办理。现在仍然驻扎在南京，而江上的卫所与他完全没有关联，他所处理的只是江上的小偷小摸罢了。缉捕盗贼乃是一个县尉的职责，何必设置都御史呢？况且沿江的防守，分布虽然密集，却完全没有统帅。万一有警报，就会首尾、腹背被分割成几段，彼此推诿调拨，没有人肯听从命令。而祖宗的根本重地，朝廷粮饷的急务，难道应当责成谁呢？这也不能说是小事。这固然只是杞人忧天，知道不足以作为国家的长远大计，姑且写下来以备采纳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