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史四

译我担任着一定的职务。现在为什么不在史书中记载呢？大概是因为我虽然以文学侍从的身份任职，但所承担的职责却是启发、辅佐君主。这关系到上下君臣之间的事务，颇为重大，而我对此却没有一点能够效力的地方。如果记载下来，只会徒增我的愧疚罢了。公孤这样崇高的官阶，我居处其中却感到一天都无法安心，大概是因为我性格刚直狷介，既没有功业作为显赫的资本，又缺乏随俗浮沉的手段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如果不立即离职，那么罪过就会日益增大，愧疚就会日益累积。士大夫们的清议，都会把我先前拥有的名誉夺走。我辞官回家，虽然闭门谢客，但仍有车马出游、朋友交往的乐趣，有对贫苦者周济体恤的恩惠，好像并没有完全断绝入世的念头。大概是因为出游交往的乐趣，是用来彰显君主的恩赐；周济体恤的恩惠，是用来夸耀君主的恩德。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其他了。我不敢请求朝廷给予抚恤典制和撰写诔文，大概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德行却崇尚虚名，这是我平日所深深耻于做的。如今如果这样，让我在士大夫的余议中明显地受到牵累，在冥冥中成为地下羞愧的魂魄。幸好我还活着，可以持守这份清白去九泉之下见先祖。自己揣度平生没有大的过错，这颗心也没有少许辜负。铭文说：唉，野亭先生，为什么出生，为什么做官，为什么归隐，为什么死去？大概他出生时，穷尽了天地温和的元气；他做官时，滥受了皇朝光明的福泽。考察自己，考察他人，那么归隐就绰绰有余裕了。委和之气归还，滥受的福泽收回，那么死亡就找到了归宿。唉！世上有嘲笑野亭先生的人，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后世有感叹野亭先生的人，说“竟然是这样，竟然是这样”。我反复诵读，不觉清风袭人，大概他对于大臣进退的道义，可以说是极其明洁了。考察他进入内阁，是在丁卯年九月，正是脢庵和木斋离开朝廷的日子。这时刘瑾的恶逆行为正猖獗，没听说野亭先生有所议论弹劾。或许是因为他刚到政府，事权还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吧。然而九月刚被重用，十月就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奏章一共上了七八次，皇上因为他是春官讲读官的恩宠，用温和的旨意勉强挽留，才过了一年多。到了己巳年春天刘瑾败亡。辛未年春天，先生请求离职更加坚决，于是得到批准而归乡。当时野亭先生年纪刚满六十，未到退休的年龄，想必也只是因为他的志向不能施行，所以决意离去罢了。能够施展力量就居于职位，不能胜任就停止，这就是圣人所称赞的绰绰有余裕的人，大概不过如此。那么野亭先生，难道只是近代所没有的吗？大概比古人还要高出一等呢？

译邹东廓为野亭撰写《摘稿序》说：正德辛未年，我赴南京参加省试，受到野亭刘公的赏识。过了一个月，刘公奉旨回乡祭扫祖坟，我急忙赶去与他告别。刘公握着我的手说：“我回去后就不再回来了。你是国家的人才，要好好保重自己，宁可正直也不谄媚，宁可孤高也不圆滑，宁可淡泊也不争竞。只要这三句话，就可以看出野亭的为人了。”

野亭回乡后不见客人，有人劝他，他回答说：“阿谀奉承的巧言，我没有学习过；卑躬屈膝的谄媚姿态，我没有练习过。了解我的人认为我粗鲁鄙陋，不了解我的人甚至认为我简慢傲慢。”邹东廓说：“如果刘公在山林中尚且如此刚直不阿，难道他在朝廷上就能变得圆滑世故吗？”

余姚的士大夫和朋友们都说，谢木斋退休回家后，每天和几个女孙玩纸牌来打发时间。经常买青州的大柿饼、宣州的好栗子，当作赌注嬉戏取乐，不过问外面的事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木斋真是一个愚笨痴傻的老头子啊。

张罗峰召回各省镇守太监，其他人即使得到君主最专一的信任，也不肯这样担当。唯独在大狱这件事上，留下了万世的笑柄。当今世道的宰相何尝不是格外用人，但如果不是接受了他们的重金贿赂，就是偏袒他们的亲信。只有李文正任用潘南屏，张罗峰任用叶幼学，世人信服他们的公正。

近代的宰相，不是由宦官援引，就是通过钻营谋求而得到职位。只有赵大周进入内阁，是出自皇帝的裁定。大概穆宗皇帝刚即位时，大周担任国子监祭酒。按照旧制，天子驾临太学，就由祭酒讲书。那天大周进宫讲书，言语中多有讽喻劝诫，非常切中时弊且直率。皇上非常高兴，于是对他格外眷顾。然而他为人秉心持正，而且刚直敢言，遇到事情就发作，不能包容污垢。有大臣与他意见不合且忌惮他，就把他打发到南京去了。皇上多次问：“前几天讲书的那个老头怎么不见了？”左右回答说：“现在担任南京礼部侍郎。”皇上立即下旨召他回来，不久就正式拜官了。然而他始终不被奸邪之徒所容，所以不久就因议论朝政而被罢免。大周每件事都拘泥古法，不通晓时势变化，确实有这种情况；然而他忠诚报国，奋不顾身，怎么能掩盖呢？山中有猛兽，野菜就不会被采摘。朝廷难道可以一天缺少讽谏议论的臣子吗？留下他作为国家的规劝警示是可以的，为什么众人排挤并极力排斥他呢？从前晁错喜欢议论政事，于是被袁盎陷害。后人写《忠鸟传》来哀悼他。李令伯说，做官如果没有宦官援引，不如回乡种田，这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了。

董紫冈常常称赞上海的王弘洲（王圻），说他在道中敢于直言并肯于承担责任。不久弘洲就升迁，出任某省佥事。当时赵大周以阁臣身份代理都察院事务。紫冈说：“难道赵大周也不能容忍一个好御史在衙门中吗？”我也非常不平，认为大周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后来壬申年见到陆敬斋才得知详情。敬斋说，大周平日深深愤恨边防政务混乱，每年将领与鞑虏买和。总督虚报战功，当事者接受他们的重金贿赂，就滥冒功劳赏赐，每年都是这样。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一年陈其学担任总督，有报捷的奏章说，某月某日鞑虏侵犯边境，总兵赵苛与之抵抗，连胜几阵，立即将他们赶出塞外了。接着巡按御史燕儒宦也上奏，某处在某日失事，此时将领的贿赂已经送到京师。又赵苛是大臣门下的人，于是搁置不查。王弘洲揭发此事，奏疏中言语非常切直。大周立即在朝堂上高声说：“衙门中有一个王御史，这才像个都察院，况且说台省各位身负国家重任，现在分别接受了几车白银黄鼠，就不顾朝廷利害，大臣本来应当这样吗？”各位老臣一听，于是对他切齿痛恨，即使是同乡的一位大臣，也与他抵触。恰好有沧州的一个差事，驻扎京城，随时出巡，是道中第一美差。资历次序正轮到弘洲，议论的人认为大周偏袒弘洲，弘洲就升任佥事，接着遭到贬谪。而大周也被言官弹劾罢免了。大周每件事都坚持正道，言论侃侃而谈，这确实是防患于未然的计策。如果烟囱倒塌房屋烧毁，如果一时扑灭，还可以说；或者火势太盛以至于蔓延，那将怎么办？一旦触犯众怒，于是众人排挤并极力去除他。谁说隆庆一朝，刑政果然没有缺失呢？

赵大周在内阁时，对于杨虞坡冢宰、王南岷都宪，大周都直呼其名。有人对此提出意见，大周说：“从前微生亩对孔子说：‘丘为什么这样忙碌呢？莫非是为了卖弄口才吗？’当时人也称呼孔子的名字，那么我难道能薄待这两个人吗？”曾经看到《双槐岁抄》说，王忠肃翱从总督两广入朝担任太宰，马恭襄昂代替他总督。后来恭襄入朝担任大司马，忠肃仍然称呼他的名字。恭襄没有不恭敬应答的。于是知道这件事前辈常有，不以为奇怪。如果大周想在今天这样做，难道能容得下一天吗？

壬子年秋天，我赴京参加选官。当时在政府的是严介溪、存斋先生、吕南渠三人。介溪以前担任南京礼部尚书时，我蒙受他的赏识。存斋是郡中的先达名德。南渠，我是他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的旧门生，并且搭乘他儿子葵阳的官船到京。葵阳喜好古物尊重贤才，与我相处亲密。所以我当时也时常往来于三公的家。看见介溪的门庭每天像市场一样热闹，庶僚来谒见小相处理事务的，肩摩踵接，和他的家人争先出入。

译时常有三四个仆人在门外踢球，把普通官员看得如同无物。只有各堂上官到来，才稍微退避一下。有时普通官员坐满一堂，一位堂上官一到，他们就分散躲到仆人的门房里坐着。那些仆人有的弹琴，有的下围棋，有的掷骰子，分头嬉戏，喧闹哄抢整天，每天都是这样。存斋先生家则门庭冷清如水，真可谓门前可张网捕雀。我虽然是他的晚辈且是姻亲，也未曾见过他仆人的面。有时退朝后，各位官员来拜谒，负责通报的只有李班头一个人而已。古人说，哪里能像郭林宗那样有个门亭长呢？这个人或许差不多接近了。因为他在对待众官员的高低大小，以及亲友的疏密贤愚时，在接待应对之间，无不各得其所、恰如其分。虽然这样的人不易得到，也足以看出先生知人善任。有时去西城，必定经过先生的家门，也不见有仆人在门前出入往来，这恐怕也是近古以来所没有的。南渠家门庭则喧闹与寂静各占一半，然而在他门下往来的都是旧日亲友熟人。因为余姚的读书人都外出谋生，很少有在家居住的。当时孙忠烈的长子锦衣公在朝中任职，所以余姚人聚集在京城，都出入于这两家。我每次拜访南渠，看见他的同乡坐满席位，有时葵阳用简单的饭食留我。那么我便以一人混杂在众多余姚人之中，特别觉得无趣。那些因公事而来的人，我见到的也很少。那么他家往来的人虽然多，更显得他待人厚道。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所以直接记录下来给后人看，其中的得失邪正就可以从中观察到了。

译隆庆初年施政，唯独纂修实录这一项特别草率简略，恐怕日后不能没有遗憾。我曾记得小时候，我十六岁那年是正德辛巳年，武宗皇帝驾崩。到了次年壬午年，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喜好巡游，他的政绩本来就不多，加上世宗是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然而尚且派遣两名进士来南直隶负责纂修。这两名进士都姓徐，我还能记得。至于世宗皇帝在位时间最长，又喜好讲求礼仪典制，所以四十五年间，重大的建置和大的变革无所不有。况且早年海上如秦璠、王艮作乱，近来倭寇侵犯边境，动用军队两次，那些有功之人、为国死节之人，以及虚报军费、临阵败逃之人，哪里能一一列举。倘若当时军门奏报不实，或者史馆传闻失真，全靠纂修官广泛采纳舆论，上奏听闻并予以改正，这才算是实录。又如松江府分设青浦县，分设的原因，必定有所缘由。最初建议的人是谁，后来搁置不行的又是谁，应当建立还是不应当建立，广泛访求民间的议论，一一编入其中，这样朝廷才有考据遵循的依据。怎么会落到建立后又废除，废除后又重新建立，议论纷纭，毫无统一标准的地步呢，这都是纂修草率简略的缘故。早年纂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请杨仪部（杨循吉）主持其事。杨擅长修书，他制定的体例都有章法。他所修的《吴郡纂修实录志》有一册，原本是刻本，后来毁于火灾，书版不存了。我听说世宗驾崩，就多方购买此书。后来得到一本，非常高兴，认为如果修实录，其凡例可以以此为范式。后来听说没有派遣纂修官，也不聘请郡中熟悉文献掌故的人，只发出提学御史。御史巡视郡县，郡县下达给学校，学官命令学生去做，礼生秀才勉强凑合呈上。这是朝廷的重大典章，派遣一名纂修官花费多少呢，竟然吝惜这点小费用，致使世宗四十五年的重大政令，以及郡县官员师长的品行、地方大事，不知写成什么模样了。

我曾观看唐代的诏令，凡是即位改元的诏书，前朝被贬谪流放的臣子就给予量移。量移之后才牵复，牵复之后才开始收叙。这些人都是忠诚许国之人，即使立即任用还嫌晚，然而一定要等待徘徊二三年，正是为了默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意思。既然收叙，那么升进就不必说了。况且各位臣子在谪居思过之余，蒙受恩赦，悠闲地渐进，特别有趣味。如果一旦骤然达到尊显的地位，那么哪里符合臣子为君主赴死的道义，他们内心必定不安，这是不忘旧君。臣子为君主赴死的道义，而上体新君三年无改的情意，这才是侍奉君主的礼节。哪里有旧君尚未终哭，而向来不喜欢的人厚颜处于高位，譬如人家有一个仆人，偶然得罪了主人，被遣逐在外，主人刚死，尸肉未寒，而新主人就招他回来，让他掌管家政，意气扬扬，安然自得，衡量人情，上下彼此都感到不安。

杨虞坡在吏部任职时，我父亲李葵庵先生以礼部郎中升任延平太守，时论非常不平。在此之前，杨虞坡的儿子也以礼部郎中升任提学副使。一天大周当面告诉杨虞坡说：“我四川的李郎中怎么升他做太守？”杨虞坡说：“李在部中也没有什么才望。”大周说：“想必是你儿子因为有才望，所以升做提学。”杨虞坡无言以对。我看近世士大夫都以巧言令色互相取悦，做成套路，而大周独以古道行事，这可以称为疾风中的劲草了。他怎么能容于世呢？后来高中玄在吏部，葵庵因调任繁剧之地改任松江。中玄离任，葵庵也因考察去职。百姓都爱戴怀念，送行的人拥塞道路以至于不能行走。冢宰为朝廷选择守令来养育万民，现在却夺走百姓的慈母，如果四方都这样，能不让人寒心吗？

朱象玄司成说，有一个顺门上的内臣曾告诉我：我们在顺门上待久了，看见时事几次变化了。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都要打个躬，这里指罗峰。后来到了夏先生，我们只是平眼看他。现在严生与我们拱拱手，才开始进去，这是屡次变化屡次降低了。

卷九史五

《菽园杂记》说：僧人智东涉猎儒家书籍而有戒行。永乐年间曾参与修撰《大典》，回到太仓兴福寺。我年轻时见到他，当时他八十多岁了。曾对座客说：这些秀才都是讨债的客人。问其原因，他说：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为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的十分之二三而已。那时士大夫没有辜负国家，国家辜负天下士大夫多了，这就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车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享受。干了多少事，事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没有辜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辜负国家多了，这就是讨债的。还债讨债的说法，固然是佛家的余绪。然而说今日士大夫有负朝廷，则是确论，反省不能没有愧色。

朝廷对于各位大臣有饰终的典礼，赐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