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经二
使为政。子产以诸侯之币重，寓书于范宣子曰：“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
译郑国派子产去处理政务。子产因为诸侯缴纳的贡赋过重，写信给范宣子说：“德行，是国家的根基。有了根基就不会败坏，难道不应当致力于此吗？有德行就会安乐，安乐就能长久。”《诗经》说：“安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这是因为他有美好的德行啊。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这是因为他有美好的名声啊。”
周室有王子朝之难。郑伯如晋，子太叔见范献子曰：“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吾子其早图之。”《诗》曰：“瓶之罄矣，维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献子惧，而与范宣子谋之。
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兴师徒而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练，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鲁昭公卒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墨曰：“鲁君既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左氏传》所载，凡列国之大夫聘问邻国者，其主宾于燕享之际，各称诗以明志。余爱其辨而雅也，录之以列于左方。
鲁文公与晋侯盟。晋侯享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鲁公赋嘉乐。
晋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鲁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赋“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昔诸侯朝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锡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鲁，告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晋伐秦，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公如晋，谋郑也。公还，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惟敝邑。”赋“六月”。
齐及晋平，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
译周王室发生了王子朝之乱。郑国国君前往晋国，子太叔拜见范献子说：“如今王室确实动荡不安，我们小国感到恐惧。希望您尽早谋划应对。”《诗经》说：“瓶中的水喝尽了，是大罍的耻辱。”王室的不安宁，是晋国的耻辱。范献子感到恐惧，于是与范宣子共同谋划此事。
子产生病时，对子太叔说：“我死后，你必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宽厚使百姓顺服；其次不如用严厉。”等到子太叔执政，不忍心用严厉而实行宽厚。郑国盗贼很多，他出动军队把盗贼全部杀了，盗贼才稍微停止。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会受害。受害就用宽厚来施予，用宽厚来补救严厉，用严厉来补救宽厚，政事因此和谐。”《诗经》说：“百姓也劳苦了，差不多可以安康了。恩惠施予中原，以此安抚四方。”这是施予宽厚；不要放纵奸邪之人，以此谨慎对待不良之徒，即使严酷也不畏惧光明，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以此安定我们的君王，这是用和谐来平定。又说：不竞争不急躁，不刚硬不柔弱。施政从容和乐，百福汇聚，这是和谐的极致。
齐侯与晏子坐在路寝，说：“这屋子真美啊，将来谁会有它呢？”晏子说：“按您所说，大概是陈氏吧。”陈氏对百姓施予厚恩，百姓归附他了。《诗经》说：“虽然没有恩德给你，却歌唱又舞蹈。”陈氏的施恩，百姓为之歌唱舞蹈。
鲁昭公死在乾侯。赵简子向史墨询问，史墨说：“鲁君既然顺从了他的过失，季氏世代勤勉，百姓已经忘记了国君了。国家没有固定的奉主，君臣没有固定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三位先王的姓氏，如今成了平民。”这是君主所知道的。
郑国的驷歂杀了邓析，却采用了他的竹刑。君子认为驷歂在这件事上不忠。如果有可以有益于国家的东西，抛弃他的邪说就可以了。“静女”的第三章，取彤管；《干旄》为何要告诉它，取的是它的忠诚。所以采用他的道理，就不应抛弃他的人。《诗经》说：“甘棠树茂盛，不要剪伐，那是召伯歇息的地方。”思念那个人，还爱惜他的树，何况采用他的道理，却不体恤那个人呢？
《左氏传》所载，凡是列国的大夫出使邻国，他们在宴饮之时，各自引用《诗经》来表明志向。我喜爱它们的辩才典雅，记录下来列在左边。
鲁文公与晋侯结盟。晋侯设宴招待文公，吟诵《菁菁者莪》。庄叔陪文公下拜，说：“您用大礼赏赐，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这是小国的快乐，大国的恩惠。晋侯下阶辞谢，登上台阶拜谢。鲁公吟诵《嘉乐》。
晋公子重耳到了秦国，秦公设宴招待他。子犯说：“我不如赵衰有文采，请让赵衰跟随。”公子吟诵《河水》，秦公吟诵《六月》。赵衰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下拜，秦公下阶一级辞谢。赵衰说：“您用辅佐天子的使命命令重耳，重耳敢不拜谢吗？”
季文子到宋国送嫁女子，回来复命。鲁公设宴招待他，吟诵《韩奕》的五章。穆姜出来拜谢说：“大夫不忘记先君，以及嗣君，恩惠施及未亡人。敢拜谢大夫的重恩。”又吟诵《绿衣》的末章而入。
卫国宁武子出使鲁国，鲁公与他宴饮，吟诵《湛露》和《彤弓》，武子不推辞，也不回答吟诵。让使者私下询问，回答说：从前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宴乐他们。于是吟诵《湛露》，表示天子当阳，诸侯听命。诸侯敌视天子所厌恶的并献出功劳，天子于是赐给他们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用来报答宴饮。如今陪臣来延续旧好，您屈尊赏赐，怎敢冒犯大礼来自取罪过？
范宣子出使鲁国，告知将出兵攻打郑国。鲁公设宴招待他。宣子吟诵《摽有梅》，季武子说：“谁敢呢？现在比作草木，寡君在您这里，是您的气味。欢欣地接受命令，什么时候会有呢？”武子吟诵《角弓》，宾客退出。武子吟诵《彤弓》，宣子说：“城濮之战，我先君文公献功，从襄王那里接受彤弓，作为子孙的宝藏。先君是守官的继承人，怎敢不接受命令？”君子认为他懂礼。
晋国讨伐秦国，派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到了泾水不渡，叔向拜见叔孙穆子。穆子吟诵《匏有苦叶》，叔向退下准备船只。鲁公到晋国，谋划郑国的事。鲁公回来，郑伯与鲁公在棐地宴饮。子家吟诵《鸿雁》，季文子说：“寡君未能免于此。”文子吟诵《四月》，子家吟诵《载驰》的四章。文子吟诵《采薇》的四章，郑伯拜谢，鲁公回拜。
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陈述齐国的事。拜见中行献子，吟诵《圻父》，献子说：“偃知道罪过了，怎敢不服从您的命令？”为了体恤国家，却让鲁国落到这步田地。拜见范宣子，吟诵《鸿雁》的末章。宣子说：“匄在这里。怎敢让鲁国没有归宿呢？”
季武子到晋国拜谢军队，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执政，吟诵《黍苗》，季武子起身，再拜稽首说：“小国仰仗大国，就像百谷仰仗甘雨。如果经常施予甘雨，天下就会和睦。岂止是敝邑。”吟诵《六月》。
齐国与晋国讲和，穆叔在柯地与范宣子会面。穆叔拜见叔向，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景子又使晏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俞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楚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享毕，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
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赵孟赋“匏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庞也可使无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
韩宣子起为政，聘鲁，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宣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遂聘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郑。宣子曰：“二三君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焉，而赋“我将”。
小邾穆子朝鲁，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菽”，穆子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吴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传》曰：九能可以为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赋。当春秋时尚未有赋，亦未必人人作诗，即如前之所赋是也，盖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经》如公谷胡氏之传，特孔子书法之发明耳。若晋楚齐鲁郑卫之事，皆赖左氏作传，而孔子之经始有着落。故孔子称秦王，丘明称素臣，不虚也。虽其言诸侯之威仪言语，其徵应有若卜筮然，
译齐侯和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前往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们。晋侯吟诵《嘉乐》，国景子作为齐侯的相礼吟诵《蓼萧》。子展作为郑伯的相礼吟诵《缁衣》，叔向让晋侯向两位国君致谢说：“我国国君敢向齐君致谢，因为齐国是我们先君的宗庙所在；敢向郑君致谢，因为郑国对我们没有二心。”国景子又让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表示敬意，叔向将此告知晋侯。晋侯陈述了卫侯的罪过，派叔向告知两位国君。国子吟诵《辔之柔矣》，子展吟诵《将仲子兮》，晋侯于是答应释放卫侯。
郑伯在垂陇设宴款待赵孟，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两位石氏子弟跟随。赵孟说：“七位大夫跟随国君，是为了宠幸我赵武。请大家都吟诵诗歌，以完成国君的赏赐，我也借此观察七位大夫的心志。”子展吟诵《草虫》，赵孟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君。但我赵武不足以担当此任。”伯有吟诵《鹑之贲贲》，赵孟说：“床第之间的私语尚且不应当传出门槛，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别人应该听到的。”子西吟诵《黍苗》的第四章，赵孟说：“我国国君在，我赵武能做什么呢？”子产吟诵《隰桑》，赵孟说：“我赵武请求接受它的末章。”子太叔吟诵《野有蔓草》，赵孟说：“这是您的恩惠。”印段吟诵《蟋蟀》，赵孟说：“好啊，这是保全家业的主君，我对他有期望。”公孙段吟诵《桑扈》，赵孟说：“不交往不傲慢，福泽将流向哪里？如果能保持这些话，想要推辞福禄能办得到吗？”宴享结束。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要被杀了。诗歌用来表达心志，心志欺骗他的上级，并且公开怨恨他，却把这当作宾客的荣耀，他怎么能长久呢？”叔向说：“是的，他已经太奢侈了，所谓不到五年就会灭亡，说的就是夫子这样的人。”文子说：“其余的人都是能传几代的主君。”子展是最后灭亡的。身居高位不忘谦退，印氏是其次。快乐而不荒淫，用快乐来安定百姓，不纵欲而役使他们，最后灭亡不也是可以的吗？楚国的令尹设宴款待赵孟，吟诵《大明》的首章，赵孟吟诵《小宛》的第二章。宴享完毕，赵孟对叔向说：“令尹自认为已经是王了。”
赵孟、叔孙豹、曹国大夫进入郑国，郑伯设宴款待他们。子皮告诫赵孟，赵孟吟诵《匏叶》。子皮于是告诫穆叔，并且告诉他。穆叔说：“赵孟想要行一献之礼，您就顺从他吧。”子皮说：“敢这样做吗？”穆叔说：“这是别人所希望的，又有什么不敢的。”等到宴享时，在帐幕下摆好了五献的笾豆。赵孟推辞，私下对子产说：“我已经向太宰请求了，于是使用一献之礼。”赵孟作为客人，礼仪结束后才宴饮。穆叔吟诵《鹊巢》，赵孟说：“我赵武承受不起。”又吟诵《采蘩》，说：“小国像采蘩一样，大国节省粮食而使用它，这哪里不是天命呢。”子皮吟诵《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吟诵《棠棣》，并且说：“我们兄弟和睦相处以求安定，庞地也可以使狗不吠叫。”穆叔、子皮以及曹国大夫起身拜谢，举起兕角酒杯说：“小国依赖您，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饮酒欢乐，赵孟出来，说：“我不再这样做了。”
韩宣子执政，聘问鲁国，鲁公设宴款待他。季武子吟诵《绵》的末章，宣子吟诵《角弓》，武子拜谢说：“敢拜谢您弥补我们国家的不足。”武子吟诵《节》的末章，宴享结束。在季氏家中宴饮，“有嘉树焉”，宣子赞美它。武子说：“宿岂敢不封植这棵树，以不忘《角弓》。”于是吟诵《甘棠》，宣子说：“我承受不起，无法比得上召公。”于是聘问卫国，卫侯设宴款待他。北宫文子吟诵《淇澳》，宣子吟诵《木瓜》，郑国六卿在郑国为韩宣子饯行。宣子说：“请各位大夫都吟诵诗歌，我也借此了解郑国的心志。”子齹吟诵《野有蔓草》，宣子说：“年轻人好啊，我对他有期望。”子产吟诵《羔裘》，宣子说：“我承受不起。”子太叔吟诵《褰裳》，宣子说：“我在这里，怎敢劳烦您去别人那里呢。”子太叔拜谢，宣子说：“好啊，您的话是对的。没有这些事，怎么能最终成功呢？”子游吟诵《风雨》，子旗吟诵《有女同车》，子柳吟诵《兮》，宣子高兴地说：“各位大夫用国君的赏赐来对待我，吟诵的诗歌不超出郑国的心志，都是亲近燕好之情。各位君子，都是能传几代的主君。可以没有恐惧了。”宣子都向他们献酒，并且吟诵《我将》。
小邾穆子朝见鲁国，鲁公与他宴饮。季平子吟诵《采菽》，穆子吟诵《菁菁者莪》，昭子说：“不拥有国家，怎么能长久呢？”吴国攻打楚国，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兵，站立依靠在庭墙边哭泣，日夜不停，滴水不进。七天，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包胥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军于是出兵。
《传》说：具备九种才能可以担任大夫。其中之一是：登高能赋。在春秋时尚未有赋，也未必人人作诗，就像前面所吟诵的那样，大概只是用来表明心志罢了。
《春秋经》如公羊、谷梁、胡氏的传，只是孔子书法的发明罢了。至于晋、楚、齐、鲁、郑、卫的事情，都依赖左氏作传，孔子的经书才开始有着落。所以孔子称秦王，丘明称素臣，不是虚言。虽然他们谈论诸侯的威仪言语，其征验应如有卜筮一般，
故韩子以浮夸病之。然孔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得传于后世者，皆左氏之功也，岂诸传可得而并哉？然汉初唯用公谷，至刘歆移书太常，而《左传》始列于学官。
译所以韩愈以浮夸的毛病批评它。然而孔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而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之所以能够流传到后世，都是《左传》的功劳，难道其他传注可以与之并列吗？然而在汉朝初年只采用《公羊传》和《谷梁传》，直到刘歆上书太常，而《左传》才被列入学官。
《礼记》一书，后人疑其出于汉儒附会，若“檀弓经”解诸篇是也。即“檀弓”所载，如孔子闻伯高之丧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之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而哭之，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子思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只此两节，不但文章之妙非后人可及，求之典礼，亦岂后人所能议拟哉？
《经解》，世疑其非本《经》，或后人所撰。然所论诸《经》要旨，亦恐非后人所能道。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必非出于凿空杜撰者。诸篇不能尽述，聊举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岂有废《经》而《传》单行者乎？则仪礼何可不列于学官？
张南园曰：予为稽勋员外时，江夏刘主事绩以陈■〈白浩〉《礼记》集说涂去什四，因与之议，其说良是。后孙九峰知之，谓予曰：“陈说朝廷已颁降天下，不可以刘言改易语人也。”予遂弃之。今追思其言，诚有补陈之不足正陈之舛误者，只缘刘狂诞自高，又制行不捡，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镇江府。镇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说礼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谈苑醍醐》云：《一统志》载刘有年沅州人，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则知古《经》之残缺多矣，不知有年何从得之。意者圣经在世，如日月终不可掩耶。然当时庙堂诸公，不闻有表章传布之请。今求内阁，亦不见其书。出非其时，亦此书之不幸。今人大言动笑汉唐，汉唐求逸书，赏之以官，购之以金。焉有见此奇书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经学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谈苑醍醐》云：《礼记》“聘义说玉”云：“孚尹旁达，信也。”郑注：“孚，一作姇，尹，读竹箭有筠之筠。盖谓玉之滑泽如女肤，致密如筠膜也。”陈■〈白浩〉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尔雅》，尹，正也。”邢昺谓《尔雅》为解诗而作，则所谓“尹，正”也，以解“赫赫师尹”则合。若借以解“孚尹”，何异指白犬以为羊，捉黄牛而作马乎？甚矣，陈■〈白浩〉之不通文理也。
朱子作诸经传注，尽有说理精到处。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灏，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
《诗经》有吕东莱读诗记，世有刻行本，学者亦宜参看。
高皇帝以《尚书》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二简，蔡沈注误，命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劄示天下学子。
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孔孟，毋得罪于宋儒。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见南子章，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诱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论语》正义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离无入有而成形器，是为德业。
●卷三经三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则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鸩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
译《礼记》这本书，后人怀疑它出自汉代儒生的附会，比如《檀弓》等篇的解释就是这样。即使《檀弓》所载的内容，如孔子听到伯高去世的消息说：“师，我在卧室哭他。朋友，我在卧室门外哭他。相识的人，我在野外哭他。在野外哭已经太疏远，在卧室哭又太隆重，伯高是由子贡引荐给我认识的，我在子贡家哭他。”于是命令子贡主持丧事并哭悼，说：“为你哭他。”来吊唁的人向他拜谢，知道伯高身份而来的人就不拜谢了。又如，子上母亲去世，他却不为母亲服丧。门人向子思询问这件事，子思说：“作为伋妻子的，就是白子的母亲。不作为伋妻子的，就不是白子的母亲。”仅这两段，不仅文章的精妙不是后人能赶上的，即便考究礼仪典制，又岂是后人所能凭空臆测拟定的呢？
《经解》篇，世人怀疑它不是原本的经典，或许是后人所撰写。然而其中论述的各《经》要旨，恐怕也不是后人所能说出的。纵然出自汉代儒生，当时必定有所依据，绝非凭空杜撰。各篇不能全部叙述，姑且举这些为例罢了。
古人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哪有废弃《经》而让《传》单独流传的道理呢？那么《仪礼》怎么能不列入学官教材呢？
张南园说：我担任稽勋员外郎时，江夏刘主事刘绩将陈澔《礼记》集说删去了十分之四，因此与他商议，他的说法确实正确。后来孙九峰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说：“陈澔的学说朝廷已经颁行天下，不可以用刘绩的话去改变它来告诉别人。”我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现在回想他的话，确实有补充陈澔不足、纠正陈澔错误的作用，只是因为刘绩狂妄荒诞、自视甚高，而且行为不检点，任性放纵言论，不久就被外放担任镇江知府。在镇江府仍然不遵守法度，于是被罢官。而他关于礼学的精妙见解，别人没能得知。我也就把它忘记了。
《谈苑醍醐》说：《一统志》记载刘有年是沅州人，洪武年间担任监察御史。永乐年间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由此可知古代《经》的残缺很多，不知道有年是从哪里得到的。大概圣人的经典在世，就像日月终究不能被遮蔽一样。然而当时朝廷上的各位公卿，没听说有表彰传播的请求。现在在内阁寻找，也没有见到这本书。出现不合时宜，也是这本书的不幸。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嘲笑汉唐，汉唐寻求散佚的书，用官职赏赐，用金钱收购。哪有见到这样奇特的书却漠然置之的呢？世上重视经学的人，像杨慎这样的能多得吗？《谈苑醍醐》说：《礼记》“聘义”篇解说玉说：“孚尹旁达，信也。”郑玄注：“孚，一作姇，尹，读竹箭有筠的筠。大概是说玉的光滑润泽像女子皮肤，致密像竹子的青皮。”陈澔说：“孚，正也，尹，也是正也。查《尔雅》，尹，正也。”邢昺说《尔雅》是为解释《诗经》而作，那么所谓“尹，正”，用来解释“赫赫师尹”就合适。如果借用来解释“孚尹”，与指着白犬说是羊，抓住黄牛说是马有什么区别呢？陈澔不通文理，真是严重啊。
朱熹作各经的传注，有很多说理精到的地方。如果《书经》注出自蔡沈，《礼记》注出自陈澔，怎么能完全去掉古注而独自通行呢？
《诗经》有吕祖谦的《读诗记》，世间有刻印发行的版本，学者也应该参看。
高皇帝因为《尚书》中“咨羲和”与“唯天阴骘下民”两处，蔡沈的注释有误，命令礼部试右侍郎张智与学士刘三吾改为《书传会选》，发文告知天下学子。
现在的学者容易背叛经典，难以违背传注，宁愿得罪孔孟，也不愿得罪宋儒。这也是根深蒂固的弊病，已经不可救药了，然而没有人能非议它。
《子见南子》章，栾肇说：“见南子，是当时不得已。就像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一样。天厌之，是说我的困顿屈辱，是天命所厌弃的。”蔡谟说：“矢，陈述也，夫子为子路陈述天命。”《论语》正义说：寂然至无，就叫做道。离开虚无进入有形而成为形体器物，就是德业。
●卷三经三
太祖时期，士子考经义都用注疏，并参用程朱传注。成祖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就全部去掉汉儒的说法，而专门以程朱传注为主。汉儒距离圣人时代不远，治学有专攻的经典，他们的传授难道没有依据吗？况且圣人的言论广大渊深微妙，难道是后世之人单凭只言片语就能穷尽的吗？所以不如只训诂其言辞而由人自己去体认，就像佛家所说的悟入，大概体认的功夫深，那么心中得到的就牢固。心中得到的牢固，那么施行于实际就必定不草率。自从程朱的说法出现，将圣人的言论死死地定论，学者只据此略微加以敷演，凑成八股文，就能考取功名，却不知道孔孟的书究竟是什么了。用这种方法选拔人才，想要得到天下的真才，怎么可能呢？唉！
朝廷求取人才的心，急切到如此地步，而有司选拔人才的方法，却乖谬到那种程度。我担心从今以后直到当今世道，只是用这类人布满官位，而想要达到上古隆盛的治理，这就像用鸩毒治病，日渐虚弱疲惫，必定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