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史十
乡又立积水河与鱼池二样名色。积水河则四亩作一亩，鱼池则二亩筭一亩。夫积水河本为旱岁救田，高乡若一月无雨，苗必槁死，则国课从何而出？故积水救之，无非为朝廷计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筭作实田？今四亩亦包一亩之税矣。鱼池则积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宽可以养鱼，遂用工本银买鱼苗蓄之。若数年多雨，鱼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无水，则数亩之池车戽立尽，而鱼即槁死。且五六月中无处可卖，皆臭腐弃去，虽本钱亦无觅处。与西乡鱼断，不下种子而坐收数十金之利者，盖天壤不同矣。今二亩作一亩实田征粮，则人心其何能堪。况今试以积水河为鱼池，鱼池为积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亲至其地踏勘，亦何从辨之？今但凭公正与良民开报，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鱼则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伪，而望一区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鱼，则何伯夷史鱼之多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终不能无遗憾也。
译乡里又设立了积水河与鱼池两种名目。积水河是四亩折算为一亩，鱼池则是两亩折算为一亩。积水河本是为了在旱年救助农田，高处的乡里如果一个月不下雨，禾苗必定枯死，那么国家的赋税从何而来？所以用积水来救助，无非是为了朝廷着想。它既不出产粮食，也不出产柴草，怎么能折算成实田？如今四亩也要承担一亩的赋税了。鱼池则是比积水河稍大一些，因为它稍宽可以养鱼，于是用工本银购买鱼苗蓄养。如果多年雨水充足，鱼或许能繁殖生长，也有微薄利润。如果一年没有水，那么几亩的池塘立刻被车戽抽干，鱼也就枯死了。况且在五六月间无处可卖，都腐烂丢弃，连本钱也无处寻找。这与西乡那些不断绝水源、不投放种子却坐收几十两银子利润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如今将两亩折算为一亩实田征收赋粮，人心怎么能忍受？况且现在试着把积水河当作鱼池，把鱼池当作积水河，即使公正廉洁清正官员亲自到实地勘察，又从哪里辨别呢？现在只凭公正和良民申报，如果良民和公正都像伯夷、史鱼那样廉洁正直就可以。如今是衰微的时代，人心日益虚伪，却指望一个区域内就有一位伯夷、一位史鱼，那么伯夷、史鱼哪里会这么多呢？况且成就这件大事，不诛杀一个人，我担心最终不能没有遗憾。
夫均粮，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处皆已均过，而松江独未者，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於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勤，还租之后，不彀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文襄巡历既久，目见其如此，故定为三乡粮额加耗之数，以为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则文襄于东乡之民非有亲故，何独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粮为名，盖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为不均也小。既均之后，其为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为民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苏州太守王肃斋（仪）牵粮颇称为公。然昆山县高乡之田粮额加重，田皆抛荒。而角直一带熟区与包粮，华亭县清浦荒田亦是熟区包粮。今下乡之粮加重，则田必至抛荒。若要包粮，又未免为上乡之累矣。
孟子曰：“夫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今岁均粮之时偶值水灾，故又创为低薄之说。祖宗时不闻有此，周文襄时不闻有此，何故从空生出，而不知西乡水年之低薄即旱岁之膏腴也？东乡水年之成熟，即旱岁之斥卤也。然祖宗时与文襄时不立此名色者，盖因校数岁之中，今时立此名色者，但据一时所见也。据一时之见而欲立万世之规，恐终非谋国之长筭也。况东乡田本瘠薄，故粮额原轻；西乡田本膏腴，故粮额原重。今东乡已与西乡包粮甚多，而独于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说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灾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岁，东乡之田一望皆斥卤，则又将重均一番，更立斥卤之名耶。
郑九石为同知时，某甚蒙其知爱。时某尚寓苏州，每归往见，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强公归以为地方之重。”己巳年，余移家还松，而九石适有量田之命。余即语人曰：九石举止详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爱人，亦欲人人仁爱之；但少刚决，易为人所欺。此举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终为九石之累也。后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设誓。余闻而笑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况要盟者无信乎此？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谁敢不肃？乃必假之盟誓耶。夫朝廷赫然显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无据之神，彼亦何惧哉？卒之法不画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润屋，而粮额加重，小民家家受祸，谤议喧腾。今上司与府县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乐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极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岂无厘正之日耶？
人言始创低薄之说，盖因当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权势，寻思无计，因与吏胥商确，一杨姓者偶进此说，遂奋然行之。然此系是朝廷大计，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岂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门一开，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纳贿几万。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谓纵使官府贪残，不过害及一人。稍滥及，亦只是一时而已。若钱粮作弊，飞洒各区，则是家至户到，无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孙孙赔貱日久，至於转死沟壑，皆由于此。人但言众轻易举，而不知积羽之能折轴耶。阴骘之大，莫甚于此，且此系是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视国法，任其私情，转移自由，轻重在手，则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当与无上者等，则是太祖剥皮楦草之刑，岂非专为此辈耶？若非及今改正，则民怨未息。而将来之事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闻太府李葵庵
译均分粮税，本是因为原本不均，想要使之均等。然而各地都已经均分过了，唯独松江没有均分，这是因为各地的田地虽然有肥沃与贫瘠的不同，但还没有像松江这样高低悬殊到极点的。东西两乡，不仅土壤有肥瘦之别，西乡的田地低洼，水位平缓，容易用水车提水灌溉，夫妻二人可以耕种二十五亩，稍微勤快些的可以种到三十亩；而且土壤肥沃，收成多，每亩收三石的不算，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年就能得到七八十石米。所以征收的租税有一石六七斗的。东乡的田地高亢，岸坡陡峭，水车都要竖直安装，无异于从井里打水。稍微照顾不到，禾苗就会全部枯死。每逢旱年，水车声彻夜不停。夫妻二人竭尽全力耕种，只能种五亩。如果年成丰收，每亩收一石五斗。所以征收的租税多的八斗，少的只有黄豆四五斗罢了。农夫终年辛勤劳作，还完租税后，剩下的米不够吃两三个月，就指望来年麦子成熟，作为种田的本钱。到了夏天只吃粗麦粥，日夜不停地车水，脚底都磨破了，这与西乡吃着鱼干和白米饭种田的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周文襄公巡视各地时间长久，亲眼见到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东、西、中三乡的粮额和加耗的比例，作为确定不变的规定。不然的话，周文襄公对东乡的百姓并没有私交，为什么偏偏厚待他们呢？既然以均分粮税为名，大概是想让它均等。然而在未均分之前，它的不均等程度较小。均分之后，它的不均等程度反而变大了。这是想要去除小的不均等，结果造成了大的不均等。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能不深深思考并痛切反省吗！
苏州太守王肃斋（名仪）在牵涉粮税方面颇被称为公正。然而昆山县高乡的田地粮额加重，田地都抛荒了。而角直一带熟田与包粮，华亭县清浦的荒田也是熟田包粮。现在如果加重下乡的粮额，田地必然会导致抛荒。如果要实行包粮，又未免成为上乡的负担了。
孟子说：“所谓贡税，是考察多年的平均收成作为常例。”今年均分粮税时恰好遇到水灾，所以又创立了低薄田的说法。祖宗时代没听说过有这个，周文襄公时代也没听说过有这个，为什么凭空生出这个说法，而不知道西乡水灾年份的低薄田，就是旱灾年份的肥沃田呢？东乡水灾年份的成熟田，就是旱灾年份的盐碱地呢。然而祖宗时代和周文襄公时代不设立这个名目，是因为考察多年的平均收成，现在设立这个名目，只是根据一时所见。根据一时的见解想要确立万世的规矩，恐怕终究不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计策。况且东乡的田地本来贫瘠，所以粮额原本较轻；西乡的田地本来肥沃，所以粮额原本较重。现在东乡已经与西乡包揽了很多粮税，却独自在肥沃田地中又设立低薄的说法来增加税赋，这一定是有权势的人主张的。然而天灾流行，水旱灾害大概各占一半。如果遇到旱年，东乡的田地一望无际都是盐碱地，那么又将重新均分一次，再设立盐碱地的名目吗？
郑九石担任同知时，我很受他的知遇和爱护。当时我还寄居在苏州，每次回去拜访他，他就再三说：“您，是高人。长期寄居在其他郡县，这是当地官员的耻辱。一定要强留您回来，作为地方的重要依靠。”己巳年，我搬家回到松江，而郑九石恰好有丈量田地的命令。我立即对人说：郑九石举止安详典雅，是一位儒者，常常温和地仁爱百姓，也希望人人都仁爱他；但他缺乏刚毅果断，容易被别人欺骗。这件事不但松江百姓不能蒙受他的恩惠，恐怕最终也会成为郑九石的累赘。后来他开始办事那天，就率领公正的良民等到城隍庙设誓。我听到后笑着说：诚信不发自内心，发誓也没有用。何况要挟下的盟誓更不可信呢？朝廷的大事，如果一心秉持正道并严厉执法去推行，谁敢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借助盟誓呢。朝廷赫然显著的法律，他们不知道畏惧，违法者接踵而至。如果只用虚无缥缈、没有依据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他们又害怕什么呢？最终法律不能统一，弊端层出不穷。公正的良民富裕家庭，而粮额加重，小民家家遭受祸害，诽谤议论喧嚣沸腾。现在上司和府县官员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都看重变革，乐于因循守旧罢了。然而百姓疲惫困顿日益严重，到了极点必然造反。上天眷顾保佑，有一位勇于任事的人出现，难道没有整顿纠正的日子吗？
人们说最初创立低薄田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当权的人想要做人情、奉承权势，想不出办法，于是与吏胥商量，一个姓杨的人偶然提出这个说法，于是毅然推行了。然而这是朝廷的大计，送人情的人固然不通情理，而接受人情的人难道还有天道人心吗？从此这个门路一开，这个吏胥就从中牟利，受贿几万两。现在查核低薄田，不是豪族就是富室，由此可以知道了。我说即使官府贪婪残暴，不过害及一个人。稍微泛滥，也只是一时而已。如果钱粮作弊，飞洒到各区，那就是家家户户都受到荼毒。而子子孙孙长期赔补，以至于辗转死于沟壑，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只说众人容易做事，却不知道积羽能折轴的道理。阴德之大，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这是朝廷的血脉，百姓的脂膏，如果蔑视国法，任由私情，转移自如，轻重在手，这就是侮弄神器了。侮弄神器的人，按法律应当与谋逆者同等对待，那么太祖剥皮楦草的刑罚，难道不是专门针对这类人吗？如果不趁现在改正，那么民怨未息。而将来的事情有不可胜言的了。
最近听说太府李葵庵
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说，将田上所免粮，补东乡鱼池积水河之额。俄有调官之报，遂不果行。此是东乡百姓无福也。
译先生想要革除低劣浅薄的说法，打算用田地上免除的粮食，来填补东乡鱼池积水河的定额。不久传来了官员调动的消息，于是最终没有实行。这是东乡百姓没有福气啊。
余始创为经纬二册之说，今亦采用之。但当时不曾讲求，失其初意。盖经册是户册，即太祖黄册，以户为主而田从之，户有定额，而田每年有去来。纬册乃田册也，以田为主而户从之，田有定额，而业主每岁有更革。田有定额，则粮有定数。每年只将经册内各户平米总数合着纬册内田粮总数，照会计轻重派粮，则永无飞走陷匿之弊矣。
经册图式
一户某人
人几丁，
田几顷几拾几亩。
上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中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下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此户册也，即太祖所定黄册，凡征粮编役用之。每年推收过割，各图逐一开注，送县会计其数。查筭明白，攒造一册，据此征收，庶无脱漏。若一户而各区纳粮，则吏书得以出入隐弊，而其弊不可胜言矣。是即旧规所谓白册，至十年后大造黄册之时，亦有依据，将第九年之册为主，再加查审，不甚费力。二册俱要各圩里长编造，盖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业户佃户里长必自知之。若佃户还此人之租，而田在别人名下，即系诡寄，极易稽查。若里长造册，通同容隐，严为禁约，处以重罪。亦可以革诡寄影射之弊矣。
纬册图式
上乡某区田总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某图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中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下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此田册也。各区各圩之田皆有定额，如有买卖易主，即照经册各人户内扣改佃户姓名，各图查筭明白，送县攒造，发与管粮官。将经册内各户上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上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中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中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下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下乡数，查筭明白，务要相同，则安得有弊容于间？今不放收除，必要逐区还粮，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征收，甚至一户之田有数十处分纳者，其各户田少之处，亦有止纳一二钱者。烦费百出，且头项太多，官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册之式一定，则奸弊可以尽革，官府何不从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东乡之民勤而耐劳，西乡之民习於骄惰。东乡若经旱灾，女人日夜纺织，男子采梠而食，犹可度命。西乡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毙，此则骄惰害之，实自取也。然长民者无术以驱之勤，独奈何哉？
初立清浦县时，余偶至南京，即往拜东桥。东桥问曰：“贵府如何又新创一县？”余对又青龙地方近太仓州，离府城甚远，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议，以为若立一县则居民渐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渐可成熟矣，故有此举。东桥即应声言曰：“如此，则当先开河不当先立县。毕竟立县后，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县亦寻废。”乃知前辈论事皆有定识，不肯草率轻有举动也。
青龙自唐以来，是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出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宋时卖官酒，酒务亦在此处。江南所卖官酒，皆于此制造。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嘉靖中以为冗员，已经裁省。夫朝廷粮饷取给东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农。农之耕种，全赖水利，则治农官其可以为冗员而裁革之耶？今清浦县既立不成，当奏复水利通判。于青龙镇设一衙门，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别有差委，专官水利，则庶乎有所责成，而松江之农事可以无忧矣。
松江之田，高下悬绝。东乡最高，畏旱；西乡最低，畏水。但东乡每年开支流小河，西乡每年筑围岸，而水利之事尽矣。
吕沃洲旧为苏松巡按，后在南京
译我当初创立了经纬两册的说法，现在也采用了。但当时没有深入讲求，失去了最初的用意。大概经册是户册，即太祖时期的黄册，以户口为主而田地附属于户口，户口有固定的数额，而田地每年有增减变动。纬册则是田册，以田地为主而户口附属于田地，田地有固定的数额，而田主每年有变更。田地有固定的数额，那么赋税就有确定的数目。每年只将经册内各户的平米总数与纬册内田粮总数相合，按照会计的轻重来派征赋税，那么永远不会有赋税流失、隐匿的弊病了。
经册的格式
一户某人
人口几丁，
田地几顷几拾几亩。
上乡的田地若干，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中乡的田地若干，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下乡的田地若干，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若干位于某区某图。
这是户册，即太祖所定的黄册，凡是征收赋税、编派徭役都使用它。每年推收过割（土地买卖过户），各图逐一开列注明，送到县里会计统计其数目。查算清楚，汇总造册，据此征收，才不至于有遗漏。如果一户人家在多个区缴纳赋税，那么吏员书吏就能从中营私舞弊，其中的弊端说不尽。这就是旧规所说的白册，等到十年后大规模编造黄册的时候，也有依据，以第九年的册子为主，再加查审，就不太费力了。两册都要由各个圩的里长编造，因为一个圩的田地也不太多，其中的田主、佃户、里长必定自己清楚。如果佃户向这个人交租，而田地却在别人名下，那就是诡寄（虚假挂靠），很容易稽查。如果里长造册时通同作弊、包庇隐瞒，要严厉禁止约束，处以重罪。这样也可以革除诡寄影射的弊端了。
纬册的格式
上乡某区田地总共若干亩，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某图的人，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的人。
中乡某区田地若干亩，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的人。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的人。
下乡某区田地若干亩，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的人。
某人田地若干，是某区的人。
这是田册。各区各圩的田地都有固定的数额，如果有买卖易主，就按照经册各人户内扣除更改佃户姓名，各图查算清楚，送到县里汇总造册，发给管粮的官员。将经册内各户上乡的田粮与纬册内上乡的粮数相合，经册内各户中乡的田粮与纬册内中乡的粮数相合，经册内各户下乡的田粮与纬册内下乡的粮数相合，查算清楚，务必相同，那么怎么会有弊端容于其间呢？现在不实行放收除（统一征收扣除），一定要逐区缴纳赋税，正是担心吏胥作弊罢了。然而现在的征收，甚至一户人家的田地有几十处分纳的情况，那些各户田地少的地方，也有只缴纳一二钱的。烦费百出，而且名目太多，官府稽查也自然不容易。如果两册的格式一定，那么奸弊可以全部革除，官府为什么不采取这种简便的方法呢？
大致上东乡的百姓勤劳而能吃苦，西乡的百姓习惯于骄纵懒惰。东乡如果遇到旱灾，女人日夜纺织，男子采集野菜充饥，还可以维持生命。西乡的人一遇到大水，就束手待毙，这是骄惰害了他们，实在是自找的。然而治理百姓的人没有方法驱使他们勤劳，又能怎么办呢？
当初设立清浦县时，我偶然到了南京，就去拜见东桥。东桥问说：“贵府怎么又新设了一个县？”我回答说：“又青龙地方靠近太仓州，离府城很远，因为水利不通，所以荒地很多。有人建议，认为如果设立一个县，居民逐渐稠密，水利必定通畅，而荒地逐渐可以开垦成熟，所以有此举措。”东桥立刻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应当先开河而不应当先设县。毕竟设县之后，水利原本就不通，而荒地依旧，县也很快会被废除。”这才知道前辈议论事情都有确定的见识，不肯草率轻举妄动。
青龙自从唐代以来，就是东南的重镇。相传有亭桥六座，也通海船。由白鹤江引导吴淞江出海，宋代在这里设置水监，大概是用来治理水利兼管海船的。宋代卖官酒，酒务也在这里。江南所卖的官酒，都在这里制造。进入我朝以来，水道淤塞，而这里就变成了盐碱地了。祖宗时期，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人，称为治农官。嘉靖年间认为是冗员，已经裁撤。朝廷的粮饷取自东南，然而其产生的源头，全在于农业。农业的耕种，全依赖水利，那么治农官可以认为是冗员而裁撤吗？现在清浦县既然设立不成，应当奏请恢复水利通判。在青龙镇设一个衙门，让他驻扎。上司不得另有差遣，专管水利，那么大概有所责成，而松江的农事就可以无忧了。
松江的田地，高低悬殊。东乡最高，害怕干旱；西乡最低，害怕水涝。但是东乡每年开凿支流小河，西乡每年修筑围岸，而水利的事情就完备了。
吕沃洲以前担任苏松巡按，后来在南京
与某交款，喜谈经济。自谓巡按时以为苏松急务莫重于水利，故吴松江白茅塘七汉港等处，皆亲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成图本，今藏在苏州府库中。锐意欲开浚诸大河，后不曾到苏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译与某人交接款项，喜欢谈论经世济民之事。他自称在巡视按时，认为苏松地区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水利更重要的，所以吴松江、白茅塘、七汉港等地，他都亲自前往勘察，了解其源流始末，逐一绘制成图本，现在收藏在苏州府库中。他一心想要开浚各大河流，后来没有到苏松任职，于是未能施行。前年海瑞来担任巡抚，便全力开浚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都有大水，却没有造成农业灾害，这就是开浚吴淞江的功效啊。如果不是海公敢于担当，怎么能完成这一件大事呢？
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抚时曾一开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费不赀，今吴淞江之费，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盖海中皆浑水，潮来时浑水涌入，潮平后停一时始落，浑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时，均繇内原编有淘河夫银。今不知作何项支销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然毫发无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掳麻叶，诱致汪直，皆其谋也。其破冒钱粮虽多，然其功亦何可终掩哉？一时如曹东村任复庵，忠勇绝人，然卒无所成，正以其量小惜费，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辈，一切置之不问，而独将任事之人置之于死，籍没其家，则此后谁复与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沿海防守之处，起自吴淞。所历川沙南汇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卫营堡，凡五处，中间所设之兵，虽多寡不同，大率每处五百名。五处总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处，大约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给银八钱，则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其所可虑者一也。每领兵饷，则吏胥队长蚕食其中，而兵无实惠，此其所可虑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银，渐成骄惰，散操之余，游手生事，因而乱法，此其所可虑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后，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来春重募，亦为重惜兵饷也。然每年新兵，教习武艺，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习骄悍，不能保其无他，此其所可虑者四也。今海上无警，宿兵无用之地，而每年秋粮中加派银数万，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虑者五也。故为今之计，莫善於屯田。某尝计之，每兵一名，给田二十亩，若此处有兵五千，当买田一万亩。大率每年兵银五千，则田价将彀一半。如少，则以各项下脏罚银买添，或更少，则以入官田足之。权其重轻，则所费者少，所省者多，一劳而永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凭里长开报。必须海防府官与把总指挥公同拣阅，令其夏秋务农，冬春讲武，是即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如是则兵皆土著且终岁力作，无暇游手，则不至骄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姓每岁亦省加派银数万，是一举而五虑可以尽去，则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泽门在任时，余偶论及之。泽门曰：“我近日条陈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头一件。独不肯行，不知何也。”
●卷十五史十一
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嚬一笑，与人自是不同。尝观先儒，如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范蜀公《东斋日记》，邵氏《闻见绿》，朱弁《曲洧旧闻》，与诸家小说，其所记亦皆一时细事也。故余于前辈之食息言动虽极委琐者，凡遇其子弟亲旧，必细审而详扣之，必欲得其情实。况识其小者，又不贤之责也。故就其所闻聊记一二云耳。
刘瑾擅国日，邵二泉先生与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见。此人偶失刘瑾意，瑾大怒，以手将桌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觉蹲倒，遗溺于地。二泉甫出，而苏州汤煎胶继至。瑾与汤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执汤手而入，因指地下湿处语汤曰：“此是你无锡邵宝撒的尿。”盖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惟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则《宋史》载杨文公便液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杨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无反谋，只此一事，虽族灭亦岂为过。此事闻之王雅宜。
顾东桥文誉籍甚，又处都会之地，都下后进皆来请业，与四方之慕从而至者，户外之屦常满。先生喜设客，每四五日即一张燕，余时时在其座。先生每燕必用乐，乃教坊乐工也。以筝琶佐觞，有小乐工名杨彬者，颇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诧客曰：“蒋南泠诗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发一谈，则乐声中阕。谈竟，乐复作。议论英发，音吐如钟。每一发端，听者倾座，真可谓一代之伟
译白茅塘是李充嗣担任巡抚时曾经开浚过一次，那是嘉靖初年的事，当时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如今吴淞江的修浚费用，不过只有当时的十分之二三罢了。这是因为海瑞清廉正直，不胡乱花钱，而且执法严厉。然而白茅塘不到二十年就再次淤塞了。这是因为海里的水都是浑浊的，潮水上涨时浑水涌入，潮水平静后停留一段时间才开始退去，浑浊的泥沙都沉淀在河底，河流怎么能不淤塞呢？夏言治理水患时，都从内原编制的淘河夫银中开支。如今不知道这笔钱被挪用到什么项目上花掉了？
江南自从发生倭寇之乱以来，用兵六七年，中间更换了几位总督，耗费的钱粮达数百万，然而却毫无用处。只有胡宗宪稍能建立功勋，比如擒获徐明山，劫掠麻叶，引诱汪直投降，都是他的计谋。他冒领钱粮虽然很多，但他的功劳又怎么能完全掩盖呢？当时像曹邦辅、任环等人，忠勇超人，但最终没有成就，正是因为他们气量狭小、吝惜费用，不能用人罢了。如今不能成功的人，一概置之不问，却唯独把办事的人置于死地，抄没他们的家产，那么此后谁还愿意为朝廷效力呢？这是政令刑罚失当啊。
沿海防守的地方，从吴淞开始。经过川沙、南汇、青村、柘林，向西到达金山卫的营堡，共有五处，中间所设置的士兵，虽然多少不同，大致每处五百名。五处总共二千五百名，也有稍多的地方，大约不超过三千名。每名士兵每月发给银八钱，那么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但是所招募的人都不是本地人，恐怕一旦有事，人们都会像瓦器一样瓦解，这是第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每次领取兵饷，吏胥和队长就在其中层层克扣，士兵得不到实际的好处，这是第二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士兵坐着吃兵饷，逐渐变得骄横懒惰，操练之余，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因而触犯法律，这是第三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常年春汛之后，五百士兵裁去一半，等到来年春天重新招募，这也是为了节省兵饷。然而每年新兵，训练武艺，本来就不容易，况且被裁去的人，向来骄横强悍，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其他变故，这是第四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如今海上没有警报，驻扎士兵在无用之地，而每年在秋粮中加派银数万，让百姓坐以待毙，这是第五个值得忧虑的地方。所以现在的计策，没有比屯田更好的了。我曾经计算过，每名士兵，给田二十亩，如果这里有士兵五千，应当买田一万亩。大致每年兵饷银五千，那么田价将够一半。如果不够，就用各项赃罚银购买补充，如果再不够，就用入官田补足。权衡轻重，那么所花费的少，所节省的多，一劳永逸了。所招募的士兵，都要本地人，凭里长开报。必须由海防府官与把总指挥共同挑选审阅，让他们夏秋务农，冬春讲武，这就是古人寓兵于农的意思。这样士兵都是本地人而且终年劳作，没有空闲游手好闲，就不会骄横强悍。各兵既然已经受田，每年到秋天也不必裁减，而百姓每年也节省加派银数万，是一举而五虑可以尽除，那么为什么不实行呢？以前袁泽门在任时，我偶然谈到这件事。泽门说：“我近日条陈八件事申报上司，已经批准实行五件，屯田是头一件。唯独不肯实行，不知为什么。”
●卷十五史十一
我最喜欢探寻前辈的旧事。因为他们立身的大节，像日星一样光明，人人都能说出来；唯独细小的事情，人们所忽视的，所以有时至于遗忘。然而贤者的一颦一笑，与人自然不同。曾经观看先儒，如司马光《涑水纪闻》，范镇《东斋日记》，邵伯温《闻见录》，朱弁《曲洧旧闻》，以及诸家小说，他们所记载的也是一时的细事。所以我对于前辈的饮食起居言谈举止，即使极其琐碎的，凡是遇到他们的子弟亲旧，必定仔细审问详细推敲，一定要得到真实情况。况且了解他们的小事，又不是贤者的责任。所以就我所听到的，随便记录一二罢了。
刘瑾专权时，邵宝先生与一位同官因公事去见他。这个人偶然失去了刘瑾的欢心，刘瑾大怒，用手将桌子震地一拍，邵宝不觉蹲倒，尿在了地上。邵宝刚出来，苏州的汤绍恩接着到来。刘瑾与汤绍恩最亲密，常以兄长称呼他。刘瑾下堂握着汤绍恩的手进入，指着地上的湿处对汤绍恩说：“这是你无锡邵宝撒的尿。”大概邵宝本是正人君子，只是南方人只有怯懦，一震之威竟然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宋史》记载杨亿大小便失禁的事，大概也有这种情况，然而杨亿也是正人君子。人们说刘瑾原本没有反叛的阴谋，仅凭这一件事，即使灭族也不过分。这件事听自王雅宜。
顾璘文名极盛，又处在都会之地，京城后进都来请教学业，与四方慕名而来的人，门外鞋子常满。先生喜欢设宴待客，每四五日就设一次宴，我时常在他的座上。先生每次设宴必定用乐，是教坊的乐工。用筝琶佐酒，有个小乐工名叫杨彬，颇为俊雅，先生很喜欢他，常对客人说：“蒋冕诗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的，正是这个孩子。”先生每次发起谈话，乐声就中断。谈话结束，乐声又起。议论英发，声音吐露如钟。每次发起端，听者倾座，真可谓一代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