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史九
问其人，但资性伶俐巧于进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学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夫铨综群才，使贤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务毕举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经术，养士气，使英贤辈出，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学事也。故此二者所关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势之所趋，虽贤者不能挽之也。
译询问那些被任用的人，只要资质聪明、善于钻营进取的，就推举他们担任吏部四司的官职。从前推举提学御史，必定推举有文名或者科举名次高的人来充任。现在不问人的才能，只要御史肯开口谈论道学，就点任为提学。统筹选拔各类人才，使贤能和愚笨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任用，安排官员职位从而使各项政务都能完成，这是吏部的事。能够通晓经术，培养士人的气节，使英才贤士接连出现，以供朝廷日后使用，这是提学的事。因此这两件事关系最为重大，如今却变成这样，是谁该承担这个罪责呢？也许是时势趋向如此，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不能挽回。
董幼海转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时，过吴门见访，余语之曰：当今第一急务，莫过于重守令之选，亦莫过于守令久任。盖守令亲民之官，故缙绅辈凡有志与朝廷干事与百姓造福者，独守令可行其志。若迁转太速，则自中才以下，一切怀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后庶乎民风士俗可以周知，今守令迁转不及三年，则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计矣。故虽极有志意之人，不复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复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则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选科道，当于部属中推举，不当径用新行取诸人。盖取到天下推官知县，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后，选其有风力者任科道，则在辇毂之下，与吏部声问相及，其人易知。且扬历中外，必老成练达，与新进骤至通显者不同。或者以为在京城则易于钻刺，恐长奔竞之风。人但知在京城者易于钻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钻刺尤易为力耶。况在内钻刺者显著而易张，在外钻刺者隐晦而难见。且往往由径路而进，骤至科道，上司虑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无所顾忌，于政体不无有妨。第三，吏部诸公当日与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须简要清通，何必插篱竖棘。今浇竞之徒，凡至吏部打关节者，岂相见时纳贿耶？尽是怀暮夜之金耳。则白书显然交接，有何不可？况与士大夫接见，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与之言论，或试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则长短亦可立见。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惨舒，其有益于朝廷政体者甚大，又何必以闭关谢客者为得耶？幼海深以为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转太仆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脏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脏，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脏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不思乱耳。
古称刑乱国用重典，故曰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国之初，当元季法度废弛，专用重典以肃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余年。当重熙累洽之后，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荡然无遗。苟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矣。则所谓纠之以猛，孔子岂好为苛刻者哉？
余历观前后郡县之政，大率慈仁与刚明者其得失常相半。盖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泽，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施设岂不截然可观？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撄其锋，鲜不摧折。然亦有误及善类者，则使人亦自难当。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刚明之政，然后为纯全之治，而可与龚黄卓鲁方驾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书》云：“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此皆古圣人之言，载之于经。又以二事相对待而言，正以见二者之均为未善，元无毫厘差别。今之士宦，若咈人以从欲者，世犹以为不是。至于磨棱姑息，侥幸以取一时之誉者，举世皆以为是，失圣人之意矣。
今之抚按先生，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脏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穀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几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於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孰有过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谱》与顾文僖公《傍秋亭杂记》，凡作吏于苏松而与有钱粮之责者，不可不人置一册于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由今日论之，吾松之士
译董幼海调任北京吏部主事。北上途中，经过吴门时来拜访我，我对他说：当今最紧迫的事务，没有比慎重选择地方长官更重要的，也没有比让地方长官长期任职更重要的。因为地方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所以士大夫中凡是立志为朝廷办事、为百姓造福的人，只有担任地方长官才能实现他们的志向。如果调动太快，那么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会产生敷衍塞责的念头。况且刚到地方，必须过上一两年，大概才能全面了解民风士俗，现在地方长官任职不到三年，这才刚了解地方事务，就已经打算离任了。所以即使是极有志向的人，也不再抱有政绩成功的希望，也往往自我挫败。等到新任长官到来，又是不了解地方情况，这样怎么能期望天下有善治呢？第二，考核选拔科道官员，应当在各部属官中推举，不应当直接任用新选拔的人。因为选拔天下的推官、知县，分配到各部担任郎署之职，过上一两年后，选拔其中有刚正风骨的人担任科道，那么在京城之下，与吏部的声望消息相通，这些人容易了解。而且他们经历内外任职，必定老成练达，与新进骤升至显要职位的人不同。有人可能认为在京城容易钻营请托，恐怕助长奔走竞逐的风气。人们只知道在京城的人容易钻营，却不知道在外地的人财力雄厚，他们钻营请托更加容易得逞。况且在京城钻营的人行为显著而容易张扬，在外地钻营的人行为隐晦而难以察觉。而且往往通过旁门左道晋升，骤然担任科道，上司顾虑他们这样，大加宽容，所以他们都放纵无忌，对政治体制不免有所妨害。第三，吏部的各位公卿应当每天与天下的士大夫接触。古人说：只需要简要清通，何必设置篱笆荆棘。现在那些投机钻营的人，凡是到吏部打通关节的，难道是在见面时行贿吗？都是怀揣着深夜送去的贿赂罢了。那么白天公开交往，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与士大夫见面，君子和小人本来就容易分辨。与他们交谈，或者用事情来试探，或者用情理来探求，那么他们的长短优劣也可以立刻显现。又因此可以全面了解天下地方的利害，百姓的疾苦安乐，这对朝廷政治体制的益处非常大，又何必以闭门谢客为得体呢？董幼海深以为然。可惜他在吏部任职不久，就转任太仆少卿离开了。
宋代特别重视对贪赃官吏的惩罚。看《宋史》中，某人犯贪赃罪，诏令在某处公开处死的记载，大概不止一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所以宋代自南渡之后，虽然偏安于浙江东部，每天有军费开支，仍然立国一百七十年。正是因为贪赃禁令严厉，百姓容易生活，不打算造反罢了。
古话说治理乱世国家要用重典，所以说刑罚随着世道的轻重来调整轻重是正确的。孔子说：“政令宽松就用严厉来纠正，政令严厉就用宽松来施行。宽松与严厉互相配合，政治因此和谐。”我们太祖建立国家之初，正值元朝末年法度废弛，专门使用重典来肃清天下，人们才开始顺从。现在太平已二百多年。在长期太平之后，士大夫一切实行姑息的政策，而祖宗的法度已经荡然无存。如果不使用重典来肃清，天下必定会陷入琐碎混乱而无法治理的地步。那么所谓用严厉来纠正，孔子难道是喜欢苛刻的人吗？
我纵观前后郡县的政治，大致慈仁与刚明的人，他们的得失常常各占一半。因为慈仁的人，爱护百姓，百姓家家蒙受恩泽，这正是管理百姓的第一善政。但是一切姑息，那么官吏就会趁机作恶，不免有冤屈压抑；而强暴的人放纵肆虐，侵侮小民，也有怨恨入骨而无法伸冤的人，那么包庇奸邪、养痈遗患，所造成的危害不小。如果是刚明的政治，那么奸邪之人畏惧威严，豪强收敛行迹，野外没有冤魂，监狱没有滞留的囚犯。他们的施政难道不是分明可观吗？然而当他们震怒之下，一旦触犯他们的锋芒，很少有不被摧折的。但也有误伤善良之人的情况，那么使人自己也难以承受。所以必须有慈仁之心，来施行刚明的政治，然后才是纯全的治理，可以与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比肩了。但这难道可以轻易说到的吗？
《尚书》说：“不要违背道义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欲望。”这都是古代圣人的话，记载在经典中。又把这两件事相对立来说，正是要表明两者都是不好的，完全没有毫厘差别。现在的士大夫，如果违背他人意愿来顺从自己欲望的，世人还认为不对。至于磨平棱角、姑息迁就，侥幸获取一时赞誉的人，举世都认为是正确的，这就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了。
现在的巡抚、按察使先生，有一项最美好且急需推行的政事，就是要将各项贪赃罚没的银两，督令各府县全部用来购买粮食。那些犯罪在徒刑、流刑以下的，允许他们用粮食赎罪。大致上上等县每年需要粮食一万石，下等县五千石，南直隶巡抚管辖下的县大约有一百个，那么每年就有粮食七十多万石。积累到三年，就有二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某个县有水旱灾害，就允许从无灾的县份通融借贷，等到来年丰收时补还。那么东南百姓可以避免流亡，而朝廷在财赋之地，永远没有南顾之忧了。善政之大，哪有超过这个的呢？
周文襄公的《年谱》与顾文僖公的《傍秋亭杂记》，凡是在苏松地区做官且负有征收钱粮责任的人，不可不每人置备一册放在身边。
《荀子》说：“士大夫众多则国家贫穷，工商众多则国家贫穷，没有制度数量度量则国家贫穷。”从今日来看，我们松江的士
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矣，民安得不贫哉？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亦未必可尽非。但海性既偏执，又不能询谋谘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骤，故遂至于偾事耳。
译士大夫和工商之徒不能说不多了，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呢？海瑞想要为他们制定数量标准，也未必完全不对。只是海瑞性情偏执，又不能咨询谋划，喜欢刚愎自用，而且变革过于急促，所以最终导致事情失败罢了。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又寡深识，动辄要煞癞，殊无士大夫之风耳。
海刚峰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文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
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更一二年不止，东南之事必有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
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后，复有辩本，疏中言今满朝皆妇人也。其言虽为切直，然岂可谓秦无人？夫卿相则雍雍，百僚则侃侃，古盛朝事也。岂有满朝之人，终日忿忿，为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国，固自有道。岂有既斥之妇，依栖门庭，但去寻闹？古无此事，亦是不识体耳。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小时见林小泉廷■〈木昂〉为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决。公余多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在门上伺候呈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伍钱，戏子既乐于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处处禁戏乐，百姓贫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缨，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自祖父以来，世代为粮长垂五十年。后见时事渐不佳，遂告脱此役，此髫龀时也。后余兄弟为博士弟子，郡县与监司诸公皆见赏识，此役遂不及矣。然尝忆得小时见先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公税八月中皆完，粮长归家平坐。至十月初又办新岁事矣。先府群每对人言，我家五十年当粮长，自脱役之后，绝足无一公差人到门者。盖以五十年内钱粮无升合亏欠也。此时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农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弦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奸伪日滋。公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虽缙神之家，差役沓至，征租索钱之吏，日夕在门。其小心畏慎者，职思其外，终岁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君子可以观变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后，渐有逋负之端矣。忆得是欧石冈变论田加耗之时也，先府君即曰：我当粮长时，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钱粮遂不清。第二年即复论粮加耗，而钱粮清纳如旧。夫下乡粮只五升，其极轻有三升者，正额五升，若加六则正耗总八升。今每亩加耗一斗，则是纳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额，其理已自不通。若上乡，譬如正额三斗加六，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今论亩加一斗，则是止纳四斗，已减八升。若是正额，四斗已减一斗四升矣。夫下乡增重，钱粮不清，亦自有说。若上乡减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盖周文襄巡抚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遂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待其相狎，则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作文襄年谱，所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盖不虚也。今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
译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刚愎自用也不软弱退让，真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但他只是有些疯癫，又缺乏深远的见识，动不动就要杀人，实在没有士大夫的风度。
海刚峰第一点是不懂得体统。既然担任巡抚，钱粮管理是他的职责，哪有到任之后，不询问文官田地和均平粮税的情况，不清查粮长里正侵吞税收的行为，却去管闲事的道理？
海刚峰的本意无非是为了百姓。为了百姓，也就是为了朝廷。然而他不知道，天下最容易动摇而难以安定的，就是人心。刁诈奸猾之徒，禁止他们尚且恐怕不能收敛，何况引导他们这样做呢？如今刁诈之徒得志，人们都争相效仿。以至于抛弃家业，空着街巷而出，数百人结成一伙，闯门索要财物，索要不遂，就肆意抢劫掠夺。我担心再过一两年不止，东南地区的事情必定会有可说的（严重后果）。幸好海公改任，这种风气稍息。但人心动摇，至今仍未安定。
海刚峰爱护百姓，只是养刁养恶了刁恶之人。如果善良百姓，即使让他们欺诈，他们尚且不肯，何况肯乘风生事呢？然而这种风气一起，士大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以待毙。这就是爱他们实际上却把他们推向死地，这能称为善政吗？
海老离开之后，又有辩本，奏疏中说现在满朝都是妇人。他的话虽然切直，但怎么能说秦地无人呢？卿相之间雍容和乐，百官之间侃侃而谈，这是古代盛世朝廷的情形。哪有满朝之人，整天忿忿不平，就能办好公家事务的呢？而且大臣离开朝廷，本来自有其道。哪有已经被斥退的妇人，依附门庭，只去寻衅闹事？古代没有这种事，也是不懂得体统罢了。
皇甫司勋子循曾经对我说：小时候看见林小泉廷昂担任太守的时候。小泉有大才，善于决断。公务之余有很多闲暇，好客，喜欢宴饮享乐。每天有一班戏子在门口伺候呈应，即使没有客人也如此。长洲、吴县两县轮流供给工食银五钱，戏子乐于侍候，百姓也不抱怨。现在处处禁止戏乐，百姓贫困日益严重，这不知是何缘故。我回答说：您世代簪缨，身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本来不足为奇。我是农家子弟，世代居住在东海之滨，那是僻远盐碱之地。自祖父以来，世代担任粮长将近五十年。后来看见时事渐渐不好，于是告退脱去此役，那是孩童时候。后来我兄弟成为博士弟子，郡县和监司各位公卿都赏识我们，此役便不再涉及了。然而曾经记得小时候看见先父担任粮长的时候，百姓都害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认识城市的人，有事就禀告粮长。粮长立即处理，人人称谢而去。公家税赋八月中都完成，粮长回家安坐。到了十月初又办理新年事务了。先父常对人讲，我家五十年担任粮长，自脱去此役之后，绝无一公差人到门。这是因为五十年内钱粮没有升合亏欠。此时百姓，十分之一在官府，十分之九在家，也家富人足。白天勤于农作，晚上安睡。我家自先祖以来就有戏剧。我们懂事之后，就聘请两位老师用经学训导，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练习箫鼓弦索。我小时候喜欢嬉戏，每次放学就去听。看见大人也闲适无事，喜欢招延文学之士，四方贤人每天到来，常设宴为乐，终年没有意外之忧。现在百姓十分之九在官府，十分之一在家，身上没有完好的衣服，腹中没有饱食，贫困日益严重，奸伪日益滋生。公家拖欠日益积累，每年以万计。即使是缙绅之家，差役接连到来，征租索钱的官吏，日夜在门。那些小心谨慎的人，职思其外，终年惴惴不安，睡觉也不安稳。这对于民情的休戚，世道的惨舒，君子可以观察变化了。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自正德十年以后，渐渐有拖欠的开端了。记得是欧石冈变更论田加耗的时候，先父就说：我担任粮长时，也曾有一年按照田地加耗，这一年钱粮就不清。第二年就恢复按照粮额加耗，而钱粮清纳如旧。乡下粮税只有五升，其中极轻的有三升，正额五升，如果加六则正耗总共八升。现在每亩加耗一斗，那就是纳一斗五升已经增加一半了。耗米反而多于正额，道理已经不通。如果上乡，譬如正额三斗加六，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现在按照亩加一斗，那就是只纳四斗，已经减少八升。如果是正额，四斗已经减少一斗四升了。乡下增重，钱粮不清，自有说法。如果上乡减去已多，而也每年不清，这不知是何缘故。大概周文襄巡抚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巷，随处询访。遇到一村朴实老农，就带他一起。卧于榻下，等他亲近，就咨询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所以定为按照粮额加耗的制度，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补贴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作文襄年谱，所谓遵循它就治理，扰乱它就混乱，大概不假。现在因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
府县若要钱粮起总，第一须禁粮里侵收。苟能搜访侵收之人，籍没其家产，从重问遣，则钱粮逐年起总矣。盖各里派征钱粮，譬如本户该征白银十两，但纳串二三两与粮里，收去银三四两，则粮里绝不敢至其家催办矣。其间刁猾之徒又皆观望，以此挟持粮里。粮里复不敢至其家催办，则钱粮何日得清？此皆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资此辈渔猎，或累年侵收，买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负日积。每岁以十数万计，其有告首在官者，但发老人查勘，夤缘买免，复不深究。则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闾阎无赖之徒，有用银二三十两买充公务粮长者。上亏国课，下残民命，此天地间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爱於此辈哉？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於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於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卷十四史十
夫量田必须先正经界，《孟子》之论井田亦曰正经界。先须令各区粮长踏勘，报出某区某图有田几丘。盖东西两乡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为一丘，每丘编作一号，逐丘画作图本。其尖斜凸出凹进之处，照地形画出攒册。一样二本送道，然后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发一本与丈量官，但总量一丘大数，不必逐片细量。夫总量一丘，则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丘之田，业户非止一人，虽最狡猾之徒，亦谁肯预先出银与众人买嘱耶？则亦可免作弊矣。然后将逐丘步口细数，一一填注送官，官府令善筭者筭其图。天字号一丘，田几百几十亩。地字号，田几百几十亩。逐丘既有总数，然后撮各丘之数为一图总。有图总，则撮各图之数为一区总。有区总，则撮各区之数为一县总。如是，我已执左契，而一县之田尽在我指掌间矣。然后责令各图里长聚集业户，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长有业户不到而朦胧量报者，许人告首，处以重罪，亦要取业户连名执结。夫既有一丘总在官后，须要合着总数。况业户公同在此，若让别人一步，则自家吃亏一步矣。岂有毫发之弊容于其间哉？余以为力省而功倍，不数月而定矣。
西乡之田，地低而水广，易于车戽。一丘之田有多至数百亩者，故虽包岸一步，而腹内之田尚多，亦不甚吃亏。若东乡之岸甚高，去水几一丈，田塍稍阔，则车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沟▯间之。若每边包岸一步，则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业之田能几何哉？其势断不可行。西乡之田甚得水利，每鱼断一节，常年包银有多至五六十两者。其寻常河港与人牵网，亦取利一二十两，今略不问及。而东乡之田岸下，略有茭芦即飞弓一步。夫些少茭芦，但可以供数日烧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实田起粮，如此冤苦，当何所控诉耶？况业户用钱者，则有茭芦者筭作无茭芦，便不飞弓。不用钱者，虽无茭芦筭作有茭芦，便要飞弓。小民无知，何从辨别？是自立名色自开孔隙，以与公正良民作骗局矣。东
译府县若要钱粮征收足额，第一必须禁止粮里侵吞多收。如果能搜查出侵吞多收的人，没收其家产，从重定罪发配，那么钱粮每年就能征收足额了。因为各里派征钱粮，比如本户该征白银十两，只缴纳二三两给粮里，粮里却收去三四两，那么粮里就绝不敢到其家中催办。其间刁钻狡猾之徒又都观望，以此挟制粮里。粮里再也不敢到其家中催办，那么钱粮何时能征清？这都是朝廷的血脉，百姓的脂膏。如今却只用来资助这类人渔利猎取，有的多年侵吞多收，买田造房，家道殷实富有，而拖欠的赋税日益积累。每年以十数万计，那些向官府告发的人，官府只派老人查勘，他们通过请托买通得以免罪，官府也不再深究。那么他们有什么畏惧而不侵吞多收呢？所以现在乡里无赖之徒，有用二三十两银子买充公务粮长的。对上亏空国家赋税，对下残害百姓性命，这是天地间的一大祸害。不知官府为何如此喜爱这类人呢？
我认为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一在官府服役，十分之九在田间耕作，这是因为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固定的职业。百姓安心于农耕，没有其他想法。官府也驱使他们从事农业，不加以烦扰。所以家家丰足，人们乐于务农。自从四五十年以来，赋税日益增加，徭役日益繁重，百姓生命难以承受，于是都改变了职业。昔日乡官的家人也不很多，如今离开农业去做乡官家人的，已比从前多了十倍。昔日官府中的人有限，如今离开农业而在官府中混饭吃的，比从前多了五倍。昔日从事工商业的人尚少，如今离开农业改行做工商的，比从前多了三倍。昔日原本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如今离开农业而游手好闲混饭吃的，又占了十分之二三。大抵以十分百姓来说，已有六七分离开了农业。至于太祖所编定的户口数目，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为十甲。每甲十户，那么一里总共一百户。如今逐渐损耗，所剩无几。所以各里因告病而有了重新编派里长的说法，那么应当在其中斟酌增减，通融商议处理，或者合并图甲也可以，或者由富贵者顶替也可以。如今一甲所剩不足四五户，又三四人共同担任一个里长，那么华亭一县，就没有不被役使的家庭，没有不在官府服役的人了。况且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限定期限，每处三个期限，一月总共十二个期限；那么空出一里的人，在道路上奔走络绎不绝，谁还有种田的人呢？我担心田地最终荒芜，百姓不再定居，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能不为此寒心吗？
●卷十四史十
丈量田地必须先整顿田界，《孟子》论述井田制也说要先整顿田界。首先必须命令各区粮长踏勘，报出某区某图有多少丘田。因为东西两乡的田地都有界水，以界水所限定的为一丘，每丘编作一个号码，逐丘绘制成图本。那些尖斜、凸出、凹进的地方，按照地形画入总册。一式两份送交道台，然后派官丈量。留一份在道台处，发一份给丈量官，只总量一丘的大数，不必逐片细量。因为总量一丘，那么官府既省力，也容易明白。况且一丘的田地，业主不止一人，即使最狡猾的人，又有谁肯预先出银两与众人买通呢？那么也可以避免作弊了。然后将逐丘的步口细数，一一填注送交官府，官府命令善于计算的人计算其图。天字号一丘，田几百几十亩。地字号，田几百几十亩。逐丘既有总数，然后汇总各丘的数为一图的总数。有了图的总数，就汇总各图的数为一区的总数。有了区的总数，就汇总各区的数为一县的总数。这样，我就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而一县的田地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了。然后责令各图里长聚集业主，共同监督丈量。一人不到，就不作数。如果里长有业主不到而隐瞒虚报的，允许人告发，处以重罪，也要取业主联名具结保证。既然一丘的总数已在官府手中，必须与总数相符。况且业主共同在此，如果让别人占一步便宜，那么自家就吃亏一步。哪有丝毫的弊端容于其间呢？我认为这样省力而功效加倍，不几个月就能定下来了。
西乡的田地，地势低而水面广，易于车水灌溉。一丘的田地有多达数百亩的，所以即使包岸一步，而内部的田地尚多，也不甚吃亏。如果东乡的岸很高，离水面几乎一丈，田埂稍宽，那么车水不行，所以相隔七八丈，就有一条沟渠间隔。如果每边包岸一步，那么减去一丈二尺，所剩的只有十分之六七了。得到的田地能有多少呢？这种办法断然不可行。西乡的田地很得水利，每鱼断一节，常年包银有多达五六十两的。那些寻常河港与人牵网，也取利一二十两，如今略不过问。而东乡的田地岸边，略有茭芦就飞弓一步。那些少量的茭芦，只可以供数日烧柴而已。有什么利息而便当作实田征收赋税，如此冤苦，当向何处控诉呢？况且业主用钱的人，有茭芦的算作无茭芦，便不飞弓。不用钱的人，虽无茭芦算作有茭芦，便要飞弓。小民无知，从何辨别？这是自立名目自开漏洞，以与公正良民作骗局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