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考文
初唐诗“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林”，今人皆误作“酒近”，盖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专以字之虚实死活作眼目，岂容以死字对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诗意，近字终无意义，必为酒递无疑。
《张王屋集》《唐雅徐贤妃》诗“井上夭桃偷面色，檐前嫩柳觉身轻”，余曰“觉”字定误，当是“学”字，盖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犹学其身轻，始有意味。若“觉”字则索然矣。王屋曰是，遂刻作学字。
廋辞，隐语也，世遂讹为“庾辞”。张王屋一日言，《汉书》中云“廋死狱中”，余曰：非“庾死”，乃“廋死”也。《论语》云“人焉廋哉”。人焉瘦哉，《说文》：廋字从广义，从叟声也。如庇庥庋庀之类，皆从广，乃覆蔽隐匿之意，廋死，言人死于狱中，覆蔽隐匿，人莫明其状也。但因庚廋字最相近，叟字臼字笔稍连，中间转笔稍直，便成庾字矣。故此二字易于讹舛。今书籍中甚多，聊为正之。
杨升庵云：《史记》叟死狱中注：不明庾义。按《说文》，束缚捽抴为臾。臾廋古字通也。然臾庾字通，未知何本，恐亦杜撰语也。
祝枝山野记，以对太祖，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为刑部郎袁凯语。太祖含怒，口诵此语不止，已而叱凯退。凯知不免，遂佯狂以脱死。又云：某御史，松江人，诈称青盲。其妇与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履错然有声。御史已了了，伪问妇何声。妇曰：“猫儿跳下楼耳。”后居乡，目稍稍称愈。一日与妇竞，妇喧辨。御史曰：“记得猫儿跳下楼否？”妇悟，遂自尽。盖袁凯仕太祖朝为御史，其对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凯也。松江不曾别有御史诈盲事，亦不闻有妻自尽者。而野记误以凯为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别处人事剿入松江某御史下。盖因袁凯事相类，遂牵联误书耳。松江去苏不远，且郡志亦详载。枝山何不考索而讹舛至此？乃知记载是一大难事。一有差误，遂使人受千载不白之谤矣。是岂可以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则亦是传闻疑似之言。岂可遽以为实而书之简册耶？枝山谬妄甚矣。
逸诗之散见经传者，附载于后。
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淑慎尔止，无载尔伪。
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
礼义之不愆，何惜于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青青之麦，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擫其赡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鱼。未有室家，我将安居。
逸诗之有其名而其文不传者，《茅鸱》，《河水》，辔之柔矣。
《论语》亦有《逸篇》，东坡云：“舜不作六器，谁知贵药璠”，注：玙璠，鲁国之宝玉也。《逸论语》载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肤胜。”此亦不似后人语。
《谈苑醍醐》云：《史记》言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青云之士，谓圣贤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则伯夷颜渊是也。后世谓登仕为青云，谬矣。试引数条以证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贤人隐。《续逸民传》：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岁，见葛洪方书便有养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为远矣。孔稚圭隐居多构山泉，后阳王往游之。圭
译起初，唐诗中有“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林”之句，今人皆误作“酒近”。大概是因为“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代人的律诗非常工整，专门以字的虚实死活作为着眼点，哪里容许用死字去对活字？况且“南山送酒”原本是诗意，用“近”字终究没有意义，必定是“酒递”无疑。
《张王屋集》中《唐雅徐贤妃》诗有“井上夭桃偷面色，檐前嫩柳觉身轻”之句，我说“觉”字一定错了，应当是“学”字。因为夭桃尚且偷取人的面色，嫩柳还学着人的身轻，这才有意蕴。如果用“觉”字就索然无味了。张王屋说是，于是刻本作“学”字。
“廋辞”即隐语，世人于是讹传为“庾辞”。张王屋有一天说，《汉书》中有“廋死狱中”一句，我说：不是“庾死”，而是“廋死”。《论语》说“人焉廋哉”。人哪里能隐藏呢？《说文解字》：廋字从广字头，叟声。像庇、庥、庋、庀这类字，都从广字头，都有覆盖遮蔽隐藏的意思。“廋死”，是说人死在狱中，被覆盖遮蔽隐藏，人们不明白他死的情形。但因为“庚”和“廋”字形最相近，“叟”字的“臼”部笔画稍连，中间转笔稍直，便成了“庾”字。所以这两个字容易讹误。现在书籍中这种情况很多，姑且加以纠正。
杨升庵说：《史记》“叟死狱中”的注解说：不明白“庾”字的意义。查《说文解字》，束缚捽抴叫做“臾”。“臾”和“廋”古字通用。然而“臾”和“庾”字通用，不知道依据什么，恐怕也是杜撰的话吧。
祝枝山《野记》记载，有人对太祖说：“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这是刑部郎中袁凯的话。太祖含着怒气，口中不断诵读这句话，过了一会儿呵斥袁凯退下。袁凯知道难免一死，于是假装疯癫得以脱险。又说：某位御史，是松江人，假装青盲（眼瞎）。他的妻子与同住的校尉私通，校尉进入房间，脚步错乱发出声响。御史其实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假装问妻子什么声音。妻子说：“是猫儿跳下楼罢了。”后来住在乡下，眼睛渐渐号称痊愈。一天与妻子争吵，妻子喧哗辩解。御史说：“还记得猫儿跳下楼的事吗？”妻子醒悟，于是自尽。原来袁凯在太祖朝做御史，他对太祖说“法之正、心之慈”的，正是袁凯。松江不曾另有御史诈盲的事，也没听说有妻子自尽的。而《野记》误把袁凯当作刑部郎中，不说他是松江人，却把别处人的事混入松江某御史名下。大概因为袁凯的事相似，于是牵连误写。松江离苏州不远，而且郡志也详细记载。祝枝山为什么不考证而讹误到这种地步？这才知道记载是一件很难的事。一旦有差错，就使人遭受千载不白的诽谤。这难道可以轻视吗？况且只说某御史，那也是传闻疑似的话。怎么可以匆忙当作事实而写在简册上呢？祝枝山谬误妄言太严重了。
散见于经传中的逸诗，附载在后面。
我无所借鉴，夏后和商朝，因为动乱的原因，百姓最终流亡。
你要善良谨慎地保持你的仪态，不要承载你的虚伪。
高高耸立的车乘，拿着弓来招引我。难道不想去吗？害怕我的朋友。
等待黄河水清，人寿几何。
虽然有丝麻，不要抛弃菅蒯。虽然有姬姜（美女），不要抛弃憔悴之人。凡是各位君子，没有不替代匮乏的。
周朝的大道挺立，我的心封闭着。讲论政事不顺利，聚集人来决定。
礼义没有违背，何必吝惜别人的言论。
周穆王想要放纵他的心意，周游天下，将要使天下都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来制止君王的心，《诗》说：“祈招的安详，彰显美好的德行。思念我王的法度，像玉一样，像金一样。衡量民力，而没有醉饱之心。”
青青的麦子，生长在陵坡上。活着不布施，死后为何含珠。为了接续鬓发、按压额头，而用金椎控制他的脸颊。慢慢分开他的脸颊，不要伤到口中的珠子。
绵绵的葛藤，生长在旷野。良工得到它，做成细葛布。良工得不到它，枯死在野外。
浩浩的水，育育的鱼。没有家室，我将安居何处。
有名字但文章不传的逸诗，《茅鸱》，《河水》，辔之柔矣。
《论语》也有《逸篇》，苏东坡说：“舜不作六器，谁知贵药璠”，注：玙璠，是鲁国的宝玉。《逸论语》记载孔子说：“美啊玙璠，远望它光彩焕发，近看它色泽温润。一是纹理胜过，一是表皮胜过。”这也不像后人的话。
《谈苑醍醐》说：《史记》说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夫子的称赞而名声更加显扬。颜渊虽然笃志好学，依附骥尾而行迹更加显著。里巷之人想要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如果不依附青云之士，怎么能流传于后世呢？青云之士，是指圣贤立言垂世的人，孔子就是。依附青云的，伯夷颜渊就是。后世把登仕途称为青云，错了。试引几条来证明。《京房易占》说：青云所覆盖的地方，下面有贤人隐居。《续逸民传》：嵇康早有青云之志。《南史》：陶弘景四五岁时，看到葛洪的方书就有养生之志，说仰视青云、目睹白日，不算遥远了。孔稚圭隐居时多构筑山泉，后来阳王去游览。圭
曰：“足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耶？”钧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沧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雲。”袁彖赠隐士庾易诗曰：白日清明，青雲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阮籍诗“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施”。合而观之，青雲岂仕进之谓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诗中，遂误，至今不改。援引精博，其论最当。但所谓青雲者，盖言其人品之高，如所谓志意薄天雲者是也。而谓即《论语》视富贵如浮雲之旨，则又失之远矣。盖青雲言其高，浮雲言其薄，何得据以为证耶？
译说：“您身处朱门、游历紫闼，难道能与隐士交往吗？”钧回答说：“身虽在朱门，心却游于沧海；形虽入紫闼，意却在青云。”袁彖赠给隐士庾易的诗说：“白日清明，青云辽亮。过去听说巢父、许由，如今看见台尚。”阮籍的诗说：“身抗于青云之中，罗网谁能施加？”综合来看，青云难道是仕途进身的意思吗？自从宋人在登科诗中用“青云”一词，于是产生误解，至今没有改正。引证精当广博，他的论述最为恰当。但所谓青云，大概是说人品高尚，就像所说的志向意志薄及天云那样。如果说这就是《论语》中把富贵看作浮云的意思，那就差得太远了。因为青云说的是高，浮云说的是薄，怎么能拿它作为证据呢？
杨升庵《丹铅馀录》云：刘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极经世》全用之。《孝经纬》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皇极经世》以《易》、《诗》、《书》、《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谓升庵精博，近世罕见其俪，然亦有好奇过于穿凿处。夫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者，盖以子夏有文学，故以《春秋》属之。曾子纯孝，故以《孝经》属之耳。苟如升庵之论，则是以参、商为二星，而以《春秋》、《孝经》分属之，失之远矣。
《丹铅余录》辨寒鳖不当作炮字，甚是。但不当云韩国馔用此法。古字韩与寒通，或音同而误用耳。盖脍臇炙皆言烹饪，不容寒独称地，当是鳖与鸡皆性寒易冻，如今人言冻鳖鸡冻是也。若云韩鳖犹可通，以鸡寒为鸡韩可乎？又岂一时秦楚齐赵魏皆不善馔，独韩国能馔鳖又能馔鸡耶？盖因《文选》五臣注中，旧有此说，升庵误信之也。
《丹铅馀录》云：温泉所在，必白矾丹砂硫黄三物为之根，乃蒸为暖流耳。夫丹砂硫黄二物性热，故发为温泉是也。若白矾本凉物，温泉中安得有矾耶？必是礜石，其性最热。昔王粲从魏武北征，升岭眺望，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热气蒸出，致卉草燋灭。”即令凿看，果得墓，有石满茔。《博物志》：鹤，水鸟也，伏卵时数入水。卵冷，取署石围绕卵以助暖气。盛弘之《荆州记》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礜石。每严冬，其上不停霜雪。又《述征记》曰：洛水底有礜石，故上无冰。许氏《说文》收“礜”字，注曰：毒石也，出汉中，则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须炼熟，此人误服生者耳，则蒸为暖流者，必礜石无疑。
《丹铅余录》：《左传》注引《司马法》曰：产城者攻其所产。训产城为诸侯之僭侈，取名于产，若生子而渐长大之义。余谓此义亦未为得。盖本文云：攻其所产，如其城以稻梁为利，则刈其稻梁；以麻枲为利，则残其麻枲；以水泽为利，则竭其泽；以山木为利，则童其山之类。此者敌国所利，故攻之也。其义甚明，何必过为穿凿哉？升庵如此类尚多。余于《丹铅总录》皆标出，后失去此书，今不复能省忆矣。
《丹铅馀录》言：今人家称出水窦曰央沟，引《荀子》入其央渎为证。又《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为羊沟。升庵云：羊沟者，不知何解。余闻羊沟者，羊善触，恐其毁墙，作沟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沟为阳沟，暗沟为阴沟。
杨升庵云：白乐天《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此瑟瑟是珍宝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为赏音。而陈晦伯以“瑟瑟谷中风”正之。夫诗人吟讽，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刘自言声，又岂相妨，而必泥以萧瑟之瑟字耶？杨又引白“一道残阳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证之，尤为妙绝。
唐明皇《剑门诗》，诸选诗与本集有之，岂升庵俱未之见，而乃得之于剑门石壁上耶。
《郑弘传》等五伦事，本是云母屏风，升庵以为“云岳”，是何等语？陈晦伯正之，甚当。
《咏怀诗》“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颜延之以为赵飞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时，赵是成帝时，二人原不同时，此大谬妄。必以为赵季李平，亦未为是。盖诗人托兴寓言，或咸阳偶有此二家，贵富豪举，如金张程郑之辈与之过从耳。岂有游咸阳而经过阳翟之赵李耶？必求其人则凿矣。
升庵云：刘表善书，引董北苑语，此大谬。陈晦伯据书断刘德升为是。
《谈苑醍醐》云：《三国典略》曰，萧明与王僧辨书。凡诸部曲，并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台之仗。唐王勃《滕王阁序》“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正用此事。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岂非间世奇才
译杨慎《丹铅馀录》说：刘歆说“三皇象征春天，五帝象征夏天，三王象征秋天，五霸象征冬天。”邵雍《皇极经世》完全采用了这一说法。《孝经纬》引用孔子的话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将《春秋》归属于商星，《孝经》归属于参星，《皇极经世》将《易》、《诗》、《书》、《春秋》分别对应春、夏、秋、冬，也是有其渊源依据的。我认为杨慎学识精深广博，近世罕见其匹敌者，但也有好奇而过于牵强附会的地方。孔子将《春秋》归属于商星，《孝经》归属于参星，大概是因为子夏擅长文学，所以将《春秋》归属于他；曾子以纯孝著称，所以将《孝经》归属于他罢了。如果像杨慎所说，那就是把参、商当作两颗星，而将《春秋》、《孝经》分别归属于它们，这就大错特错了。
《丹铅馀录》辨析“寒鳖”不应写作“炮”字，非常正确。但不该说韩国饮食使用这种方法。古字“韩”与“寒”通用，或许是音同而误用罢了。因为脍、臇、炙都是指烹饪，不能唯独“寒”指地名，应当是鳖和鸡都性寒容易冻僵，就像现在人说的冻鳖、冻鸡一样。如果说韩鳖还可以讲得通，那把鸡寒说成鸡韩可以吗？又难道一时秦、楚、齐、赵、魏都不擅长烹饪，唯独韩国擅长烹饪鳖和鸡吗？大概是因为《文选》五臣注中，原本就有这种说法，杨慎误信了它。
《丹铅馀录》说：温泉所在之处，必定以白矾、丹砂、硫黄三物为根源，才蒸腾为暖流。丹砂、硫黄二物性质热，所以发为温泉是对的。如果白矾本是凉性之物，温泉中怎么会有矾呢？必定是礜石，它的性质最热。从前王粲跟随曹操北征，登上山岭眺望，看见一座山冈不长百草。王粲说：“这一定是古墓。这个人在世时服用生礜石，死后热气蒸腾而出，导致花草枯焦灭绝。”随即让人挖掘查看，果然得到一座墓，墓中满是石头。《博物志》记载：鹤是水鸟，孵卵时多次进入水中。卵冷了，就取署石围绕卵以助暖。盛弘之《荆州记》说：麓山有精舍，舍旁有礜石。每逢严冬，上面不积霜雪。又《述征记》说：洛水底有礜石，所以水面不结冰。许慎《说文解字》收录“礜”字，注释说：毒石，出产于汉中，可知这种石头是炼制金丹所用的，但必须炼熟，这个人误服了生的礜石罢了，那么蒸腾为暖流的，必定是礜石无疑。
《丹铅馀录》：《左传》注引用《司马法》说：产城者攻其所产。解释产城为诸侯的僭越奢侈，取名于产，如同生子而逐渐长大的意思。我认为这个解释也未得当。因为原文说：攻其所产，如果那座城以稻梁为利，就割毁它的稻梁；以麻枲为利，就残害它的麻枲；以水泽为利，就竭尽其泽；以山木为利，就砍光它的山林之类。这些是敌国所赖以获利的，所以攻击它。意思非常明显，何必过分牵强附会呢？杨慎这类情况还很多。我在《丹铅总录》中都标出了，后来丢失了这本书，现在不能再回忆起来了。
《丹铅馀录》说：如今人家称出水窦为央沟，引用《荀子》“入其央渎”作为证据。又《太平御览》引用《庄子逸篇》为羊沟。杨慎说：羊沟，不知怎么解释。我听说羊沟，是因为羊善于顶撞，恐怕它毁坏墙壁，挖沟限制它，所以叫羊沟。现在世俗人又把明沟称为阳沟，暗沟称为阴沟。
杨慎说：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这瑟瑟是珍宝名，颜色碧绿，所以借指碧字，最懂欣赏音律。而陈晦伯用“瑟瑟谷中风”来纠正。诗人吟咏讽诵，用意不同，白居易说的是颜色，刘禹锡说的是声音，又哪里互相妨碍，而一定要拘泥于萧瑟的瑟字呢？杨慎又引用白居易“一道残阳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来证明，尤为妙绝。
唐明皇《剑门诗》，各种选本诗和他的本集都有，难道杨慎都没见到，却从剑门石壁上得到吗。
《郑弘传》等五伦事，本来是云母屏风，杨慎以为是“云岳”，这是什么话？陈晦伯纠正他，非常恰当。
《咏怀诗》“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颜延之认为是赵飞燕和李夫人。李夫人是武帝时人，赵飞燕是成帝时人，两人原本不同时，这是大错特错。必定认为是赵季和李平，也未为是。因为诗人托兴寓言，或许咸阳偶然有这两家，富贵豪举，像金张程郑之类的人与他们交往罢了。哪有游咸阳而经过阳翟的赵李呢？必定要寻求其人则牵强附会了。
杨慎说：刘表擅长书法，引用董北苑的话，这是大错。陈晦伯根据《书断》认为刘德升是对的。
《谈苑醍醐》说：《三国典略》说，萧明给王僧辨写信。凡是各部队，都让他们招携，奔赴投奔军队，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是武库的兵器。龙甲犀渠，都是云台的仪仗。唐王勃《滕王阁序》“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正是用这件事。以十四岁的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老儒还不能知道它的出处，难道不是间世奇才吗
？杜子美韩退之极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为子安才虽美丽，然亦时代不同。盖古人学文之家，此等书皆从幼诵习。今之学者，读《四书》本经之外，要读性理纲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于古耳。岂独学者之过哉？
译杜甫、韩愈极力推崇信服，确实是有原因的。我认为王勃的才华虽然华美，但也是时代不同。大抵古人学习文章的人，这类书籍都是从幼年就开始诵读学习的。现在的读书人，除了阅读《四书》和经书之外，还要研读性理之学和《纲目》，哪里有空闲顾及这些呢？这也是因为上层的表率不如古人罢了。难道仅仅是读书人的过错吗？
《南园漫录》云：《史记》于项羽为本纪，最见其据实立名。观鸿门之宴，羽东向，范增南向，汉高北向坐，张良西向立。一时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处而众亦尊以为君可见矣。故《史记》据实而为本纪。至班固始改为《列传》，盖太史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既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共和为政，纪亦不废。项既亡秦而立楚怀王，杀义帝，杀卿子冠军，分王诸侯，皆羽主之。则安得不为羽立本纪耶？若班固作《汉书》，所纪之历，皆属汉矣。而项羽之事，但载纪耳，则自当作传。安得谓班固为好谀曲笔耶？南园之无识甚矣。
陆玩拜侍中语：史册与小说俱载，而升庵以为陆抗，何舛错至此？
升庵云：雨未尝有香，而李贺诗“依微香雨青氤氲”，元微之诗“雨香云淡觉微和”。云未尝有香，而卢象诗“云气香流水”，传称臭味，盖言气味也。气可以言臭，独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经》云“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尘之一，故鼻之所触即谓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阵气味，此非雨香而何？升庵善吟，独不求作者之意耶。陈晦伯引《拾遗记》，亦太凿。
梁简文诗谶“雪花无有带”，带与帝同音，无带是谶无帝也。陈晦伯以为无弟，误。
陈晦伯正升庵刘晌旧《唐书》误作刘饷，此必传刻之误耳。升庵未必讹舛至此。
冯少洲编《风雅逸篇》载古谚一卷，集刘梅谷、杨升庵、张鄮西诸公所辑而增益之。自谓极备，然如古里语云“斫檀不谤得槃迷，槃迷尚可得驳马”，又谚云“上山斫檀，榽橀先殚”，此二条殊为古雅，然而不载。此见《十三经注疏》中，注疏中如此类尚多，恨不得尽数拈出，以补少洲之缺耳。
冯少洲《风雅逸篇》，尝托余删定。其所载道门一卷，皆取之《真诰》与《云笈七签》等书。盖佛经诸偈，皆出六朝人之手，犹有可观。道家诸书，皆张君房辈所纂，乃科书之类，极为芜陋，一无足取者。如何一概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郑淡泉古言说，“孔庙十哲，当黜冉求宰我。而进有若公西赤，此所谓理会科斗时事，坐无尼父，焉别颜回”。自古相传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若此哉？史鱼蘧伯玉亦不必妄生优劣。
古言说：尧、舜非生如安行，惟太昊、炎帝、黄帝可以当之。前古圣人，岂得以分两求之哉？
古言说：原始反终一条，与无极太极同意。所谓一起一结，此不知何谓。又以至诚至圣分外德内道，亦是支离学问。
《木瓜诗》所谓木瓜、木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而淡泉以为今人有以木为果者，酒榼中常用之。岂江西人所谓木荔枝耶？凿矣。
郑淡泉以世言娄江、东江、松江为三江者，非是。盖以为江，必源泉所注，积为巨川，而吴地三江至小，不足为江故也。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谓之江。郑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顾经书之文义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嶓冢之江、豫章之江为三江，不知此三江与震泽有何相关。而《经》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耶”。盖震泽受江南七郡之水，若无三江泄之，必至于泛溢为害，故禹凿三大川导之入海。而震泽始定矣。其义甚显著，郑复何疑而妄立意见。
《今言》中载列圣陵寝名号：
太祖孝陵，太宗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
《今言》中初载诸陵历历明白可考，则是北狩者裕陵也。至后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位遥尊茂陵为太上皇，则以北狩者为宪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黄毅所《希宪》巡下江，刻《五经集注》于苏州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将何处本作式。写完即刻，全不校勘，讹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书初学习读
译《南园漫录》说：《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最能体现其依据事实确立名分的做法。看鸿门宴上，项羽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汉高祖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站立。当时分封王侯，项羽以君主自居，众人也尊奉他为君主，由此可见。所以《史记》依据事实将项羽列入本纪。到了班固才改为《列传》，大概是因为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并非尊崇他。所谓“纪”，就是贯通历法的纪年。如果不为项羽立本纪，那么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未得天下之前的这几年，历法应当归属谁呢？大概设立本纪是为了贯通历法，并非专为项羽，共和行政时期，本纪也没有废止。项羽灭秦后立楚怀王，杀义帝，杀卿子冠军，分封诸侯，都是由项羽主导。那么怎么能不为项羽立本纪呢？如果班固作《汉书》，所记载的历法都属于汉朝了。而项羽的事迹，只是记载在纪中，那么自然应当作传。怎么能说班固是阿谀奉承、曲笔呢？南园见识浅陋极了。
陆玩拜为侍中的话语：史册与小说都记载，而杨慎认为是陆抗，为何错乱到这种地步？
杨慎说：雨本来没有香气，而李贺诗“依微香雨青氤氲”，元稹诗“雨香云淡觉微和”。云本来没有香气，而卢象诗“云气香流水”，传记中说臭味，大概是说气味。气可以说臭，难道不能说香吗？所以《心经》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尘之一，所以鼻所接触的就叫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阵气味，这难道不是雨的香气吗？杨慎善于吟诗，难道不探求作者的本意吗？陈晦伯引用《拾遗记》，也太牵强附会。
梁简文帝诗谶“雪花无有带”，带与帝同音，无带是谶言无帝。陈晦伯认为是无弟，错了。
陈晦伯纠正杨慎将刘晌旧《唐书》误作刘饷，这一定是传刻的错误。杨慎未必错乱到这种地步。
冯少洲编《风雅逸篇》载古谚一卷，汇集刘梅谷、杨升庵、张鄮西等人所辑而增益。自认为极完备，然而如古里语说“斫檀不谤得槃迷，槃迷尚可得驳马”，又谚语说“上山斫檀，榽橀先殚”，这两条特别古雅，却没有记载。这些见于《十三经注疏》中，注疏中此类尚多，恨不得全部拈出，以补冯少洲的缺漏。
冯少洲《风雅逸篇》，曾托付我删定。其所载道门一卷，都取自《真诰》与《云笈七签》等书。大概佛经诸偈，都出于六朝人之手，还有可观之处。道家诸书，都是张君房等人所纂，属于科书之类，极为芜杂鄙陋，一无可取。为何一概混入，我都删去，现在十不存一了。
郑淡泉古言说：“孔庙十哲，应当黜退冉求、宰我。而进用有若、公西赤，这就是所谓理会科斗时事，坐无尼父，焉别颜回”。自古相传如此，保留它可以。何必如此计较呢？史鱼、蘧伯玉也不必妄生优劣。
古言说：尧、舜并非生来就能安行，只有太昊、炎帝、黄帝可以当之。前古圣人，难道能用分量来衡量吗？
古言说：原始反终一条，与无极太极同意。所谓一起一结，这不知是什么意思。又以至诚至圣分外德内道，也是支离的学问。
《木瓜诗》所谓木瓜、木桃、木李，只是说投掷的东西微薄罢了。而郑淡泉认为是今人有以木为果者，酒榼中常用之。难道是江西人所说的木荔枝吗？牵强附会了。
郑淡泉认为世人所说的娄江、东江、松江为三江，不对。大概认为叫江，必须是源泉所注，积为巨川，而吴地三江太小，不足以称为江。殊不知凡水入海的，通称为江。郑淡泉只想计较水的大小，而不顾经书的文义吗？如果一定要以岷山之江、嶓冢之江、豫章之江为三江，不知道这三江与震泽有何相关。而《经》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大概震泽接受江南七郡之水，如果没有三江排泄，必然泛滥成灾，所以禹凿三大川导之入海。而震泽才安定。其义很显著，郑淡泉又何必怀疑而妄立意见。
《今言》中记载列圣陵寝名号：
太祖孝陵，太宗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
《今言》中起初记载诸陵历历明白可考，那么北狩的是裕陵。后来又说八月茂陵北狩，又说郕王即位遥尊茂陵为太上皇，那么以北狩者为宪宗吗，不应该错乱到这种地步。
近日黄毅所《希宪》巡下江，在苏州府刻《五经集注》，最是盛事。但不知委托何人，以何处本为式。写完即刻，全不校勘，讹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书初学习读
，所关最重。况他日转相传讹，日甚一日，则于经书亦大有害，不似他书无大干系也。不知何故鲁莽如此。
译所关系最为重大。况且日后辗转相传，错误日益增多，那么对经书也会有很大的损害，不像其他书籍那样没有太大关系。不知为何如此鲁莽。
《说文》：凡禾之属皆从禾，独稽首“稽”字不从禾。盖篆文禾字头皆左转，独稽字旁头右转。
《说文》：凡心之属皆从心，独博与协字从十。今世人写博协皆从心，是不知六书之故也。
●卷三十七词曲
昔师旷吹律而知南风之不竞。有人弹琴，见螳螂向鸣蝉，欲其得之也。蔡中郎闻其音而知有杀心。隋炀帝将幸江都，作《翻调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怀太子作《宝庆曲》，李嗣真闻而知太子废。古之审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盖因小时喜听曲，中年病废，教童子习唱，遂能解其音调知其节拍而已。魏文帝善哉行内云，知音识曲，善为乐方，或庶几焉耳。兹以论词曲之语，附载于篇末。
古乐之亡久矣，虽音律亦不传。今所存者惟词曲，亦只是淫哇之声，但不可废耳。盖当天地剖判之初，气机一动，即有元声。凡宣八风，鼓万籁，皆是物也。故乐九变而天神降地祗出，则亦岂细故哉。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佛经亦曰：以我所证，音声为上。今佛家梵呗，如念真言之类，必和其音者。盖以和召和，用通灵气也。正声之亡，今已无可柰何。但词家所谓九宫十二则以统诸曲者，存之以待审音者出，或者为告朔之饩羊欤。
杨升庵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气韵调平。东南土气偏诐，故不能感动木石，斯诚公言也。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圈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变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成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今二家之辞，即譬之李杜，若谓李杜之诗为不工固不可。苟以为诗必以李杜为极致，亦岂然哉。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既不喜，则习者亦渐少。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余家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文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书，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苟诗家独取李杜，则沈宋王孟韦柳元白，将尽废之耶。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郑德辉杂剧，太和正音谱所载总十八本。然入弦索者，惟《■〈亻刍〉梅香》、《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时曲，此等杂剧古词皆不传习。三本中独《■〈亻刍〉梅香》头一折“点绛唇”尚有人会唱，至第二折“惊飞幽鸟”，与《倩女离魂》内“人去阳台”，《王粲登楼》内“尘满征衣”，人久不闻，不知弦索中有此曲矣。
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至如《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是岂作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
郑德辉所作情词，亦自与人不同。如《■〈亻刍〉梅香》头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单诉你飘零。却不道窗儿外，更有个人孤另。六么序，却原来群花弄影，将我来諕一惊”，此语何等蕴藉有趣。大石调“初问口”内“又不曾荐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夜偷期，不记朝闻道”，“好观音”内“上覆你箇气咽声丝张京兆，本待要填还你枕剩衾薄。”语不着相，情意独
译《说文解字》说：凡是与禾相关的字都从“禾”部，唯独“稽首”的“稽”字不从“禾”。大概是因为篆书中的“禾”字头都向左转，唯独“稽”字旁的头向右转。
《说文解字》说：凡是与心相关的字都从“心”部，唯独“博”与“协”字从“十”部。现在世人写“博”和“协”都从“心”，这是不懂得六书的缘故啊。
●卷三十七 词曲
从前师旷吹律管，知道南风不强劲。有人弹琴，看见螳螂对着鸣蝉，希望它能捉到蝉。蔡邕听到琴音，知道其中有杀心。隋炀帝将要前往江都，创作了《翻调安公子曲》，王令言知道他不能返回。唐章怀太子创作了《宝庆曲》，李嗣真听到后知道太子将被废黜。古代精通音律的人，其神妙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世上的律法已经失传，我怎么能知道呢？大概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听曲，中年因病废置，教童子学习演唱，于是能够理解音调、知晓节拍罢了。魏文帝《善哉行》中说：“知音识曲，善为乐方”，或许差不多吧。这里将论述词曲的话，附载在篇末。
古代音乐的消亡已经很久了，即使是音律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保存的只有词曲，也只是淫靡嘈杂的声音，但不可废弃罢了。大概在天地开辟之初，气机一动，就有了元声。凡是宣扬八风，鼓动万籁，都是这种声音。所以音乐经过九次变化，天神降临、地祇出现，这难道是小事吗？所以说：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佛经也说：在我所证悟的境界中，音声最为殊胜。现在佛家的梵呗，如念诵真言之类，一定要和谐其音声。大概是以和谐召唤和谐，用来通达灵气。正声的消亡，现在已经无可奈何。但词家所谓用九宫十二律来统摄各种曲调的体系，保存它来等待精通音律的人出现，或许就像告朔之礼中的饩羊一样（虽无实用，但可存其意）吧。
杨升庵说：《南史》中蔡仲熊说：五音本源于中原，所以气韵调和平稳。东南地区的土气偏颇不正，所以不能感动木石，这确实是公正的言论。近世的北曲，虽然是郑卫之音（淫靡之音），但还保留着古代总章北里的韵味，梨园教坊的曲调可以证明这一点。近日大多崇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受心房的精气，顺从婉转变化的习气，像风吹草伏一样一致。更严重的是北方人也迁移而沉迷其中，再过几代之后，北曲也将失传了。
金元人称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认为杂剧以王实甫的《西厢记》、戏文以高则成的《琵琶记》为绝唱，大错特错。诗演变而为词，词演变而为歌曲，那么歌曲就是诗的流派。现在这两家的作品，即使比作李白、杜甫，如果说李杜的诗不工整固然不可以。但如果认为诗必须以李杜为极致，难道就是这样吗？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以留心词曲为耻。杂剧与旧戏文原本都不流传，世人不能全部看到。虽然教坊有能搬演的人，但古调既然不合于世俗的耳朵。南方人又不懂北音，听的人不喜欢，那么学习的人也逐渐减少。而《西厢》、《琵琶记》传刻偶然较多，世人都能轻易看到。所以他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两家。我家所藏的杂剧本将近三百种，旧戏文虽然没有刻本，但常在词家的书中见到，于是知道现在元人的词，往往有超过这两家的。大概《西厢》全带脂粉气，《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言少。大概填词必须使用本色语言，才是行家。如果诗家只选取李杜，那么沈佺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都要全部废弃了吗？
元人乐府，称马致远、郑光祖、关汉卿、白朴为四大家。马致远的词老练健劲而缺乏滋润妩媚，关汉卿的词激昂激烈而缺少含蓄蕴藉，白朴颇为简淡，所欠缺的是俊逸的语言。应当以郑光祖为第一。郑光祖的杂剧，《太和正音谱》所载总共十八本。但能入弦索（伴奏）的，只有《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三本。现在教坊所唱的多数是时曲，这些杂剧的古词都不再传习。三本中唯独《倩女离魂》头一折“点绛唇”还有人会唱，至于第二折“惊飞幽鸟”，以及《倩女离魂》中的“人去阳台”，《王粲登楼》中的“尘满征衣”，人们很久没有听到，不知道弦索中有这些曲子了。
大抵情辞容易工巧，因为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都可以知道。看《诗经》十五国风，大半都发于情，由此可以知道了。所以作者既容易工巧，听的人也容易动听。即使《西厢记》与现在所唱的时曲，大率都是情词。至于像《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旅情怀和壮志，语言多慷慨，而气势也爽利激烈。至于后面的《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这难道是作调脂弄粉语的人可以窥见其堂奥的吗？
郑光祖所作的情词，也自然与人不同。如《倩女离魂》头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单诉你飘零。却不道窗儿外，更有个人孤另。《六么序》，却原来群花弄影，将我来諕一惊”，此语何等蕴藉有趣。大石调《初问口》内“又不曾荐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夜偷期，不记朝闻道”，《好观音》内“上覆你箇气咽声丝张京兆，本待要填还你枕剩衾薄。”语不着相，情意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