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史八

译卷十二 史八

庚申年，南京发生兵变，处死黄侍郎黄懋官，将他的尸体悬挂在大中桥的牌坊上。众人喧哗吵闹，怨恨尚未平息，从下方向尸体攒射箭矢。南京大小九卿在中府集会商议，大众拥到中府，各位官员惊慌失措。他们翻墙逃出，脱去冠服，租骑跛脚驴，仓皇奔逃离去。人心惶惶，如果当天不能安定下来，等到夜间放火抢劫，那么事态将无法收拾，给朝廷留下的祸患就不小了。幸好刘诚意招诱众人到小校场，户部拿出四万两银子分发给士兵，众人才稍微安定。当天我恰好带着酒在鸡鸣寺，邀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山冈上，亲眼看见军士用枪杆击打魏国公的纱帽。刘诚意安慰劝谕，过了许久才稍稍散去。这件事我在南都详细知晓始末，大概是因为黄侍郎在户部不知大体，只想为朝廷节省开支，这一年南京恰好发生大瘟疫，死者众多。各卫所支取军粮时，军士有死亡的则申报扣除粮饷。黄侍郎见各卫所粮数中没有申报扣除的，就愤怒斥责掌印指挥说：“各卫所都有死人，唯独你们卫所不死人吗？”这话在街巷间喧传，加上军士娶妻领取妻子粮饷的，每次查勘，动不动就经过数月。所以军士怨恨入骨，黄侍郎的死实在不算过分。但他是朝廷大臣，军卒擅自杀害他，这也是坚冰初结的征兆，怎么能置之不问？如果认为罪责不应加于众人，应当先下一道诏书，揭露黄侍郎的罪过，赦免诸军死罪。接着派遣两名科道官员勘查处理，封好御杖，杖责为首者数人。其中乱逆尤其严重的杖死，然后安抚劝谕诸军。申明约束，晓以大义，那么人心自然安定。至于守备与参赞机务的官员，承受朝廷重托，祖宗根本之地系于他们的安危，如果户部果真刻减军粮，应当预先奏闻。如果平时能安抚驯服将士，以恩义结交，临时晓谕，人必定顺服。现在既不能在事变之前揭发奸邪，又不能在事变之后平息混乱，国家大事，几乎被他们败坏。这即使挫尸也不足以赎罪，纵然当时宰相偏袒亲信，或者接受了重贿，也应当逮捕到京师，定罪后释放。我当时在南京，每天派人侦探询问驾帖是否到达，竟然寂静无声不加过问，使国法大坏。拿什么来警戒各镇？拿什么来告知四方？拿什么来昭示后世呢？

我在南都时，家中因为倭寇之变，避难来投靠我。家口众多，当时靠耀仓米来维持生计，买军家的筹券到仓会支取。刚到时，每支取一石米，量出一斗，米都精好。到丙辰年只够正数，后来逐渐减少，一石只有九斗四五升了，而且糠秕几乎占一半。再加上黄侍郎的苛刻琐碎，于是引发了庚申年的兵变。此后吕沃洲担任总督，因为来访问我。我告诉他缘故，吕沃洲于是校勘斗斛，时常到仓巡视。各管仓主政起初都遵守约束，收米都不苟且。过了一年多，一位徽州籍的主政在仓收粮，收受乡人的贿赂。粮食只有二百多石，而掺入的糠秕几乎有三四十担。这是仓中人亲自对我说的。

我致仕后，住在南都又五年。沉浮于里巷中，与乡人交往很久，所以最详细了解南京的事情。大致两京官员各有职掌，与百姓原本不干涉。所用的货物，都是让家人和买。我刚到时还是这样。到戊午、己未年以后，时事逐渐不好，各衙门官员即使没有事权的，也都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格只给一半，比如扇子值二钱的只给一钱，其他物品类似，铺户非常苦于此事。至于道中各位官员，气焰熏灼，尤其可畏。有一位道长买橙丁一斤，其和买价格只五六分罢了。皂隶趁机诈取银五六两，南京皂隶，都是积年老手。其票上标出到本衙交纳，第一次来交纳的说不好，责打十板发出，这皂隶持票沿门需索。他家计算，如果去交纳，差人要钱。到衙门中，门上皂隶要钱，书办要钱。稍有不到，又受责罚，不如花钱买免为幸，于是拿出二三钱银子给他。一家得了银子，又到一家。京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多家，遍历各家，而那人遂得所欲了。当时潘笠江担任工部尚书，钱景山担任大理卿。我告诉他们：“各位是朝廷大臣，凡生民的疾苦，地方的利弊，怎么能坐视而不说？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官员几乎二百多员，此风一长，百姓怎么承受？不但军家杀黄侍郎，百姓也将操戈了。”二公毅然承担此事。一个月后，去见潘笠江。潘笠江问近来外面事情如何，我回答说仍旧如此。潘笠江说：“我极力与王印岩说了，已经出榜文禁革了。但这必须在都察院前竖一块牌，让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员立即参奏革职，皂隶问发边卫充军，或许可以稍微平息此风。”只出榜文，对事情有什么好处？王掌院也号称清严有风力，然而终究不能了结此事。

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都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关系。凡有燕席，都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位道长请同僚游山。恰好坡山一家当直，这天十三位道长，每一

译那个骑马的人索要一吊钱，一吊是一千文钱，总共花费了一万三千文钱。还有轿夫、抬扛人等，大抵都是如此。即使是厨师也索取重礼，如果不给，他们就会把不干净的东西放进汤里，那么负责办理的人立刻就会遭到谴责。而且先要吃午饭，然后才入席，等到登山时，又要准备攒盒、添换等项费用。卖掉一栋楼房，才能把事情办完。不到一个月，他的家产就荡然无存了。此后，县里任命的坊长一人自缢而死，一人投水而死。国家的事情，让人看了寒心。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译南京有一户人家建造厅堂，购买了一对过梁，是柏木和桐木制成的，属于上等好木材。巡城某道台正打算制作桌子，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刻产生了贪占之心。他派人去传达意思，那户人家不愿意给。那户人家不等选择吉日，当晚就竖起柱子。把梁放在柱头上，以为这样可以断绝他的希望。这位道台听说后，立即派遣差役带领夫役从柱头上把梁放下来，直接抬走了。

南京各衙门摆酒席时，吏部是办事的官吏，户部是负责搬运和揽客的，礼部六科是教坊司的乐官和俳优，兵部是会同馆的马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工匠头目，太常寺是神乐观的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概摆一桌酒席，给银子二钱，苛刻的只给半钱。只求物品丰盛，但都污秽粗劣，无法入口。酒席散去客人起身时，各位客人的差役就捋起袖子挤上来，客人走得稍快，碗碟就全部破碎丢失。名义上虽然是宴请客人，实际上是为了喂饱差役。衙门中官员众多，每天有酒席，人们对此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杨昆南在科道任职，我对他说：“您的皱眉和微笑，就可以改变风俗了。您请各堂上官，只用五种果品、五种菜肴，让家人去买办，在本衙门准备。那么堂上官谁敢派人办酒？堂上官不派人，那么各属官谁敢派人办酒？这样南京的人受到的恩惠就不可估量了。人人都会焚香戴德感激您。”这件事虽然小，但容易招致众人的怨恨，最终没能实行。南京各衙门中，只有翰林院最清苦。即使没有职掌，也没有夫役，像公堂酒之类，是自己出银子，让家人去买办。乙卯年举办瀛洲会，也是自备银子十两，请东城兵马司设席。

南京进行官员考察时，考功郎中有时会把耳目寄托在差役身上，所以这些人非常凶恶。即使考功郎中不把他们当作耳目，但这帮人都是多年狡猾之徒，喜欢搬弄口舌，同类又多，互相传播，他们的话容易被人相信。所以各衙门的长官只要能打差役，就被认为是有威严和魄力的人了。然而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南京进行官员考察，大抵是用苛细的小事责备人，而不问大的方面。上天设立君主，以及君主寻求贤才、审慎任官、安排职位的原因，无非是为了亿万百姓的生计。现在贪婪残暴的人，赃物贿赂狼藉，鱼肉百姓到了糜烂的地步还不停止，却一概置之不问，喜欢用闺房中的小事来罢免官员。闺房中的事情既然暧昧难明，流传的话又未必完全真实。即使得到了实情，对于名教虽然似乎有亏，但对于朝廷设置官员的本意也没有大的违背。与贪污腐败之徒相比，相差何止万倍。现在进退人才的人，反而在这里详细而在彼处忽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金子坤大舆，擅长写诗，他的父亲是掌科。子坤是南京的优秀士人，曾对我说，王思献瓒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曾遇到秋夜月色非常明亮，他的夫人约请司业的夫人一起去鸡鸣寺看月亮。当时法网还宽，科道官没有议论这件事，王也没有因此损害名声。后来他官至礼部侍郎，死后谥号文定。如果是在今天，那么议论的人就会纷纷而至了。

两京的小九卿衙门，首领官都有印信，只有翰林院没有印信。看到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从佥名回各司的手本，在事理上颇觉有碍。有人认为翰林院原本隶属于礼部，但是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都隶属于礼部，也只是首领官行文，不应该只有翰林院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大概翰林院是朝廷掌管笔札文翰的臣子，分处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五经博士则专门以经学等待问对，典籍则掌管中秘图书，侍书则由擅长书法的人充任。待诏则有的擅长绘画有的擅长下棋，各自坚守技艺以备应召。只有孔目没有专职，总领一院的事务，听从掌印学士的政令，那么孔目实际上是首领官。但是翰林院最为接近皇帝，如果品级又尊贵，恐怕有逼宫的嫌疑。所以学士的品级只到五品，其下依次递减直到待诏品级降到九品，那么孔目正应该是未入流的官。但是六部是二品衙门，司务只是九品，那么孔目只应该是未入流。这些都是朝廷亲近宠幸的臣子，难道应当用品级来区分尊卑吗？如果认为未入流的官不应当有印信，那么给以条记行文也没有不可以的。

我援例做官后，拜见吕南渠先生。南渠说：我衙门中凡是公举，就从介翁署名开始到你为止。有公会，就从介翁坐起到你为止。这是我衙门中的旧规。后来我到翰林院拜访沙孔厅，沙不在，叫衙门中的人，询问衙门的故事。他说：正南三位都是虚设，只有阁下老爷到任或考满日才来坐，其余日子没有人坐。掌印老爷也只坐侧边第一位，就知道这正是大学士的衙门。部寺都带有衔头，东阁乃是他们的直房罢了。又听说孔目常在阁下伺候，凡是各官到阁下见阁老的，都由孔目代为通传。这是听说的，但是南北事理不同。我没有在北边待过，不知道是否真的这样。

我在南翰林时，只有吏部各司因为孔目是中见官，想要他回避骑马，我说：“哪有朝廷掌管笔札文翰的臣子，却要下马进入委巷小人之家去回避一个

译是郎署吗？要参劾就参劾，要考察就考察罢了。我不能卑躬屈膝来苟且保全性命。我不值得可惜，可惜的只是朝廷的体面。”最终没有回避，后来吏部也拿我没办法。

译我曾经在元旦那天到各个衙门递送名帖，名帖上写着“侍生”。当时杜拯担任文选郎中，唯独不接受拜谒，命令差役把我的名帖原样退回。因为按照旧例，小九卿衙门的属官都要递送写有“晚生”的名帖。我说：“我和他都是朝廷的侍从之臣，而且科举和贡生都属于正途出身。即使在我是岁贡生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曾经入过学。考取功名固然有幸运与不幸的区别，但他们的学业未必都能超过我。难道要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儒，向新科进士这样的小辈自称晚生吗？这是我所不能做到的。然而既然身在官场，就不宜得罪当权者。明天我写上官衔的名帖，普遍送给吏部的各位同僚。”当时赵大周还在吏部，看到写有官衔的名帖，奇怪地询问原因。我把缘故告诉了他，大周说：“那些人也太俗气了，难道是想从你这里索取办事的份额吗？”

大周先生曾经对我说：“我在南京时，愿意下榻等待拜访的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先生每次来访，上午就到，直到中午快要吃饭时才离开。我去拜访他也是如此。每次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辩论，流连忘返，不能停止。按照旧例，凡是小九卿的属官拜见小九卿的堂上官，都要侧身而坐。我想执行这个礼节，先生说：“人活在世上，难道没有朋友吗？我和你，是朋友关系，希望你不要用这种礼节对待我。”

沈十洲转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推举大周代理翰林院印信。我到通政司请先生到衙门代理事务，先生说：“有你在，哪里需要我去？”竟然没有去。几个月后，全九山从北京来掌管翰林院印信。

我刚到南京时，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尚不敢使用帷轿，只乘坐女轿。在路上遇到各衙门的长官，就下轿躲避，躲进人家屋里，即使遇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不到三四年间，凡是路上看到轿子的帷幔鲜明整齐、仪仗显赫的，问起来一定是兵马司的官员，于是他们与各衙门的官员分道扬镳，平起平坐了。他们所躲避的，只有科道官和兵部各司的官员而已。这是因为有一两个巡城道官想要收受贿赂，有事发生时就交给五城兵马司勘察处理，兵马司就成了他们的鹰犬，被他们把持而不敢有什么异议。所以借着道官的势力而如此肆无忌惮，由此可知朝廷的体制，都被这类人所败坏。可惜啊，可惜！

许尚宝仲贻说，我年轻时做秀才时，看到亲戚熟人家里有事，就用几百文钱酬谢兵马司。现在却是用大天平称量银子了，这真是令人骇异的事情。

我曾经在除夕前一个月偶然外出拜访客人。到了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门前食盒堵塞道路，以至于无法通行。我奇怪地询问，回答说：“这是中城各大家族到兵马司送节礼。”我和各部各位同僚交往，起初并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一天，张一梧设宴待客，宾客坐满，我开玩笑对他说：“你们兵马司缺少官员，可以让我翰林院致仕的孔目暂时代理三四个月的印信吗？”众人都哄堂大笑。

南京各衙门的长官，客人来了供应茶水，都用瓷碗。宴请客人行酒，也只是用瓦盏。只有盛仪制（唐）和张兵马（凤冈），供应茶水用银镶碗，行酒用银杯盘，这也是我初次见到的。

辛酉年，我搬家到苏州后，有人从南京来。我问他，都说自从贵处上海的艾公在任，已经大力禁止革除了各种不法之事，现在百姓已经稍微得以喘息了。大概天下的事情没有达到极点而不反转的，如果达到极点而不反转，那该怎么办呢？然而铲除奸邪、革除弊端也不容易。大概不是有巨大才力的人肯于担当，能任怨不计较毁誉，终究不能完成。

南京的事情，有一件最大而且重要的尚未裁正。因为祖宗的法度，特意设立三法司。凡是各衙门的事情，关系到刑名的就参奏送交法司，而各衙门不得擅自定罪，无非是详审刑法、慎重狱讼的意思。现在各衙门尚且参奏送交，而巡城道官有事却直接发给兵马司取供。这是道官中的新例，而不是祖宗的成法了。然而事情关系到科道官，谁敢议论呢？

●卷十三史九

朝廷的官员没有比冢宰（宰相）更重要的了。冢宰贤能，那么百官就能尽职，天下的事情就能治理好了。我观察中古以下，士人很少有全才。那些严于律己的人，往往失之于苛刻；那些宽厚待人的人，常常失之于通达。聪明的人，见识事情快但短于持守遵循；敦厚笃实的人，守法坚定但缺乏裁断变通。迟钝的人，可以稳固而有常度；轻浮狡诈的人，也能权变以成就事情。如果符合他们的才能，那么尺寸之木都适合使用。如果违背他们的任用，那么即使是合抱之木也没有施展的地方。所以必须有崔琰、毛玠那样的公正，山巨源那样的见识，然后才可以没有遗憾。魏国刘邵作《人物志》，用九征来论人。他说：“大凡人的资质，中和最为可贵。中和的资质，一定平淡无味，所以能调和五种材质，变化以适应节度。因此观察人考察资质，必须先考察其平淡，然后寻求其聪明。聪明的人，是阴阳的精华。阴阳清和，就内心睿智外表明达。圣人淳朴光辉能兼具这两种美德，自非圣人不能两者兼得。所以明白的人，通达行动的机巧而暗于深远的思虑。深虑的人，认识静止的本源而困于迅速敏捷。如果用人的人，能用刘邵的话来参考，那么差不多就能掌握其中的关键了。”

皇甫司熏说，我刚入仕途时，看到吏部四司都推举有德望的人充任。所以那些人一定仪态容貌凝重，或者神情气宇清澈，与其他各司的官员不同。现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