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史三
苟事体未妥，虽十反不已也。故尚书拜相则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是也。当时政体互相钤辖，事权常分，使门下尚书二省坚持官守，不相阿纵。则宰相之权，初亦甚轻，但看详由于中书，则主张庶事皆由其手。若给事中不能封驳，尚书奉行唯谨，其权安得不日渐隆重哉？故唐宋时即有宰相如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者，盖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亦送揭帖与阁下看过，然后注选。此不知胡汪当国时有此事否。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岂亦其威权太盛致然耶？
译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妥当，即使反复十次也不会停止。所以尚书拜相时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这样的道理。当时政治体制互相牵制，事权经常分散，使得门下省和尚书省坚持各自的职责，不互相迎合纵容。那么宰相的权力，起初也很轻，只是审阅文书由中书省负责，那么主持各项事务都由他们经手。如果给事中不能封还驳正诏书，尚书奉行命令非常谨慎，他们的权力怎么会不日渐显赫呢？所以唐宋时期就有像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宰相，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各部的事务，都听从内阁的命令，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吏部有官员空缺，也要把揭帖送给阁老过目，然后才进行选拔任用。这不知道胡惟庸、汪直掌权时是否有这种情况。威权日益兴盛，那么非议就日益积累；非议日益积累，那么祸患就日益加深。所以自世宗以来，宰相没有能够保全自身和名声而离任的。难道也是因为他们的威权太盛导致的吗？
唐时以舍人年探者谓之阁老，今直以宰相为阁老，亦传袭之误也。
我朝相业，独称三杨与李文达。然文贞不死建文之难，而文达夺情一节，皆于大节有亏，他复何论耶？独文贞不肯移兵征赵府，李文达当英宗复辟时能调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称者也。
宣德中，鲁穆为福建佥事，持宪甚严，不避强御。杨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鲁置之于法，略不少贷。文敏知，即荐为佥都御史。
正统初，范理为江陵知县。杨文定公之子上京师，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独不为礼，文定即荐为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则二公者，虽欲不谓之贤宰相得乎？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暴横，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于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前二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
郑淡泉今言中，载西杨诬方逊志语。若果有此，文贞为千古罪人矣。
杨文贞独喜荐士，故其声誉藉甚。苏谈云：杨文贞公荐达士类，多践清华，如吾苏一郡。盖有三人，则天下从可知也。三人为尚书杨仲举、都御史吴讷、五经博士陈嗣初。仲举与文贞在武昌为患难之交，讷，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教书儒生，以一诗见知。皆入启事，悉登台阁。今人虽曰诗文百篇，谁复闻有荐一人者哉？
我朝宰相，清淳则河东之薛，学业则琼山之丘，刚方则淳安之商，漷县之岳，博大则宜兴之徐，清介则全州之蒋，严正则陈留、洛阳之二刘、余姚之谢，风流文雅则长沙之李，有才断肯担当则新都京口之杨、永嘉之张，此则列圣甄陶，英贤辈出，皆卓然可称，而无愧于前代诸人者也。
河东薛文清公瑄，名德硕学，海内推重，尝为御史巡按山东，建言内外宪官缄默不言。顾都宪（佐）恶之。后公考满，顾署下下不称职。公未尝介意少见于颜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江公时用渊言于上曰：“薛瑄历官，罢而复起，始终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云南粮饷，以给贵州之师。日夜劳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才逾六十，耳目聪明，未觉衰耗。臣愚以为瑄之学之才，宜置之馆阁以资其助，不宜俯徇其情，听之去也。”于是诏留复职，寻升南京大理寺卿。未几果入内阁。顾公在都察院，清刚有重望，为先朝名臣。然以江公爱惜人材之心较之，其优劣何如也。
《双槐岁抄》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自学士为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诸书。每遇名流，必质问辩难，以求至当，故其书皆足传世。成化癸卯，陈白沙至京，与谈不合，人谓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时犹未入阁，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阁，与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啧有烦言。会太医院判刘文泰失职，奏三原变乱选法，以所刻传封进，内多详述留中之疏。上责其卖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讦议公，公实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宪庙嫡母也。诏大臣议葬所，众相视莫敢先发。大学士彭时谓同朝曰：梓宫当合葬裕陵，主当祔庙。无可议者，即与礼部尚书姚夔定议。具疏引汉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合葬刘后故事，乞念纲常之大，体先帝之心，必求至当。此莫大典礼，万一有违，
译唐代时，将年资深的舍人称为阁老，现在却直接把宰相称为阁老，这也是沿袭而来的错误。
我朝宰相的功业，唯独推崇三杨和李文达。然而杨文贞没有在建文帝的灾难中殉节，而李文达在夺情起复这件事上，都在大节上有亏欠，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唯独杨文贞不肯移兵征讨赵王府，李文达在英宗复辟时能够调停朝廷内外。这两件事才是两位公卿卓越可称道的地方。
宣德年间，鲁穆担任福建佥事，执法非常严厉，不回避权贵。杨文敏公家里有一个仆人犯罪，鲁穆依法处置他，没有丝毫宽贷。杨文敏得知后，立即推荐他担任佥都御史。
正统初年，范理担任江陵知县。杨文定公的儿子前往京师，沿途的官府供奉极其周到。唯独范理不依礼接待，杨文定随即推荐他担任德安太守。范理是台州人，用这两件事来衡量近事，那么这两位公卿，难道还能不被称为贤能的宰相吗？
杨文贞公的儿子，在家中暴虐横行，乡民深受其苦，人们不敢说话。王抑庵正好是杨文贞的同乡且关系深厚，于是极力陈述此事。后来杨文贞因扫墓还乡，他的儿子穿着硬牛皮靴、青布直身服，在数百里外迎接他。杨文贞一见，认为儿子是敦厚朴实的好人，王抑庵嫉妒他的功名，才妄造这种话语，对此非常愤恨。后来事情败露，乡民上奏朝廷，将其子逮捕到京城，处以重刑。杨文贞这才知道儿子的欺诈，然而杨文贞仍因旧怨，王抑庵在吏部任职十余年始终不能入阁，人们认为是杨文贞阻挠了他。从前两件事来看，那么三杨之中，杨文贞是最劣等的了。
郑淡泉在《今言》中，记载了西杨诬陷方逊志的话语。如果真有此事，杨文贞就是千古罪人了。
杨文贞特别喜欢推荐士人，所以他的声誉显赫。《苏谈》说：杨文贞公推荐提拔的士人，大多跻身清贵之位，像我们苏州一郡，就有三人，那么天下就可以知道了。这三人是尚书杨仲举、都御史吴讷、五经博士陈嗣初。杨仲举与杨文贞在武昌是患难之交，吴讷是黑窑匠，凭借一篇文章；陈嗣初是教书的儒生，凭借一首诗被赏识。都通过启事入仕，全都登上了台阁。现在的人虽然写上百篇诗文，谁还能听说有推荐一个人的呢？
我朝的宰相，清正淳朴的是河东的薛瑄，学业精深的是琼山的丘濬，刚正不阿的是淳安的商辂、漷县的岳浚，博大宽厚的是宜兴的徐溥，清廉耿介的是全州的蒋冕，严正端方的是陈留、洛阳的刘健、刘吉，余姚的谢迁，风流文雅的是长沙的李东阳，有才干决断且肯担当的是新都的杨廷和、京口的杨一清、永嘉的张璁，这些都是历代圣君陶冶造就，英贤辈出，都卓越可称，而无愧于前代诸人的。
河东薛文清公薛瑄，名望德行与深厚学识，海内推崇尊重，曾经担任御史巡按山东，建议内外宪官缄默不言。顾都宪（顾佐）厌恶他。后来薛公考核期满，顾佐评定他为下下等，称其不称职。薛公从未介意，脸上也没有丝毫显露。景泰辛未年秋七月，薛公以大理右寺丞的身份请求退休，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江渊对皇上说：“薛瑄历任官职，罢免后又起用，始终不改变他的操守。昨天奉命督理四川、云南的粮饷，以供给贵州的军队。日夜劳心费思，竭尽筋力，才取得成功。今年年龄刚过六十，耳目聪明，没有觉得衰老损耗。臣愚昧地认为，薛瑄的学问和才能，应该安置在馆阁以资辅助，不应该顺从他的请求，听任他离去。”于是下诏留任复职，不久升任南京大理寺卿。不久果然进入内阁。顾公在都察院，清正刚直有重望，是先朝的名臣。然而拿江公爱惜人才的心来比较，他们的优劣如何呢？
《双槐岁抄》说：弘治己卯年春二月戊午日，少保丘公在任上去世。概括他平生不可及的地方有三点，从少到老，手不释卷，这是好学第一；诗文传遍天下，绝不给宦官作诗文，这是耿介谨慎第二；历任官职四十年，俸禄所得，只得到指挥张淮的一座园子而已。京师城东的私宅，始终没有更换，这是廉洁清静第三。家中藏书万卷，与人谈论古今名理，滔滔不绝。做学问以自得为根本，以遵循礼制为关键。从学士到祭酒任职最久。所著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等书。每遇到名流，必定质问辩难，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所以他的书都足以传世。成化癸卯年，陈白沙到京城，与他谈论不合，人们说丘公阻挠他，使他不能留用。然而丘公此时还未入阁，怎么会有阻挠之事呢。等到入阁，与太宰王三原都是太子太保，丘公偶尔坐在他上面，王三原啧有烦言。恰逢太医院判刘文泰失职，上奏王三原变乱选法，把所刻的传封进呈，其中多详细叙述留中之疏。皇上责备他卖直沽名，王三原致仕离去，人们议论丘公教唆揭发，丘公其实并不知道。
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逝，她是宪宗的嫡母。下诏让大臣商议葬所，众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大学士彭时对同朝的人说：梓宫应当合葬裕陵，神主应当祔入太庙。没有可商议的，就与礼部尚书姚夔定议。上疏引用汉文帝合葬吕后、宋仁宗合葬刘后的故事，请求念及纲常之大，体察先帝之心，务必求得最恰当的处理。这是莫大的典礼，万一有违背，
在廷百辟将有言之，宗室亲王将有言之，天下万世亦将有言之。岂能保其终无据理改而从正者乎？上犹重违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群臣伏文华殿以请，号哭不起。上闻，使中官宣谕，命众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还者，众官皆曰：死不敢奉诏，且不得命不敢退。彭与学士商辂刘定之进曰：人心如此，实天理所在，望朝廷俯从。于是中官入奏，上感动，母后亦悟，即传旨谕群臣曰：卿等昨者会议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庙，固朕素志。但圣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终不自安，再三据礼陈乞。所幸圣慈开喻，特赐允诺。卿等其如前议施行，勿有所疑，故谕。众闻命，咸呼万岁而退。
译在朝的文武百官将会对此发表意见，宗室亲王将会对此发表意见，天下后世也将会对此发表意见。难道能保证最终没有人依据道理改正而顺从正道吗？皇上仍然看重违背母后的意愿，没有答应。彭率率领群臣在文华殿跪伏请命，号哭不起。皇上听说后，派中官宣读圣旨，命令众官退下。翰林院中有呵斥中官让他回去的人，众官都说：宁死也不敢奉诏，而且没有得到旨意不敢退下。彭与学士商辂、刘定之上前说道：人心如此，实在是天理所在，希望朝廷俯顺从。于是中官入宫奏报，皇上被感动，母后也醒悟了，立即传旨告诉群臣说：你们昨天会议讨论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庙之事，这本来就是我平素的意愿。只是圣母怀疑事情有相互妨碍之处，没有立即答应。我心中终究不安，再三依据礼制陈述请求。幸好圣上的慈爱开导晓喻，特别赐予允诺。你们就按照之前的议定施行，不要有什么疑虑，所以告知。众人听到旨意，都高呼万岁然后退下。
《双槐岁抄》载：宪庙时事颇为详实，今录出之以俟作史者。成化间，憸邪杂进，左道乱政，然赖有六臣焉。内阁则商公（辂）、刘公（珝），都宪则王公（恕）、郑公（时），府丞则杨公（守随），刑部则有林公（俊），忠谠格君，遂得无损于圣政。丙申七月，黑眚伤人。京城骚动，人持兵刃，昼眠夜作。说者曰：阴盛之状；曰：胡虏之兆。旬余敢建言者，刘公首请开言路，上嘉纳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权，诡姓名李子龙，谋入内为逆，伏诛。乃开西厂于灵济宫前，诏太监汪直领官校百余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内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闻，上不省。刘公复疏言东厂之说，实自建立北京之初，专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止令内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时权宜，因而不易。今增设西厂，非旧制也。立厂之后，事情纷扰，于国家安危关系非小，伏望革罢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渎。上使怀恩诘责，二公力辩，始诏革去，而商公遂见几告归。太监梁芳进淫巧以荡上心，收买奇玩，引用方术，以录呈异书为名，夤缘传旨与官，已官者辄加超擢，不择儒吏兵民工贾囚奴。至有脱白除太常卿者，名曰传奉官，多至数千人，而僧道乐工之躐其侪者，又不足数。李孜省僧继晓尤尊显用事。妖人王臣尝为奸盗，被楚伤胫，号王瘸子。凡物经其目即能窃去，或手取人财物投水中辄自袖出。内竖王敬挟臣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箠吏民，吴越大被其害。尝觅金蜈蚣，拷讯无有，里胥通贿乃喜。令置酒游山，酒半，烨烨树间皆此物也，其幻术类此。至苏州拘诸生录妖书，陆完辈忿欲击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适王端毅公以巡抚至，疏其罪恶大致激变，攫取财物元宝至千余锭。诏窜敬，谬臣于市，传首江南，人皆快之。陕西大饥，郑公巡抚赈济，多所全活。因疏利国伤民五事：尽诚敬以回天意，明理义以杜妖妄，减进贡以苏民困，息传奉以抑侥幸，重名器以待有功。辞多切直，上命谪贵州参政。陕西人哭送若失父母。传闻至京，上稍厌芳所为。癸卯冬旱，百祷不应。科道交章论芳，上命中官袁琦传旨，今后内官传奉除官，不问有无敕书，俱复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狱，皆逃自军囚者。余尚未斥，而人已称快。厥明大雪，人益灌，谓纳谏绌邪格天之应。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为吏坐赃，杨公以御史巡按逮问充军。后孜省逃至京师，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还朝，即劾孜省罪恶，不宜典郊庙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监。久之擢礼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旨访察百官贤否，书小帖以所赐图书封进，因谮杨公。会公以应天府丞述职，既辞朝矣。忽中官传旨，问吏部何不黜守随，部以廉能对，令具履历揭帖。明日又问吏部服阕添注之由，复令奏闻，乃调外任。左迁知南宁府，孜省自是引进奸党排摈忠良，后以工部尚书伏诛。僧继晓者，始以淫术欺诳楚府，事败走匿京师。其术得售，尊为法王，出入禁御，赐美姝十余，金宝不可胜纪。发内库银数十万两，西华门外拆毁民居，盖大镇国永昌寺。大臣谏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员外郎备劾芳荐进继晓过恶，上怒，下锦衣狱责三十，降云南姚州判官。后府经历吉水张兼素黻论救，亦下狱，贬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变，王公为吏书言俊黻忠直。上悟，传旨俱复原职南京用，而黻已卒于家矣。林公今为云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鹤庆活佛寺，岁久放光，男女争施金箔，即拽而镕之，得金八百两归诸库。其持正皆此类也。刘公在内阁有酒德，善讲经，多谈论，不知者或目为狂躁，然实刚介敢言潜格君心。后为同官万安刘吉所诬，使逻卒吓之求退，即疏致仕归养。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厂，立威拟于至尊，内外诸臣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辂疏十罪以闻，且云：用此人实系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内臣焉得危。太监怀恩传旨诘责甚
译《双槐岁抄》记载：宪宗皇帝在位时的事情颇为详实，现在摘录出来，以等待修史之人采用。成化年间，奸邪之人混杂进用，邪道扰乱朝政，然而幸而有六位大臣。内阁有商公（商辂）、刘公（刘珝），都御史有王公（王恕）、郑公（郑时），府丞有杨公（杨守随），刑部有林公（林俊），他们忠诚正直，纠正君主的过失，于是圣明的政令得以没有受损。丙申年七月，黑气伤人。京城骚动，人们手持兵器，白天睡觉，夜晚活动。议论的人说：这是阴气盛行的征兆；又说：这是胡虏入侵的预兆。十几天后，敢于进言的人，刘公首先请求开放言路，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妖狐在夜间出现，山西有个狂妄的男子侯得权，假托姓名李子龙，图谋进入宫内作乱，被处死。于是，在灵济宫前开设西厂，诏令太监汪直率领一百多名官校刺探事情，树立威势，恣意妄为。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擅自抄没家产，内外人心惶惶。商公上疏列举汪直的十大罪状上报，皇上不省察。刘公又上疏说：东厂的说法，实际上是从建立北京之初开始的，专门为了缉查谋反、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情。只让宦官提督，如果触犯法典，仍然交给有关部门追究治罪。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而没有改变。现在增设西厂，不是旧有的制度。设立西厂之后，事情纷扰，对国家安危关系不小，恳请废除它以安定人心，我不避皇上的震怒，再次冒昧进言。皇上派怀恩诘问斥责，两位大臣极力辩驳，才下诏废除西厂，而商公于是见机告老还乡。太监梁芳进献淫巧之物以动摇皇上的心志，收买奇珍异玩，引用方术，以进呈奇异书籍为名，攀附关系传达旨意授予官职，已经做官的就立即越级提拔，不区分儒生、吏员、兵卒、工匠、商人、囚犯、奴仆。甚至有脱下囚服就担任太常卿的，名叫传奉官，多达数千人，而僧人、道士、乐工中超越同辈得到提拔的，又数不胜数。李孜省、僧人继晓尤其尊贵显赫，掌权用事。妖人王臣曾经犯下奸盗之罪，被鞭打伤了小腿，号称王瘸子。凡是物品经过他的眼睛就能偷走，或者用手取人的财物投入水中，随即从袖中取出。宦官王敬挟持王臣到江南采药，强行索要财物，痛打官吏百姓，吴越地区深受其害。曾经寻找金蜈蚣，拷问没有，里胥通贿赂才高兴。让人摆酒游山，酒喝到一半，树上闪闪发光的都是这种东西，他的幻术类似这样。到了苏州拘捕诸生抄录妖书，陆完等人愤怒想要攻击他。他逃跑躲藏以免祸，王敬正准备上奏。恰逢王端毅公以巡抚身份到来，上疏陈述他的罪恶，大致是激起变乱，攫取财物元宝多达一千多锭。皇上下诏将王敬流放，将王臣在市集处死，传首江南，人们都感到痛快。陕西发生大饥荒，郑公巡抚赈济，救活了许多人。于是上疏陈述五件利国伤民的事：尽诚敬以挽回天意，明理义以杜绝妖妄，减进贡以缓解民困，停止传奉以抑制侥幸，重视名器以等待有功之人。言辞大多切直，皇上命令贬谪他为贵州参政。陕西人哭着送他，如同失去父母。传闻传到京城，皇上稍微厌恶梁芳的所作所为。癸卯年冬天大旱，百般祈祷不应验。科道官员接连上疏弹劾梁芳，皇上命令宦官袁琦传达旨意，今后宦官传奉除授官职，不问有无敕书，都要复奏明白后才执行。当天召集吏部，降职四人，罢免九人，将六人下狱，都是逃避军籍的囚犯。其余尚未斥退，而人们已经称快。第二天大雪，人们更加高兴，说是纳谏斥退奸邪感动上天的应验。这是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事。李孜省，江西人，做吏员时因贪赃获罪，杨公以御史巡按身份逮捕审讯，充军。后来李孜省逃到京城，凭借符水得到宠幸，授太常丞。等到杨公回朝，立即弹劾李孜省的罪恶，认为他不应该主管郊庙百神的祭祀，命令改任上林苑监。很久之后提拔为礼部侍郎，掌管通政司事务，接受密旨访察百官贤良与否，用小帖子将所赐图书封进，于是诬陷杨公。恰逢杨公以应天府丞身份述职，已经辞朝了。忽然宦官传达旨意，问吏部为什么不罢免杨守随，吏部以他廉洁能干回答，命令具报履历揭帖。第二天又问吏部服丧期满添注官职的原因，又命令奏闻，于是调任外职。降职为南宁府知府，李孜省从此引进奸党，排挤忠良，后来以工部尚书身份伏法。僧人继晓，起初以淫术欺骗楚王府，事情败露逃匿京城。他的法术得逞，被尊为法王，出入禁宫，赐给美女十余人，金宝不可胜数。动用内库银数十万两，在西华门外拆毁民居，建造大镇国永昌寺。大臣和谏官沉默不语。林公以刑部员外郎身份备弹劾梁芳推荐继晓的过恶，皇上发怒，将林公下锦衣卫狱，杖责三十，降职为云南姚州判官。后来府经历吉水人张兼素上疏论救，也下狱，贬为石州知州。乙巳年正月元旦星象变异，王公以吏部尚书身份上言林俊、张黻忠诚正直。皇上醒悟，传达旨意都恢复原职在南京任用，而张黻已经在家去世了。林公现在担任云南按察副使。巡行部属到鹤庆活佛寺，寺庙年代久远放出光芒，男女争着施舍金箔，林公就拽下来熔化，得到金八百两归还国库。他坚持正道都是这类事情。刘公在内阁有酒德，善于讲经，多谈论，不了解的人或许视他为狂躁，然而实际上刚正耿介，敢于进言，暗中纠正君心。后来被同僚万安、刘吉诬陷，派巡逻卒恐吓他求退，就上疏致仕归乡养老。这是乙巳年九月的事。汪新掌管西厂，树立威势比拟至尊，内外诸臣睡觉不安稳。商文毅公商辂上疏十罪上报，并且说：任用此人实在关系天下安危。皇上愤怒说：用一个宦官哪里会危及国家。太监怀恩传达旨意诘问斥责，
厉。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诸近侍，渠敢擅自损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怀恩闻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厂。公后致仕归。刘文安公见其子孙多贤，乃叹曰：某与公同处若干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乎子孙若是。公应之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也。
译杨一清神色严肃地说：“朝廷大臣无论职位高低，有罪都应请旨逮捕审问。他怎敢擅自抄捕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是北边的门户，一天也不能缺少人防守，他一天就逮捕拘禁好几个人；南京是祖宗的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他怎敢擅自逮捕；各位近侍，他怎敢擅自减损更换。这个人如果不罢黜，国家是安定还是危险呢？”怀恩听后吐着舌头退下，当天就撤去了西厂。杨一清后来退休回家。刘文安公看到他的子孙大多贤良，于是感叹说：“我与先生共事多年，从未见先生笔下妄杀一人。难怪子孙如此贤良。”杨一清回答说：“实在是不敢让朝廷妄杀一人啊。”
商文毅公辂在内阁时，太监钱能镇守云南。恃宪宗之宠，大肆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无敢言者。公独奏请推举刚正有为智识超卓大臣一员巡抚云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户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为之少苏。及王公举劾能罪，而眉山万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贤不肖相远如此。只此二事，则我朝当事大臣，其功业孰有能与之并者。张南园谓世不传其功业。何耶？
●卷八史四
徐谦斋作相，终始孝庙一朝。当时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诸人，布列六曹。戴简肃掌都察院事，章枫山、谢方石为两京祭酒，百僚师师，真可谓朝无幸位，野无遗贤。虽则主上明圣，而谦斋之休休有容。诚有所谓若己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谦斋已去位，中更逆竖乱政。其所以镇压而扑灭之者，犹先朝之旧臣也。故我朝相业，当以谦斋为第一。使此人作相，正直刚果则有之，必求其宽裕弘远若此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盖由孝宗信任之专，而谦斋久于其位故也。苟责效于旦夕，亦安敢望此哉？
我朝列圣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国家有一大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英宗北狩，则生一于肃愍。刘瑾谋逆，则生一杨文襄。宸濠之变，则生一王阳明。武宗南巡，则生一乔白岩。武宗大渐时，江彬阴蓄异谋，则生一杨文忠、王晋溪。皆对病之药，手到病除。真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则祖宗在上于昭于天。而国家千万年灵长之祚，亦可以预卜之矣。
闻刘瑾之事，武宗偏听几不可夺。张永太监与杨文襄同提兵讨安化王。文襄在军中语及，因以危言动张永。永回，密陈于武宗，遂从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谋之外廷，是速其变而祸且不测矣。
震泽长语云，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阁下，必先与商量，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恣肆。若当时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脢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脢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顾东江言之。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临殁时，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东江亦分得数件。东江子顾伯庸亲对余言之。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当国时，尝冬月五更入朝。至长安街，值崔后渠方在道上酣饮。后渠拱立于轿前曰：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西涯即下轿连进数觥，升轿去。时后渠尚为翰林院编修。王元美艺苑卮言亦载此一事。夫宰相怜才爱士，脱略势位，如此风流，世岂能多见。
刘野亭自制墓志，其略曰：归之日，有先公敝屋数楹。城之南，有别墅一区，田百亩，桑枣榆柳百余株。继又于居舍后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当春暖秋晴病起意适之时，或驾舆登墅，或张席命舟，徜徉自放于水云林月之际。其所获赐余，则岁分十之三四以颁诸流离贫饿者。间尝进元嗣谕之曰：吾老且病，没之日勿请葬祭谥赠，勿干名笔为诔文时挽。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几四十年，所历非一官，各
译商文毅公商辂在内阁任职时，太监钱能镇守云南。他倚仗宪宗的宠信，大肆贪婪暴虐。云南百姓如同身处水火之中，却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商公上奏请求推举一位刚正有为、智慧见识超卓的大臣去巡抚云南，于是三原王公以南京户部侍郎的身份改任副都御史前往。云南百姓因此稍微得以喘息。等到王公举发弹劾钱能的罪行时，眉山的万公、大名王公却接受了钱能的贿赂而阻挠他。同样是担任重任的大臣，但贤良与不肖相差如此之大。仅凭这两件事，那么我们朝廷中当权的大臣，谁的功业能与他相比呢？张南园说世人没有传颂他的功业，为什么呢？
●卷八史四
徐谦斋担任宰相，贯穿了孝宗一朝的始终。当时政治教化和谐融洽，可以与夏商周三代相媲美。这是因为当时正直的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等人，分布在六部任职。戴简肃掌管都察院事务，章枫山、谢方石担任两京国子监祭酒，百官互相效法，真可以说是朝廷中没有侥幸得位的人，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虽然皇上英明圣哲，但谦斋宽宏大量、有容人之量。确实有所谓“好像自己拥有那样，内心喜爱那样，不止是从自己口中说出那样”的诚意，所以能够辅佐成就孝宗十八年的太平治世。到了武宗初年，谦斋已经离任，中间又经历了逆贼刘瑾扰乱朝政。之所以能够镇压并扑灭他们，还是依靠前朝的旧臣。所以本朝的宰相功业，应当以谦斋为第一。如果让这个人做宰相，正直刚毅果断是有的，但如果寻求像他这样宽宏深远的人，恐怕也难以多得了。然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概是因为孝宗信任专一，而谦斋在位时间长久。如果要求早晚之间就见效，又怎么敢期望这样呢？
本朝历代圣君修养德行，皇天眷顾保佑。凡是国家遇到一件大事，必定产生一个人来平定它。比如英宗被俘北狩，就产生了于肃愍；刘瑾谋逆，就产生了杨文襄；宁王宸濠叛乱，就产生了王阳明；武宗南巡，就产生了乔白岩；武宗病重时，江彬暗中蓄谋异志，就产生了杨文忠、王晋溪。他们都是对症下药的药，手到病除。真像是上天有意而生出这些人，这是祖宗在天之灵显赫昭著。而国家千万年长久延续的福运，也可以预先推测了。
听说刘瑾的事，武宗偏听偏信，几乎不可挽回。太监张永与杨文襄一同领兵讨伐安化王。杨文襄在军中谈到此事，于是用危言耸听的话打动张永。张永回京后，秘密向武宗陈述，于是从内部制约他，所以没有暴露，刘瑾最终被擒获。如果祸患在肘腋之间却向外廷谋划，那是加速祸变，而且灾祸将不可预测。
《震泽长语》说，刘瑾虽然专权，但并不怎么懂得文义。朝廷内外奏疏的处理，也没有不送到内阁的，只是执笔的人自己观望。奏本到了阁臣那里，必须先与他商量，问这件事应当怎么说，那件事应当怎么说，都是预先揣测刘瑾的意思来做的。有重大体面的事情，让堂候官到河下询问他，然后才下笔，所以刘瑾更加放肆。如果当时人人都据理力争、坚持正道，牢不可破，那么他也不敢大肆作恶。刘瑾专权的日子，人们都指责李文正不离职。因为孝宗病重时，召刘脢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到御榻前共同接受遗命，亲自把少主托付给他们。后来刘瑾的事发生，脢庵离职，木斋接着离职，如果西涯也离职，那么国家大事将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岂不是辜负了先帝的托付吗？所以李文正义理上不能离职，有万万不得已的原因。西涯晚年，有人提到这件事，他就痛哭不能停止。这件事，是顾东江说的。
李文正当权时，每天朝会结束后，门生们聚集在他家里，都是海内的名流。他的座上常满，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谈论文章、讲究技艺，绝口不提权势利益。他的文章也足以领袖一时，正担心兴事建功或许自有其人。如果论及风流儒雅，即使在前代宰相中也罕见其比。
李西涯晚年辞官居家，直到临终时，他的门生故吏布满朝廷。西涯凡是平日所用的袍服笏板、束带、砚台、书画之类，都分赠给各位门生，东江也分得了几件。东江的儿子顾伯庸亲自对我说了。即使是书籍所载的古之宰相，也没有像他这样的。
李西涯当权时，曾经在冬天五更入朝。到了长安街，遇到崔后渠正在路上畅饮。后渠拱手站在轿前说：请老先生少喝几杯以抵御寒气。西涯立即下轿连喝几杯，上轿离去。当时后渠还担任翰林院编修。王元美的《艺苑卮言》也记载了这件事。宰相怜才爱士，不拘泥于权势地位，如此风流，世间岂能多见。
刘野亭自己撰写墓志，其大意说：归葬之日，有先父留下的破旧房屋几间。城的南面，有一处别墅，田地百亩，桑枣榆柳百余株。继而又在居所后面凿一个小池，放一只船在其中，每当春暖秋晴、病愈心情舒畅之时，或者乘车登上别墅，或者张设席宴命令行船，在水云林月之间徜徉自放。他所获得的赏赐余财，每年分出十分之三四来赈济流离失所、贫苦饥饿的人。间或曾告诫儿子刘嗣谕说：我年老且病重，死后不要请求丧葬祭祀、谥号赠官，不要求名家写诔文挽联。有一件这样的事，我就不把你当儿子了。文章写成，有人于是说：您做官将近四十年，所经历的官职不止一个，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