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集注》四十卷，宋代高闶撰写。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凭借上舍生的资格被选拔，赐予进士第，历任官职至礼部侍郎。其事迹详载于《宋史·儒林传》。本书以程颐的《春秋传》为根本，因此其序言直接引用了伊川先生（程颐）的传序，没有添加只言片语。对于唐宋各家的学说，也多择善而从，融合自己的见解，不记载各书的名称。体例大致与胡安国的《春秋传》相似。史书记载秦桧怀疑高闶，推荐张九成出任筠州知州，高闶没有赴任，最终去世。而楼钥为本书作序则说：“因坚持正道触怒当时的宰相，被贬斥后不再复出，在家闲居多年，几乎不被世俗事务所困扰，每天有一定的功课，风雨无阻。”大概高闶在家闲居后，历时很久才去世，晚年的精力都倾注在这本书上，所以当时的学者非常看重它。书中大体宗旨虽然尊崇程传，但也偶尔有不同之处。例如关于“子纠与齐桓公的长幼次序”，《春秋》三传的注疏都认定子纠是哥哥，齐桓公是弟弟，这与《史记》《荀子》的记载相同。唯独程颐看到汉代薄昭给淮南王的信中有“齐桓公杀弟”的文字，于是认为子纠是齐桓公的弟弟，不知道在薄昭那个时代，汉文帝对于淮南王来说是兄长，那种避讳兄长而称弟弟的说法，只是一时权宜之辞，不可作为依据。高闶则说：“子纠、小白都是齐襄公的弟弟，子纠在众兄弟中最年长，应当继位，这确实足以纠正程传的失误。”其他如解释“卫人立晋”、“解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解取济西田”等条目，都深得圣人微言大义。他解释“及向戍盟于刘”，说：“凡是因来聘问而结盟的，必定在国内，刘是王畿内的采邑，哪有来鲁国聘问却远到刘地结盟的道理呢？”大概下文有“刘夏”的传文，有人误以为“夏”是“春夏”的“夏”，与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的文例相同，所以错误地在“刘”字后增加了“夏”字。他的见解新颖而确凿，更是历来解说《春秋》的人所不及的。又如将“子般卒”解释为善终，将“州蒲”考定为“州满”的讹误，考证精详，也不是随意标新立异的人。只是在地理方面稍显疏漏，所以如隐公九年“防会”的防，在琅邪华县东南；隐公十年“取防”的防，在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的郓，在城阳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郓”的郓，在东郡廪丘县东。高闶却将它们混为一地，未免牵强附会。然而在宋代《春秋》学派中，其正大简严的风格，确实可以与张洽相匹敌，不是孙复、崔子方等人所能企及的，所以。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采纳最多，只是自明朝以来，这本书长期失传，《彚纂》所收录的只是从元代以后诸书引用高闶学说者，逐条摘录纳入，而天下学者终究以未能见到全书为遗憾，如今幸逢

圣朝崇尚文治，搜罗秘藏典籍。这本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部分，又可以荟萃成编。我们谨按次序排比，校正讹误。其中《永乐大典》原本缺失的部分，则采集各书所引高闶的学说加以补充。首尾完备，恢复为全书。考察陈振孙的《书録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称这本书为十四卷。现在因为卷帙繁重，析分为四十卷。又《宋史》本传称高闶有《春秋集传》，而《永乐大典》实际写作集注，与《书録解题》相同，应当是宋代版本的原始题名，现在都依从此说。至于所载经文，多采用左氏传，但也偶尔采用公羊、谷梁二传，大概唐宋诸儒解经，大都兼采三家，本来不可以汉代专门之学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我的家乡四明，在庆历、皇祐年间，杜、杨两位先生以及我的高祖正议公，号称五先生，都以文学品行在乡里起到表率作用。杜先生又继其后，讲明经术，名公辈出，儒风更加振兴。后来伊洛二程先生兴起，得到他们真传并带回家乡的，只有已故礼部侍郎高公。高公天资纯厚笃实，加之勤勉敏捷，师友渊源深厚，学问精深造诣高。进入太学，登上舍选，已有盛名，各位公卿贵人争相想娶他为婿。他拂衣而归，建炎二年，升补为上舍生。绍兴改元，皇帝恩旨免除殿试，赐予同进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学，遴选名儒中为四方所推服的人担任少司成，高公确实符合选拔，士子云集，凡是学规法则都由他裁定。第二年三月，皇帝驾临太学，高公在皇帝面前讲解《易经》泰卦，提拔为副卿，即将被重用。因坚持正道触怒当时的宰相，被贬斥后不再复出，在家闲居多年，中年去世。等到端明殿学士汪公登上从官班列，上奏详述高公的学问品行和出处，才开始下诏恢复其次对官职，高公的名声更加显赫了。自从前王安石废弃《春秋》之学以来，高公独自沉迷研习遗经，专门以程氏学说为根本，又广泛采纳诸儒的学说，为之撰写集注，其学说纯粹而合乎正道，然而当时还未流传于世。次子高得全，任黄州知州，才开始取道稿本刻印，并嘱托我作序。我生长在母家汪氏，与高公有姻亲关系，虽然生得晚不及接受教诲，但还记得拜见高公于病榻

译我私下听闻此事。您既然已经闲居在家，闭门不出，屏退俗务，几乎不让外物扰乱心神，每天坚持固定的功课，风雨无阻，这正是这本书得以完成的原因。唉！泰山孙明复撰写《尊王发微》，深切想要阐明孔子褒贬的旨意。伊川先生则认为，后世通过史书的眼光来看待《春秋》，以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他们却不知道。自从有了《春秋》以来，还没有人揭示过这个奥秘。您也说：“孔子担心先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失传而无人继承，想要确立为中正的制度，使万世都能通行，所以借周朝来确立王法，并假托从隐公开始。”而且用文王、武王的道来期望后来的君王，用周公的事业来期望鲁国的子孙。由此推论，《春秋》固然不是一代君王之法，而是万世通行的法则。您阐发伊川先生的意旨，大体就是这样。从前曾子每当诵读孔子的话，必定说：“我从夫子那里听来的。”子夏让西河的百姓把您误认为是孔子，曾子指责他。解说的人说：“这是批评他不称颂老师。”看您的序言，直接引用伊川先生的序言，不加更改一个字，可以说是尊重老师并且知道根本所在了。伊川先生有《春秋》序言但传注没有完成，您的书完成了却没有序言，这应当交给深通《春秋》的人来写。我楼钥是什么人，敢对此反复议论？私下庆幸能够借此让名字附在不朽的作品上，所以不敢推辞。您名闶，字抑崇，子孙能够坚守家法，家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尽头。嘉定四年冬季最后一个月己夘初一，楼钥作序。

译自序

从前，伊川先生打算撰写《春秋传》，先为此作序说：“上天降生百姓，必定会有超群出众的人才兴起，成为君长统领他们；治理他们，争夺便平息；引导他们，生养便顺利；教化他们，伦理便明晰；然后人道确立，天道成就，地道平正。尧舜二帝以前，圣贤代代出现，顺应时势有所作为，顺应当时的风气适宜，不超越时代去开启后人，各自因时制宜建立政令。等到夏商周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已经完备，天运已经周流。圣王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仿效古人的事迹，也不过是凭私意妄为罢了，这是事情的谬误。秦国甚至以亥月为正，这是道的悖乱；汉朝专门以智力和权术维持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考察夏商周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乱，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代后的圣人而不迷惑”。先儒的议论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不是辞藻不需要增添，而是言语不能参与其中的缘故。这个道，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冠冕，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则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其义虽然宏大，像日星一样光明，却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妙的言辞、隐含的意义，以及因时制宜的措施，是难以知晓的。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剥夺，有的进用，有的退黜，有的隐微，有的显明，从而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这才是处理事情的权衡，衡量道的模范。观察百物之后才能认识化工的神妙，聚集众材之后才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去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达到其精微之处。后世的君王知道《春秋》的意义，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尚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从秦朝以后，其学问没有流传，我哀叹圣人的志向在后世不明，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来的人通晓其文辞而探求其意义，得其意旨而效法其运用，那么三代也可以复兴。这部传，虽然未能穷尽圣人的深奥，大概能使学者找到入门的途径。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一

宋 高闶 撰

春秋，是古代史书记事的名称。凡是古代史书必定编年，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四季作为记事的名称。大概是想要后人按时思忆而不忘，不只是鲁国如此。这本书是孔子约取鲁国史书而修订的。看《公羊传》记载“流星雨没有落到地面一尺就回去了”，就认为这是未经修订的《春秋》的辞句。而晋国韩宣子所见的《礼记》，记载里克、吴孟子的事，都称为《鲁春秋》，就知道鲁国旧有此书，不是孔子作经而命名为《春秋》的。孔子的道既然不能行于天下，将要损益三代的制度，确立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而不愿把它载于空泛的言论。然而去杞国、去宋国，那里的文献都不足以考证。只有周朝鉴戒于夏商二代，而其礼制全在鲁国，鲁国又是周公的后代，是我的父母之国，而旧史《春秋》正是其行事深切显明的记录，所以孔子因而修订它，以阐明王道，以端正王法，不只是为鲁国设立的。

隐公一

周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孝公去世。第四十八年，惠公去世。《春秋》不从孝公、惠公开始，而从隐公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平王终结的时候。从前周朝拥有天下，历经数百代，修明其德行，虽然有昏乱的君王，但王道尚且施行，人心眷恋不忘，所以周厉王虽然动荡，而周宣王继承中兴；周幽王虽然暴虐，而诸侯不废止朝见之事。当平王东迁之初，典章刑法尚存，天下还奉行号令，孔子不忍心立刻断绝它。不忍心立刻断绝它，是说还有所期待。等到在位已久，安于颓废萎靡，没有振兴的谋略，诸侯认为周室不值得畏惧，专横放肆，变法坏纪，荡然无禁制，礼乐征伐各自出自己手，乱臣贼子接踵而至，海内夷狄强暴，欺凌中原。这时楚国熊通弑君自立，没有人讨伐他的罪，最终僭越大号，以对抗天子。平王正当中兴之时，毫无拨乱反正的志向，历经孝公超过惠公，到隐公而死。活着还可以有所希望，死了还有什么指望呢？从此以后，周朝的子孙日渐失去秩序，徒以名位苟活于世。所以《诗经》到《黍离》而降格，《尚书》到《文侯之命》而断绝。那么王者的踪迹熄灭，恰好在隐公之时。孔子默观天运，知道三代循环的治理到此达到极点，害怕先王经世的法度坠地无人传承，想要确立为中制的标准，使万世可以通行，所以假借周朝来确立王法，而寄托始于隐公。并且以文武之道期待后王，以周公的事业期望鲁国的子孙。由此推论，《春秋》固然不是一代君王的法度，而是万世通行的法度。

元年

岁在己未，是隐公的始年，周平王的四十九年。《春秋》的意义，在于尊大一统。现在天下的统绪在周朝，为什么不使用周平王的年号呢？回答说：人君继承皇位，必定要过一年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