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四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华督将弑殇公，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君者，于是先攻孔父。殇公趋而救之，皆死焉。人臣死君难，故书“及”，以着其节；称大夫，以明不失其官也。夫死者，人之所甚难，而忠臣义士慷慨发难，虽不救而以身死之。世人见其事之不成，从而咎之者众矣。圣人特着其节，又称其官，以勉进忠义之士，使爲于不可爲之时，救于无可奈何之际。故《春秋》见弑之君三十有六，而死难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荀息是也。按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其孙睾夷，因以爲氏。昔人名嘉而字孔者多矣，郑公子嘉字子孔，所谓司徒孔者也；楚成嘉字子孔，所谓令尹子孔者也。或谓名其君于前，不当字其臣于后，则父亦名也？是不然。与夷之名，此正之不可变者也，何害于孔父之字？且郑伯寤生卒而继书祭仲，仲亦名乎？殇公立十年，督迎公子冯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也。宋郑交恶，由宋穆公启之，故华督得以爲辞也。
译当时没有大事，书写“首月存”，这是天道和王法。
鲁隐公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华督杀害了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宋国的华督打算杀害殇公，孔父面色严肃地站在朝廷上，人们就没有敢冒犯的。而给国君带来祸难的人，于是就先攻打孔父。殇公快步跑去救他，两人都死了。臣子为国君赴难而死，所以《春秋》书写“及”，来彰显他的节操；称他为“大夫”，来表明他没有失去自己的官职。死亡，是人们非常难以面对的，而忠臣义士慷慨激昂地发起行动，虽然没能挽救国君却以身殉职。世人看到事情没有成功，从而责怪他们的人很多。圣人特意彰显他们的节操，又称呼他们的官职，来勉励和促进忠义之士，使他们在不可为的时候去作为，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去救援。所以《春秋》中记载被弑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位，而为国家赴难的臣子只有三位，就是孔父、仇牧、荀息。
查考宋国的世系，正考父生了嘉，字孔父，他的孙子睾夷，因此以“孔”为氏。从前人名嘉而字孔的很多，郑国的公子嘉字子孔，就是所谓的司徒孔；楚国的成嘉字子孔，就是所谓的令尹子孔。有人说在国君名字之前，不应当在臣子名字之后用字，那么“父”也是名吗？不是这样的。与夷的名字，这是正当的、不可改变的，哪里妨碍了孔父的字呢？况且郑伯寤生去世，接着书写祭仲，“仲”也是名吗？殇公在位十年，华督从郑国迎接公子冯来立为国君，是为了亲近郑国。宋国和郑国交恶，是从宋穆公开始的，所以华督得以以此为借口。
滕子来朝
此滕侯也，而称子者，示外之也。礼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故呉楚僭王，而春秋亦书曰「子」而已。先儒谓五等之爵，自有定制，其所升黜，皆由霸主。若春秋擅自升黜，是自爲乱也。是不然，当此之时，霸主未起，孰黜之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正谓此也。春秋之诛乱臣贼子，尤严于乱臣贼子之党，使人知乱臣贼子之爲大恶，而莫之与，则无以立于世，而簒弑之祸息矣。滕侯始与隐公同好，七年往吊其丧，十一年来朝于我。今隐为桓所弑，而滕不能讨其同好之贼，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义之甚，外裔之道也。故春秋因以外裔待之。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春秋之法，防不系事，以爲事之善恶无足劝惩，则没去其事，而但着其出防之罪也。防而系事者二，澶渊之会，宋灾，故自见本义。此书公防诸侯，以成宋乱，尢爲天下之大恶也。桓弑君而立，方惧诸侯之讨已，乃因宋督弑君，特会诸侯，以成其乱。春秋深嫉之，故以宋乱之成，归罪于公。公若防诸侯以讨宋，宋乱不成矣。惟公以乱助乱，是以成也。是四国始以宋之故，更相侵伐。今因宋督弑君，又各释其怨，立公子冯，纳督之赂，而封殖之。圣人深罪四国之君，无人君之道，保人之贼，私人之赂，反成就其志，俾贼而立于君之侧，政而归于贼之手。故特书其爵，而系之以成宋乱，明此四君者，皆好乱之君也。故乱人以爲资。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宋督赂四国以免诛，而以郜鼎归公。不曰“宋使来归”，而曰“取于宋”，以见公乃自以爲功而取之，専罪公也。
戊申纳于大庙
邻国之乱，力不能救，则已耳。今公反防三国，纳赂以成之。圣人实书之，所以示其恶于后世也。公不知纳赂之爲恶，又欲夸于神明，置其器于周公之庙，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习爲悖逆之行也。然则庆父、仲遂、意如之恶，又何诛焉？圣人爲此惧，而作《春秋》，使后世知宠赂之行，保邪废正，能败人之国家，如此也。故日「以谨之」，且谓之郜大鼎，则宋安得而有之？此见宋公本以不义得之也。宋本以不义得之，鲁又以不义取之。周公飨义，必不受也。故书曰「纳」，纳者弗受而强致之也。《白华》之诗，美孝子之洁白，美其不肯以不义汚其亲也，况诸侯乎？宋以郜鼎赂鲁，鲁以许田赂郑，其罪惟均，故圣人所书之意亦同。
秋七月，纪侯来朝【案：经，文公谷作纪侯，左氏作杞侯，此从公谷】
左氏因下有入杞之文，附防作杞，非也。杞爵非侯，凡称杞侯者，皆纪侯。自纪侯大去其国之后，纪不复称侯矣。弑逆之人，纪侯朝之，何爲不与滕子同贬乎？当是时，齐欲灭纪，纪侯来求鲁爲援耳，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郑伯防于邓
隐四年，蔡与宋、陈、衞、鲁伐郑。十年，又与宋、衞伐郑。其积怨未解，今郑与齐、宋、鲁、陈皆释去前憾，故蔡与郑于是始平于邓也。然至五年，而蔡人复从王伐郑，则此防亦不足恃也。邓，嬴姓侯国也。地以国，则邓亦与焉。左氏以爲惧楚，非也。时楚虽已僭号，尚未敢入侵中国，何爲而先自惧乎？
九月入杞
以滕纪皆来朝而杞独不至，故也。此年入杞，八年伐邾，其辞虽略，而罪有余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幸也。乃反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耻也。是《春秋》之深意也。
公及戎盟于唐
隐滕与戎盟于唐矣。未几而伐凡伯，则戎之不可信必矣。今必以桓有败盟之事，是以再爲此盟也。
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至，必告庙，此常事也。春秋所书，或过时，且危之也。桓公自弑立之后，尝与齐、郑、陈防矣，皆同爲不义者也。至是逺与戎盟，故危之而书至。盖戎若不如三国之党恶，则讨之矣。此圣人居夷浮海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春秋之法，凡首时书月，则书王。此正月不书王者，桓公弑君而立。圣人虽不敢斥言，
译滕子前来朝见。
这是滕侯，却称他为“子”，是表示将他视为外族。礼制规定：“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即使地位尊贵也称‘子’。”所以吴、楚僭越称王，《春秋》也只记载为“子”。先前的儒者认为五等爵位自有定制，升降黜免都由霸主决定。如果《春秋》擅自升降黜免，就是自己制造混乱。这种说法不对，当时霸主尚未兴起，是谁黜免他的呢？《春秋》是天子之事。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正是指此而言。《春秋》诛讨乱臣贼子，尤其严厉地对待乱臣贼子的党羽，使人们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为伍，那么他们就无法立足于世，篡弑的祸乱也就平息了。滕侯起初与隐公结好，隐公七年前往吊唁其丧事，十一年来我国朝见。如今隐公被桓公所弑，滕国不能讨伐杀害其盟友的贼人，反而率先来朝见桓公，这是极不仁不义的行为，是外族的做法。所以《春秋》因此用对待外族的方式对待他。
三月，鲁公在稷地防备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春秋》的法则，防备不关联具体事件，因为事件的善恶不值得劝善惩恶，就隐去事件，只记载其出防的罪责。防备而关联事件的有两处，澶渊之会，宋国发生灾祸，所以自然显现本义。这里记载鲁公防备诸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更是天下的大恶。桓公弑君自立，正害怕诸侯讨伐自己，于是趁着宋督弑君，特意会合诸侯，以促成其动乱。《春秋》深恶痛绝，所以将促成宋国动乱的罪责归于鲁公。鲁公如果防备诸侯去讨伐宋国，宋国的动乱就不会形成。只有鲁公以动乱助长动乱，所以才促成。这四个国家起初因为宋国的缘故，互相侵伐。如今趁着宋督弑君，又各自放下怨恨，拥立公子冯，收受宋督的贿赂，而培植他。圣人深罪这四个国家的君主，没有君主的道义，庇护别人的贼人，私受别人的贿赂，反而成就其志向，使贼人立于君主之侧，政令归于贼人之手。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的爵位，并关联促成宋国动乱，表明这四个君主都是喜好动乱的君主。所以动乱之人以此作为资本。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
宋督贿赂四国以逃避诛杀，并将郜鼎送给鲁公。不说“宋国派人来归还”，而说“从宋国取得”，以显示鲁公自己以为有功而取得它，专门归罪于鲁公。
戊申日，将大鼎放入太庙。
邻国的动乱，无力救援，就算了。如今鲁公反而防备三国，收受贿赂以促成动乱。圣人如实记载，是为了向后世显示其罪恶。鲁公不知道收受贿赂是罪恶，又想向神明夸耀，将器物放在周公的庙里，以明示百官，这是教他们习惯悖逆的行为。那么庆父、仲遂、意如的罪恶，又何必诛讨呢？圣人对此感到恐惧，而作《春秋》，使后世知道宠信贿赂的行为，庇护邪佞废弃正道，能败坏人的国家，就是这样。所以说“用来谨慎对待”，并且称为郜大鼎，那么宋国怎么能拥有它呢？这表明宋公本来就是不义得到的。宋国本来不义得到，鲁国又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周公崇尚道义，必定不会接受。所以记载为“纳”，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进去的意思。《白华》这首诗，赞美孝子的洁白，赞美他不愿用不义玷污亲人，何况是诸侯呢？宋国用郜鼎贿赂鲁国，鲁国用许田贿赂郑国，他们的罪责相等，所以圣人所记载的意思也相同。
秋七月，纪侯来朝见【案：经文，文公、谷梁传作纪侯，左传作杞侯，这里采用公羊、谷梁的说法】
左传因为下文有进入杞国的记载，附会改为杞侯，这是错误的。杞国的爵位不是侯，凡是称杞侯的，都是纪侯。自从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之后，纪国就不再称侯了。弑逆之人，纪侯去朝见他，为什么不与滕子一样被贬斥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来请求鲁国作为援助，不是为了桓公即位而朝见他。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隐公四年，蔡国与宋、陈、卫、鲁攻打郑国。十年，又与宋、卫攻打郑国。他们的积怨未解，如今郑国与齐、宋、鲁、陈都放下了以前的怨恨，所以蔡国与郑国于是在邓地开始和解。然而到了五年，蔡国人又跟随周王攻打郑国，那么这次会盟也不值得依赖。邓，是嬴姓的侯国。地名以国名，那么邓国也参与了。左传认为是害怕楚国，这是错误的。当时楚国虽然已经僭越称王，但尚未敢入侵中原，为什么要先自己害怕呢？
九月，进入杞国。
因为滕国、纪国都来朝见而杞国独自不到，所以如此。这一年进入杞国，八年攻打邾国，文辞虽然简略，但罪责有余。桓公弑君，没有人进入，没有人攻打，是侥幸。反而进入别人、攻打别人，这是使天下共同蒙受耻辱。这是《春秋》的深意。
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隐公时滕国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了。不久攻打凡伯，那么戎人不可信是必然的。如今必定因为桓公有背弃盟约的事情，所以再次结盟。
冬，鲁公从唐地回来。
君主外出回来，必定告祭宗庙，这是常事。《春秋》所记载的，有时超过时限，并且表示危险。桓公自弑君自立之后，曾与齐、郑、陈会盟了，都是同做不义之事的人。至此远与戎人结盟，所以表示危险而记载回来。大概戎人如果不像三国那样同恶相济，就讨伐他了。这是圣人居住夷地、浮海远去的用意。
三年春正月
《春秋》的法则，凡是开头记时记月，就记王。这正月不记王，是因为桓公弑君自立。圣人虽然不敢直斥，
然岂可尽没其迹？故微文以见之，使后世可追攷焉。盖弑君之贼，不可使一日偷生，奈何缓之至十八年之久，纵而不讨乎？圣人以桓弑逆自立，乃敢晏然南面爲君，以朝其臣民。故元年书王，以正其罪；二年又书王者，以王室微弱，力不能行天讨，而桓公之罪已显著，不可掩。若于二年而能诛之，虽爲小缓，亦足以为王诛也。今至于三年之丧毕，而竟自爲君，而天王竟不加诛。非天下无王，何以至此？自是遂不书王，以见当时之王竟不能讨，而桓公之恶竟遂其欲也。
译然而怎能完全抹去他的罪迹呢？所以用隐微的文字来揭示它，让后世可以追溯考证。杀害国君的贼人，不能让他苟活一天，为什么拖延到十八年之久，放纵他而不加讨伐呢？圣人认为齐桓公弑君篡位自立，却敢安然地南面称君，让臣民朝拜。所以在元年记载“王”，以判定他的罪行；二年又记载“王”，是因为王室衰微，无力执行天道的讨伐，而桓公的罪行已经显著，无法掩盖。如果在二年能够诛杀他，虽然稍微迟缓，也足以算是天子的讨伐了。现在直到三年丧期结束，桓公竟然自立为君，而周天子竟然不加诛杀。如果不是天下没有真正的王，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从此就不再记载“王”，以表明当时的天子终究不能讨伐，而桓公的恶行终究得逞。
公防齐侯于嬴
齐侯知公之弑逆，欲以文姜妻之。公亦欲援齐以自安，故爲此防。
夏齐侯衞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自相命也。其命维何？相推爲牧伯也。昔齐衞之先，盖尝爲牧伯矣。故齐管仲言：“天子赐我先君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而诗言：“黎之臣子，作旄丘之诗，责衞伯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是知齐衞本皆牧伯之职也。爲牧伯者，皆禀天子之命，以令诸侯。书曰：“王言惟作命，未有诸侯而得言命也。”是以文王之爲西伯也，以天子之命命将帅，以讨夷狄之难。诗人歌而美之。今也，齐僖衞宣欲修其职，不请于王，而自相命焉。在《易》泰之上九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命乱则尊卑上下不复辨，方伯连帅之职无所统，而强者爲伯而已，是无王也。此东周大乱之形也。《春秋》书之旨在于此，而传者失其意，使圣经微旨久而不明，可爲重太息也。诸儒以伯爲霸字，盖本于方伯之伯。衞本侯爵，而旄丘谓之衞伯，则方伯连帅之称伯，固其所也。及方伯连帅之职废，而诸侯强大者遂行其职，故霸通于伯，而齐衞所以自相推也。然则二侯胥命，何爲不盟？地丑德齐，两不相服也。盟必有主者，主者爲尊。胥命则莫适爲尊。自是齐日强，而衞日弱，故不复相命，而屡盟。盟则齐专爲霸矣。《春秋》之变，始于齐衞胥命，而终于呉晋争盟。自争盟观胥命，所谓“彼善于此”也。故荀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防纪侯于郕
公自簒立之后，无歳不与诸侯盟防。盖结外援以自固也。纪侯惧齐，亦欲亲鲁；虽郕亦然。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尽也，食尽，见爲异之大者，天下无王之象也。经书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与宣八年秋七月是也。天变之甚，独于二公见，孰谓无天道乎？日食义见隐二年。
公子翚如齐逆女
翚于此称公子者，先公之子，至亲且尊，而桓公以尝立已之故，命爲正卿，故也。夫人母仪一国，上以奉宗庙社稷，内以率正妾与君敌体，而公既不能亲迎，乃使公子逺迎之，曾无嫌疑之心焉。齐女又不待礼乃行，皆不正其始也。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
礼，诸侯之娶女入国，则称夫人。讙我地也，而姜氏不称夫人者，以齐侯身送之，有父之亲，未可系夫而称夫人也。自齐侯言，则宜曰季姜，而曰姜氏者，不正文姜，故不与其尽父之称也。且父母送女不下堂，况守土之君乎？今齐侯出境而送姜氏于讙者，公子翚以之归也，岂逺父母兄弟之道哉？
公防齐侯于讙
讙之防，实受姜氏于齐侯以归，而经但以防讙爲文者，以爲万世之嗣己，则轻之；而公子逆之，齐侯之强己，则畏之，而亲往防之。是公之行，其重在齐侯而不在姜氏也。若齐侯不送，则公亦不至于讙。故书公防齐侯于讙，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
不言翚以致者，公受之于讙故也。至者，见于庙也。书至自齐，是不与其防于讙也。春秋之时，婚姻失道，鲜有贤女辅佐君子，故文姜乱鲁，骊姬惑晋，南子倾衞，夏姬丧陈，上下化之，滔滔皆是。故自隐而下，内女夫人出处之迹，圣人谨而书之：曰逆女，曰纳币，曰归，曰来，曰薨，曰卒，曰▯，所以谨其终始而着其罪也。然事有繁者，不可槩举，则略其常事而着其非常者。故迎女不亲则书之，居丧纳币则书之，归来无故则书之，防享求妇则书之。凡非常之事，悉书焉，以惩以戒，爲万世法。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隐七年，齐尝使弟年来聘。今桓弑隐而夺之位，齐既与之爲婚，又复使年来聘。春秋书此，以见齐侯与鲁虽簒弑易君，恬不爲意，其相聘也，初无继好息民之意，各计利害，如市道之交驩耳。今来聘者，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聘，又非礼也。
有年
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爲之水旱凶变，乃其宜也。今乃降丰年以安之，使得凭厚而不忌，斯亦异矣。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错乱也
译鲁桓公在嬴地设防，以抵御齐侯。
齐侯知道鲁桓公弑君篡位的逆举，想把文姜嫁给他。鲁桓公也想借助齐国的力量来安定自己，所以进行这次设防。
夏天，齐侯和卫侯在蒲地互相发布命令。
互相发布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此互相命令。他们发布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互相推举对方担任方伯连帅的职务。从前齐国和卫国的祖先，曾经担任过方伯连帅。所以齐国的管仲说：“天子赐予我们先君征伐的权力，五侯九伯，都可以征伐。”而《诗经》中说：“黎国的臣子，作《旄丘》这首诗，指责卫伯不能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由此可知齐国和卫国本来都拥有方伯连帅的职权。担任方伯连帅的人，都是秉承天子的命令，来号令诸侯。《尚书》说：“天子的言语才称为命令，没有诸侯可以自称发布命令的。”因此周文王担任西伯时，凭借天子的命令来命令将帅，以讨伐夷狄的祸乱。诗人歌颂并赞美他。如今，齐僖公和卫宣公想要恢复他们的职权，不向周天子请示，却互相发布命令。《易经》泰卦上九爻辞说：“城墙倒塌到护城河里，是因为命令混乱。”命令混乱，那么尊卑上下就不再能分辨，方伯连帅的职权也就失去了统属，只有强者担任霸主罢了，这就是没有天子的局面。这是东周大乱的征兆。《春秋》记载这件事的宗旨就在这里，而传注的人失去了这个意思，使得圣经的微言大义长久不能明了，真让人深深叹息。诸儒把“伯”当作“霸”字，大概是源于方伯的“伯”。卫国本来是侯爵，而《旄丘》中称它为卫伯，那么方伯连帅称为伯，本来就是这样的。等到方伯连帅的职权废除后，诸侯中强大的就自行行使这个职权，所以“霸”与“伯”相通，齐国和卫国之所以互相推举，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两位诸侯互相发布命令，为什么不结盟呢？因为地位相当、德行相等，双方都不服从对方。结盟必定有主导者，主导者就是尊长。互相发布命令就没有谁适合做尊长。从此齐国一天天强大，而卫国一天天衰弱，所以不再互相发布命令，而是屡次结盟。结盟那么齐国就专门成为霸主了。《春秋》的演变，开始于齐卫互相发布命令，而终结于吴晋争夺盟主。从争夺盟主来看互相发布命令，可以说是“后者比前者好”。所以荀子说：“《春秋》赞许互相发布命令。”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设防，以抵御纪侯。
鲁桓自从篡位自立之后，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结盟或设防。大概是结交外援来巩固自己。纪侯害怕齐国，也想亲近鲁国；即使郕国也是这样。
秋天七月壬辰朔日，发生日全食。
“既”就是尽，日食尽，被视为最大的异象，是天下的无王之象。经文中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而日全食只有两次，这次和宣公八年秋七月那次是。天变之严重，唯独在这两位君主身上显现，谁说没有天道呢？日食的含义参见隐公二年。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翚在这里被称为公子，是因为他是先公的儿子，至亲且尊贵，而桓公因为翚曾经拥立自己的缘故，任命他为正卿，所以这样称呼。夫人是一国的母仪，上以侍奉宗庙社稷，内以率领妾室并与君主地位相当，而桓公既不能亲自迎接，却派公子远道迎接，竟然没有嫌疑之心。齐国的女子也不等待礼节完备就出发，这都是开始就不正。
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地。
按照礼制，诸侯娶女子进入国都，就称为夫人。讙是我国的土地，而姜氏不称为夫人，是因为齐侯亲自送她，还有父亲的亲情，还不能依附丈夫而称为夫人。从齐侯的角度来说，应该称她为季姜，而称她为姜氏，是不纠正文姜的名分，所以不给予她尽父亲称呼的待遇。而且父母送女儿不出厅堂，何况是守土的君主呢？现在齐侯出境把姜氏送到讙地，是因为公子翚把她接回去，这难道符合远离父母兄弟的道理吗？
鲁桓公在讙地设防，以抵御齐侯。
在讙地的设防，实际上是鲁桓公从齐侯那里接受姜氏回国，而经文只以在讙地设防来记载，是因为他认为姜氏是万世的继承人，就轻视她；而公子去迎接她，齐侯已经很强大了，就畏惧他，而亲自前往设防。这是桓公的行为，他的重视在于齐侯而不在于姜氏。如果齐侯不送，那么桓公也不会到讙地。所以记载鲁桓公在讙地设防抵御齐侯，以此来归罪于他。
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不说翚把她带来，是因为桓公在讙地接受了她。到达，是指在宗庙相见。记载从齐国到达，是不赞许他在讙地设防。春秋时期，婚姻失去正道，很少有贤女辅佐君子，所以文姜扰乱鲁国，骊姬迷惑晋国，南子倾覆卫国，夏姬败坏陈国，上下效仿，到处都是这样。所以从隐公以下，国内女子和夫人出处的踪迹，圣人谨慎地记载：说迎接女子，说纳币，说归，说来，说薨，说卒，说〇，以此来谨慎地记录她们的始终并彰显她们的罪过。然而事情有繁杂的，不能一概列举，就略去常事而彰显非常之事。所以迎接女子不亲自去就记载，居丧纳币就记载，归来没有原因就记载，设防享宴求取妇人就记载。凡是非常之事，都全部记载，用来惩戒和警戒，作为万世的法则。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隐公七年，齐国曾经派弟弟年来聘问。现在桓公弑杀隐公而夺取君位，齐国既与他结为婚姻，又再次派年来聘问。《春秋》记载这件事，以显示齐侯与鲁国虽然篡弑易君，却毫不介意，他们互相聘问，起初没有继好息民的意思，各自计算利害，就像市井之交的欢好罢了。现在来聘问的，是送夫人。借着送女子而聘问，又不符合礼制。
有丰年。
桓公弑君而立，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产生水旱凶变，本是适宜的。现在却降下丰年来安定他，使他凭借丰厚而不忌惮，这也是异常了。凡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必定归之于天。以天理有常，不如人事错乱。
桓始婚于齐，而天以有年奉之。凡侈心生于中，则逸德见于外，自然之符也。郎，鲁疆埸也。远狩于疆埸，危之也。何以危之？公有弑君之恶，诸侯皆得而讨之。鲁不是念，而远狩于郎。于是知其安于弑君，恬不懐惧也。夫先王以征伐不可偃于天下，故隐之于农。以武事不可夺农时也，毎因农隙以教之。盖古者兵农未判，一民而已，遂寓其令于四时田猎之间，而时田之礼，亦斯民之乐从也。故因追捕而教以金鼔旌旗之用，因杀获而教以献执俘馘之功。人知禽获之利而已，不知击刺之道由于斯也。人知驰骋之乐而已，不知军旅之政寓于斯也。然则讲练军实，缵习武功，以备不虞，以威夷狄，实在乎此，又岂直肆盘游逐禽兽而已哉？然先王惧蹂躏之爲害，故于国郊爲苑囿，养禽兽以备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后诸国亦皆有之。若郑之原圃，秦之具囿，鲁之大野是也。故西狩于大野，无讥焉，特爲获麟书耳。其他狩于郎，于禚，搜于红，于比蒲，于昌间，皆以非地而书也。凡非其地者，皆托搜狩爲名，实欲爲防战之备耳。况春秋之时，习于田猎谓之贤，娴于驰逐谓之好，未尝因田以教民也。设有能教民以战陈之事，又非其地，其非地之中，又有非时非礼者，此圣人不得不详着之，以垂世诫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按天子之宰，以佐王治邦国，爲职。今桓公内弑其君以自立，外又成人之乱。天王弗能讨，反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宠。则天理灭而人道亡矣。书“天王”言，当奉天，而其所爲，乃若是也。纠者，宰渠伯之名也。天子之宰不名，此名之者，见尊卑贵贱之义亡矣。桓自是益无顾忌，在《洪范》爲狂爲豫，莫之首贞。此有春夏而无秋冬之时，盖天理既灭，天运乖矣。阴阳失序，歳功不能成矣，故不具秋冬。
春秋集注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五
宋 高闶 撰
桓公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按《长厯》正月甲申朔，月内无甲戌，而太岁乃在甲戌，恐纂年者误加之。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书秋冬，误着此月。或疑此日下书陈佗杀太子事，其简编脱，皆未可知也。陈桓公立三十八年，陈佗旣杀世子，遂自立。
夏齐侯郑伯如纪
春秋之法，诸侯来朝鲁，则直书“朝”，以着其罪；公往朝他国，则书“如而已”，婉其辞也。其余诸侯相朝，皆略而不书。故二百四十二年，外相朝皆不书。此书“齐侯、郑伯如纪”，盖嫉之也。夫纪国最小，而齐、郑彊大，宜纪侯朝事之不暇，岂肯反朝之乎？盖齐侯将袭纪，先欲窥其虚实，而不敢自往；郑伯曲附齐侯，与之偕行，又恐为纪所疑，遂行朝礼而还。夫大不朝小，彊不朝弱，圣人不正其怀诈以图人之国，使若诚朝然，故特书“如纪”，以着其▯。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桓公弑君自立，不敢朝于天子，而天子遣使来聘者三，此何故哉？当是时，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桓王虽谋婚于诸侯，诸侯莫之从也。桓公以篡弑之故，惧诸侯之讨已，欲自结于桓王，故因纪之故而为王谋焉。此桓王所以三遣使而来聘也。《春秋》书之，以见桓公怀姧，思以纪之婚姻结好于王，以掩大恶，庶诸侯之不已讨，而桓王亦知诸侯有图纪之迹，因欲结鲁以援纪也。其曰「使仍叔之子」者，父在而使子之辞也。夫仍叔为王朝大臣，若其老则当悬车而退，安可不任其事，使其子代之？斯见王纲不举，容其大夫之子参预国事，又见天王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选之地，所谓官人以世也。不称氏者，世权不重于尹武也。周之盛时，乐正以诗书礼乐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皆造焉。説者皆曰为化民也，为选贤也。殊不知是乃爱诸臣之子，保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则灾其亲，坠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而坏也。故明王推恩羣后，必先教之，与其有宠于今，孰若无辱于后？不务教而务官之，以市井言则未学而仕，其幸大矣，
译桓公在齐国娶妻，上天便以长久的年寿来奉承他。大凡奢侈之心产生于内心，那么安逸放纵的德行就会显露于外表，这是自然的征兆。郎，是鲁国的边境。到边境去远行狩猎，这是危险的行为。为什么说是危险呢？因为桓公有弑君的罪恶，诸侯都有权讨伐他。鲁国不念及此，反而到郎地远行狩猎。由此可知他安于弑君之罪，安然自若而不怀畏惧。
先王认为征伐之事不能废止于天下，所以将其隐藏在农事之中。因为军事行动不能耽误农时，所以每逢农闲时节便用来训练民众。大概古代兵农尚未分离，百姓是一体的，于是将军事号令寄托在四季田猎之间，而按时田猎的礼仪，也是百姓乐于顺从的。所以借着追捕猎物来教导金鼓旌旗的使用，借着杀获猎物来教导献俘割耳的功绩。人们只知道捕获猎物的利益，却不知道击刺之道由此而来。人们只知道驰骋的快乐，却不知道军旅的政令寄托于此。那么讲习训练军备，继承练习武功，以防备意外，以抵御夷狄，实在就在于此，哪里仅仅是放纵游乐追逐禽兽而已呢？
然而先王担心践踏农田造成危害，所以在国都郊外设置苑囿，饲养禽兽以备田猎。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后来的各国也都有这样的苑囿。比如郑国的原圃，秦国的具囿，鲁国的大野就是如此。所以到西郊的大野狩猎，没有讥讽，只是为获得麒麟而记载罢了。其他在郎地狩猎，在禚地狩猎，在红地搜猎，在比蒲、昌间狩猎，都是因为地点不当而记载。凡是地点不当的，都是借搜猎之名，实际上是为了做战备防御。况且在春秋时期，习惯田猎被称为贤能，娴熟驰逐被称为喜好，未曾借着田猎来教化百姓。假设有能借着田猎教导百姓战阵之事的，却又地点不当，而在地点不当之中，又有不合时令、不合礼仪的情况，这是圣人不得不详细记载，以垂示后世警戒的原因。
夏天，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
按照制度，天子的宰臣，辅佐天子治理邦国，是他们的职责。如今桓公在内弑杀国君以自立，在外又促成他人的动乱。周天子不能讨伐他，反而派遣他的宰臣来聘问，表示加以尊宠。那么天理灭绝而人道沦亡了。记载“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道，而他的所作所为，竟然像这样。纠，是宰渠伯的名字。天子的宰臣不称名，这里称名，是显示尊卑贵贱的道义已经丧失了。桓公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在《洪范》中属于狂妄和犹豫，没有坚守正道。这是只有春夏而没有秋冬的时候，大概天理已经灭绝，天运乖戾了。阴阳失去秩序，一年的功绩不能完成了，所以不记载秋冬。
春秋集注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五
宋 高闶 撰
桓公二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按照《长历》，正月甲申朔，月内没有甲戌日，而太岁却在甲戌，恐怕是编纂年历的人错误地加上了。有人怀疑甲戌日在去年冬十二月，而去年不记载秋冬，错误地写在这个月。有人怀疑此日下记载陈佗杀太子的事，竹简脱落了，这些都不能确定。陈桓公在位三十八年，陈佗既然杀了世子，就自立为君。
夏天，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春秋》的法则，诸侯来朝见鲁国，就直接记载“朝”，以彰显他们的罪过；鲁公去朝见他国，就只记载“如”，使言辞委婉。其余诸侯互相朝见，都省略不记载。所以二百四十二年间，国外诸侯互相朝见都不记载。这里记载“齐侯、郑伯如纪”，大概是憎恶他们。纪国最小，而齐、郑强大，应当是纪侯忙于朝见他们都不暇，哪里肯反过来朝见他们呢？大概是齐侯将要偷袭纪国，先想窥探其虚实，而不敢亲自前往；郑伯曲意依附齐侯，与他同行，又恐怕被纪国怀疑，于是实行朝见之礼后返回。大国不朝见小国，强国不朝见弱国，圣人不纠正他们怀着诈伪图谋他国，却装作真诚朝见的样子，所以特别记载“如纪”，以彰显他们的虚伪。
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桓公弑君自立，不敢朝见天子，而天子派遣使者来聘问三次，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桓王虽然谋划与诸侯联姻，诸侯没有听从的。桓公因为篡弑的缘故，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要自我结好于桓王，所以借着纪国的事为桓王谋划。这就是桓王三次派遣使者来聘问的原因。《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桓公心怀奸诈，想借着纪国的婚姻与天子结好，以掩盖大恶，希望诸侯不再讨伐自己，而桓王也知道诸侯有图谋纪国的迹象，因而想结好鲁国以援助纪国。说“派遣仍叔之子”，是父亲在世而派遣儿子的说法。仍叔是周朝的大臣，如果他年老就应当辞官退休，怎么能不担任其事，而让他的儿子代替呢？这显示王纲不振，容许大夫的儿子参与国事，又显示天王顺从大臣的私意，任用其子弟中软弱的人占据公选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世卿世禄。不称氏，是因为世袭的权力不如尹、武那样重要。周朝兴盛时，乐正用诗书礼乐造就士人，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都去就学。解说者都说这是为了教化百姓，为了选拔贤才。殊不知这是爱护群臣的儿子，保全群臣的家业。人不教导就会不善，不善就会灾祸其亲人，败坏其祭祀，这是自身和家庭因不教导而败坏。所以明君推恩于群后，必定先教导他们，与其现在受宠，不如以后不受辱。不致力于教导而致力于授官，用市井的话说就是未学而仕，他的幸运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