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三
，因遇于垂，以谋郑。十年，宋人衞人入郑，盖垂之谋也。君子以是过宣公。夫州吁则援殇公矣。宣公苟辞殇公以睦郑，不亦近乎？且谋人之国，不以礼见，而阳若相遇，非国君之道。《春秋》因其实而书之，而襃贬寓焉。」
译于是（宋宣公）在垂地会见（郑国使者），谋划进攻郑国。十年，宋国人、卫国军队侵入郑国，这大概是垂地会见的谋划所致。君子因此责备宋宣公。州吁已经援引殇公（作为借口）了。宣公如果推辞殇公（的提议）以和睦郑国，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况且谋划别人的国家，不依礼法相见，却表面上装作相遇，这不是国君应有的道义。《春秋》根据事实记载这件事，褒扬与贬斥的意思就蕴含其中了。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
六年，公怒宋使，之失辞，郑人由是来输平。然口输之而实不至，鲁之憾犹未解。今以宋公、衞侯遇于垂，郑度其势不可御，于是归其所输之祊，以求援于鲁也。然郑与吾境素不相接，何乃越他国而归之邑乎？盖郑以厉、宣之亲世爲周之卿士，常从天子巡狩，赐以朝宿之邑，在泰山之侧，其地近于鲁。是时郑伯因王夺其政而忿之，遂弃君臣之义，忘亲亲之恩，以天子不复巡狩而祊爲无用，且欲急得鲁之援，故使宛来归焉。先儒以爲易许田非也。按桓二年有郑伯以璧假许田之文，则是隐公之世未尝易矣。且我入祊而不以许田入郑，郑岂已乎？周班后郑犹且致郎之战，况于易地而不与哉？自入祊之后，继好寻盟，史不絶书，入郜、入防，悉归于我，终隐之世无衅可观，则先儒之妄不辨自明，而圣人特书「来归」之意，断可识矣。夫朝宿之邑，先祖受之于先王，而郑伯辄以私情归于人，而谓天子不复巡狩，此无君之心，背叛当诛也。而宛为郑臣，不能以义正其君，而亲以其国之土地归于他人，则郑之在位者无君子可知矣。观《国风》「遵大路」「风雨」「羔裘」之诗，是郑无人也。
庚寅我入祊
此见公贪土地而不顾义也。入者，义不可而强入之，是以谨而日之也。春秋外归田邑，如齐人来归郓、讙、▯阴田，未尝言入，以其本我之邑，归则有之矣。此特书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当入也。夫郑以非义归我以祊，而我能以义拒之，则免矣。奈何见利忘义，遽遣吏治之，据有其地？孟子所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郑之归鲁之入，其罪均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立三十五年，其子封人嗣，是为桓侯。
辛亥宿男卒
元年，盖尝及宋盟于宿矣。至是，宿男卒，而不以名赴，是无礼也。人而无礼，何以立国？庄十年，宋遽迁宿。宿自是不复见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衞侯盟于瓦屋。
此宋公主盟，谋郑鲁也。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况瓦屋乃周地，而三国敢盟于此，故详日以谨之。夫宋连诸国以伐郑，虽鲁与谋，今鲁不加兵而得土地之利，是郑不惧宋而反畏鲁也。宋公疾鲁之得祊，又怒郑之不赂已，故防齐衞之君以为此盟，使无援鲁郑。虽然，齐先已与郑通好矣，又已与鲁通好矣，其情可见，而宋衞与之盟，可谓不察矣。宜此盟之不信也。郑因叔段兴兵，而蔓延至此者，以鲁为艾之盟，是以起此相倾相夺之事也。
八月▯蔡宣公
诸侯五月而▯，今不及期，是简也。且因鲁往防，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辛夘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公见三国之谋，已故结此盟以求援焉。夫莒虽小国，其力犹能及他人，观其入向伐杞，盖可见矣。然小国微者，非敢盟公，公自屈已出境而与之盟耳。故称公及，又谨而日之。凡公与外大夫盟，内斥言公，外大夫称人，恶在公也。此盟与成二年蜀之盟是已。内不言公，外书大夫之名氏者，恶在外也。庄二十二年防之盟，与文二年及晋处父盟是也。
螟
春秋》书螟者三，隐、二庄一；书螽者十，桓一，余皆僖公之后。盖螟食苗心，螽无所不食，故其爲灾也，螟轻而螽重。《春秋》之初，灾之轻者亦书之，及其久也，轻者不胜书，书其重者耳。不然，岂隐、庄之后二百年间鲁无螟耶？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此公子展之孙，未命，故名之夷伯，展禽其后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前年，天王使凡伯来聘，而戎辄伐之，以归。诸侯皆坐视，莫有救王臣之难者。天王不问，复使南季来聘，又不见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建寅之月，而大雨震电。八日之间，复大雨雪。大雨震电者，大雨而又震电也。大雨雪者，甚言乎其雪也。雨自上下者，凡称大者，皆非常之辞。夫天反时爲灾，人反德爲乱。隐公以让国爲名，而乃从事于争，此反德也。利将反而爲害，亲将反而爲贼。天之见戒深矣，而弗儆，
译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
鲁隐公六年，隐公因宋国使者言辞失当而发怒，郑国人因此前来输诚求和。然而郑国只是口头表示输诚，实际行动并未到位，鲁国的怨恨仍未消除。如今，宋公、卫侯在垂地相会，郑国估计这种形势不可抵挡，于是归还了之前承诺输诚的祊地，以此向鲁国寻求援助。然而郑国与我国边境素来不相连接，为何要越过其他国家将城邑归还给我们呢？大概是因为郑国凭借厉公、宣公与周王室的亲属关系世代担任周朝卿士，常跟随天子巡狩，被赐予朝见和住宿的城邑，位于泰山之侧，其地靠近鲁国。当时郑伯因周王剥夺其政权而愤恨，于是抛弃君臣之义，忘却亲属之恩，认为天子不再巡狩，祊地已无用处，且急于获得鲁国的援助，所以派遣宛来归还。先儒认为是交换许田，这是错误的。查考桓公二年有“郑伯以璧假许田”的记载，说明在隐公时代未曾交换。况且我国进入祊地而不把许田交给郑国，郑国难道会善罢甘休吗？周王室衰落后，郑国尚且引发郎之战，何况是交换土地而不给予呢？自从进入祊地之后，两国继续友好、寻求盟约，史书不断记载，郜地、防地全都归我所有，直到隐公末年没有可观察的裂痕，那么先儒的谬误不辩自明，而圣人特意书写“来归”的用意，就可以断定了。朝宿之邑，是郑国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郑伯却因私情将其归还给他人，并声称天子不再巡狩，这是无君之心，背叛应当诛杀。而宛作为郑国臣子，不能以道义纠正其君主，反而亲自将国家的土地归还给他人，那么郑国在位者没有君子就可知了。观察《国风》中《遵大路》《风雨》《羔裘》等诗篇，可知郑国没有人才。
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这显示隐公贪图土地而不顾道义。“入”字，表示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因此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春秋》记载外国归还田邑，如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未曾说“入”，因为那些本来是我国的城邑，归还则存在。这里特意书写“入”，是因为那不是我国所有，不应当进入。郑国以不义的方式将祊地归还给我们，如果我们能以道义拒绝，就可以免祸了。为何见利忘义，急忙派遣官吏治理，占据那块土地？孟子所说的“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郑国归还、鲁国进入，其罪行是相同的。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蔡宣公立国三十五年，他的儿子封人继位，这就是桓侯。
辛亥日，宿男去世。
元年，大概曾与宋国在宿地结盟。至此，宿男去世，却不以名号通报，这是无礼。人而无礼，凭什么立国？庄公十年，宋国突然迁徙宿国。宿国从此不再出现。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这是宋公主持结盟，图谋郑国和鲁国。诸侯互相结盟，是王法所不容许的。况且瓦屋是周王室之地，而三国敢在此结盟，所以详细记载日期以示谨慎。宋国联合各国攻打郑国，虽然鲁国参与谋划，现在鲁国不加兵却得到土地之利，这是郑国不惧怕宋国反而畏惧鲁国。宋公痛恨鲁国得到祊地，又愤怒郑国不贿赂自己，所以防备齐侯、卫侯而进行此盟，使他们不援助鲁国和郑国。虽然如此，齐国先前已与郑国通好，又已与鲁国通好，其情势可见，而宋国、卫国与之结盟，可谓不明察。适宜此盟不被信任。郑国因叔段兴兵，而蔓延至此，是因为鲁国在艾地结盟，所以引起这种互相倾轧争夺的事情。
八月，蔡宣公去世。
诸侯五月而葬，现在不到期限，这是简慢。且因鲁国前往防地，而彰显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行。
九月辛夘日，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隐公看到三国图谋自己，所以结此盟以求援助。莒国虽小，其力量尚能波及他人，观察其进入向地、攻打杞国，大概可见。然而小国微弱，不敢与隐公结盟，是隐公自降身份出境与之结盟。所以称“公及”，又谨慎地记载日期。凡是隐公与外国大夫结盟，对内斥言“公”，对外大夫称“人”，厌恶在于隐公。此盟与成二年蜀地的盟约相同。对内不言“公”，对外书写大夫名氏的，厌恶在于外方。庄公二十二年防地的盟约，与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是这种情况。
发生螟灾。
《春秋》记载螟灾三次，隐公一次、庄公两次；记载螽灾十次，桓公一次，其余都在僖公之后。大概螟虫吃苗心，螽虫无所不吃，所以作为灾害，螟轻而螽重。《春秋》初期，灾害轻微的也记载，等到后来，轻微的不胜记载，只记载严重的。不然，难道隐公、庄公之后二百年间鲁国没有螟灾吗？
冬十二月，无骇去世。
这是公子展的孙子，未受封命，所以称名夷伯，展禽是他的后代。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
前年，周天子派遣凡伯来聘问，而戎人随即攻打他，使其回国。诸侯都坐视，没有救援周王臣子的。周天子不追究，又派遣南季来聘问，又不见答复，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建寅之月，却大雨伴有雷电。八天之间，又大雨雪。大雨伴有雷电，是大雨而又伴有雷电。大雨雪，是极言其雪之大。雨从上下落，凡称“大”的，都是非常之辞。天违背时令为灾，人违背道德为乱。隐公以让国为名，却从事于争夺，这是违背道德。利益将反而成为祸害，亲属将反而成为贼寇。天的警戒很深，却不警惕。
弗戒，以及于难。
挟卒
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爲大夫。苟未五十，虽有贤德，犹服士服，行士礼。春秋之始，此礼犹存，故多不书氏。僖公之后，此礼又废，故大夫鲜不氏者。
译不加以警戒，以至于招致祸难。
率领士卒
古时候，四十岁出仕，五十岁受爵，成为大夫。如果不到五十岁，即使有贤德的才能，仍然穿着士的服饰，行士的礼仪。春秋初期，这种礼制尚存，所以史书中大多不记载大夫的氏。僖公之后，这种礼制又被废除，所以大夫很少有不用氏的。
夏城郎
鲁自受祊之后，将爲郑伐宋，又恐他国有议其后者，故城郎以备之。
秋七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防齐侯于防
此防乃齐侯背瓦屋之盟，反与公连谋爲郑伐宋也。又见隐公得利则合，失利则离，知齐郑之好终不可夺。今郑既归祊，而吾之憾释矣，遂反防齐，与之并力以伐宋也。又见齐之彊大，诸侯争与之盟，以爲齐之力可以为他国之助，齐之兵可以伐人之国。故宋公既与之谋郑，而鲁、郑反与之谋宋也。故以齐主防防宋地，明年鲁遂取之。或作邴，与《周官》八柄作枋，同义。
十年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此三国相防，爲师期也。七年城中丘盖爲此防耳。然则公之处心积虑，将以伐宋也。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
此见公之于宋始相和好，终爲仇讐，惟知贪利，不复顾义也。自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又遇于清，是其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变爲仇讐，反以兵加之者，岂徒然哉？始爲宋谋郑，既得郑利；今爲郑谋宋，又欲得宋利也。于是使翚先以师防二国伐之。齐侯、郑伯皆贬称人者，齐渝瓦屋之盟，郑乃造兵之首，是以春秋深恶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翚已帅师防二国伐宋矣。此又书公者，所以着公尽渝宋盟也。弃好，党恶，吞夺其利，实公所为，故不言战而书败。盖公无憾于宋，而以公之胜爲幸也。凡鲁胜曰败，某师败则书战而已。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本小国，在春秋前已爲宋并，其土地取其寳器，而迁其君矣。犹书曰“郜存之也”。公以祊故，先以翚防伐，已而自将，倾众悉力，以败宋师。又浃旬之间，取其二邑。但曰“公败宋师于菅，取郜，取防”，亦足以见其恶矣。而书法如此者甚之也。鲁受人不义之惠，遂兴兵以伐同盟无罪之国，虐用其民，久留于外，卒取二邑，以报私惠，是以春秋甚之也。若谓郑之归祊，实以许田易而得之，亦岂至是哉。
秋，宋人、衞人入郑。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此宋又连衞以报郑。郑幸菅之败而不备，故师还未及郊，而宋衞已乘其虚而入之矣。春秋虽无义战，未有奇谲轻疾如宋衞之入郑者也。郑劳力外务，而不知守其国，则二国之入宜矣。宋殇公方丧邑败师，而连兵不已，殇公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宋旣连兵入郑，又乗胜以召蔡人伐戴。戴，郑所与之微国也，而三国伐之所以报郑也。郑师犹在郊，因又伺三国之便伐而取之，尽得三师之辎重焉。相倾相夺，一至于此。春秋人三国而不夺郑爵，恶三国之迁怒也。且前曰“宋衞入郑”，今曰“郑伯伐取之”，是宋衞虽能入郑，不能爲郑之弱，也不能爲郑之弱，此殇公所以终不得冯。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戴郑所与也，三国伐之，非理甚矣。郕衞所与也，而齐郑入之，是效尤也。长此安穷？故谨以日，而又人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二国见鲁之方彊，故相率朝之。朝者，诸侯见天子之名。今滕、薛之于鲁，同爲天子诸侯，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而乃同朝于鲁，是尊卑上下无辨也。左氏有「周之宗盟，异姓爲后」之説，亦非礼也。成三年，晋侯使荀庚来聘，衞侯使孙良夫来聘，而鲁尚不敢同日与之盟。岂有同列来朝而班见者乎？班见者，朝天子之礼也。异姓爲后，正谓朝天子时耳。然在周之盛时则可，当春秋之时则不可也。春秋诸侯未尝朝天子，乃相率朝鲁，岂以桓王微弱，凡伯见伐为不足恃，而隐公败宋，取郜、取防为可畏耶？隐公名欲让桓，方且自恃其彊，晏然坐受同姓诸侯之旅朝，而无谦避之意，死不亦宜乎？
夏公会郑伯于时来
谋伐许也。公既得宋地，又防郑而谋许，是贪欲无厌也。时来，郑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及者，内爲主，非内爲主，则必先书防伐，而后书入矣。公二年之中，与齐、郑连兵，既伐宋，又入许，其罪大矣。以左氏所书奉许叔之事攷之，则郑非有意乎取许也。以
译夏，筑郎城。
鲁国自从接受了祊地之后，准备帮助郑国讨伐宋国，又担心其他国家议论并跟随其后，所以修筑郎城来防备他们。
秋七月。
当时没有发生大事，史书只记载了月份，这是遵循天道和王法的体例。
冬，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这次在防地会见，是因为齐侯违背了瓦屋的盟约，反而与隐公联合谋划帮助郑国讨伐宋国。这显示出隐公在得利时就联合，失利时就背离，知道齐国和郑国的友好关系终究不可改变。现在郑国既然归还了祊地，鲁国对郑国的怨恨也就消除了，于是转而与齐侯在防地会面，与他们合力去讨伐宋国。这也显示出齐国的强大，诸侯争相与它结盟，认为齐国的力量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援助，齐国的军队可以用来讨伐别的国家。所以宋公先前与齐国谋划对付郑国，而鲁国和郑国反而与齐国谋划对付宋国。因此以齐国为主导在防地会合，防地是宋国的土地，第二年鲁国就夺取了它。有的版本写作“邴”，与《周官》中“八柄”写作“枋”同义。
十年春，王二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这是三国相互约定，确定出兵日期。七年修筑中丘城大概就是为了这次会合。由此可见隐公处心积虑，打算讨伐宋国。
夏，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会合讨伐宋国。
这显示出隐公对宋国起初相互和好，最终成为仇敌，只知道贪图利益，不再顾及道义。从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四年又在清地相遇，可见双方的友好并非一天两天。如今一旦变成仇敌，反而用军队攻击对方，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起初为宋国谋划对付郑国，已经得到了郑国的利益；现在为郑国谋划对付宋国，又想得到宋国的利益。于是派翚先率领军队与两国军队会合去讨伐宋国。齐侯、郑伯都被贬称为“人”，是因为齐国违背了瓦屋的盟约，郑国是发动战争的祸首，所以《春秋》深恶痛绝他们。
六月壬戌，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
翚已经率领军队与两国军队会合讨伐宋国了。这里又记载隐公，是为了彰显隐公完全背弃了与宋国的盟约。抛弃友好，勾结恶人，吞并掠夺利益，实际上是隐公所为，所以不记载“战”而记载“败”。大概是因为隐公对宋国没有怨恨，而以隐公的胜利为庆幸。凡是鲁国胜利称为“败”，某国军队被打败则只记载“战”罢了。
辛未，夺取郜地；辛巳，夺取防地。
郜原本是小国，在春秋之前已经被宋国兼并，其土地被夺取，宝物被拿走，国君被迁徙。但史书仍说“郜地存在”。隐公因为祊地的缘故，先派翚会合军队讨伐，随后亲自率领军队，倾尽全部力量，打败宋国军队。又在十天之内，夺取了两个城邑。只说“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夺取郜地，夺取防地”，也足以显示其恶行了。而史笔这样书写，是为了加重谴责。鲁国接受了不义的恩惠，于是兴兵讨伐同盟中无罪的国家，虐待百姓，长期在外停留，最终夺取两个城邑，来报答私人的恩惠，所以《春秋》对此深加谴责。如果说郑国归还祊地，实际上是用许田交换而得到的，难道也会走到这一步吗。
秋，宋人、卫人进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戴国，夺取了它。这是宋国又联合卫国来报复郑国。郑国庆幸菅地的胜利而不加防备，所以军队还没回到郊外，宋国和卫国已经趁其空虚进入郑国了。《春秋》虽然没有正义的战争，但没有像宋国和卫国进入郑国这样诡诈轻疾的。郑国劳力于对外事务，而不知道守卫自己的国家，那么两国进入郑国是理所当然的。宋殇公刚刚丧失城邑、军队战败，却连年征战不止，宋殇公的百姓因此不堪忍受了。宋国既然联合军队进入郑国，又乘胜召唤蔡人来讨伐戴国。戴国是郑国给予的微小国家，三国讨伐它是为了报复郑国。郑国军队还在郊外，于是又伺机趁三国之便讨伐并夺取戴国，尽数获得了三国的辎重。相互倾轧掠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春秋》记载三国进入戴国而不剥夺郑国的爵位，是厌恶三国迁怒于人。而且前面说“宋卫进入郑国”，现在说“郑伯讨伐夺取它”，这说明宋卫虽然能进入郑国，但不能使郑国变弱，也不能使郑国变弱，这就是宋殇公最终不得善终的原因。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进入郕国。
戴国是郑国给予的，三国讨伐它，太不讲理了。郕国是卫国给予的，而齐国和郑国进入它，这是效仿恶劣行为。这样下去何时能穷尽？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而又称他们为“人”。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见。
两国看到鲁国正强大，所以相继来朝见。朝见，是诸侯拜见天子的名称。现在滕、薛对于鲁国，同为天子的诸侯，同受天子的土地，是同列的关系。却一同来朝见鲁国，这是尊卑上下没有区别。左氏有“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的说法，也不符合礼制。成公三年，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而鲁国尚不敢同日与他们结盟。哪有同列来朝见而按班次拜见的呢？按班次拜见，是朝见天子的礼仪。异姓排在后面，正是指朝见天子的时候。然而在周朝兴盛时还可以，在春秋时就不行了。春秋时诸侯不曾朝见天子，却相继朝见鲁国，难道是因为桓王微弱，凡伯被讨伐而不足以依靠，而隐公打败宋国，夺取郜地、防地而令人畏惧吗？隐公名义上想让位给桓公，却正自恃其强大，安然坐受同姓诸侯的相继朝见，而没有谦让回避的意思，死掉不也是应该的吗？
夏，隐公与时来会见郑伯。
谋划讨伐许国。隐公既然得到了宋国的土地，又与郑国会合谋划许国，这是贪欲不知满足。时来，是郑国的土地。
秋七月壬午，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及”字，表示以鲁国为主，如果不是以鲁国为主，那么必须先记载会合讨伐，然后记载进入。隐公在两年之中，与齐国、郑国联合出兵，既讨伐宋国，又进入许国，其罪过大了。根据左氏所记载奉立许叔的事情考察，那么郑国并非有意夺取许国。根据
郑伯许田之事观之，则知公实贪利其地，而擅有之也。盖郑虽怨许，而力不能报，故推鲁为主，而假齐为助。鲁既为郑败宋师，取二邑，今又为郑入许，盖由归祊之故也。
译从郑伯处理许田这件事可以看出，鲁公实际上是贪图那块土地的利益，而擅自占有了它。大概郑国虽然怨恨许国，但力量不足以报复，所以推举鲁国作为主谋，并借助齐国的援助。鲁国既然已经替郑国打败了宋国的军队，夺取了两个城邑，现在又替郑国进入许国，这大概是因为归还祊地的缘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翚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故但书薨而已。然则桓当讨乎？曰：在他国则衞州吁是也。惜乎鲁无石碏之臣，使获免耳。夫诸侯无二嫡，元妃卒则次妃摄行内事。惠公越礼再娶而生桓公，故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公不得称嫡子。凡立庶子皆以长，此隐公之立爲得正也，非摄也。先儒谓仲子以手文之故，实配惠公，遂为之説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呜呼，渎乱王法，莫此爲甚。后世遂援爲故事，如汉哀帝尊定陶傅太后、丁姬为帝太后是也。误天下后世者，其此言也夫。虽然，隐公以长自处，请命于天子，正位君鲁，以奉周公之祀，其谁曰不然？不知出此，辄探先君之邪志，匿情以欺人，谓为桓而立，窃揖让之名，冀桓公之信已，故邀天王而归仲子之赗，考仲子之宫而献六羽，上以欺天子，下以欺大夫。桓公因信其爲已立也，冀其归政于已，而公偃然欲终其身以待他日，遂致簒弑之祸。盖由隐公不知大义，故至此耳。夫以不知大义，而其獘至于杀身，然则有国者固不可不学《春秋》也。
春秋集注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四
宋 高闶 撰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无王之极也。而书「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盖隐公被弑，经但书薨，而贼亦不见主名。若其嗣君实预其故，而无以爲别，则后之观者，安知贼之为谁乎？圣人欲使弑逆者无幸免于后世，故着其簒立之罪，而特书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弑自居也？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
防者，外爲主，甚矣！郑伯之无道也，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爲好防，将以求赂焉。度鲁亟于防，诸侯必从所欲，故也。夫弑君之贼，人皆得而讨之，况郑伯与隐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见其贼，不能讨，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诚何心哉！
郑伯以璧假许田
先言防于垂，而继言假许田。见郑伯贪利忘义之甚也。夫璧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鲁亦何用璧爲哉？特以桓既弑立，惧诸侯之讨已，郑伯得其情，姑以璧借口，而实欲得许田耳。圣人若书鲁以许田赂郑，则无以显郑伯之罪，故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而鲁之罪自见矣。此《春秋》微显阐幽之道也。先儒以许田爲鲁地，郑伯以祊易之。若果尔，则祊初入鲁，而许田即当入郑，又安得数年不报，必待郑伯更以璧假之，然后与耶？况鲁地见于经者，皆举地名，如郓、讙、▯阴及阐之类是也。今云许田，则系以国名，与邾田同矣，安得爲鲁地耶？据《左传》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以此攷之，其爲许国之田无疑矣。按去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据《左传》则遂灭许，据经则许自此不见，至十五年始书许叔入于许。盖当时三国同入许，而鲁实取其田，郑虽利其与已接境，而欲得之势不可也。今度许已归服，必不复兴，又乘桓公弑立恐惧不自安之时，自可必得之而无以爲辞，故特爲垂之会，欲以璧假之。假之爲言，婉其辞以示不强取，而于鲁亦无嫌也。先儒但见郑先归鲁祊，今来假许田，遂以爲相易，殊不知郑始结鲁以拒敌，故归祊以市鲁，鲁今簒君以求援，故赂田以偿郑。其地虽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夫郑伯既乘隙以邀利，而鲁又尝入郑之祊，今又得郑之璧，而许田本非鲁有，遂因以赂之，可以灭口而掩恶，又何惮而不爲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公自会垂之时，固欲结郑援以自安。郑既得许田，始与公爲此盟，以成公意也。公以会垂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爲此盟，而位乃定焉。夫弑逆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郑纳赂与盟以定之，其罪大矣。故书日以详着其恶。”
秋大水
君修德则和气应而雨▯，若今桓行逆德，致隐沴，乃其宜也。《春秋》书大水者九，义见十三年。
冬十月
译冬季十一个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翚向桓公进谗言陷害隐公，并请求杀害他，所以史书只记载“薨”罢了。那么桓公应当被讨伐吗？回答说：在其他国家，就像卫国州吁那样。可惜鲁国没有像石碏那样的臣子，使得他得以逃脱罪责。诸侯没有两个嫡子，元妃去世则由次妃代理内政。惠公违背礼制再次娶妻而生下桓公，所以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桓公也不能称为嫡子。凡是立庶子都以年长为尊，隐公被立为君是符合正道的，并非代理。先儒认为仲子因为手纹的缘故，实际上配享惠公，于是解释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唉，亵渎扰乱王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世便援引此作为先例，如汉哀帝尊奉定陶傅太后、丁姬为帝太后就是如此。误导天下后世的，就是这句话啊。虽然如此，隐公以年长的身份自处，向天子请示，正式即位统治鲁国，以奉祀周公，谁会说不对呢？不知道这样做，反而探察先君的邪念，隐瞒真情欺骗他人，说是为了桓公而立，窃取揖让的美名，希望桓公相信自己，所以邀请天子归来并归还仲子的赗赠，修建仲子的宫室并献上六羽，对上欺骗天子，对下欺骗大夫。桓公因此相信他是为自己而立，希望他将来归政给自己，而隐公却安然想要终老一生以等待日后，于是导致篡位弑君的祸患。这都是因为隐公不懂大义，所以到了这一步。因为不懂大义，而其弊端竟至于杀身，那么拥有国家的人确实不可不学习《春秋》。
春秋集注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四
宋 高闶 撰
桓公一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桓公即位。
桓公弑君自立，是违背天理、无视王权的极致。而史书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和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因为隐公被弑，经文只记载“薨”，而贼人也没有写明主名。如果继位的国君确实参与了这件事，而又无法区别，那么后来的读者，怎么知道贼人是谁呢？圣人想要让弑逆之人不能在后世侥幸逃脱，所以揭示他篡位的罪行，特意记载他自行即位。怎么能以没有弑君自居呢？
三月，桓公在垂地防备郑伯。
“防”字，表示对外为主，郑伯太无道了！他知道桓公篡位逆理，内心不安，特意制造防备的借口，想要索取贿赂。估计鲁国急于防备，诸侯必定会顺从他的欲望，所以如此。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他，何况郑伯与隐公结盟友好，已经不是一天了。现在见到贼人，不能讨伐，反而有所索求，想要以此安定他的地位，这究竟是什么用心！
郑伯用璧玉借取许田。
先说在垂地防备，接着说借取许田。可见郑伯贪利忘义到了极点。璧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不像土地人民那样重要，而鲁国又何必用璧玉呢？只是因为桓公已经弑君自立，害怕诸侯讨伐自己，郑伯得知实情，暂且用璧玉作为借口，而实际上想要得到许田罢了。圣人如果记载鲁国用许田贿赂郑国，就无法彰显郑伯的罪过，所以记载郑伯用璧玉借取许田，而鲁国的罪过自然显现了。这是《春秋》揭示细微、阐明幽隐的道理。先儒认为许田是鲁国的土地，郑伯用祊地交换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祊地刚进入鲁国，许田就应当进入郑国，又怎么能几年没有回报，一定要等到郑伯再次用璧玉借取，然后才给予呢？况且鲁国土地在经文中出现的，都举出地名，如郓、讙、〇阴及阐之类。现在说许田，则系以国名，与邾田相同了，怎么能是鲁国的土地呢？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对子革说：“从前我们的皇祖伯父昆吾旧居许地，现在郑国人贪恋那里的田地，我如果索取，他们会给我吗？”回答说：“会给君王！周朝不吝惜鼎，郑国敢吝惜田地吗？”由此考证，那是许国的田地无疑了。查考去年桓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根据《左传》于是灭掉了许国，根据经文则许国从此不见，直到十五年才记载许叔进入许国。大概当时三国一同进入许国，而鲁国实际上夺取了它的田地，郑国虽然利于与自己的边境相接，而想要得到的势头不可能。现在估计许国已经归服，必定不会再复兴，又趁着桓公弑君自立恐惧不安的时候，自然可以必定得到它而没有借口，所以特意制造垂地的会盟，想要用璧玉借取它。“借”字，婉转其辞以示不强取，而对鲁国也没有嫌疑。先儒只见郑国先归还鲁国祊地，现在来借取许田，就认为是相互交换，却不知道郑国起初结交鲁国以抵御敌人，所以归还祊地以收买鲁国，鲁国现在篡位以求援助，所以贿赂田地以偿还郑国。两地虽然看似交换，而事情并不相关。郑伯既然乘隙以索取利益，而鲁国又曾经进入郑国的祊地，现在又得到郑国的璧玉，而许田本来不是鲁国所有，于是借此贿赂他，可以灭口而掩盖罪恶，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
夏季四月丁未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桓公自从在垂地会盟时，本来就想结交郑国作为援助以自安。郑国既然得到许田，才开始与桓公结盟，以成全桓公的心意。桓公认为在垂地会盟不能保证一定可信，所以又结此盟，而地位才安定下来。弑逆之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而郑国接受贿赂与之结盟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所以记载日期以详细揭示其罪恶。
秋季大水。
君主修养德行则和气相应而雨水适中，如果现在桓公施行逆德，导致阴气积聚，是适宜的。《春秋》记载大水共九次，意义见十三年。
冬季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