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二十六
、曹伯伐郑。
郑已立君，故晋防诸侯伐郑而归。郑伯因与之成焉，然不书郑伯复归者，所以咎晋也。晋旣败人之国，使其君臣变乱，而后伐之而归其君。春秋▯其首乱，不以舍服与之也。伐郑不致公，与有贬焉。以伐郑为不义故也。是时晋侯已病，以左氏攷之，厉公实代父出防，而经不书者，诸侯各以兵会伐，不行相防之礼，故春秋亦略之而不辨。
译曹伯攻打郑国。郑国已经拥立了新君，所以晋国防备诸侯攻打郑国后便撤军回国。郑伯因此与晋国讲和，然而《春秋》不记载“郑伯复归”，这是为了谴责晋国。晋国既然已经败坏了他国的国家体制，使其君臣关系混乱，然后再去攻打并迎回其国君。《春秋》责备首倡祸乱的人，不把宽恕顺从者的功劳归于晋国。记载“伐郑”而不记载“致公”，其中含有贬义。这是因为认为攻打郑国是不义的缘故。当时晋侯已经患病，根据《左传》考证，实际上是晋厉公代替父亲出征，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这是因为诸侯各自出兵会合攻打，没有实行相互防备的礼仪，所以《春秋》也简略记载而不加辨析。
齐人来媵
媵伯姬也。夫伯姬嫁已乆，而诸侯以其贤，犹来媵之。然诸侯夫人惟有二媵耳，今晋卫已备其数，岂可复加乎？况媵贱事也，又何必歴纪之哉？盖春秋所急者礼也，所制者欲也。以礼制欲则治，以欲败礼则乱。今三国来媵，则是以欲败礼矣。自当备书之，以为后世戒。又况春秋反覆，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意于其中，盖齐人欲复修鲁好，故以是先之尔。先儒谓诸侯同姓则媵，异姓则否，是不然。诸侯三国，必各一族，岂皆同姓耶？
丙午晋侯獳卒
晋景公立十九年，其子州蒲立，是为厉公。
秋七月公如晋
公昔不奔天王之丧，今乃奔齐侯之丧，又为晋人所执，使之送▯。故圣人于景公之丧，没而不书也。
冬十月
按传冬当书▯晋景公而不书者，前以有公如晋，后有公至自晋，故难之。若一时无事然也。
十有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晋
晋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
晋侯使郤犫来聘，公之疑已白，故己丑及郤犫盟。公之疑虽白，乃留于晋者九月。晋侯不与公盟，乃反公于国，而使大夫盟之。见晋人无礼于公甚矣，故贬郤犫不系之国。
夏季孙行父如晋
秋叔孙侨如如齐
谢其来媵，因修好焉。自鞌之役，而齐鲁絶交，至是乃复通。
冬十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玉法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
周无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出奔晋者，周公自絶于周也。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恊恭，乃与伯舆争政，不胜而出。王旣复之，又违命而奔于诸侯之国，故书「出」以为万世之戒。当是时，王室衰微，号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臣，诸侯敢受之。书此而晋罪亦昭然矣。
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
左氏谓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而攷其事实与经不合，殆其不然。夫晋厉之防，实始乎此，略诸国而致鲁卫，则以见厉公之德不能谨始，诸侯多觧体矣。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此狄即白狄也？何以知其白狄？九年，秦人、白狄伐晋。此先败狄，而后伐秦，是以知报九年之役也。前书白狄者，罪欲明也。此秖书狄者，败狄而已，不必辨其狄之种类也。
冬十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
自齐桓以来，霸者征伐，召兵诸侯，盖以是为王者事，故与天下公之。至于晋景，始使士燮来聘。以齐伐郯之役，厉公承之，始乞师矣。当此之时，晋尚强盛，惟忠信之厚不崇，而伪饰之文弥胜，是以不召兵而乞师。乞师，谦辞也。霸体贬矣。是一国之辞也，非所以公天下也。夫晋不报秦乆矣，九年，秦复连白狄而来，晋欲大举伐之，而以私雠之故，特使卿来以乞为名，实欲公亲行尔。夫列国之礼，大小虽殊，皆分治天子之民，苟非有天子之命以徴兵，则诸侯岂可亲帅师以出乎？又况为他国报私雠者乎？
三月公如京师
公如京帅，专行之辞也。然公之此行，盖防晋伐秦，道出王畿，不得不朝焉者也。其以专行之辞书之，何也？曰：举其可道焉者，志敬也。然上书来乞师，下书公自京师，遂会诸人伐秦，则是挟他事以徃，而非专行者矣。乃志其不敬也。盖圣人于鲁，乃父母之国，有君臣之义，特迁就而为之辞，故直以如京师为文，先明君臣之大义。若专以朝事行者，而不言朝王，以着实因防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辞若志敬，而实志不敬，此《春秋》微辞也。
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诸侯出防，必自其国，故防不言自会，而言自者，非其自也。书公自京师，遂防诸侯伐秦者，以伐秦为遂事，明以朝王为重也。且见公防诸侯伐秦而自京师，若以王命伐之，圣人迁就而为之辞也。夫诸侯擅兴兵而大防于京师，此其罪之大者。然而晋厉之意，欲挟王师以为重，因使诸侯过京师行朝礼以为恭，故圣人亦因以正君臣之大义，乃所以深着其恶也。
曹伯卢卒于师
非战死也，死于行尔。故不
译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这是为伯姬送陪嫁。伯姬出嫁已经很久，但诸侯因为她的贤德，仍然来送陪嫁。然而诸侯的夫人只有两个陪嫁女子，现在晋国和卫国已经凑齐了人数，怎么可以再增加呢？况且送陪嫁是低贱的事情，又何必详细记载呢？大概《春秋》所急切维护的是礼制，所制约的是欲望。用礼制来制约欲望就会治理得好，用欲望来破坏礼制就会混乱。现在三个国家来送陪嫁，这就是用欲望破坏了礼制。因此应当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警戒。何况《春秋》的笔法反复推敲，有所指向的地方不可不仔细考察。其中必有深意，大概是齐国人想要重新修复与鲁国的友好关系，所以以此事为先导罢了。以前的儒者说诸侯同姓才送陪嫁，异姓就不送，这是不对的。三个诸侯国，必定各自属于一个家族，难道都是同姓吗？
丙午日，晋侯獳去世。晋景公在位十九年，他的儿子州蒲即位，这就是晋厉公。
秋季七月，鲁君前往晋国。鲁君过去不奔丧周天子的丧事，现在却去奔齐侯的丧事，又被晋国人拘捕，让他们送〇。所以圣人在记载景公的丧事时，隐去不写。
冬季十月。按照《左传》，冬季应当记载〇晋景公，但没有记载，是因为前面有鲁君前往晋国，后面有鲁君从晋国回来，所以难以记载。好像一时之间没有事情一样。
十一年春季三月，鲁君从晋国回来。晋侯派郤犫来聘问。己丑日，鲁君与郤犫结盟。晋侯派郤犫来聘问，鲁君的嫌疑已经澄清，所以己丑日与郤犫结盟。鲁君的嫌疑虽然澄清，但在晋国停留了九个月。晋侯不与鲁君结盟，而是让鲁君回国，派大夫与他结盟。可见晋国人对鲁君非常无礼，所以贬低郤犫，不连属他的国家。
夏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感谢齐国来送陪嫁，借此修复友好关系。自从鞌之战后，齐国和鲁国断绝交往，到这时才重新通好。
冬季十月。一时之间没有事情，记载首月以保存天道，这是王法。
十二年春季，周公出逃到晋国。周没有出逃的说法，天下都是周的。周公出逃到晋国，是周公自己断绝了与周王室的关系。作为天子的三公，却不能同心协力恭敬事奉，反而与伯舆争夺政权，失败后出逃。周王已经恢复他的职位，他又违背命令逃到诸侯的国家，所以记载“出”，作为万世的警戒。当时王室衰微，号令不能行于天下，所以逃亡的罪臣，诸侯敢接纳。记载这件事，晋国的罪过也就显而易见了。
夏季，鲁君与晋侯、卫侯在琐泽会盟。《左氏传》说宋国的华元促成晋楚和解，但考察事实与经文不合，恐怕不是这样。晋厉公的防备，实际上从这里开始，略去各国而召集鲁国和卫国，以此显示厉公的德行不能谨慎开始，诸侯大多离心离德了。
秋季，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这个狄人就是白狄吗？怎么知道是白狄？九年，秦人和白狄攻打晋国。这里先打败狄人，然后攻打秦国，所以知道是报复九年的战役。以前记载白狄，是为了明确罪责。这里只记载狄人，是因为只是打败狄人，不必辨别狄人的种类。
冬季十月。一时之间没有事情，记载首月以保存天道王法。
十三年春季，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自从齐桓公以来，霸主征伐，召集诸侯出兵，大概认为这是王者之事，所以与天下共享。到了晋景公，才开始派士燮来聘问。因为齐国攻打郯国的战役，厉公继承下来，才开始请求出兵。在这个时候，晋国还强盛，只是忠信的厚重不崇尚，而虚伪装饰的文辞更加盛行，所以不召集出兵而请求出兵。请求出兵，是谦辞。霸主的体制降低了。这是一国的言辞，不是用来与天下共享的。晋国很久没有报复秦国了，九年，秦国又联合白狄来犯，晋国想要大举攻打他们，因为私仇的缘故，特意派卿来以请求为名，实际上是想亲自率领军队。各国之间的礼仪，大小虽然不同，都分治天子的百姓，如果不是有天子的命令来征召军队，诸侯怎么可以亲自率领军队出国呢？何况是为其他国家报复私仇呢？
三月，鲁君前往京师。鲁君前往京师，是独自行动的言辞。然而鲁君这次出行，大概是为了防备晋国攻打秦国，道路经过王畿，不得不朝见周王。为什么用独自行动的言辞记载呢？回答说：举出可以称道的地方，是为了表示敬意。然而上面记载来请求出兵，下面记载鲁君从京师，接着会合众人攻打秦国，这就是挟带其他事情前往，而不是独自行动了。这是为了表示不敬。大概圣人对鲁国，是父母之邦，有君臣之义，特意迁就而为之措辞，所以直接用“如京师”作为文字，先明确君臣的大义。如果专门为了朝见之事前往，而不说朝见周王，是为了确实因为防备攻打秦国而行，不成其为朝见。其言辞好像表示敬意，而实际上表示不敬，这是《春秋》的微妙言辞。
夏季五月，鲁君从京师接着会合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攻打秦国。诸侯出兵防备，必定从自己的国家出发，所以防备不说“自”，而说“自”的，不是从自己的国家出发。记载鲁君从京师，接着会合诸侯攻打秦国，是把攻打秦国作为顺便的事，明确以朝见周王为重。并且显示鲁君会合诸侯攻打秦国而从京师出发，好像是用王命攻打，圣人迁就而为之措辞。诸侯擅自兴兵而在京师大规模会合，这是很大的罪过。然而晋厉公的意思，想要挟持王师以增加分量，因此让诸侯经过京师行朝见之礼以表示恭敬，所以圣人也借此端正君臣的大义，从而深刻揭露他们的罪恶。
曹伯卢死在军中。不是战死，是死在行军途中。所以不
以伐秦致者，着公此行，实非如京师朝也。书曰：「尔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此《春秋》之意也。
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公子负刍杀曹太子而自立，因鲁徃会，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大于邾，至此始书其卒者，庶其见弑，不得卒，故然。不书其▯，非鲁不防。春秋之法，莒不书▯，其号夷也；呉、楚不书▯，其号嫌也。
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晋受卫国逋逃罪戾之臣，又强归之。卫献之出奔，祸根在此。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国家无事，迄今方娶，又不亲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书以为戒，此《春秋》防微杜渐之旨。
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此着，许之所以迁亦见晋厉之不霸也。夫许、郑之怨，乆矣。三年再伐，四年复伐，九年围之，而今又伐焉。使厉公而霸，则郑人者，怒邻兼弱，且如是乎？明年迁于叶，避晋以依楚。明晋不足恃也。而防三年，晋荀防帅师伐许者，犹讨其与楚也。夫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夫人不以，以夫人非正也，刺不亲迎也。然此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成公得以借口而行之也。然则人君所以贻子孙者，可不慎乎？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人君之深戒也。其称姜氏者，异乎宣公之丧娶故也。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卫侯卒，夫人姜氏见太子之不哀也，叹曰：「是夫也，▯不惟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然则献公之见逐，已兆于此矣。」定立十二年，衎嗣立，是为献公。
秦伯卒
桓公立二十八年，景公继立，史皆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卫定公
因鲁徃防，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
此仲遂之孙，公孙归父之弟也。而谓之仲婴齐者，归父旣奔齐鲁人徐伤其无后，使婴齐绍之为卿。故前不经见，而特卒之者，讥世卿，且着其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也。以后归父，则弟不可为兄之嗣；以后襄仲，则子不可以父之字为氏也。
癸丑，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防，▯讨曹伯也。若欲讨之，勿与之盟可也。假他事相防，而与之盟。旣盟而执之，故特书“同盟”，以讥之。而衞侯居丧出盟，则观文可见。
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曹伯负刍杀世子而自立，晋侯会诸侯而执之，又不敢自治，归于京师，使即天刑。此执得其罪，是谓霸讨，故与其爵。然曹伯之立于今三年，今始见执，亦稽天讨矣。况诸侯旣与之同盟，是已成之为诸侯，乃不待王命而擅自执之耶？故不名曹伯，着其以诸侯而执诸侯也。
公至自会
若诸侯有罪者，可防诸侯而执之，则鲁侯不可谓之无罪者，是亦可危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戚之会，宋世子会焉。公病，故也。公病而使世子出，此召乱之道。宋共公立十三年，世子成立，是为平公。
楚子伐郑
据《左氏》，“琐泽之会，郑已聼成。至是，楚▯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嗟乎，楚人之难信如此！然则，琐泽之防，谓之克合晋楚以成是，果然哉？是时，郑子罕侵楚，则知楚人亦有辞于伐尔。
秋八月庚辰▯宋共公
三月，遽▯乱也。且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宋华元出奔晋
凡大夫失守宗庙而徃于他国者，春秋皆以出奔罪之。今华元为宋正卿，当丧祸之际，不待君命，擅自出境。虽意自有在，而罪不可免，故以出奔书之。
宋华元自晋归于宋
再书华元者，善华元也？与郑良霄异矣。盖华元之志，非奔也，欲挟晋自重，以攻荡氏之党尔。然迹其所为，又与卫孙林父亦何以异？故其所书之辞，亦同。
宋杀其大夫山
此荡山也。先书“宋华元自晋归于宋”，而继书此，则知其为华元杀之矣。荡山实宋之公族，乘君之丧作乱，以虐公
译因为讨伐秦国而招致祸患，记载了鲁公这次出行，实际上并不像去京师朝见天子那样正当。《尚书》说：“你要恭敬地记住，诸侯来朝享，也要记住那些不来朝享的。如果不专心于朝享，百姓就会说他不来朝享。”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冬季，曹宣公去世。
曹国人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公子负刍杀死了曹太子并自立为国君，借着与鲁国前往会盟的机会，记载了他作为臣子私自谥号的罪过。
鲁成公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莒国比邾国大，到这里才开始记载其国君去世，是因为庶其被弑杀，不能算正常去世，所以如此记载。不记载他的死因，并不是鲁国没有防备。按照《春秋》的体例，莒国不记载死因，是因为它被视为夷狄；吴、楚不记载死因，是因为它们的称号含有嫌疑。
夏天，卫国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晋国收留了卫国逃亡的有罪之臣，又强行让他回国。卫献公出奔的祸根就在这里。
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
鲁公即位已经十四年了，国家没有战事，到现在才娶妻，又不亲自去迎亲，而是让同姓的大夫去迎接，这是援引公子遂的先例，所以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是《春秋》防微杜渐的宗旨。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这里记载了许国之所以迁徙的原因，也显示了晋厉公不能称霸。许国和郑国的怨恨，已经很久了。三年再次讨伐，四年又讨伐，九年包围它，现在又讨伐。如果晋厉公能称霸，那么郑国人会因为愤怒邻国兼并弱小而这样做吗？第二年许国迁徙到叶地，避开晋国而依附楚国。这说明晋国不足以依靠。而到了防三年，晋国荀防率领军队讨伐许国，还是因为它与楚国勾结。至于
九月，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夫人不称“至”，而称“以”，是因为夫人身份不正，讽刺鲁公不亲自迎亲。然而这是宣公元年公子遂的先例，成公得以借口照此办理。那么，君主留给子孙的榜样，能不慎重吗？传文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载，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代子孙看什么呢？”这是君主的深刻警戒。这里称她为姜氏，是因为不同于宣公在丧期娶妻的缘故。
冬季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
卫侯去世，夫人姜氏看到太子不悲伤，叹息说：“这个人啊，不仅会导致卫国的败亡，祸患必定始于我这个未亡人。那么，卫献公被驱逐，已经在这里显露征兆了。”卫定公在位十二年，衎继承君位，这就是卫献公。
秦伯去世。
秦桓公在位二十八年，秦景公继位，史书都丢失了他们的名字。
鲁成公十五年春天，周王二月，卫定公去世。
借着与鲁国前往会盟的机会，记载了他作为臣子私自谥号的罪过。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这是仲遂的孙子，公孙归父的弟弟。称他为仲婴齐，是因为公孙归父已经逃奔齐国，鲁国人久久哀伤他没有后代，让婴齐继承他做卿。所以以前经文中没有见到他，而特别记载他的去世，是讥讽世袭卿位，并且显示他扰乱了昭穆的次序，失去了父子亲情。如果以公孙归父为后，那么弟弟不能做哥哥的继承人；如果以襄仲为后，那么儿子不能用父亲的字作为氏。
癸丑日，鲁公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
戚地的会盟，名义上是讨伐曹伯。如果想要讨伐他，不与他结盟就可以了。借其他事情相会，却与他结盟。已经结盟却逮捕他，所以特别记载“同盟”，来讥讽这种行为。而卫侯在守丧期间出来结盟，通过观察文辞就可以明白。
晋侯逮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
曹伯负刍杀死了世子并自立，晋侯会合诸侯逮捕他，又不敢自己处置，押送到京师，让他接受天子的刑罚。这逮捕是得其罪，叫做霸主讨伐，所以保留了他的爵位。然而曹伯自立到现在已经三年，现在才被逮捕，也是拖延了天子的讨伐。况且诸侯已经与他结盟，这已经承认他是诸侯，却不等待周王的命令而擅自逮捕他吗？所以不直呼曹伯的名字，显示他是以诸侯的身份逮捕诸侯。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
如果诸侯有罪，可以会合诸侯逮捕他，那么鲁侯就不能说是无罪的了，这也是危险的。
夏天六月，宋公固去世。
戚地的会盟，宋世子参加了。这是因为宋公生病。宋公生病却让世子出来，这是招致祸乱的做法。宋共公在位十三年，世子成继承君位，这就是宋平公。
楚子讨伐郑国。
根据《左传》，“琐泽之会，郑国已经听从了晋国。到了这时，楚国出动北军，子囊说：‘刚与晋国结盟就背叛它，不可以。’子反说：‘对敌有利就前进，有什么盟约可言？’唉，楚国人难以信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琐泽之会，说是成功联合晋楚达成和平，果真如此吗？这时，郑国子罕侵犯楚国，就知道楚国人也有讨伐郑国的借口。
秋天八月庚辰日，宋共公去世。
三个月，迅速发生动乱。并且记载了他作为臣子私自谥号的罪过。
宋国华元出奔晋国。
凡是失去宗庙守护而逃往他国的大夫，《春秋》都以出奔定罪。现在华元是宋国的正卿，在遭遇丧祸的时候，不等待君主的命令，擅自出境。虽然他的意图自有原因，但罪过不可免除，所以用出奔来记载。
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再次记载华元，是称赞华元吗？这与郑国的良霄不同。大概华元的志向，不是出奔，而是想挟持晋国自重，来攻击荡氏的党羽罢了。然而看他的所作所为，又与卫国的孙林父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记载的措辞，也相同。
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山。
这是荡山。先记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接着记载这件事，就知道是华元杀了他。荡山实际上是宋国的公族，趁着国君去世作乱，虐待公
室而杀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无本，人道絶矣。故去氏以示法。
译在室内杀害公子肥，这是背离他的宗族。背离宗族的人，就是砍伐自己的根本。人如果没有根本，做人的道理就断绝了。所以去掉他的氏，来昭示法度。
宋鱼石出奔楚
鱼石，荡氏之党也。凡大夫有罪，不杀而逐之者，皆以自奔为文。据左氏，华元旣攻荡氏，杀子山，而五大夫皆出奔，独鱼石书者，五大夫皆荡族，华元已诛其罪首，余奔者皆不足书，惟鱼石奔逃于楚，遂为中国之害，故为十八年复入彭城书也。春秋有事在后，而先书其始者，此其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防晋士夑、齐髙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会呉于钟离。
防列书卿盖始于此会而又防者非复防以外呉也呉未尝与中国防今始来通是时中国病楚而呉敢与之敌故诸侯亦欲与呉通晋于是为合诸侯之大夫以防之然诸国大夫不敢致呉子也因呉子伐楚在钟离故相与防之尔左氏昭四年传曰楚箴尹宜咎城钟离楚邑也夫呉实夷狄反安坐于钟离而待中国之防已见中国不自正霸主之不足恃防弱之甚也圣人深罪中国所以外夷狄也非待殊防以外之也
许迁于叶
许微弱之国，邻于郑。郑亟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许；四年，郑伯伐许；九年，郑人围许；十四年，公子喜伐许。今遂迁焉。盖畏郑而南依楚，故以自迁为文，而郑人之罪着矣。
春秋集注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七
宋 高闶 撰
成公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着木而成冰，是上温而下寒也。与陨霜不杀菽相反。刘向谓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是时叔孙侨如出奔，公子偃诛死。此虽汉儒传防之说，然后世雨木冰多应在大臣。以此言之，天人或可推也。汉儒之学，岂无所受？但不当每事求合尔。至其有所不合适，所以致不信。今此学遂絶者，正以汉儒求之大过傅防。其不可推者，后世因其传防不合之处，遂废其说也。夫废其说者，亦非通论也。《春秋》圣人和同天人之书，其记灾异皆有深旨。汉儒不得其旨而强言之，故识者以为非。后世当有能知之者，葢灾异之説亦可使人君知天道之可畏也。人君挟崇高之势，所畏者天而已。今或不畏，则无所畏矣。汉儒之说不为无补于世，去其传防者可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至今三书其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楚求成于郑，郑服中国五年矣，至是始叛晋，附楚，为楚加兵于中国，故书“侵”以见其义不直也。自是与楚同害，中国诸侯之兵，无复宁嵗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虽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晋侯使栾黡来乞师
郑之叛晋，实晋有以致之，以其失覇主之义，不足以令诸侯，故也。于是晋将伐郑，而恐诸侯厌恶其后，特使卿来乞师，实欲公亲行矣。是时穆姜与叔孙侨如将作难，故公之出师后期。
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晋将伐郑，郑告于楚。楚子遽引师而来。于是晋不暇俟诸侯之兵，先与之合战而大败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志非来伐于我，故直书“战”而已。称晋之“及”，以晋为主也。楚败不言“师”，以君为重也。
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此鄢陵之败将也，凡楚师之败，必行兵法于主将而杀之。此中国外裔之相为强弱，其事易晓，而时君莫之察也。即春秋之世言之，楚实强于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将师之力也。将师之所以力者，赏罚行也。即败绩而言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败，杀得臣；鄢陵之败，杀公子侧；柏举之败，囊瓦逃刑而奔郑。至于中国之败，凡十有三，不闻加兵法于一主将者，国势寖弱，遂成姑息。汉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为之▯鉴。
秋公防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沙隋宋地此诸侯之兵始至而防焉喜败楚也鄢陵之战晋独败之诸侯之师皆未至葢非特鲁而已晋人乃听叔孙侨如之谮而沙隋之防独不见公夫圣人于鲁事凡有可耻者必微其辞而不敢斥若我无失道为横逆所加则直书其事故沙隋之防鲁有内难晋不见公我何耻焉君子正已而无恤乎人鲁之后期所当察也晋不见
译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
鱼石是荡氏的党羽。凡是大夫有罪，不杀而驱逐他的，都记载为自行出逃。根据《左传》，华元已经攻打荡氏，杀死了子山，而五位大夫都出逃，唯独记载鱼石，是因为五位大夫都是荡氏族人，华元已经诛杀了他们的首恶，其余出逃的人都不值得记载，只有鱼石逃到楚国，最终成为中原国家的祸害，所以为十八年他再次进入彭城一事做记载。《春秋》有事发生在后，而先记载其开端的情况，这就是这类体例。
冬季，十一月，叔孙侨如在钟离与晋国的士夑、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防、邾国人会见吴国。
钟离会盟列出卿大夫，大概是从这次会盟开始，而又说“防”的，不再是把吴国当作外夷看待。吴国未曾与中原国家会盟，现在才开始来沟通。这时中原国家苦于楚国，而吴国敢于与楚国对抗，所以诸侯也想与吴国沟通。晋国于是会合诸侯的大夫来防备吴国，然而各国大夫不敢直接会见吴国国君。因为吴国国君在钟离攻打楚国，所以各国大夫相约在那里会见罢了。《左传》昭公四年传记载说：“楚国的箴尹宜咎在钟离筑城。”钟离是楚国的城邑。吴国实在是夷狄，反而安然坐在钟离等待中原国家的会盟，可见中原国家不能自我端正，霸主不值得依赖，已经非常衰弱了。圣人深深谴责中原国家，所以把吴国当作外夷看待，并不是等到特殊的会盟才把吴国当作外夷看待。
许国迁都到叶。
许国是弱小的国家，邻近郑国。郑国屡次对许国用兵。从三年，去疾攻打许国；四年，郑伯攻打许国；九年，郑国人包围许国；十四年，公子喜攻打许国。现在终于迁都了。大概是畏惧郑国而向南依附楚国，所以记载为自行迁都，而郑国的罪过就显明了。
《春秋集注》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七
宋 高闶 撰
成公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下雨结冰在树木上。
雨水附着在树木上结成冰，这是上面温暖而下面寒冷。与“陨霜不杀菽”相反。刘向认为树木象征少阳，是贵臣卿大夫的象。这时叔孙侨如出逃，公子偃被杀。这虽然是汉代儒生附会灾异的说法，但后世下雨结冰在树木上多应验在大臣身上。由此说来，天人感应或许可以推究。汉代儒生的学问，难道没有来源吗？只是不应该每件事都强行附会罢了。至于那些附会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导致人们不信。现在这种学问断绝了，正是由于汉代儒生附会太过。那些不可推究的地方，后世因为附会不合之处，就废弃了他们的说法。废弃他们的说法，也不是全面的论断。《春秋》是圣人调和天人的书，其中记载灾异都有深意。汉代儒生没有领会其深意而强行解说，所以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对。后世应当有能明白的人，大概灾异的说法也可以让君主知道天道是可畏的。君主凭借崇高的权势，所畏惧的只有天罢了。现在如果不畏惧天，那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汉代儒生的说法对世道并非没有补益，去掉他们附会的部分就可以了。
夏四月辛未，滕子去世。
滕国进入《春秋》至今三次记载其国君去世都不称名，到这次才称日了。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楚国向郑国求和，郑国服从中原国家五年了，到这时才开始背叛晋国，依附楚国，为楚国对中原国家用兵，所以记载“侵”以表明其义理不正直。从此与楚国共同危害中原，诸侯的军队，再也没有安宁的年份了。
六月丙寅朔，发生日食。
日食虽然有固定的规律，也是人事所招致的。记载“有食之”，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郑国背叛晋国，实际上是晋国自己造成的，因为晋国失去了霸主的道义，不足以号令诸侯。于是晋国将要讨伐郑国，而担心诸侯厌恶其后续行动，特意派卿来请求出兵，实际上是想要国君亲自出征。这时穆姜与叔孙侨如将要作乱，所以国君出兵延期了。
甲午晦，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国的军队大败。晋国将要讨伐郑国，郑国向楚国告急。楚子立刻率领军队而来。于是晋国来不及等待诸侯的军队，先与楚军交战而大败之。我方既然没有正式讨伐对方，对方也不是来讨伐我方，所以直接记载“战”而已。称晋国的“及”，以晋国为主。楚军战败不称“师”，以国君为重。
楚国杀了其大夫公子侧。
这是鄢陵战败的主将，凡是楚军战败，一定对主将执行军法而杀之。这是中原与外族相互强弱的事情，容易明白，但当时的君主没有察觉。就说春秋时代而言，楚国实在强于天下，它之所以能强，是因为军队强大。军队之所以能强，是因为将帅得力。将帅之所以得力，是因为赏罚分明。就说战败而言，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共十六次战败，楚国占了三次。城濮战败，杀了得臣；鄢陵战败，杀了公子侧；柏举战败，囊瓦逃避刑罚而逃到郑国。至于中原国家的战败，共十三次，没听说对一位主将执行军法的，国势逐渐衰弱，于是形成了姑息养奸的局面。汉魏以后，都沿袭这种风气，真可以作为鉴戒。
秋，公与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在沙随会盟，不见公。沙随是宋国的地方。这是诸侯的军队刚到而会盟，高兴打败楚国。鄢陵之战，晋国独自打败了楚军，诸侯的军队都没有到，大概不只是鲁国而已。晋国人于是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而沙随的会盟唯独不见公。圣人在鲁国的事，凡是有可耻的，一定委婉其辞而不敢直斥，如果我没有失道而被横逆所加，就直书其事。所以沙随的会盟，鲁国有内难，晋国不见公，我有什么可耻的呢？君子端正自己而不忧虑别人，鲁国延期所当察明的，晋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