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十五
，今至于相杀，则人伦废矣。况世子至亲，非其君自杀之，则无敢杀者。是故斥言晋侯，所以深罪其听谗而忍杀其子也。观宋苓之诗，盖可见其好听谗矣。然申生志安其父而陷之于大恶，不容无讥。故甚晋侯，则申生之讥在其申矣。何则？父子之间，虽以恩掩义，义有不可已者，舍恩从义可也。曽子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此以义爱其父者也。若申生者，知恩而已，非君子所贵也。使申生能自直，献公慨然知自及，虽居不安，食不饱，君子犹以为孝也。直而不胜，逃而免难，俟其自悟，父子之恩犹可全也。申生不知出此二者，而为臧获之计，其不智甚矣。非特陷父于不义，自是晋国大乱，庻孽觊觎，互相簒杀，至文公始定，迹其祸端，实由此尔。或曰：世子实有罪，则如之何？曰：先以谗谮为虑可也。若不免乎疑，则加温辞以讯之，勿盛怒以恐之，使世子得尽其情可也。世子辞尽而实有罪，则亦教诲之而已。若终不改焉，诸侯则听命于天子，天子则大防羣臣于朝而显议之。羣臣有辨其谗谮，则父子释然无疑可也。然以为有罪必可废，则废其爵位，如尧之待丹朱，俾终其天年，以全吾父子之爱可也。又何必杀为？夫为人父而杀其子，未有不由内宠者，故春秋特书「晋侯杀其世子」，以为后世之戒。以此为坊，而后世犹有以尧毋名门，使奸臣逆探其意，以成巫蛊之祸者。
译如今发展到互相残杀的地步，那么人伦道德就败坏了。况且世子是至亲之人，如果不是国君亲自杀他，就没有人敢杀他。因此直斥晋侯，是为了深重地谴责他听信谗言而忍心杀害自己的儿子。观察宋苓的诗，大概可以看出他喜好听信谗言了。然而申生为了安抚父亲，却使父亲陷入大恶，不能没有讥讽。所以严厉指责晋侯，那么申生的过失也就包含在其中了。为什么呢？父子之间，虽然可以用恩情掩盖道义，但道义有不可废弃的时候，舍弃恩情而遵从道义是可以的。曾子用小杖打就承受，用大杖打就跑开，这就是以道义来爱护父亲。像申生这样的人，只知道恩情罢了，不是君子所看重的。假使申生能够自我辩白，献公感慨地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即使生活不安宁，饮食不饱足，君子仍然认为这是孝道。辩白而不能取胜，逃跑以避开祸难，等待父亲自我醒悟，父子之间的恩情还是可以保全的。申生不知道采取这两种做法，却采用奴仆的计策，他的不智太严重了。这不仅使父亲陷入不义，从此晋国大乱，庶孽觊觎君位，互相篡夺杀害，直到文公时才安定，追溯祸乱的根源，实际上是由此起的。有人问：世子确实有罪，那该怎么办？回答说：首先应当考虑谗言诬陷的问题。如果无法免除嫌疑，就用温和的言辞审问他，不要用盛怒来恐吓他，让世子能够尽情陈述实情是可以的。世子陈述完毕而确实有罪，那就只是教诲他罢了。如果始终不改正，诸侯就听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就在朝廷上严加防范群臣并公开议论。群臣中有辩明谗言诬陷的，那么父子之间消除疑虑是可以的。然而认为有罪就一定可以废黜，那就废去他的爵位，像尧对待丹朱那样，让他终老，以保全我们父子之间的爱是可以的。又何必杀害呢？做父亲而杀害自己的儿子，没有不是由于宠幸内人的，所以《春秋》特意记载“晋侯杀其世子”，作为后世的警戒。以此作为堤防，后世还有以尧母命名门庭的，让奸臣逆料其心意，从而酿成巫蛊之祸。
杞伯姬来朝其子
杞伯姬来者，不宜来也。朝其子者，不当朝也。先王之制，诸侯未冠而即位，谓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盖不可以成人之礼接之也。伯姬归杞，方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尚防穉，又未嗣位，如之何而胜朝乎？若伯姬归宁，而与其子偕来，则亦常事，不书矣。今特书「杞伯姬来」，而系之以「朝其子」，盖无故而来，以朝其子为名。《春秋》别嫌辨疑，与书「子同生」同意，意在言外也。
夏公孙兹如牟
按桓十五年，牟人来朝，盖小国也。鲁必不使大夫往聘，此书“公孙兹如牟”者，直着其托聘使以图昏。左氏以为娶，是也。盖大夫非君命不逾境，今以聘行，则其出为有名矣。然小国不能自进于礼，而我先聘之，公孙兹虽可逃责于一身，适自取卑辱耳。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
齐侯九合诸侯，此其六也。凡鲁与一二国盟伐，则有称防、称及之异，以辨起意之主。若大防诸国盟伐，皆盟主所召而往就之，故悉不书及。此书及者，非内为主也。殊防王世子，故不言防齐侯而书及也。齐桓恃平楚之功，坐致天王之世子，故圣人不与齐桓之致世子，而以诸侯防王世子为文。盖王世子，天王之贰也，不可以并诸侯之列也。《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强而扶弱。君弱矣，则扶而尊之；臣强矣，则抑而卑之。岂特惩当时之变乱，盖将以明天地之义也。故殊防王世子，所以示诸侯不可得而抗之，且避不恭也。然而世子出防，非王命也。天王以惠后故，将废世子郑而立王子带。齐侯以为议之于朝觐，贡之以諌词，从则王子安不从，则废之，是从违未可知也。莫如为防以见世子，使天下诸侯晓然皆知世子之为郑而共尊之。吾从而与之盟，则虽有惠后之爱，天王不得行其私，则世子终可不易矣。此齐侯之志也。虽然，诸侯不以王命而敢防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防诸侯，此皆天王弱，诸侯强，以公义而胁天子，天子以私惩而见制子。诸侯君臣父子之间，皆失正矣。王世子位定，是为襄王，而许男居丧出防，则又覩文见义也。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此复举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与之盟也。防者，辨上下之礼，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与焉，犹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与焉，则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与约束诸侯无异，故齐侯不敢盟世子，而与诸侯自盟。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齐既不敢盟世子，而以防世子为名，可谓知尊王矣。然齐侯之霸，既致王世子而防之；晋侯之霸，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召世子至于召王，则其弊不可胜诛矣。凡诸侯期盟而往防者，则书「公防某人盟于某地」，盖期防至而遂盟也。若盟非前定，则书「公防某人」，而后言「某日盟于某地」，盖明既防而始盟也。或间有他事，则再言诸侯，如重丘之类，嫌盟击于他事也。今首止之防中无他事，而再举诸侯者，董仲舒曰：「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首止之防，虽衰世之事，亦变之正者，彼善于此，亦可谓之大矣，是以书法如此。
郑伯逃归不盟
齐侯以楚数病郑之故，遂率诸侯伐楚，攘夷狄，救中国，遂防王世子于首止，明大义于天下，此盛徳之举也。当是时，诸侯未有从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弃理义之正，啓郑从楚以惎间中国。召郑伯曰：「吾抚汝以从楚。」于是郑伯喜于王命，遂弃诸夏，外交蛮夷，逃归不盟，阴与楚通。自是楚复与中国争衡。鸣呼！若权轻重而言之，天王之召，私意也；诸侯之盟，公义也。与其外与蛮夷通，孰若内附中国之为愈也？故书曰「逃归」，言义当留而窃去；「曰不盟者」，言可以盟而不盟，所以深罪郑伯也。夫齐之服楚，所以营图之则有日矣，裁逾年而惠王已率郑伯以叛之。故知王室之不竞，非独彊楚与诸侯之罪也，周室实有以来之，抑又齐侯之霸，不知请命，恃强而预王政，所以惠王之与楚，亦齐侯实有以致
译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杞伯姬前来，是不应该来的。来朝见她的儿子，是不应当朝见的。先王的制度，诸侯没有行冠礼就即位，称为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见，大概是因为不能用成人的礼节来接待他。伯姬嫁到杞国，才十三年，如果她有儿子，必定还年幼，又没有继承君位，怎么能承受朝见呢？如果伯姬回娘家省亲，和她的儿子一起来，那也是常事，史书就不会记载了。现在特意记载“杞伯姬来”，并连带记载“朝见她的儿子”，大概是没有正当理由而来，以朝见儿子为名义。《春秋》区分嫌疑、辨别疑惑，与记载“子同生”的用意相同，意在言外。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查考桓公十五年，牟人来朝见，大概是个小国。鲁国一定不会派遣大夫去聘问，这里记载“公孙兹前往牟国”，是直接揭露他借聘问之名图谋婚配。左氏认为他是去娶妻，这是对的。大概大夫没有君命不能越过国境，现在以聘问的名义出行，那么他的出使就有名目了。然而小国不能主动进献于礼，而我们却先聘问它，公孙兹虽然可以逃避一人的责难，却是自取卑辱罢了。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王世子。
齐侯多次会合诸侯，这是第六次。凡是鲁国与一两个国家结盟征伐，就有称“防”、称“及”的区别，用来辨别发起意图的主方。如果是大规模防备多国结盟征伐，都是盟主召集而前往会合，所以都不记载“及”。这里记载“及”，并不是以鲁国为主。因为特别防备王世子，所以不记载防备齐侯而记载“及”。齐桓公倚仗平定楚国的功劳，坐着招致天王的世子，所以圣人不赞许齐桓公招致世子，而以诸侯防备王世子来行文。大概王世子，是天王的副手，不可以与诸侯并列。《春秋》的法度，尊崇君主而贬低臣子，抑制强者而扶持弱者。君主弱了，就扶持并尊崇他；臣子强了，就抑制并贬低他。这哪里只是惩戒当时的变乱，大概是要以此阐明天地的义理。所以特别记载防备王世子，用来显示诸侯不可与他抗衡，并且避免不恭敬。然而世子出来防备，不是天王的命令。天王因为惠后的缘故，将要废黜世子郑而立王子带。齐侯认为在朝觐时议论，用贡赋来进谏，听从则王子安定，不听从则废黜他，听从与否还不可知。不如设防来会见世子，使天下诸侯清楚地知道世子是郑而共同尊崇他。我从而与他结盟，那么即使有惠后的宠爱，天王也不能实行他的私意，那么世子终究可以不被更换了。这是齐侯的志向。虽然如此，诸侯不凭王命而敢防备世子，世子不凭王命而出面防备诸侯，这都是天王弱，诸侯强，用公义来胁迫天子，天子用私意来惩罚而被制约。诸侯君臣父子之间，都失去了正道。王世子地位确定，这就是襄王，而许男在守丧期间出来防备，又可见文辞中体现义理。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这里再次列举诸侯，是尊崇王世子，不敢与他结盟。防备，是辨别上下的礼节，修好和睦之道，而王世子参与，还可以。结盟，是因为不信任的缘故。如果王世子也参与，那就是把不信任加在他身上。王世子与约束诸侯没有区别，所以齐侯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与诸侯自己结盟。诸侯自己结盟，正是用来确定世子的地位。既然齐侯不敢与世子结盟，而以防备世子为名，可以说是知道尊崇王了。然而齐侯的霸业，既然招致王世子而防备他；晋侯的霸业，于是招致天王而朝见。孔子谴责制作俑的人，从招致世子到招致天王，那么其弊端不可胜数了。凡是诸侯约定结盟而前往防备的，就记载“公防备某人盟于某地”，大概是约定防备到达而随即结盟。如果结盟不是预先约定的，就记载“公防备某人”，然后说“某日盟于某地”，大概是明白既防备后才结盟。或者中间有其他事情，就再次列举诸侯，像重丘之类，嫌结盟夹杂在其他事情中。现在首止的防备中没有其他事情，而再次列举诸侯，董仲舒说：“记载的重复，词语的反复，其中必定有大的善恶。”首止的防备，虽然是衰世的事情，也是变乱中的正道，彼善于此，也可以说是大的了，所以书法如此。
郑伯逃归不结盟。
齐侯因为楚国屡次侵害郑国的缘故，于是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抵御夷狄，拯救中国，于是防备王世子于首止，在天下阐明大义，这是盛德的举动。当时，诸侯没有顺从夷狄的心，而惠王因为宠幸孽妾的私意，抛弃理义的正道，开启郑国顺从楚国以离间中国。召郑伯说：“我安抚你以顺从楚国。”于是郑伯欢喜于王命，就抛弃诸夏，外交蛮夷，逃归不结盟，暗中与楚国勾结。从此楚国再次与中国争衡。唉！如果权衡轻重来说，天王的召见，是私意；诸侯的结盟，是公义。与其向外与蛮夷勾结，哪里比得上向内依附中国更好呢？所以记载说“逃归”，是说义理上应当留下而偷偷离去；“说不结盟”，是说可以结盟而不结盟，用来深罪郑伯。齐国使楚国臣服，所以谋划它已经有日子了，才过一年惠王已经率领郑伯背叛它。所以知道王室的衰微，不只是强楚和诸侯的罪过，周室实在有招致它的原因，况且齐侯的霸业，不知道请命，倚仗强大而干预王政，所以惠王与楚国勾结，也是齐侯实在招致的。
之。上下相习，煽而成俗，谓之春秋之世而不复西周之盛，盖以此一变而为春秋，再变而为战国，陵夷至慎靓赧王之世，共主不复与起矣。虽名世大儒，亦以王道説诸侯，俾之自王，不复更谈周室矣。
译这样。上下互相习染，煽动而形成风俗，称之为春秋时代而不再恢复西周的兴盛，大概就是因为这一变而为春秋，再变而为战国，衰败到慎靓王、赧王的时代，共主不再被推举起来了。即使是名世的大儒，也用王道来游说诸侯，让他们各自称王，不再谈论周室了。
楚人灭▯▯子奔黄
齐侯自侵陈之后，已起诸侯之叛心。至是，郑伯窃与楚通，楚人遂灭▯，以为寇中国之兆也。▯子奔黄，以黄睦于齐，借以依中国也。不名者何？楚人恃强逼而去之，非▯子之恶，其义未亏，其国可复，而齐侯虽霸，不能救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虽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冬晋人执虞公
虞公尝为天子三公，故称公。此晋人灭虞而曰「执虞公」者，不与其灭也。盖灭者，亾国之善辞，上下之同力也。今虞已自灭，晋人但执其君尔。晋初以诈谋假道于虞，以伐虢，其意欲以兼取虞也。虞国托于晋之侧，以虢为捍蔽，而其君庸啫，不能辨晋之诈谋，而贪其贿赂，导之伐虢。虢亡而虞见灭，国灭而不知諌，又不察，至执而后省，谓之「执虞公」可也。圣人方罪虞以立万世之戒。若书曰「晋人灭虢，遂灭虞，执虞公以归」，则不见虞公之恶，非《春秋》之义也。故前书「虞师、晋师灭下阳」，此书「执虞公」，皆罪虞也。其人晋侯而爵虞者，则又以明晋人之甚也。甚者何？虢保逆旅以侵南鄙，犹可以为罪；贿虞而虞从之，何罪而灭之？人晋而爵虞，非圣人孰能别之？此之谓明防。
六年春王正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
去年，齐侯防王世子于首止，而郑伯逃归，不盟，遂与楚通，是啓诸侯之伐。七年，齐又伐之。八年，甯毋之防，遂不敢与盟，而令世子听命焉。九年，防于洮，而郑伯遂乞盟也。噫！诸侯之尊，始于逃归，终于乞盟，甚矣哉！郑伯之可羞也。
围新城
新城，实新密郑人新造之邑也。郑伯逃归，盖王之意也。从王之意，不可伐也。投防忌噐之义也。故郑谁谀王意以与楚，而齐当请王命以服郑，不当遽伐之。此郑人所以不服也。郑既不服，乃以其非时城邑为罪，从而围之。圣人即书“围新城”，以示义。
秋楚人围许
楚人围许者，所以救郑也。夫楚之所以敢背召陵之盟而兴围许之师者，以天王抚郑，使背齐而即楚故也。齐侯不能以王命懐徕诸侯，而自恃威强，不有天子，此所以使楚有围中国之心，而起救郑之谋也。
诸侯遂救许
楚人围许，以援郑故，诸侯释新城之围，遂移兵以救之。然则伐郑未足以讨罪，救许不足以为功，徒劳民而已尔。齐侯诚能辅王修徳以懐诸侯，则郑不须伐，许不须救，而诸侯之兵不动矣。故《春秋》书此，所以病齐也。楚子于是乎还。
冬公至自伐郑
暴师三时，而不以救许，致者，救许因伐郑，故也。
七年春齐人伐郑
此复伐郑者？何？齐侯以郑伯求救于楚而不我服，故又与师伐之。不怀以徳，而类加以兵，强暴甚矣。书之曰：“人”，不亦宜乎？
夏小邾子来朝
隠公之时，邾尚未爵，曰仪父而已，后始进称邾子，今郳犂来，又得王命而称小邾子矣。于是见五等之号，不复出于王者，皆由齐侯之霸，凡有邑者，皆得以专封矣。
郑杀其大夫申侯
陈袁涛涂怨申侯之反，已于召陵也，故劝之美城虎牢而以叛谮之。及齐人伐郑，郑将服齐，故杀大夫申侯以説。夫申侯卖邻以自封，欺霸以祸国，此足以杀其身矣。然齐之伐郑，以逃首止之盟也，今聼谗専杀大夫以説于齐，则郑伯失刑矣。故杀称国，而大夫称名。
秋七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甯母。齐侯九合诸侯，此其七也。齐侯伐郑之意未巳，郑伯虽杀申侯矣，犹有惧心，故遣世子以尝弑之。齐侯宥之，故为此盟以定之。然而诸侯之心已不甚与于齐侯矣，所以防四国而世子在焉。见齐侯之盟已渐衰矣。
曹伯班卒
曹僖公立九年，不见于经。其子班立，是为昭公。昭公亦立九年，诗刺其国小而迫，无法而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然卒无患者，恃齐侯之霸也。其子襄立，是为共公。
公子友如齐
罢盟而聘，谢不敏也。能事大国，如此其恭。僖公君臣之有道，盖
译楚国人灭掉了〇国，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
齐桓公自从侵伐陈国之后，已经引起了诸侯们的叛离之心。到了这时，郑伯私下与楚国勾结，楚国人于是灭掉了〇国，以此作为侵犯中原国家的征兆。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是因为黄国与齐国和睦，借此依附中原国家。不称〇国国君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楚国人倚仗强横逼迫他离开，并非〇国国君有恶行，他的道义并未亏损，他的国家还可以恢复，而齐桓公虽然称霸，却不能救他。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虽然日食有固定的规律，也是人事所招致的。发生日食，
冬天，晋国人捉拿了虞公。
虞公曾经担任天子的三公，所以称公。这里晋国人灭掉虞国却记载为“捉拿虞公”，是不赞成他们灭国的行为。大概灭国，是使国家灭亡的善辞，意味着上下同心协力。现在虞国已经自我灭亡，晋国人只是捉拿了他们的君主罢了。晋国起初用诈谋向虞国借路，用来讨伐虢国，其意图是想一并吞并虞国。虞国依托在晋国旁边，以虢国作为屏障，而他们的君主平庸贪婪，不能辨别晋国的诈谋，却贪图贿赂，引导晋国去讨伐虢国。虢国灭亡而虞国被灭，国家灭亡而不知道劝谏，又不加审察，直到被捉拿后才醒悟，称之为“捉拿虞公”是可以的。圣人正要归罪于虞国以确立万世的警戒。如果记载说“晋国人灭掉虢国，接着灭掉虞国，捉拿虞公回国”，那就看不出虞公的恶行，不符合《春秋》的道义。所以前面记载“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下阳”，这里记载“捉拿虞公”，都是归罪于虞国。称晋国为“人”而称虞国为“公”，又是为了表明晋国人行为的过分。过分是什么意思呢？虢国凭借逆旅侵犯南部边邑，还可以算是罪过；贿赂虞国而虞国顺从它，有什么罪过而要灭掉它？称晋国为“人”而称虞国为“公”，除了圣人谁能分辨清楚？这就叫做明察防范。
鲁僖公六年春天，周历正月。
当时没有大事，记载首月存在，是天道和王法。
夏天，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去年，齐桓公在首止会盟周天子的世子，而郑伯逃归，没有参加盟会，于是与楚国勾结，这开启了诸侯讨伐他的原因。七年，齐国又讨伐他。八年，在甯毋会盟，郑国于是不敢参加盟会，而让世子听命。九年，在洮会盟，郑伯于是请求结盟。唉！诸侯的尊严，始于逃归，终于乞盟，郑伯真是可耻啊！
包围新城。
新城，实际上是郑国人新建造的城邑。郑伯逃归，大概是周天子的意思。顺从天子的意思，不可以讨伐。这是投合防备忌讳的道理。所以郑国人迎合天子的意思而与楚国勾结，而齐国应当请求天子命令来使郑国服从，不应当立即讨伐他。这就是郑国人不服从的原因。郑国既然不服从，就以其非时建造城邑为罪，从而包围它。圣人于是记载“包围新城”，以显示道义。
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
楚国人包围许国，是为了救援郑国。楚国之所以敢违背召陵的盟约而兴起包围许国的军队，是因为周天子安抚郑国，使郑国背离齐国而亲近楚国。齐桓公不能用天子的命令来怀柔诸侯，而自恃威势强大，不尊重天子，这就是使楚国产生包围中原国家之心，而起救援郑国之谋的原因。
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楚国人包围许国，是因为援助郑国的缘故，诸侯解除了对新城的包围，于是移兵去救援许国。那么讨伐郑国不足以讨伐罪过，救援许国不足以作为功劳，只是徒劳百姓罢了。齐桓公如果能辅佐天子修德行来怀柔诸侯，那么郑国不需要讨伐，许国不需要救援，而诸侯的军队就不会动用了。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批评齐桓公。楚子在这个时候撤军。
冬天，鲁僖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军队在外暴露三个季节，而不用于救援许国，记载“至”，是因为救援许国是因为讨伐郑国，所以这样记载。
鲁僖公七年春天，齐国人讨伐郑国。
这再次讨伐郑国是什么意思呢？齐桓公因为郑伯向楚国求救而不顺从我，所以又率领军队讨伐他。不用德行怀柔，而屡次施加武力，强暴太严重了。记载为“人”，不也很恰当吗？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
隐公的时候，邾国还没有爵位，只称仪父，后来才进称邾子，现在郳犂来，又得到天子命令而称小邾子了。于是看到五等爵位的称号，不再出自王者，都是由齐桓公的霸权，凡是拥有城邑的人，都可以擅自封爵了。
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申侯。
陈国的袁涛涂怨恨申侯在召陵背叛，所以劝他修筑虎牢城而用叛乱诬陷他。等到齐国人讨伐郑国，郑国将要顺从齐国，所以杀大夫申侯来取悦齐国。申侯出卖邻国以自保，欺骗霸主以祸害国家，这足以让他死身了。然而齐国讨伐郑国，是因为郑伯逃离首止的盟约，现在听从谗言专杀大夫来取悦齐国，那么郑伯就失刑了。所以杀称国，而大夫称名。
秋天七月，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甯毋结盟。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这是第七次。齐桓公讨伐郑国的意图未止，郑伯虽然杀了申侯，仍有恐惧之心，所以派遣世子来试探弑君之事。齐桓公宽恕了他，所以为此盟会以安定他。然而诸侯的心已经不太依附齐桓公了，所以会合四国而世子在其中。可见齐桓公的盟会已经逐渐衰落了。
曹伯班去世。
曹僖公在位九年，不见于经书。他的儿子班即位，是为昭公。昭公也在位九年，诗经讽刺他国家小而紧迫，无法度而自守，喜好奢侈而任用小人，将无所依靠。然而最终没有祸患，是倚仗齐桓公的霸权。他的儿子襄即位，是为共公。
公子友到齐国。
罢盟而聘问，是谢罪不敏。能侍奉大国，如此恭敬。僖公君臣有道，大概
见于此。懐不移此，以事大王耳。
冬塟曹昭公
因鲁往防，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译记载在这里。怀公不改变这一立场，以此来侍奉大王罢了。
冬天，安葬曹昭公。
借由鲁国前往参加葬礼的机会，彰显其臣子擅自给予私谥的罪过。
八年春，王正月，公防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齐侯九合诸侯，此其八也。王人者，王世子之使也。以王室有叔带之难，世子之位犹未定，故使齐以求援也。齐侯不盟王人，此盟王人者何？牢世子也。惠王疾，惠后主带，故齐防诸侯盟以牢之。是以世子之使称王人，而序于诸侯之上，所以尊王室也。曹伯居丧出盟，覩文见义，洮我地。
郑伯乞盟
乞者，贱辞。郑伯前此不盟者，恃惠王也。自逃归之后，屡遭兵革，郑不胜其敝，而楚亦不敢与争。故先使世子与盟。今以王人在防，而王世子之位已定矣，将何所恃哉？于是自请与盟。故书「乞」，以贱之，且着悔也。夫楚为中国患久矣，而郑先受其害也。自庄十六年书「荆伐郑」，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郑」，僖元年「楚又伐郑」，二年「楚又侵郑」，三年「楚又伐郑」，凡五伐郑。与中国争衡，自齐桓召陵之役，兵不血刃，楚自慑服。然则郑之为郑，非齐侯抚以徳礼，则郑终不知反，遂为蛮夷之人矣。攷之于经，自此十七年齐侯小白卒，楚人絶迹，不复加兵于郑，则小白之功亦盛矣。郑伯曷可背齐而附楚耶？故圣人备书其逃盟、乞盟之事，既以罪郑伯见义之不明，亦以恶惠王御世之无道也。
夏狄伐晋
齐桓率诸侯以攘夷狄，而秦、晋不至，亦不强致。狄知晋不与中国之防，故敢伐之。其谓之伐，则以晋不自正故也。书此以见狄之炽，而齐侯不救，亦不害霸。
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按《明堂位》言，成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于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今用七月者，夏之五月也，失禘之时矣。而杂记载孟献子之言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故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献子此时虽未见于经，要之改用七月者，出于后人之私意尔。用致夫人者，言不当用禘而致夫人也。入春秋以来，惠公夫人仲子以再娶而弗致于庙，隠公夫人子氏以先薨而弗致于庙，桓公夫人文姜以夫弑而弗致于庙，庄公夫人哀姜以杀子而弗致于庙，闵公则未娶焉。然则由闵公而上五世之庙阙夫人以配祭者多矣。今僖公因禘于周公之庙而尽致之，以不可悉志其姓氏，故但书曰“用致夫人”。岂非因审谛昭穆而皆致于太庙欤？越礼妄作之罪可见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谓惠王以七年闰十二月崩，今年正月诸侯防洮，谋王室之难。襄王位定，而后▯丧。若然，二月间位已定矣，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后▯乎？此必不然。或者去歳惠年疾不莅政，世子惧难而圗诸齐，故为洮之防。至是惠王姑厢叹。按厯七年闰十一月，八年又闰十一月。此虽置闰之失，岂此年闰十一月王崩秘之，至十二月乃▯丧？几然，圣人作《春秋》，必防质而书之，宜以经为正。惠王凡在位二十五年，不书塟者，罪诸侯致宰。周公防于葵丘，而不防天王之丧，不臣之甚也。
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宋桓公立三十一年，世子兹父立，是为襄公。不书塟者，宋子出防诸侯，故诸侯并与天王之塟皆不防也。
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齐侯九合诸侯，此其九也。且齐侯圗霸，内师谐侯，外攘夷狄，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二十条年，劳亦至矣。然自服楚之后，其心乃盈，不能朝子京师，翼在天子兴衰振废，以复文武之业。前此致王世子于首止，此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周公以宰兼三公，固亦尊矣，然非世子足拟，故秪书在诸侯上。其他王人亦然，所以尊王室也。且惠王方崩，诸侯不防其丧，襄王在谅闇之中，百官总已，方聼政于冡宰。而齐侯既不帅诸侯朝之，及自相防，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及来下防诸侯，大义乖矣。故圣人不予，齐侯坐致天子之宰，而以周公主防为文也。凡诸侯在丧者称子，以吉杼者称爵。夫君子不夺人之丧，齐为霸主，当遏密之时，大防诸侯，又使宋子与防，然则齐侯所仗大义，果安在哉？
秋七月乙
译鲁僖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在洮地会合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以及陈国世子款，举行盟誓。
齐侯多次会合诸侯，这是第八次。王人，是周天世子派出的使者。因为王室发生了叔带之乱，世子的地位尚未确定，所以派使者到齐国寻求援助。齐侯原本不与王人结盟，这次为何与王人结盟呢？是为了稳固世子的地位。惠王患病，惠后支持叔带，所以齐侯会合诸侯结盟来稳固世子。因此，世子的使者被称为王人，并且排在诸侯之上，这是为了尊崇王室。曹伯在守丧期间外出结盟，这是违背礼制的行为；洮，是鲁国的土地。
郑伯请求结盟。
“乞”是卑贱的言辞。郑伯之前不结盟，是依仗惠王。自从他逃归之后，屡次遭受战争之苦，郑国不堪其疲敝，而楚国也不敢与之争夺。所以先前只派世子参与结盟。现在因为王人在防地，而周天世子的地位已经确定，郑伯还能依仗谁呢？于是亲自请求结盟。所以史书用“乞”字，是为了贬低他，并且彰显他的悔过。楚国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而郑国最先遭受其害。从庄公十六年记载“荆伐郑”，到二十八年“荆又伐郑”，僖公元年“楚又伐郑”，二年“楚又侵郑”，三年“楚又伐郑”，总共五次攻打郑国。与中原各国争衡，自从齐桓公在召陵之战，兵不血刃，楚国便自行慑服。那么郑国之所以能保持郑国的身份，如果不是齐侯用道德礼义安抚，郑国终究不会回头，最终就会沦为蛮夷之民了。考察《春秋》经文，从此后十七年齐侯小白去世，楚人绝迹，不再对郑国用兵，那么小白之功绩也是显赫的。郑伯怎么能背离齐国而依附楚国呢？所以圣人详细记载他逃盟、乞盟的事情，既是为了谴责郑伯不明大义，也是为了厌恶惠王治理国家的无道。
夏季，狄人攻打晋国。
齐桓公率领诸侯抵御夷狄，而秦国、晋国没有到来，他也不强行征召。狄人知道晋国不参与中原的防御，所以敢于攻打它。称其为“伐”，是因为晋国自身不正的缘故。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狄人的猖獗，而齐侯不救援，也不损害他的霸业。
秋季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并迎致夫人入庙配享。
根据《明堂位》所说，成王命令鲁公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所以鲁君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现在使用七月，是夏历的五月，错过了禘祭的时节。而杂记载孟献子的话说：“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所以在七月举行禘祭，是孟献子的主意。孟献子此时虽然未在经文中出现，但总之改用七月，是出于后人的私意。所谓“用致夫人”，是说不应在禘祭时迎致夫人。自春秋以来，惠公夫人仲子因为再嫁而没有入庙配享，隐公夫人子氏因为先去世而没有入庙配享，桓公夫人文姜因为丈夫被杀而没有入庙配享，庄公夫人哀姜因为杀害儿子而没有入庙配享，闵公则没有娶妻。那么从闵公往上数，五世宗庙中缺少夫人配享的情况很多。现在僖公借在周公庙举行禘祭的机会，将她们全部迎致入庙，因为不能一一记载她们的姓氏，所以只记载为“用致夫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在审察昭穆次序时，都将她们迎致到太庙吗？越礼妄为的罪过由此可见。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周惠王去世。
《左传》认为惠王在七年闰十二月去世，今年正月诸侯在洮地会合，谋划王室之难。襄王地位确定后，才发丧。如果这样，二月间地位已经确定，怎么能直到十二月才发丧呢？这一定不对。或许是去年惠王病重不能理政，世子害怕发生变乱而向齐国谋划，所以有了洮地的会合。到这时惠王才去世。按历法，七年闰十一月，八年又闰十一月。这虽然是置闰的错误，难道是因为这一年闰十一月王去世而秘不发丧，直到十二月才发丧吗？几乎是这样，圣人作《春秋》，必定核实后记载，应以经文为准。惠王在位共二十五年，不记载安葬，是谴责诸侯导致宰周公未能主持丧事。周公在葵丘会合诸侯，却不参加天王的丧礼，这是极不臣服的表现。
鲁僖公九年春季三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
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世子兹父继位，这就是宋襄公。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宋襄公外出会合诸侯，所以诸侯连天王的安葬都没有参加。
夏季，鲁公在葵丘会合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齐侯多次会合诸侯，这是第九次。况且齐侯图谋霸业，对内协调诸侯，对外抵御夷狄，奔波劳碌，出入上下二十多年，辛劳到了极点。然而自从降服楚国之后，他的心志便骄傲自满，不能朝见天子，辅佐天子兴衰振废，以恢复文武之业。先前在首止迎立王世子，这次又在葵丘迎致宰周公。周公以宰辅兼任三公，固然尊贵，但不能与世子相比，所以只记载在诸侯之上。其他王人也一样，这是为了尊崇王室。况且惠王刚刚去世，诸侯不参加他的丧礼，襄王在守丧之中，百官总领政务，正听命于冡宰。而齐侯既不率领诸侯朝见，反而自行会合，以致天子的宰辅前来参加诸侯的会合，以大义来说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圣人不赞许，齐侯迎致天子的宰辅，而以周公主持会合来书写。凡是诸侯在守丧期间称“子”，以吉礼行事称爵位。君子不夺人之丧，齐国作为霸主，在遏密守丧之时，大会诸侯，又让宋子与会，那么齐侯所依仗的大义，究竟在哪里呢？
秋季七月乙
酉伯姬卒
此内女已许嫁而未归者，公自夏出防，闻伯姬之卒，不复归，临其丧，无亲亲之义。
译酉年，伯姬去世。
这是指已许配给鲁国但尚未过门的宗室女子。鲁公自夏天起驻守防地，听到伯姬去世的消息后，不再回国，亲自临吊她的丧礼，这不符合亲近亲属的道义。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复书诸侯者，周公不与盟也。攷孟子与谷梁所载，葵丘之防，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是不盟也。以不盟盟之，也是以君子善葵丘之盟。善葵丘之盟者，非善其不歃血也，善夫不盟宰周公也。观五禁之辞，是齐侯所以约束诸侯者也。圣人不使天子之宰反受诸侯之约束，故以诸侯自盟为文。又见齐侯自恃服楚之功，故敢致天子之寄，以约束诸侯。盖襄王以危难缵嗣，乃齐侯之功也，因使宰周公来防，以尊宠之。观其初防之辞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则齐侯翼载襄王之事，昭然矣。圣人再书葵丘者，词意虽然美之，然亦实着周之极衰也。使时君有宣王之资，能任贤使能，则齐桓、管仲皆吾中兴之功臣也。虽然，桓盟不日，凡日者着不信也。此盟在九合之末，自此不复有衣裳之防。桓徳寖衰，诸侯日犯其盟，而桓不复能征之矣，是以谨而日之。
甲子晋侯佹诸卒
谢湜曰：「晋侯，晋献公鲁不防塟，故不书塟。」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夷齐
献公五子，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齐，次卓子。献公不道，申生以无罪见诛，奚齐以不正为嗣，非国人之志，特君意所欲耳。于是里克内懐不平，遂率防郑谋杀奚齐而立重耳也。凡嗣君在丧称子，今奚齐不称子者，非正也。若直曰杀奚齐，则嫌乎簒者，而里克之心在乎立正，非若其他弑逆之比也。故书曰「杀其君之子」，盖明里克之意不在奚齐，而本在其君，则知奚齐非奸位见杀，特以其非冡嗣之故，国人不君之耳。圣人特立此义，以罪献公杀嫡立庻，为后世之戒。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尽人情之所难也。以此为防，后世犹有欲立赵王如意，致戚夫人之为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公朝他国，皆书如，着其出境也。若又有故，则书故，重其罪也。纳币、观社之类，是矣。《春秋》书公如他国者三十五，如京师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简也。
狄灭温温子奔衞
着狄益炽也。益炽者何？伐邢矣，入衞矣，伐晋矣。今又灭温，是益炽也。益炽而齐侯不之问，盖略之也。略之者，非若楚之僭也。以传攷之，温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故狄灭之。然奔衞不名者，不与夷狄灭王畿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臣，又见狄之强暴，居然而灭温，密迩王畿矣。齐侯可不治温？温子乃司寇苏公之后。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晋献公杀适立庻非国人所欲，是以里克杀奚齐，特杀其君之子而已。至于杀卓，亦犹奚齐也，而书弑其君者，是里克之君也。初，骊姬将杀申生而难，里克使优施饮之酒而告之，故里克听之，乃欲以申立自免，称疾不朝。居三旬而难作，是以持禄容身，速献公杀嫡立庻之祸，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也。观《春秋》之书，里克见圣人用心如天也。杀奚齐不恕，则后世忠臣无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则后世乱臣得窃比以为奸。里克之心，则是也，其义则非也。与荀息同心辅卓，使社稷有奉，足矣，又何必重耳哉？荀息者，奚齐之傅也。献公病，使荀息立奚齐，而告之曰：“士何如则可谓信矣？”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其言，则可谓信矣。”及里克杀奚齐，苟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东而辅之。”荀息立卓，里克又弑之，荀息死焉。其曰“及大夫者”，但以其守信而死君难，故《春秋》名之，又异乎孔父也。栁子厚曰：“《春秋》之进荀息，非圣人之情也。进苟息以甚苟免之恶也。”此言是矣。子是里克防郑父以公子重耳之避嫌也，乃与秦伯迎夷吾而立之，是为惠公。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前此书齐伐戎，此书伐北戎，又称其爵者与之之辞也。然秋之害中国甚矣，齐侯不攘而斥之。北戎未尝入为中国患，而齐侯以许男逺伐之，何哉？春秋与其伐北戎，乃所以着齐侯无心乎中国也。
晋杀其大夫里克
里克旣杀其君之子奚齐，又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而不以讨贼之辞加之，何也？奚齐
译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
再次记载诸侯，是因为周公没有参与结盟。考察《孟子》与《谷梁传》的记载，葵丘之盟，诸侯捆绑牺牲、载录盟书，却不歃血，这实际上是不结盟。以不结盟的方式结盟，所以君子称赞葵丘之盟。称赞葵丘之盟，并非称赞其不歃血，而是称赞不使宰周公结盟。看“五禁”的言辞，这是齐侯用来约束诸侯的。圣人不愿让天子的宰臣反而受到诸侯的约束，所以用诸侯自行结盟来表述。又可见齐侯自恃有平定楚国的功劳，所以敢传达天子的旨意，来约束诸侯。大概周襄王在危难中继承王位，是齐侯的功劳，因此派宰周公前来助阵，以尊崇宠信他。看他初次助阵时的言辞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已立的太子，不要以妾为妻”，那么齐侯辅佐襄王的事迹，就十分明显了。圣人再次记载葵丘之盟，言辞意思虽然是在赞美，但也确实显示了周王室极度衰微。假使当时的君主有周宣王的资质，能够任用贤能，那么齐桓公、管仲都是我们中兴的功臣了。虽然如此，桓公结盟不记载日期，凡是记载日期的，是为了显示不诚信。这次结盟在九次会盟的末尾，从此不再有衣裳之盟。桓公的德行逐渐衰微，诸侯日益违背盟约，而桓公不能再征讨他们了，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
谢湜说：“晋侯，即晋献公，鲁国不为其举行葬礼，所以不记载葬礼。”
冬天，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夷齐。
献公有五个儿子，世子申生，其次是重耳，其次是夷吾，其次是奚齐，其次是卓子。献公无道，申生无罪被杀，奚齐以不正统的身份继承君位，这不是国人的意愿，只是君主个人的欲望罢了。于是里克内心怀有不满，便率领郑父谋杀奚齐而立重耳。凡是继位君主在丧期中称“子”，现在奚齐不称“子”，是因为他不正统。如果直接说杀奚齐，则容易让人怀疑是篡位，而里克的心意在于立正统，不像其他弑君逆乱那样。所以记载说“杀其君之子”，大概是为了表明里克的心意不在奚齐，而在其君主，那么就知道奚齐并非因奸位被杀，只是因为他不是嫡嗣，国人不再把他当君主罢了。圣人特别确立这个义理，以谴责献公杀嫡立庶，作为后世的警戒。这是《春秋》辨别疑似之罪，而详尽地体察人情之难。以此为法度，后世仍有想立赵王如意，导致戚夫人被做成肉酱的人。
十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鲁公朝见他国，都记载为“如”，以显示其出境。如果另有缘故，则记载缘故，加重其罪责。纳币、观社之类，就是如此。《春秋》记载鲁公前往他国三十五次，前往京师只有一次，这又是在谴责他朝见天子的简慢。
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这是显示狄人势力日益炽盛。日益炽盛是什么意思？狄人已经讨伐邢国了，侵入卫国了，讨伐晋国了。现在又灭掉温国，这是日益炽盛。狄人日益炽盛而齐侯不过问，大概是轻视他们。轻视他们，并不是像楚国那样僭越。根据传文考察，温子背叛周王，投靠狄人，又不能得到狄人的信任，所以狄人灭掉他。然而奔卫不称其名，是不认可夷狄灭掉王畿的城邑，而逼迫驱逐天子的大臣，又可见狄人的强暴，安然灭掉温国，温国紧邻王畿了。齐侯能不惩治温国吗？温子是司寇苏公的后代。
晋国里克弑杀其君卓，以及大夫荀息。
晋献公杀嫡立庶不是国人所愿，所以里克杀奚齐，只是杀其君之子而已。至于杀卓，也像杀奚齐一样，而记载弑其君，是因为卓是里克的君主。当初，骊姬将杀申生而难以下手，里克让优施给骊姬喝酒并告知她，所以里克听从了她，本想以申生继位来免除自己的嫌疑，称病不上朝。过了三十天祸难发生，所以里克持禄保身，加速了献公杀嫡立庶的祸患，因此成就了君臣的名分，以正其弑逆之罪。看《春秋》的记载，里克见到圣人用心如天。杀奚齐不宽恕，则后世忠臣无法行其志；弑卓不纠正其罪，则后世乱臣得以借比以为奸。里克的心意，是对的，其义理，是不对的。与荀息同心辅佐卓子，使社稷有所供奉，就够了，又何必立重耳呢？荀息是奚齐的师傅。献公病重，让荀息立奚齐，并告诉他说：“士人怎样才叫守信？”回答说：“让死者复生，生者不惭愧自己的话，就可以叫守信了。”等到里克杀奚齐，荀息将死，对人说：“不如立卓子并辅佐他。”荀息立卓子，里克又弑杀他，荀息随之而死。所谓“及大夫”，只是因为他守信而为君主赴难，所以《春秋》称其名，这与孔父不同。柳宗元说：“《春秋》进用荀息，不是圣人的本意。进用荀息是为了更加彰显苟且免祸的恶行。”这话是对的。于是里克与郑父因为公子重耳避嫌，便与秦伯迎接夷吾而立他，这就是惠公。
夏天，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以前记载齐伐戎，这次记载伐北戎，又称呼其爵位，是赞许的言辞。然而秋天北戎危害中原非常严重，齐侯不攘除而排斥他们。北戎未曾进入中原为患，而齐侯带着许男远道讨伐他们，为什么呢？《春秋》赞许他讨伐北戎，正是为了显示齐侯无心于中原。
晋国杀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然杀了其君之子奚齐，又弑杀其君卓以及大夫荀息，而不以讨贼的言辞加给他，为什么呢？奚齐
及卓之立，皆非国人之所欲，则里克之罪，亦非国人之所憝也。晋侯初许赂秦伯，里克防郑而得入，旣而背内外之赂，又恐其复召重耳以为已害，故杀里克以自解，本非讨罪之意，故以专杀大夫例书之，明其托不得已而杀之，所以着夷吾之忘恩背惠如此也。初，里克欲以中立祈免于死，自谓智矣，而终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此，其亦不知命之蔽哉！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于簒弑诛死之罪，克之谓矣。
译等到晋惠公被拥立，这并非晋国百姓所愿意的，那么里克所犯的罪过，也并非晋国百姓所痛恨的。晋惠公起初答应贿赂秦穆公，里克防备郑国而得以进入晋国，随后却违背了对内外的贿赂承诺，又担心秦穆公再次召引重耳回来成为自己的祸害，所以杀害里克以自我辩解，本来并非为了讨伐罪人，因此按照擅自杀害大夫的体例来记载，以此表明他借口不得已而杀害里克，从而彰显夷吾忘恩负义到了如此地步。起初，里克想通过保持中立来祈求免于死罪，自认为很有智慧，但最终没能免于一死。反正都是死，不因为世子而死却死于此，这也是不知道命运的限制啊！作为臣子却不明白《春秋》的大义，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里克就是这样的例子。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书大雨雪者三，隐以日书，桓以月书，此以时书。建申、建酉、建威，皆非大雨雪之时也，故以此为异。
春秋集注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高氏春秋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十六
宋 髙闶 撰
僖公三
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防郑父。
防郑父者，里克之党也。惠公以私意杀里克，故其党皆惧，谋召重耳。是懐二心以事君也。然则防郑父之死，虽可伤，亦可罪也。故幷书其名字。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
公之娶夫人之归，皆不书者，合礼故也。此防齐侯于阳谷，则非礼矣。公稔知桓、庄之失，而不改其辙。齐桓亲见二国之事，亦循其故。姜氏妇人，何知焉？以齐桓、鲁侯二君相防，而使妇人厠于其间，何以示两国侍御仆从之臣乎？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偕也
冬楚人伐黄
黄虽先属楚，前此屡从中国盟防。及伐楚之役，圣人虽不明书，而以下文攷之，黄实与焉。及楚灭▯，▯子又奔之，故楚人以为讨。而管仲旣死，桓公霸业已衰，不复能救，是故君子悯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是月庚午朔，不书朔，因旧史也。日食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仓之者。
夏楚人灭黄
黄人恃中国之睦于齐也，故舍夷狄而即中国。今楚人自去冬见伐，而齐侯不救，至是遂为楚所灭。灭▯，灭温，皆不书伐，而此先书伐，盖所以深刺齐也。
秋七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狄尝灭衞，衞迁楚丘，今又侵之。卫保，温子也。自楚伐黄，不救，则狄有以量中国矣。观狄之疆，而知诸侯之衰也。
夏四月塟陈宣公
因鲁徃防，而特着其臣子私谥之罪；而陈侯居丧出防，视下文而义可知也。
公防齐候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咸卫地，卫为狄所侵，诸侯莫救。于是卫侯因淮夷之病，杞遂请齐防诸侯以御之。盖将假此声势以威狄也。是时王室有戎难，而春秋不书者，齐侯至是不复知有王室矣。而杞以二王之后，反获诸侯之防，以免淮夷之难。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公子友如齐
咸之防，诸侯皆受齐侯之命，同力助▯，故公防罢而归，使公子友如齐，盖将为▯城縁陵故也，诸侯皆然。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
此乃防咸诸侯前目后凡也。缘陵▯邑也，不系▯者▯不能自保其国也。▯小而弱，又以淮夷之故，且二王之后，故齐侯特率诸侯同力城缘陵。脟迁焉而不迁者，城之之力也。故诗人颂僖公有“淮夷献琛”之美。然则服淮夷者，齐侯也，而独颂僖公者，国人之辞也。然城楚丘亦齐侯也，友若鲁自城之，何也？杞为淮夷所病，其国其君犹存，而霸者能率诸侯城之，固非不义之举，特以无王命而贬，故犹可以诸侯道也。卫为狄人所灭，不请于王而创建其国，更立其君，非制节谨度之道，故不可以诸侯道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子，防使鄫子来朝。
女子许嫁，笄而字。其曰“季姬”，是已许嫁矣。然不系之鄫，则是女而非妇，未嫁之文也。未嫁而及鄫子，则是内女为主也。内女为主，与鄫子遇，而使鄫子来朝者，传谓非行朝礼也，使鄫子来请己也。来请己者，本非许嫁鄫子故也。何休谓季姬许嫁邾子，是己自是邾人怨鄫子，两国祸难不解，盖由季姬未嫁而所为如此，故称“及”、称“遇”、称“使”，以着其恶，而鄫子之择配，鲁僖之治家，从可知矣。
秋八月辛邜，沙鹿崩【案：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乐大典》并阙】
狄侵郑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楚人伐徐
三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防
以
译秋季七月。
冬季下大雨和大雪。
《春秋》记载大雨雪共有三次，隐公时按日记载，桓公时按月记载，这次按时节记载。建申、建酉、建戌，都不是下大雨大雪的时节，所以把这作为异常现象记载。
《春秋集注》卷十五
<经部，春秋类，高氏春秋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十六
宋 高闶 撰
僖公三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大夫防郑父。
防郑父是里克的同党。惠公凭私意杀了里克，所以他的同党都感到恐惧，谋划召重耳回国。这是怀着二心来侍奉君主。那么防郑父的死，虽然令人哀伤，也有罪过。所以一并记载了他的名和字。
夏季，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鲁公娶夫人、夫人归宁，都不记载，是因为符合礼制。这次在阳谷会见齐侯，就不符合礼制了。鲁公深知桓公、庄公的过失，却不改正他们的做法。齐桓公亲眼见过这两个国家的事情，也沿袭旧例。姜氏是妇人，懂得什么呢？让齐桓公、鲁侯两位君主相会，却让妇人夹杂在中间，怎么向两国的侍从仆役展示呢？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
因为干旱而祭祀，意在僭越。
冬季，楚国人攻打黄国。
黄国虽然先前归属楚国，但此前屡次参与中原国家的盟会。等到伐楚的战役，圣人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下文考察，黄国确实参与了。等到楚国灭掉弦国，弦国国君又逃到黄国，所以楚国人认为这是讨伐的理由。而管仲已经死了，桓公的霸业已经衰落，不再能救援，所以君子怜悯黄国。
三十有二年春，周历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这个月庚午是初一，不记载初一，是沿用旧史。日食有固定的规律，也是人事所招致的。有仓促记载的。
夏季，楚国人灭掉黄国。
黄国人倚仗中原国家与齐国和睦，所以舍弃夷狄而亲近中原。现在楚国人从去冬攻打黄国，而齐侯不救援，到这时黄国就被楚国灭掉了。灭掉弦国，灭掉温国，都不记载攻打，而这里先记载攻打，大概是为了深刻讽刺齐国。
秋季七月。
一时没有大事，记载首月，是保存天道王法。
冬季十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去世。
三十有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
狄人曾经灭掉卫国，卫国迁到楚丘，现在又侵犯它。卫国是温国的后代。自从楚国攻打黄国，齐国不救援，狄人就有理由衡量中原国家的实力了。观察狄人的强盛，就知道诸侯的衰落了。
夏季四月，安葬陈宣公。
因为鲁国前往会盟，而特别指出其臣子私谥的罪过；而陈侯居丧期间外出会盟，看下文就知道其含义了。
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咸是卫国的土地，卫国被狄人侵犯，诸侯不救援。于是卫侯趁着淮夷的祸患，杞国就请求齐侯会合诸侯来抵御他们。大概是借此声势来威慑狄人。这时王室有戎狄的灾难，而《春秋》不记载，是因为齐侯到这时不再知道有王室了。而杞国作为二王之后，反而获得诸侯的会盟，以免除淮夷的灾难。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
因为干旱而祭祀，意在僭越。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
咸地的会盟，诸侯都接受齐侯的命令，同心协力帮助杞国，所以鲁公会盟完毕回国，派公子友前往齐国，大概是为了替杞国修筑缘陵的缘故，诸侯都是这样。
三十有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
这是咸地会盟诸侯的前目后凡。缘陵是杞国的城邑，不连属杞国，是因为杞国不能自己保全国家。杞国小而弱，又因为淮夷的缘故，且是二王之后，所以齐侯特意率领诸侯同心协力修筑缘陵。迁往缘陵而不迁往别处的，是因为修筑城池的力量。所以诗人颂扬僖公有“淮夷献琛”的美誉。那么征服淮夷的是齐侯，而单独颂扬僖公的，是国人的言辞。然而修筑楚丘也是齐侯做的，如果鲁国自己修筑，为什么呢？杞国被淮夷所困扰，其国家其君主还存在，而霸主能率领诸侯修筑，固然不是不义之举，只是因为没有王命而受贬，所以还可以用诸侯的道义来衡量。卫国被狄人所灭，不向周王请示而创建其国家，更立其君主，不是节制谨慎的法度，所以不能用诸侯的道义来衡量。
夏季六月，季姬和鄫子相遇，鄫子派鄫子来朝见。
女子许嫁，加笄而取字。称“季姬”，是已经许嫁了。然而不连属鄫国，则是女而非妇，是未嫁的记载。未嫁而和鄫子相遇，则是内女为主。内女为主，与鄫子相遇，而让鄫子来朝见的，传文说不是行朝礼，是让鄫子来请求自己。来请求自己，本来不是许嫁鄫子的缘故。何休说季姬许嫁邾子，是自己，于是邾国人怨恨鄫子，两国祸难不解，大概是因为季姬未嫁而行为如此，所以称“及”、称“遇”、称“使”，以彰显其恶，而鄫子选择配偶，鲁僖公治理家事，由此可知了。
秋季八月辛卯，沙鹿山崩塌【案：从此到僖公三十三年，《永乐大典》都缺失】
狄人侵犯郑国。
冬季，蔡侯肸去世。
三十有五年春，周历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楚国人攻打徐国。
三月，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
于是驻扎在匡。
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夏季五月，发生日食。
秋季七月，齐国军队、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八月，发生蝗灾。
九月，鲁公从会盟地回来。
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