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三十七

译齐国背叛晋国，与郑国结盟，因此替郑国攻打我国，并且报复两位卿大夫围困郓城之事。

九月举行大雩祭

一个季节内两次举行雩祭，可见旱情极其严重

冬十月

译当时没有大事，书写首月以存天道王法。

鲁定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定公侵犯齐国。

鲁定公从侵犯齐国回来。

去年齐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对我国有指责的理由。鲁定公对齐国用兵，就没有名义了。当时鲁国的政令不再由国君掌握，而是由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实际操控，他们想将怨恨归咎于国君，所以如此行事。《春秋》借此想要显示国君的举动，记载“从侵犯齐国回来”，是因为侵犯齐国本出于三家的意图，而三家想将怨恨归咎于国君，没过多久就让他回来，并且为下文再次侵犯齐国做铺垫。

二月，鲁定公侵犯齐国。

三月，鲁定公从侵犯齐国回来。

国君在一个月之内，再次出兵侵犯齐国。虽然是三家所为，但国君刚回来不得休息，又再次出兵，显示出国君在进退上更加不能自主专断。所以两次都记载“侵犯”和“回来”，以此显示这种情况。

曹伯露去世。

这是曹靖公。自从曹悼公去世，他的弟弟声公野即位，五年后，他的弟弟弑杀声公并取代他即位，这就是曹隐公。隐公即位四年，他的弟弟露又弑杀隐公并取代他即位，但《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习以为常的动乱所以略去不写。隐公在位四年，他的儿子阳即位，最终被宋国所灭。

夏季，齐国的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因为国君没有参加咸沙之盟，并且报复今年春季的两次侵犯。国夏是昭公的孙子，齐国虽然没能让他回国即位，但有意保全他。定公即位后，未曾与齐国修好，所以齐国接连攻打我国，而我国也两次侵犯齐国。看《春秋》记载“齐国攻打，我国侵犯”，其中的曲直就可以看出来了。

鲁定公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

鲁定公从瓦地回来。

晋国将要前来救援，而齐国军队已经撤退，所以国君出兵在瓦地迎接他们，瓦地是卫国领土。不记载“救援”，是因为齐国军队先自行撤退，并非因为晋国救援的到来。不记载“防备”，是因为国君并非出于防备的目的而出兵。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的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

郑伯与齐国在咸地结盟，卫侯与齐国在沙地结盟。两国都为了齐国而背叛晋国，晋国因此先侵犯郑国，又侵犯卫国，以此来断绝齐国的同盟国。晋国不声讨他们的罪行以执行天讨，而是士鞅擅自用兵，又不能使他们屈服，所以两次都记载“侵犯”以谴责他。

安葬曹靖公。

借着鲁国前往防备的机会，彰显其臣子私自定谥号的罪过。

九月，安葬陈怀公。

这里特别记载月份，又彰显其简慢之罪。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这是为了晋国而攻打，因为他们为晋国兴师，所以记载为“侵犯”。

冬季，卫侯和郑伯在曲濮结盟。

这是结盟背叛晋国。去年国君侵犯郑国，今年两位卿大夫侵犯卫国，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而离去。士鞅又亲自率领军队侵犯他们，所以两位国君共同在此结盟，以巩固他们的计谋。

顺从地祭祀先公。

“从”是顺从的意思，不说是“顺”，是因为事情顺从，但用意并非如此，所以改变措辞说“从”。鲁国祭祀不顺从礼制的情况很多，武公、僖公应当祧迁，僖公、闵公应当纠正，昭公则是应当祭祀却没有祭祀的。现在应当称呼先公，就完全顺从典礼，不仅仅为某一位先公设立祭祀。然而不列举所祭祀的名号，不指明所祭祀的地方，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妄自祭祀，事情可耻，这是出于阳虎的矫饰之举。所以虽然礼仪得以复正，但圣人实际上将此事记载在“盗窃宝玉、大弓”之上，以此来诛责阳虎的动乱。当时，鲁国的政令，由季氏专断；季氏的家政，由阳虎掌控。鲁国的君臣拱手听命，无人敢质问。这就是孔子感叹“陪臣执掌国命”，并知道三桓子孙衰微的原因。阳虎之所以能成就他的奸谋，必定有所倚仗，所以他借着人们所想要的来假借声誉。因为鲁国祭祀不顺从礼制很久了，举国之人皆认为不对，但百余年间没有人加以纠正。阳虎一旦去除这些弊端，自认为足以借取国人的赞誉，从而得以肆意作乱。这是用小处的正确来销售大处的不正确，立小义以遂行大不义。阳虎谋划去除三桓，意图看似良好，但事情却是动乱的。他的祭祀虽然顺从，但并非应当祭祀的。祭祀是国家大事，而辞臣贼子得以专断其废立，处置其升降。圣人只记载“从祀先公”，其中的用意就都可以看出来了。所谓“定公、哀公时期多有细微的动乱”，意在言外。唉！千载之下，奸伪的痕迹，祸乱的变故，那些假托名义以成就私欲的人，难道只有阳虎一个吗？圣人应当如此反复叮咛。

盗窃宝玉和大弓。

《明堂位》以玉璜为天子之器，大弓为天子之戎器。大概是成王将这些赐予鲁国，这是先君的分器。《周官》天府的职责，掌管祖庙的守藏及其禁令，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器都藏在那里。如果有大祭，就取出陈列，祭祀完毕后藏回去。那么宝玉大弓应当藏在祖庙，有禁令在。现在借着从祀先公，取出陈列，就被盗贼窃取，那么国家动乱无政可知了。当时公室卑微，三桓衰弱，阳虎以陪臣身份执掌国命，将要杀季桓子，未能取胜而逃出，所以借着从祀先公，窃取宝玉大弓以出行。圣人认为国家的分器藏在宗庙，不是阳虎所应有的，又不希望陪臣得以夺取，而没有人能抵抗他，所以记载为“盗窃”。凡是盗窃者，人们都可以逮捕他。

鲁定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

当时没有大事，书写首月以存天道王法。

夏季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

郑献公在位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胜即位，这就是声公。

得到宝玉和大弓。

阳虎慢慢思考其不义，又因为这是国家的分器，对使用没有益处，

译所以派人前来归还，以解除众人的疑虑。如果如实记载“盗贼归还了宝玉和大弓”，那就意味着看见盗贼却不抓捕，国家就不再像个国家了，因此只记载“得到宝玉和大弓”，以表明器物虽然空手归还，却没有抓获盗贼，以此端正典章刑罚，那么这也算是侥幸得到了它们罢了。盗窃的罪责，又能向谁追究呢？

译六月，安葬郑献公。

三个月就下葬，这是简略的做法。借鲁国前往防地之机，揭露其臣子擅自私定谥号的罪过。

秋天，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根据《左氏传》，这是齐、卫两国国君共同讨伐晋国。但《春秋》记载为“次”（驻扎），是因为《春秋》哀伤中原的衰败而保留盟主的地位。王道废弛，就保留周王；霸业衰微，就保留霸主；公室微弱，就保留公室。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志向。因此，《春秋》初期，不记载讨伐周王；《春秋》末期，不记载讨伐霸主。到了这时，知道晋国不值得与之交往，而齐、卫两国国君也不可以深加责备。所以称他们的爵位。

秦伯去世。

冬天，安葬秦哀公。

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世子早逝，于是立世子的儿子，这就是惠公。借鲁国前往防地之机，揭露其臣子擅自私定谥号的罪过。

十年春王三月，与齐国讲和。

鲁国与齐国讲和，所以记载“及”（与）。这是平定八年再次侵犯齐国的怨恨。那么鲁国已经背叛晋国了。孔子为什么辅佐他呢？回答说：“这时晋国已经不能主宰诸侯了。”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大有成就。”这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而孔子已经被鲁国任用，致力于崇尚德行。与大国相邻，而连年战争不止，就无法崇尚德行。所以与齐国讲和，然后国家可以安定，而文德得以修明。

夏天，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

与齐国讲和，所以这样记载。根据传文考证。夹谷实际上是盟会，而齐侯派莱人劫持，是不义的。所以隐晦地处理，不在经文中详细记载。

鲁公从夹谷回来。

夹谷的会见，齐侯派莱人用武力劫持，所以记载“至”（回来）以表示危险。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这是报复五氏之战。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三处田地。

夹谷的会见，孔子辅佐。以礼义退却齐国，齐国人惭愧信服。所以归还三座城邑以谢罪。这是顺从道义而来归还的，所以记载“来归”。大概是因为他们归还时有礼数文辞的缘故。郓自从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它来安置昭公，不久就自己占有了。讙、龟阴也是鲁国的田地，当初丢失没有记载。其义理见于哀公八年。至于孔子在夹谷的事，别人也能做到，但让大国失守、悔过效顺，是别人做不到的。这是修养诚意的极致，崇尚德行的素养，感动了人的天性，就像干羽舞止有苗一样，不是依靠智谋的人所能推测的。〇孔子说：“孔子被鲁国任用，齐国人纷纷归还侵占的疆土。可惜鲁国不能始终任用他。”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郈是叔孙氏的封邑。公若藐担任郈的宰，州仇对藐有怨恨，派他的马正侯犯杀他，没能成功，又派他的圉人杀藐。所以侯犯恐惧而带着郈叛变。记载两位卿率领军队包围郈，揭露家臣独占大夫封邑的罪行。家臣专权于大夫，这就是所说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回报你）。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十代很少有不失国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有不失国的；陪臣掌握国家命运，三代很少有不失国的。又说：禄位离开公室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从隐公到昭公是十代，而季孙意如驱逐昭公；从季文子到桓子是五代，而阳虎于是囚禁桓子。阳虎侍奉季平子，到囚禁桓子不成功而逃亡。经历昭公、定公才两代，而孔子有十代、五代、三代的辨析，大概是以鲁国为例而已，不是专指鲁国。从公室来说，从宣公到定公是五代；从大夫来说，从文子到桓子是四代。说三桓的子孙而不说陪臣，大概孔子着重告诫的，尤其在公室而不在大夫，所以两次都根据《春秋》而言。两位卿率领军队包围郈而不屈服，最终用反间计引出叛人，然后国家安定。在这里看出孔子虽然未离开司寇职位，但已经不被任用了。所以再次记载率领军队包围城邑，率领军队包围而不能取胜，用来揭露家〇之强国政衰弱。不记载齐国归还郈，是不把郈归于齐国。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乐祁犂死在晋国，晋国人扣留他的丧事以求与宋国讲和。宋国派乐大心与晋国结盟，并且迎接祁犂的丧事。大心假装推辞说生病，于是祁犁的儿子向宋公申诉而驱逐他。所以以自动出逃来行文，然而辞令并非大谴，而谗言乘虚而入，罪过累及上级了。

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宋公夺走地的马给向魋。地于是打向魋而夺回马。公弟辰让地出境，以表示对君主的礼节。于是地逃到陈国，而宋公不阻止。为什么不记载弟弟呢，因为罪过不专在兄长。

冬天，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会见。

三国都背叛晋国而在此会见，大概是结谋。晋国德行的衰败，可以知道了。然而《春秋》最终为晋国讳言，是因为齐景公不足以安定霸业。不是王道成就就不更换周王，不是霸业确立就不更换霸主。这是《春秋》用来确定天下秩序的原因。霸统在晋国已久，久则难以承接了。圣人不忍心轻易断绝它。

叔孙州仇到齐国。

夹谷的会见，归还我郓、讙、〇阴，由于侯犯带着郈逃到齐国，齐国又归还郈，所以叔孙州仇到齐国去谢罪。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辰因为公子地的缘故，被两位卿所记载

译暨暨，就是由彼及此的意思。国君必定有左右大臣，来辅佐他的政事。如今宋国的卿大夫有的逃往曹国，有的逃往陈国，几个月之内，五个人逃跑离去，那么国君还能和谁在一起呢？大概是因为宋公宠爱向魋，而对大臣施行暴虐，致使骨肉离散，互相牵连而离去。所以史书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以此来讥讽他。辰的势力，能够使得大臣挟持他而离开国君，那么他受宠信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

译鲁定公十一年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起初辰出逃，并非他的本意，是被仲佗、石彄、公子地三人所强迫，所以经文用“暨”字记载。到现在进入萧地发动叛乱，则是被这三个人的言论所迷惑，改变了初衷，所以经文用“及”字记载。起初出逃时，记载为“暨”，是宽恕他不得已的苦衷。叛乱时记载为“及”，“及”有急切之意，说明辰是自愿的。大概作为国君，可以贫穷、可以低贱、可以杀身，却不可以被驱使作乱。如今辰既然已经出逃，又聚集逃亡之徒，借助陈国的力量，进入萧地发动叛乱。人心向善真是难啊！如今既然不能违背三个人的谋划，那么他作为首恶，如何能逃脱罪责？这大概是因为他习以为常地看到鱼石、华亥、华宁、向定等人的事情，而不知道那是错误的。然而经文必定称他为“宋公之弟”，是为了表明宋公宠信任用过度，不能亲近爱护亲人，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也说明辰的本心并没有叛乱的意图。而三个人强迫辰叛乱，与首恶没有差别，所以一同记载为发动叛乱。

夏天四月。

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春天，四个人进入萧地发动叛乱，而宋公不能讨伐。到了这时，乐大心也进入萧地跟随他们。因为他是跟随叛乱的人，所以不再记载“叛”字。这五个人，成为宋国的大患，是由于宋公宠信向魋的缘故。既然如此，作为国君，难道可以偏私地宠信某人吗？

冬天，与郑国讲和。

鲁定公六年，侵犯郑国的怨恨又重新显现。这是鲁公背叛晋国的时候。

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

鲁国与郑国结盟，那就是共同背叛晋国了。郑国没有来结盟，而鲁国前往主持盟誓，那么鲁国的衰弱就可以知道了。又可见晋定公的霸业衰败得很厉害，所以诸侯大多背叛。

《春秋集注》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三十八

宋 高闶 撰

鲁定公三年

鲁定公十二年春天，薛伯定去世。

薛襄公在位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比即位。

夏天，安葬薛襄公。

《春秋》记载薛国国君去世有三次，而记载安葬的有两次，不记载日期和月份，是简略的写法。并且彰显其臣子私自定谥号的罪过。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

鲁国鉴于侯犯之乱的教训，因为郈邑险要坚固，担心成为国家的祸患，所以拆毁它。拆毁城邑以至于要率领军队，说明该邑的力量足以抵抗。以前没有拆毁城邑的事情，拆毁城邑，是动乱达到极点的表现。《左传》认为这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辅佐季孙，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大夫家中不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拆毁了郈邑和费邑。大概把拆毁郈邑、费邑当作孔子的功劳，这是不对的。鲁国因为大夫专断国政，不守臣节；诸侯的陪臣专断家政，不守臣节。大夫上下沿袭这种风气，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想要他们不叛乱，在于端正根本罢了。诸侯端正，那么大夫就端正了；大夫端正，那么陪臣就端正了。哪里还用担心城池和兵甲呢？只有季孙、叔孙不知道从这方面着手，所以拆毁郈邑、费邑，是用来讥讽的。而《左传》反而归功于孔子，也是思考得太不周到了。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诸侯共同背叛晋国，而齐国不能统一他们；卫国讨伐曹国，也只是自顾自地处理自己的事情罢了。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

从前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孔子说：“这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讨伐它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邑。”孔子说：“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如今费邑叛乱，难道不是宫廷内部吗？公山弗扰率领费邑的人攻打鲁国，鲁国人讨伐并战胜了他，才开始拆毁它的城墙，然而公山弗扰没有因叛乱而受惩罚。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见我，难道只是徒劳吗？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我难道不能复兴东周吗？”孔子的意思，是说天下背叛周王室了，公山弗扰背叛季氏，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如果能任用我，使公山弗扰兴起东周，那就是不叛乱了。那么孔子的防范是很深远的，这是仲由所不知道的。

秋天举行大雩祭。

因为干旱祭祀，这是僭越礼制的表现。

冬天十月癸亥日，鲁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因为结盟背叛晋国，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日食虽然有固定的规律，也是人事所招致的。记载“有食之”，

鲁公从黄地回国。

因为背叛晋国，所以感到危险。

十二月，鲁公包围成邑。

天子的命令通行于天下，诸侯的命令通行于一国。所以天子不曾讨伐诸侯，诸侯也不曾讨伐自己国家的城邑，因为他们的命令一下达就会服从。春秋时期，天下没有天子，而诸侯擅自发号施令，所以有周王讨伐郑国的事情。陪臣专断国政，而权力在私家，所以有鲁公包围成邑的事情。不再有先王的制度了。先王规定国家不超过千乘兵车，都城不超过百雉城墙，大夫家富不过十乘兵车，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还有叛乱的，如今费邑、郈邑、成邑，是三家的城邑。鲁国的政事在大夫手中，所以三家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墙。三桓势力已经微弱，陪臣擅自发号施令，而倚仗他们的城墙，多次发生叛乱，所以三家也不能制约他们。甚至多次包围而不能攻克，于是率领军队拆毁它们。叔孙已经拆毁了郈邑，季氏已经拆毁了费邑，孟氏将要拆毁成邑，而他的臣下不服从，到了这时鲁公亲自包围它，也不能拆毁。所以经文记载“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而单独记载“鲁公包围成邑”，似乎是彰显鲁公的软弱，非常不能拆毁成邑。三个人能拆毁郈邑、拆毁费邑，而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