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十一
逆焉，人之无父，未有甚于庄公者。且又见其婚之不时也。按桓六年，子同生至今三十有七歳矣，公即位二十四年始得婚者，以文姜制之尔。是以文姜既薨，丧服未期而纳币，諌娶若是之速，惟恐其不得也。圣人不敢斤言之，但微寓其意，使后人自求之尔。
译违背礼制，人中没有比庄公更不孝的了。况且又可以看出他娶妻不合时宜。查考桓公六年，子同出生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岁了，庄公即位二十四年才娶妻，这是因为文姜压制他的缘故。所以文姜死后，丧期未满一年就下聘礼，劝他娶妻如此急切，只是担心他娶不成罢了。圣人不敢明说，只是含蓄地表达其意，让后人自己去探求罢了。
秋公至自齐
公既亲迎，则当与夫人偕归。今公先至，而夫人八月乃入，安在其为亲迎乎？以是见夫人不肯偕至者，恐鲁之臣子有以拒之。所以齐人方议婚之际，踌躇再三，疑虑不决也。虽然，又岂可使妇人不从其夫之导，而自入人之国乎？君子以永终知敝，宜其不终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妇人伦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备，然后夫人之职举。桓公见杀于齐，而庄公乃以齐女为夫人。欲责其孝，则彼尝贼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责其敬，则我方雠彼，鬼神之所弃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当夫人之职矣。庄公不知敬其身，而嬖于孟任；不能闲其母，而昵于雠党。即位二十四年而始娶，丧母未及三年而图婚。既忽宗庙之制，而侈饰以夸雠；又违婚姻之义，而先至以从约。今夫人之归，亏从夫之义，于理不顺，于礼不可。姑不以至书，而变文曰「入」。入者，自外而不顺之辞，以宗庙为弗受也。夫妇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滛于庆父，杀其二子，几丧鲁国，而终见讨于父母之邦者，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尽其辞焉。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公见曰：见；私见曰觌。此书“觌”者，夫人既入，公务夺，示于国使大夫宗妇私见之，非故隆其礼也。以夫人始疑鲁之臣子，众所不与，今令私见而直用币，以重其事者，所以示礼意而释夫人之疑也。凡男女相见之贽，礼有定制。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今公乃使大夫宗妇用币以见夫人，是一举而坏“防见”之礼，乱男女之制。故书“用币”以着其罪。按《特牲馈食礼》：佐食则宗妇统于主妇。此曰“宗妇”，谓此宗族之妇，葢主妇在其中也。宗妇系大夫，犹惠公仲子矣。
大水
内事失，则土德坏；简宗庙，悦妇人，则水行佚，而斯民被其灾。是以《春秋》志之。
冬戎侵曹
所以纳赤也，纳不正，故书「戎夫戎」而敢专制诸夏，废置人君，此见中国不自正，亦所以病齐桓也。
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
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以戎侵故，羁奔而赤归，制在戎故也。与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同故，春秋一贬之。嗟乎！使郑忽、曹羁在丧而哀，临事而恭，大夫顺之，国人信之，虽有宋戎之众，赤、突之孽，何由而起？所以君臣交争，此弟为仇者，由上失故，下得也。按《史记·世家》：自曹庄公之后，僖公夷昭公旺冬立九年。今攷经文，自赤归至于班卒，共十八年。合之于史，则各据九年。疑赤即僖公，而世家误作夷也。
郭公
先儒谓公当作亡字之误也。按《管子》载桓公问郭公亡之事，今攷其时，则正相接也。故知当作郭亡，与梁亡同义。此乃自取灭亡之实，可为万世之戒。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至冬，而陈人伐我西鄙。自是，陈、鲁不睦。此使女叔来聘者，始结好，且为曹羁故也。是时，原仲相陈，使女叔来，以和二国之好。春秋嘉之。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衞惠公立通及三十一年不书葬者，天王已黜之矣。强为诸侯所纳，又敢奉子頽以乱王室，故贬其葬。正与郑厉公相反，是以见《春秋》之尊王也。其子赤嗣立，是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书》称“仲康肇位四海”，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周礼》“鼓人救日月食则诏王鼓”，太仆“救日月食则赞王鼓”。然则救日有伐鼓之礼矣。传曰：“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诸侯伐鼓于朝，退自责也。”然则曾国不当鼓于社矣。且日食虽有鼓于社之礼，又未闻有用牲者。今鲁国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是僭也，是妄作也。此《春秋》之所讥也。
伯姬归于杞
凡内女书归者，皆有谓也。若时君之女，则加子字以别之。此伯姬若桓公末嵗所生之女，则于今殆二十有余岁，葢已失时矣。公既娶，而后嫁之，何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去年秋，大水；今秋，又大
译秋，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庄公既然亲自去迎亲，就应当与夫人一同归来。如今庄公先回到，而夫人直到八月才进入鲁国，这哪里算是亲自迎亲呢？由此可以看出夫人不肯一同到来的原因，是担心鲁国的臣子有人拒绝接纳她。这也正是齐国人在商议婚事时，犹豫再三、疑虑不决的原因。虽然如此，又怎么能让妇人不服从丈夫的引导，而独自进入别人的国家呢？君子认为，若能长远考虑并知晓弊端，就不应走到这种地步，所以事情没有善终。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丈夫是妇人伦理的根本，用来成就孝敬之道。孝敬完备，然后夫人的职责才能履行。桓公在齐国被杀，而庄公却以齐国女子为夫人。想要责备她尽孝，她却曾杀害我所厌恶的臣子；想要责备她尽敬，我方仇视她，她是鬼神所抛弃的人。这样的人不能供奉祭祀，不能承担夫人的职责。庄公不知敬重自身，却宠幸孟任；不能约束母亲，却亲近仇敌的党羽。即位二十四年才娶妻，母亲去世未满三年就谋划婚事。既忽视宗庙的制度，又奢侈装饰以向仇敌炫耀；又违背婚姻的道义，先自行回国以顺从约定。如今夫人归来，亏损了跟随丈夫的道义，在情理上不顺，在礼法上不可。暂且不用“至”字记载，而改用“入”字。“入”字，是指从外面来而不顺当的措辞，表示宗庙不接受她。夫妇之道，是端正开始的道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夫人后来与庆父淫乱，杀害两个儿子，几乎使鲁国灭亡，最终被父母之邦讨伐，这都是因为开始就不端正的缘故。所以《春秋》用尽言辞来记载此事。
戊寅，大夫和宗妇用玉帛相见。
公相见称为“见”；私下相见称为“觌”。这里记载“觌”，是因为夫人已经进入鲁国，庄公公务繁忙，示意国内让大夫和宗妇私下相见，并非特意隆重其礼。因为夫人起初怀疑鲁国的臣子，众人不赞同她，现在让私下相见并直接使用玉帛，以加重这件事的分量，是为了显示礼意而消除夫人的疑虑。凡是男女相见的见面礼，礼制有固定规定。公的孤臣四命，用皮帛，比照小国之君。如今庄公却让大夫和宗妇用玉帛来拜见夫人，这是一举破坏了“防见”的礼制，扰乱了男女的体制。所以记载“用币”以彰显其罪过。按照《特牲馈食礼》：佐食则由宗妇统领于主妇。这里说的“宗妇”，是指这些宗族的妇人，大概主妇也在其中。宗妇隶属于大夫，就像惠公的仲子一样。
大水。
内部政事失误，则土德败坏；怠慢宗庙，取悦妇人，则水行泛滥，百姓遭受灾祸。所以《春秋》记载此事。
冬，戎人侵犯曹国。
这是为了接纳曹赤，接纳不正当，所以记载“戎”而非“戎夫戎”，却敢专断诸夏之事，废置人君，这表明中原国家不能自我端正，这也是齐桓公的弊病所在。
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
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因为戎人侵犯的缘故，曹羁出逃而曹赤回归，决定权在戎人手中。这与桓公十一年，宋人拘捕郑国祭仲，郑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原因相同，《春秋》一并贬斥。唉！假如郑忽、曹羁在丧事中哀痛，临事恭敬，大夫顺从他们，国人信任他们，即使有宋国、戎人的众多兵力，曹赤、郑突这样的孽子，又从哪里兴起呢？所以君臣互相争夺，兄弟成为仇敌，是由于上位者失德，下位者得逞的缘故。按照《史记·世家》：自曹庄公之后，僖公夷、昭公旺冬在位九年。如今考证经文，自曹赤回归直到曹班去世，共十八年。与史书对照，则各自占据九年。怀疑曹赤就是僖公，而《世家》误作夷。
郭公。
先儒认为“公”字是“亡”字的误写。按照《管子》记载桓公询问郭公灭亡之事，如今考证其时间，正好相接。所以知道应当作“郭亡”，与“梁亡”同义。这是自取灭亡的事实，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
二十五年春，陈侯派女叔来聘问。
十九年，公子结送嫁陈人的妇妾。到了冬天，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从此，陈、鲁两国不和睦。这次派女叔来聘问，是开始结交友好，并且是为了曹羁的缘故。这时，原仲辅佐陈国，派女叔来，以调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春秋》嘉许此事。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去世。
卫惠公在位三十一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周天子已经废黜了他。强行被诸侯接纳，又敢奉立子颓以扰乱王室，所以贬低其葬礼。这与郑厉公相反，由此可以看出《春秋》尊王的态度。他的儿子曹赤继位，这就是懿公。
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
《夏书》称“仲康初即位统治四海”，到了季秋月的朔日，日月不合于房宿，乐官奏鼓。《周礼》规定“鼓人在日月食时告知君王击鼓”，太仆“在日月食时辅助君王击鼓”。那么救日食有击鼓的礼仪了。传文说：“天子在社庙击鼓，是责备上公；诸侯在朝廷击鼓，是退而自责。”那么曾国就不应当在社庙击鼓了。况且日食虽然有在社庙击鼓的礼仪，又没听说过用牺牲的。如今鲁国因日食而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这是僭越，是妄作。这是《春秋》所讥讽的。
伯姬嫁到杞国。
凡是国内女子记载“归”的，都有缘故。如果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则加上“子”字以区别。这伯姬如果是桓公末年所生的女儿，那么到现在大概二十多岁了，大概已经错过婚期了。庄公已经娶妻，而后才嫁她，为什么呢？
秋，大水。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和城门。
去年秋，大水；今年秋，又大
水。以其灾之甚，而思所以息之，故鼓用牲于社于门也。古人遇水旱，虽有雩、荣、祈、禳之礼，然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已为宣王之变雅，况于社于门，非所以致水灾者也。自古岂有伐鼓用牲以救水灾之礼乎？
译水灾。因为水灾非常严重，于是思考用来平息它的方法，所以在社坛和宫门击鼓并使用牺牲。古人遇到水旱灾害，虽然有求雨、求晴、祈祷、禳灾的礼仪，然而没有不祭祀的神灵，也没有舍不得使用的牺牲。这已经是周宣王时期的变雅之诗了，何况在社坛和宫门击鼓用牲，并不是用来招致水灾的方法。自古以来难道有击鼓用牲来拯救水灾的礼仪吗？
冬公子友如陈
报女叔之聘，且为曹羁诛也。鲁使大夫聘，皆书如者，春秋假鲁以托文。凡聘皆非礼之正，故志其非王事而出境尔。若有故，则书。故葬原仲，逆女之类，皆两罪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伐戎者，何？为曹羁也。然戎之病我，非一日也。《费誓》曰：“徐戎并兴，东郊不门。”是春秋以前，已为鲁患矣。入春秋以来，隠二年，公防戎于潜；秋，公及戎盟于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二十四年，戎侵曹。然则戎之害中国如此。今公伐之，虽四百名，非御戎之道也。
夏公至自伐戎
公自春伐戎，及夏而归，故书至以危之。
曹杀其大夫
除羁之党，恐其内应也。夫诸侯之卿，虽有上下之殊，以周礼攷之，皆不过大夫之位，故总谓之大夫。凡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故栾盈以士匄为王之守臣，管仲以国高为天子之二守。晋景公请以鷩冕命士会将中军，而周景王以为巩□，未有职于王室，是知春秋之世，诸侯虽僭，而命卿之制犹有先王之旧焉。夫既以天子之命佐其国，立其朝，则其生杀之柄乃天子所持，故春秋无天王杀大夫之文，而书诸侯杀其大夫者，以刑不上大夫，大夫有罪则当请于天子而听命焉，诸侯不得専杀也。且诸侯之臣，其名宇见于经者，必大夫也，但书某国杀某，则知其大夫矣，安用更书杀大夫耶？其必书之者，乃所以着其不当杀也。五覇，桓公为盛，而葵邱之会着明天子之禁，其四防曰无专杀大夫。五覇已为王，王之罪人，然桓公南克如此，况王道之行，诸侯敢专杀哉？况有不至于杀者乎？入春秋以来，未有专杀者，而曹以小国首恶，故春秋不显其名氏，惟着其擅命专杀之罪，为万世之大戒也。凡杀大夫称国者，疚在上也，明其君之专杀也，此年曹杀其大夫是矣。称人者，乱在下也，见国乱无政而众人擅杀也，若晋人杀其大夫先都是矣。其大夫书名氏者，各着其事，其有罪者，定以为世戒，其无罪者，或昭其节，使大夫朽，或矜其不幸，殒身使人求所以免也。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齐已霸矣，其伐徐不主齐，何也？齐不主兵也，齐何以不主兵？此举为曹伐戎也。曹者，宋之属也，戎即徐戎也。齐侯因命宋主之，圣人而因书之，其意深矣。夫诸侯不専征，是以属之方伯连帅。今齐为霸国，而谋伐徐，为其事小而用兵寡，因使宋主之，则是人自为政，殆与诸侯无霸无以异矣。天下之事，有具变防而损大者，此类是也。故春秋因伐徐一见之，徐葢自是服于中国。论者以徐、楚、呉、越皆本夷狄，非也。徐伯益之后，楚祝融之后，呉泰伯之后，越大禹之后，而诸戎皆四岳之后也。其上世皆有功徳显功，通乎王室，与中国之君等耳。但见王室卑弱，自以逺于中国，王灵不及，皆僭名号，故徐首称王，楚后称王，呉越又后皆称王，其僭乱已甚，是以春秋亦因以外裔待之，葢恶其僭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庄公两年之间，日再食。此不复代鼓用牲者，知其非礼无益也。
春秋集注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十二
宋 高闶 撰
庄公五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妇人无相防之礼，伯姬既归于杞，复来与公防，其迹几与文姜、齐襄无以异矣。此书「公防杞伯姬于洮」，若在杞史，则当曰「夫人姬氏防鲁侯于洮」；此书「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若在齐史，则当曰「公防鲁孟姜于禚」矣。互文求意，则其事可知也。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齐侯九合诸侯，此其二也。十三年，北杏之防，称人。十五年，鄄之防，不称公。而去年伐徐之后，犹以宋主兵，故谷梁谓此盟为授之诸侯也。授之诸侯者，齐桓得众也。左氏，诸陈郑服也。然则前此犹有未服者矣。至是诸侯之志同奬王室，同攘夷狄，故书同盟。
秋公子友如陈▯原仲
大夫不交诸侯，诸侯不行使乎大夫？今
译冬季，公子友前往陈国。
这是为了报答女叔的聘问，并且是为了曹羁被杀的事。鲁国派遣大夫出访，都记载为“如”，这是《春秋》借鲁国来寄托文意。凡是聘问都不符合礼制的正统，所以记载其非因王事而出境罢了。如果有缘故，就记载。比如安葬原仲、迎娶女子之类，都是双重罪过。
鲁庄公二十六年春季，鲁庄公讨伐戎族。
讨伐戎族，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曹羁。然而戎族危害我国，不是一天的事了。《费誓》说：“徐戎同时兴起，东郊城门不闭。”这说明在《春秋》之前，戎族已经是鲁国的祸患了。进入《春秋》以来，隐公二年，鲁隐公在潜地抵御戎族；秋季，鲁隐公与戎族在唐地结盟。七年，戎族在楚邱攻打凡伯。桓公二年，鲁桓公与戎族在唐地结盟。庄公十八年，鲁庄公在济西追击戎族。二十四年，戎族侵犯曹国。既然戎族危害中原各国如此严重，现在鲁庄公讨伐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但这并不是抵御戎族的正道。
夏季，鲁庄公从讨伐戎族回来。
鲁庄公从春季开始讨伐戎族，到夏季才回来，所以记载“至”字来警示他的危险。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这是为了清除曹羁的党羽，害怕他们内部响应。诸侯的卿，虽然有上下的区别，但根据周礼考察，都不超过大夫的职位，所以统称为大夫。凡是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所以栾盈认为士匄是天子的守臣，管仲认为国高是天子的二守。晋景公请求用鷩冕任命士会统领中军，而周景王认为巩�没有王室的职务，由此可知在《春秋》时代，诸侯虽然僭越，但任命卿的制度还保留着先王的旧制。既然凭借天子的命令辅佐国家，建立朝廷，那么生杀的大权就掌握在天子手中，所以《春秋》没有天王杀大夫的记载，而记载诸侯杀其大夫，是因为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夫有罪应当请求天子听命，诸侯不得专擅杀害。而且诸侯的臣子，名字见于经书的，一定是大夫，只记载某国杀某人，就知道他是大夫了，哪里需要再记载杀大夫呢？一定要记载的，是为了彰显其不该杀。五霸中，齐桓公最兴盛，在葵邱会盟时明确天子的禁令，其中第四条说不要专擅杀大夫。五霸已经称王，是天子的罪人，然而齐桓公的南征如此，何况王道施行时，诸侯敢专擅杀吗？何况有不至于杀的情况呢？进入《春秋》以来，没有专擅杀害的，而曹国作为小国率先作恶，所以《春秋》不显明其名氏，只彰显其擅自专杀之罪，作为万世的大戒。凡是杀大夫称国名的，罪责在上，明确其君主专擅杀害，这一年曹国杀其大夫就是这样。称“人”的，动乱在下，看见国家动乱无政而众人擅杀，像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就是这样。大夫记载名氏的，各自彰显其事，有罪的，确定作为世戒，无罪的，或者昭示其节操，使大夫朽坏，或者怜悯其不幸，丧身使人寻求免于祸患的方法。
秋季，鲁庄公会合宋人、齐人讨伐徐国。
齐国已经称霸了，讨伐徐国不以齐国为主，为什么呢？齐国不主持军事。齐国为什么不主持军事？这次行动是为了曹国讨伐戎族。曹国是宋国的属国，戎族就是徐戎。齐侯因此命令宋国主持，圣人因而记载下来，其用意深远。诸侯不专擅征伐，所以委托给方伯连帅。现在齐国是霸主，谋划讨伐徐国，因为事情小而用兵少，因而让宋国主持，这就是各自为政，几乎与诸侯无霸没有区别了。天下的事，有看似变化微小而损害巨大的，这类就是。所以《春秋》通过讨伐徐国一事表现出来，徐国大概从此服从中原。议论的人认为徐、楚、吴、越本来都是夷狄，这是不对的。徐国是伯益的后代，楚国是祝融的后代，吴国是泰伯的后代，越国是大禹的后代，而各戎族都是四岳的后代。他们的祖先都有显著的功德，通达王室，与中原的君主相等。只是看见王室卑弱，自认为远离中原，王灵不及，都僭越名号，所以徐国首先称王，楚国后来称王，吴国越国又后来都称王，其僭越混乱已经非常严重，所以《春秋》也因而把他们当作外裔对待，大概是厌恶他们的僭越。
冬季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庄公两年之间，日食再次发生。这里不再代鼓用牲，是知道这样做不合礼制且无益。
《春秋集注》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十二
宋 高闶 撰
庄公五年
鲁庄公二十七年春季，鲁庄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
妇人没有互相会见的礼节，伯姬已经嫁到杞国，又回来与庄公会面，其行径几乎与文姜、齐襄公没有区别了。这里记载“公防杞伯姬于洮”，如果在杞国史书中，就应当说“夫人姬氏防鲁侯于洮”；这里记载“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如果在齐国史书中，就应当说“公防鲁孟姜于禚”了。通过互文求意，那么事情就可以知道了。
夏季，六月，鲁庄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
齐侯九次会合诸侯，这是第二次。十三年，北杏之会，称“人”。十五年，鄄之会，不称“公”。而去年讨伐徐国之后，还让宋国主持军事，所以谷梁认为这次盟会是授予诸侯。授予诸侯，是齐桓公得众人心。左氏认为，陈、郑服从了。既然如此，那么此前还有未服从的。到了这时，诸侯的志向相同，奖助王室，共同抵御夷狄，所以记载“同盟”。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〇原仲
大夫不结交诸侯，诸侯不派遣使者给大夫？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