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四十
邾子益来
邾入春秋之始，自仪父与鲁盟防，结好凡二百四十年矣。今不明过之，在我君臣更伐之，至于四，至于五，取田取邑，亦云极矣。终入其国，又执其君以归。虽因其国之渐衰，然公一阖闾也。春秋隠君之恶，故伐人书取，婉而成章而不失其实也。恃强陵弱，无故伐人，而入其国，处其宫，昼夜掠，以其君来献于亳社，囚于负瑕。此天下之恶也。呉师为是克东阳，齐人爲是取我二邑，辱国亦甚矣。何以备书于防？况仲尼躬事哀公，未尝不尽礼焉。曷不少爲我君隠乎？圣人不以无过爲美，而以能改过爲美。故于人之有恶，苟务去之而不积，则亦不念其恶而进之矣。书伐邾，书入邾，书以邾子益来，是天下之恶也。及其归邾子益于邾，则是知其爲恶而能去矣。故于此详着之而不少隠者，乃所以欲见厥后归邾子之能去其恶而与之也。圣人之情见矣。明此然后可以操赏罚之权矣。邾子以见获，故名之不言灭者，诸大夫请救于呉，呉爲之伐鲁，而公遂归邾子故也。不言以归而曰以来者，内外之辞也。不书至者，以邾子益来，则公之至可知矣。
译邾子益被俘获而来。
邾国进入《春秋》记载的起始阶段，自从仪父在防地与鲁国结盟，双方交好长达二百四十年。如今鲁国没有明显的过错，却由我们的君臣多次征伐，征伐了四次，又征伐了五次，夺取田地、攻占城邑，也就算到了极点。最终攻入其国都，又俘获其国君带回。虽然是因为邾国逐渐衰弱，但鲁公毕竟是一国之君。《春秋》为尊者隐讳，所以记载征伐他人时写“取”，措辞委婉而成章法，却不失事实真相。倚仗强大欺凌弱小，无缘无故征伐他人，攻入其国都，占据其宫殿，昼夜掠夺，并将国君带到亳社献俘，囚禁于负瑕。这是天下的罪恶。吴国军队因此攻克东阳，齐国人因此夺取我国两座城邑，辱没国家也太严重了。为什么在防地详细记载？况且孔子亲自侍奉鲁哀公，未曾不尽到礼节。为什么不稍微为我们国君隐讳呢？圣人并不以没有过错为美，而以能够改正过错为美。所以对于别人的恶行，如果致力于去除而不积累，那么也就不再记念其恶行而加以进用。记载“伐邾”、“入邾”、“以邾子益来”，这是天下的罪恶。等到记载“将邾子益归还给邾国”，则是知道其作恶而能够去除。所以在这里详细记载而不稍加隐讳，是为了要显示后来归还邾子益能够去除恶行而给予肯定。圣人的用心由此可见。明白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大权。邾子因为被俘获，所以称其名而不说“灭”，是因为众大夫向吴国请求救援，吴国为此征伐鲁国，而鲁公于是归还了邾子。不写“以归”而写“以来”，是区分内外的辞令。不记载“至”，是因为邾子益来了，那么鲁公的到达就可以知道了。
宋人围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讨。然宋之伐曹数矣，今又围之，亦已甚矣。故贬人。人之先儒谓将卑师少称人。按经称人以围国者，凡十有一。若皆将卑而师少，又岂能围之乎？明年书“宋公入曹”，则知此书“人”者乃贬之也。
冬郑驷宏帅师救曹
郑与曹疎矣，此所以救曹者，非志于义也，欲报皇瑗之师也，疾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此灭曹也，而不书灭。灭者，亡国之善辞，上下之同力也。据左氏，曹伯背晋，奸宋，宋公伐之，将还，曹人詈之。公闻之，怒，遂命反师，灭曹，执曹伯以归焉。然则宋公非有志于灭曹，而曹自灭之也。故此书宋爵，又止称入而已。所以罪曹人，轻怒以亡其国也。
呉伐我
邾子请救于呉故此年呉来讨焉。嗟乎！公入人之国，俘人之君，以致呉师之来讨。见公不能处已絶乱矣。不曰“伐我某鄙”，而直云“伐我者”，呉师加鲁国都，而盟于城下，是以圣人深耻之。故没而不书也。
夏齐人取讙及阐
邾尝属齐，而益又齐之甥也。鲁入邾，而以其君益来，遂致齐人亦怒。于是赂齐以説之。凡内失邑不书，盖不能保其土地人民，辱孰甚焉，故没之也。若已与之，彼以背义而受，则书取。此年齐取讙阐，及宣元年取济西田，是也。
归邾子益于邾
益，齐甥也。齐侯使如呉，请师。呉方图霸，亦受邾人之愬，而谋伐我。故公惧其复来，乃归邾子以纾国难。虽非公之自能悔过迁善，然亦因敌国外患而知警惧思变也。以此见国君造恶不悛，则四邻谋取其国家，莫能自保。苟去恶而不积，则四邻不侵其封境，自安矣。春秋前书伐邾，次书入邾，又书以邾子益来，不少爲我君隠者，以明归益之能掩其前恶而美之也。
秋七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伯过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其子维立，是爲闵公。
齐人归讙及阐
公既归邾，子益于邾，故齐人归讙及阐。前书取，逆辞也；此书归，顺辞也。去逆效顺，息争休兵，齐无取地之罪，鲁无失地之辱，斯可谓善变矣。然不云“归我”者，公既归邾，故齐亦归讙、阐，非以爲惠也。上既书取，则知此必归鲁，故亦不书“来”。
九年春王二月葬▯僖公
三月而葬，简也。《史记》▯悼公卒，子隠公乞立。七月，隠公弟遂弑隠，自立，是爲僖公。然则僖立不正，而《春秋》于葬不少贬者，见世乱如▯僖尚且得葬，则诸侯无不葬者矣。
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邱
取易辞也。师而易取，则郑病矣。郑罕达之属有许瑕者，求邑而无以与之，遂越境而围其邑。斯用师爲利，而不以义自取，丧师之祸，故书“取”以恶郑也。《春秋》以是爲帅师之戒。
夏楚人伐陈
秋宋公伐郑
报雍邱也称爵称伐以恶郑也
冬十月
一时无事，书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
呉恃归益之功而恣爲不道，而益亦不能嗣守先业，上下乖离，国人不君。呉人讨而囚之，乃使其大夫奉其太子华以爲政，故称名以絶之。且先爲鲁所获，而又来奔，其不知耻甚矣。
公会呉伐齐
呉欲求覇，怒齐不服，故伐之。公会强呉伐亲邻之国是助呉爲虐，而致齐之乱也。是时中国无主之甚，盖自是春不书王矣。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八年，齐侯请呉师伐鲁，既而取鲁之赂而辞呉，呉子怒，反与鲁伐齐，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呉人乃退。夫悼公之立，非齐人之志，非众大夫之谋，特陈乞诈其国人，诬其大夫而刧立之。虽杀孺子，诛鲍牧，大夫国人犹莫之肯君，故因兵难而弑之。齐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简公。
夏宋人伐郑
去年春取郑师，而秋又伐之。今虽复有辞于伐，而圣人恶其渎兵不已，故贬而人之。
晋赵鞅帅师侵齐
齐率诸侯以贰晋，可以讨矣。然赵鞅加兵于有防之国，虽讨得其罪，圣人弗予也。故书「侵」以讥之，异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齐
齐
译宋国人包围曹国。
曹伯冒犯宋国，因此招致讨伐。然而宋国讨伐曹国已经多次了，现在又包围它，也太过分了。所以贬称“人”。先儒认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时称“人”。查考《春秋》称“人”来包围国家的，共有十一次。如果都是将领地位低而军队少，又怎么能包围国家呢？第二年记载“宋公进入曹国”，由此可知这里称“人”是表示贬斥。
冬天，郑国的驷宏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郑国与曹国关系疏远，这次救援曹国，并非出于道义，而是想报复皇瑗的军队，憎恨宋国。
八年春，周王正月，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
这是灭掉曹国，却不记载“灭”。“灭”是亡国的委婉说法，表示上下同心协力。根据《左传》，曹伯背离晋国，冒犯宋国，宋公讨伐他，将要返回时，曹国人辱骂他。宋公听说后，大怒，于是命令军队折返，灭掉曹国，抓获曹伯带回来。那么宋公本没有灭曹的意图，而是曹国自取灭亡。所以这里记载宋公的爵位，只称“入”罢了。这是为了归罪于曹国人，因为轻率发怒而亡国。
吴国攻打我国。
邾子向吴国请求救援，所以这一年吴国来讨伐。唉！国君进入别人的国家，俘虏别人的国君，导致吴国军队来讨伐。可见国君不能处理已绝的祸乱。不说“攻打我国某地”，而直接说“攻打我国”，是因为吴军逼近鲁国都城，并在城下结盟，所以圣人深感耻辱。因此隐去不写。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和阐。
邾国曾经归属齐国，而且邾君益又是齐国的女婿。鲁国入侵邾国，并把邾君益带回来，于是导致齐人也愤怒。于是用讙、阐贿赂齐国来安抚他们。凡是国内丢失城邑不记载，大概是因为不能保全土地人民，耻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隐去不写。如果是主动给予，对方违背道义而接受，就记载“取”。这一年齐国夺取讙、阐，以及宣公元年夺取济西田地，就是这种情况。
把邾君益送回邾国。
益是齐国的女婿。齐侯派他出使吴国，请求出兵。吴国正图谋称霸，也接受了邾人的控诉，谋划攻打我国。所以国君害怕他们再次来犯，于是送回邾君益以缓解国家危难。虽然这不是国君自己能够悔过向善，但也因为敌国外患而知道警惕思变。由此可以看出，国君作恶不悔改，那么四邻就会谋取他的国家，不能自保。如果去除恶行而不积累，那么四邻就不会侵犯他的疆界，自然安宁了。《春秋》前面记载攻打邾国，接着记载进入邾国，又记载把邾君益带回来，不为国君隐瞒，是为了表明送回益能够掩盖以前的恶行而美化它。
秋天，七月。
当时没有大事，记载首月，是保存天道王法。
冬天，十二月癸亥，杞伯过去世。
杞僖公在位十九年，他的儿子维继位，这就是闵公。
齐国人归还讙和阐。
国君既然把邾君益送回邾国，所以齐国人归还讙和阐。前面记载“取”，是逆理的说法；这里记载“归”，是顺理的说法。去除逆理效仿顺理，停止争端休战，齐国没有夺取土地的罪过，鲁国没有失去土地的耻辱，这可以称为善于变通了。然而不说“归还我国”，是因为国君既然送回邾君益，所以齐国也归还讙、阐，并非施恩惠。上面既然记载了“取”，就知道这一定是归还给鲁国，所以也不记载“来”。
九年春，周王二月，安葬杞僖公。
三个月后安葬，是简略了。《史记》记载杞悼公去世，儿子隐公乞继位。七月，隐公的弟弟遂杀害隐公，自立，这就是僖公。那么僖公继位不正，而《春秋》在安葬时不加贬斥，是因为看到世道混乱如杞僖公尚且得以安葬，那么诸侯就没有不安葬的了。
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邱夺取郑国军队。
“取”是轻易的说法。军队而轻易被夺取，那么郑国就衰败了。郑国罕达的部下有许瑕，请求封邑而没有给他，于是越过边境包围他的城邑。这是用兵为了利益，而不以道义自取，招致丧师的祸患，所以记载“取”来厌恶郑国。《春秋》以此作为率领军队的警戒。
夏天，楚国人攻打陈国。
秋天，宋公攻打郑国。
报复雍邱之战。称爵位称“伐”来厌恶郑国。
冬天，十月。
当时没有大事，记载首月，是保存天道王法。
十年春，周王二月，邾君益来投奔。
吴国倚仗送回益的功劳而肆意做不道义的事，而益也不能继承先业，上下离心，国人不服从他。吴国人讨伐并囚禁他，于是让他的太傅华执政，所以称名来断绝关系。而且先前被鲁国抓获，又来投奔，他不知耻到了极点。
鲁公会见吴国攻打齐国。
吴国想求取霸权，愤怒齐国不服从，所以攻打它。鲁公会见强大的吴国攻打亲近的邻国，这是帮助吴国作恶，而导致齐国的动乱。这时中原没有主宰者到了极点，大概从这年起春天就不记载“王”了。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去世。
八年，齐侯请求吴国军队攻打鲁国，不久接受鲁国的贿赂而辞谢吴国，吴子愤怒，反而与鲁国攻打齐国，齐国人杀害悼公，向吴军报丧，吴国人于是退兵。悼公的继位，不是齐国人的意愿，不是众大夫的谋划，只是陈乞欺骗国人，诬陷大夫而胁迫继位。虽然杀害了孺子，诛杀了鲍牧，大夫和国人仍然不肯拥戴他，所以趁着兵难而杀害他。齐国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
夏天，宋国人攻打郑国。
去年春天夺取郑国军队，秋天又攻打它。现在虽然再有讨伐的理由，而圣人厌恶他们滥用武力不止，所以贬称“人”。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齐国率领诸侯背叛晋国，可以讨伐了。然而赵鞅对有防备的国家动武，虽然讨伐得其罪，圣人不赞许。所以记载“侵”来讥讽他，不同于士匄。
五月，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
齐
与鲁接境，而公会强呉伐之，致齐侯之遇弑。今既闻其防，则遂班师可也。其所以乆而归者，公之进退，制在呉故也。
译与鲁国接壤，而鲁公联合强大的吴国去讨伐它，导致齐侯遭遇弑杀。如今既然已经听闻他们的防备情况，那么就此撤军就可以了。之所以久久才回国，是因为鲁公的进退，受制于吴国的缘故。
葬齐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简也。以公会呉伐齐，故齐弑君以説公。虽不废丧纪，往会其葬，不足以赎其过。故承上文言之，且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
公孟彄以蒯瞆之党见逐，晋纳蒯瞆，齐助出公，而反纳彄，则知逐非其罪矣。始彄奔郑，自郑奔齐，至是遂假齐之力以归焉。
薛伯夷卒
不书曰史阙文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
陈即呉不服楚故再伐之
呉救陈
此与狄救齐同义，所以罪中国诸侯也。盖陈背中国而即楚，又背楚而即呉，故致楚师来伐。则呉之救之，非真能行义也，故不称师，亦不称子，直曰呉而已。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
夏，陈袁颇出奔郑【案：经，《文公羊》作“袁颇”，《左氏》《谷梁》作“辕颇”，此从《公羊】
袁颇爲陈司徒，取于民无制，国人怨而逐之，故以自奔爲文。
五月公会呉伐齐
会者，外爲主，呉刧之也。公非得已也。
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呉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公因齐国书之见伐，乃再防呉伐齐，而战于艾陵。不书公者，没公乃所以贬公也。且书「及呉」，我师战于艾陵，不可也。书「及公呉」战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会呉伐齐，继书「及呉」战，则公预其贬可知矣。公与强呉伐中国，不可与强呉同贬，又不可以大夫敌公，故微其辞而独出公也。其书「及」，书「获」，则罪国书也，与宋华元同。然华元生获，而国书死获，故公使太史固归国子之元也。国书复系以「国」者，与宋华元皆以国事见获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隐公立七年
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
因鲁往会，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卫世叔齐出奔
孔文子以齐淫而欲攻之，故齐出奔宋。春秋书内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盖君之股肱，治乱所寄，故重以书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时政在大夫，各欲自专，故始则相猜相忌，终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讥重敛也。田者，井田也；赋者，财赋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税。至于哀公，则又甚焉。既什二而税其田，又什二而饮其财。故书曰：“用田赋，言用田以爲财赋之率也。”民到于今受其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昭公之嫡夫人呉女也。记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昭公欲结好彊呉，以去三家之权，因娶于呉。以呉同姓，不敢请命于天子，而谓之呉孟子。当是时，大臣不能匡救，国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不敢请命于天子，是犹能改过也。故孔子以爲知礼，而春秋亦因其实而书之，曰「孟子卒而已」。孟子于哀公爲祖妣，不夫人不薨，不葬，不祔庙，着哀公之忍也。观季氏于昭公之葬，尚欲沟而絶之，况其所娶同姓之女乎？故春秋但书「孟子卒」，而鲁国臣子之罪可见矣。虽周道亲亲，百世而婚姻不通，而昭公既已尸其过矣，爲之子孙者，岂忍絶之哉？然则如之何？曰：「仿诸仲子别考宫焉，庶乎其可也。」
公会呉于槖臯
寻鄫之防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此爲呉故也。按会卫宋于郧者，不与公之会，所以外呉于中国也，亦所以存内也。
宋向巢帅师伐郑
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爲之城嵒以处之。于是向巢伐郑而围嵒。
冬十有二月螽
建亥之月，不宜有螽。此着鲁厯，不得其正也。
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
宋师之在嵒也，不设备。郑罕达因宋师之不戒而取之，亦以报九年雍邱之役也。二国覆师以相偿报，恶孰甚焉？然则出师而不设备者，皆弃师之道。故春秋着之，爲伐国者之戒。
夏许男成卒
许元公立二十二年，其子结立，是爲悼公。
公会晋侯及呉子于黄池
黄池之会，书「公会晋侯及呉子」者，主在呉子也。黄池之会，不主晋侯而主呉子者，晋侯不能主诸侯故也。呉自柏举之战，势横中国，诸侯大小震栗，皆宗于呉晋侯不见者二十四年
译安葬齐悼公
不到五个月就安葬，这是简略。因为鲁公会合吴国讨伐齐国，所以齐国弑君来讨好鲁公。虽然不废丧礼，前往会葬，也不足以赎其罪过。所以承接上文来说，并且揭示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责。
卫国的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公孟彄因为属于蒯瞆的党羽而被驱逐，晋国接纳蒯瞆，齐国帮助出公，反而接纳公孟彄，就知道驱逐他并非他的罪过。起初公孟彄逃奔郑国，从郑国逃奔齐国，到这时便借助齐国的力量得以回国。
薛伯夷去世
不记载谥号，是因为史官缺漏了文字。
秋天安葬薛惠公
冬天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陈国依附吴国不服从楚国，所以再次讨伐它。
吴国救援陈国
这与狄人救援齐国意义相同，用来归罪中原诸侯。大概陈国背离中原而依附楚国，又背离楚国而依附吴国，所以招致楚国军队来讨伐。那么吴国救援它，并非真正能践行道义，所以不称“师”，也不称“子”，直接说“吴”罢了。
十一年春天齐国国书率领军队讨伐我国
夏天，陈国的袁颇出逃到郑国【案：经文，《公羊传》作“袁颇”，《左传》《谷梁传》作“辕颇”，这里采用《公羊传》】
袁颇担任陈国司徒，向百姓征收没有节制，国人怨恨而驱逐他，所以用“自奔”来表述。
五月鲁公会合吴国讨伐齐国
“会”字，表示以外方为主，是吴国胁迫鲁公。鲁公并非自愿。
甲戌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鲁公趁着齐国国书被讨伐，于是再次防备吴国讨伐齐国，而在艾陵交战。不记载鲁公，是隐没鲁公来贬低鲁公。而且记载“与吴国”，我国军队在艾陵交战，不可以。记载“与鲁公吴国”在艾陵交战，也不可以。先说鲁公会合吴国讨伐齐国，接着记载“与吴国”交战，那么鲁公参与其中的贬责就可知了。鲁公与强大的吴国讨伐中原国家，不可以与强大的吴国一同贬责，又不可以让大夫与公敌对，所以措辞隐晦而单独列出鲁公。记载“与”，记载“俘获”，是归罪国书，与宋国华元相同。然而华元被活捉，而国书被杀头，所以鲁公派太史固送回国书的头颅。国书再次连系“国”字，是与宋国华元都因国事被俘获。
秋天七月辛酉日滕子虞母去世
滕隐公即位七年
冬天十一个月安葬滕隐公
趁着鲁国前往会葬，而揭示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责。
卫国的世叔齐出逃
孔文子因为世叔齐淫乱而想要攻打他，所以世叔齐出逃到宋国。春秋记载内外大夫出逃的，共有五十八次。大概是君主的辅佐，治乱所寄托，所以郑重地记载。然而春秋末期，为什么出逃这么多呢？那时政令在大夫手中，各自想要专权，所以起初互相猜忌，最终互相攻逐。
十二年春天实行田赋
讥讽加重赋税。田，是井田；赋，是财赋。宣公奢侈，开始按十分之二征税。到了哀公，就更严重了。既按十分之二征收田税，又按十分之二征收财赋。所以记载说：“用田赋，是说用田作为财赋的比率。”百姓直到今天还遭受其祸患。
夏天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这是昭公的嫡夫人吴国女子。记载说：“夫人不经过天子册命，从鲁昭公开始。”昭公想要结交强大的吴国，以去除三家的权力，因此娶吴国女子。因为吴国同姓，不敢向天子请命，而称她为吴孟子。当时，大臣不能匡正补救，国人也不认为不对，而昭公知道避开其名，不敢向天子请命，这还算能改过。所以孔子认为他知礼，而春秋也根据实情记载，说“孟子去世罢了”。孟子对于哀公是祖妣，不称夫人不称薨，不记载安葬，不附祭于庙，揭示哀公的残忍。看季氏对于昭公的安葬，尚且想要挖沟隔绝，何况他所娶的同姓女子呢？所以春秋只记载“孟子去世”，而鲁国臣子的罪责就可见了。虽然周道亲亲，百世不通婚姻，而昭公已经承担其过错，作为子孙的，岂能忍心断绝呢？那么怎么办？回答说：“仿效仲子另建考宫，大概可以吧。”
鲁公会合吴国在槖臯
寻访鄫地的防务
秋天鲁公会合卫侯、宋国皇瑗在郧
这是为了吴国。按会合卫宋在郧，不认可鲁公的会合，所以将吴国排除在中原之外，也是为了保存内部。
宋国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宋国平元家族的族人从萧地逃奔郑国，郑人为他们修筑嵒城来安置。于是向巢讨伐郑国而包围嵒。
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
建亥之月，不应该有蝗灾。这揭示鲁国历法，不得其正。
十三年春天，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俘获宋国军队。
宋国军队在嵒地，不设防备。郑国罕达趁着宋军不戒备而俘获他们，也是为了报复九年雍邱之战。两国覆灭军队来互相报复，恶毒哪有比这更甚的？然而出师而不设防备的，都是抛弃军队的做法。所以春秋揭示它，作为讨伐国家的警戒。
夏天许男成去世
许元公即位二十二年，他的儿子结即位，这就是悼公。
鲁公会合晋侯和吴子在黄池
黄池之会，记载“鲁公会合晋侯和吴子”的，主事在吴子。黄池之会，不主事晋侯而主事吴子的，是晋侯不能主持诸侯的缘故。吴国自从柏举之战，势力横行中原，诸侯大小震栗，都宗奉吴国，晋侯不见诸侯二十四年
，此不能主诸侯可知也。元年，书「齐侯、卫侯伐晋」，见霸统之絶已受诸侯之伐，故黄池之会，呉子主焉。不言「公会呉子、晋侯」者，不与呉之主中国也。不与呉之主中国者，存中国也。故以「晋侯及呉子」爲文，称呉之爵，所以见中国之衰；书晋之「及」，所以抑强呉之横。《春秋》谨严，其义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后会，所以尊王世子；黄池先会而后乃及，所以外呉子也。按呉自定四年入郢，哀六年伐陈，夏叔还会呉于柤；七年，公会于鄫；八年伐我；十年，公会伐齐；十一年，公又防伐齐；十三年，公会于槖臯皆曰「呉以狄之」。此称子者，复与其爵也。夫呉乃泰伯之后，与周同姓，虽用夷礼，而数爲中国）伐楚，所以伸中国而攘楚者，其功甚多，此宜《春秋》之所予。而《春秋》与楚同贬者，以其狂僭大号，扰乱中国，与楚同也。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楚以蛮夷而僭称王，罪不容诛。幸齐桓、晋文相继抑之。是时齐桓、晋文虽主夏盟，而以中国诸侯之故，犹知有周王在焉。今呉乃爲黄池之会以主盟中国，是二王也。将置周王于何地耶？圣人自十年呉伐齐之后，春不书王，以见天下之无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译由此可知，吴国不能主宰诸侯。鲁哀公元年，史书记载“齐侯、卫侯伐晋”，表明霸主的统绪已经断绝，吴国已经受到诸侯的讨伐，所以在黄池之会上，吴子主持盟会。不记载“鲁公会吴子、晋侯”，是不承认吴国主宰中原。不承认吴国主宰中原，是为了保全中原的正统地位。所以用“晋侯及吴子”来行文，称吴子的爵位，是为了显示中原的衰微；记载晋侯的“及”，是为了抑制强横的吴国。《春秋》的笔法严谨，其义理非常微妙。所以首止之会先写“及”后写“会”，是为了尊崇周王世子；黄池之会先写“会”后写“及”，是为了将吴子视为外邦。考察吴国自定公四年攻入郢都，哀公六年伐陈，夏天鲁叔还到柤地会见吴国；七年，鲁公在鄫地会盟；八年，吴国攻打我国；十年，鲁公会盟讨伐齐国；十一年，鲁公又防地会盟讨伐齐国；十三年，鲁公在槖臯会盟，都称吴国为“狄”。这里称吴子，是恢复给予他爵位。吴国本是泰伯的后代，与周朝同姓，虽然使用夷狄的礼仪，但多次为中原讨伐楚国，为了伸张中原而抵御楚国，功劳很大，这应当是《春秋》所赞许的。而《春秋》将吴国与楚国一同贬斥，是因为吴国狂妄地僭越称王，扰乱中原，与楚国相同。上天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楚国作为蛮夷却僭越称王，罪不容诛。幸好有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压制他们。当时齐桓公、晋文公虽然主持华夏盟会，但因为中原诸侯的缘故，还知道有周王存在。现在吴国却在黄池之会上主持中原盟会，这是两个君王并存。这将周王置于何地呢？圣人自十年吴国伐齐之后，春季不再记载周王，以显示天下无王，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
楚公子申帅师伐陈
楚畏呉之强，无如之何，故乘呉子出会而伐陈也。
于越入呉
呉方爲黄池之会争权上国，而于越又乘其无备而入之，自是呉不复振，而越亦僭号称王，遂入于中国，而天下沦胥不复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厉失道，王纲紊乱，而礼乐征伐犹出于天子，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平王东迁，王室不竞，诸侯国自爲政，周道凌夷，等于列国。迨隐之世，习之成俗，而楚遂僭窃王号，无所忌惮。然而文武成康之徳犹在，民未忘周也，故齐桓晋文相继而起，莫不秉大义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会征伐必以王命爲首，诸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世虽无王，而法犹立，故春秋推王法以絶之，以天下犹知有周也。及定哀以来，齐晋既衰，政出于大夫，呉楚横行于中国，以势力相吞灭，自于越入呉之后，呉楚又衰，夷狄愈横，礼义无可复施，政刑无所复加，诸侯习于凶乱，不可告语，靡然入于战国，不复知有周而皆自称王矣。故春秋因西狩获麟而止焉。冬田曰狩，而周之正月二月皆冬也。明年止书「春西狩获麟」，而不具夏秋冬，则秋会于黄池之歳，乃春秋之所终也。故何休曰：「获麟于春，而言狩者，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也。」
秋公至自会
呉主会故书至以危之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蒯瞆在戚，今有十二年矣。晋人不能以此致讨于卫，以范中行故，而数兴师，故书“侵”以罪之。公羊作“晋魏多”与“仲孙忌”同义。
葬许元公
因鲁往会，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螽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农灾，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刘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独不言，则不加宿可知也。盖着人事所召，自是周家业业坠地矣。
盗杀陈夏区夫
夏区夫，徴舒之后也。徴舒弑君，楚子杀之，而陈人犹使世执国政。故春秋因其爲盗所杀而书之，与华孙同意。凡书盗者，以人皆可得而执之也。盗杀蔡侯申，盗杀陈夏区夫。当春秋之季，世变之甚，至于盗兴而专杀国君、卿大夫，则乱已极矣。
十有二月螽
去嵗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则爲灾甚矣。而明年春乃获麟，岂不怪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麟者，和气之所致，治世之应也。曰见，曰来，乃爲瑞尔。因狩而猎得之，则混于禽兽之中，同爲虞人之所驱，斯麟之出，不遇时矣。曰获云者，悼之辞也。孔子卒于获麟之后二嵗，则是时孔子巳老，故感以作《春秋》，而絶笔于此一句也。以因感而作，故因以此终焉。然而麟使不获，圣人岂遂无意于天下后世乎？黄池之会，乃圣人作《春秋》之所终也。何以知黄池之会乃《春秋》之所终？前此犹可言也，后此则不可言也。夫惟不可言，此《春秋》之所以终也。何者？天子失政，自东迁始，前此犹可言，黄池之会，晋鲁在焉；后此不可言者，诸侯泯泯，制在强国，无复知有周室矣。圣人爲是作《春秋》，深有望于天下后世。苟有王者作，能举吾《春秋》之法，以拯天下之民，此《春秋》之所终而孟子深得仲尼作经之防，故以王道游于诸侯，而终不入于秦、楚、呉、越也。
春秋集注卷四十
译楚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楚国畏惧吴国的强大，无可奈何，所以趁着吴王外出会盟而讨伐陈国。
越国入侵吴国。
吴国正为了黄池之会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而越国又趁其没有防备而入侵，从此吴国不再振兴，而越国也僭越礼制称王，于是进入中原地区，天下百姓相继沦陷，不再知道有周王室了。追溯周朝的衰败，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去正道开始，王室的纲纪紊乱，但礼乐征伐还出自天子，诸侯畏惧周室的威严，不敢放肆。等到周平王东迁，王室不再强盛，诸侯各国各自为政，周道衰微，等同于列国。到了周隐公时期，习惯成为风俗，楚国于是僭窃王号，无所忌惮。然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政还在，百姓没有忘记周朝，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兴起，无不秉持大义以抵御夷狄而尊崇王室，他们的盟会征伐必定以王命为首，诸侯顺从的生存，违逆的灭亡。世间虽然没有天子，但法度还树立着，所以《春秋》推崇王法以断绝僭越，因为天下还知道有周朝。到了周定王、周哀王以来，齐国、晋国已经衰败，政权出自大夫，吴国、楚国在中原横行，以势力互相吞并，自从越国入侵吴国之后，吴国、楚国又衰败，夷狄更加横行，礼义无法再施行，政令刑罚无法再施加，诸侯习惯于凶险混乱，不可告语，纷纷进入战国时代，不再知道有周朝而都自称王了。所以《春秋》因为西狩获麟而终止。冬季打猎叫作“狩”，而周朝的正月、二月都是冬季。第二年只记载“春西狩获麟”，而不详细记载夏、秋、冬，那么黄池之会的年份，就是《春秋》的终结。所以何休说：“在春季获麟，却说‘狩’，是去掉周朝的正朔而实行夏朝的历法。”
秋季，鲁君从会盟之地回国。
吴国主持会盟，所以记载“至”以警示其危险。
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蒯聩在戚地，到现在有十二年了。晋国人不能因此讨伐卫国，因为范氏、中行氏的缘故，而屡次兴师，所以记载“侵”以归罪于他。《公羊传》作“晋魏多”，与“仲孙忌”同义。
安葬许元公。
因为鲁国前往会盟，而彰显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过。
九月，蝗虫。
周朝的九月，是夏朝的七月。它造成农业灾害，又不同于冬季十二月的情况。
冬季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不提及星宿名称，董仲舒、刘向认为是不加于星宿。文公十四年，有彗星出现在北斗；昭公十七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都提及所经过的星宿，而这里唯独不提及，那么不加于星宿可知了。大概是为了彰显人事所招致，从此周朝的基业摇摇欲坠了。
盗贼杀害陈国的夏区夫。
夏区夫，是夏徵舒的后代。夏徵舒弑君，楚子杀了他，而陈国人还让他世代执掌国政。所以《春秋》因为他被盗贼杀害而记载，与华孙的情况相同。凡是记载“盗”的，是因为人人都可以逮捕他。盗贼杀害蔡侯申，盗贼杀害陈国夏区夫。在春秋末期，世变极其严重，以至于盗贼兴起而专杀国君、卿大夫，那么混乱已经到极点了。
十二月，蝗虫。
去年十二月有蝗虫，今年九月有蝗虫，十二月又有蝗虫，那么灾害就很严重了。而明年春天才获麟，难道不奇怪吗？
十四年春天，西狩获麟。
麒麟，是和气所招致的，治世的应验。说“见”，说“来”，才是祥瑞。因为打猎而猎得它，那么混在禽兽之中，同被虞人所驱赶，这麒麟的出现，不逢其时了。说“获”的，是哀悼的言辞。孔子在获麟之后两年去世，那么这时孔子已经老了，所以感伤而作《春秋》，而在此句绝笔。因为感伤而作，所以以此终结。然而麒麟如果不被获，圣人难道就对天下后世没有心意吗？黄池之会，是圣人作《春秋》的终结。怎么知道黄池之会是《春秋》的终结？在此之前还可以说，在此之后则不可说了。因为不可说，所以《春秋》终结。为什么呢？天子失去政权，从东迁开始，在此之前还可以说，黄池之会，晋国、鲁国都在；在此之后不可说的，是诸侯昏庸，制令在强国，不再知道有周室了。圣人因此作《春秋》，对天下后世深有所望。如果有王者兴起，能举用我的《春秋》之法，以拯救天下百姓，这就是《春秋》的终结，而孟子深得孔子作经的要旨，所以以王道游说诸侯，而最终不进入秦、楚、吴、越。
《春秋集注》卷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