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二

译起初有偶然相遇的事情。近来的一方为主，远处的一方为宾，必定都有公卿大夫的车马随从，旗帜作为标识，使人庄重地望而生畏，难道是随便这样做的吗？周王室衰微后，法度败坏，诸侯不顾王室的祸难，而各自放纵私欲，在路上奔走，草率地相遇，简化礼仪，没有合适的人做主，所以内史记载的三次“遇”都写“及”，好像说以此方到达彼方；外史记载的三次“遇”都用爵位，好像说以尊贵方到达卑贱方。都发生在鲁隐公、鲁庄公的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从鲁闵公以后，只有会盟没有相遇，忠诚更加不足而虚文却有余了。

译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攻打郑国，本来是宋国的意愿。根据《左传》考证，策划发动这次战争的是卫国。首谋在卫国，却以宋国为首领出兵，为什么呢？此前记载州吁弑杀国君，他的罪恶已经极深，依仗武力、结怨于诸侯，不论如何都是可以的。而邻国听闻变故，应当共同讨伐他。如今宋殇公不体恤卫国弑君的灾难，反而听从邪说，想要拥立州吁，所以按照宋国原本的意愿，以宋国为首领，各国跟随。这是显示诛讨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意思。这种道义实行，那么作恶的人就孤立了。况且宋穆公有恩德，宋宣公舍弃儿子冯而立殇公，殇公忘记穆公的恩德，抛弃道义而图谋立冯，以他为罪魁祸首，不也是应当的吗？鲁国没有参与这次讨伐，是因为鲁隐公在外掩饰自己的恶行，想让别人看不出他起兵的缘由，所以迟缓而等待。然而他已经先在清地与宋国谋划了。

秋天，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这不是再次攻打郑国。因为宋国已经虐待它的百姓，卫国应当诛讨它。郑国本来与宋国结怨，而其他各国与他们一同攻打。郑国正困于四国的战争，而翚又率领军队前往会合。所以再次列举四国，以加重他们的罪责。然而《春秋》的文辞，极其简练严谨。如果说“翚率领军队会合攻打郑国”，难道不清楚吗？再次列举四国，为什么文辞繁琐而不怕麻烦呢？言语重复，文辞反复，其中必定有极大的善恶之分。四国结党，翚又会师，对无罪的国家施加武力，想要拥立弑君的贼子，都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表达，圣人的情感就显现了。诛讨乱臣的法度，严厉啊。翚不称公子，是因为隐公没有任命他为大夫，到桓公时才受命，才得以称为公子。先儒认为这是因为他参与弑君而贬低他。翚参与弑君，是在十一年。圣人怎么能事先贬低他呢？这一定不是这样。即使像后世那样削除宗族名籍，也是因为他的罪恶已经显著，终身削除也可以。又怎么可以等到桓公时才称他为公子呢？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

州吁已经做了国君，说“杀州吁”，是讨伐贼子的措辞。称“人”，是因为弑君的贼子，天地所不容。所以举国举地，用来弘扬忠臣孝子的道义，使人人都可以杀他，而不分尊卑。濮是陈国的土地，卫人在陈国土地杀州吁，表明陈国不包庇贼子，请求卫国人自行诛杀，不同于蔡人杀陈佗，所以怜悯卫国而彰显诸侯的罪责。

冬季十二月，卫人拥立晋。

卫人已经杀了州吁，于是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而立他为君。不写“晋归于卫”，而说“卫人立晋”，是卫人众辞。众人自立他。立，是不应当立。晋是桓公的弟弟，先公的儿子。按次序应当立，又是国人共同想要的，却说他不应当立，又断绝他公子的身份，为什么呢？圣人的意思，好像说：“州吁弑君，而断绝他公子的身份，道义已经明确了。”而晋因为公子的缘故，按次序应当立，而且不是篡位，又是国人共同希望的。有人说：“我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我的国家，我应当立。”国人也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他的国家，他应当立。”如果《春秋》不明确断绝他，那么诸侯的立君不必由天子任命，只凭公子的亲近，众人认为适宜就自立。这样那么千乘之国都可以擅自设置他们的国君，而邦君的儿子都可以独占他们的国家了，这是大乱的道路。所以《春秋》不认可他的立君，而去掉他公子的称呼，以表明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的任命，都不可立。大概《春秋》的法度，辨别嫌疑、阐明细微，因为晋有可以立的道理，所以圣人在疑似之间特别阐明不应当立的道义。如葵丘的盟会，实际安定中原；践土的盟会，实际尊崇王室；而它们的文辞没有褒奖。大概圣人在疑似之间，众人认为是功劳，一时认为是善行的，必定发扬大义来纠正它，所以显示皇极之道，确立万世的法度。况且晋就是卫宣公。看《卫风》从《雄雉》以下，都讽刺他的淫乱和多次用兵的事，哪里适宜做国君呢？那么众人共同拥立的，未必是贤君，这是《春秋》所哀悼的。

五年春天，鲁隐公在棠地观鱼。

棠邑，名字不是水名，而在这里观鱼，是讥讽鲁隐公盛大陈列钟鼓羽毛之美，而内心忘记戒备之心。诸侯不是民事不出动，所以春天巡视耕种而补充不足，秋天巡视收获而帮助不给，没有不是民事的。隐公难道不知道这些，而一定要观鱼吗？大概棠邑靠近卫国，卫国正遭受州吁的灾难，国人向外寻求国君，所以隐公借观鱼而行，实际有窥伺之心。所以臧僖伯切谏，隐公没有理由驳斥他，于是以实情告诉他说：“我将巡视土地，不是为了观鱼。”意图可见了。隐公因此到棠地，习以为常而不戒备，以至于在社圃结盟，住在寪氏家，于是遭遇灾难。那么这次出行的幸免，也是他的幸运罢了。

夏季四月，卫桓公。

国君被弑而志在复辟，是因为贼子已经诛讨了。称桓公，是罪责他的臣子私谥。名完而谥为桓，不避嫌名。《春秋》只有宋国本爵为公，其余称公的，都是其臣子的措辞。大概做人臣的，没有不想让他的国君显赫；做人子的，没有不想让他的父亲荣耀。圣人因为忠臣孝子爱他们的君父而没有穷尽，所以制定礼制来节制他们。所以五等爵位，最尊贵的是公。

译臣子选取他们尊长在国内的称号，圣人顺着臣子的心意，依据那个国家的情况，顺从他们的称呼而记载为“公”。让臣子在他们那里，得以伸张心意。所以《春秋》对于子爵、男爵的国家，也称作“公”，这是为了伸张臣子的心意。

译秋天，晋国的军队攻入郕国。

晋国为什么要攻入郕国？有人说：郕国趁着晋国发生动乱而侵犯晋国，所以晋国在晋灵公即位后，就攻入了郕国。晋国趁着动乱得以立君，却不思考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道理，不把尊崇周天子作为首要任务，不把居丧守孝看得最重要，反而与郕国结下怨恨，攻入别人的国家，这是他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最初表现。所以《春秋》称其为“师”（军队），以彰显其残暴，并且表明晋灵公并非贤君，而郕国人拥立他，可以说是动乱了。

九月，考祭仲子的宫室，初次献用六佾的舞蹈。

记载这件事，是讥讽鲁隐公改变礼制、更易乐舞，有开启桓公僭越之端的行为。诸侯没有再娶正妻的礼制，仲子不能成为夫人。在《春秋》初期，这种礼制尚且存在，所以孟子认为元妃（正妻）可以附祭于婆婆，而仲子的神主无处附祭。到了这时，隐公特意为了成全桓公而建成仲子的宫室，显然是想要确立桓公的地位。大概隐公自认为是为了桓公而立君，但众位大夫都不顺从，根据传文考察，羽父、僖伯这些人，往往不听从隐公的命令。于是隐公心生疑虑，想要向众位大夫表明自己为桓公立君的心意，所以考祭仲子的宫室来安抚他们。考，是指宫室刚建成而举行祭祀。在告成的祭祀中，就献用六佾的舞蹈，用不同的礼乐来对待他们。先王制定舞蹈，文舞使用羽和籥，武舞使用干和戚。《诗经》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雉羽）。”这是文舞。《礼记》说：“拿着朱红色的干和玉制的戚，戴着冕冠而跳大武舞。”这是武舞。既有文舞和武舞的区别，又有大舞和小舞的等级。大司乐教国子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而乐师教国子跳小舞，有帗舞、羽舞等，由此可知大司乐所教的是大舞。文舞中的大舞，称为籥舞；文舞中的小舞，则只有羽没有籥，只称为羽舞。武舞中的大舞，兼用干和戚；武舞中的小舞，则只有干没有戚，只称为干舞。如果在武宫有事而说“籥入”，这是文舞中的大舞。这里说六羽，则是使用小舞。因为仲子不是正嫡，所以另建宫室而使用不同的乐舞。然而舞蹈的行列数，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鲁国祭祀周公用八佾，祭祀鲁公用六佾，祭祀其他诸侯用四佾。隐公因为众仲的话而僭越使用六佾，于是开始有了名分上的僭越。虽然使用的是羽舞，但行列数僭越使用了六佾，隐公欺瞒自己的内心，大概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开启祸端而最终导致被弑杀的原因。说：“初献，意味着从此以后妾母都僭越使用六佾了。”

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为向导。”于是发兵攻打宋国，因此先记载邾国人，以表明他们是首恶。

发生螟灾。

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螟虫吃庄稼苗，百姓以粮食为命，凡是危害到百姓和事物的都称为灾，不寻常的现象称为异。所以《春秋》记载螟灾，是记录灾害。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隐公不任命大夫。公子彄得以记载姓氏，是因为他是先君的大夫。大概是孝公的儿子臧僖伯。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对他加一等礼遇。”所以记载了日期，以显示他的恩礼深厚。他的儿子臧孙达继承爵位，这就是臧哀伯。从此到《春秋》末年，臧氏世代参与鲁国的政事。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攻打郑国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公子冯的怨恨未消除。凡是包围别人城邑的，兵力一定众多；而称“人”的，大概是贬低他们。宋国人虽然是为了报今年秋天的仇，但实际上是因为公子冯的缘故，想要夺取那里的土地，所以环绕防守，经年不解除包围。唉！诛讨乱贼是可以的，长葛有什么罪呢？在这里记载包围，在后面记载夺取，宋国人的罪恶就彰明了。郑国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吗？所以郑国于是向鲁国求和。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求和【案：经文，文公、谷梁作“输平”；左氏作“渝平”，这里从公羊、谷梁】

以前的儒者把“输”当作“渝”，有的解释为毁坏，有的解释为更改，有的解释为变化，都没有得到《春秋》的本意。大概郑国屡次遭受兵戈之难，鲁国有力量参与。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说狐壤的怨恨，鲁国实在没有忘记。四年，隐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开始谋划攻打郑国。从此郑国连遭各国攻打，都是由隐公的谋划。现在因为长葛的包围未解，宋国来请求出兵，使者言辞失当而隐公发怒。郑国趁着这个间隙，委屈自己使用卑辞，想要消除以前的怨恨以求援助。所谓“来输”，必定是有所挟持。这时郑国实际送来了祊田，郑国人口头答应而未正式移交，所以鲁国还没有答应求和。等到平定之后，祊田已经归还，隐公才开始为郑国发兵，在菅地打败宋军。从此两国屡次和好。十年有中丘的防备，十一年在时来防备，又一同攻打许国。考察前后所记载的，事实就完全显现了。

夏天五月辛酉日，隐公在艾地防备齐侯，并与他结盟。

三年，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那么齐国本来就是郑国的同盟。同盟，就会在患难中互相救助。郑国人来求和，而没有记载。等到“郑平”，这还是没有被允许的求和。齐国因此来向隐公求盟，隐公于是在艾地防备，并与他结盟。表面上看像是将与郑国讲和，实际上是想夺取郑国的援助，倾覆郑国的友好关系。所以记载“日”以表示谨慎。艾，是鲁国的土地。

秋天七月

《春秋》如果没有大事，一定要记载季节和首月，因为天时和王朔完备而后才能构成一年。知道这个意义，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

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

对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在郑国求和之后，隐公已经与齐侯结盟，而不再去救援郑国。长葛不系属于郑国，是罪责郑国不能保有它。

译鲁桓公七年春季，周历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伯姬既然已经是纪国的夫人，那么叔姬就是她的妹妹。伯姬嫁往纪国，到如今已经六年了。妹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去呢？记载这是为了等待成年。为什么也记载“归”（出嫁）呢？尧的两个女儿下嫁到舜的居所，都称为“嫔”。古代诸侯娶妻，她的妹妹和侄女跟随前往，必定要求同时到达，这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根源。如今叔姬在母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一同前往，这不符合礼制的常规，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并且哀怜她最终没有好结果，为下文做铺垫。

译滕侯去世。

这是滕宣公。诸侯在世时不称名，死后才称名。这里为什么不称名？回答说：只有天子驾崩，向诸侯通报时，才不称名；诸侯通报丧事，没有不称名的。现在滕侯不称名，是严重失礼。《春秋》因而记载此事，以彰显其僭越。不记日期，不记月份，大概是略写。滕国是姬姓，是周文王之子叔绣的后代。从叔绣到宣公，共十七代。又过了十七代，被齐国所灭。

夏天，修筑城中丘。

各国讨伐郑国的谋划，实际上起源于鲁国。郑国已经求和，但鲁国没有答应，所以修筑城中丘来防备。十年，于是会合齐侯、郑伯在这里。按照先王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筑城。凡是记载筑城的，都是谴责。为什么呢？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劳力充足，则百姓得以生存繁衍；百姓得以生存繁衍，则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变得美好。所以治理政事以民力为重。《春秋》筑一座城邑，修一座马厩，建一座城门，造一座园林，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这是因为当时，滥施刑罚、暴虐政治，侵略战争，用来残害百姓，无所不至。当我方因愤怒想战斗时，就驱使百姓去送死；等到敌人来犯将波及我方时，又驱使百姓做守备。如果稍有闲暇，又驱使百姓兴修工程，以巩固自身。是我方贪图安逸，我方贪图安全，而百姓却为我方去死，为我方劳累。圣人不忍心，所以不论是否适时，不论应当兴办还是应当废止，一概记载，以显示民力是重要之事。后来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在使用民力时要慎重了。然而有动用民力很大的事，如僖公修泮宫、复閟宫却不记载，因为这两件事是恢复古制、振兴国家的首要事务，这样动用民力是应当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治理政事的先后轻重了。修筑城中丘，使民不按时节，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不记月份，是因为按季节行事。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这次来聘问，是为了结好艾地的盟约。然而各国来聘问，《春秋》记载，其措辞竟然与天王相同，可见当时大乱，上下礼仪没有区别。称“弟”，又谴责他不派臣子而派弟弟。君主对于弟弟，只是亲爱他罢了，怎么可以随意差遣呢？《春秋》的体例，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兄弟也称公子，是因为他们是先公的儿子。这里变文称“弟”，要么谴责他违背兄弟之义，要么谴责他因弟弟的宠爱而过分宠幸。先儒有“母弟”的说法，大概是依据礼制有立嫡子、同母弟的条文。所谓“同母弟”，只是指立嫡子罢了。如果认为同母就格外亲近，是不懂人情，接近禽兽了。天下不明此理已经很久了。古时候四十岁做官，五十岁受爵位，成为大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齐僖公因为宠爱年，在他不该受爵时授予爵位，频繁与诸侯交往，即使是他的儿子也按嫡子的礼制对待，最终导致无知篡位弑君的祸乱。所以《春秋》推究祸乱的根源，特意记载“弟”，以显示宠信过度。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

彰显鲁公违背元年的盟约。因为宋国讨伐郑国，鲁公实际参与了谋划，而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宋国夺取邾国的田地，邾国不告诉鲁国，却告诉郑国。至此，鲁公因此替宋国讨伐邾国。记载“公”，是专门谴责鲁公。不说“率领军队”，是因为君主出行军队跟随，不必多说。鲁公擅自兴兵，自己违背盟约，替人讨伐他人，非常不义。

冬天，天王派凡伯来聘问。

《周礼》规定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那么天王下聘是常礼。常事不记载，而《春秋》记载天王聘问鲁国八次，这是圣人的深意。这时诸侯不修臣职，而天王反而派人聘问，颠倒得很厉害。又废除了行人的职务，特意派遣冢宰、卿、士大夫及天王的子弟，以表达勤重之意，所以彰显天王聘问的厚意，以显示诸侯不朝见的罪过。凡伯不能辅佐天王以正王法，却亲自作为聘使，不仅辱没国家，也自取其辱。被戎人讨伐，实在是自找的。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带回。

这是擒获凡伯，却说“讨伐”，是因为起初，戎人朝见周王，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不以宾客之礼接待，所以戎人擒获他。戎人仰慕华夏礼仪而赠送礼物，凡伯不能招徕远方之人，反而不以宾客之礼接待，至此被擒获。所以记载“戎伐”，是戎人讨伐的言辞，以讨伐凡伯的罪过，并且显示戎人有军队。楚丘，是卫国之地。在楚丘，可见夷狄进入中原，劫持天王的使者，又可见卫国人没有抵御夷狄、尊崇中原之心，坐视王臣遇难而不救。凡禽兽然后顺从叫“以归”，这里显示凡伯既有招致戎人讨伐的原因，又不能守节死难，被戎人擒获，辱没王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来聘问而被讨伐，又谴责鲁国，多次与戎人结盟，使得戎人得知中原往来的使者。《春秋》有一句包含多重含义的，就是这样。

春秋集注卷二

<经部,春秋类,高氏春秋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三

宋 高问 撰

隐公三年

八年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

两位君主为什么在垂地相遇？回答说：“殇公曾经听从州吁的请求讨伐郑国，以图谋冯。州吁被诛杀，宣公即位，而冯不可不最终图谋，但不知道宣公是否听从。这时齐侯将要调和宋、卫与郑国的关系，所以宋公请求卫侯先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