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十八
非大夫之罪也。贬责无所寄，直志其众乱，无政而已。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
译这不是大夫的罪过。贬责没有地方寄托，只是如实记载众人作乱，没有政令罢了。
戊子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
令狐之战，非因殽之役而报复未已也。晋使逆公子雍于秦，既而悔之，故秦兴兵以纳之。晋不谢秦，秦纳不正，两国大夫辄废置人君，皆罪也。故悉贬而人之。晋惧秦之不肯已，遂击之。故书「晋及」而不书「秦败」者，秦非志乎为此战也，所以恶晋也。晋赵盾实起此战，特推为首也。以其舍世子而外求君，又不能终反，自将而御之，二三其德，不令之举也。晋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既而食言。及秦加兵于晋，则先蔑不当与之偕来，故既战而后书其出奔，以自令狐复如秦，故不言「出」也。虽然，赵盾之议先蔑之使，志在靖国，非不忠也，而明不足以虑难，是以至于此。然则定国大防，自有常经，岂可易哉。
狄侵我西鄙
鲁间晋难而伐邾，则狄亦间晋难而侵鲁。圣人书此，罪鲁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于扈
凡盟防皆列叙诸国，惟文公之世再盟一防，但云诸侯者，中国无盟主也。何则？自晋文以来，世主诸夏之盟。襄公既殁，赵盾既背秦约而立灵公，惧诸侯之讨已，故不以灵公防诸侯，而已临之。诸侯知灵公年少，政在大夫，而靡然甘心俛首而与晋大夫盟，故春秋内斥言公，外统言诸侯而不列叙者，示无盟主，且见赵盾之专也。何以不斥越盾？盾而置君废君，居然晋大夫而已。晋防诸侯而大夫临盟，是诸侯听之也。盾之专施于灵公可也，施于诸侯而诸侯皆听之，亦所以惭诸侯尔。及新城之盟，复列叙者，以诸侯再防晋而盾复主之，故特列叙以见灵公不君而政在赵盾，诸侯微弱之甚，皆听命于盾也。自是终灵公之世未尝一合诸侯，至黒臀继立，始有黒壤之防尔。或曰：齐桓以前未有盟主，何为盟防以爵列为次耶？曰：是时未有同攘夷狄之事，其相盟防者，诸侯自相疑贰尔，虽无盟主，又何害焉。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厥后自进于中国，数与中国盟。命盟防，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齐桓为之大合中国诸侯以救之。为其能去夷即华，不复侵犯中国，故也。今辄兴兵而伐莒。莒如有罪，不可不讨，则冝告于盟主以问之。乃自举师，长此安穷？必以中国无盟主，是以敢尔。故圣人复以夷狄书之。
公孙敖如莒涖盟
莒为徐所伐，故来求援，而请修洮之盟。公孙敖娶于莒，故许其盟，而请往涖之。敖于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两时无事义见桓九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
盾来请盟，俾遂敌之于衡雍。衡雍者，晋文公防诸侯朝王之处也。夫天王崩，诸侯不奔赴其丧，而盾与遂皆国之正卿，乃自相防盟于王防之内，恶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防雒戍盟于暴
雒者，天地之中，而戎丑居之，着其乱华也，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处于王畿之内，而诸侯至于与之盟，则其干中国甚矣。大夫无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间，不能再归，又出一事，再见，故两举公子遂以见之。晋戎同使，失事霸主之义，无尊中国之心也。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天王崩，鲁侯不奔其丧。国卿出防，盟于畿内，如弗间也。至是，乃使公孙敖如京师，而敖委弃君命，不至而复，滋见鲁侯不臣之罪，又失为国之道。不能使一大夫，而其大夫亦弃慢不臣，废君之命也。不言所至者，举京师为重也。然敖之所以不至而复者，欲奔莒从已氏故也。夫以疾而复，犹且不可，况于奔乎？此《春秋》所以谨而日之，且见人欲胜而天理灭也。
螽
蝗也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
宋昭公不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卭，皆昭公之党也。称人以杀，见国乱无政也。公子卭之死，虽若无罪，然司马之职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杀之。春秋因书其官而不书其名氏，意可见矣。
宋司城来奔
此荡意诸也不书名氏者，就出奔之中，宜若无罪然。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况杀大夫乎？”意诸为司城，不能捍宋，至于窘
译令狐之战，并非因为殽山之役的报复未止。晋国派使者到秦国迎接公子雍，随后又反悔，所以秦国出兵护送公子雍回国。晋国不向秦国道歉，秦国拥立非正统的君主，两国大夫擅自废立国君，都是罪过。所以《春秋》全部贬低他们，将他们视为普通人。晋国害怕秦国不肯罢休，于是攻打秦国。所以经文写“晋及”而不写“秦败”，是因为秦国并非有意进行这场战争，这是为了厌恶晋国。晋国的赵盾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特别被推为首恶。因为他舍弃世子而向外寻求国君，又不能最终反悔，亲自率军抵御，三心二意，是不恰当的行为。晋国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随后又违背诺言。等到秦国对晋国用兵，先蔑就不应当与他们一起来，所以战后记载他出逃，因为他从令狐再次回到秦国，所以不说“出”。虽然如此，赵盾派遣先蔑出使，本意在于安定国家，并非不忠诚，只是明智不足以预见祸难，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然而安定国家的根本原则，自有常法，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鲁国趁晋国发生内乱而攻打邾国，那么狄人也趁晋国发生内乱而侵犯鲁国。圣人记载这件事，是谴责鲁国不能自我端正。
秋季八月，鲁公在扈地防备诸侯并与晋国大夫结盟。
凡是盟会、防备都列举各国，只有文公时期两次盟会一次防备，只说诸侯，是因为中原没有盟主。为什么呢？自从晋文公以来，世代主持中原的盟会。襄公死后，赵盾违背与秦国的约定而拥立灵公，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所以不让灵公去防备诸侯，而是自己亲临。诸侯知道灵公年轻，政权在大夫手中，于是顺从地甘心低头与晋国大夫结盟，所以《春秋》对内斥责说公，对外统称诸侯而不列举各国，是为了显示没有盟主，并且表明赵盾的专权。为什么不斥责赵盾？赵盾废立国君，俨然只是晋国的大夫而已。晋国防备诸侯而大夫主持盟会，是诸侯听从他的缘故。赵盾的专权施加于灵公是可以的，施加于诸侯而诸侯都听从他，这也是让诸侯感到羞耻。等到新城之盟，再次列举各国，是因为诸侯再次防备晋国而赵盾再次主持，所以特别列举各国以显示灵公不像君主而政权在赵盾手中，诸侯非常微弱，都听从赵盾的命令。从此直到灵公去世，未曾一次会合诸侯，直到黑臀继位，才有黑壤之防。有人说：齐桓公以前没有盟主，为什么盟会、防备按爵位排列次序呢？回答说：那时没有共同抵御夷狄的事情，那些互相盟会、防备的，是诸侯彼此猜疑罢了，虽然没有盟主，又有什么妨害呢。
冬季，徐国攻打莒国。
徐国，本来是戎狄。后来自己进入中原，多次与中原诸侯结盟。命令盟会、防备，僖公十五年，楚国人攻打徐国，齐桓公为此大规模会合中原诸侯来救援它。因为它能够抛弃夷狄身份而归属华夏，不再侵犯中原，所以这样。现在却兴兵攻打莒国。莒国如果有罪，不可不讨伐，就应当报告盟主来询问。竟然自己出兵，长此以往怎么穷尽呢？一定是因为中原没有盟主，所以敢这样做。所以圣人再次以夷狄来记载它。
公孙敖到莒国主持盟会。
莒国被徐国攻打，所以来请求援助，并请求重修洮地的盟约。公孙敖娶了莒国的妻子，所以答应他的盟约，并请求前往主持。公孙敖后来逃奔莒国，根源在此。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
这两个季节没有事件，意义见桓公九年。
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在衡雍防备晋国赵盾并结盟。
赵盾来请求结盟，让公子遂在衡雍与他对抗。衡雍，是晋文公防备诸侯朝见周王的地方。周天子去世，诸侯不奔赴丧礼，而赵盾与公子遂都是国家的正卿，却在王畿之内互相防备结盟，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
乙酉日，公子遂在暴地防备雒戎并结盟。
雒，是天地的中心，而戎狄居住在那里，彰显他们扰乱华夏，暴也是王畿的采邑。雒戎居住在王畿之内，而诸侯竟然与他们结盟，那么他们侵犯中原就非常严重了。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从壬午到乙酉四天之间，不能再返回，又发生一件事，又见面，所以两次举出公子遂来显示。晋国与戎狄同样出使，失去了霸主应有的道义，没有尊重中原的心。
公孙敖到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莒国。
周天子去世，鲁侯不奔赴丧礼。国家卿大夫出外防备，在王畿内结盟，好像不关心一样。到了这时，才派公孙敖到京师，而公孙敖抛弃君命，没有到达就返回，更加显露鲁侯不臣的罪过，又失去了治国的道理。不能使一位大夫，而他的大夫也轻慢不臣，废置君命。不说到达哪里，是举京师为重。然而公孙敖之所以没有到达就返回，是想逃奔莒国跟随己氏的缘故。因为生病而返回，尚且不可以，何况是逃奔呢？这是《春秋》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并且显示人欲战胜而天理灭绝。
螽。
蝗虫。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
宋昭公对襄夫人无礼，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卭，都是昭公的党羽。称人以杀，显示国家混乱没有政令。公子卭的死，虽然好像无罪，然而司马的职责在于主管军事，而别人得以杀他。《春秋》因此记载他的官职而不记载他的名字，意图可见。
宋国司城来逃奔。
这是荡意诸，不记载名字，是因为在出逃之中，似乎无罪的样子。孟子说：“无罪而杀士，那么大夫可以离开，何况杀大夫呢？”意诸作为司城，不能捍卫宋国，以至于困窘
迫而出，故以奔书。葢宋之乱，正由官非其人，不能辅其君，是以秦、秋书其官，不书其人也。
译因被迫而出逃，所以用“奔”字记载。大概宋国的动乱，正是由于官员任用不当，不能辅佐他们的君主，因此《春秋》只记载其官职，而不记载其人名。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公孙敖既不至京师而奔莒，鲁遂不供天王之丧。毛伯于是乎来求金，不曰“求赙”者，周人讳以丧事求也。文胜也，不曰“天王使者”。王在谅隂之中，百官总己听于冡宰。书曰：“伯相命士须材。”此冡宰当国之文也。夫冡宰秉国之钧，岂可以用度之阙而下求于诸侯？又况新君即位，德未下于民，固不可遽以王命诛求于天下也。不书“王使”，其意深矣。以此为坊，而后世犹有假仗主威胁制中外，凡有所行动以诏书从事者。
夫人姜氏如齐
夫人出境，惟归寜及奔父母之丧尔，皆常事，不书也。非此三者，则书之。此悯出姜之失位而志之也。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
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诸侯毕来防也。礼无卿共葬之文，若有王命止之，则使上卿可也。鲁不讨公叔敖之罪，遂废赙礼，以致毛伯来求金，于是不得已而复使叔孙得臣如京师焉。然则得臣之如京师，本非防葬也。据昭二十二年「叔叹如京师葬景王」，此乃会葬之文也。惟得臣如京师，本非会葬，故别举辛丑葬襄王，以重着鲁之罪也。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凡称人以杀者，国乱无政，众人擅弑之词也。先都以作乱见杀，而称人者，晋政不自其主出，而赵盾专生杀之权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夫人行不致此，独致者，圣人伤文姜、哀姜之乱，而出姜又不安于鲁，终以子弑而去，故谨之而从始至之例，且见其无故而出，危其失位也。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及者，累辞也。累者，必有可悯者也。
楚人伐郑
楚不伐郑久矣。今晋文襄既殁，而灵公年少，中国无盟主。楚虽负弑逆之罪，而中国莫敢谁何，益无所顾忌。至是遂伐郑，欲与中国争盟也。于是复见齐桓、晋文之有功于诸夏矣。
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楚自城濮之后，不复事中国矣。于是而伐郑，不可不救也。然举五国之兵，不能讨楚国弑君父之贼，乃奔走以救郑，亦见中夏之衰。夫晋主夏盟，不在诸侯，以啓戎心。今既救之，又不及楚师，故悉贬称人。然书曰“救”，亦善之也。盖存其意也。
夏狄侵齐
晋宗诸侯而兵不御，楚、齐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齐五年矣，今复肆其强，则桓、文之绪，亦可谓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立三十五年，以下泉候人之诗观之，其为君可知矣。其子夀立，是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静，以震为异，故谨而日之。
冬楚子使椒来聘
此见中国无盟主，故楚敢通于诸大国，而鲁亦不能遽以礼义谢絶之也。天自僖公以来，虽交通于中国，而圣人以蛮夷僭逆之故，但书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齐晋日衰，楚虽有弑君父之大恶，而中国不复敢问之，反与交通而使之接迹于中国。于是书其君臣同吾中国之例。夫天下之恶一也，弑父与君，人人皆得而诛之。今中国不能讨楚子之罪，反受其聘，于是楚遂入为中国之患，而不可遏矣。椒之不氏，与秦术同。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
衣服曰禭。禭所以送死者。秦晋方不睦，而鲁数与晋通，于是秦人疑鲁之助晋，故来归禭，以观鲁之情也。然僖公薨已九年，成风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禭为名，鲁不能以非礼却之，将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礼也。成风于僖公，虽曰母子，而先君后夫人者，礼当然也。以过时始至，故曰来归。夫庶子为君者，为妾母无服。鲁僭事成风以夫人之礼，天子犹来含且赗，则秦人归禭虽为非礼，亦中国有以召之尔。
葬曹共公
因鲁往防，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春秋集注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巻十九
宋 髙闶 撰
文公三
十年春王三月辛夘臧孙辰卒
此哀伯之孙臧文仲也。孔子讥其窃位，又讥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而鲁人师其言，以为死而不朽。盖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而已。其子许立
译鲁文公九年春天，毛伯前来请求金器。
公孙敖既然没有到达京师而逃奔到莒国，鲁国于是就不供给周天子的丧事费用。毛伯因此前来请求金器，不称“请求助丧财物”，是因为周人忌讳以丧事为由索取财物。这是文辞上的胜义，不称“天王使者”。周王正在居丧守孝之中，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的指挥。《尚书》说：“伯相命令士人等待材料。”这是冢宰执掌国政的记载。冢宰掌握国家的大权，怎么可以因为用度的缺乏而向诸侯索取呢？何况新君刚刚即位，恩德尚未施及百姓，本来就不可以立即以王命向天下诛求索取。不记载“王使”，其用意深远啊。以此作为防范，而后世仍有假借君主威势威胁控制朝廷内外，凡有所行动都以诏书行事的人。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夫人出境，只有归宁以及奔父母之丧，都是常事，不记载。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况，就记载。这是哀悯出姜失去地位而记载的。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周襄王。
天子之所以七月安葬，是想让诸侯都来防备。礼制中没有卿共同安葬的记载，如果有王命制止，就派遣上卿也可以。鲁国不讨伐公叔敖的罪过，于是废除了助丧之礼，以致毛伯前来请求金器，于是不得已又派遣叔孙得臣前往京师。然而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本来不是为了防备安葬。根据昭公二十二年“叔叹前往京师安葬景王”，这是会葬的记载。只有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本来不是为了会葬，所以特别列举辛丑日安葬襄王，以着重指出鲁国的罪过。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凡是称“人”而杀的，是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弑杀的言辞。先都因为作乱被杀，而称“人”，是因为晋国的政令不出自君主，而赵盾专掌生杀大权。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夫人出行不记载到达，唯独记载到达，是因为圣人哀伤文姜、哀姜的祸乱，而出姜又不安于鲁国，最终因为儿子弑君而离开，所以谨慎地遵循从开始到到达的体例，并且显示她无故而出，危及其失去地位。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及”是连词。连词，必定有值得哀悯的人。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很久没有攻打郑国了。现在晋文公、晋襄公已经去世，而晋灵公年少，中原没有盟主。楚国虽然负有弑逆的罪过，而中原没有人敢怎么样，更加无所顾忌。至此于是攻打郑国，想要与中原争夺盟主。于是又看到齐桓公、晋文公对诸夏的功劳了。
公子遂会同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许国人救援郑国。
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不再事奉中原了。这时攻打郑国，不可不救援。然而举五国之兵，不能讨伐楚国弑君父的贼人，却奔走以救援郑国，也可见中夏的衰败。晋国主持夏盟，不在诸侯，从而开启戎狄之心。现在既然救援了，又没有赶上楚军，所以全都贬称为“人”。然而记载说“救”，也是赞许的。大概是为了保存其心意。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晋国宗奉诸侯而兵力不能抵御，楚国、齐国仅能自保而力量不能支撑狄人。狄人不侵犯齐国五年了，现在又放纵其强横，那么桓公、文公的功业，也可以说是衰败了。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
曹共公在位三十五年，从《下泉》候人之诗来看，他作为君主的情况可以知道了。他的儿子夀即位，这就是曹文公。
九月癸酉日，地震。
地道安静，以震动为异常，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
冬天，楚子派遣椒前来聘问。
这显示中原没有盟主，所以楚国敢于与诸大国交往，而鲁国也不能立即以礼义谢绝。自从僖公以来，虽然与中原交往，而圣人因为蛮夷僭逆的缘故，只记载其君臣都称“人”。至此齐国、晋国日益衰败，楚国虽然有弑君父的大恶，而中原不再敢过问，反而与之交往而让他们足迹相接于中原。于是记载其君臣如同我们中原的体例。天下的恶是一样的，弑父与君，人人都可以诛杀。现在中原不能讨伐楚子的罪过，反而接受其聘问，于是楚国遂成为中原的祸患，而不可遏止了。椒不称氏，与秦术相同。
秦国人前来归还僖公、成风的助丧衣物。
衣服称为禭。禭是用来送死者的。秦国与晋国正不和睦，而鲁国多次与晋国交往，于是秦国人怀疑鲁国帮助晋国，所以前来归还助丧衣物，以观察鲁国的情意。然而僖公去世已经九年，成风去世已经四年，安葬很久了，而秦国正以助丧衣物为名，鲁国不能以非礼拒绝，将用来做什么呢？所以不称君，不称大夫，不称使，都是贬斥他们。贬斥他们，是因为未能使用周礼。成风对于僖公，虽然说是母子，而先君后夫人，是礼制当然的。因为过时才到，所以说“来归”。庶子为君的，对于妾母没有丧服。鲁国僭越之事，以夫人之礼对待成风，天子尚且前来含玉且助丧，那么秦国人归还助丧衣物虽然为非礼，也是中原有以招致他们的。
安葬曹共公。
趁着鲁国前往防备，而指出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过。
春秋集注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十九
宋 高闶 撰
文公三
十年春天，周王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
这是哀伯的孙子臧文仲。孔子讥讽他窃据职位，又讥讽他不仁有三，不智有三。而鲁国人师从他的言论，认为他死而不朽。大概不是立德、立功的人，只是立言而已。他的儿子许即位
，是曰宣叔。
夏秦伐晋
此先蔑讨盾也。初，盾舎适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复顾义理之是非，惟以报复为事，夷狄之道也。故重贬秦，以见盾之能悔过。而《无衣》之诗，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民而不与民同欲，岂谓是耶？
译这叫做宣叔。
夏季，秦国讨伐晋国。
这是先蔑对赵盾的报复。起初，赵盾废黜了合法的继承人，而在国外寻求拥立国君，这是他的罪过。随后他对此感到后悔，这是合乎正道的。秦国不再顾及道义是非，只把报复当作要务，这是夷狄的行为准则。因此史书重重贬斥秦国，以显示赵盾能够悔过。至于《无衣》这首诗，是秦国人讽刺其君主喜好攻战，频繁役使百姓却不与百姓同心同欲，难道是指这件事吗？
楚杀其大夫宜申
宜申，亦城濮之败将也。北面而事弑君父之贼，今十年矣。乃谋弑焉。楚子闻而杀之，亦可悲也已。宜申，字子西。楚有两子西，其一则公子申也，皆楚之用事者。或问管仲、子产而及子西，孔子告之曰：「彼哉，彼哉。」盖以其蛮夷，非吾党之士，故却外之，不复论其贤否。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嵗之望尽矣。八月虽雨，无及也。故不书雨，且见公之怠于民事也。
及苏子盟于女栗
古者内诸侯不外交，外诸侯不内交，不敢贰至尊也。今顷王新立，而诸侯不朝，反使大夫出聘以盟诸侯，而公遂敢与之盟，则恶益甚矣。故不敢斥公而没之，没公亦以讥苏子也。夫不雨，僭之咎也，而系以女栗之盟，是恶知正厥事哉？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天地为之感变，而人安行之，皆如女栗之盟，莫之非也。此《春秋》所以深贬公也。虽然，公从霸主而盟，王臣多矣，未尝没公，何也？盖有首恶者，故不嫌也。
冬狄侵宋
狄侵诸大国，独宋未尔。自宋乱之后，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将来伐，则国防亡矣。此螽之咎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子将求诸侯，而经不着其事者，恐诸侯疑贰，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贼，死有余罪，而中国诸侯如宋、陈、郑之君，乃皆俛首而听命焉，宜其敢肆暴横于中国矣。圣人不使蛮夷遂加于中国也，故于此不从诸侯防盟之例，而特书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已”。次者，迟疑不前之貌，着楚子包藏祸心，欲以凭陵诸夏，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首附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后诸侯知中国之不可弃，复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坚附楚也，则此独书蔡侯者，其防深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此年不书王，者见中国诸侯之无王也。何以知之？以传攷之：麇子逃厥貉之会，故楚子伐之。楚子侵伐诸侯，至是遂称爵矣。以是见中国诸侯自防厥貉之后，皆不能加楚也。成二年防蜀之后，虽其大夫帅师，亦出主盟，一同中国。盖圣人悼中国无盟主，故不以蛮夷待之也。
夏叔仲彭生防晋郤缺于承筐
谋诸侯之从于楚者，叔仲彭生，盖公子牙之孙，叔仲惠伯也。经不书其卒者，据左氏，文公薨，公子遂欲立宣公，彭生不可。既而遂杀世子恶，而立宣公，又以世子恶命召彭生入而杀之。圣人以其不发仲遂之奸谋，而祸及嗣君，又及其身，故略之。略之者，乃所以贬之也。
秋曹伯来朝
丧毕而来朝也
公子遂如宋
为司城荡意诸故也。意诸之归，不书者，彼之来奔，本非其罪，义可以异乎？宋华元，衞孙林父之徒也。
狄侵齐
七年之间，狄三侵齐。非特齐之不竞也，亦当狄之方强尔。狄之强如此，乃所以大咸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咸我地，叔孙得臣防，善射者也。狄既侵齐，而后之鲁。叔孙得臣以一矢毙其酋首，故不言帅师。春秋书败狄者四，皆不书战，不待战而败之，喜中国之胜也。喜中国之胜者，不与狄之抗中国也。是以谨而日之，狄败不曰师，贱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
庄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夫郕，盖鲁之同姓国也，而与齐同围之，自是降于齐而为齐属。今为齐所逼，而复来奔鲁，故书郕伯而不名。推其所由，然深以罪鲁也。与莒展舆、邾子益异矣。
▯伯来朝
杞复称伯，岂以其国或小振欤？王命既壅，霸主以国之大小易其班，诸侯以国之强弱变其号，此之谓其命乱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女子虽许嫁，筓而字；若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为殇。与成人之礼固有差等，而文公不以正礼卒之，过于常制。此《春秋》所以讥之。
夏楚人围巢
书序称「巢伯来朝」，则巢之建国久矣。楚遂取之，为属邑；后为呉所灭。
秋滕子来朝
此滕昭公也。以文公之愚闇，而曹、杞、滕之君皆相继来朝，则置天王于何地耶？
秦伯使术来聘
秦伯者，爵秦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宜申，也是城濮之战中的败将。他面向北方侍奉弑杀君父的贼人，至今已经十年了。于是图谋弑君。楚王听说后杀了他，这也真是可悲啊。宜申，字子西。楚国有两个子西，其中一个就是公子申，都是楚国掌权的人。有人问起管仲、子产而涉及到子西，孔子回答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大概因为他是蛮夷之人，不是我们这一党派的士人，所以排斥他，不再评论他的贤与不贤。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这一年的希望已经穷尽了。八月虽然下雨，也来不及了。所以不记载下雨，并且显示鲁公对民事懈怠。
在女栗与苏子结盟。
古时候，内诸侯不对外交往，外诸侯不对内交往，不敢对至尊者有二心。现在周顷王刚刚即位，而诸侯不来朝见，反而派大夫出访诸侯结盟，而鲁公竟敢与他结盟，那么罪恶更加严重了。所以不敢直斥鲁公而隐去他的名字，隐去鲁公也是为了讥讽苏子。不降雨，是僭越的罪过，却连着女栗之盟来记载，这是怎么知道纠正他的过失呢？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天地因此感应变化，而人们安然为之，都像女栗之盟那样，没有人认为不对。这就是《春秋》深深贬斥鲁公的原因。虽然如此，鲁公跟随霸主结盟，王臣很多，却未曾隐去鲁公的名字，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有首恶之人，所以不嫌恶。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
狄人侵犯各个大国，唯独宋国没有这样。自从宋国发生内乱之后，狄人已经侵犯它，楚国驻扎在厥貉，又将前来讨伐，那么国防就丧失了。这是蝗灾的罪过。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这是楚子将要谋求诸侯，而经文不记载其事的原因，是怕诸侯产生疑虑和二心，想要前进却不敢。楚子，是弑杀君父的贼人，死有余罪，而中原诸侯如宋、陈、郑的国君，却都低头听命，难怪他敢在中原肆意暴横。圣人不让蛮夷凌驾于中原之上，所以在这里不遵循诸侯防盟的体例，而特别记载说“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罢了”。次，是迟疑不前的样子，显示楚子包藏祸心，想要凭借武力凌辱诸夏，却不敢立刻前进。只有蔡侯首先依附楚国，所以特别指出他，以均分其罪。后来诸侯知道中原不可抛弃，再次在新城结盟，不像蔡侯那样坚决依附楚国，那么这里只记载蔡侯，其防备之心深矣。
十一年春天，楚子讨伐麇国。
这一年不记载王，显示中原诸侯没有君王。怎么知道呢？根据传文考证：麇子逃避了厥貉之会，所以楚子讨伐他。楚子侵犯讨伐诸侯，到这时就称爵位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原诸侯自从防厥貉之后，都不能压制楚国。成二年防蜀之后，虽然他们的大夫率领军队，也出来主持盟会，与中原一致。大概圣人哀悼中原没有盟主，所以不用对待蛮夷的态度对待他。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筐与晋国的郤缺结盟。
谋划诸侯中依附楚国的人，叔仲彭生，大概是公子牙的孙子，叔仲惠伯。经文不记载他去世的原因，根据《左传》，文公去世，公子遂想立宣公，彭生不同意。不久遂杀了世子恶，而立宣公，又用世子恶的命令召彭生进入而杀了他。圣人因为他不揭发仲遂的奸谋，而祸及嗣君，又及自身，所以略去不记。略去不记，正是为了贬斥他。
秋天，曹伯来朝见。
丧事完毕而来朝见。
公子遂前往宋国。
是为了司城荡意诸的缘故。意诸的回归，不记载，他前来投奔，本来不是他的罪过，道义上可以区别对待吗？宋国的华元，是卫国孙林父之类的人。
狄人侵犯齐国。
七年之间，狄人三次侵犯齐国。不只是齐国不兴盛，也正值狄人强盛的时候。狄人如此强盛，正是大咸之战功劳大的原因。
冬天十月甲午，叔孙得臣在咸打败狄人。
咸是我国的土地，叔孙得臣防守，是善于射箭的人。狄人侵犯齐国后，然后来到鲁国。叔孙得臣用一箭射死狄人的首领，所以不说率领军队。《春秋》记载打败狄人有四次，都不记载作战，不等到作战就打败他们，喜悦中原的胜利。喜悦中原的胜利，是不认可狄人与中原对抗。因此谨慎地记载日期，狄人战败不说军队，是轻视他们。
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郕伯来投奔。
庄公八年夏天，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郕国，大概是鲁国的同姓国家，却与齐国一同包围它，从此投降齐国而成为齐国的属国。现在被齐国逼迫，又来投奔鲁国，所以记载郕伯而不称名。推究其缘由，深深以此罪责鲁国。与莒国的展舆、邾国的子益不同。
〇伯来朝见。
杞国再次称伯，难道因为它的国家稍微振兴吗？王命已经阻塞，霸主根据国家的大小改变其班次，诸侯根据国家的强弱改变其称号，这就叫做命令混乱。
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
女子虽然许配，加笄而取字；如果未到出嫁而死，十九岁以下都算殇。与成人的礼节本来就有差别，而文公不用正规礼节让她去世，超过了常规制度。这就是《春秋》讥讽他的原因。
夏天，楚国人包围巢国。
《书序》称“巢伯来朝见”，那么巢国建国很久了。楚国于是夺取它，作为属邑；后来被吴国所灭。
秋天，滕子来朝见。
这是滕昭公。以文公的愚昧昏暗，而曹、杞、滕的国君都相继来朝见，那么把天王置于何地呢？
秦伯派术来聘问。
秦伯，是爵位秦
也。爵秦者，进之矣。前此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盖将来聘，而以此先之也。术来聘，意在晋尔。夷狄而能进以礼，是亦中国也。然夷狄之越千里而来聘，鲁不能以礼外之，则又▯越千里而报聘矣。术不书族，以夷狄故，畧之也。
译啊。爵秦，是提升秦国的地位了。此前秦国前来吊唁僖公和成风，大概是因为将要正式聘问，所以先送这些礼物来。术前来聘问，意在晋国啊。夷狄能够以礼相敬，这也是中原国家了。然而夷狄跨越千里来聘问，鲁国不能用礼将其拒之门外，那么鲁国也就跨越千里去回访聘问了。术不记载族氏，因为是夷狄的缘故，所以略去了。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河曲，晋地，秦报令狐之役也。凡战皆以主及客，今秦伐晋，既退而晋追之，至河曲而战焉。莫适为主也，故不书“及”。二国报怨偿祸，迭起师徒，其罪均也，故皆人之。不书败者，两无败也。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春秋书“城二十九而帅师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啓阳是也。必帅师者，畏他国之扰也。夫劳民而城，且不可，况帅师以出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
陈共公立十八年而卒，何以不书葬日？共公背中国，即夷狄而死，亦异于成公午之得正而毙矣，是以不葬也。其子平国嗣立，是为灵公。明年与于新城之盟，始自拔于夷狄也。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立五十二年卒，其子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嵗之望尽矣，八月虽雨，无及也。文公怠于民事，如此。
世室屋坏
伯禽为始封之君，故其庙曰世室，世世不迁之义也。观《春秋》文公事宗庙，防为不谨，非所谓卑宫室而致孝乎鬼神者也。况世室者，人子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毎月朝之有司，又当以时黝垩之，岂有将坏而不知者？且又无滛雨之灾，而其屋自坏，此乃所谓变异也。天人之际，可不畏哉！世或作太，与太子太叔同义。
冬公如晋卫侯防公子沓
公为寻盟而朝晋也。凡言公及诸侯防者，皆公往与防之也。沓之防，公已出境，而卫侯因公之将如晋而来防。公盖欲因公而请平于晋也。公许之。
狄侵卫
卫侯轻出其国，狄人乗间侵之。晋不能为中国，而攘夷狄使无侵轶，而恶诸侯之贰。此《春秋》所以矜小国之多虞，而善公成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棐。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
公自去冬初如晋，则因与卫会；既盟晋而还，则又因与郑会。久于道路而不朝正于庙，故书至以谨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故邾人来讨。夫欲修邻好，而反蒙见讨，虽鲁人有以取之，而邾人特以使人不敬，而遽兴兵以伐人之国，则又甚焉。
叔彭生帅师伐邾
邾之来也，不敢近我，止伐我南鄙而已。鲁之报也，彭生帅师徃伐其国，则又甚焉。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
此昭公也。立二十年，夫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礼甚矣。春秋恶之，与不书呉越之葬同。其子舎立，盖子叔姬所生也。继为啇人所弑。
六月，公防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郑地，去冬郑、卫皆因公而请平于晋。至是，诸侯之从楚者复附晋也。然诸侯始皆相防尔，众议既合而后盟，且谋纳捷菑焉。故别书癸酉同盟，以恶之。夫天王崩葬，诸侯皆若不闻，而晋为盟主，政在赵盾，乃皆俛首而与之同盟，可乎？而陈侯居丧出盟，又不待贬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然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且斗有环域，而孛星自外入于中，此变之大者。刘向曰：「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夫孛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显矣，可不惧哉？《春秋》三书孛，皆以谨人君之戒。
公至自防
晋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诸侯之兵纳捷菑。而此先致公者，见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
捷菑盖邾之奔亡公子也，晋赵盾专执国政，既受他国奔亡臣子，又擅防诸侯之兵，厯宋、郑、滕、薛，夐入千乗之国，欲变人之主，诸国皆俛首从行，莫敢以正义折之者。至邾城下，而后盾自知其义之不可，而弗克纳，故不书诸国而独举晋人也。夫废置诸侯，王者之事，而陪臣专之，罪莫大焉。然闻义能徙，亦愈乎遂矣。《春秋》以改过为善，故称人以贬其罪。捷菑为人之子，去君父而奔他国，又欲借他国之兵以归篡其兄，罪不容诛，故不系之邾也。其曰「纳」者，
译冬天，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河曲是晋国的土地，秦国这是为了报复令狐之战。凡是交战，都应以主方和客方来区分，现在秦国攻打晋国，已经退兵而晋国追击，到达河曲才交战。双方都不适宜作为主方，所以不写“及”。两国报怨报仇，交替兴师动众，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所以都称“人”。不记载谁败了，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失败。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地和郓地的城墙。
《春秋》记载“筑城二十九次，而率领军队筑城的只有两次”，这次以及哀公三年筑啓阳城就是这两次。必须率领军队的原因，是害怕其他国家的侵扰。劳役百姓来筑城，尚且不可以，何况率领军队出动呢？
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五月壬午日，陈侯陈朔去世。
陈共公在位十八年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的日期？共公背离中原各国，依附夷狄而死，这也不同于成公陈午得正而死，所以不记载安葬。他的儿子陈平国继承君位，这就是灵公。第二年参与了新城之盟，才开始从夷狄中自拔出来。
邾子蘧蒢去世。
邾文公在位五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貜且即位。
从正月起不下雨，直到秋天七月。
这一年的盼望用尽了，八月虽然下雨，也无济于事了。文公对民事懈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世室的房屋倒塌。
伯禽是始封的国君，所以他的庙称为世室，有世代不迁移的意义。看《春秋》记载文公对待宗庙的事，防备不谨慎，不是所说的降低宫室规格而将孝心奉献给鬼神的人。况且世室，是人子经常要侍奉的地方。国君每月朝见有司，又应当按时粉刷墙壁，哪有将要倒塌却不知道的？而且又没有淫雨成灾，而房屋自行倒塌，这就是所谓的变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能不畏惧吗！世上有时将“世”写作“太”，与太子太叔同义。
冬天，国君前往晋国，卫侯防和公子沓。
国君是为了寻盟而朝见晋国。凡是说国君与诸侯防的，都是国君前往与防。在防地，国君已经出境，而卫侯因为国君将要前往晋国而来防。国君大概想借卫国之机向晋国请求讲和。国君答应了。
狄人侵犯卫国。
卫侯轻易离开他的国家，狄人趁机侵犯他。晋国不能为中原各国抵御夷狄，使夷狄不侵犯掠夺，反而厌恶诸侯的背叛。这就是《春秋》同情小国多灾多难，而称赞国君成就讲和的原因。
十二月，己丑日，国君与晋侯结盟。国君从晋国回来，郑伯在棐地会见国君。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国君从晋国回到。
国君从去年冬天初到晋国，就顺便与卫国相会；既与晋国结盟后回来，又顺便与郑国相会。长久在道路上而不朝见宗庙，所以记载“至”以表示谨慎。
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邾文公去世时，国君派使者去吊唁，不恭敬，所以邾国人前来讨伐。想要修好邻国关系，反而遭受讨伐，虽然鲁国人也有招致的原因，但邾国人仅仅因为使者不恭敬，就急忙兴兵攻打别人的国家，那就更过分了。
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邾国人前来时，不敢靠近我国，只攻打我国南部边境罢了。鲁国的报复，彭生率领军队前往攻打他们的国家，那就更过分了。
夏天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
这是昭公。在位二十年，孝公名昭而谥号潘，称为昭，非常不合礼制。《春秋》厌恶他，与不记载吴越的安葬相同。他的儿子舍即位，大概是子叔姬所生。后来被商人杀害。
六月，国君会见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日，在新城共同结盟。
新城是郑国的土地，去年冬天郑、卫都借国君之机向晋国请求讲和。至此，跟随楚国的诸侯又依附晋国了。然而诸侯起初只是相会罢了，众议一致后才结盟，并且谋划接纳捷菑。所以特别记载癸酉日共同结盟，以表示厌恶。天子去世安葬，诸侯都像没听见一样，而晋国作为盟主，政令在赵盾手中，竟然都低头与他共同结盟，可以吗？而陈侯在守丧期间出来结盟，更不必贬斥了。
秋天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
晏子说：“国君如果不改正，彗星将出现，还怕什么扫帚星呢？”那么彗星作为变异，比扫帚星更严重了。而且北斗有环绕的区域，而彗星从外面进入其中，这是大的变异。刘向说：“君臣在朝廷混乱，政令在外面亏损，就会使上天浑浊三光的精华，五星盈亏、变色、逆行，严重时就是彗星。”彗星明显在北斗，上天向人显示，很明显了，能不畏惧吗？《春秋》三次记载彗星，都是为了谨慎地告诫国君。
国君从会盟之地回来。
晋国人因为新城之盟，就率领诸侯的军队接纳捷菑。而这里先记载国君回来，是看见诸侯都派卿大夫前往。从此国君外出，都记载回来了。
晋国人接纳捷菑到邾国，没能接纳成功。
捷菑大概是邾国逃亡的公子，晋赵盾专断国政，既接受他国逃亡的臣子，又擅自率领诸侯的军队，经过宋、郑、滕、薛，深入千乘之国，想要改变别人的君主，各国都低头跟随，没有敢用正义阻止的。到了邾城下，然后赵盾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没能接纳成功，所以不记载各国而只举出晋国人。废立诸侯，是天子的事，而陪臣专断，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听到道义能改正，也比坚持到底好。《春秋》以改过为善，所以称“人”以贬斥他的罪过。捷菑作为人子，离开君父而逃往他国，又想借他国的军队回来篡夺他哥哥的君位，罪不容诛，所以不系属于邾国。所谓“纳”，
不当纳之辞。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
此着典型之坏也。夫公孙敖废命奔莒，此诛废之罪也。已而奔齐，主齐而请复公，于是乎许之，复故爵禄，犹列于朝，出入犹诏于国，兄弟宗族犹存，则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书其率，且为齐人归丧起也。
译这是不应当接纳他的言辞。
九月甲申日，公孙敖在齐国去世。
这里记载了典型的恶行。公孙敖违抗君命逃往莒国，这是应当诛杀废黜的罪过。后来他逃往齐国，依附齐国并请求恢复他在鲁国的地位，于是鲁国答应了他，恢复了他原有的爵位和俸禄，他仍然位列朝廷，出入朝廷时仍像以前那样在国中发布命令，他的兄弟宗族也依然存在，那么他去世时，也不过是个大夫罢了。之所以特别记载他的死，并且为齐国人送还他的丧事而作记载，原因就在于此。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舎
商人盖桓公子，昭公弟也。舎未逾年而曰君者，正舎之为君，所以正商人之罪也。若以未逾年被弑而不曰君，则逆乱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恶。故圣人人原情而立此义。晋奚齐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异于此。商人自立，是为懿公。
宋子哀来奔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则不名；自内出者，非有罪则不书。然人臣进退之节，视义理何如尔？岂有不义其君，遂若匹夫之奔逃乎？若但书其来，则不见奔义；若书其来奔，则与有罪者等。故书「字」以示义。季子来归，不书「出奔」，盖为此也。
冬单伯如齐
齐商人弑其君舎，舎盖子叔姬之子。鲁之出也，故鲁使单伯如齐，以请子叔姬焉。以其夫死，子弑，不安于齐，义当归鲁故也。
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商人弑其君而囚其母，又怒单伯之来，请因诬单伯以淫子叔姬，而并执之。春秋两书“齐人执”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单伯、子叔姬之无是事也。别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齐人之罪也。明年书“单伯至自齐”，又书“齐人来归子叔姬”，则知齐人执之者诬也。然圣人不直书商人执，而以“齐人执之”之辞，何也？商人罪恶已着矣，齐人不能讨弑君父之贼，俱北面而事之，又听执其君母而加以汚辱之名，则党恶之罪，均不可赦。故两书“齐人”，所以穷逆贼之党与而治之，且以辨单伯、子叔姬之诬也。
春秋集注巻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巻二十
宋 髙闶 撰
文公四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
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使鲁能修其政刑，则齐乱可以义讨。今乃因晋以请，岂非自取之乎？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司马之职，国兵在焉。宋昭公不能其大夫，而华耦为司马，不由君命，擅来求盟，故不言宋公使，而直书宋司马华孙来盟，以罪之。其来盟奈何？宋司城之来奔鲁，实复之。故宋之权臣德鲁而愿盟，此其意可见也。耦既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宋殇公，名在诸侯之防，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圣人以耦无故而暴其祖，因书曰「华孙」者，明此司马乃华督之孙，言孙所以正其不能祖也。不名者，义不系于名也。
夏曹伯来朝
五年而两朝于鲁，鲁亦晏然受之。此齐侯所以怒而讨其罪也。
齐人归公孙敖之丧
齐人执单伯、执子叔姬而归。公孙敖之丧，执生而归死，所以恶鲁也。然其归之也，亦以敖之子请之故也。请之故，不曰以归，不曰来归，不曰归自齐。且敖者，公子庆父之子，穆伯也。庆父，桓公之长庶，而欲自同于正，故不以伯为字，而称仲。其后以字为仲孙氏，故《春秋》祗书仲孙，而国人以其实出长庶之后，止称孟孙。所以《论语》称孟孙问孝，而左氏亦皆谓之孟孙，盖从众人之同称也。凡奔大夫不书卒，非我臣也。敖盖先君之宗卿，而文伯、恵叔皆其子也。鲁既许之复，而立其子为仲孙氏矣，岂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丧者乎？崇公族之防，笃君臣之义，则姑听其家以其丧归可也。虽然，圣人以齐人自归其丧为文，盖明敖之丧在齐而已，归与不归，非鲁之所得专也。
六月，卒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庄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礼妄作，义已着矣。今文公亦复如此者，必以为先朝故事可举而行之也。呜呼！后世人君举行先朝故事，而不顾义之可否，虽有甚害，亦因循不改，自谓遵制掦功，以拒絶臣下之言者多矣。皆因陋承误，不知《春秋》之防者也，可为万世之戒。
单伯至自齐
内大夫为他国所执而见释者，皆书其至，以见执非其罪。且执既书，则其归不得不着也。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既与楚子次于厥貉，故新城之盟不与焉。晋郤缺帅师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后入焉。见蔡虽附楚，楚人不之救也，故书「戊申入蔡」，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虽蔡人自取之，亦
译齐国公子商人杀死了他的国君舍。
商人大概是齐桓公的儿子，齐昭公的弟弟。舍即位未满一年却称他为君，是为了肯定舍作为国君的地位，以此来彰显商人犯罪的性质。如果因为即位未满一年被杀而不称他为君，那么那些叛逆作乱的臣子都会借口君主在位未满一年而肆意施行凶恶行径。所以圣人推究情由而确立了这个义例。晋国的奚齐名分不正，加上里克没有取代他的位置，所以情况与此不同。商人自立为国君，这就是齐懿公。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春秋》的法则，从国外来的人，如果没有罪过就不直呼其名；从国内出走的人，如果没有罪过就不记载。然而臣子进退的节操，要看是否符合义理呢？难道可以因为认为国君不义，就像普通百姓那样奔逃吗？如果只记载他“来”，就看不出“奔逃”的含义；如果记载他“来奔”，就与有罪的人同等看待了。所以记载他的“字”以显示义理。季子来归，不记载“出奔”，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冬天，单伯出使齐国。
齐国商人杀死了他的国君舍，舍大概是子叔姬的儿子。因为鲁国曾将子叔姬嫁到齐国，所以鲁国派遣单伯出使齐国，去接回子叔姬。因为她的丈夫死了，儿子被杀，在齐国待得不安，按道义应当回到鲁国，所以鲁国去接她。
齐国人抓住了单伯，齐国人抓住了子叔姬。
商人杀死了国君却囚禁他的母亲，又恼怒单伯前来请求，于是诬陷单伯与子叔姬通奸，并将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春秋》两次记载“齐人执”，是因为齐人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令人无法忍受，是为了表明单伯和子叔姬并没有那样的事。分开叙述，好像两件事一样，是为了加重齐人的罪责。第二年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又记载“齐国人送还子叔姬”，就知道齐国人抓他们是诬陷。然而圣人不直接记载商人抓人，而用“齐人抓他们”的说法，为什么呢？商人的罪恶已经昭著了，齐国人不能讨伐杀害国君父亲的贼人，反而一起北面侍奉他，又听任他抓捕国君的母亲并加上污辱的名声，那么同流合污的罪过，同样不可赦免。所以两次记载“齐人”，是为了穷尽叛逆贼人的党羽而惩治他们，并且用来辨明单伯和子叔姬是被诬陷的。
《春秋集注》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
宋 高闶 撰
文公四年
十五年春天，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这是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缘故。如果鲁国能够修明自己的政治刑罚，那么齐国的动乱就可以按道义去讨伐。现在却依靠晋国去请求，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吗？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司马的职掌，掌管国家的军队。宋昭公不能驾驭他的大夫，而华耦担任司马，不经过国君的命令，擅自来请求结盟，所以不说是宋公派遣，而直接记载宋司马华孙来结盟，以此归罪于他。他来结盟是怎么回事呢？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实际上是报复他。所以宋国的权臣华督希望结盟，他的意图由此可见。华耦既已来结盟，宋昭公与他宴饮，他推辞说：“我的祖先华督得罪了宋殇公，名字列在诸侯的盟誓中，我继承他的祭祀，怎么敢辱没国君？”圣人因为华耦无故而暴露祖先的丑事，因此记载为“华孙”，表明这个司马是华督的孙子，称孙是为了纠正他不能为祖先守节。不直呼其名，是因为道义不系于名字。
夏天，曹伯来朝见。
五年内两次朝见鲁国，鲁国也安然接受。这就是齐侯发怒而讨伐他的罪过。
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
齐国人抓住了单伯、抓住了子叔姬并送还。公孙敖的灵柩，是抓活着的人送还死去的人，以此来厌恶鲁国。然而他们送还灵柩，也是因为公孙敖的儿子请求的缘故。因为是请求的缘故，所以不说是“以归”，不说是“来归”，不说是“归自齐”。而且公孙敖，是公子庆父的儿子，即穆伯。庆父，是桓公的长子庶出，却想把自己等同于嫡子，所以不用伯作为字，而称仲。后来以字作为仲孙氏，所以《春秋》只记载仲孙，而国人因为他是长子庶出的后代，只称孟孙。所以《论语》称孟孙问孝，而《左传》也都称他为孟孙，大概是跟随众人的通称。凡是出奔的大夫不记载死，因为他们不是我国的臣子。公孙敖大概是先君的宗室卿大夫，而文伯、惠叔都是他的儿子。鲁国既然允许他恢复爵位，并立他的儿子为仲孙氏，哪有臣服他的儿子却不让他奔父丧的道理呢？尊崇公族的礼仪，笃实君臣的道义，那么暂且听任他家把灵柩送回来是可以的。虽然如此，圣人把齐国人自己送还灵柩作为记载，大概是表明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送还是不送，不是鲁国所能专断的。
六月，初一丑日，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祭社。
庄公二十五年、三十年，都因为日食而击鼓，用牲祭社，那种不合礼制的妄为，义理已经彰明了。现在文公也这样做，一定是认为先朝的故事可以沿袭而实行。唉！后世的君主沿袭先朝的故事，而不顾道义是否可行，即使有极大的害处，也因循不改，自认为遵循制度、宣扬功德，以此来拒绝臣下的言论，这样的人太多了。都是因循陋习、承袭错误，不懂得《春秋》的防微杜渐，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
单伯从齐国回来。
国内大夫被他国抓住而被释放的，都记载他回来，以表明被抓不是他的罪过。而且既然已经记载了被抓，那么他的回来就不得不显明了。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
蔡侯既然与楚子驻扎在厥貉，所以新城的盟会没有参加。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他，这就有名分了。凡是攻打不记载进入，攻打后不服然后才进入。看见蔡国虽然依附楚国，但楚国人不去救援，所以记载“戊申日进入蔡国”，足以知道楚国是不值得依赖的。这虽然是蔡国人自找的，但也
所以甚晋也。然晋、鲁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国以争诸侯，欲使区区之蔡捍楚之强而不贰，则亦难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谨而日之，又甚之也。是嵗，蔡侯甲午卒，不书，盖以其附楚，不以中国待之也。其子申立，是为文公。
译这就是《春秋》极力贬斥晋国的原因。然而晋国和鲁国不修善道以安抚楚国，反而欺凌小国以争夺诸侯的归附，想要让弱小的蔡国抵挡强大的楚国而不生二心，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春秋》用“伐”字和“入”字，是极力贬斥他们。谨慎地记载了日期，又是进一步地贬斥。这一年，蔡侯甲午去世，《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蔡国依附楚国，所以不把它当作中原诸侯来对待。蔡侯的儿子申即位，这就是蔡文公。
秋齐人侵我西鄙
齐商人篡弑其君，又执其君母，又执我国大夫，罪不胜诛，而反加兵于我，故书“侵”以恶之，又贬而人之。
季孙行父如晋
一嵗再如晋者皆为齐故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寻新城之盟，且为我故，谋齐难也。齐人赂晋，故弗克，我但盟而已。公以齐难，不与此盟。夫晋为霸国，而齐弑其君，莫能正之，诸侯又莫之讨。若谓诸侯不专征，则田常弑简公，孔子请讨焉，夫岂非不义而孔子行之？今晋号为主盟，而赵盾实执国政，其势力亦足以率众诸侯，而诸侯亦皆俛首从命，而皆不足以有为。是以春秋不复列序者，以示中国无盟主也。无盟主者，不霸灵公也。不霸灵公者，政在盾也。政在盾，而诸侯无争之者，盾之能也。盾之能而不霸灵公者，春秋之意也。着盾之专而不能有为也。霸国犹晋国也。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晋防诸侯盟于扈，受齐赂而不伐齐，故齐人自归子叔姬以解诸侯之意。凡内女见黜，皆书“来归”，罪在姬也。此书“齐人来归”，者罪在齐人也。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若曰姬无罪也，齐人自来归之云尔，又异乎敖之丧也。《春秋》闵子叔姬之事，故异其辞以辨之。然不直书齐母何也？夫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而商人至于囚执其母，则人之所不忍言者也。故以父母之辞录之曰“子叔姬”，盖自鲁人为之辞，不得使为商人之母。此《春秋》所以存天下之大教也。
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诸侯为扈之防，不能讨齐国弑君父之贼，反受其赂，而还是成商人为君也。故自此遂书齐侯，以罪诸国之会于扈者。商人知诸国之无能为，遂益肆其威。且恚鲁仗晋以谋已，故一嵗而再侵我西鄙，又伐曹，讨其来朝我也。恶鲁而及曹，非理甚矣。夫齐商人弑君而自立，诸侯会于扈，谋伐之，晋人取赂而还，致齐益无顾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岂特齐有罪焉？亦见诸侯之纵乱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者甚之也。殆矣哉！防欲其国矣，非特若侵鲁西鄙而已也。因我而加兵于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讨其朝鲁，执辞正也。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晋侯既幼，不在诸侯。齐侯恃强，数见侵伐，故鲁不得已而事之。以行父当齐侯宜，齐侯弗肯与盟也。而曰「弗及者，耻也」，内辞也。然亦行父奉使失辞，谓公有疾，致齐侯拒而弗受。尔如必待公亲自出盟，则鲁亦安用臣子为哉？虽齐侯之意，必欲与公盟，则使臣当善为之辞可也。且受命不受辞者，使臣之职也。今不能专对，则罪在行父矣。季文子三思，曾是不思，何哉？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
朔者，天子之所颁也。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万民之时，故其奉王朔，告于庙，则谓之告朔；退而视朝以授民，则谓之视朔。前此未有书不视朔者，若其有疾，则亦常事，不书尔。此特书者，见公非有疾而然也，盖欲符季孙行父之言，使齐侯不疑尔。至定、哀间，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则见鲁君日寻盟会，常不在国，废礼多矣，然而其礼未亡，此孔子所以爱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
阳谷之会，齐侯弗及盟者，非特行父奉使之失也。晋为鲁故，会诸侯于扈，将以伐齐。齐侯赂之，遂不果伐。于是齐侯欲取偿于鲁焉。至是，公使公子遂纳赂于齐，而复求盟。所以得盟于郪丘，则有辞矣。谓公四不视朔，实有疾故也。然则《春秋》书公四不视朔，非特讥公之怠，亦以见公子遂得盟之因。则知此盟非齐侯之所欲，故明年齐侯复伐我西鄙，仅能少纾而已。是以谨而日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台。
有蛇自泉台出，而声姜薨，故毁之。盖讥其妄畏妖祥，非民之道也。夫泉台，先君之所筑也。重民力而为之，又重民力而毁之，不如勿处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楚率秦、巴以灭人之国，则秦又听服于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自是遂与中国盟防。而晋襄因殽之役，报复不已，自是失秦矣。夫
译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齐国的商人篡位弑杀了他的国君，又拘捕了他的国君母亲，又拘捕了我国的大夫，罪行多得无法尽数诛杀，反而对我动武，所以史书用“侵”字来憎恶他，又贬低他，称他为“人”。
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一年中两次前往晋国，都是为了齐国的事。
冬天十一个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这是为了延续新城之盟，并且为了我国的缘故，谋划对付齐国的危难。齐国人贿赂了晋国，所以没能成功，我国只是结盟罢了。国君因为齐国的危难，没有参加这次结盟。晋国作为霸主国家，齐国弑杀了它的国君，没有人能纠正它，诸侯也没有人讨伐它。如果说诸侯不专门征伐，那么田常弑杀简公时，孔子请求讨伐他，这难道不是不义之事而孔子去做的吗？现在晋国号称是盟主，而赵盾实际上执掌国家政事，他的势力也足以率领众诸侯，而诸侯也都低头顺从命令，却都不足以有所作为。因此《春秋》不再一一列举排序，以此来显示中原没有盟主。没有盟主，是因为灵公不能称霸。灵公不能称霸，是因为政事在赵盾手中。政事在赵盾手中，而诸侯没有争夺它的人，这是赵盾的才能。赵盾有才能而灵公不能称霸，这是《春秋》的深意。彰显赵盾专权而不能有所作为。霸主国家就是晋国。
十二个月，齐国人送回了子叔姬。
晋国在扈地防备诸侯结盟，接受了齐国的贿赂而不讨伐齐国，所以齐国人自己送回了子叔姬，以消除诸侯的疑虑。凡是国内的女子被废黜，都记载为“来归”，罪责在姬身上。这里记载为“齐人来归”，罪责在齐国人身上。没有儿子而废黜他母亲的道理。如果说姬没有罪，齐国人自己送她回来，这也不同于敖丧礼的情况。《春秋》怜悯子叔姬的事，所以用不同的措辞来辨别它。然而为什么不直接记载为齐国的母亲呢？天下哪有没有母亲的國家呢？而商人竟然囚禁拘捕他的母亲，这是人们不忍心说出口的事。所以用对待父母的措辞记载为“子叔姬”，大概是鲁国人替她找借口，不能让她成为商人的母亲。这就是《春秋》用来保存天下大教的原因。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讨伐曹国，进入了它的外城。
诸侯为了扈地的防备，不能讨伐齐国弑杀君父的贼人，反而接受他的贿赂，从而承认商人为国君。所以从此就记载为“齐侯”，以归罪于在扈地结盟的各国。商人知道各国无能为力，于是更加肆意逞威。并且怨恨鲁国依靠晋国来谋划对付自己，所以一年中两次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又讨伐曹国，惩罚曹国来朝见我国。憎恶鲁国而波及曹国，非常不合情理。齐商人弑君而自立，诸侯在扈地结盟，谋划讨伐他，晋国人收取贿赂而返回，导致齐国更加无所顾忌，侵犯我国讨伐曹国，以肆意施展暴行。难道只有齐国有罪吗？也显示出诸侯纵容动乱。凡是讨伐不记载“入”，进入它的外城是表示程度更甚。危险啊！齐国想要吞并曹国，不仅仅是侵犯鲁国西部边境而已。因为我国而对曹国动武，说“侵”是可以的，而说“伐”，是讨伐曹国朝见鲁国，措辞正当。
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晋侯已经年幼，不在诸侯之中。齐侯倚仗强大，屡次被侵犯讨伐，所以鲁国不得已而侍奉他。由行父代表齐侯是合适的，齐侯不肯与他结盟。而说“弗及者，耻也”，是内部的措辞。然而也是行父奉命出使措辞失误，说国君有病，导致齐侯拒绝而不接受。如果一定要等国君亲自出来结盟，那么鲁国还需要臣子做什么呢？即使齐侯的意思，一定要与国君结盟，那么使者应当善于找借口才可以。而且接受命令而不接受具体措辞，是使者的职责。现在不能独立应对，那么罪责就在行父身上了。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这里竟然不思，为什么呢？
夏天五月，国君四次没有视察朔日。
朔日，是天帝所颁布的。诸侯上禀天帝的命令，下授万民的时节，所以奉行王室的朔日，在宗庙宣告，就叫做告朔；退朝后视察朝政以授民，就叫做视朔。以前没有记载不视朔的，如果有病，那也是常事，不记载罢了。这里特别记载，是显示国君不是因为生病而这样，大概是为了符合季孙行父的话，使齐侯不怀疑罢了。到了定公、哀公年间，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的活羊，就显示鲁君每天寻找盟会，常常不在国内，废弃礼制很多了，然而那些礼制还没有灭亡，这是孔子所以爱惜它的原因。
六月戊辰日，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阳谷之会，齐侯没有与行父结盟，不仅仅是行父奉命出使的失误。晋国为了鲁国的缘故，在扈地会合诸侯，将要讨伐齐国。齐侯贿赂了晋国，于是没有成功讨伐。于是齐侯想要在鲁国那里得到补偿。到这里，国君派公子遂向齐国纳贿，又请求结盟。所以在郪丘得以结盟，就有借口了。说国君四次没有视朔，确实是因为有病。那么《春秋》记载国君四次没有视朔，不仅仅是讥讽国君的懈怠，也用来显示公子遂得以结盟的原因。就知道这次结盟不是齐侯所想要的，所以第二年齐侯又讨伐我国西部边境，仅仅能稍微缓解罢了。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秋天八月辛未日，夫人姜氏去世，拆毁了泉台。
有蛇从泉台出来，而姜氏去世，所以拆毁了它。大概讥讽他妄自畏惧妖异祥瑞，这不是治理百姓的道理。泉台，是先君所建造的。耗费民力建造它，又耗费民力拆毁它，不如不居住在那里罢了。
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掉了庸国。
楚国率领秦国、巴国去灭掉别人的国家，那么秦国又听命服从于楚国了。城濮之战，秦国人在那里，从此就与中原国家结盟防备。而晋襄公因为殽之战，报复不止，从此失去了秦国。
秦兵之强，后世莫及焉。使其协和以攘楚，且讨其弑君父之罪，盖有余力。而晋襄反弃秦以资楚，此中国所以不振也。故《春秋》前书“秦人入鄀”，此书“楚人、秦人、巴人灭庸”，以致意焉。
译秦国的军队强大，后世没有人能比得上。假使秦国能够协调一致来抵御楚国，并且讨伐楚国弑杀君父的罪行，那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晋襄公反而抛弃秦国去资助楚国，这就是中原各国之所以不能振兴的原因。所以《春秋》先前记载“秦国人进入鄀国”，这里记载“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掉庸国”，以此来表达这种深意。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立九年，不能其大夫国人。襄夫人亦恶之，乃因其田使帅甸攻而弑之。立其弟鲍，是为文公。其称人以弑，见国乱而无主名者，所以儆天下后世之为人君者也。不书葬，贼不讨也。不讨贼者，嗣君之罪也。或曰：杵臼之死，襄夫人为之也。虽因国人以首祸，岂得遂委之于众耶？夫夫人淫于其国，又安能有所为？由杵臼失众之久，故能乗间而发。若专归其罪于夫人，则杵臼失众之恶无自而见。惟以众言之，则夫人之罪在中矣。此之谓善志。或曰：春秋之世，君以无道致祸者众矣。独杵臼与齐商人、莒密州称人弑，何哉？天之所废，必若桀纣然。以桀之虐民，欲与之偕亾，而成汤放之，犹有慙德。以纣之不善，亿兆离心，而文王事之，犹不敢违。况君罪未至此，而辄为贼害之计乎？故春秋书弑贼之名，所以正臣子之恶。凡称人者，所以示人君之戒。
十有七年春，晋人、衞人、陈人、郑人伐宋。
宋人弑君，而晋荀林父会衞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同讨之，遂立文公而还。夫行天讨而反成其乱，失天职也，故不以卿书。昔田常弑简公，孔子沐浴请讨之，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况正居卿位、大夫之职者乎？《春秋》诛逆乱，如鲁宣公者与谋也，如楚公子比者与事也。若宋文公，始无弑君之谋，终无弑君之逆，而天下以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诸国之师不能探其情，而无所委罪焉，贬而人之，不亦宜乎？自闵、僖以来，陈常在衞上，今卿会在卫下，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葬我小君声姜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葬夫人而称小君者，自四方防葬者言之，故用称诸异邦之辞也。九月而葬，慢也。不称僖姜而别为之諡，非礼也。文公三不与诸侯盟会，四不视朔，又慢葬其君母，则公之怠于国事可知也已。
齐侯伐我西鄙
齐犹以公不亲盟，复来讨焉。于此见郪丘之盟，无益矣。
六月癸未公及齐侯盟于谷
晋不能救，故公竟不免。亲与齐盟，然书“公及”者，是公欲之。正其终者，商人终欲盟公而肆伐不已。一盟而退师，公之善意也。是以谨而日之。
诸侯会于扈
前书诸侯盟于扈，为不能讨齐略也；此书诸侯会于扈，为不能讨宋略也。宋文定，而昭公之贼不讨，则是辅其乱也，故不复列序。诸侯见中国无霸主也。
秋公至自谷
谷本齐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之。齐人以是憾鲁。今公不与扈之防而盟，强齐于谷，苟免齐难而已，是可危也。且书“至自谷”，则不会于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齐
拜谷之盟也，公已与齐侯盟，而公子遂复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见齐侯篡弑，而诸侯反畏之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
台下非死所不正其终也
秦伯防卒
秦虽伯益之后，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时，秦襄始有功于周室，列于诸侯，赐爵为伯。及穆公与于城濮之战，自后与中国交聘盟会，遂霸西戎。九年，来归僖公成风之禭，始与鲁通好。至是，遂书其卒而吊其丧也。
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春秋之法，弑君之贼，以弑君讨之，则以贼书。商人弑君自立，至于五年，宜加讨贼之词，而称齐人弑其君者，齐人恬不讨贼，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专行无道。而邴歜、阎职乃自以私怨杀之，故以弑君之罪归之齐人，以诛乱贼之党，且见齐无臣子，而商人得遂为君也。既君之复弑之，则篡弑代立，相弑之祸，何时而已？故虽鲁桓篡弑自立，圣人不没其罪，然亦从而君之名，以着商人有以致之也。于是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衞而立之，元，桓公子也。是为恵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慈恩爱民，曰文，此臣子之私諡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文公之世子恶也。子般、子野卒，皆名。此不名，何也？不忍言也。文公
译冬季十一个月，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宋昭公即位九年，不能驾驭他的大夫和国人。襄夫人也厌恶他，于是趁他打猎的机会，派甸人攻打并杀死了他。立他的弟弟鲍，这就是宋文公。史书称“人”来杀君，是因为国家混乱而没有主名的人，以此来警戒天下后世的国君。不记载安葬，是因为没有讨伐弑君之贼。不讨伐弑君之贼，是继位国君的罪过。有人说：杵臼的死，是襄夫人造成的。虽然借由国人来首开祸端，难道就能完全推卸给众人吗？夫人淫乱于国内，又怎么能有所作为呢？由于杵臼失去民心已久，所以才能趁机发动。如果专门把罪责归于夫人，那么杵臼失去民心的恶行就无法显现。只说众人，那么夫人的罪责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这就叫做善于记载。有人说：春秋时代，国君因为无道而招致祸患的很多。唯独杵臼与齐商人、莒密州被称为“人”杀君，为什么呢？上天要废弃的人，必定像夏桀、商纣那样。凭借夏桀虐待百姓，想要与他同归于尽，而成汤流放他，尚且有惭愧之心。凭借商纣的不好，亿万百姓离心，而周文王侍奉他，尚且不敢违背。何况国君的罪过还没到这个地步，就立刻产生杀害他的计谋呢？所以春秋记载弑君贼人的名字，是为了端正臣子的恶行。凡是称“人”的，是为了显示对国君的警戒。
十七年春季，晋国人、卫国的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宋国人杀了国君，而晋国的荀林父会同卫国的孔达、陈国的公孙宁、郑国的石楚一同讨伐，于是立了文公后返回。奉行天讨反而成就了祸乱，是失职，所以不记载卿的名字。从前田常杀了简公，孔子沐浴后请求讨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何况正当担任卿位、大夫职责的人呢？《春秋》诛讨逆乱，像鲁宣公那样参与谋划的，像楚公子比那样参与事件的。至于宋文公，起初没有杀君的谋划，最终没有杀君的逆举，而天下认为他是杀君者，是有其情由的。现在各国军队不能探明实情，而无处归罪，贬低他们称“人”，不也是应该的吗？自从闵公、僖公以来，陈国常在卫国之上，现在卿的会盟在卫国之下，不是因为上卿的缘故。
夏季四月，安葬我们的小君声姜。
国君的夫人，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称呼给别的国家说寡小君。别国的人称呼她也为君夫人。安葬夫人而称小君，是从四方来防送葬的人说的，所以使用称呼给别国的言辞。九个月才安葬，是怠慢。不称僖姜而另外给她谥号，是不合礼制的。文公三次不参与诸侯的盟会，四次不视朔，又怠慢安葬他的国君母亲，那么国君怠慢国事就可以知道了。
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齐国还因为国君不亲自盟会，又来讨伐。在这里可以看出郪丘的盟会，没有益处了。
六月癸未日，国君和齐侯在谷地盟会。
晋国不能救援，所以国君终究不能避免。亲自与齐国盟会，然而记载“公及”，是国君想要的。端正他最终的行为，商人最终想要盟会国君而肆意攻打不停。一次盟会就退兵，是国君的善意。因此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诸侯在扈地会盟。
前文记载诸侯在扈地盟会，是因为不能讨伐齐国的略语；这里记载诸侯在扈地会盟，是因为不能讨伐宋国的略语。宋文公安定，而昭公的贼人不讨伐，这就是辅助他的祸乱，所以不再列序。诸侯看到中原没有霸主了。
秋季，国君从谷地回来。
谷地本是齐国的土地，僖公二十六年，国君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它。齐国人因此怨恨鲁国。现在国君不参与扈地的防送而盟会，在谷地屈从强大的齐国，只是苟且免除齐国的灾难罢了，这是危险的。而且记载“至自谷”，那么没有参与扈地的会盟，就可以知道了。
冬季，公子遂出使齐国。
为了拜谢谷地的盟会，国君已经和齐侯盟会，而公子遂又去的，是因为政令在公子遂手中。而且看到齐侯篡位杀君，而诸侯反而畏惧他到这种地步。
十八年，春季，周历二月，丁丑日，国君在台下去世。
台下不是死的地方，不端正他的终局。
秦伯防去世。
秦国虽然是伯益的后代，本是附庸。偏僻在西夷，从秦仲开始壮大。到平王时，秦襄开始对周室有功，位列诸侯，赐爵为伯。等到穆公参与城濮之战，从此与中国交往聘问盟会，于是称霸西戎。九年，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开始与鲁国通好。到这里，于是记载他的去世并吊唁他的丧事。
夏季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春秋的法度，杀君的贼人，用杀君来讨伐他，就记载贼人。商人杀君自立，到了五年，应该加上讨伐贼人的词语，而称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是因为齐国人安然不讨伐贼人，都北面事奉他，于是让商人专行无道。而邴歜、阎职于是凭借私怨杀了他，所以把杀君的罪责归于齐国人，以诛杀乱贼的党羽，而且看到齐国没有臣子，而商人得以成为国君。既然已经让他成为国君又杀了他，那么篡位杀君交替即位，互相杀君的祸患，什么时候才停止呢？所以即使鲁桓公篡位杀君自立，圣人不掩盖他的罪过，但也顺从而称他为君，以显示商人有招致祸患的原因。于是齐国人废黜他的儿子，而从卫国迎接公子元而立他，元，是桓公的儿子。这就是齐惠公。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文公。
慈爱恩惠爱民，叫文，这是臣子的私谥。
冬季十月，子去世。
子，是文公的世子恶。子般、子野去世，都记载名字。这里不记载名字，为什么呢？不忍心说。文公
夫人姜氏生恶及视，其次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公子遂。于是公子遂杀子恶及其母视，而立宣公。宣公之立，与闻乎弑也。故子恶虽未逾年，未成君，圣人不忍名也。是时叔彭生死，君命何以不书？贬也。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公子遂之将，彭生知之矣。昉乎杀子恶而立宣公者，彭生为之也。是以贬而不书也。
译鲁庄公的夫人姜氏生下了公子恶和公子视，次妃敬嬴生下了宣公，并且私下与公子遂勾结。于是公子遂杀死了公子恶及其母亲姜氏，拥立宣公即位。宣公之所以能即位，是因为参与了弑君之事。因此，公子恶虽然即位未满一年，尚未正式成为国君，但圣人出于不忍，不直书其名。那时叔彭生已经去世，为什么史书不记载国君的命令？这是为了表示贬斥。臣子不能有篡逆之心，若有篡逆之心就必定被诛杀。公子遂的篡逆之心，彭生是知道的。开始杀害公子恶并拥立宣公的人，是彭生策划的。因此对他进行贬斥而不记载国君的命令。
夫人姜氏归于齐
此书归者，大归也。一去不返之辞也。夫亡矣，子弑矣，而逆贼篡立矣。嬴氏为君母矣。是夫人有可去之道，故自归于齐焉。君子以为姜氏见微者也。先书子卒，而继书夫人姜氏归于齐，则知恶及视皆死，而夫人无所依矣。
季孙行父如齐
前乎子卒书如齐，后乎子卒书如齐，齐与闻乎，故也。所以恶齐也。而季孙行父之罪，则又不待贬絶而见者。按左氏宣十八年，公薨，季孙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乃逐遂之族。以此验之，行父实与公子遂同弑子恶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归于齐，而行父遽如齐焉。恶实齐之甥，恐齐人听夫人之诉而来讨，于是议纳赂以请平焉。此见鲁国臣子之罪，皆不可胜诛也。
莒弑其君庶其
莒纪公生太子仆及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故称“国”以弑，专罪嗣君也。盖与杀大夫称“国”同义。《春秋》称“国”弑君者四，皆罪其嗣君。
春秋集注巻二十
<经部,春秋类,高氏春秋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一
宋 高闶 撰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受弑贼之立而不复讨贼，是与闻乎弑也，是篡也。此不天无王之甚，而书“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弑自居。圣人因如其意而书之，此《春秋》之诛意也。宣公之弑，虽天王不问，方伯不讨，而夫人姜氏归于齐。齐岂不知其簒弑乎？曰：齐人之知，乃在夫人未归之前，盖同恶相济，已先许其复通婚姻之好矣。
公子遂如齐逆女
不待丧毕，亲迎而公子遂遽如齐逆女者，此乃公子遂之本谋，恐姻好久不通，而齐人来讨也。且娶于齐，则公因得以列于会，而诸侯不复讨矣。公子遂之情状可知也。夫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盖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而不惮如齐者，势不能自已故尔。始文公未终丧而娶，故其子遂于即位之初而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不直书夫人妇姜至自齐而称遂以者，明公子遂不当以夫人归也。婚礼莫重乎亲迎，岂容大夫得以归哉？不称公子者，一事再见卒名也。文公逆妇姜于齐，不称夫人，自逆故也。此称夫人者，臣下之辞也。不称氏者，夫人当待礼而行，如《野麕》《草虫》之诗。盖古者一礼不备，女不肯行。故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今公以丧娶，又不亲迎，夫人不能以礼自固，而公子遂以之归，故去氏以贬之。妇者，有姑之辞。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可也，而曰“妇”者，姑敬嬴也。敬嬴也而姑之，盖以是暴其恶也。曷为暴其恶？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属之，杀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乃援成风故事，即以子贵为国母。今斩焉在衰绖之中，而请婚纳妇，此其罪之未见者也。故因夫人至，特称妇姜以显之。此《春秋》推见至隐，着妾母当国用事，为后世鉴也。有姑则以妇礼至，无姑则专以夫人之礼至。书“至自齐”，又见齐人以非礼嫁女，失父母国之道矣。
夏季孙行父如齐
公既婚矣，然后季文子如齐纳赂，请列于会。盖春秋时，凡国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与于诸侯之会，则他国不得复讨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惮自行者，欲假大国之权，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则一时臣子党乱误国之罪，庶皆可以逃矣。昔人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今当鲁国丧祸之际，而举动乖错如此，安在其为三思哉？是必思之过多，而方寸乱矣。故孔子曰：“再斯可矣”，盖讥之也。
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舜放驩兜于崇山，此天子之讨有罪也。诸侯之大夫有罪，则当请于天子，或杀或放，上由天子，不得自专也。故专杀大夫，王法之所不容。今晋乃专放其大夫，可乎？然放与逐不同，放犹有礼焉，退之以礼，不深罪之也。然舜治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逺方也。崇山犹在吾封疆之
译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这里记载“归”，是指被休弃后回娘家，是一去不返的措辞。丈夫死了，儿子被杀了，而逆贼篡位自立了。嬴氏成为了国君的母亲。因此夫人有可以离去的原因，所以自己回到齐国去。君子认为姜氏是能见微知著的人。先记载儿子去世，接着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就知道恶人和视都死了，夫人没有依靠了。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在儿子去世之前记载前往齐国，在儿子去世之后也记载前往齐国，齐国参与了这件事，所以如此记载。这是为了憎恶齐国。而季孙行父的罪过，则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出来。查考《左传》宣公十八年，鲁君去世，季孙行父在朝廷上说：“让我杀嫡立庶，从而失去重大援助的，是仲孙。”于是驱逐了遂的家族。根据这个来验证，行父实际上与公子遂共同杀害了子恶而立宣公。所以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而行父就急忙前往齐国。子恶实际上是齐国的女婿，担心齐国人听从夫人的控诉而来讨伐，于是商议进献贿赂以请求讲和。这显示出鲁国臣子的罪过，都是不可胜数的。
莒国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和季佗，宠爱季佗而废黜了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出无礼的事。仆依靠国人杀了纪公，所以称“国”来杀，专门归罪于嗣君。这与杀大夫称“国”的意义相同。《春秋》称“国”杀君的情况有四次，都是归罪于嗣君。
春秋集注卷二十
<经部,春秋类,高氏春秋集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一
宋 高闶 撰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接受弑君贼的拥立而不报复讨伐贼人，这是参与了弑君，这是篡位。这是违背天理、无视王道的极致，而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他自行即位的罪过。他自行即位是怎样的呢？是以没有弑君自居。圣人顺着他的意思来记载，这是《春秋》诛责其心意的做法。宣公的弑君行为，虽然天王不过问，方伯不讨伐，而夫人姜氏回到齐国。齐国难道不知道他的篡位弑君吗？说：齐国人知道，是在夫人未归之前，大概是因为同恶相济，已经先答应恢复婚姻的好好了。
公子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
不等丧期结束，亲自迎娶而公子遂急忙前往齐国迎娶女子，这是公子遂的本意，担心姻好久不通，而齐国人来讨伐。况且娶妻于齐，那么公就可以因此列入诸侯的会盟，而诸侯不再讨伐了。公子遂的情状可以知道了。迎娶女子，是亲近的事；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公子遂大概是公族中尊贵的人，尤其不可以，而不忌惮前往齐国，是形势不能自己控制所以如此。起初文公未终丧而娶妻，所以他的儿子遂在即位之初就迎娶女子。
三月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
不直接记载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而称遂带着的，是表明公子遂不应当带着夫人回来。婚礼没有比亲自迎娶更重要的，哪里容许大夫得以带回来呢？不称公子，是因为一事再见而最终称名。文公从齐国迎娶妇姜，不称夫人，是自己迎娶的缘故。这里称夫人，是臣下的说法。不称氏，是因为夫人应当等待礼仪完备而行，如《野麕》《草虫》的诗。大概古代礼仪有一项不完备，女子就不肯出行。所以诗说：“即使催促我诉讼，我也不顺从你；即使催促我狱讼，室家也不充足。”现在公在丧期娶妻，又不亲自迎娶，夫人不能以礼仪自固，而公子遂带着她回来，所以去掉氏来贬低她。妇，是有婆婆的说法。说“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也可以，而说“妇”，婆婆是敬嬴。敬嬴而称婆婆，大概是用这个来暴露她的恶行。为什么暴露她的恶行？敬嬴以嬖妾的身份私下侍奉襄仲，而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杀害世嫡兄弟，驱逐主君，夫人于是援引成风的旧例，就以子贵为国母。现在斩然在丧服之中，而请求婚姻纳妇，这是她的罪过尚未显现的地方。所以趁着夫人到达，特意称妇姜来彰显她。这是《春秋》推见至隐，着录妾母当国用事，作为后世的鉴戒。有婆婆就以妇礼到达，没有婆婆就专以夫人礼到达。记载“从齐国到达”，又显示出齐人以非礼嫁女，失去了父母国的道理了。
夏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公已经结婚，然后季文子前往齐国进献贿赂，请求列入会盟。大概春秋时，凡是国君不以其道立，只要得以参与诸侯的会盟，那么他国不得再讨伐其罪。所以季文子不忌惮自行前往，是想借大国的权柄，来安定宣公的地位。宣公的地位安定，那么一时臣子党乱误国的罪过，大概都可以逃脱了。过去人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现在当鲁国丧祸之际，而举动乖错如此，安在其为三思呢？这一定是思之过多，而方寸乱了。所以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大概是讥讽他。
晋国放逐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国。
舜放逐驩兜于崇山，这是天子讨伐有罪的人。诸侯的大夫有罪，就应当请示天子，或杀或放，上由天子，不得自专。所以专杀大夫，是王法所不容的。现在晋国却专放其大夫，可以吗？然而放与逐不同，放还有礼仪，以礼退之，不深罪之。然而舜治驩兜的罪而放之于崇山，是投之远方。崇山还在我的封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