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七
祀周公以天子礼乐，鲁因是而僭，乘天子之车。故子家驹数鲁之僭曰：「乘大辂。」诗人颂僖公曰：「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此天子之车也。按天子五辂，见于《周礼》与《顾命》，所用不同。《左传》成二年鞌之战，公赐三帅先辂，三命之服，则鲁有天子之车辂矣。周世旣衰，诸侯不共贡，王府车辂不足于用，故命使就鲁以求之。斯见王室衰微而不足，诸侯僭窃而有余，交讥之也。
译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因此僭越，乘坐天子的车驾。所以子家驹列举鲁国的僭越行为说：“乘坐大辂。”诗人歌颂僖公说：“龙旗承接祭祀，六条缰绳整齐美观。”这是天子的车驾。查考天子五种车驾，见于《周礼》与《顾命》，但用途不同。《左传》记载成二年的鞌之战，鲁公赐给三位主帅先辂和三级命服的服饰，那么鲁国确实拥有天子的车驾了。周朝世道既然衰微，诸侯不再进贡，王室车驾不够使用，所以命令使者到鲁国去寻求。这便可见王室衰微而不足，诸侯僭越而有余，互相讥讽的情况。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他立。至庄三年，始书葬者，桓王失信，诸侯背叛，丧礼不备，未成葬也。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鲁不供天王之丧，而防齐僖之葬，其颠倒甚矣。因往会，而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突假宋之援以弟篡兄，居位数年，患祭仲之専，将杀之，为仲所觉，故避仲而出奔。圣人因其出奔，故书名以絶之。然突之出奔，非国人絶之也，止避祭仲尔。虽然，前年蔡人从宋伐郑，而突也曷为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郑，而蔡听命焉，不得已也。”蔡之于突，实无憾尔。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君存称世子，君没称子。郑伯旣没，而忽犹称世子者，何也？忽之出奔，但不能自固其位尔。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归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冢嫡当嗣也。不曰复归，则无由知其尝有国也。夫突假宋之援，以篡兄之位，旣得位而遽伐宋，是已与宗絶矣。祭仲本立忽，但偪于宋而立突。突旣絶宋，复欲杀仲，又不自安而出奔，故世子忽得祭仲之援，安然而复归也。然忽虽世子当立，郑人不君之，观郑诗所刺，则其不肖可知，故终始名之。春秋诸侯及大夫出奔，或见执者，其反国也，或书归，或书入，或书复归，或书复入，此乃原情定罪，轻重之差也。凡书归者，易辞，然未必尽善；凡书入者，难辞，然未必尽恶。复归者，已絶而复归，又易于常之归也；复入者，已絶而复入，又难于常之入也。若夫善恶之制，轻重之义，则不可一槪求，各系其事也。凡书归、入而言「自某」者，但挟彼国之势，而其重乃在于归、入之人；凡书「纳」者，则其重専在于纳之者矣。明乎此，则皆可以类而推也。
许叔入于许
许自隠十一年，三国入许之后，遂属于郑，东偏。今庄公旣卒，郑伯旣出奔矣，而世子忽复归。故归许叔于许，以为援。然不曰归而曰入者，入难辞也，明忽不足恃也。且许先王之建国也，叔不能仲正义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国，以反厥邦，以复先君之宗社。而乃乘郑乱而得归，则非复国之义。故书入以讥之。然而字而不名者，明其为庄公之异母弟云尔。且叔实无罪，若书其名，则与篡者无辨。此《春秋》别嫌明防之义，与齐小白、阳生之入异也。
公会齐侯于艾
鲁尝与齐絶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公复通好焉。而齐襄居丧出会，越礼畔道，自是与文姜为乌兽之行，而桓公彭生之祸兆于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齐侯为主。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累数者，何班见也？僭也。夫来朝者，必其君也；而称人者，为天王崩，不修臣子之礼，以奔其丧，而篡逆之人，人皆得而诛之，反相率而朝之，故也。夫以三国羣众之多，可以讨其篡逆之罪，今乃旅朝焉，故以夷狄书之。而鲁侯晏然受诸国之朝，不待贬絶矣。葛本伯爵，先王之建国，以其微弱，故居下。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前曰：“归外恃宋，内恃祭仲也。”今曰：“入宋，怒而仲改也。”栎者，何？郑之别都也。突自此至庄四年会于▯，称郑伯。二十一年，又称郑伯。突卒，则自入栎之后，遂能有郑，而忽自复归。春秋不书，圣人之微意可知矣。忽为世子，法当为君，而为权臣逐之，支庶篡之。孔子虽罪其无君人之道，然尝与之为世子焉。嫡庶之分不可乱，兄弟之伦不可逾也。突有大臣之应，邻国之助，篡兄之位，而竟立为君，在位二十余年。虽曰不正，而以忽不肖之故，国人君之，诸侯纳之。故书“郑伯”，斯可以见居正者已不能保，则他人得以取之矣。书“入”者，亦见其义不容也。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衞侯、陈侯于袲，伐郑。
伐郑者何？伐忽而纳突也。突无道篡国，诸侯当伐突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纳突，废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纳突，反为突所伐；今又复连诸侯为突伐忽，无道之甚，不可胜诛，故不直书。会伐郑者，宋知纳突为非义而疑之，故以会致三国。三国旣会，乃始谋助突，故先书会袲，而后
译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
周桓王在位二十三年，世子郑忽即位。到鲁庄公三年，史书才记载安葬桓王，这是因为桓王失信于诸侯，诸侯背叛了他，丧礼不完备，未能正式安葬。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鲁国不供给周天子的丧事，却防备齐僖公的安葬，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太过分了。鲁国借参加葬礼的机会，揭露了齐国臣子私自定谥号的罪行。
五月，郑伯郑突出逃到蔡国。
郑突借助宋国的援助，以弟弟的身份篡夺了哥哥的君位，在位几年后，忌惮祭仲专权，打算杀他，被祭仲察觉，所以为了躲避祭仲而出逃。圣人因为他出逃，所以称他的名字以断绝他。然而郑突的出逃，并不是郑国国人断绝他，只是躲避祭仲罢了。虽然如此，前年蔡国人跟随宋国攻打郑国，那么郑突为什么要出逃呢？蔡国说：“宋国人让蔡国攻打郑国，而蔡国听从命令，是不得已的。”蔡国对于郑突，实际上没有怨恨。
郑世子郑忽回到郑国。
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郑伯已经去世，而郑忽还称世子，为什么呢？郑忽的出逃，只是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罢了。人们都怀疑他即位不正，所以趁他回国时正名为世子，以表明嫡长子应当继承君位。如果不说“复归”，就无法知道他曾经拥有过国家。郑突借助宋国的援助，篡夺了哥哥的君位，既得位后立刻攻打宋国，这已经与宗族断绝关系了。祭仲本来立郑忽，只是迫于宋国压力而立郑突。郑突既与宋国断绝关系，又想杀祭仲，又因内心不安而出逃，所以世子郑忽得到祭仲的援助，安然回国。然而郑忽虽然是世子应当即位，郑国人不把他当君主看待，看《郑风》诗歌所讽刺的内容，就知道他不贤德，所以始终称他的名字。《春秋》记载诸侯及大夫出逃或被俘，他们返回国家时，有的写“归”，有的写“入”，有的写“复归”，有的写“复入”，这是根据情节定罪，轻重有差别。凡是写“归”的，是容易的措辞，但未必完全善良；凡是写“入”的，是困难的措辞，但未必完全邪恶。写“复归”的，是已经断绝关系后又回归，比一般的“归”更容易；写“复入”的，是已经断绝关系后又进入，比一般的“入”更困难。至于善恶的判定，轻重的意义，则不能一概而论，各自取决于具体事情。凡是写“归”、“入”而说“自某地”的，只是借助那个国家的势力，而重点在于归、入的人；凡是写“纳”的，则重点专门在于接纳的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类推了。
许叔进入许国。
许国自从鲁隐公十一年，三国攻入许国之后，就隶属于郑国，位于东边。现在鲁庄公已经去世，郑伯已经出逃，而世子郑忽回国。所以让许叔回到许国，作为援助。然而不说“归”而说“入”，是因为“入”是困难的措辞，表明郑忽不足以依靠。况且许国是先王建立的国家，许叔不能向周天子伸张正义，或者向大国求取公正，以返回自己的国家，以恢复先君的宗庙社稷。而是趁着郑国动乱而得以回国，这就不是复国的正义。所以写“入”来讥讽他。然而称字而不称名，是表明他是鲁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罢了。况且许叔实际上无罪，如果写他的名字，那就与篡位者没有区别了。这是《春秋》辨别嫌疑、明确防范的意义，与齐小白、阳生的“入”不同。
鲁庄公会齐侯在艾地。
鲁国曾经与齐国断绝关系。自从齐僖公去世，齐襄公新即位，到这时鲁庄公又恢复友好关系。而齐襄公在丧期出会盟，违背礼制道义，从此与文姜做出禽兽般的行为，而桓公彭生的祸患在此时就已显露征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齐侯为主角。
邾国人、牟国人、葛国人来朝见。
列举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排列？是因为僭越。凡是来朝见的，一定是他们的国君；而称“人”，是因为周天子去世，不修习臣子的礼节，前去奔丧，而篡逆之人，人人都可以诛杀，反而相率来朝见，所以如此。凭借三国众多的人马，可以讨伐他们的篡逆之罪，现在却成群结队来朝见，所以用对待夷狄的方式记载他们。而鲁侯安然接受各国的朝见，不需要贬斥断绝了。葛国本来是伯爵，先王建立国家时，因为它的微弱，所以地位低下。
秋季九月，郑伯郑突进入栎邑。
前面说：“归，是外靠宋国，内靠祭仲。”现在说：“入，是宋国发怒，祭仲改变态度。”栎邑，是什么？是郑国的别都。郑突从此到鲁庄公四年在〇地会盟，称郑伯。二十一年，又称郑伯。郑突去世，那么自从进入栎邑之后，就能拥有郑国，而郑忽自从回国。《春秋》不记载，圣人的微妙意图可以知道了。郑忽作为世子，按法应当为君，却被权臣驱逐，被旁支篡位。孔子虽然罪责他没有做君主的道理，但曾经让他做世子。嫡庶的区别不可混乱，兄弟的伦理不可逾越。郑突有大臣的响应，邻国的帮助，篡夺哥哥的君位，而最终立为君主，在位二十多年。虽然说不正，但因为郑忽不贤德的原因，郑国国人拥戴他，诸侯接纳他。所以写“郑伯”，这样就可以看出，居于正位的人尚且不能保全，那么别人就可以夺取了。写“入”，也表明其义不容。
冬季，十一月，鲁庄公会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攻打郑国。
攻打郑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攻打郑忽而接纳郑突。郑突无道篡国，诸侯应当攻打郑突而体恤郑忽，现在反而想驱逐郑忽、接纳郑突，废嫡立庶，罪过太大了。宋公起初接纳郑突，反而被郑突攻打；现在又联合诸侯为郑突攻打郑忽，无道到了极点，不可胜诛，所以不直接书写。会盟攻打郑国，是因为宋公知道接纳郑突是不义的而怀疑他，所以用会盟来召集三国。三国既已会盟，才开始谋划帮助郑突，所以先写会盟于袲地，而后
书伐也。谷梁子曰：“地而后伐，疑辞也。”非其疑也，夫忽、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何疑之有？疑于为义而果于为不义，此《春秋》之所非也。四国伐忽，而齐不之救，所谓卒以无大国之助。
译这是记载讨伐之事。谷梁子说：“先写地名而后写讨伐，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这并非表示对忽与突的是非邪正有所怀疑，因为忽与突的是非邪正本来就很明白，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春秋》所批评的，是对于行义之事犹豫不决，而对于行不义之事却果断坚决。四个国家讨伐忽，而齐国不去救援，这就是所谓最终没有得到大国的援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诸侯相见于郤地曰会，今在其国，非会也。是亦朝也，然大无朝小之理，故亦书曰会。盖去年袲之会，欲伐郑而不果，故此会复谋之。
夏四月，公会宋公、衞侯、陈侯、蔡侯伐郑。
春与曹谋而曹人不肯，今又与陈侯同伐。盖突善结诸侯，故皆为之致力也。宋初伐突者，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归也。突奔而忽归，则不利于宋，故宋公连年伐忽以入突。以此言之，郑国之乱，宋公实为之。故以宋为首恶，蔡入《春秋》以来，与中国盟会侵伐，未尝居陈、衞之下。自此伐郑之后，陈、衞常处其上，何也？盖蔡国迫于楚，于是始服属于楚。圣人恶其首去中国，即夷狄，故抑之而处于陈、衞之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见公勤劳于郑也，公身为弑逆，又兴师动众，连结诸侯，递年伐郑，以乱人之嫡庶，岂亦自为地乎？故书至，以罪之。
冬城向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也。见公本不以诚信结诸侯，惟以诈伪相盟会。虽与四国之君同伐人之国，而其心常恐他国之人加兵于己，是以驱其民先城向以备之。下书十一月，则此乃十月，农功尚未毕也。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齐
衞宣公纳伋之妻，生寿及朔。朔谮其兄伋，因并寿杀之。旣立之后，骄而无礼。二公子之党怨之。朔惧而出奔。天王因治其旧恶而废之，遂立公子黔牟为衞侯。圣人于朔之出奔也，特名以絶之。盖春秋之法，凡诸侯不能嗣守先业，上下乖离，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祸者，皆生名之。朔，齐甥也，故奔齐。观衞风「二子乘舟」，见国人哀思伋寿如此，是以知朔之不安其位，众心去之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黄齐地，此盟本为纪也。纪惧齐之见图，毎为之备，而齐人多诈，故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虑。是以寻盟旣退，鲁遂与齐战于奚。二年之后，齐遂迁纪之三邑，足以知盟之无益，而侵伐随之矣。
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
趡我地与蔑之盟，同彼来而我及之也。夫鲁自七年伐邾之后，至十五年邾人来朝，盖畏公之彊也。至是来为此盟，岂非诸侯有谋邾者，欲求鲁之援故耶？观下文可见。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
二国春方盟会，而夏遽交战。彼以疆事兴师而来，则鲁宜有以谕之。凡战由主人，主人服罪则不战矣。此书「及齐人战于奚」，盖罪鲁也。不书败者，盖鲁败也。奚，我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立二十年，其弟献舞立，是为哀公。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季、蔡侯之弟即献舞也。蔡桓侯无子，莫知谁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陈。今蔡侯卒，国无正嗣，兄终弟及，于经为顺。于是献舞因陈之援而归，故书“自陈归于蔡”，以见其顺而易也。凡书所自之国者，彼国有奉焉，而此因其力以济之也。均为有罪矣，而献舞之归，内外无难，与他归者异，故书“字”以别之。
癸巳▯蔡桓侯
季归不逾月而遽▯其君者，必有他嫌故尔。旣乘丧而归，必欲得王命。于是托以奉王之意，不敢僭諡、僭爵，而请于天子。故天子赐之諡曰「桓侯」也。圣人因而书之，以正名分。且见诸国称公者，皆臣子之私諡也。自周以前，天子诸侯皆无諡也。自文武之后，周公始制其礼。然书称「齐侯吕伋」「鲁侯伯禽」，岂有諡哉？及召康公之后，诸侯始有諡矣。然皆从其本爵而諡之。书称「平王锡晋文侯」是也。由平王以降，诸侯皆不请諡于天子，自僭称公而名分始不正矣。夫私諡称公，公諡称爵，举一，是则诸非可知。「春秋」之法，因贬见襃，因襃见贬，皆在于言外。故读者不可不精心。
及宋人衞人伐邾
此见桓之无信也。夫春与仪父盟于趡，宜其复通前好矣。今乃自背其盟，同宋人、衞人伐之，是诚何心哉？夫宋人者，岂非弑君之党乎？自宋督弑君而贼犹未讨也。夫衞人者，岂非逐君之贼乎？自衞侯见逐而贼犹在国也。今公与他国弑君、逐君之党合
译鲁桓公十六年春正月，鲁桓公与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国相会。
诸侯在边境之地相见称为“会”，如今在曹国境内，本不应称“会”。这也算是朝见，但大国朝见小国不合礼理，所以史书仍记载为“会”。大概是因为去年袲地的会盟，想要讨伐郑国却没有成功，所以这次会盟再次谋划此事。
夏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一起讨伐郑国。
春天与曹国谋划而曹国人不肯，现在又与陈侯一同讨伐。大概是因为郑突善于结交诸侯，所以各国都为他尽力。宋国起初讨伐郑突，只是期望郑突屈服罢了，并不期望郑忽回国。郑突出逃而郑忽回国，这对宋国不利，所以宋公连年讨伐郑忽以便让郑突回国。由此说来，郑国的动乱，宋公实际上是罪魁祸首。所以将宋公列为首恶。蔡国自《春秋》记载以来，与中原各国盟会、侵伐，从未排在陈、卫之下。自从这次讨伐郑国之后，陈、卫常常排在蔡国之上，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蔡国迫于楚国的压力，于是开始服属于楚国。圣人厌恶它首先背离中原各国，归附夷狄，所以贬抑它而将其排在陈、卫之下。
秋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这是为了显示鲁桓公在郑国事务上勤勉辛劳。鲁桓公自身犯下弑君篡位的逆罪，又兴师动众，连结诸侯，连年讨伐郑国，扰乱别人的嫡庶继承秩序，难道也是为了给自己谋取利益吗？所以记载“至”，以此谴责他。
冬，修筑向城的城墙。
《春秋》中有两个向地，这里是鲁国的城邑。这是为了显示鲁桓公本来不以诚信结交诸侯，只是用欺诈虚伪的手段进行盟会。虽然与四国国君一同讨伐别人的国家，但他心里常常担心其他国家对自己用兵，所以驱使百姓先修筑向城来防备。下文记载十一月，那么这应该是十月，农事尚未结束。
鲁桓公十六年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卫宣公纳伋之妻，生下了寿和朔。朔诬陷他的哥哥伋，因而连同寿一起杀害。即位之后，骄横无礼。两位公子的党羽怨恨他。朔恐惧而出逃。周天子趁机惩治他过去的罪恶而废黜他，于是立公子黔牟为卫侯。圣人在记载朔出逃时，特意直呼其名以断绝他。大概《春秋》的法度，凡是诸侯不能继承守成先人基业，上下离心离德，流离失所失去土地，自取奔亡祸患的，都直呼其名。朔是齐国的外甥，所以逃往齐国。看《卫风》中的“二子乘舟”，可见国人哀悼思念伋、寿到了这种地步，因此知道朔不能安于其位，众心已背离他了。
鲁桓公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黄是齐国的土地，这次结盟本是为了纪国。纪国害怕齐国图谋自己，常常为此防备，而齐国人多欺诈，所以进行这次结盟，向纪国表示没有怀疑，使其放松警惕而不考虑防备我们。所以结盟之后，鲁国随即与齐国在奚地交战。两年之后，齐国果然迁移了纪国的三个城邑，足以知道结盟没有益处，而侵伐随之而来。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趡是鲁国的土地，与蔑地的结盟一样，是他们来而我们与之结盟。鲁国自从七年讨伐邾国之后，到十五年邾人来朝见，大概是畏惧鲁桓公的强大。到这时来结盟，难道不是诸侯有图谋邾国的，想要寻求鲁国的援助吗？看下文就可以明白。
夏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两国春天刚刚结盟，夏天就突然交战。齐国因为疆界之事兴师而来，那么鲁国应该有理由晓谕他们。凡是战争由主人发起，主人认罪就不战了。这里记载“与齐人战于奚”，大概是在谴责鲁国。不记载“败”，大概是因为鲁国战败。奚，是鲁国的土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蔡桓侯在位二十年，他的弟弟献舞即位，这就是蔡哀公。
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季是蔡侯的弟弟，也就是献舞。蔡桓侯没有儿子，不知道谁该即位。季于是避居陈国。现在蔡侯去世，国家没有正统继承人，兄终弟及，在经义上是顺理成章的。于是献舞凭借陈国的援助而回国，所以记载“自陈归于蔡”，以显示其顺理成章且容易。凡是记载所从之国的，是因为那国有供奉，而这里凭借它的力量来成就此事。虽然都有罪，但献舞回国，内外没有困难，与其他回国的人不同，所以记载“字”以区别。
癸巳〇蔡桓侯
季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匆忙〇其君主，必定有其他嫌疑缘故。既然乘丧回国，必定想要得到周天子的命令。于是假托奉承天子之意，不敢僭越谥号、僭越爵位，而向天子请求。所以天子赐给他谥号叫“桓侯”。圣人因此记载下来，以端正名分。并且显示各国称公的，都是臣子私立的谥号。自周朝以前，天子诸侯都没有谥号。自文王、武王之后，周公才开始制定这种礼制。然而史书称“齐侯吕伋”“鲁侯伯禽”，难道有谥号吗？等到召康公之后，诸侯才开始有谥号。然而都按照其本爵来谥。史书称“平王赐晋文侯”就是这样。从平王以后，诸侯都不向天子请求谥号，自行僭称公，名分开始不正了。私谥称公，公谥称爵，举出一例，其他的就可以知道了。《春秋》的法度，因贬见褒，因褒见贬，都在于言外。所以读者不可不精心体会。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这是为了显示鲁桓公没有信用。春天与仪父在趡地结盟，理应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现在却自己违背盟约，与宋人、卫人一起讨伐邾国，这究竟是何居心呢？那宋人，难道不是弑君的党羽吗？自从宋督弑君以来，贼人还没有被讨伐。那卫人，难道不是驱逐君主的贼人吗？自从卫侯被驱逐以来，贼人还在国内。现在鲁桓公与其他国家弑君、逐君的党羽合
心同党，以伐同盟之邻国，则公之恶不容于世矣。圣人不书公而止书及者，以桓之罪显然如此，千载之下皆知其与宋人、衞人伐邾者，鲁侯也，不必斥言之。
译如果内心与党羽同流合污，去讨伐与鲁国结盟的邻国，那么鲁公的恶行就不被世间所容了。圣人不在史书中直书“公”字，而只写“及”字，是因为桓公的罪过如此明显，千载之下的人们都知道那个与宋人、卫人一起讨伐邾国的人就是鲁侯，不必再直言斥责了。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无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盖若始而终也。按长厯，是庚午而不书日者，因旧史也。凡日食，皆所以警惧人君，而先儒以为正阳之月则忌。呜呼，岂有他月而不忌者哉？后世人君不知畏天，而无戒惧之心者，其此言也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此复书王者，圣人悯当时之乱，使弑逆之人卒无明天子、贤方伯讨之，安然久居其位，故于末年书王以谨其罪。且着弑逆之人，虽不见诛于即时，当见诛于岁月；不见诛于其生，当见诛于其死；不见诛于终身，当见诛于万世。此圣人于桓末年书王，所以为后世之戒也。
公会齐侯于泺
艾之会，黄之盟，公虽复与齐通好，而继有奚之战。而此泺之会，公不悟者，蔽于姜氏故也。公之悖乱取弑，足以为后世之戒矣。是会也，夫人预焉而不书者，公初不与夫人偕行，旣而夫人自鲁来会齐侯，而公因与之俱如齐也。然则公非王事而出境逺会，又数失信，是乃所以自取祸尔，未可以専罪夫人也。泺，齐地，今济南府有泺水是也。
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不言及而言与者，春秋之法，以内及外，以上及下，以尊及卑，以中国及夷狄，皆以及者为主，而与者不相属之辞也。今公不能制姜氏，乃与之同如齐，故变文示法，以不相属之辞书之，以见公之如齐，非公之志，夫人之志也。书与以示夫人之志者，明弑桓之罪在夫人也。其曰遂如齐者，以见公本会齐侯于泺，以夫人继至，遂与以偕行，公之所遂，遂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齐侯与姜氏通，公谪之。姜氏以告齐侯，齐侯使公子彭生贼公。书曰“薨于齐”，而不书所薨之故，不忍言也。所以养臣子之志，而厉忠孝之心也。夫桓公弑君而篡其位，卒不免见杀于人，而不以讨贼之辞加之者，齐侯但杀鲁君尔，不讨其弑隠之罪也。故圣人亦据而书之，所以絶篡弑无已之乱也。盖桓公虽弑立，而齐尝与之盟会，与之侵伐，与之婚姻，平居相好，称为邻国。若忿怒相杀，则曰“吾讨贼矣”，是启乱召祸，开相杀之门。故圣人原情定罪，不以弑贼讨之，所以豫防无已之乱也。公薨于他国，则当书其丧之至。然桓公内不能制其夫人，外见杀于齐侯，生而往，死而归。鲁国臣子之心，宜何如哉？丧在于外，必至于内，然后能葬。故书“公之丧至自齐”，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何则？泺之会不书夫人出者，以遂如齐见之也。丧之至不书夫人入者，以孙于齐见之也。不与其出，不与其入，圣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
十七年冬，郑高渠弥弑昭公忽，而立公子亹。是年秋，子亹会齐侯于首止，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于是祭仲立昭公之弟子仪为君。而《春秋》皆没而不书者，以突为郑伯故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称我君别，外丧也。九月而葬，慢也。辟土服逺，曰桓。此鲁之臣子私諡也。夫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为人臣子，而不能衞其君父，乃至见弑于人，又纵贼不讨，忍耻以葬之，则虽葬犹不葬也。故必待贼旣伏诛，然后书葬，所以少寛臣子之责，而示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也。今桓公见弑于齐，《春秋》不着讨贼之文，而遽书其葬者，此《春秋》之变例，圣人之微防也。盖《春秋》责臣子以讨贼者，以为可讨而不讨也。至其所不能必讨者，圣人亦无责焉，忠恕之道也。夫以鲁视齐，齐为强，又非鲁之臣。如欲讨贼，则必至于侵伐，以伤其人民，争夺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讐未必能复，而先君之土地先已危亡，无辜之人民先已残贼，则其为害于我，又有甚于不讨贼之耻也。况擅动干戈以伐人之国，王法所不容乎？故鲁之臣子，圣人非不责之，但责以其君见杀于他邦，不责其必讨强齐。此《春秋》所以曲尽人情之难，而深虑危亡之必至也。
春秋集注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八
宋 高闶 撰
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公上不受于
译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鲁桓公在位十五年而日食两次，大概是象征有始有终。查考历法，这一天是庚午日，但史书不记载具体日期，是沿袭旧史的体例。凡是日食，都是用来警戒畏惧君主的，而先代儒者认为在正阳之月（指夏历五月，此处借指重要月份）则尤其忌讳。唉，难道其他月份就不忌讳吗？后世君主不知道敬畏上天，没有警戒畏惧之心，大概就是因为这种说法吧。
鲁桓公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
这里再次书写“王”字，是圣人怜悯当时的动乱，让弑君叛逆之人最终没有明君、贤能的方伯去讨伐他们，安然长久地占据其位，所以在鲁桓公末年书写“王”字以谨慎地追究其罪责。并且表明弑君叛逆之人，虽然当时没有被诛杀，应当在岁月流逝中被诛杀；生前没有被诛杀，应当在死后被诛杀；终身没有被诛杀，应当在万世中被诛杀。这是圣人在鲁桓公末年书写“王”字，用来作为后世的警戒的原因。
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
艾地的会盟、黄地的结盟，鲁桓公虽然再次与齐国通好，但接着又有奚地的战事。而这次泺地的会盟，鲁桓公没有醒悟，是被姜氏蒙蔽的缘故。鲁桓公悖乱取死，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了。这次会盟，夫人参与但没有记载，是因为鲁桓公起初没有和夫人一起出行，后来夫人从鲁国来会见齐侯，鲁桓公于是和她一起前往齐国。既然鲁桓公不是因王事而出境远会，又多次失信，这是自取祸患的原因，不可以专门归罪于夫人。泺，是齐国的地名，现在济南府有泺水就是这里。
鲁桓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不写“及”而写“与”，是《春秋》的法则，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尊到卑，从中国到夷狄，都用“及”字，以“及”字的一方为主；而“与”是不相隶属的用语。现在鲁桓公不能制约姜氏，竟然和她一同前往齐国，所以改变文字以示法度，用不相隶属的用语来记载，以表明鲁桓公前往齐国，不是鲁桓公的本意，而是夫人的意愿。书写“与”来显示夫人的意愿，是明确弑杀鲁桓公的罪责在夫人。说“于是前往齐国”，是表明鲁桓公本在泺地会见齐侯，因为夫人随后到达，于是和她一起同行，鲁桓公所顺从的，是顺从夫人。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齐侯与姜氏私通，鲁桓公责备她。姜氏把这件事告诉齐侯，齐侯派公子彭生杀害了鲁桓公。史书只写“在齐国去世”，而不写去世的原因，是不忍心明说。这是为了培养臣子的志向，激励忠孝之心。鲁桓公弑君篡位，最终难免被人所杀，但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加在他身上，是因为齐侯只是杀了鲁国国君，并没有讨伐他弑杀鲁隐公的罪行。所以圣人也据实记载，用来断绝篡弑不止的动乱。大概鲁桓公虽然弑君自立，但齐国曾与他盟会，与他侵伐，与他联姻，平时相处友好，称为邻国。如果愤怒相杀，就说“我讨伐贼人”，这是开启动乱招致祸患，打开互相杀戮的大门。所以圣人推究情由定罪，不用弑贼的罪名讨伐他，用来预先防止无止境的动乱。鲁桓公在他国去世，就应当记载其灵柩的运回。然而鲁桓公对内不能制约夫人，对外被齐侯杀害，活着前往，死后归来。鲁国臣子的心意，应当如何呢？灵柩在外，必须运回国内，然后才能安葬。所以记载“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夫人的罪责不言自明。为什么呢？泺地会盟不记载夫人出行，是因为“于是前往齐国”已经体现了；灵柩运回不记载夫人回国，是因为“孙于齐”（指夫人留在齐国）已经体现了。不认可她的出行，不认可她的回国，圣人的用意微妙啊。
秋季七月。
鲁桓公十七年冬天，郑国高渠弥弑杀昭公忽，立公子亹为国君。这一年秋天，子亹在首止会见齐侯，高渠弥辅佐。七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于是祭仲立昭公的弟弟仪为国君。而《春秋》都隐没不记载，是因为突是郑伯的缘故。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鲁桓公。
称“我君”以区别，是外丧。九个月才安葬，是怠慢。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称为桓。这是鲁国臣子私定的谥号。按照《春秋》的法则，国君被弑而贼人不被讨伐，不记载安葬。认为作为臣子，不能保卫君父，以至于被弑杀，又放纵贼人不讨伐，忍辱含耻地安葬他，那么即使安葬也如同没有安葬。所以必须等待贼人已经被诛杀，然后才记载安葬，用来稍微宽缓臣子的责任，并显示君父的仇敌不与共戴天。现在鲁桓公被齐国杀害，《春秋》没有记载讨伐贼人的文字，却立即记载安葬，这是《春秋》的变例，圣人的微妙防范。大概《春秋》要求臣子讨伐贼人，是因为可以讨伐而不讨伐。至于那些不能一定讨伐的，圣人也不责备，这是忠恕之道。以鲁国看待齐国，齐国强大，又不是鲁国的臣属。如果想要讨伐贼人，就必然导致侵伐，伤害百姓，争夺导致社稷灭亡。君父的仇怨未必能报，而先君的土地先已危亡，无辜的百姓先已残害，那么对我国的危害，比不讨伐贼人的耻辱更严重。况且擅自动武攻打别国，是王法所不容许的。所以鲁国的臣子，圣人并非不责备他们，只是责备他们国君被他国杀害，不责备他们必须讨伐强大的齐国。这是《春秋》之所以详尽体察人情的艰难，而深思危亡必然到来的原因。
《春秋集注》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八
宋 高闶 撰
庄公一
元年春天，周王正月
鲁庄公即位，上面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