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二十一
内，非蛮夷外国也。今晋之于衞，同为列国尔。晋辄放其有罪之臣于衞，是鄙衞也，是直以蛮徼待吾同列之国也。衞人受晋之逐臣而不辞，岂亦迫于大国之势欤？按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晋人将薄秦人于河，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至是，晋人讨不用命者，乃放胥甲于衞。夫胥甲、赵穿之罪一也，放甲而舎穿，是政之不一也。以非其罪，故特加父字以别之，异乎蔡之公孙猎也。晋主诸侯而内讨如此，又安能正鲁？
译卫国，并非蛮夷外国。如今晋国对于卫国，同为诸侯列国罢了。晋国将犯有罪行的臣子放逐到卫国，这是轻视卫国，这是直接把蛮荒边境的待遇施加于与我们同列的国家。卫国接受晋国放逐的臣子而不推辞，难道也是迫于大国的威势吗？查考鲁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晋国人打算在黄河边逼近秦军，胥甲、赵穿在军营门口呼喊说：“把敌人逼入险地，是不勇敢的表现。”于是作罢。到了这时，晋国人讨伐不服从命令的人，于是将胥甲放逐到卫国。胥甲、赵穿的罪行是一样的，放逐胥甲而宽恕赵穿，这是政令不统一。因为并非他的罪行（如此严重），所以特意加上“父”字来区别他，这与蔡国的公孙猎不同。晋国作为诸侯盟主，对内讨伐尚且如此，又怎么能纠正鲁国呢？
公会齐侯于平州
春秋凡簒立者，诸侯一与之会，则他国不得复讨，遂列于诸侯之会，而以成君书之罪诸侯也。非有王命，则国人亦不得讨之，恐滋乱也。此当时大概然尔。今宣公与齐侯，虽同恶相济，然实公欲为此会，而不书及者，讨贼之辞也。凡乱臣贼子，必深絶其党，而为恶者孤矣，故书会而不言及。
公子遂如齐
此又如齐者，谢得会也。前年，公子遂与叔孙得臣如齐，请于齐侯，归弑其君，出其母，而立宣公。今年，公子遂得为公冒丧逆女，季孙行父又为之纳赂，请会。齐惠公新遭弑逆之变，而助成弑嫡之谋，不念出姜之戚，而继为丧婚之好，贪取济西之赂，而遂定簒者之位，废君臣、兄弟、夫妇之义，是谓以乱济乱者也。昔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可谓具臣矣。然则从之者与？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公子遂与季孙行父、叔孙得臣居大臣之位，相与周旋于簒夺之事，曾具臣之不若。当时庶几于孔子之言者，帷叔仲彭生耳。自是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鲁君遂失其民，此《春秋》所以尽其辞也。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此专罪齐也。宣公不义得国，故以先君封界之田赂齐，此吾国之恶。圣人为之辞曰：「齐人取之云尔。」若非我予之也，齐受簒逆之赂而助之，则其恶尤大。春秋讨贼，尤严于利。其为恶而助之者，所以孤其党也。虽非强取，要亦不义而得之。所谓「非其有而取之，曰盗也」。鲁国本非宣公之所有也。不义得国，宜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其不书「公纳赂者」，与郑伯假许田同义。桓、宣之计，若出一轨。春秋志之，以见世平则正，与法皆胜；世变则乱，与赂偕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诸？
秋邾子来朝
首朝簒逆之贼，此不待贬絶也。故与滕侯朝桓之文异。公羊子曰：「其余从同，同此类是也。」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
十五年，扈之会，晋将为鲁讨齐。十七年，晋以诸侯之师伐宋，以讨弑君之罪，皆取赂而还。于是郑伯以晋为不足与，遂受盟于楚。此虽晋有以取之，然郑遽背中国而即夷狄，又同楚子加兵陈、宋，是助夷狄以攻中国也。罪不胜诛，故称楚子而人郑伯，所以甚郑伯之罪也。非与楚子也。两书侵者，所以深罪郑伯此举之不义也。既正此师为不义，然后中国之师可举矣。
晋赵盾帅师救陈
赵盾先自帅师救陈，而后致中国同伐郑也。然郑人连楚以侵陈与宋，则晋何为独救陈？曰：楚、郑之兵，主在于陈，因加于宋。晋人逾宋而救陈，救陈而师退，是救宋也。故举救陈则及宋，举救宋则不及陈矣。
宋公、陈侯、衞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伐郑。
此言赵盾救陈之师也。会晋者，着诸侯为盾所致也。不曰「会晋赵盾」者，不与其以卑致尊也。若列数诸侯而会赵盾，则是诸侯会大夫之辞尔。故止称师焉。师众可以敌诸侯矣。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诸侯可得而专也。诸侯专之犹不可，况大夫乎？自隐桓以来，诸侯无大小，皆专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无内外，皆专而行之。棐林之会，天下之事，中国之政，皆在赵盾矣。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
崇在西土，秦与国也。晋方病楚，而欲得秦，赵穿曰：“我侵崇，崇急，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鸣呼，此谬计也！岂有欲求成而反加兵于他人之国乎？适足以众晋之敌尔。夫其谋之迂如此，而当国者亦岂不为之裁正而从之乎？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权，托于伐国以用其众尔。故书“侵”以着其罪。
晋人宋人伐郑
宋人怨郑伯与楚子之侵我也，复请晋伐郑。晋亦以前救之无功也，遂连兵伐之。夫晋以贪赂致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责，乃谋动干戈于外，以遂宋之复怨。况宋人弑君，岂可与之合兵乎？故虽讨得其罪，亦皆贬而人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贬绩，获宋华元。
大棘，宋地。春秋二十四战，主客并书，帅
译鲁宣公在平州与齐侯相会。
《春秋》中凡是篡位自立的人，只要诸侯中有一个人与他相会，那么其他国家就不能再讨伐他，于是他就得以列入诸侯的会盟之中，而《春秋》以“成君”的名义记载他，这是为了归罪于那些诸侯。如果没有天王的命令，那么国内的人也不能讨伐他，是担心滋生祸乱。这是当时的大致情况。如今宣公与齐侯，虽然同恶相济，但实际上是宣公想要举行这次会盟，而《春秋》不写“及”字，这是讨伐贼臣的措辞。凡是乱臣贼子，必须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这样作恶的人就会孤立，所以记载会盟而不说“及”。
公子遂前往齐国。
这次又前往齐国，是为了感谢得以会盟。前年，公子遂与叔孙得臣前往齐国，向齐侯请求，让他弑杀国君，驱逐他的母亲，并拥立宣公。今年，公子遂得以在国君丧期迎接新娘，季孙行父又为他进献贿赂，请求会盟。齐惠公刚刚遭遇弑君之变，却帮助促成弑杀嫡子的阴谋，不念及驱逐姜氏的悲哀，反而继续建立丧婚之好，贪图济西的贿赂，从而确定了篡位者的地位，废弃了君臣、兄弟、夫妇的道义，这叫做以乱助乱。从前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大臣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那么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具备臣子资格的人。那么他们随从君主作恶吗？回答说：“弑父与弑君，他们也不会随从。”公子遂与季孙行父、叔孙得臣身居大臣之位，互相周旋于篡夺之事，连具备臣子资格的人都不如。当时差不多符合孔子言论的，只有叔仲彭生罢了。从此禄位离开公室，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鲁君于是失去了民心，这就是《春秋》极力表达辞意的原因。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西的田地。
这是专门归罪于齐国。宣公不义地取得国家，所以用先君封界的田地贿赂齐国，这是我们国家的恶行。圣人为此措辞说：“齐国人夺取了它罢了。”好像不是我们给予的一样，齐国接受篡逆的贿赂而帮助他，那么他的罪恶就更大。《春秋》讨伐贼臣，尤其严厉对待利益。那些作恶并帮助他的人，是为了孤立他们的党羽。虽然不是强行夺取，终究也是不义而得。所谓“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夺取，叫做盗窃”。鲁国本来就不是宣公所有的。不义地取得国家，理应不能保住他的土地，所以不说“我”。不记载“公进献贿赂”，与郑伯借许田的意义相同。桓公、宣公的计谋，如同出自同一轨道。《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世道太平则正道与法度都能取胜；世道变迁则混乱，与贿赂一同盛行。自然的征兆，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秋天，邾子来朝见。
首先朝见篡逆的贼臣，这不需要贬斥断绝。所以与滕侯朝见桓公的文辞不同。《公羊传》说：“其余跟随相同，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
十五年，扈地的会盟，晋国将为鲁国讨伐齐国。十七年，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宋国，以讨伐弑君的罪行，都索取贿赂后返回。于是郑伯认为晋国不值得与之交往，就接受了楚国的盟约。这虽然是晋国有招致的原因，然而郑国迅速背离中原而依附夷狄，又与楚子一起对陈、宋用兵，这是帮助夷狄攻打中原。罪恶多到无法用诛杀来抵偿，所以称楚子而称郑人为“人”，用来加重郑伯的罪责。并不是与楚子并列。两次都记载“侵”，用来深责郑伯此举的不义。既然判定这支军队为不义，然后中原的军队才可以举兵。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赵盾先自己率领军队救援陈国，然后招致中原各国一同讨伐郑国。然而郑人联合楚国侵犯陈国和宋国，那么晋国为什么独自救援陈国？回答说：楚、郑的军队，主要目标是陈国，进而加兵于宋国。晋国越过宋国去救援陈国，救援陈国而军队撤退，这就是救援宋国。所以举出救援陈国就包括宋国，举出救援宋国就不包括陈国。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会见晋国的军队，讨伐郑国。
这是说赵盾救援陈国的军队。会见晋国，是彰显诸侯是被赵盾招致的。不说“会见晋赵盾”，是不赞同他以卑贱招致尊贵。如果列举诸侯而会见赵盾，那就是诸侯会见大夫的措辞。所以只称军队。军队众多可以匹敌诸侯。征伐出自天子，不是诸侯可以专断的。诸侯专断尚且不可以，何况大夫呢？自从隐公、桓公以来，诸侯无论大小，都专断行事。到了宣公、成公以后，大夫无论内外，都专断行事。棐林的会盟，天下的事务，中原的政令，都在赵盾手中了。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崇国在西土，是秦国的盟国。晋国正苦于楚国，而想要得到秦国，赵穿说：“我侵犯崇国，崇国危急，秦国必定救援它，我们借此求和。”唉，这是错误的计谋！哪有想要求和反而对别人的国家用兵的呢？这足以增加晋国的敌人罢了。他的谋略迂腐到如此地步，而当权的人难道不为他裁正而听从他吗？大概赵穿已有叛逆之心，想要得到兵权，借讨伐他国来使用他的军队罢了。所以记载“侵”来彰显他的罪责。
晋国人、宋国人讨伐郑国。
宋国人怨恨郑伯与楚子侵犯我国，再次请求晋国讨伐郑国。晋国也因为以前救援没有功效，于是联合出兵讨伐。晋国因为贪图贿赂导致诸侯背叛，不能退而自责，反而谋划在外动武，以满足宋国的报复怨恨。何况宋国人弑君，怎么能与他们联合出兵呢？所以虽然讨伐得到了他们的罪责，也都贬斥称他们为“人”。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抓获了宋国华元。
大棘，是宋国的地方。《春秋》二十四次战争，主客双方都记载，率领
师者惟此及哀二年赵鞅、罕达而已。夫主于伐人，则书帅师，此主与客无辨，何也？盖郑公子归生兴师伐宋而来，不称伐者，背中国即夷狄，为楚来，无以为辞，曲在郑也。然元年秋，郑人与楚子侵宋，宋公既为棐林之役以报之，是冬又与晋人伐郑，一役而两报之，遂起此役。今郑师之来，宋当明大义以谕之，否则慎固封守，使郑不得而犯焉。华元乃遽帅师出，与之战，于是三军大败，以至见获，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国而已。以见中国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残如此，故两书帅师以恶之。书宋之及，又书宋败，深罪其不当与之战也。上书宋华元矣，下云“获华元”可也，复云“宋”者，以国系之，重其以国事获也。
译《春秋》记载的“师者”，只有这里以及哀公二年的赵鞅、罕达而已。如果主旨在于讨伐他人，就会记载率领军队，这里主客不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郑国公子归生兴兵讨伐宋国而来，不称“伐”，是因为背离中原而亲近夷狄，为楚国而来，没有正当的理由，理亏在郑国。然而鲁隐公元年秋天，郑国人同楚子侵犯宋国，宋公已经通过棐林之战来报复他们，这年冬天又同晋国人讨伐郑国，一次战役就报了两次仇，于是引发了这次战役。现在郑国军队前来，宋国应当阐明大义来晓谕他们，否则就谨慎坚固地防守边境，使郑国无法侵犯。华元却匆忙率领军队出战，与他们交战，于是三军大败，以至于被俘，不能效死尽忠，只是徒然耗尽民力、羞辱国家罢了。由此看出中原各国因为夷狄的缘故而自相残杀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双方都记载“帅师”以表示谴责。记载宋国的“及”，又记载宋国战败，是深深谴责他不应当与郑国交战。上文已经写了宋国华元，下文说“俘获华元”就可以了，再次提到“宋”，是将华元与国家联系起来，加重他因国家事务而被俘的罪责。
秦师伐晋
此秦之师，由晋侵崇以起之，则恶在晋，故秦称师，称伐，见此师之出有名也。一侵一伐，而秦晋之曲直可见矣。圣人诛赵穿之意，亦明矣。
夏晋人宋人衞人陈人侵郑
郑为楚伐宋，败其师，获其大夫。晋赵盾兴诸侯之师，将为宋讨郑，而不果者，非力不足，理曲故也。晋惟以取赂释宋，不讨，以至于此。故春秋着其失，覊者之义，既贬而人之，又书侵以恶，之所以甚赵盾也。盾执晋政，以主诸侯，而二扈之盟，贪宋齐之赂，纵大恶而不治，勤诸侯而无功。故郑伯以晋为不足，与道楚以伐陈、宋。自是楚与晋争，晋不能竞，反有弑逆之祸。于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问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诸侯以晋为盟主，而晋国之政在赵盾。盾之专制诸侯，几二十年矣。天下惟知晋之有赵盾，而不知有灵公也。灵公虽不德，亦不堪盾之专权，故有杀盾之志焉。盾欲出奔，而未越境，其族子赵穿遂弑灵公，而盾即复其位，不复讨贼。然则盾之臣节安在哉？故圣人原其情而书之曰：「赵盾弑其君夷臯，而不使赵穿尸其罪也。」诚使赵穿尸其罪，则奸臣伪亡诈窜，而隂使人弑其君者遂得以免其罪矣。夫弑君之罪，岂可计免乎？况盾又使穿逆成公，则其迹嫌矣。故圣人正赵盾之罪，以戒天下后世专权怀姧之臣也。善乎西晋陈泰能明此义也。方高贵乡公之见弑也，抽戈者成济，倡谋者贾充，而当国者司马昭也。昭虽流涕问策于陈泰，泰曰：「惟斩贾充可以少谢天下尔。」昭问其次，意在济也。泰以为有进于此，不见其次，盖指昭也。然则赵穿弑君而盾为首恶，春秋之大义明矣。以此为坊，而邓扈乐之徒犹蒙归狱而受戮。灵公立十四年，赵盾使赵穿逆襄公之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不书葬者，贼不讨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诸侯为天王崩，斩衰，而鲁本不当郊，因丧纪而不郊，可也。今所以不郊者，非为天王崩也，牛口伤而改卜，而牛又死故也。且公弑君簒立，无天道矣，岂足对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伤或死，此天示变以警公也。三望本因郊而设，既不郊，则三望之礼不备矣。夫鲁僭郊礼久矣，隐、桓、庄、闵不书者，圣人不敢无故斥言君父之过，故因变异而言也。
葬匡王
前期而葬者，简也。且以着王室之防，罪诸侯之不王也。
楚子伐陆浑之戎
僖二十二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使杂居中国，而天子置之不问。至是，楚子兴兵来讨其罪，故称“伐”，以见中国之不自正也。然楚自南海长驱中原，观兵周疆，定王使人郊劳，辄敢问鼎之轻重。虽有窥周室之心，而不敢辄动，以先王之泽未竭，夷狄犹有畏义之心焉。故称本爵，以正其狂僭之罪，而不书“问鼎”者，盖私问之也。
夏楚人侵郑
按《左传》晋侯伐郑，郑与晋平，而经独书“楚人侵郑”。者，书“楚人侵郑”，则知郑复从晋也。郑本以晋不足与，而从楚，今晋成公初立，而复从晋，是郑伯之反正也。故独书“楚人侵郑”，以抑夷狄之强。
秋赤狄侵齐
曰赤狄者见狄之种类已分矣
宋师围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武氏以曹师作乱，圣人削而不书。此年围曹，以报武氏之乱，而书之者，夫武氏之乱，非曹人所致也。宋人不能反躬自治，内睦九族，而兴兵以围人之国，不亦左乎？盖宋惟有不赦之罪，故书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
葬郑穆公
观其葬之速，则知其礼之不备也。且着其臣子私諡之罪。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相怨，而郯乃鲁婚姻之国，故公及齐侯平之。公欲为郯平莒，而挟齐以为重，非平之道，此莒之所以不服也。肯者，心以为然而后从之者也，此见公之义不足以服莒之心矣。曰：莒人又见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及齐侯者，以公为主；及郯者，以莒为主。齐鲁二大
译秦国军队讨伐晋国。
这支秦国的军队，是因为晋国侵犯崇国而引发的，那么过错在晋国，所以秦国称为“师”，称为“伐”，以此显示这支军队出师有名。一次侵犯，一次讨伐，秦晋之间的曲直便可见了。圣人谴责赵穿的用意，也就明白了。
夏天，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郑国因为楚国讨伐宋国，打败了楚国的军队，俘获了楚国的大夫。晋国的赵盾召集诸侯的军队，想要为宋国讨伐郑国，却没有成功，这不是力量不足，而是道理上理亏的缘故。晋国仅仅因为索取贿赂而释放宋国，不进行讨伐，才导致这样的局面。所以《春秋》记载其过失，对于被拘禁的人，既贬斥称“人”，又记载“侵”来憎恶他，以此来极度憎恶赵盾。赵盾执掌晋国政事，主持诸侯盟会，而在二扈的盟会上，贪图宋国和齐国的贿赂，放纵大恶而不惩治，劳顿诸侯却无功而返。所以郑伯认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与楚国一道讨伐陈国、宋国。从此楚国与晋国相争，晋国不能与之抗衡，反而发生了弑君作乱的祸患。于是楚国更加放肆，第二年就有了询问九鼎轻重的事情。
秋天九月乙丑日，晋国的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
诸侯以晋国为盟主，而晋国的政事掌握在赵盾手中。赵盾专断诸侯政事，将近二十年了。天下只知道晋国有赵盾，却不知道有灵公。灵公虽然不道德，也受不了赵盾的专权，所以有杀赵盾的念头。赵盾想要出逃，但还没有越过国境，他的族侄赵穿就弑杀了灵公，而赵盾随即恢复了他的职位，不再讨伐贼人。那么赵盾作为臣子的节操在哪里呢？所以圣人推究其情由而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而不让赵穿承担罪责。如果真让赵穿承担罪责，那么奸臣假装逃亡、诈称潜逃，而暗中派人弑杀国君的人就能免除罪责了。弑君的罪过，难道可以计算免除吗？况且赵盾又派赵穿迎立成公，那么他的行迹就令人怀疑了。所以圣人判定赵盾的罪责，来警戒天下后世专权怀有奸邪的臣子。西晋的陈泰能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好啊。当高贵乡公被弑杀时，动手的是成济，出谋划策的是贾充，而当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虽然流泪向陈泰询问对策，陈泰说：“只有斩杀贾充才能稍微向天下谢罪罢了。”司马昭询问其次的人选，意在成济。陈泰认为有比这更严重的，没有提及其次的人选，大概是指司马昭。那么赵穿弑君而赵盾是首恶，《春秋》的大义就明确了。以此为准则，而邓扈乐之徒还蒙受归罪而受戮。灵公在位十四年，赵盾派赵穿从周王室迎回襄公的弟弟黑臀，立他为君，这就是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贼人没有被讨伐。
冬天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
第三年春天，周历正月，用于郊祭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又死了，于是没有进行郊祭，但仍然进行了三望之祭。
诸侯为周天子驾崩，穿斩衰丧服，而鲁国本来就不应当进行郊祭，因为丧事而不进行郊祭，是可以的。现在之所以不进行郊祭，不是因为周天子驾崩，而是因为牛口受伤而改卜，牛又死了的缘故。况且国君弑君篡位，没有天道了，哪里配得上面对上天呢？祭天的牛，有的受伤，有的死亡，这是上天显示灾变来警示国君。三望之礼本来是依附于郊祭而设立的，既然不进行郊祭，那么三望之礼就不完备了。鲁国僭越郊祭之礼已经很久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不记载，是因为圣人不敢无故斥责君父的过错，所以借由灾变来言说。
安葬周匡王。
提前安葬，是简慢。而且以此彰显王室的衰微，罪责在于诸侯不尊崇天子。
楚子讨伐陆浑之戎。
僖公二十二年秋天，秦国、晋国将陆浑之戎迁到伊川，让他们杂居在中国，而天子置之不问。到了这时，楚子兴兵来讨伐他们的罪过，所以称为“伐”，以此显示中国不能自我匡正。然而楚国从南海长驱直入中原，在周朝边境展示武力，定王派人到郊外慰劳，竟然敢询问九鼎的轻重。虽然有窥视周室的心思，但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先王的恩泽还未耗尽，夷狄还有畏惧道义的心。所以称其本爵，以纠正其狂妄僭越的罪过，而不记载“问鼎”，大概是私下询问的。
夏天，楚国人侵犯郑国。
按照《左传》，晋侯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而《春秋》只记载“楚人侵郑”。记载“楚人侵郑”，就知道郑国又跟随晋国了。郑国本来因为晋国不值得依靠，而跟随楚国，现在晋成公刚即位，又跟随晋国，这是郑伯的反正。所以只记载“楚人侵郑”，以抑制夷狄的强势。
秋天，赤狄侵犯齐国。
称为赤狄，是显示狄人的种类已经分化了。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
宋文公即位三年，武氏凭借曹国军队作乱，圣人削去而不记载。这一年包围曹国，是为了报复武氏的作乱，而记载它，是因为武氏的作乱，不是曹国人造成的。宋国人不能反躬自省、治理好自己，内部和睦九族，却兴兵包围别人的国家，不也错了吗？大概宋国只有不可赦免的罪过，所以书法如此。
冬天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
安葬郑穆公。
看其安葬之迅速，就知道其礼仪不完备了。而且彰显其臣子私自定谥号的罪过。
第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国君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纠纷，莒国人不肯，国君讨伐莒国，夺取向地。
莒国和郯国互相怨恨，而郯国是鲁国的婚姻之国，所以国君与齐侯平定他们。国君想要为郯国平定莒国，而挟持齐国以加重分量，这不是平定之道，这是莒国不服的原因。肯，是心里认为对然后才顺从，这显示国君的道义不足以使莒国人心服。说：莒国人，又显示不肯的，不只是他们的国君。与齐侯，是以国君为主；与郯国，是以莒国为主。齐、鲁两大
国，以好平两小国之怨，而且不能，盖信不足故也。不知自反而取邑，以致忿于人，则公之所为亦已甚矣。公既无以得莒，后书郯伯姬来归，则郯亦不能固其好也。虽然，向吾故地，桓十六年城向，是也。其后或入于莒，岂鲁与莒有好而向还莒欤？至此莒不肯平，然后公复取向也。
译鲁国想要平息两个小国之间的怨恨，尚且做不到，这是因为信用不足的缘故。不知道反省自身反而去夺取城邑，从而招致他人的愤怒，那么鲁公的做法也就太过分了。鲁公既然无法得到莒国，后来记载郯国的伯姬前来归嫁，那么郯国也不能巩固它的好意。虽然如此，向地原本是我们的故地，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城，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向地或许被莒国占领，难道是鲁国与莒国交好而向地又归还给莒国吗？到了这时莒国不肯平息争端，然后鲁公才重新夺取向地。
秦伯稻卒
共公立四年其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归生，郑之正卿也。公子宋以染指鼋鼎之故，郑伯将杀之。宋辄与归生谋：「先归生，若即▯姧谋，则宋之恶可遏，灵公亦得而免矣。」既不以告，又惧其谮而从之。虽公子宋手弑其君，而归生为国正卿，纵其为逆，意尤可诛，故特书「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所以教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也。盖《春秋》之作，常施于可疑而不施于所不疑。宋之罪无疑也，归生或疑于可免，故治归生，则宋罪自见，非重归生而轻宋也。以此为坊，后世犹有失身而为逆贼所制，如司马亮、沈庆之辈者。且《传》曰：「慎防。」又曰：「饮食必有讼。」又曰：「戱生患。」又曰：「轻则失巨。」郑伯轻戱于饮食之防，而致杀身之祸。圣人书之，其示来世之意深矣。灵公立一年，郑人立穆公之庶子坚，是为襄公。
赤狄侵齐
以齐之疆，而连年为狄所侵，则惠公之无政可知矣。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狄在齐境，而公往朝之。公之无政，又可知矣。故虽未逾时，而书至以危之，且为明年再如齐起也。
冬楚子伐郑
中国诸侯不问郑国杀君之罪，而夷狄加兵以讨之，故书“楚子伐郑”，所以病中国也。且楚之病郑久矣，侵伐之事，始称荆，次称人，至此称“楚子”，所以深罪郑也。
五年春公如齐
公以不义得国，故亟朝于齐。盖当是时，鲁益以弱，故谨事大国以自固也。
夏公至自齐
公春如齐，而夏至者，以齐人止公，而强为高固请婚也，故书至以危之。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
时，君之女也，故称子，以别之。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为大夫，故大夫无出境亲迎者。高固为齐正卿，而始与鲁为婚，又越境逆女，非礼可知矣。不曰“逆女”者，大夫不敌于诸侯，故但称子。叔姬以见高固之自逆也。齐许之，来鲁与之婚。高固之娶，叔姬之嫁，皆非礼也。
叔孙得臣卒
此公子牙之后，庄叔也。内大夫卒，无不日者，以春秋鲁史，故详之也。仲遂杀嫡立庶，往谋于齐，而得臣有并使之罪，故特不书曰，以谨之。而仲遂之恶不可胜诛，特于绎立义，故文起于此也。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
子叔姬来者，归宁也。归宁，常事，不书。先儒谓壻有反马之礼，是亦常事，不书矣。夫髙固已为齐之正卿，非王事，不当出境。既未娶，而为国卿，又不可以国卿而有新婚反马之礼也。故书齐髙固及子叔姬来，以罪之。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髙固及之也。
楚人伐郑
去冬之伐，称楚子，所以讥郑也。今只称人，又罪其数犯中国也。
春秋集注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二
宋 髙闶 撰
宣公二
六年春晋赵盾衞孙免侵陈
赵盾前会衞侯救陈，今更与衞孙免加兵于其国，故书侵，以正主盟者之罪。虽以陈背晋，即楚亦以晋救之无功故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贼未及讨，则经不复重出其人。圣人之意，以为弑君之贼而使得偷生于嵗月之间，是中国臣子亦复▯其君父，故不复重出其名，所以罪其臣子讨贼之缓，且不忍以大恶之名再见于春秋也。今赵盾弑君，而孙免为衞卿，乃反与之比，以兵加人之国，用见当时习于悖乱，不知君臣大义，直以赵盾为无罪之人。故春狄因其自视若无罪而为之再见于此，所以重其罪也，非赦盾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夏冬无事，而书首月者，存天道王法也。秋螽，书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歴时也。螽为农灾，王道所重，今以月书，则为灾不久，轻于以时书者矣。然而圣人犹书，以示后世者，欲人君知以农为重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孙良夫来盟
此盟乃衞欲为晋致鲁，盖鲁专事齐，未与晋通，故也。何以知之？宣公不义得国，以是自疑，而衞侯任其无咎，故遣良夫来为此盟。然而黑壤之会，公卒见辱，则知是盟之无信也。是盟之无信，亦公自疑贰尔，视下文
译秦伯稻去世。
共公在位四年，他的儿子桓公即位。
夏，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国君夷。
归生是郑国的正卿。公子宋因为染指鼋鼎的缘故，郑伯打算杀他。公子宋就与归生谋划：“如果先下手，如果随即实施奸谋，那么公子宋的恶行就可以遏制，灵公也能得以幸免。”归生既没有把这事告诉郑伯，又害怕公子宋进谗言而听从他。虽然公子宋亲手杀害了国君，但归生作为国家的正卿，纵容他做叛逆之事，其罪意尤其可诛，所以特别记载“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以此来教导天下后世的为人臣者。大概《春秋》的笔法，常施加于可疑之人而不施加于无可疑之人。公子宋的罪责无疑，归生或许疑于可免，所以惩治归生，那么公子宋的罪责自然显现，并非看重归生而轻视公子宋。以此作为防戒，后世仍有失身而被逆贼所制，像司马亮、沈庆之类的人。况且《传》说：“要谨慎防范。”又说：“饮食必有争讼。”又说：“嬉戏生祸患。”又说：“轻慢则失大节。”郑伯在饮食之防上轻慢嬉戏，而导致杀身之祸。圣人记载此事，其警示后世的意义深远啊。灵公在位一年，郑国人拥立穆公的庶子坚，这就是襄公。
赤狄侵犯齐国。
凭借齐国的强盛，却连年被狄人侵犯，那么惠公没有政令可知了。
秋，公前往齐国，公从齐国回来。
狄人在齐国境内，而公前往朝见齐国。公没有政令，又可知了。所以虽然未超过时限，却记载“至”以警示他，并且为明年再次前往齐国作铺垫。
冬，楚子讨伐郑国。
中原诸侯不追究郑国杀君的罪行，而夷狄出兵讨伐它，所以记载“楚子伐郑”，以此来责备中原诸侯。况且楚国怨恨郑国很久了，侵伐之事，起初称“荆”，其次称“人”，至此称“楚子”，以此来深罪郑国。
五年春，公前往齐国。
公因不义而得国，所以屡次朝见齐国。大概当时，鲁国日益衰弱，所以谨慎侍奉大国以自固。
夏，公从齐国回来。
公春天前往齐国，而夏天回来，是因为齐人扣留公，而强迫高固请求联姻，所以记载“至”以警示他。
秋，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当时，她是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以区别于他人。古时候，三十岁才娶妻，五十岁才封爵为大夫，所以大夫没有出境亲迎的。高固作为齐国的正卿，而开始与鲁国联姻，又越境迎娶女子，不合礼制可知了。不称“逆女”的，是因为大夫不敌于诸侯，所以只称“子”。称“叔姬”以显示是高固亲自迎娶。齐国答应，来鲁国与之联姻。高固的娶妻，叔姬的出嫁，都不合礼制。
叔孙得臣去世。
这是公子牙的后代，庄叔。内大夫去世，无不记载日期的，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详细记载。仲遂杀嫡立庶，前往齐国谋划，而得臣有共同出使的罪责，所以特别不记载日期，以谨慎对待。而仲遂的罪恶不可胜诛，特别在绎立义，所以文章从这里开始。
冬，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
子叔姬来，是归宁。归宁，是常事，不记载。先儒说女婿有反马之礼，这也是常事，不记载了。况且高固已是齐国的正卿，非王事，不当出境。既未娶妻，而身为国卿，又不可以国卿而有新婚反马之礼。所以记载齐高固和子叔姬来，以罪责他们。子叔姬不冠夫氏的，是承接上文高固及之。
楚人讨伐郑国。
去年冬天的讨伐，称楚子，以此来讥讽郑国。现在只称人，又罪责其屡次侵犯中原。
春秋集注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十二
宋 高闶 撰
宣公二
六年春，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赵盾先前会同卫侯救陈，现在又与卫孙免对其国用兵，所以记载“侵”，以正主盟者的罪责。虽然因为陈国背离晋国，即使楚国也以晋国救陈无功的缘故。《春秋》的法度，国君被杀而贼人未及讨伐，那么经文不再重复出现其人。圣人的意思，认为弑君之贼而使得偷生于岁月之间，是中原臣子也轻视其君父，所以不再重复出现其名，以此来罪责臣子讨贼迟缓，且不忍以大恶之名再见于《春秋》。现在赵盾弑君，而孙免为卫卿，却反而与他结党，以兵加于人之国，可见当时习于悖乱，不知君臣大义，直以赵盾为无罪之人。所以春狄因其自视若无罪而为之再见于此，以此来加重其罪责，并非赦免赵盾。
夏，四月。
秋，八月，螽灾。
夏冬无事，而记载首月的，是存天道王法。秋螽，记载八月的，因为只有八月有，不是历时的。螽为农灾，王道所重，现在以月记载，则为灾不久，轻于以时记载的了。然而圣人犹记载，以示后世者，欲人君知以农为重也。
冬，十月。
七年春，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
此盟是卫想要为晋招致鲁，大概鲁专事齐，未与晋通，故也。何以知之？宣公不义得国，以是自疑，而卫侯任其无咎，故遣良夫来为此盟。然而黑壤之会，公卒见辱，则知是盟之无信也。是盟之无信，亦公自疑贰尔，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