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注卷一

译“元”这个字，自古以来的天子、诸侯都是这样使用的，并非孔子作《春秋》才开始确立这种体例。然而诸侯的继位君主可以拥有自己的纪年，却不能拥有确立正朔的权力，正朔必须禀承于天子。所以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将正月归属于周王，而将元年归属于鲁国，这是借鲁国史书来确立法度的缘故。“元”的意思是开始。董仲舒说：“把‘一’称为‘元’，是显示伟大的开始，想要从根本上端正。”一旦确立了元年，接着逐年计数，国家存在的久远、新历年的多少，就显然可见了。这是记录久远、明晰长远，可以万世通行的法则。自从秦惠王十四年，因为初次自称王，改称为元年。汉文帝沿袭这个做法，更改了后来的元年。汉武帝又因为特定事件另外建立年号。后世的帝王于是沿袭这种做法，几年更改一次年号，把它当作美事。于是以改元的多少来衡量在位时间的长短，有的甚至在一一年之内改元两三次，又有的在一个国家之中前后出现重复的年号，甚至有的不等到跨年就自己改元，还有的把改年称为改载，这些都是随意妄为。又哪里知道《春秋》书写“元”字的含义，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呢？

译春季，周历正月。

《春秋》依托文字来彰显义理，大旨在于尊崇周王室并以鲁国为主。尊崇周王室，是让天下人知道有天子存在；以鲁国为主，是略写其他诸侯国而详写鲁国，以完备著史的体例。既然以鲁国为主，所以在“元年春”之下书写“王正月”，如果是周史就不会再称“王”了。然而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正月并非春季。圣人大概是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实行夏历，是万世不变的法度。在圣人的门徒中，只有颜回一人足以懂得这个道理。后世不懂得时势的变化，如秦始皇以建亥之月为正，魏明帝以建丑之月为正，唐武则天以建子之月为正；有的以正月为建寅之月，直到十二月为建丑之月；又有以正月为一月，直到十二月为腊月的。这些都是随意妄为的人。圣人痛惜文辞胜过耳目，见闻之事与时世混乱，于是参酌三王的制度而确立为中道。所以《春秋》虽然记载周朝的事，但断代使用夏历。如果一时没有大事，就书写“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表明夏正。根据人们的观察，孟、仲、季都能得其正，可以万世通行。春，是天时；“王正月”，是王正。诸侯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知道“王正月”属于春季，就知道王道就是天道了。《春秋》依据天命来端正王道，称天王来奉行天命，所以先书写“春王正月”，以显示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二百四十二年的事都是天理王道。虽然如此，天下之事不可能全部记载，所以《春秋》常事不书，非常之事才书。隐公即位，这是非常之事，史法应当书写却没有书写，有人说他是“摄政”，有人说他是“让位”。《春秋》是辨别嫌疑、阐明微言的书，深刻考察了隐公的即位。名义上是“为桓公”，但其内心大概是想窃取名位罢了。哪有在十一年间，居住在鲁君的位置，发号施令像鲁君，安然在位，接待天王的聘问，接受滕、薛的朝见，凡他所做的事，看不出他所以“摄政”的理由，也看不出他“让位”的迹象，而实际上已经即位，却只是用这个名义来招致祸乱罢了。圣人不书写，正是为了在开始时就确立王法。大概诸侯的立位，必须由王命。平王以后，王命不行，诸侯的继承都不请示王命。其中接近正道的，只是承受而使其正而已。如隐公、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都是不请示王命而承受使其正的。隐公独不书即位，是因为进入《春秋》的开始，圣人就用王法剥夺他，而大义已经确立了。如果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的例子也不书，那就与继承旧君而不使其正的人没有区别了。所以这五位公书写即位，是说继承正道而有所承受。如庄公、闵公、僖公，既没有王命，又都是继承旧君而非使其正，所以不书即位，是不正其开始。桓公、宣公、定公书写即位，是彰显他们自立之罪。大概桓公杀隐公自立，宣公接受弑君贼的拥立，定公是被逐君者所拥立，都无王、无君，受什么命呢？想要书写他们自己即位。定公相比宣公，又有不同。《春秋》大致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同而辞异的，也有事异而辞同的，不可以例来拘泥。

三月，鲁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注：邾仪父，《公羊传》《谷梁传》作邾娄仪父；蔑，《公羊传》《谷梁传》作昧。此处采用《左传》】隐公即位，不能自我端正，自称是为桓公而立。内惧诸大夫不喜悦自己，外虑诸属国不服从自己，而邾国作为附庸有不相容之处，于是首先与邾国结盟。结盟，是先王因人情所不免而制定的礼仪，这是嘉礼，不是居丧者所能行的。鲁公既越礼背道而行，等到地位既定，诸侯渐渐依附。到七年就攻打邾国，那么他不信反复的情态就可见了。所以元年先书此盟以揭露他。凡结盟，内为主称“及”，外为主称“防”。说“公及”，是为了责备鲁公。责备鲁公什么呢？既为桓公而立了，又有什么遗憾，而求盟如此急切呢？其不自正之意可见了。邾国，是附庸之国；仪父，是其君的字。《春秋》的法度，周称天王，尊无二也；列国称爵，重王命也；附庸称字，尊命卿也；夷狄称名，降中国也。仪父称字，与萧叔相同，不是尊贵他。秦国起初是附庸，也称秦仲罢了。蔑，是我国之地。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

这显示郑伯因骨肉之故轻动干戈，而郑国从此用兵不息。克，是战胜之难。以君讨臣，以兄讨弟，而称为克，是多么难啊？以《诗》考之，郑伯不能克制其母，而放纵段在京地；段不义而得众，也不易战胜。然而郑伯起初畏惧人多言，不早点做，最终养成了他的恶，才开始用兵，想强力除掉他。是他处心积虑想战胜段的，只有郑公而已。所以圣人特意改旧史“叔段出奔”的文字，直书“郑伯克段”以罪之。且段本居京，现在在鄢地战胜他，又见郑伯追胜他，是不教导其弟，而忍心以干戈相向，又必穷追之然后已。《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以正人心，为万世人君的训诫。

译段不被称作“弟”，是因为他依仗母亲而背叛兄长；圣人不用“弟”来称呼他，也表明郑伯不把段当作弟弟来养育，而是像对待路人一样对待他，这如同讨伐贼寇的言辞。兄长虽然不像兄长，但段的不像弟弟，又不同于卫国的鱄、陈国的招、宋国的辰、秦国的鍼。圣人同时讥讽他们，表明兄弟之间的道义在这里败坏了。鄢，是妘姓的国家，被郑武公所灭。《国语》说：“鄢的灭亡，是由于仲任。”特意在鄢地记载此事，是为了保存先王建立国家的制度，以此来憎恶郑国。

译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送还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

这是讥讽周天子败坏礼典。隐公即位时不敢自安，所以用桓公去世的消息告知周天子。周天子不能匡正礼典，顺从鲁隐公的心意，就急忙派使者来送还仲子的助丧财物。《公羊传》说：“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意。”大概说对了。君王奉行天道，所以称为天王。一旦失去正道，就会上下颠倒，名分器物混乱，人伦败坏而天理灭绝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终身不变，本来没有再娶的礼仪。然而大夫以下，家中没有主妇则家道不能建立，所以不得已而有再娶的。只有天子诸侯，内廷职官齐备，后夫人去世后可以由人代理治理，又何必再娶呢？惠公再娶仲子，是不合礼的。惠公在春秋之前去世，而周天子到现在才来送助丧财物，是因为隐公即位而替桓公请求的缘故。隐公接受周天子的助丧财物，使周天子陷入不合礼的境地，其罪过可以知道了。不称她为夫人而系于惠公，是说惠公的仲子罢了。《春秋》因为她是非礼的正妻，所以特意纠正其名分而称她为妾。妇人按法没有谥号，只系于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然而众妾不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所以用字配合姓氏，表示不忘根本，并且用来区别同姓。现在周天子不探察隐公的心意，不能明辨自己应当即位的义理，就用夫人的礼仪向下赠送助丧财物给臣子的妾，这是违背天道、扰乱人伦的极致。然而在《春秋》开始的时候，周天子的道义还没有显现，所以“王”字不去掉“天”，而特意贬低他的使者。咺咺，是周天子的宰官。以周天子的尊贵而赠送助丧财物给诸侯的妾，以周天子的宰官而担任赠送妾的使者，所以称其名，又去掉他的爵位和封邑，以显示王不像王。周王的臣子即使微小，尚且不称名，何况是宰官呢？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桓公是宋国人。周天子已经赠送仲子助丧财物，所以隐公畏惧宋国而求和。在宿地结盟，是鲁国的意愿。称“及”，称“人”，都不是卿。即使是微贱的人前往，也是奉君命与他结盟罢了。圣人记载此事，又显示隐公起初与宋国和好，最终却用武力相对，反复无常而不守信。宿，是风姓的国家，地名以宿命名，那么宿国也参与了。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

这显示周王室不兴盛，大臣不守法度。祭伯是周王的臣子，不是因罪而来，所以不能称为奔逃；不是奉命而来，所以不能称为出使。那么为什么来呢？回答说：祭伯来了，鲁国就安定了。隐公即位，这是国家疑虑的时候。如果没有王室的威灵到来，就无法镇抚。当时诸侯的即位，不经过周天子的命令，失去臣子的道义，是王法应当诛杀的。祭伯作为周王的臣子，不能辅佐周王匡正典刑，反而安定鲁侯的地位，颠倒得厉害。所以特意书写“来”以表明用意。凡是周王的臣子，三公称公，卿大夫称爵位，元士称字，中下士称名。《尚书》说：“召公担任保，周公担任师。”又说：“周公位居冢宰。”又说：“于是会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大概六卿中有兼任三公的，就称公，像周、召、毛、毕就是这样。那些不兼任三公以及诸侯入朝担任周王卿士的，周制说：“天子的卿相当于伯爵，天子的大夫相当于子爵男爵，天子的元士相当于附庸。”他们所受的采地既与外诸侯相同，所以他们的名位也如此。像祭伯、凡伯、召伯、渠伯，都是周朝的卿士。刘子、单子、尹子、温子、苏子，都是周朝的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都是周朝的元士。元士相当于附庸，附庸的君主惯例称字，所以如此。中下士称名，刘夏、石尚就是这样。子突也是士，而变文称“王人”，是彰显诸侯违抗王命。刘文公去世，而直接说“刘卷卒”，因为不是列国，所以不称子。那些奔逃被杀的则记录其名，以区别其人，王子瑕、王札子就是这样。那些曾经担任三公，在畿内的，也称公，虢公、虞公、州公就是这样。武氏、尹氏则又彰显他们是世卿。凡是诸侯的大夫由天子任命的，也与天子的元士同样称字，宋孔父、郑祭仲、陈女叔、鲁单伯就是这样。大概诸侯大夫进入京师就称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韩起聘问周王室，自称“晋士起”，灵王听说后说：“韩氏将在晋国昌盛吗？”言辞不失旧制。

公子益师去世。

这是鲁国的卿。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在这里体现君臣的道义。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显示恩情的厚薄。益师是孝公的儿子，众氏。凡是诸侯的卿，一定受命于天子，当春秋时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书写官职。只有宋国因为是王室后裔，得以自行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书写官职。这里称公子，是因为是公子所以被任命为卿。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就用祖父的字作为氏。

二年

这一年闰十二月。考察自古历法虽然不同，但前闰后闰，大约相隔三十二个月。十九年七闰为一章。而杜预的长历，既不符合五年再闰的法度，又不符合归余于终的法度。只是依据春秋经传

译考察日辰晦朔前后与甲子不合，便设置一个闰月。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根据《左传》文公元年的记载说：“这时设置闰三月，是不符合礼制的。”周朝衰微，历法虽然出现偏差，但进入春秋时期九十七年后，《左传》才开始讥讽其失误。由此可知，此前设置闰月，未必都像杜预所说的那样。

译春

《春秋》的法则，凡是正月发生的事就记载为“春王正月”，二月发生的事就记载为“春王二月”，三月发生的事就记载为“春王三月”。如果没有发生大事，就只记载“春王正月”。大概是因为有事则道义体现在事件中，无事则保留天时，仅表明王历而已。天时完备则岁功成就，王道存在则人伦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这次“春防戎”，并非没有事件，却不见具体日月，这是圣人隐晦其辞，因为隐公不能自我端正。平王的正月，而隐公不能自我端正，为什么呢？按照礼制，天子颁布历法给诸侯，诸侯在宗庙告祭朔日，然后颁布政令。隐公想要让位给桓公，好像政令不是从自己发出的，这就是所谓的不能自我端正。

公在潜地会合戎人

犬戎的祸乱，实际上导致了周室的东迁。隐公在居丧期间，没有防备诸侯侍奉周王，却先与戎人会合，这究竟是何居心呢？春天会合而秋天与之结盟，所以先记载这次会合，以显示事情的开端。如果与戎人会合而能以王室为忧，那么即使会合夷狄，也是《春秋》所不厌恶的。看周天子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就知道鲁国与戎人会合结盟，恰恰是给王室留下祸患罢了。这是《春秋》所声讨的。

夏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在妻子身上施行刑罚，以此来治理家庭和国家，是为人君的道理。现在莒子治理国家，不能约束妻子，以至于使她抛弃丈夫离去，这是夫妇双方都失去了正道。接着又擅自用兵侵入别人的国家，强行夺回妻子带回，向国人也无能为力。难道不是夫妇之间本来没有大过错，并非有心决裂的缘故吗？圣人不责备他们夫妇的小过失，而特别厌恶他们擅自兴兵侵入他人国家，所以不显示具体事件，而直接记载“莒人入向”来定罪。这是举出天下的大法，而不是穷究一人的罪恶，并且借此显示向国微弱到了极点。凡是记载“入”的，国家的存亡还不可知；这里记载“入”，向国从此也属于莒国了。宣公四年，鲁国攻打莒国，夺取向国，就是证明。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

《春秋》各国派遣大夫传达命令，必定以“君使”为文辞。至于率领军队，就直接记载“帅师”，而不说“君使”，也没有内外之分的区别，为什么呢？帅师者，就是将领。将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不可以用“使”字来说。军队是凶器，即使是天子使用，还说是执行上天的讨伐，何况诸侯呢？诸侯使用，还说是奉行王命，何况大夫呢？人，何况地位卑微的人呢？极国，是附庸、同姓的国家。现在一个月之间，对外是莒国人，对内是无骇，都用兵侵入别人的国家，这是当时国家无论大小，都专断用兵。无骇不称氏，是因为没有被正式任命。古代五十岁才授爵，成为大夫，而列国的卿都受命于天子。到了春秋时期，王道不行，诸侯自行任命，所以圣人在这里加以辨别。凡是记载“字”的，都是天子任命的卿。凡是记载“族”的，都是诸侯自行任命的。那些没有被任命的，只记载名字而已。

秋八月庚辰日，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唐地，是我的土地，戎人前来，而我与他们结盟。隐公春天与戎人会合，仍然互不信任。秋天又与戎人结盟，以中国礼义之乡，圣人之后，而与戎人杀牲歃血来互相发誓，耻辱也太严重了。所以特意记载日期来谨慎对待。圣人深深责备中国而不怪罪夷狄。不怪罪夷狄，正是为了将他们排除在外。用这种礼制垂示训诫，而后世还有相信尚结赞的甜言蜜语，导致暴兵在坛下兴起，像唐德宗那样。

九月纪裂繻来迎娶女子

《诗经》称“大姒的家在渭水边”，文王娶她，亲自到渭水迎接。又称“蹶父的女儿嫁给韩侯，韩侯在蹶地迎接”。那么诸侯亲自迎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鲁哀公问孔子说：“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好事，继承先圣的后代，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宰，您为什么说太隆重呢？”由此推论，亲自迎娶的礼节，从诸侯到平民，未曾可以废除。派遣三公去迎娶的，只有天子的尊贵而已。纪侯不通晓上下的分别，竟然派遣大夫来迎娶，而鲁国就接受了。所以圣人记载此事，以显示婚姻礼制的败坏。

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春秋》十二位鲁公的女儿出嫁的很多，难道应当一一记载吗？凡是记载的必定有原因。况且女子生下来就希望有所归属，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现在鲁国不认为纪国废除亲自迎娶是不合礼制的，反而让伯姬跟随他们的大夫前往，而没有避嫌。古代后妃夫人亲自养蚕而出郊外，尚且用三棘围起来，大概就是用礼制防范闲杂如此。何况女子远嫁异国，却跟随他们的大夫在道路之中，这难道是礼制吗？齐侯亲自送到讙地，大概知道这一点。那么鲁国对于伯姬，活着时用不合礼制的方式嫁她，死后又被齐侯所辱，不符合父母之邦的道理，失去了亲爱亲人的义理了。

纪子帛与莒子在宻地结盟

这件事虽然详情不详，但已经足以显示莒国和纪国的友好关系了。

十有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这是隐公的夫人。夫人与国君同体，所以国人称她为小君；而她去世，也说薨，以表明平等。先于国君去世就不记载葬礼，以表明顺从。在这里体现了夫妇之义。大概妇人没有外出的行为，应当依附于丈夫的谥号。丈夫的谥号既定，妻子随即去世就称之。先于丈夫而死，就不附祭于宗庙，没有所

译这是“称”的意思。夫人去世有固定的地点，所以不记载地点。虽然如此，鲁隐公最终不会成为国君，必然不能成就其夫人的名分，却以夫人的身份去世。经文称她为夫人并记载其去世，是圣人加上臣子的言辞，以表明正统。

译郑国攻打卫国

郑国发生郑段之乱，郑段的儿子滑逃奔到卫国，卫国人因此出兵攻打郑国。《春秋》对此略而不书，只专门归罪于郑伯攻杀其弟段。如今郑国进行报复性征伐，是有理由的，所以在此处特别指明卫人的罪责。《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那些侵伐、围城、攻入、夺取、灭国之类的事件，都随着具体事情而记录。其中若有善恶轻重的区别，就通过改变文字来显示义理，这是圣人精微的旨意、中庸权衡的方法。然而责备通常落在遭受兵祸的一方，因为对方对自己施加武力，自己就应当引咎自责，用礼义去晓谕对方。如果无法避免，就应当巩固边防，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因愤怒而与之交战，就以交战者为主导，这是断绝祸乱之道。《春秋》凡是记载“伐”的，都是声讨其罪过。郑国因为公孙滑的缘故，对卫国施加武力，如果卫国屈服就可以免祸，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的罪责，自然不可逃避。

三年春天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日月食，有一定的常数。这是精通历法的人所能推算的。而《周官》却记载了拯救日月食的方法。至于《春秋》，又单独记载日食，为什么呢？日，代表君道，却遭受侵害，难道是徒然的吗？必定有原因。《春秋》记载它，措辞必定说“有食之”，这是将过错归咎于人事，而不认为是自然常数。因此君主遇到日食，就应当恐惧反省，而百官只应当修明辅佐。此后不再推究于历数，是因为有“有食之”的缘故。这是《春秋》的深意。后世推求臆测，指出某件事与之相应，就失之偏颇了。刘歆说：“凡是日食有变故，君主能修明政治，那么灾害消除而福至；不能，那么灾害平息而祸生。所以经书记载灾害而不记载其缘故，大概是因为吉凶无常，随着所行的行为而成就祸福。”星辰逾越历度，也是如此。按照《长历》，二月己巳是朔日，这里不记载朔日，是沿用旧史。那么圣人作经，为什么不考证而改正它呢？回答说：“周室衰微，天子不颁布历法，鲁国历法不正确，设置闰月不得其月，月份的大小不得其度，有时在朔日之前，有时在朔日之后。圣人沿用旧史而记载，作为后世的警戒。”

三月庚戌天王驾崩

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薨，是向上坠落的声音。臣子的心，常倚靠君父如山岳。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驾崩，这是天下的大变故。《春秋》是为天下而作的，天下，是天王的天下。天王驾崩，那么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丧礼；而当时诸侯没有再奔丧防乱的礼节，罪恶极大，不可胜诛。所以天王驾崩必定记载，而这里不记载，其用意在于显示诸侯不臣的罪过。平王的世子泄父早死，于是立泄父的儿子林。

夏天四月辛卯，尹氏去世【案：经文，文公、谷梁作尹氏，左传作君氏，这里从公羊、谷梁】

春秋之时，周王臣子自同于列国，与诸侯交往政事，所以趁着他们来奔丧，而记录其去世，以讥讽他们。如尹氏、王子虎、刘卷，都剥夺其爵位等级，不让他们同于外诸侯。而尹氏特别记载“氏”，又是因为其世代继承。古代四民都世代相守而不迁徙，其卿大夫的子孙，也不得抛弃其祖父的事业。年幼则进入小学，年长则进入太学，行为成熟而志向坚定，学业具备而自身修养完善，三十岁而后尝试以事，四十岁而后授予俸禄。世代享有俸禄而不世代担任官职，所以俊杰在位，各种功业都兴盛。等到周室衰微，士人都世代担任官职，凡是公卿大夫的子孙，即使极其不肖，也继承其职位。所以幽王的诗说“尹氏太师”，宣王的诗说“王命尹氏”。那么尹氏世代掌握周朝权柄，由来已久了。其后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都记载为“尹氏”。其最终结局可以鉴戒了。

秋天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这是指明诸侯不供给天王的丧事，礼法的败坏，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特别令人伤痛。武氏也是周王臣子中世代担任官职的人，称“武氏子”，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尚未任命，所以如此。如果说“仍叔之子”，那么其父亲还在，不称使者，太子当丧未即位，未受王命。天王驾崩，诸侯不供给丧事，武氏子应当辅佐新天子，正典刑，以责备诸侯没有臣子之心，却亲自向四国征收，依据其来鲁国而记载，以显示周室微弱，诸侯不赙赠，不敢责备他们，所以不记载天王的崩，而记载求赙。《谷梁传》认为这是交互讥讽的深意，符合圣人的防微杜渐。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凡是外诸侯去世，记载名字，是降于天子。不说薨，是区别内外。先儒说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这是不对的，天子至尊，天下共称曰崩，可以。诸侯称薨，是本国臣子的说法。至于奔丧报告，即使大夫以至于士，都称不禄。史官记载，也都称卒，怎么能确定配合作为品级条例呢？后世司马迁、班固、陈寿等作史，凡有爵位的臣子，都记载为薨，失去了《春秋》的法度。况且悼王是未逾年的天子，尚且记载“王子猛卒”，何况人臣呢？凡是诸侯的去世必定记载，是重视一国的变故。而褒贬的意思，未曾不密寓于其中，所以有记载卒而不记名字，有记载卒而不记月份，都可以惩戒后世。宋穆公立九年将去世，

译等到孔父嘉拥立宋宣公的儿子与夷（即位），于是让孔父嘉的儿子冯出逃到郑国居住，郑国和宋国因此交恶。

译冬天，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春秋》对于与外国的盟会通常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齐国、郑国是大国，它们的盟会关系到征伐的防范，牵系着中原国家的轻重局势，所以记载了。这时郑国已经接纳了公子冯，又担心宋国人图谋自己，所以与齐国结盟作为援助。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遵守信义，屡次相互盟誓，这就是导致祸乱长久的原因。所以记载这次盟会，作为鲁隐公十一年入侵许国的起笔。

癸未日〇宋穆公去世

古代诸侯土地相邻，共同服从王事，就一定有聘问交好的事情。到了国君去世、改换朝代的时候，难道没有吊唁抚恤、赠送助丧财物的礼节吗？《春秋》时代，周王的制度已经灭亡了，只是根据国势的强弱、私情的疏密来施行礼节。所以《春秋》经文中记载诸侯去世的，有一百二十三个，而记载（鲁国前往）吊唁的，有八十八个。大概是因为鲁国前往吊唁的就记载，所以不称“宋穆公去世”而称“宋穆公去世”（注：此处原文逻辑似有省略，意指因鲁国未往吊唁，故直书其卒，不称“弔”），是根据我方而言说对方。现在周天子去世，鲁国都不前往吊唁，却去吊唁宋穆公，可以吗？这是从文字中看出义理，不需要贬斥断绝。《春秋》的法度，诸侯去世称其本爵位，至于吊唁，都举用谥号并惯例称公，是根据会吊者跟随对方国家的私谥来称呼的。凡是谥号必须向天子请求，天子命令有关部门考核其品行事迹，善的就给予善谥，恶的就给予恶谥。所以谥号是天下共同的法度。凭借天子的尊贵而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更改。现在《春秋》时代的诸侯，活着时擅权扰乱常道，无所不为，死后又擅自获取美谥，虽然是其臣子的罪过，但圣人全部如实记载，以显示其不正当。因为善终是大事。死后加上不正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肯这样做吗？所以《春秋》中的谥号，都不符合实际品行，不值得讨论。

《春秋集注》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注》卷二

宋 高闶 撰

鲁隐公二年

四年

周桓王即位

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杞国是两位先王的后裔，周武王攻克商朝后，寻找夏朝的后代，找到了东楼公，封他在杞国，以宾客之礼相待，即使是天子也不敢把他当作臣下。而莒国人竟敢用武力攻打他的国家，夺取他先君所守护、天子所分封的土地，这是王法应当诛讨的。查考鲁隐公二年，莒国人侵入向国，而天子不讨伐，方伯不过问，到这里肆无忌惮，又敢放纵其贪婪之心，所以记载“伐”，记载“取”，双重其罪责。牟娄紧挨着鲁国，鲁国没有体恤邻国、救援急难的义举。到了鲁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叛变，投奔鲁国，鲁国就接纳了他，其恶行可想而知了。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州吁，是卫庄公的庶子。受宠而喜好军事。庄公没有禁止。到这时杀害完而篡位自立。自古以来的篡弑多出自公族。大概认为先君的子孙可以做国君。国人也认为如此而拥戴他。圣人想要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春秋》开始记载的弑君者多不称其族属。大概是因为身为大恶之人，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哪里还能再做公子公孙呢。古代公族受刑处死就没有丧服，何况是弑君呢。大义在开始时已经明确了。后来弑君自立的人则都以其族属称呼。有的显示因为亲近而宠信太过，任用太重以至于作乱。有的显示天然的血亲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各不相同。弑，是逐渐杀害的意思。在《易经》坤卦的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了。象传说：踩到霜，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坚冰。这是圣人防微杜渐的深切告诫。然而其言辞微妙，其防范深远。孔子担心后世不能辨别，又赞解说：“臣杀害他的国君，子杀害他的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的是逐渐形成的，因为辨别得不够早。”大概坤卦，是臣道，也是子道。臣子弑杀君父，其包藏祸心就像坤卦初六的一阴初生，萌芽已经逐渐显现，其理极其细微，积累久了不停止，渐渐形成弑逆，就像踩到霜而发展到坚冰一样。这都是君父不能防微杜渐，及早辨别，积累到这个地步罢了。所以做人君的，尊崇学校以培养人才，兴起廉耻以勉励人的行为，义理修明，节操树立，即使没有尝试政事而治理百姓的端倪已经显现，即使没有授予职位而爱戴国君的道义已经彰显。像这样使用他们，凡在位者都是忠臣。做人父的，用义理方法训导年幼者，用师友规范成年人，不展示欺诈，以引起奸伪的开端，不临之以轻慢，以开启干犯的渐端。还未孝顺就已慈爱，还未恭敬就已诚恳。像这样积累，凡在家者都是孝子。不及早辨别的，与此相反，忠贤就不亲近，而小人就跟随，忠义就不教导，而邪僻就使习惯。积累久了不停止，灾祸殃及自身。于是国君被臣下弑杀，父亲被儿子弑杀。圣人哀伤君父辨别不早，而臣子的罪恶不容诛杀。所以详细记载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恶虽然暂时苟延残喘，但应当被千载后诛杀。其中有称臣而弑的，有称人而弑的，又为了辨别其所从的不同而诛杀，各自见本传。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想要与诸侯攻打郑国而除掉他，鲁公不能阐明大义以纠正他，于是趁着郑国有叔段的祸难，私下与宋国勾结，想要乘虚而入颠覆郑国，所以记载“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以彰显其罪责。古代诸侯，或者因为朝见天子，或者跟随王事，然后才能出境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