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仪礼集编》礼类二【仪礼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仪礼集编》共四十卷。

由本朝盛世佐撰写。世佐是秀水人，曾任龙里县知县。此书成书于乾隆丁卯年，搜集汇编了古今解说《仪礼》的一百九十七家学说，并以自己的见解进行裁断。《浙江遗书总录》记载为十七卷，且称全书共两千多页，之所以只分为十七卷，是按照《仪礼》各篇的数目来划分，不希望在单篇之中强行隔断。然而这个版本的目录列出十七卷，实际书籍却是四十卷，大概终究是因为卷轴太重，不得已才将其分开。《总录》又提到末尾附有勘正监本石经，以弥补顾炎武、张尔岐的缺漏，这个版本也有目录却没有正文，难道《总录》只是根据目录记载的吗？该书认为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将各篇的“记”析出，分别归属经文，大概是在编纂之初，不得不权且设立这个体例，以便于查检，可惜朱熹未能完成学业，由门人继承，因而沿袭旧例未改，这并非朱熹的本意。吴澄也怀疑其经传混淆，认为是朱熹未定稿，所以这部书经文自成经文，记文自成记文，完全依照郑玄的旧例。其中《士冠礼》、《士相见礼》、《丧服》等篇，经、记、传、注在传抄中混淆的，则参照蔡沈考定《武成》篇的先例，在后面另行确定次序，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严谨，没有浅薄之学空谈高论、轻易排斥郑玄、贾公彦的陋习。又推崇杨复的《仪礼图》久行于世，然而其解说都本于注疏，而有时合并注疏之意，有失误之处也一一校正。至于对各家谬误的辨证尤其详细，虽然持论时有出入，但可供参考的内容很多，在近世研究礼学的学者中，确实不失为有根据的学问。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仪礼集编》原序

《礼》的古经有五十六篇。汉代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出土时为完整之书。刘歆想将其列入太学学宫。各位博士因循守旧，不予理睬。唐代时还存在，后来亡佚了。所存的十七篇，尚且依赖明经科、学究科等专门研习经注，并未被束之高阁。王安石新经扰乱学术，设立科目专门推崇小戴《礼记》，而《礼》的古经更加晦暗不明。然而《礼》的古经作为经，而《礼记》训诂之学特别重于其他礼经。学者抱守残缺不全的文本，十七篇中唯独军礼亡佚罢了。吉、凶、宾、嘉各类大小礼仪，都在这里考察、通晓、辨别并推行，周朝盛世宏大的典章制度便彬彬然呈现了。而且所存的原本不止于士人的礼仪，融会贯通其精要，可以上行下达流行于世。吕柟曾与其同僚联合公、侯、伯及士人在太学演习践行，人们认识到这部经书的宝贵。它在当今流行的很少，只是不实行罢了。我从前在南屏山结交了同乡盛生。他从事这部经书的研究，不分寒暑早晚，未曾停歇。盛生精敏，善于钩深致远，暗中与古义相合，多有抒发独特见解，前人笺注未曾涉及之处，经文的奥义得以抉发，讹误得以纠正，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且从容不迫。过了几年，盛生用功更加勤奋，专门模仿何晏、范宁的体例，罗列前人的学说，并附上自己的意见，蔚然成编。分卷依照经书的旧例。前卷总领全书凡例，后卷附录勘正监本石经，弥补顾炎武、张尔岐的缺漏，郑玄、贾公彦、杨氏图的失误都一一校正。见识高超，明辨经与记的参差错乱。熊朋来在《仪礼经》后列出记，只有《士相见》等篇没有。敖继公怀疑有记但已散佚。盛生则认为《士冠礼》旧本自《冠义》以下即为记，但这其实是戴圣《礼记·郊特牲》的文辞，参照体例，自“若不醴则醮用酒”以下即为记了。《士相见礼》旧本无记，参照体例，自“士见于大夫”以下即为记了。其注疏中有的将传经连为传隔之类的，都一一更定。真是可信的言论啊。盛生大概是经书的功臣了。从前范祖禹奏请陈祥道注解《仪礼》，请求下达两制审阅，供礼官讨论。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

如今皇上崇尚经术，世间难道没有范祖禹那样的人吗？而盛生作为陈祥道，难道会感到羞愧吗？这虽然是自我论断，但实际上确实是百世的基业。韩愈说：“独自怀抱遗经，探究终始。”欧阳修说：“学者应当以经为师，盛生务必笃信于经。”这是以经为师，求得圣人的意旨，心定道纯而充实，穷尽终始的探究，得到圣人的意旨。依次厘订群经，而《周官》、《大小戴礼记》本是经的表里，应当先完成。我老了，还能来得及为盛生续写序言。乾隆丁卯年阳月，钱塘桑调元书。

凡例

欧阳修说：“学者追溯前代所闻，而校核其得失，或许有这种情况。如果不见先儒中间的学说，想要特立一家之学，我不相信。”这话确实是解释经书的准则。这部书采集自先秦，直到本朝，共一百九十七家。其中有完整解说流传于世的，仅十几家。文集、语录、杂说及其他经解，只要有与这部经相发明者，务必摘取记录。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之言。

宋代太学生遗书中，时宰论及服制，称引严陵方氏之说，而不知道它出自《正义》。卫正叔曾引以为戒【见其所著《礼记集说》】，认为其遗本而宗末。这部书编排众说，一以时代为序，两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明前所未备的，才兼录之。有的袭用先儒之说而隐去其姓氏的，必定予以追正，希望不使伯宗、郭象之流得逞其攘夺善言之技。

记

译说：不要盲从，不要人云亦云。韩愈也说：自古以来写文章，一定要出自自己的见解；如果才能不足，就会剽窃窃取。明朝中叶以后，解释经书的著作，往往隐去古人的名字，把别人的观点当作自己的学说。顾炎武曾经对此感到痛心，我不自量力，想表彰微弱的学问，潜心研究这部经书，将近十年，才完成这部书稿。偶尔有一点浅陋的见解，附在先前儒者的学说之后，随时记录笔记。如果发现有人比我先得到同样的见解，就删去我的说法。只怕考虑不周全，虽然未必能完全领会遗留经书的奥义，但希望能不重蹈前人讥讽的覆辙。

《仪礼》在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之后，阅读的人极少。宋代陈祥道、张淳、李如圭等人的讲解，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明朝国子监刻印的十三经注疏，这部经书的错漏特别严重，有人想依据关中石经来刊正【见顾炎武所作的《仪礼句读序》】，却不知道唐代的石经，在当时就已经被讥讽为杂乱冗赘，更何况碑板剥落，补刻的字荒谬粗陋，怎么能依据它作为定本呢？张尔岐参校改正错误，对后学者的恩惠不浅。可惜他所依据的只有石经本、国子监本、吴氏本而已，未曾广泛考证宋元人的旧本及其论著，所以取舍之间或许有不当之处。我又选取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杨氏图、敖氏《集说》等版本，辨别它们的异同，务必归于最恰当的解释。注疏中缺失错误可以考证的，也予以补正，希望不至于让谬误流传，疑惑误导后学。

郑玄（康成）尊崇纬书，兼有牵强附会的毛病，同时代的通达之士已经讥讽他多凭臆测【见《太平御览》中孔融给各位卿的书信】，然而他家世代研习礼学，本人又博览群书，所以他写的文章简练严谨、全面融洽，先王的制度依靠它得以不致失传，他的功劳很大。王应麟（王子邕）虽然极力排斥他，但最终不能掩盖他的功绩。贾公彦等人作疏，删除了异议，郑玄的注疏于是独自流行至今。

宋代以后解说经书的人很多，其他经书的旧说大多遭到摒弃，而这部书唯独因为少有人研习而得以完整保存。朱熹和他的门弟子著《仪礼经传通解》，汇集礼书，成为垂范千古不可更改的典籍。至于解释部分，大多沿用旧文。敖继公的《集说》出现，偶尔提出新义来替代旧说，而在制度文辞方面反而多有缺失而不完备。记录其优劣，大概与陈澔的《礼记集说》相当。京山郝氏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所著的《节解》一书，抨击郑玄、贾公彦不遗余力，但考据不够精审，穿凿附会已经非常严重。现在一并收录各家的学说，用我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也是想要讲去其中的错误而寻求正确，不敢与先儒争长短。

朱熹曾经说《仪礼》的疏解说得不很明白，所以《通解》所引用的，往往加以润色，后来的儒者沿袭这种做法，对贾公彦的疏各有删改。现在选取其中优于原文的部分，写在篇中，而在下面分注说“从某书节本”，大概是不抹杀它的来源。如果那些未经删改的，以及其他讲师的学说，就只去掉其冗长部分而已，不敢随意增减，以致违背本意。

译乡射礼的文献中，有与乡饮酒礼相同的地方；大射仪中，有与燕礼、乡射礼相同的地方。郑玄分别为它们作注，难免前后重复出现。如今遇到这些地方，一概予以删节。

分节的方法始于《仪礼通解》，后来解说《仪礼》的人大多遵循它，因为它便于读者阅读。然而其分合之处参差不齐，不符合原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如今斟酌各种版本，择善而从，务必使经文血脉贯通，条理井然。阅览者请不要以割裂经文来讥讽我。（记文原本不分章节，张氏开始分句读，如今在诸篇长文中也采用他的方法；如果只有寥寥数语，读者容易理解，就不必过分离析。）

将记文归属到经文之下，每条之下，也是《通解》的体例。但如果认为这是解释经文的体例，那么情势上就有不可行的地方。敖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有人问：朱子对于《易经》中的彖辞、象辞、文言，因被费直、郑玄、王弼等儒者扰乱，正要将它们分离以恢复古貌，难道有撰写礼书反而合并原本分离内容的道理吗？大概是在编纂之初，不得不权且设立这个体例，以便查考。可惜朱子未能完成学业，门人继承他的工作，沿袭不改，这并非朱子的本意。（吴草庐也怀疑《通解》经传混淆是朱子未定稿。）这话不知是否正确？总之，《通解》一书规模宏大，原本就不是为了诠释礼经而设，读者也不可以用解释经文的体例来衡量它。本书完全依照郑玄的本子，经就是经，记就是记，不敢模仿邯郸学步，失去自己的根本。汉、唐人说经，都慎重地遵守师说，不敢改变。宋初还是这样，当时的儒者不敢议论郑康成，更不用说经传了。后来名儒辈出，人心不安于旧说，而图谋新说，于是有贬退传注、改窜经文的人，千百年来相传的遗经面目因此大变。虽然他们廓清厘正的功效，确实不是拘泥守旧的人所能企及的，但逞一己私见以造成纷乱变更的人，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我在这部经书的士冠礼、士相见礼、丧服等篇中，经、记、传、注相互混淆的地方，心里知道这不是圣经的原貌，但不敢擅自改易，仿照蔡氏《书传》的体例，另外考定，附在后面。僭越妄动的罪过，希望后来的君子能够谅解。

古人的制度，已经看不到了。信斋杨氏绘制成图，来彰显它。而门户、窗户、厅堂、卧室的规制，升降、作揖谦让的仪容，仿佛就在眼前。后人赞叹他明白，然而用图来解释经文，毫厘之差，就会有千里之谬误。杨氏完全遵循注疏，没有所是正，有时甚至违背注疏的本意而失误，不免令人遗憾。如今他的书世上多有，不必全部收录。只有那些衡量事理而不安、考察古制而不合的地方，就舍弃旧说而另外构建。细小的水流土壤，仰仗以补充高深之处，相信先儒也不会弃之不顾。

《周礼》是周公未完成的著作，《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汉儒缀缉而成，纯正与瑕疵参半，所以礼书中保存至今的，只有这部经书称得上完备。可惜古文多出三十九篇，散佚不传。然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射礼、相见礼这六礼，由司徒修习，用来节制民性，是士大夫日常不可缺少的，都在这部经书里了。所缺失的只有军礼罢了。我也曾思考，孔子自说未学过军旅之事，而《周礼》夏官的职掌也有很多缺文。《隋书·经籍志》说，河间献王得到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篇，没有人敢传授，难道因为这本书被禁秘，不是儒者素来习得的，所以不传于后世吗？这不足以成为这部经书的累赘。自汉代以来，人们没有异议，张子、朱子尤其尊崇信奉此书。世间的儒者却有人怀疑它不全出于圣人（徐积说），有人怀疑它不是高堂生的书（张淳说）。少见多怪，难道是真的吗？乐史的五疑之论，章山堂选择不精，采纳他的说法并引申，致使周公所作、孔子所雅言的，反而不能与汉儒的传义并列，迷惑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的《仪礼》，在汉代称为礼经（《仪礼》之名大概起于唐初，《隋书·经籍志》仍将十七篇称为古经），出自高堂生五传弟子，名字著录于简策，班固《艺文志》、郑康成《六艺论》都有确凿依据，怎么能说汉儒未曾教授呢？礼古经出自古淹中及孔壁，其十七篇与此相同，河间献王、孔安国都曾进献，却说诸儒不进献朝廷，荒谬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经十七篇，就是高堂生所传的。传抄者颠倒文字，误将十七当作七十，清江刘氏已经纠正。乐史却说七略九种都不著录《仪礼》，为何不深入考证呢？由此推之，那么他所谓的五疑，都是捕风捉影的言论罢了。何况徐积、郝敬等人（郝仲舆曾说撰写《仪礼》的人未曾亲见古人，又说《仪礼》作于衰世），以私意窥测圣人，见其不合于世俗而妄加诋毁，哪里值得与他们深入辩驳呢？我既然解释了这部经书，又撮取其大要作为纲领一卷，上自制作的本原，下至授受的源流，先儒评论的得失，都记载其中，使读者有所考证。

音义、句读、小学之功，也是解说经书的人所不废弃的，而本书没有涉及，因为各有成书可考，所以如此。音义方面，除了《说文解字林》之外，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书。句读方面，近代郝氏（郝敬）、张氏（张尔岐）、姜氏（姜兆锡）诸家的解说，都有。其纰谬之处

译已经越权进行了驳斥和纠正。至于顺着文意、防范违背意愿的读者，自然能从书卷中自行领会。

译《仪礼集编》

所引用的姓氏

周代

左氏【丘明】

孟子

荀氏【况】

公羊子【高】

谷梁子【赤，一名淑，字元始】

秦代

孔氏【鲋，字子鱼】

汉代

伏氏【胜】

韩氏【婴】

毛氏【苌】

贾氏【谊】

戴氏【德，字延君】

孔氏【安国，字子国】

戴氏【圣，字次君】

司马氏【迁，字子长】

刘氏【向，字子政】

扬氏【雄，字子云】

翼氏【奉，字少君】

匡氏【衡，字稚圭】

刘氏【歆，字子骏】

桓氏【谭，字君山】

杜氏【子春】

班氏【固，字孟坚】

郑氏【兴，字少赣】

郑氏【众，字仲师】

贾氏【逵，字景伯】

马氏【融，字季长】

许氏【慎，字叔重】

服氏【防，字子慎，初名重，后改名只，最终定名为防】

卢氏【植，字子干】

郑氏【康成】

孔氏【融，字文举】

赵氏【岐，字邠卿】

何氏【休，字邵公】

应氏【劭，字仲逹，又字仲瑗，又字仲援】

阮氏【谌，字士信】

刘氏【熈，字成国】

蔡氏【邕，字伯喈】

荀氏【悦，字仲豫】

魏代

徐氏【干，字伟长】

王氏【肃，字子邕】

苏氏【林，字孝友】

张氏【宴，字子博】

如氏【淳】

张氏【揖，字稚让】

孙氏【炎，字叔然】

何氏【晏，字平叔】

田氏【琼】

吴代

韦氏【昭，字宏嗣】

射氏【慈，字孝宗】

晋代

傅氏【休奕】

杜氏【预，字元凯】

郭氏【璞，字景纯】

贺氏【循】

束氏【晳，字广防】

虞氏【喜】

范氏【宣，字宣子】

臣瓒【姓氏未详，一作传瓒】

袁氏【凖】

孔氏【伦，字敬序】

郑氏【昕】

葛氏【洪，字稚川】

贺氏【玚】

范氏【武子】

徐氏【邈，字仙民】

宋代

范氏【蔚宗】

陈氏【铨】

雷氏【次宗，字仲伦】

庾氏【蔚之】

崔氏【凯】

齐代

阮氏【孝绪】

黄氏【庆】

梁代

刘氏【勰，字彦和】

皇甫氏【侃】

崔氏【灵恩】

北齐

熊氏【安生】

隋代

王氏【通，字仲淹】

李氏【孟悊】

唐代

陆氏【徳明，字元朗】

魏氏【徴，字〇成】

顔氏【师古，字籀】

孔氏【颖逹，字仲逹，一作冲逺】

贾氏【公彦】

李氏【元植】

杜氏【佑，字君卿】

韩氏【愈，字退之，号昌黎】

杨氏【倞】

张氏【镒】

梁氏【正】

后晋

刘氏【昫】

宋代

聂氏【崇义，洛阳人】

邢氏【昺，字叔明】

欧阳氏【修，字永叔，号庐陵】

周子【敦頥，字茂叔，号濓溪】

张子【载，字子厚，号横渠】

刘氏【敞，字原父，号公是，清江人】

司马氏【光，字君实，号涑水】

程子【颢，字伯淳，号明道】

程子【頥，字正叔，号伊川】

周氏【谞，字希圣，号延平】

周氏【行已，字恭叔，号永嘉】

沈氏【括，字存中】

范氏【祖禹，字淳夫，号华阳】

苏氏【轼，字子瞻，号东坡】

徐氏【积，字仲车】

吕氏【大临，字与叔，号蓝田】

陆氏【佃，字农师，号山隂】

陈氏【祥道，字用之，号长乐】

陈氏【赐，字晋之】

胡氏【安国，字康侯，号建安】

叶氏【梦得，字少蕴，号石林】

吕氏【本中，字居仁】

张氏【淳，字忠甫，号永嘉】

董氏【逌，字彦逺】

方氏【慤，字性夫，号严陵】

马氏【晞孟，字彦醇】

郑氏【樵，字渔仲，号夹漈】

髙氏【闶，字抑崇，号息斋，防稽人】

郑氏【锷，字刚中，号三山】

胡氏【寅，字明仲，号致堂】

晁氏【公武，字昭徳】

朱子【熹，字元晦，号考亭、紫阳，新安人】

张氏【栻，字敬夫，号南轩】

陈氏【傅良，字君举，号止斋】

吕氏【祖谦，字伯恭，号东莱】

陈氏【振孙

译伯玉

防氏：桂，字元发，号广安

项氏：安世，字平甫，号容斋

李氏：如圭，字宝之

陈氏：骙，字叔进

叶氏：适，字正则，号水心，又号龙泉

黄氏：干，字直卿，号勉斋

辅氏：广，字汉卿，号潜安，又号庆源

蔡氏：沈，字仲黙，号九峯

陈氏：淳，字安卿，号北溪

陈氏：师道

李氏：方子

译杨氏【复，字茂方，号信斋、秦溪】

祝氏【穆】

真氏【徳秀，字希元，号西山】

魏氏【了翁，字华父，号隺山】

虙氏【名字不详，世系见《卫湜礼记集説》】

卫氏【湜，字正叔，号栎斋】

王氏【名字不详，见《王与之周礼订义》】

三礼正义

礼图説【以上两书作者不详，见王与之《周礼订义》】

王氏【与之，字次点，号东岩】

章氏【如愚，字俊卿，号山堂】

林氏【希夷，号鬳斋】

王氏【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叟，浚仪人】

熊氏【禾，字去非，号退斋，又号勿轩】

黄氏【震，字东发】

马氏【廷鸾，字翔仲，号碧梧，畨阳人】

家氏【〇翁，号则堂】

李氏【防之，名字不详，见敖继公《仪礼集説》】

元

熊氏【朋来，字与可】

敖氏【继公，字君善，一字长寿】

李氏【俊民，字用章】

吴氏【〇，字防淸，号草庐，临川人】

虞氏【集，字伯生，号道园】

马氏【端临，字贵与】

吴氏【师道，字正传】

陈氏【栎，字寿翁，号定宇】

陈氏【澔，字可大，号云荘，东滙人】

明

宋氏【濂，字景濂】

曾氏【鲁，字得之】

汪氏【克寛，字徳辅，一字仲裕，号环谷】

杨氏【士竒，名寓，以字行，号东里】

曽氏【棨，字子启】

刘氏【绩，字孟熈】

程氏【敏政，字克勤】

王氏【鏊，字济之，号守溪】

何氏【孟春，字子元】

湛氏【若水，字元明，号甘泉】

刘氏【瑞】

唐氏【伯元】

童氏【承叙，字士畴，一字汉臣】

桂氏【蕚】

何氏【乔新，字廷秀】

焦氏【竑，字弱侯，号漪园】

李氏【舜臣，字懋钦，一字梦虞】

李氏【黼】

徐氏【三重，字伯同】

吴氏【继仕】

徐氏【师曾，号鲁庵】

张氏【萱，字孟竒】

郝氏【敬，字仲舆，号京山】

冯氏【复京，字嗣宗】

张氏【采，字受先】

顾氏【炎武，字宁人，号亭林】

赵氏【魏史】

国朝

张氏【尔岐，字稷若，号济阳】

万氏【斯大，字充宗】

朱氏【彜尊，字锡鬯，号竹垞】

汪氏【琬，字苕文，号尧峯】

毛氏【竒龄，字大可】

阎氏【若璩，字百诗】

姜氏【兆锡，字上均】

钦定四库全书

仪礼集编卷首上

龙里县知县盛世佐撰

纲领

一、通论制礼之本

《尚书·皋陶谟》说：“上天规定了常道，告诫我们五种常道，要笃实啊！上天规定了礼制，由我们施行五种礼制，是有用处的啊！”

《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责，是掌管建立国家祭祀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以辅佐君王建立和保卫国家。用吉礼来侍奉国家的鬼神和地祇：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貍沈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用肆献祼来享祭先王，用馈食来享祭先王，用祠礼在春季享祭先王，用禴礼在夏季享祭先王，用尝礼在秋季享祭先王，用烝礼在冬季享祭先王。用凶礼来哀悼国家的忧患：用丧礼哀悼死亡，用荒礼哀悼灾荒瘟疫，用吊礼哀悼祸患灾难，用禬礼哀悼围困失败，用恤礼哀悼寇乱，用宾礼来亲近邦国：春季朝见称为朝，夏季朝见称为宗，秋季朝见称为觐，冬季朝见称为遇，按时朝见称为防，大规模朝见称为同。按时聘问称为问，大规模聘问称为视。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大师之礼，是用来统率大众的；大均之礼，是用来体恤大众的；大田之礼，是用来检阅大众的；大役之礼，是用来役使大众的；大封之礼，是用来会合大众的。用嘉礼来亲近万民：用饮食之礼来沟通宗族兄弟，用昏冠之礼来亲近成年男女，用宾射之礼来亲近故旧朋友，用飨燕之礼来亲近四方宾客，用脤膰之礼来亲近兄弟之邦，用贺庆之礼来亲近异姓之邦。

《论语·学而》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这最为美好。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为政》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八佾》说：“人如果没有仁德，礼又能怎样呢？”《八佾》说：“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礼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哀戚。”《先进》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野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让我去用礼乐治国，我追随先学习礼乐的人。”《阳货》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刘子说：“人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天命。有才能的人修养

译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说：「礼，是天地的常道，是大地的准则，是百姓的行为规范。天地的常道，百姓就依循它来实行。」《礼记·礼器》：先王制定礼制，有根本也有文饰。忠信，是礼的根本；义理，是礼的文饰。没有根本就不能确立，没有文饰就不能推行。礼，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其次要顺从；其次要得体；其次要适宜；其次要相称。君子说：「甜味能调和五味，白色能接受五彩。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如果没有忠信的人，那么礼就不会凭空施行。因此，得到合适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经解》：恭敬、节俭、庄重、谨慎，是礼的教育。《中庸》：仁，就是爱人。亲爱亲人是最为重要的；义，就是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亲爱亲人的亲疏差别，尊重贤人的等级次序，礼就是由此产生的。

译孟子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礼的实质，就是节制和修饰这两者。”

荀况说：“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有所追求；追求如果没有度量界限，就不能不产生争夺；争夺就会混乱，混乱就会陷入困境。先王厌恶这种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区分等级，用来供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在物资上穷尽，物资不至于被欲望所压垮。欲望与物资两者相互制约而共同增长，这就是礼产生的原因。所以礼，就是供养。君子既得到了供养，又喜好其中的分别。为什么要分别呢？回答说：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轻重，都有相应的名分。”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先祖，是族群的根本；君师，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能生存；没有先祖，怎么能出生；没有君师，怎么能治理。这三者中任何一项缺失，人都无法安定。所以礼：对上侍奉天，对下侍奉地，尊崇先祖并推崇君师，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

贾谊说：“礼，是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因此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功效，难以知晓。至于用庆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恶行，先王执掌这种政令，坚定如金石；推行这种命令，守信如四季；依据这种公正，无私如天地。难道会不用吗？然而说‘礼啊礼啊’，是因为重视在邪恶尚未萌发时就将其断绝，在细微之处就开始教化，使百姓一天天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却不知道。”

司马迁说：“多么盛大的美德啊！统制万物，役使众人，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我到了大行礼官，观察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增减变化，才知道礼是顺着人情制定的，仪是依据人性制作的，它的由来，非常久远。

刘向说：“礼以供养人为根本，如果有所偏差，那就是过错地供养人。刑罚的过错，有时会导致死伤。现在的刑罚，不是皋陶的法律，而有司请求制定法律，该削减就削减，该记录就记录，这是为了补救时务。至于礼乐，却说不敢，这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供养人。因为俎豆管磬之间小的不完备，因此就断绝而不做，这是舍弃小的不完备而追求大的不完备，大的不完备或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相比于刑法，刑法轻，这是舍弃重要的而急于次要的。况且教化是治理所依赖的，刑法是辅助治理的。现在废弃所依赖的而单独依靠所辅助的，这不是达到太平的方法。”

扬雄说：礼多仪。有人说：太阳偏西还不吃肉，肉一定变干；太阳偏西还不喝酒，酒一定变酸。宾主百拜而酒三次巡行不停止。华丽吗？回答说：实质没有华丽就粗野，华丽没有实质就虚浮，华丽与实质相符合就是礼。有人问德行表现说：不知道什么是上什么是下，请问不知道的人说：礼在那里施行而百姓在这里受益，哪里需要知道呢？有人说：谁比没有礼而有德更好呢？回答说：礼是德行的体统，人如果没有礼，怎么能称为有德呢？圣人治理天下，用礼乐来约束。没有礼乐就是禽兽，不同就是貉。我只看到诸子的小礼乐，没看到圣人的小礼乐。

荀悦说：“让传信的人，作揖谦让百拜，这不是礼。忧愁的人，唱歌鼓瑟，这不是乐。礼，只是恭敬罢了。乐，只是和谐罢了。平民百姓处在田野之中，礼乐一定存在。”

徐干说：法度形象确立，所以成为君子。法度形象，没有比端正容貌、谨慎威仪更先的。所以先王制定礼，制作冕服彩章来表彰，制作佩玉鸣璜来发声，想要他们庄重，想要他们尊贵，怎么可以懈怠轻慢呢？容貌，是人的符表。符表端正，所以情性治理；情性治理，所以仁义存在；仁义存在，所以盛德显著；盛德显著，所以可以作为法度形象。这就叫做君子了。礼，是恭敬的常道。恭敬，是礼的情实。没有恭敬，无法行礼；没有礼，无法节制恭敬。道不偏废，相互依赖而行。所以能尽恭敬而遵循礼的人，叫做成人。过度就会产生混乱。孔子称赞：“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存在于六艺中的，彰显其末节。说的是陈列笾豆，放置尊俎，手持羽籥钟磬，升降趋翔，屈伸俯仰的数目。不是礼乐的根本。礼乐的根本，是德音吗？

王通说：“黑白相互混淆，能不细微吗？是非相互扰乱，能不分散吗？”所以齐鲁毛韩诗的末流，大戴、小戴礼的衰微。有人说：“君子仁就够了，何必用礼呢？”子说：“不可行。”有人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要辈设立的吗？”子不回答。随后对薛收说：“这个人，旁行而不流，怎么知道教化的意思呢？”有若说：“先王之道，这就是美的。”礼，是皇极的门吗？圣人用来面向光明而节制天下的，是得到中道吗？所以能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

门人问姚义：“孔庭的法度，说诗，说礼，不及四经，为什么呢？”姚义说：“曾经听夫子说过。《春秋》断物定志，而后及也。乐以和【阙一字】徳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所以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

译讨论制定制度；不学习《易经》，就无法通达事理。这四个方面，如果没有具体的基础就无法达到，所以圣人把它们放在后面，难道是为了培养蒙昧的工具吗？”有人问：“那么，为什么《诗》和《礼》要排在前面呢？”义回答说：“用《诗》来教育，就能使言辞语气得体，从而远离粗暴和傲慢。用《礼》来约束，就能使举止容貌庄重，从而树立威严。衡量他的言语，考察他的志向，检验他的行为，辨别他的品德。志向坚定，就用《春秋》来启发他，于是就能果断而懂得变通；品德完备，就用《乐》来引导他，于是就能和谐而懂得节制；可以担当事务，就用《尚书》来通达他，于是就能建立制度；知晓天命，就用《易经》来申述他，于是就能穷尽本性。如果突然就谈论《春秋》，就会使心志放纵、轻视道义；突然就谈论《乐》，就会使品德喧哗、败坏法度；突然就谈论《尚书》，就会轻慢法度；突然就谈论《易经》，就会玩弄精神。因此圣人知道这是必然的规律，所以确立根本，排列次序。先在自身成就，然后具备于万物；先救济近处，然后彰显于远方。真是深远啊！真是深远啊！”孔子听了说：“姚子得到了其中的道理。”

译孔颖达说：礼，是贯通天地、治理人伦的根本，追溯它的起源，在天地尚未分开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礼运》说：“礼必定以‘太一’为根本。”这意味着在天地未分之前，礼就已经存在了。礼，就是理。它用于治理，便与天地一同兴起。所以昭公二十六年《左传》引用晏子的话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由来已久，与天地并存。”但那时的礼质朴简略，万物生长便自然有尊卑之分。比如羔羊跪着吃奶，鸿雁飞行有行列，难道是有人教导它们的吗？因此，天地人三才既已分开，尊卑就自然存在了。但在天地刚分开之后，就应当有君臣来治理国家。只是年代久远，没有文献可以说明。查考谯周的《古史考》说：“有圣人以火德称王，发明钻木取火，教百姓熟食，人民非常高兴，称他为燧人氏。”接着有三姓，直到伏羲制定嫁娶制度，用成对的兽皮作为聘礼，制作琴瑟作为音乐。又据《帝王世纪》说：“燧人氏去世后，包羲氏（伏羲）取代他。”由此说来，嫁娶这种嘉礼始于伏羲。《帝王世纪》又说：“神农开始教导天下人种植谷物，所以人们称他为神农。”查考《礼运》说：“礼的起源始于饮食，烤黍米、掰猪肉，用草束作鼓槌、土制鼓。”又《明堂位》说：“土鼓、苇籥，是伊耆氏的音乐。”又《郊特牲》说：“伊耆氏开始举行蜡祭，蜡祭就是田祭，与种植谷物相契合。”土鼓、苇籥，又与草槌、土鼓相对应。所以熊氏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既然说始于饮食，向鬼神致敬，那么祭祀这种吉礼就起于神农。又《史记》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作战，就有了军礼。”《易·系辞》“黄帝九事”章说：“古时埋葬在荒野之中，就有了凶礼。”又《论语撰考》说：“轩辕氏懂得地利，九州牧伯倡导教化，既然有九州之牧，就应当有朝聘，这是宾礼。”如果这样，那么从伏羲以后到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才完备。至于唐尧，《舜典》说：“修五礼。”郑康成认为这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礼仪。又说：“任命伯夷掌管我的三礼。”查考《舜典》说：“向上帝祭告，这是吉礼。”“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哀痛，这是凶礼。”“诸侯四方朝见，这是宾礼。”“舜征伐有苗，这是军礼。”“尧的女儿嫁到虞国，这是嘉礼。”这是说舜时五礼具备。只说“掌管我的三礼”，是根据事奉天地和人事分为三礼，其实事奉天地只是吉礼，其余四礼都兼有人事。查考《论语》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周朝沿袭殷朝的礼。”那么夏、商也有五礼。郑康成注释《大宗伯》只说：“唐虞有三礼，到周朝分为五礼。”没有提到夏、商。这是因为文献散失，夏、商的礼制灭绝，没有文字可考，所以只根据周朝有文献记载的来说。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朝政，摄政六年，达到太平，阐述文王、武王的德行而制定礼制。

周敦颐说：“礼，是理；乐，是和。阴阳理顺而后和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万物各自得到其理，然后和谐。所以礼在先而乐在后。”

程颐说：“礼的根本，出自百姓的情感；圣人只是顺着它引导罢了。礼的器物，出自百姓的风俗；圣人只是顺着它加以节制和修饰罢了。如果圣人再出现，必定依据现在的衣服器物来加以节制和修饰。所谓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在于当时的君王斟酌增减罢了。”大凡礼，必须有意蕴；礼所尊重的，是尊重它的意义。失去了意义，只陈列仪节，那是祝官和史官的事情。

张载说：“礼，就是理。必须穷究理，礼是用来实行义的。知道理就能制定礼。那么礼产生于理之后。现在在上位的人尚且不能穷究理，处在后位的人怎么能尽善尽美？现在礼的文辞残缺，必须先求得礼的意义，然后观察礼。符合这个礼的，就是圣人的制度；不符合的，就是诸儒添加进去的，可以取舍。”

欧阳修说：从夏、商、周三代往上，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从三代往下，治理出于分裂，而礼乐成为虚名。古时候，宫室车舆用来居住，衣裳冕弁用来穿着，尊爵俎豆用来作为器物，金石丝竹用来作为音乐，用来郊祭庙祭，用来临朝听政，用来事奉神明和治理百姓。每年的岁时聚会用来朝觐聘问，欢欣交接用来射礼乡饮酒礼，集合众人兴办大事用来师田学校。下至里巷田亩，吉凶哀乐，凡是百姓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出于礼。通过它教导百姓孝慈友悌忠信仁义，常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朝夕从事的，无非是这些。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统一，而礼乐通达天下，安于习惯而实行，不知不觉地迁善远罪而形成风俗。等到三代灭亡，遭遇秦朝变革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的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采用秦制。其间虽然有想要治理的君主，思考改革，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受当时风俗牵制，稍微加以增减，大体上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朝夕从事的，就以文书狱讼兵食为急，说这是政治，用来治理百姓。至于

译夏、商、周三代，礼乐具备具体的名称与器物，并收藏在主管官员那里，适时取出使用。在郊祀、宗庙、朝廷等场合，说这就是礼，用来教化百姓。这就是所谓政令出自两个方面，而礼乐只是虚名。所以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物的名称与数量，升降揖让、拜伏起立等仪节，都是主管官员的事务罢了，也就是所谓的礼的细枝末节。然而将这些用于郊祀、宗庙、朝廷，那些身穿官服、任职其中的大夫们，都没有人能通晓熟习，而天下百姓，直到老死都未曾见过，何况想要认识礼乐的盛况，清楚地理解其意旨，并受其教化而形成风俗呢？

译周氏行己说：“礼经三百条，威仪三千种，都发自人的本性，并非虚伪的容貌和矫饰的情感。天尊地卑，礼因此确立；同类相聚、群体区分，礼因此施行。人处于天地之间，立于万物之上，尊卑等级、类别区分，不待设立便已彰显。圣人遵循这些原则，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乡射等礼仪，以践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道义。那些形而下的方面，体现在饮食、器具、服饰的使用上；那些形而上的方面，极至无声无臭的细微之处。普通人勉力去做，贤人亲身实行，圣人自然遵循。所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是：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上自上古开始，下至我们这一代，质朴与文饰有所不同，但没有不遵循这一原则的。然而世道有增减损益，只有周朝的礼最为完备。孔子曾说：‘多么文采斐然啊，我遵从周礼。’等到周礼出现弊端时，忠信淡薄而情感与文饰繁杂。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主张遵从先代的做法，大概是为了矫正时弊而回归根本。但这难道是礼本身的过错吗？是实行礼的人的过错。”

周氏谞说：“礼，是性命形成的体制。道德仁义同出于性命，而所谓的礼，又出于道德仁义并为之制定节度文饰。当它出于道德仁义时，道德仁义就是礼的根本。所以说：仁，就是爱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义，就是适宜，以尊敬贤人为最大。亲爱亲人的差等，尊敬贤人的等级，礼由此产生。当它为道德仁义制定节度文饰时，道德仁义反而要依靠礼。所以说：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唉，这就是礼之所以为礼的原因！至于吉礼凶礼的区别，军礼宾礼的不同，言语不能完全表达意思，意思必然寄托于象征。所以一种服饰，一种器械，有存在于度数规范之间的，这就是象征。象征就是文饰。进而推求到上面，有显现于度数规范之外的，这就是意思。意思就是情感。所谓的意思，最终归结于性命罢了。《尚书》说：‘上天有序，有礼，自我五礼有常道吗？’大概那些用欲望泯灭天命、用人意废弃天理的做法，圣人不为。只有上天秩序中固有的，才是圣人所常行的。然而圣人之所以常行它，难道只是为了让天下后世知道有尊卑的区别，从而勉强使自己不同于禽兽吗？大概还为了作为进入大道的凭借。”

朱子说：“古礼繁杂细密，后人对礼日益疏略。然而在当今想要实行古礼，恐怕情感与文饰不相称。不如现在就在人们所行的礼中删改修定，使其有节度文饰、制度等级、威仪就足够了。”问：“先王所说的古礼繁文无法考究，想要取现在通行的礼仪增减使用，大概能合乎人情，这才有益，如何？”朱子说：“确实如此。”问：“如果是这样，那么礼中所记载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仪式有可以实行的吗？”朱子说：“像冠礼、婚礼难道不可以实行，只是丧礼、祭礼有繁杂之处。”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不是明理精义的人不足以从事这些吗？”朱子说：“确实如此。”圣人有所作为，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另有安排。看待许多琐碎的制度都像具文，而且是要把握根本大原。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举动容貌端庄，这就远离粗暴傲慢了；脸色端正，这就接近诚信了；言辞语气得体，这就远离粗俗悖理了。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面那些正是根本大原，如今所计较的许多正是笾豆之事。孔子哪里不学习，而又有固定的老师吗？到了孟子已经不讲细碎之事，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我曾听说过：“三年之丧，穿粗麻布衣，吃稀粥，从天子到庶人。”这三项便是根本大原。

陈氏淳说：“人们只看到升降、裼袭，类似美观，铿锵节奏，近乎末节，认为礼乐对人无益，却不知道纠正邪僻、增加美德，都由于礼器的完备，而喜好善行、听从规劝，都本于乐节的素明。礼用来治理自身，那么庄重恭敬不期而自肃；乐用来治理内心，那么鄙陋欺诈不期而自消。大概接触于庄重恭敬的，是为了涵养耳目，而不是为了娱乐耳目；表现于舞蹈的，是为了疏导血气，而不是为了扰乱血气。那么礼乐的用处就可以知道了。”

陈氏澔说：“前代圣人继承天道确立极则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大的；后代圣人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道理，也没有比礼更优先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哪一项不是精神心术所寄托的？所以能与天地同其节律。”

郝氏敬说：“圣人盛德至善，从心所欲，自然周旋合乎礼。如《论语·乡党》一篇，都是圣人从心的规矩，曲礼三千，都由此而出。”从前子游讥讽子夏的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是末节。解说者认为这话太高，但也足以看出圣门教人有根本，不曾琐碎于仪文可知。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讲礼就说复、说约，讲教就说一、说不多。繁文缛节，不是圣人的话。上面的教化，是商师之学。

姜氏兆锡说：“《乐记》说‘天高地低，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礼便是自然有这道理，加减一毫不得。古皇之世混沌蒙昧，后来圣人相继兴起，逐渐发明出来，然而还有很多缺漏，所以夏商二代时还称崇尚忠、崇尚质。到了周公监视损益，详尽”

译曲至，所以孔子说：“礼乐制度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朝。”这原本是恰到好处的。到了末流却又太过分了，所以孔子说：“文采和质朴配合适当，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又说：“我遵从先进。”做学问的人必须减损过分之处，回归中道，直到成就德行，才能使举止动作符合礼仪。《礼记》中的礼，《大学》《中庸》都列在篇中，也是流传着这个意思。礼乐只是有序而和谐，其根本源头却只是从仁敬之处发出来的。周朝兴盛时，从朝廷到街巷，凡是所行的吉、凶、宾、军、嘉五礼，充沛洋溢，周遍彻底，称为太和之世。到了后来虚伪僭越妄为，其根本都丧失了，所以孔子说：“礼啊乐啊，难道只是玉帛吗？钟鼓吗？”又说：“人如果不仁，礼能怎样？乐能怎样？”《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混乱悖逆没有等级，无法穷尽诘问。秦国号称强暴，秦始皇却又害怕学士们用礼法束缚他，因此焚烧书籍，从此开始。

译一、序《礼》经的废兴【附传述人】

《汉书·艺文志》说：《礼》的古经有五十六卷，今经有七十篇【后氏、戴氏、朱熹说：这就是现在的《仪礼》。临江人刘敞说：七十应当是十七，计算篇数确实如此，现在采纳他的说法】；《记》有一百三十一篇【这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明堂阴阳》有三十三篇【古代明堂的遗事】；《王史氏》有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作。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他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曲台后仓》有九篇【如淳说：在曲台举行射礼，后仓为此作记，所以名叫《曲台记》。《汉官》说：在曲台大射。晋灼说：曲台是天子的射宫。西汉京城没有太学，在这里行礼】；《中庸说》有二篇【颜师古说：现在《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也是源自《礼》经，大概属于这一类】；《明堂阴阳说》有五篇；《周官经》有六篇【王莽时刘歆设立博士。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缺失了冬官，用《考工记》来补充】；《周官传》有四篇。

《易经》说：有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施设的地方，而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都有增减，到了周代，曲折地设置防范，为每件事制定制度【颜师古说：曲折地防范约束，为每件事制定制度】，所以说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韦昭说：《周礼》有三百六十个官职，三百是举成数。臣瓒说：《礼经》三百是指冠、婚、吉、凶四礼，《周礼》三百是指官名。颜师古说：《礼经》三百，韦昭的说法是对的，威仪三千是指冠、婚、吉、凶，大概就是指《仪礼》】。

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将要超越法度，厌恶它对自己有害，都销毁了它的典籍，从孔子时代起就不完备了，到了秦朝更是大坏，汉朝兴起，鲁地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孝宣帝时代，后仓最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在学官设立【朱熹说：这就是上文误作七十篇的地方】。

《礼》的古经，出自鲁地淹中【苏林说：是地名】以及孔氏【朱熹说：及孔氏旧注属下句，刘敞说：孔氏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当属上句，现在考察这就是上文五十六卷的那部分，其断句应当采纳刘氏的说法】，有七十篇，文字相似，多出三十九篇【朱熹说：刘敞说：学应当是“与”，七十应当是十七，五十六卷除去十七正好多出三十九，他的说法是对的。大概上文经七十篇本注后氏、戴氏，又说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后仓、二戴都是他的弟子，那么所谓后戴之礼即是高堂生所得，现在称为《仪礼》的。况且刘氏所考证的所增篇数适合，而上文经目又别无高堂生十七篇之礼，证据很明显。贾公彦疏也说：“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似。”可见唐初时《汉志》还没有错误。所以知道这误错的三个字，都应当采纳刘氏的说法】。

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备，还是胜过后仓等人推演《士礼》而致于天子的说法【颜师古说：“瘉”与“愈”同，胜过】。

《隋书·经籍志》说：汉初有高堂生传授十七篇，又有古经出自淹中，而河间献王喜好古学，收集残存的典籍，得到后献上去，合并为五十六篇，连同威仪之事，又得到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以及《明堂阴阳》之记，都没有敢传授的人，只有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没有不同，而字多差异，从高堂生到宣帝时，后仓最精通其学业，于是作《曲台记》，后仓传授给梁人戴德，以及戴德的堂兄之子戴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只有曹元传授庆氏，传授给他的儿子曹褒，然而三家虽然存在，都衰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授小戴之学，后来用古经校勘，取其义理长的作注，成为郑氏学，其中《丧服》一篇，子夏先传授，诸儒多作注解，现在又单独流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到《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所制定的官政之法，献给河间献王，唯独缺失冬官一篇，献王悬赏千金得不到，于是取《考工记》来补充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到王莽时，刘歆才设立博士，使之流行于世，河南缑氏人杜子春受业于刘歆，因而教授，此后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到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王时也没有传授的人，到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刘向因而编排叙述，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减其繁重，合并记载，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减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于是传授小戴之学，马融又补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马融，又为之作注，现在《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共三种，只有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大多散亡，又没有师说。

《唐书·艺文志》说：袁准、孔伦、

译陈铨、蔡超宗、田僧绍等人的注解，以及杜预、贺循、王逡之、崔游、蔡谟、赵成、沈文阿等各家关于礼服的论述，都属于《仪礼》的学问。

译陆德明说：“安定上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郑子太叔说：“礼，是天地的常道，大地的法度，百姓的行为准则。”《左传》说：“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排列民序、利于后代的。”礼教的设立，其渊源多么深远啊！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公摄政的时代，风气转而浮华。周公居摄政之位，细致地制定礼制，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种。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开始僭越，将要逾越法度，厌恶礼制危害自己，都销毁了礼的典籍。从孔子时代起，礼书就不完备了。孔子回到鲁国，才开始删定礼书。正值战国时期各国交相争战，秦朝坑儒焚书，只有旧有的礼经崩坏得最为严重。汉朝兴起，有鲁地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而鲁地的徐生擅长礼仪容止，孝文帝时担任礼官大夫，景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古学，得到古礼献上去【郑玄《六艺论》说：后来从孔氏壁中得到的，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但文字多有不同。刘向《别录》说：古文《记》二百十四篇。《汉书·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篇，出自鲁地淹中】有人说：河间献王开辟献书之路，当时有李氏献上《周官》五篇，缺失《事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也得不到，便取《考工记》来补全它。瑕邱的萧奋凭借礼学做到淮阳太守，传授给东海的孟卿【孟喜的父亲】孟卿传授给同郡的后苍以及鲁地的闾邱卿。那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授了十七篇，其余三十九篇【缺一字】交给书馆，名为《逸礼》。后苍解说礼学数万言，号称《后苍曲台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此得名】宣帝时期，后苍最为精通【缺一字】传授给沛地的闻人通汉【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身份在石渠阁论议，官至中山中尉】以及梁地的戴德【字延君，号大戴，任信都太傅】戴圣【字次君，号小戴，以博士身份在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沛地的庆普【字孝公，任东平太傅】从此礼学有了大戴、小戴、庆氏三家之学。庆普传授给鲁地的夏侯敬，又传授给同族的侄子庆咸【任豫章太守】大戴传授给琅邪的徐良【字斿卿，任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世代代传承学业】小戴传授给梁人桥仁【字季卿，任大鸿胪，家世世代代传承学业】以及杨荣【字子孙，任琅邪太守】王莽时期，刘歆任国师，开始建立《周官》经，将其定为《周礼》。河南缑氏的杜子春师从刘歆，回家后。用所学教导门徒及好学之士郑兴父子【郑兴字少赣，河南人，东汉太中大夫，其子郑众字仲师，任大司农，都作《周礼》解诂】等人，大多前往拜他为师。贾景伯也作《周礼》解诂。《礼记》者，本是孔子门徒共同撰写所听到的，作为所记录的内容，后来的通儒各自有所增减。所以《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说：《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字子干，涿郡人，东汉北中郎将、九江太守】说：《王制》是汉代博士所作。陈邵【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删减《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这就是《小戴礼【汉代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相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能称为《小戴礼】东汉马融、卢植考订诸家同异，附于戴圣篇章，去掉其繁重及叙述简略的部分而流行于世，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也依据卢植、马融的本子而作注。范晔《后汉书》说：中兴时期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作《周官》注【郑注引用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的义理。郑玄《三礼目录》说：二郑是同宗的大儒，现在赞颂并辨析他们】郑玄原本治《小戴礼》，后来用古经校勘它，选取其中义理深长、顺理成章的，所以成为郑氏之学。郑玄又注《小戴》所传的《礼记》四十九篇，通称为三礼。汉初设立高堂生《礼》博士，后来又设立大戴、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设立《周礼》。东汉三礼都设立博士。如今庆氏曲台久已亡佚，大戴没有传承，学者只有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立于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单独流行于世。如今三礼都以郑玄为主。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马融、王肃、孔伦【字敬序，会稽人，东晋庐陵太守，集众家注】陈铨【不详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东人，宋太中大夫、西乡侯】雷次宗、蔡超【字希远，济阳人，宋丞相咨议参军】田僧绍【字僧绍，冯翊人，齐东平太守】刘道拔【彭城人，宋海丰令】周续之【自马融以下都注《丧服》朱氏彛尊说：陆氏《释文》序录记载注解传述人，在《仪礼》方面有郑康成注，此外马融、王肃、孔伦、陈铨、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绍、刘道拔

译周续之共有十家之说。自马融以下各家都注释了《丧服》。查考《隋书·经籍志》，十家之中只记载了王肃的《仪礼注》十七卷，其余各家从未有全书注本。《旧唐书·经籍志》在马融《丧服记》下记载：“又一卷，郑玄注；又一卷，袁凖注；又一卷，陈铨注；又二卷，蔡超、雷次宗注；又二卷，田僧绍注。”也没有记载诸家有全书注本。直到《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记载袁凖注《仪礼注》一卷，孔伦注一卷，陈铨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绍注二卷，并没有注明他们注释的是《丧服》，于是错误地将《丧服》注当作《仪礼》全书注。后来郑樵的《通志略》既然在《仪礼》全书注中记载了袁凖、孔伦、陈铨、蔡超、雷次宗、田僧绍的姓名，又在《丧服传注》五家中重复列出，因此西亭王孙的《授经图》、焦竑的《经籍志》都沿袭了这个错误，应当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为准。

译孔颖达说：《礼记》这部书的产生源自孔氏，但正统的礼制已经残缺，不再能够明了，所以范武子不认识殽烝，赵鞅和鲁君把仪节当作礼。等到孔子去世后，七十二位弟子共同撰写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作为这部《记》，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记录变礼的缘由，有的兼记实践履行的情况，有的杂录得失，所以编撰记录它作为《记》。《周礼》《仪礼》，也是《礼记》类的书。从汉代以来，各自有不同的传授。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根据《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记载，传授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以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的名字还在。又根据《儒林传》记载，汉朝兴起时，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而鲁地的徐生擅长仪容，孝文帝时，徐生凭借仪容成为礼官大夫，瑕丘人萧奋凭借礼制做到淮阳太守，孟卿是东海人，师从萧奋并传授给戴德、戴圣。《六艺论》说，五传弟子，熊氏说，那么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以及戴德、戴圣就是五代。这里所传授的都是《仪礼》。《六艺论》说，现在流行于世的礼，是戴德、戴圣的学说。又说，戴德的传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戴圣的传记四十九篇，就是《礼记》。《儒林传》说，大戴传授给琅邪徐氏，小戴传授给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桥仁做大鸿胪，家中世代传承学业。那《周官》，秦始皇深深厌恶它，到孝武帝时，才开放献书的途径，既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又进入秘府，五家之儒没有人能见到。到孝成帝时，通儒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目录，被众儒排斥，只有刘歆认识它，知道这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人杜子春，永平初年才能通晓其诵读，郑众、贾逵前往受业。此后马融、郑玄等人各自有传授。

魏了翁说：人生下来没有不存有仁义之性在心中。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圣人禀受于天地，用来合内外之道，而节制文饰仁义的。自从周朝衰微，诸侯废弃典籍，即使是夏商两代之后也不足以考证。还依赖夫子所雅言，众弟子所记录，所以还有存留的。等到秦朝实行挟书令，礼再次遭遇厄运。又得到河间献王、二戴、马融、郑玄相互保全残存、修补毁坏。晋、宋、隋、唐诸儒相继发挥阐述，三礼才得以不完全灭亡。自从《正义》既出，先儒全书消失不再可见。自从列入科举科目，博士诸生也不过学习其句读，以此作为求取利禄的打算。到金陵王氏，又废除《仪礼》取士，仅存《周官》、《戴记》的科目，而士人习惯于礼的更加稀少。只有关洛诸大儒，上接洙泗的传承，才仅与门人弟子疑难问答，而未及著成全书。唉！学问残缺、文章缺漏，无所沿袭，驱使一世之人盲目行走，岂不非常可叹吗！

卫湜说：“贾公彦同李元植编《仪礼疏》。《仪礼》自郑注之后，仅有黄庆、李孟悊二家疏义。公彦等定为五十卷。”

吴澄说：“礼经残阙之余，独此十七篇为全书。自王安石行新法，经义废黜此经，学者罕传习矣。”

童承叙说：“仪礼有诸儒传记，郑康成注，贾公彦疏，朱文公又合经传为通解，皆彰彰较着矣。公门人杨复又各为之图，俱可蹈廸，匪直易读也。”

赵氏《魏史》说：“仪礼者，周公监二代而制之，以经世者也。”《中庸》云：“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大经小曲，皆谓之仪。”是三百仪礼之纲领，三千仪礼之条件，礼经之大全。登孔门者，犹及见之；而孟氏以后，残缺多矣。汉兴，河间献王得孔壁礼经五十六篇，自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外，余三十九篇在于秘府，谓之逸礼。继以新莽之乱，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与刘氏《别录》参差不同；而郑本一依刘氏。其注疏，朱子盖尝以浮芜病焉，欲力为厘正而不果。近代吴氏亦尝嗣为考定焉，而未尽。

顾炎武说：礼，本于人心之节文，作为自治治人的工具。所以孔子的圣明，还向老子问礼，而他与弟子问答的话，即使是细节的防备，无不详尽。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都是动容周旋合乎礼的效验。那么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弃礼还能用什么呢？三代之礼，存在于后世而无瑕疵的，独有《仪礼》一经。自从熙宁年间，王安石变乱旧制，开始罢免《仪礼》不立学官，而这经遂废。这是新法对经学的危害之一。南渡以后，二陆起于金谿，其学说以德性为宗旨，学者觉得它简易，纷纷趋向它，而对于制度文为，一切鄙视为末事。依赖有朱子正言立辨，想要修撰三礼之书，而最终不能胜过空虚妙悟之学。这是新法对经学的危害之二。沿袭至今，有坐在皋比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拟濂洛，

译然而终身未曾研读这部经典，却误抄了一遍的人。如果天下的书籍，都出自国子监颁布作为定本，而这部经典中的错误文字最多，甚至有的缺失了一简或一句。如果不是唐代石经仍然保存在关中地区，那么后来的儒生就没有途径得到它了。依据石经刊刻国子监本，重新确立为学官教材，用来教育士子，并且姑且用利禄来劝勉他们，使他们不致失传。这是拥有天下的人所应承担的责任。

译姜氏兆锡说：礼的演变看来有三个阶段。从上古到周公时代，礼达到极盛，其后却衰败了。这一兴一废，还是从人行礼的角度来说的。其后孔子修明礼乐，礼又兴盛了一次。到秦始皇焚书时，礼又大坏，这一兴一废，连典籍也都亡失了。其后汉朝兴起，《仪礼》由髙堂生传授，连同他的五代传弟子，直到大戴、小戴，于是汇集为《礼记》。《周礼》到河间献王时，也得以显扬。义理阐释繁多，后来郑玄为三礼作注，号称有功，然而他沉溺于谶纬之学，《圣证论》对此多有辩驳。宋代最崇尚文治，遭遇王安石废弃经文、专任传注，三礼各科大多被废止。中间又经历多次废兴，虽然经文尚存，也如同没有经文一样。因此，诸子及其门徒整理修订典籍，实在是不得已。

一、论作经之人【附记传】

崔氏灵恩说：“《仪礼》是周公所制定。吉礼只得到《臣礼》三篇，凶礼得到四篇。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礼同等。其余三篇都是臣礼，宾礼只存三篇，军礼亡失，嘉礼得到七篇。”

孔氏颖达说：“《洛诰》说：‘考察我显明的子嗣的刑罚，乃单纯地遵循文祖的德行。’又《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布度量于天下。’所制定的礼，就是《周官》和《仪礼》。”

陆氏德明说：“周代的仪礼二礼，都是周公所制定。”

晁氏公武说：“西汉诸儒得到古文礼，共五十六篇。髙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即为《仪礼》；《丧服传》一卷，是子夏所作。”

朱子说：“《汉书·艺文志》所载诸记，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与经文本不相混杂，怀疑现在也多见于本篇后的记以及二戴的《礼记》、《孔子家语》等书中，只是不可考其来源罢了。”

马氏廷鸾说：“周公的经文，为何制定得如此完备？子夏的传文，为何文辞如此奇特？”

敖氏继公说：“《仪礼》是哪个朝代的书？答：是周代的书。是谁作的？答：先儒都认为是周公所作，我也认为大概如此。凭什么这样说？周自武王开始拥有天下，然而那时他已经老了，必定没有闲暇做这件事。等到周公辅佐成王，才开始制礼作乐，以致太平，所以从那时考察，应当是周公的书。又从书中考察，辞意简练严肃，品节详细完备，非圣人不能做到，更加可见它确实是周公的书。然而周公这本书，是为诸侯国而作的，王朝的礼不在其中。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书中十七篇：冠礼、昏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共九篇，都讲的是诸侯国士的礼；少牢馈食礼上下两篇，都讲的是诸侯国大夫的礼；聘礼、食礼、燕礼、大射礼四篇，都讲的是诸侯的礼；只有觐礼一篇，讲的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然而也是以诸侯为主而言的。丧服篇中，讲诸侯及公子、大夫、士的丧服很详细，其中虽然有诸侯与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的情况，然而也都是以诸侯与其大夫为主而言的。由此看来，则这本书决然是诸侯国的书无疑了。那么圣人必定为诸侯国作这本书，是为什么呢？夫子有话说：‘礼，必定本于天，杂于地，列于鬼神，通达于丧祭、冠昏、射御、朝聘。’圣人以礼示之，所以天下国家可以得以端正。以夫子此言证明，则这本书，圣人大概是把它作为端正天下的工具吧？所以当那时，天下五等之国，无不珍视此书而藏于有司，作为典籍，无事时君臣一起讲明它，有事时都依据它来行礼，又且颁布于其国以教化其人。这是周朝盛世之所以国无不同的礼、家无特殊的俗、兵器收藏刑罚搁置而达到太平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其后王室衰微，诸侯无道，乐于放纵而惮于检束，于是厌恶典籍不利于自己，而都去除了它，则那些先前从王朝接受的不再藏于有司了，先前藏于有司的或许私下流传于民间了。这十七篇之所以不绝如线而幸存至今日，原因就在于此。”礼的古经十七篇，其中十三篇之后都有记，四篇则没有。这四篇是：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上下篇。然而以意推测，这四篇未必没有可记的内容，或许有记，而亡逸了。

熊氏朋来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儒者常这样说。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中的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礼相为经传。刘氏又补《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作为这两经的传。等到读《仪礼》，则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就是冠礼的记了。士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就是昏礼的记了。乡饮酒礼自记《乡朝服而谋宾介》以后，就是乡饮酒的记了。乡射礼自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就是乡射的记了。燕礼自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就是燕礼的记了。聘礼自记《久无事则聘焉》以后，就是聘礼的记了。公食大夫礼自记《不宿戒》以后，就是公食大夫的记了。觐礼自记《凡俟于东

译“厢”字以后，就是《觐礼》的记文了。“士虞礼”自记载虞祭沐浴不梳头以后，就是《士虞礼》的记文了。“特牲馈食礼”自记载特牲以后，就是《特牲馈食礼》的记文了。“士丧礼”则是士在正寝以后附在《既夕礼》中的部分，就是《士丧礼》的记文了。“既夕礼”则是启殡清晨以后，就是《既夕礼》的记文了。汉代儒者称《既夕礼》就是《士丧礼》的下篇，所以这两篇的记文合为一篇了。《丧服》一篇，每章都有子夏所作的传文，而“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另外作为《丧服》的记文，其记文也有传文，这说明在子夏以前就有这些记文了。十七篇中只有《士相见礼》、《大射仪》、《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四篇没有提到记文，提到记文的有十三篇。然而《冠礼》的记文中有“孔子曰”，其文字与《郊特牲》所记载的《冠义》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只有《既夕礼》的记文略微见于《丧大记》的首章，《丧服》的传文与《大传》中多次与【“与”字疑当作“语”字】相似，其余记文自然与小戴《礼记》中的《冠义》、《昏义》等六义不同，为什么大戴、小戴不把礼经中所有的记文传述下来呢？十三篇之后各自有记文，必定产生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大概是孔子确定礼制而门人记录下来的，所以子夏为《丧服》作传，并且也为其中的记文作传。《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愉”等语，不知道是《乡党》篇用了《聘礼》的话，还是《聘礼》用了《乡党》的话？大体上礼经多出于孔子七十二弟子所传。查考朱熹《乡党集注》引晁氏说：定公九年孔子在鲁国做官，到十三年前往齐国，这期间没有朝聘之事。怀疑“使摈执圭”两节，是孔子曾经说过礼制如此。又引苏氏说：“孔氏遗书中杂记、曲礼，不一定是孔子的事。”可见古代有遗礼之书，圣门弟子因此记录了这些话。

译何氏乔新说：“《仪礼》不知道是谁所作？有人认为它是周公的作品。孔子有学习礼的言论，《礼记》有研读礼的文字，当时肯定已经有简牍流传了，决不是秦汉之间的作品。它的法度必定出自圣人，如果说周公所作，那就不是我敢断定的了。”

湛氏若水说：“《仪礼》中有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文的，如《公食大夫》、《士相见》。有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的，如《郊特牲》、《诸侯衅庙》、《迁庙》、《公符》、《投壶》。有经文中包含传文的，凡是《仪礼》经文中称为‘记’的，就是传文。有传文中包含传文的，如《玉藻》中有《深衣》，《明堂》中有《月令》。”

刘氏绩说：汉初高堂生担任博士，传授《仪礼》十七篇。以前的儒者认为《仪礼》是周公所作。查考《礼记》记载：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被记录下来，那么这是孔子在中间晦暗不明时加以阐述的。唯独《丧服》篇由子夏作传，难道是因为它贯通上下、兼顾经权难以理解吗？

郝氏敬说：“《仪礼》是礼的仪节。周朝衰微礼制灭亡，以前的贤人加以编纂，见到闲散在世的就定为这些仪节。不一定全是先圣的旧制，但是想要观察古代礼制，除了这个没有别的途径了。”

唐氏伯元说：“《仪礼》保存下来的部分是古经，非常久远。凡是礼有经，有记，有义，有传。记也是经，附缀在经上就不成章。传也是义，不叫义而叫传，是谦辞。只有冠礼有义，只有丧礼有传，而其他礼都没有，是失传了。”

一、论《仪礼》与《周礼》《礼记》不同

孔氏颖达说：郑玄作序说“礼，就是体，就是履，统摄于心叫体，践行实行叫履。”郑玄知道这样的原因，《礼器》说“礼，就是体”，《祭义》说“礼，就是践行这个”。《礼记》既然有这样的解释，所以郑玄依据而使用它。礼虽然合训为体和履，那么《周官》就是体，《仪礼》就是履，所以郑玄又说“那么三百、三千虽然混同为礼，至于并立陈列，就说‘这是经礼，这是曲礼’，或者说‘这是经文，这是威仪’。这是《周礼》《仪礼》有体和履的区别。”所以《周礼》为体的原因是，《周礼》是建立治理的根本，统摄于心体以齐正万物，所以为体。贺防说：“体有两个方面，一是物体，说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是礼体，说圣人制定法度，体察这些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所。”那《仪礼》只阐明体的所行践履之事，万物虽然万体，都同一体，履没有两种含义。

陆氏德明说：“三礼的次序，周礼为本，仪礼为末。”

贾氏公彦说：“《周礼》、《仪礼》发源是一个道理，有始终分为两部，都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周礼》为本，《仪礼》为末。”

张氏说：“看懂了《仪礼》，就明白了《周礼》与《礼记》。”

吕氏大临说：“冠、昏、射、乡、燕、聘，是天下通行的礼。《仪礼》所载，称为礼的，是礼的经。《礼记》所载，称为义的，是训释经的意义罢了。”

周氏谞说：礼经的残缺很久了。世间所传的，叫《周礼》，叫《仪礼》，叫《礼记》。其中唯独《周礼》是太平的成法，《仪礼》又次之。《礼记》是杂记先王的法言，而且多有汉儒附会防备的弊病。这是学者所应该精心选择的。

朱氏说：“《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它的仪法度数，那么《仪礼》才是它的本经，而《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意义。礼书中像《仪礼》还完整，其他书不如它。《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况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就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无不如此。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没有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甫补成一篇《学礼》。《礼记》中的言语，只是解释它《仪礼》的。”

虙氏说：“《礼记》是《仪礼》的传。《仪礼》有冠礼，《礼记》有冠义来解释它。《仪礼》有昏礼，《礼记》则有昏义来解释它。《仪礼》有乡饮酒礼，《礼记》则有乡饮酒义来解释它。《仪礼》有燕礼，《礼记》则有燕义来解释它。《仪礼》有聘礼，《礼记》则有聘义来解释它。其他篇中虽然有时杂引四代的制度，但其言论多与《仪礼》互为表里。只是《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所作，而《礼记》则是汉儒所记录。虽然说是汉儒所记录，但也是《仪礼》的流变。为什么说呢？《周礼》虽然得之于河间献王，当时没有传授它的人。汉武帝认为是末世渎乱之书，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直到汉末才流行于世。只有《仪礼》一书，汉初已经流行，所以高堂生传授给萧奋；萧奋传授给孟卿；孟卿传授给后苍；后苍传授给戴德、戴圣。二戴因为熟悉《仪礼》而记录《礼记》，所以知道《礼记》，是《仪礼》的流变。”

《三礼正义》说：“《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所记录。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就是《周礼》，威仪就是《仪礼》。”

熊氏朋来说：三礼之中，如《周礼》大纲虽然正确，其间职掌繁密，恐怕传授它的人不都是周公的旧制。

译《左传》所引用的“周公《周礼》”中称为“殊”的内容，与现今流传的《周礼》并不相似，我也遗憾它仅仅依据《左传》的文字罢了。大小戴所记载的文献，虽然多包含格言警句，但错误谬误也难免存在。只有《仪礼》是礼经中较为完整的。前代儒者说它礼制文物井然有序，乃是周公所制定的礼制中仅存的部分。后来的君子若有志于礼乐，不要因为难以阅读就不加重视。

译湛氏若水说：“《曲礼》大体纯正而小有瑕疵，《仪礼》极其纯正而没有瑕疵。”万氏斯大说：“《仪礼》这一部书，与《礼记》互为表里。考究礼仪的条文，那么《仪礼》最为完备；谈论义理，那么《礼记》最为精微。对于圣人来说，是将自己心中的义理逐渐体现为礼仪条文；对于后人来说，必须通达礼仪条文之后才能明白其中的义理。所以读《礼记》却不知道《仪礼》，就像是没有根的树木、没有源头的流水一样。”

张氏尔岐说：“从前周公制定礼制，用来促成太平盛世。依据当时施行于朝廷和乡国的礼制，编撰成典籍，天下共同遵守。其大体框架是《周官》，其详细节次和完备文辞则是《仪礼》。”

一、论《仪礼》不可废除【附：怀疑经典者的观点】

《论语·述而》：孔子平时说雅言，读《诗》、念《书》、执掌礼仪时，都说雅言。季氏如果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

《春秋説题辞》说：“礼，是用来规范容貌举止、进退行为的，以此衡量是否合乎礼。合乎礼，那么天下人都适宜，片刻也不能离开。”

徐氏干说：“礼，是人的急务。可以终身践行，而不能片刻离开。片刻离开，怠慢的行为就会产生；片刻忘记，怠慢的念头就会滋生。何况没有礼而可以始终如一呢？”

刘氏勰说：“礼确立的体例宏大，应用依据事理来规范，章节条目曲折详尽，掌握之后才能显现；采纳其中的片言只语，没有不是宝贵的。”铭文、诔文、箴文、祝文，都由礼统领其开端。

王氏通说：“冠礼废除，天下就没有成人了；婚礼废除，天下就没有家道了；丧礼废除，天下人就遗弃亲人了；祭礼废除，天下人就忘记祖先了。唉！我也无可奈何了。”

韩愈说：“我曾经苦恼于《仪礼》难以阅读，而且现在通行的很少，沿袭不同，恢复无从下手。考察当今确实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度制度都具备在这里。孔子说：‘我遵从周礼’，是说周礼的文章兴盛。古代书籍留存下来的很少了，百家杂家尚且有可取之处，何况圣人的制度呢？于是选取其大要，奇异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著录成篇，学者可以观看。可惜我没能赶上那个时代，在其中揖让进退。唉，多么兴盛啊！”

徐氏积说：“《仪礼》大致是一部完整的书，但决不全出于圣人。怎么知道呢？礼，是出于人情的。而《仪礼》中有说：‘父亲在世，母亲不可以穿三年的丧服’，又说：‘嫂子和小叔子没有丧服，这是为了避免嫌疑’，又说：‘老师没有丧服’，这哪里是出于人情呢？大概多出于汉代儒生，喜欢施行他们的私意，或者采用他们老师的学说，或者为了谋取购书的钱财而编造罢了。”

吕氏本中说：“后辈做学问，首先必须研习《曲礼》《少仪》《仪礼》等学问，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以及先研习《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才可以谈论下学而上达。从此豁然有所领悟，自然超越诸子百家。不这样，就是越级冒犯本分，超越节度最终不能成功。谁先传授呢？谁后疲倦呢？不可不仔细考察。”

张氏淳说：“刘歆说高堂生所得到的只是士礼，而现在的《仪礼》却有天子、诸侯、大夫的礼，占据大半，怀疑现在的《仪礼》不是高堂生的书，只是篇数偶然相同罢了。”

朱熹说：“张忠甫怀疑现在的《仪礼》不是高堂生的书，只是篇数偶然相同罢了。这是没有深入考察刘歆说法中的错误，又没有察觉他所说的士礼，只是略举首篇来说明。他说‘推而致于天子’，大概专指冠、昏、丧、祭而言，如果是燕射、朝聘，士人哪有这种礼仪可以推演呢？”《仪礼》不是古人预先写成这样一本书，起初只是根据义理兴起，渐渐沿袭行得好，只管巧妙，至于情文极其细密周致之处，圣人看到这种意思好，所以记录成书。《仪礼》事事都记载在里面，其中曲折难行的地方，他都有个处置得恰好。

魏氏了翁说：“《仪礼》这一部经，侥幸幸存，用它来参考诸经，尤其有功。洒扫应对进退，恭敬辞让节制，不是由外心产生的，不是忠信淡薄，不是人情虚伪。凡此都是人性中固有的，天秩中自然的，而没有一毫勉强增加。学者如果真能就这仅存的推寻，内省于心，随事省察，扩充到动容周旋的细微之处，揖逊征伐的时候，这就是礼。将用来安顿天意而奠定民极，难道只是形体器物吗！”

章氏如愚说：大宋朝乐史认为《仪礼》有五点可疑：汉代儒生传授《曲台杂记》，后来马融、郑众才开始传授《周官》，而《仪礼》未曾用来教授，这是第一点可疑。《周礼》缺少冬官，用千金也求不到，假使有《仪礼》全书，诸儒难道不献给朝廷吗？班固《七略》，刘歆九种，都不记载《仪礼》，魏晋梁陈之间，这本书才开始流行，这是第二点可疑。《聘礼》篇所记载宾客行飨饩之物，禾米刍薪的数量，笾豆簠簋的实物，铏壶鼎瓮的排列，考察《周官》掌客的说法不同，这是第三点可疑。其中一篇《丧服》，大概是讲师设问，难以相互解说之辞，不是周公的书，这是第四点可疑。周公所记载的，自王以下到公侯伯子男，都有他们的礼，而《仪礼》所说的《公食大夫礼》及《燕礼》，都是公与卿大夫的事，不及于王，其他篇所说的只是主人和宾客而已。

译这似乎像是诸侯国的典籍，假如周公处在太平盛世，难道不会制定天子的礼仪吗？这是第五个疑点。如今考察这部书，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吉礼、凶礼、嘉礼都有相应的礼仪，唯独军礼缺失；从天子到士都有冠礼，唯独大夫没有；乡饮酒礼中有党正来校正年龄次序，而这里唯独没有记载；宾礼分为八类，燕礼分为四等，冠礼和婚礼的篇章都以“士”冠名，唯独大射礼称为“仪”；朝见和遇礼没有收录，却唯独保留了觐礼；其他饮食礼仪不记载，却独有公食大夫礼；至于论述本末的异同，这些都是考究精微之处。

译王氏应麟说：“韩文公阅读《仪礼》，认为考察当今社会已无用处。我认为上天赋予的秩序中就有礼，无论大事小事都依循它，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必定要在这里查考。韩文公是大儒，认为《仪礼》没有用处，难怪冠礼的推行不怪罪郑玄、尹氏，反而怨恨子孙了。”

马氏廷鸾说：“《仪礼》这本书，在奇奥深隐的言辞中有精妙的义理，在细微曲折的细节中有明确的等级区分。它不仅希望人们能过好生时，而且希望人们能过好死后；不仅对冠礼、婚礼、朝聘、乡射等礼仪要求严格，尤其对丧礼、祭礼要求严格。后世仅仅因为它是将士人的礼仪推演至天子，就认为它是残缺不全、无法考据的书。慢慢观察它，一个士人，天子的士人与诸侯的士人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以此类推向上，本来是有可以详细考知的内容的。”

敖氏继公说：“先王时代，人无论贵贱，事无论大小，都有礼来规范行为。因为礼如果有缺失，事情就会有遗漏，所以礼仪的数量不能不如此之多。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远了，而保存下来的竟然不到十分之一，真是令人感叹！那些已经废坏亡佚的，固然不能再看见了；那些侥幸存在而尚未泯灭的，我们怎么能不尽心去讲习阐明呢？固然不应该以它对当今无用为借口，而断绝对它的研究。”

宋氏濂说：“周代的朝觐、燕飨、馈食、昏丧等各种礼仪，其升降揖让的节度已经实行了，然后才记录成为《仪礼》的文字。”

徐氏三重说：“《仪礼》这本书，无论是不是先王原有的，即使就现在流传下来的部分，如果士大夫年少时诵读学习，长大后谨慎遵守奉行，终身如此，恐怕早晚半步都有违背。这样，心怎么能不收敛，身体怎么能不庄重整洁，一言一动怎么能不循分守礼、对上侍奉对下临御？怎么会没有贤良君子呢？这是古代敦厚谦让的教化、成就人才的规范，所以能达到太平盛世，谁说不是由此道而来的呢？”

童氏承叙说：“有人说高堂生所传的，只是士人的礼仪，其余大多散佚。又有人说古礼对当今没有用处，即使是韩愈也这样说。礼，就是理。先王用它来承接天道，治理人情。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沿袭的是根本；增减的是末节。符合义理的就符合，那么先王所未有的，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所以后苍有推演至天子的说法。然而现在看它，冠礼、婚礼、相见礼，是士人的礼仪；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大夫的礼仪；燕射、觐聘、公食大夫，是诸侯的礼仪；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士人的礼仪；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是诸侯卿大夫的礼仪；丧服则通行于上下，难道唯独说是士人的礼仪吗？礼没有根本就不能确立，没有文饰就不能实行。即使在夏商之际，也不能没有文饰。到了周代才完备。孔子说：‘虞夏的文饰压不过质朴，商周的质朴压不过文饰。’这是思考根本。然而文饰的败坏已经很久了，它在当今应该没有用处。至于它的根本固然没有泯灭，所以根据文饰追溯它就可以知道，根据根本拓展它就可以实行，这不比连同文饰一起亡失更好吗？”

郝氏敬说：礼不是强行制作的，它是人道的经纬，没有礼就没有人道。凡是这本书所说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品节秩序，都是天理不得不然的。其中牵强拘泥、烦琐迂僻、强行让世人难以实行的，那是时代形势古今不同的缘故。学习礼的人贵在通达。乡射就是乡饮酒礼，大射就是燕礼，既夕就是士丧礼，有司彻就是少牢馈食礼，实际上只有十二篇，然而已经不止是详细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燕飨，礼的大类仅此而已；饮食男女、养生送死、人生日常仅此而已；升降进退、周旋裼袭、行礼节文仅此而已；天子诸侯相同于此，人伦相同于此，仪则的隆杀多寡因时制宜。孔子所说的‘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周代沿袭殷代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而人主是礼法的宗祖，礼难以预设。如果一定定为常制，让百世共同遵守，那就是礼只有沿袭没有增减，即使是二帝三王也不能做到。这本书详细的地方太琐碎，如祭醴时第一次舀酒一祭，又舀酒再祭，执皮时内文兼执足，三分庭一，在南乡饮时工左荷瑟，后首挎越内，牲体肩臂脊胁肫胳一骨二骨之类，何其琐碎啊。及其行礼的大节目，如在庙中加冠却竟然不提及其祖祢，加冠后见母、见君、见乡里亲戚士大夫，却竟然不提及其父。婚礼从新郎迎妇降西阶，以至入室同牢烛出燕息，却竟然不说夫妇拜至，明日新妇见舅姑馈食醴飨，却竟然不提及其夫婿，这类又是何其简略啊。如果说只是举其大概而已，那么后儒读礼为什么往往添补呢？作《仪礼》的人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人，所以其言辞多模糊如凡。

礼行于庙，竟然不说告庙的仪式。冠冕衣裳，都不确定其制度。物色、庙寝、堂阶、房室、户牖，都不明确说明其向背，让后人猜度影响，始终没有定论。每在篇中引用记闻，参伍其无画一之见可知。亲眼见过古人，必定不会这样。《仪礼》作于衰世，所以其仪文虽然详细而大纲不清。虽然不及天子之礼，而时或杂越，以大夫乱诸

译诸侯扰乱天子礼制，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的。例如《燕礼》中称君主为“公”，这是诸侯的礼制。诸侯称“公”，已经是僭越了。而他们的臣子又有称“诸公”的，地位在卿大夫之上，只有天子才有三公，诸侯的臣子尊贵不能超过卿，却称“公”，这就是扰乱天子礼制。郑玄认为这是大国的孤卿，四命，这是《周礼·典命》的说法。《周礼》也不是古制，考证古制应以孟子为准。孟子说：“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男同一个等级，共五个等级。君一个等级，卿一个等级，大夫一个等级，上士一个等级，中士一个等级，下士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这是周代的等级制度，哪里曾有诸侯的臣子称“公”，大国的卿之上还有孤卿称“诸公”的呢？《乡射礼》中说诸公的席子三重，大夫的席子双重。按照《尚书·顾命》，天子的席子也是三重。《周礼·司几筵》的职掌也说天子席子三重，而《礼运》说天子席子五重，诸侯席子三重。现在说诸公席子三重，大夫双重，这也是扰乱礼制。《周礼》说天子射礼用三侯九节，诸侯用七节。《大射礼》是诸侯的礼，而侯道长九十弓，这是扰乱天子礼制。只有天子的事才称“大”，与诸侯射礼则用大侯称大射，诸侯与其臣子射礼用大侯称大射，这也是扰乱礼制。解说的人说士冠礼、士婚礼、士丧礼都是士的礼，然而冠礼用爵弁，婚礼乘墨车，遣马有繁缨，遣奠用五鼎，这不是僭越吗？周朝衰微礼制废弛，诸侯强暴，大夫士没有等级，著书者承袭其错误，并非全是先圣的旧制。从前孔子作《春秋》，对于诸侯名号礼乐丧失等级，都因袭而不改变，想要直书其事，以保存乱亡的痕迹，向后世显示是非的公正罢了。礼经正名辨分别嫌明微，怎么可以相互仿效？礼制沿袭其谬误，就是教导混乱。谈论礼与谈论《春秋》不同时代，儒者没有通达罢了。世间的儒者想把《仪礼》作为经，割裂其他礼附在它上面。唉，这是诸礼家的言论。

译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完全符合古礼了。虞、夏、商、周，因循变革、增减损益，尚且不相沿袭。凭借孔子的圣明，学习夏、商的礼仪，因缺乏证据而不被信任，所以说我遵从周礼，何况后世儒生想要弥合新旧不同的痕迹，以贯通百世呢？即使补辑完备，校勘精切，就一定能一一适用于今天吗？略举其近代的例子：如士人行冠礼，不论有爵位还是无爵位，就使用命服，现在可以吗？士人亲迎新娘，乘坐大夫的车马，现在可以吗？女子已经许配人家，行笄礼了，在宗室接受教育三个月，现在可以吗？纳采的使者到了门外，主人迎接并拜礼，使者不答拜而入拜，主人又不答拜，现在可以吗？主人在门外迎接宾客，先入内到达台阶，又先登阶，现在可以吗？主人在门外送别宾客，再拜，宾客于是离去而不回顾，现在可以吗？男女互相拜礼，男子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肃拜，现在可以吗？士人相见，宾客五次请求，才得到主人出来一次，又不登堂，只在大门内拜一次，现在可以吗？臣子在君主面前侍奉饮食，不等君主命令，先吃饭遍尝饮食，现在可以吗？在先生面前侍奉饮食，爵位不同的人先吃饭而后停止，现在可以吗？穿着盛服行礼，忽然袒露衣服，随即穿上，又袒露又穿上，像这样几十次不停，现在可以吗？尊俎爵篚，供给饮食的器具不设，几案错放在地上，现在可以吗？吃饭不用筷子，用手，现在可以吗？书写必用刀，文字必用篆书，册子必用竹简，简牍必用木片，现在可以吗？人死后三天，然后殡葬收敛，现在可以吗？明器苞筲等无用之物，一并放入墓穴中，现在可以吗？凡是送币献酬之类，宾客主人不同拜，送者站立等待，受者拜而受者又站立等待，送者答拜，即使是君臣父子都如此，现在可以吗？宾客回敬主人，不亲自举爵，主人自己斟酒饮用，现在可以吗？吃饭不设主位，主人也不陪食，现在可以吗？孙子做祖父的尸，父亲拜他的儿子，第二天傧尸，则儿子做父亲的客人，接受他的献酬，现在可以吗？舅父下堂，亲自洗爵献新妇，现在可以吗？岳父出门，再拜送新郎，现在可以吗？儿子行冠礼，怀揣干肉见母亲，母亲再拜接受，现在可以吗？父母为儿子服丧三年，父亲在世时母亲服丧与妻子同服，庶子后父为其母服缌麻，现在可以吗？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难以通行的，不可尽举。如果一定要一一可信可传，使人必须遵从，即使圣人再起，能做到吗？

张氏尔岐说：《汉书·艺文志》所载传授礼学的十三家，他们所阐发的都是《周官》及这十七篇的大义。十三家中只有小戴、大戴近代被列为经书以取士，而二礼反而日益衰微。大概是因为先儒对《周官》疑信参半，而对《仪礼》则苦于难读，所以如此。那些怀疑《周官》的人，尚且以新莽、荆国为借口；《仪礼》则是周公所制定，孔子所记述，当时圣君贤相、士君子所遵行的，可以断然不怀疑的，却因为难读而废弃，可以吗？

一、论题号篇目次第

孔子颖达说：“《周礼》为本，圣人体会它；《仪礼》为末，圣人践行它。所以郑玄序说：‘体会它成为圣人，践行它成为贤人’，这是正确的。既然《周礼》为本，那么重要的在前，所以宗伯排列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轻的在前，所以《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所以郑玄序说：‘二者有的施于上，有的循于下。’”

贾氏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然都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定，题号不同的原因，是《周礼》为了区别夏商，所以言周；《仪礼》不言周的原因，是想显示兼有异代的法度。所以此篇有醮用酒，《燕礼》说诸公，《士丧礼》说商祝夏祝，是兼有夏殷，所以不言周。又《周礼》是统摄心意，《仪礼》是践行，内外相互依存，首尾是一体，所以《周礼》已言周，《仪礼》不须言周，周可知了。况且《仪礼》又名曲礼，所以《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注说：“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其中事仪三千，言仪者，显示行事有威仪；言曲者，显示行事有屈曲，所以有两个名称。《周礼》说：“官叙官之法，事急者为先，不问官之大小。”《仪礼》显示其行事之法，贱者为先，所以以士冠为先，无大夫冠礼，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礼也是士为先，大夫次之，诸侯次之，天子为后。诸侯乡饮酒为先，天子乡饮酒次之，乡射、燕礼以下都如此。又以冠、昏、士相见为先后者，是因为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挚见，乡大夫见，已君相见，来朝诸侯之等。又为乡大夫、州长行乡饮酒、乡射之事，以先吉后凶，凶尽则行祭祀吉礼，次序之法，其义可知。戴德、戴圣与刘向《别录》十七篇次第，皆冠礼第一，昏礼第二，士相见第三。自此以下，大戴即以士丧、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乡饮、乡射、燕礼、大射、聘礼、公食、觐礼、丧服为次；小戴则以乡饮、乡射、燕礼、大射、士虞、丧服、特牲、少

译《少牢》《有司》《士丧》《既夕》《聘礼》《公食》《觐礼》的次序排列。这些篇章在尊卑、吉凶、先后顺序上杂乱无章，所以郑玄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只有刘向的《别录》中，从《大射》往上的七篇与小戴所传相同，而其下的篇章则按照《聘礼》《公食》《觐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的顺序排列，尊卑、吉凶的次序条理分明，所以郑玄采用了这种说法。

译张淳说：汉朝初年没有《仪礼》这个名称，怀疑是后来的学者看到十七篇中既有仪又有礼，于是合并起来命名为《仪礼》罢了。

陈骙说：“《仪礼》是周朝行礼涉及仪节法度曲折细节的书，就像后世所谓的仪注一样。它起初大概有三千多条。”

熊朋来说：“《仪礼》名为十七篇，实际上只有十五篇。《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有司彻》是《少牢馈食礼》的下篇。”

李黼说：“《仪礼》也是周公所作。凡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饮酒礼、射礼、朝见礼、聘问礼的仪节，法度数量都具备，所以称为《仪礼》。”

何乔新说：“《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都是士的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两篇，是大夫的礼。《燕礼》《大射仪》《聘礼》《觐礼》《公食大夫礼》五篇，是诸侯的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四篇，都是诸侯之士的丧祭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两篇，都是诸侯卿大夫的祭礼。《丧服》一篇，则通论上下的制度。”

姜兆锡说：“考察《大戴礼记》篇目的次序，大概是以冠、昏、丧、祭为顺序，进而依次涉及饮、射、聘、觐。把《丧服》放在后面的原因，是因为上面各篇都讲礼仪的节次，而这一篇是依据仪礼进而讲到丧服的制度，以显示凡是施行丧礼的仪节所依赖并加以运用的内容，所以把它放在后面，由此可以推知。刘向篇目的次序，固然胜过《小戴礼记》，但与《大戴礼记》相比则有不及之处。郑玄大概难免在取舍上有所失误。”

《仪礼集编》卷首上

钦定四库全书

《仪礼集编》卷首下

龙里县知县盛世佐撰

纲领

一、论逸礼

刘歆说：“鲁共王从坏墙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了这些书。”

桓谭说：“古代逸礼记有四十六卷。”

《后汉书》说：“孔安国所献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以及《周官》经，前世流传这些书，但没有形成专门的学派。”

阮孝绪说：“古经出自鲁地淹中，那是周朝宗伯所掌管关于五礼威仪事务的书，有五十六篇，没有人敢传授。后来博士高堂生得到十七篇，郑玄注的今本《仪礼》就是这些，其余的篇目都亡失了。”

孙惠蔚说：“淹中的经书，孔安国所得到的只有卿大夫士的馈食篇，而天子诸侯享庙的祭祀、禘祫的礼仪全都亡失了。”

孔颖达说：“《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初年高堂生传授礼十七篇，到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上了这些书。又《六艺论》说：‘后来得到孔子壁中的古文礼共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但文字多有不同，这十七篇之外就是逸礼。’”

朱熹说：“现在的《仪礼》多是士的礼。河间献王得到的古礼五十六篇，是孔子壁中藏的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的礼。所以班固说‘更加可以通过推究士的礼来了解天子诸侯的礼’，这是班固撰写《汉书》时，那些书还在。郑康成也见过这些书，现在注疏中有引用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失的，真可惜啊。汉朝的儒者专门研究一家之学，除了自己精通的那一经之外都不暇顾及，所以先儒说‘圣经没有亡于秦朝，却大坏于汉儒’，这种说法也很好。司马光评论景帝太子既已亡故，当时如果立献王为嗣，那么汉朝的礼乐制度一定会有可观之处。”

叶适说：“《仪礼》是士的礼，通用于大夫、诸侯，而天子的礼没有考证。所记载的有司之事，是根据所存的来推测所不存的。当时举行一种礼，必然有相应的仪，仪节不胜枚举，哪里只限于这些呢。”

陈振孙说：“这是仪更需要有礼。书名为《仪礼》，只记载行礼的威仪，所谓威仪三千就是如此。礼书如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之类，这才是讲大经的地方，才是真正的礼，必须自有文字记载。”

王应麟说：逸礼三十九篇，其篇名在其他书中颇见记载。如《学礼》，见于《贾谊传》；《天子巡狩礼》，见于《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于《聘礼》注；《朝事仪》，见于《觐礼》注；《禘尝礼》，见于《射人》注；《中霤礼》，见于《月令》注及《诗·泉水》注；《王居明堂礼》，见于《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昭穆篇》，见于蔡邕《论》；《本命篇》，见于《通典·聘礼志》；见于《荀子》。又有《奔丧》《投壶》《迁庙》《衅庙》《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见于《大小戴记》及《管子》引《逸礼》。《中霤》在《月令》注中，《奔丧》《投壶》释文引郑氏说：‘实为《曲礼》的正篇’。又《迁庙》《衅庙》，见于《大戴记》，可以补经礼文辞的缺漏。孔壁古文多出三十九篇，郑康成不注，于是没有流传下来【注：所谓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论衡》认为宣帝时河南女子拆毁老屋得到佚礼，恐怕不对】《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

译《礼》见于三礼的注疏；《学礼》见于《贾谊书》；《古大明堂之礼》见于蔡邕的《论》。虽然只是零星片语，如同断裂的玉圭、破碎的美玉，仍然值得珍视。

译敖氏继公说：“有人说：这十七篇，难道原本就是这样的数目，仅仅如此而已吗？还是说有遗失散佚而不完整的呢？”回答说：“这是不可知的。但只凭经文与其礼的类别来考察，恐怕其篇数原本就不止于此。”经文中关于士的礼仪，特别详细；而对于大夫，则只见到其祭祀的礼仪；而其昏礼、丧礼则没有听说过。这一定是遗失散佚的了。“公食大夫礼”说：“设置盥洗之处如同飨礼。”意思是如同公举行飨礼招待大夫的礼仪；而现在的经文中却没有这种礼仪，那么这是散佚了，是很明显的。又诸侯有觐礼，但只用于朝见天子；如果是在邦国之间的交往，也应当有互相朝见、互相飨宴、互相进食的礼仪；又诸侯也应当有丧礼、祭礼，而现在都没有听说过，这也是遗失散佚的了。然而这只是凭借经文中曾经提到过、礼仪中可以推知的事情而知晓的；何况其中又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呢？由此说来，那么经文的篇数原本不止于十七篇，也可以看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诸侯既然去除了他们的典籍之后，是随即就散失了？还是流传到民间，时间久了才散失的？这些都是无法考察的了。

吴氏澄说：汉朝兴起，高堂生得到了《仪礼》十七篇。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孔氏墙壁中得到了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也得到并献上了它。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官，而各位博士不肯应对，最终没能设立。孔颖达、郑玄所引用的逸《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目。唐初还保存着，各位儒生却不把它放在心上，于是导致散失，可惜啊！现在所汇编的八篇，其中两篇取自《小戴记》，三篇取自《大戴记》，三篇取自郑玄注《奔丧》。《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固然得到了逸礼三十九篇中的四篇，而《投壶》之类还没有考证。怀疑古代礼仪散佚的很多，不止于三十九篇。《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各篇的体制一样。《公冠》等三篇虽然已经不存，这个例子大概是作记者删取要点以编入记，不再是正经的全篇了。《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也不同，那么知道这两篇也经过删削，只是不如《公冠》等篇那么严重罢了。五篇的经文，大概都不完整，然而确实是礼经的正篇，那么不可以因为它们不完整而把它们排斥在记之外，所以特别编纂为逸经，以续接十七篇的末尾。至于《中霤》以下三篇，其经文已经散失，而篇题仅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没有磨灭的，也一定要收拾而不敢遗漏，这也是我喜爱其礼仪的意思。《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于《燕聘》都是如此。大概是周末汉初的人作这些来解释《仪礼》，而戴氏抄录以编入记的。现在把这些篇目正作为《仪礼》的传，所以不编入记，依照《仪礼》篇次粹编为一编。文有不按次序的，颇为更定。《射义》一篇交替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射礼，杂乱无章，厘定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采用清江刘氏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以考详。于是《仪礼》的经从一至九经，各有其传了。只有《觐义》缺失，《大戴》《朝事》一篇确实解释诸侯朝觐天子及互相朝见的礼仪，所以用来备《觐礼》之义而作为传十篇。

汪氏存宽说：自从乐亡而经行于世，只有五经，《诗》《书》《春秋》虽然中间没有不残缺的，但不像《礼》经那么严重。三百三千不传，大概十之八九了。世上传说的三礼，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其实《礼记》是《仪礼》的传，《仪礼》是《周礼》的节文，而三礼的要旨在于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区别。吉礼的区别有十二种，凶礼的区别有五种，宾礼的区别有八种，军礼的区别有五种，嘉礼的区别有六种，这是大概的情况。《仪礼》十七篇，吉礼保存的只有《特牲馈食》篇，是诸侯国之士祭祖庙的礼仪；《少牢馈食》及《有司彻》篇，是诸侯卿大夫祭祖祢庙的礼仪。凶礼保存的只有《丧服》篇，是制定尊卑亲疏冠绖衣服的礼仪；《士丧礼》篇，是士丧其亲自始死至既殡的礼仪；《士虞礼》篇，是士既葬其亲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于殡宫的礼仪。宾礼保存的是《士相见礼》篇，是士以职位相亲，始承贽相见的礼仪；《聘礼》篇，是诸侯相交久无事，使相问的礼仪；《觐礼》篇，是诸侯秋朝天子的礼仪。嘉礼保存的只有《冠礼》篇，是士之子始加冠的礼仪；《士昏礼》篇，是士娶妻的礼仪；《乡饮酒礼》是乡大夫宾兴贤能饮酒的礼仪。

译《乡射礼》篇，是士人为州长防止百姓射箭，在州序举行射礼的仪式；《燕礼》篇，是诸侯宴饮款待其臣下的礼仪；《大射仪》篇，是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群臣宴饮的礼仪；《公食大夫礼》篇，是诸侯以礼款待邻国小聘大夫的礼仪。

在此之外，如朝见、相遇、防同、郊祀、大飨、帝祭、大丧等礼仪，大概已经亡佚，何况军礼无存，并非细微末节。这难道是散佚发生在孔子正定礼制之前吗？

因此当时吉礼的缺失，如鲁君郊祀僭用天子的礼仪，孟献子在七月举行禘祭，夏父弗綦提升僖公神位而逆祀，三桓大夫在私家设立公庙，管仲使用雕饰的簋和红色的帽带，晏平仲祭祀时豚肩盖不住豆器，至于在太庙解下笏板以及在奥室燔柴，诸侯使用宫县乐器而用白牡祭祀等，都是如此。

凶礼的缺失，如伯鱼为出母服丧期满却仍哭泣，子路姐姐去世超过期限却不除丧，子上母亲去世却不治丧，成人兄长去世却不穿衰服，有为慈母戴练冠、为妾服齐衰的，有居丧期间沐浴佩玉以及在厨房沐浴的，有早晨行祥祭而晚上歌唱的，有祥祭结束后穿丝鞋系组缨的，以至于小敛时奠祭于西方，既已祖祭却返回灵柩，接受吊唁时以大夫身份只遣车一乘，有安葬夫人而用百瓮醯醢的，都是如此。

宾礼的缺失，如天子下堂会见诸侯，诸侯朝觐时进行私觌，主国君臣因私好而朝见诸侯的，有的；诸侯因强大而盟誓天子三公的，有的；庭燎百枝，侯国使用绣黼丹朱，大夫也使用的，还有的。

嘉礼的缺失，如鲁昭公娶吴女，却不告知天子；鲁哀公为重肆夏以宴宾，天子以防宾燕的，有的；夫人出境宴请诸侯的，有的；大夫使用反坫与不识殽烝的，还有的。

军礼的缺失，如齐桓公屡次举兵，制作伪主以行；鲁庄公与宋国作战，因失去驾驭而败北；战而复矢，始于升陉；败而髽吊，始于防鲐，以至于搜田不时，丘甲始作等，都可考证。

又何况出师专征，习以为常，争地黩武，岁无虚日，假如礼经旧典在当时都还存在，那么五礼的缺失，难道会严重到如此地步吗？

由此可知周朝末世，礼典大多已经散佚，大概不仅焚毁于秦，而且亡失于汉。

译湛氏若水说：“《仪礼》作为经书，《礼记》作为传注，这是不可磨灭的定论。然而如今这两部书都散佚而不完整。所以有《士冠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冠礼；有《士昏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昏礼。在丧礼和祭礼方面，也是如此。所以祭礼方面，有小戴《郊特牲》、大戴《诸侯衅庙》、《迁庙》；冠礼方面，有《公符》。至于散见于《礼记》中的内容，虽然条理清晰，但都是传注，而经书却已经亡失了。”吴文正用《大戴礼记》中的《衅庙》、《迁庙》、《投壶》、《公符》、《奔丧》来补全经书，怎么能说：“不对。这些是逸失的经传，《投壶》作为传注，有什么证据呢？回答说：文中称引鲁令、薛令，由此可以知道它是传注。”

何氏乔新说：“临川吴文正公校正《仪礼》，既然依据郑玄的序言来编排篇章。凡是经文散见于《戴礼》郑玄注中的，就标示出来，作为八篇逸经。礼必定有义理，又选取《戴记》中保存的以及清江刘原父所补的作为十篇传注。像《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就是刘原父所补的。我最近得到刘原父的文集，又得到《投壶》一篇，大概是解释礼经《投壶》之义的。所以把它收录在《朝事》之后，用来补全逸经的传注。正经十七篇，有传注的十篇；逸经八篇，有传注的一篇，其余的缺失了。尊崇礼制的君子，即使追补也是可以的。”

吴氏继仕说：“《仪礼》经书大多散佚，像《投壶》、《奔丧》、《世子》、《明堂》，这些本是经书，却散失在记注之中。”

郝氏敬说：“十七篇不谈论天子、诸侯的礼制，郑康成因冠礼、昏礼、丧礼、虞礼都称士，于是认为礼制唯独士礼存在，这是拘泥的看法。士在四民之首，礼义由士产生，所以说礼制系于士。公卿大夫都是出仕的士，向上推及诸侯，再向上推及天子，是可以引申扩展的。所以《特牲馈食礼》不称士，《少牢馈食礼》不称大夫，士使用特牲而不限于士，大夫使用少牢而不限于大夫，只是举出隆重与简略的例子罢了。读礼的人固执不通，于是认为天子、诸侯的礼制亡失了，这也如同礼经存在而乐经亡失的浅陋说法一样。”

焦氏竑说：“汉初礼经出自鲁地，淹中、河间献王获得并奏呈朝廷，于是高堂生独自传授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后苍跟从高堂学习，随后传授给戴德兄弟以及沛人庆普，后来这三家都失传了。郑玄阐明小戴的学说，自己为之作注，于是盛行。《丧服》一篇相传出自子夏，而献王又从李生那里得到《周官》书，因为冬官缺失，取《考工记》来补足。却不知冬官未曾缺失，大概是冢宰下属六官，每官下属六十职，如今冬官的下属才二十八职，而其他五官的数目各有多余。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遗编断简错杂出现竟然如此。把多余的数目归还给冬官，不仅百工得以归入其部，而且六官的讹误错乱因而可以分类考证，也很痛快了。《仪礼》散佚很多，永乐年间，御史刘有年献出逸经十八篇，当时没有加以表彰，随即就湮没无闻了。古代经书出于千年之后，却不加以珍视爱惜，刘歆所说的堵塞道路、余灭儒学，难道只是汉人如此吗。”

张氏采说：“永乐初年，太平守刘有年进献逸礼，就知道初唐所亡失的书，建国初期还有表奏进献的。”

朱氏彛尊说：“《明一统志》记载，沅洲刘有年，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永乐年间，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杨用修惊讶刘有年从哪里得到这些书？又奇怪当时庙堂各位公卿没有听说有表彰传布的请求。而且在内阁寻求，也没有见到这本书。我猜想刘有年所进的，就是草庐吴氏的本子。那逸经八篇，传注十篇，正好符合这个数目。当时内阁各位老臣知道那是草庐的书，所以馆阁书目只记载草庐本，没有刘有年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毛氏奇龄说：“三代的礼制到春秋时已经亡失。孔子能解说夏、殷的礼，而杞、宋没有证据。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春秋》，就赞叹说周礼在鲁国。《易象》与礼有什么关系？只是《春秋》记事多依据典制来判断是非，就认为一代的礼制全在这里。那么周礼的亡失已经很久了。所以孟子在滕国，该国不知道有三年之丧，至于棺椁、衣衾的厚薄等级，即使是门人如充虞、乐正子等人，也不能解释。只是汉传三礼，一部记录官政，另一部只谱录士礼，又缺失散佚不完备；还有一部散辑各种议论礼制的文章，彼此参差错杂，全然没有可以作为纲要的。”

阎氏若璩说：查考孔壁古文礼三十九篇，读隋代牛弘的传，才知道书在隋以前亡失，所以《隋书·经籍志》没有它的目录。《朝事仪》见于《大戴礼记》卷十二，不是逸经。贾谊引用《学礼》，本于《礼记·保傅》，古代大明堂的礼制，蔡邕明确说《礼记》都不是逸经。

姜氏兆锡说：“大宗伯所掌管的吉、凶、宾、军、嘉五类礼制，而《仪礼》大概即是五礼节文的仪节。通校五礼的种类，只有三十六则。先圣所说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怎么回事呢？查考吉礼十二类，宾礼八类，都只是大致概括其目；而凶礼、军礼各五类，嘉礼六类，又只是总括其纲。那么其目蕴含于纲，纲析出于目，数目本来就很广博了。况且大宗伯”

译所掌管的是以王礼为主，进而推广施行，凡是自诸侯下至大夫、士的礼仪，又岂止数不胜数呢？这就是它用三百篇概括三千篇而从容宽裕、宏大至此的原因。然而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几篇，为什么亡失得如此严重呢？这是秦朝使之亡失，但不只是秦朝使之亡失。秦朝焚烧书籍典籍，固然大多毁灭。然而孔子壁中书既已出土，如今《诗》《书》《易》《春秋》几乎到四部经典，虽然间或有残缺，仍号称完整之书。即使《周礼》也还有五官。如果《仪礼》尤其缺失，是有原因的。考察《周礼》除去缺失冬官外，其天、地、夏、秋四官都颁布法度、悬挂象征，而春官只是在大王分封、颁布祭祀于邦国、都乡、家邑罢了。它的一切法度象征都不调和颁布以悬挂供人观看。凡是说“和布”的，是说取用旧有典章，根据时势增减调和而颁布。唯独礼文称为“掌故”，就不需要每年进行调和了。况且它的文辞曲折繁重，悬挂出来既不能穷尽，观看又难以穷究。所以凡是君王将要举行朝会大礼，也只是太史用文书协助礼仪，等到临事时各职事人员用诏令相互辅助。那么它下达到大夫、士以下的情况，大概也可以知道了。那本书既然不颁布在人间，这就是它毁灭更加严重的原因。如今只有诸侯以下大夫、士的几篇，仅仅保存下来几卷，而王朝大朝会的礼仪藏在官府档案中的，大多不存在了。

译一、论古今文

贾公彦说：汉朝兴起，搜集遗存文献之后，出现了古书和今文。《汉书》记载：鲁地人高堂生担任汉朝博士，传授《仪礼》十七篇，这是今文。到了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故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失传的《仪礼》五十六篇，其中的文字都用篆书写成，这就是古文。古文中的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授的内容相同，但文字多有不同；其余三十九篇完全没有师承解说，被收藏在皇家秘阁中。郑玄注解《礼》时，将今文和古文并列。如果采用今文而不采用古文，那么在经文和注文中就会重复出现古文；如果采用古文而不采用今文，那么在经文和注文中就会重复出现今文。在《仪礼》中，有时采用今文，有时采用古文，都是根据义理更恰当的一方来采纳。如果两个字都符合义理，就交替使用。

李舜臣说：“我读《冠礼》时，‘筮于庿门’，解释者说：‘庿，是古文的“庙”字。’大概这十七篇原本就是古文，但经过秦朝焚书，到了现在则多用俗体字。甲乙或许是对的，《昏礼》中下达聘问，纳采用雁，纳采本是补缀的意思，而雁是鹅类。酢，是酸浆。读酬酢的酢，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我不揣浅陋，主张用大篆的偏旁作为楷书，并兼用《周礼》、《戴记》来校正。”

何乔新说：汉朝兴起，高堂生获得《仪礼》并传授。瑕丘人萧奋，萧奋传授给东海人孟卿，孟卿传授给后苍，后苍传授给戴德、戴圣，这就是今文。鲁共王毁坏孔子故居，在墙壁中获得了古经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呈献给朝廷，其中十七篇与《仪礼》正篇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收藏在秘府，这就是古文。

一、论经礼与威仪的区别

孔颖达说：“《周礼》在经籍中出现，名称不同的地方有七处。查《孝经说》说：‘经礼三百’，这是第一处；《礼器》说：‘经礼三百’，这是第二处；《中庸》说：‘礼仪三百’，这是第三处；《春秋说》说：‘礼经三百’，这是第四处；《礼说》说：‘有正经三百’，这是第五处；《周官》外题称为《周礼》，这是第六处；《汉书·艺文志》说：‘《周官》经六篇’，这是第七处。这七处都说三百，所以知道都是《周官》。《周官》有三百六十官，举其大数所以说三百。至于《仪礼》的区别，也有七处，而有五个名称：一是《孝经说》、《春秋》和《中庸》都说‘威仪三千’；二是《礼器》说‘曲礼三千’；三是《礼记》说‘动仪三千’；四是称为《仪礼》；五是《汉书·艺文志》称《仪礼》为古礼经。凡是这七处五个名称，都承接在三百之下，所以知道就是《仪礼》。之所以说三千，是因为履行《周官》五礼的区别，其事理曲折，条目繁多，所以有三千。不是说篇目有三千，而是说事理的区别有三千条罢了。或许一篇一卷就有数条事理，现在流传于世的只有十七篇而已。”

吕大临说：“《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那么曲礼，就是威仪的意思，都是经礼的细节。布帛有经线，一成就不可以改变，所以经礼取象于它。经礼三百，大概是像祭祀、朝聘、燕飨、冠婚、乡射、丧纪等礼仪，其节文不可改变的，有三百条。布帛有纬线，其纹理曲折有变化而不可以固定，所以曲礼取象于它。曲礼三千，大概是大小、尊卑、亲疏、长幼并行兼举，屈伸损益不可固定的，有三千条。现在所传的《仪礼》，是经礼，其篇末称为‘记’的，是记录礼的变化节文，就是曲礼。《礼记》所载，都是孔子门人所传授的书，杂收于遗编断简中的，都是经礼的变化节文。”

叶梦得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是一，而曲礼是十。经礼是常道，犹如说制度的总纲；曲礼是变通，犹如说礼仪的条目。所以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先王之时，都有书与法，收藏在有司官掌管，士人学习，有司官遵守，称为执礼。《周官》太史掌管邦国的六典礼，居其一。所谓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调事务。祭祀之日，执书以次序位次。大防同朝觐，以书协调礼事。将币之日，执事以诏告王。小史在大祭祀时，读礼法，或者读之以喻众，或者执之以行事。到了周朝衰微，这两者都亡失了，只有孔子独自知道，所以也称为执礼。现在《礼记》首载曲礼，这不是其书与法的正本，是汉儒杂记其所闻而编纂的。所以说曲礼曰：‘以表之如毋放饭毋流歠。’孟子也说，那么孟子还来得及见到其大概。所谓经礼，就没有再听说了。

朱熹说：“《礼经》威仪《礼器》，作经礼曲礼。而《中庸》以经礼为礼仪。郑玄等都认为：经礼即《周礼》三百六十官，曲礼即今《仪礼》。冠婚吉凶其中事仪三千，以其有委曲威仪，故有二名。唯独臣瓒说：《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婚吉凶，大概以《仪礼》为经礼也。而近”

译世居括苍的叶梦得说：《经礼》是礼制的纲领，《曲礼》是礼文的细目。先王时代，这两类书大概都存在，收藏在主管官员那里。祭祀、朝觐、会同等大典时，太史拿着它来主持事务，小史诵读它来告知众人，卿大夫接受它来教化万民，保氏掌管它来教育国子，用的也是这些书。我认为礼篇的三种名称中，《礼器》最为优胜；诸儒的说法中，郑玄的观点最为精当。因为《周礼》是制定治理、设立法规、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的书，对天下事务无不涵盖，礼典固然包含其中，但并非专门为礼而设。所以《汉书·艺文志》列出其经传的目录，只称《周官》，而不称《周礼》，自然不应该拿其中的官职名目来充当礼篇的名目。何况其中有的由一个官职兼管多种礼仪，有的由几个官职共同处理一件事，也难以计算官职的数量来凑足礼篇的数量。至于《仪礼》，其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朝礼、聘礼，本身就是《经礼》的大类，也不容许专门用《曲礼》来命名。只是《曲礼》这一篇如今未见，什么书比较接近呢？而三百、三千的数量，又将用什么来凑足呢？我又曾考证过，《经礼》确实是现在的《仪礼》，现存十七篇，而散佚但在其他书中可见的，还有《投壶》《奔丧》《迁庙》《衅庙》《中霤》等篇；不可见的，又有古经增多的三十九篇，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还有河间献王所辑录的礼乐古事，多达五百余篇，或许其中还有散佚的篇章。大致用《春官》所统领的五礼名目来约略推算，那么起初大概应当有三百余篇，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曲礼》，都是礼的细文小节，如现在《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等篇所记载的，侍奉双亲、侍奉长辈、起居饮食、容貌辞气的方法，制作器物、准备物品、宗庙宫室、衣冠车旗的等级，凡是在《经礼》中施行的，其篇目的总数虽然不可知，但逐条分析，也应该不少于三千条以上。如果有人说专门把《经礼》当作常礼，把《曲礼》当作变礼，那么像冠礼中不用甜酒而用酒祭，杀牲而有折俎，如果是孤子行冠礼而母亲不在之类，都是礼的变通，却从未不在《经礼》的篇章中；而“坐如尸，立如斋，毋放饭，毋流歠”之类，虽然在《曲礼》之中，却不能称为变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译王氏应麟说：《三礼义宗》说：《仪礼》十七篇，吉礼三篇，凶礼四篇，宾礼三篇，嘉礼七篇，军礼全部亡佚。《礼器》注中《曲礼》所说的“今礼”，就是指《仪礼》；而《仪礼》注中说《仪礼》也名叫《曲礼》【晋代荀崧也这样说】。朱熹遵从《汉书》臣瓒的注，认为《仪礼》就是经礼，而《曲礼》都是防备小节，就像如今的《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说的“威仪三千”那样。

敖氏继公说：“《记》中有句话：‘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所说的经礼，就是十七篇这一类。它的数目多达三百，难道是合并王朝与诸侯国的礼来说的吗？至于所说的曲礼，则是在经礼之外的，如《内则》《少仪》所记载的那一类就是。”

郝氏敬说：仪不能成为经，就像经不能成为仪一样。经，是万世常行的；仪，是随时增减损益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是经。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是仪。它们都用来节制修饰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三代相同，而仪的增减损益就可以知道了。

姜氏兆锡说：“三千这个数目，如果以篇数来寻求，恐怕数目无法凑足。或许有人认为经礼是礼的大条件，曲礼是其中的小条件。曲礼与经礼并非截然分开的两项，曲礼就在经礼之中，分为两个名称，只是一纲一目，就像《大学》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那样。只是不能专门把它当作变礼罢了。况且如《仪礼》现存十七篇，是经礼其中的威仪条件，却有许多就是曲礼。只有经礼是纲领，包含这许多内容，所以经礼每礼自为一篇，而曲礼也包含在其中。”

一、杂论注疏传说的得失

孔氏融说：“郑康成多有主观臆断的说法，人们看见他的名声，就认为他的学说有所本。考证其大要在于五经四部书，如果不是这样，就近乎妄说了。”

《晋书》记载元帝即位，为《周官》《礼记》《郑氏》设置博士。荀崧上疏说：“《仪礼》这一经，就是所说的《曲礼》，郑氏对于礼特别明晓，都有证据，应该设置郑氏《仪礼》博士一人。”

贾氏公彦说：“信都黄庆，是齐地的盛德之人；李孟悊，是隋代的硕儒。黄庆则是举大略小，经注疏漏，就像登山望远而近处不知；李孟悊则是举小略大，经注稍为周全，就像入室近观而远处不察。两家的疏，互有长短，当时所崇尚的，李氏排在前面。考察《士冠礼》三加，有缁布冠、皮弁、爵弁，加冠后又戴玄冠，拜见君主有这四种冠，所以记人下面陈列缁布冠、委貌、周弁，来解释经中的四种。经与记，都没有天子冠礼的法度，而李氏说委貌与弁都是天子始冠之冠，这是李氏的错误。《丧服》一篇，是凶礼的要旨，因此南北两家章疏很多，当时之所以都依靠黄氏。考察郑注《丧服》引用《礼记·檀弓》说：‘绖的意思是实，表明孝子有忠实的心意所以制定这种服饰’，那么绖的作用，表明心意就很明白了。而黄氏妄说：‘衰用来表明心意，绖用来表明头部’，因为黄氏公然违背郑注，这是黄氏的错误。黄、李的训释，略说其一，其余足以见出了。现在因为先儒走错了路，后人应该改变途径，所以尽我鄙陋的情意，姑且撰写此疏，不敢专断，以诸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自己的见解，仍然取四门助教李植详细议论可否，大家商议已定，大概可以施行了。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希望去除瑕疵选取美玉，不要讥讽我。”

沈氏括说：“我撰写《丧服后传》，书成于熙宁年间，想要重新审定五服敕令，而我参与讨论，发现雷氏、郑氏的学说谬误缺漏很多。”

晁氏公武说：“齐地黄庆、隋代李孟悊，各有疏义。贾公彦删削两家的疏写成此书。本朝曾诏令邢昺校正它。”

朱熹说：《仪礼》注疏说得不是很分明。

卫氏湜说：“郑氏注虽然间或有些拘泥，但简练严谨贯通，不是后学所能企及的。”

敖氏继公说：“此书旧有郑康成注，然而其中瑕疵多而纯正少，学者没有察觉。”

陈氏澔说：“郑氏祖述纬书和孔疏，只遵从郑氏，虽然有其他说法，不再收录，固然令人遗憾。然而那些明显可以依据的，是不可更改的。”

郝氏敬说：前人认为《仪礼》难读，不知道是文辞难呢？还是义理难呢？义理并不比其他经书深奥，文辞烦琐，仔细思考自然能理解。三礼中只有《戴记》多讲名理，《周礼》多疑窦，《仪礼》稍微容易些。郑康成拘泥于名理，实在不是他的长处。人们看见他附会疏解多端，认为他特别详于制度，然而纰漏之处难以一二数清。每次凭借管见，时常检举，贵在使学者自得，不敢与他争长短。比如冠礼中缁布冠缺项，本来说冠后有缺口未合，用组带约束。郑氏说缺读如《诗》‘有頍者弁’的頍，是围发际。又说白屦用魁柎之，魁是屦头，柎与跗同，是足底，就是现在的靴样，反头为底就是这样。郑氏解释魁作蜃，柎作注，说是用蜃蛤附在屦上使它变白。又说既冠后在东壁见母，东壁是庙中东偏室，东为东壁，西为西壁。《士虞礼》说‘饎爨在东壁西面’，《特牲记》说‘饎爨在西壁’

译子行冠礼时母亲也在宗庙，郑玄认为母亲在闱门外，宗庙中通往宫中的门叫做闱门，那么就是把闱门之外当作东壁了。古代制度宗庙在左侧，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宗庙不就在宅院的右侧了吗？东壁是闱门，西壁又是什么门呢？《昏礼》中姆女戴着纚、笄，穿着宵衣，宵衣指的是黑色衣服，所以《特牲馈食礼》也说妇人穿宵衣，因为这是在丧祭之后，吉礼崇尚黑色，由素色变为黑色。郑玄把“宵”改为“绡”，引用《诗经》中“素衣朱绣”的“绣”。又舅姑用甜酒招待新妇，新妇疑立于席西，凡是不正相对而立叫做疑。《士相见礼》也说“不疑君”，意思是我不敢不正面向着君主。郑玄解释疑为安定站立的样子。又上大夫相见用羔羊，用四根绳子系住羔羊如同系住麛鹿，麛是小鹿，羔是小羊，鹿是野物难以驯服，拿着它必须用绳子系住它的脚，拿着羔羊也应当像小鹿一样用四根绳子系住。郑玄说拿着麛有成礼，拿着羔羊也是如此。《乡饮酒礼》中主人再拜崇酒，崇是奖借的意思，宾客告辞，所以主人谢其奖借我的酒。郑玄说崇是充实的意思，酒不好互相充实。又主人脱去朝服才休息司正，意思是主人穿着朝服拜谢宾客，回去脱去朝服，就安排器具慰劳司正，不是说休息司正不用朝服。就像《聘记》说“币之所及，劳不释服”，都是敏捷迅速的意思。郑玄说脱去朝服改穿素端，却不知道素端就是朝服。《乡射记》说“君射于国则皮树中，郊则闾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中是盛箭的器具，刻木像兽形，闾中像驴，皮树中像马，就是《易经》所说的驳马。马有驳树也有驳，《诗经》说“隰有六驳”，驳树皮斑驳像马，所以叫皮树。郑玄知道闾是驴，却不知道皮树是马。燕礼中，主人媵觚于宾客，媵与賸通，如同副的意思，正献之外叫做媵爵。郑玄解释媵为送，又怀疑是腾字的错误。燕礼记说“栗阶不过二等”，栗与歴通，凡歴阶者一足践一级，所以说不超过二等，超过二等就是超越失仪。郑玄说不尽阶二等，左右脚一起升堂。大射礼连设三侯，有干侯、参侯、大侯，参侯立在二侯中间，所以叫参。干侯在内近而易犯，所以叫干，就像水边叫河干。郑玄说参作糁，干作豻。乡射记侯道弓二寸以为侯中，中就是鹄。考工记说“侯三分其广而鹄居一”，郑玄怀疑鹄过大，于是以侯中为全侯，不知道古人射主礼，大其鹄使人易中，所以鹄本是大鸟。郑玄说鹄是小鸟。又鼗倚于颂磬西纮，纮是鼗两旁悬耳绳，如同冠有纮，而郑玄以纮为悬磬。聘记飱賔不拜，道途风尘至舘沭浴乃食。郑玄说沭浴尊君，尊君则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袭执圭，賔袭执圭，公授宰玉裼还玉，賔袭还璋，賔裼。凡执玉单借曰裼，重包曰袭。玉有缫而赤手执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并缫执之曰袭。所以曲礼及聘记说“执玉有借者裼，无借者袭”。郑玄拘泥玉藻见羙充羙以衣裘觧，说执玉时或裼裘或袭裘。又君使大夫还玉，賔升自西阶，自大大左受玉，退负右房而立，右房即东房，升堂以东为右，如同入门东之言，入门右也。郑玄说右房为西房，古宫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记大夫来使无罪则飨之，过则饩之，本谓大夫以谢罪通好来与假道经过者，或飨之或饩之。郑玄说嘉賔则与飨，有过则不飨而饩之，将以附合聘义愧厉之说，其实非也。既饭而饮酒曰酳，酳者〇也，继续之意。郑玄说酳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礼鼎鼏若束若编，本谓陈鼎门外防不洁，故鼏盖其鼎而以防编之束之。郑玄说以茅为鼎幂，茅可以为幂乎。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谓十马以一马居前为上首，九马并列于后，所谓庭实之旅也。郑云：“卓如卓王孙之卓，犹的也。以素的一马为上，书其国名，后当识其何产。”引晋屈产之乘为证。丧服斩衰苴绖绞带，本谓以苴麻绞为首绖，又绞为带，绞带与绖同，故谓之要绖。所谓布带，则礼服之大带也，与要绖异。而郑云：“要绖象大带，绞带象革带，”则是以布带为要绖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与搹通。郑玄说二十两曰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继母齐衰与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后有继，故继谓嫡曰因。郑玄训因亲也。又女子子在室为父布緫箭笄髽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郑玄说：“妇人衣裳不殊。”按诗：“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又云：“衣锦褧衣，裳锦褧裳。”非妇人衣裳殊与？又无服之殇以日易月，本谓长殇大功九月者为丧九日，中殇小功七

译为月之丧守七日，如不饮酒、不作乐之类。郑玄认为生一个月者哭一天，难道有八岁殇无服不当哭百日的吗？这是毁损超过了斩衰之礼了。又大功章中为丈夫的兄弟的妇人子出嫁者，即同居继父之子。叔伯兄弟都死了而叔伯母还为他们服丧。郑玄把妇人子当作女子子。丧礼中幎目用缁幎，与幂相同，是遮蔽的意思。握手牢中，牢如同笼子，本来说空其中用来笼住尸手。郑玄认为幎读为萦，牢读如楼。又屦綦结于跗，跗是足上，如花跗，弓跗前文说屦魁柎正与同，指的是屦底。死者穿屦连底束之使其牢固。郑玄把跗当作足上。又袭尸设决丽于掔，自饭持之，设握乃连掔，本来说将饭含前先以决系丽其指于腕间，使手不旁垂，才施握交臂如生时。郑玄对此段文义完全不解。又大敛馔毼豆两，其实葵菹芋，芋即所谓蹲鸱。郑玄认为齐人语全菹为芋。又卜葬日，宗人受〇示髙，髙犹上也，本来说〇甲上可兆之处，先以示主人而后灼。周礼太卜也说眂髙，犹俗言上头高处云。郑玄认为〇甲髙起，〇板平，未闻有髙处也。丧礼有遣车，即送葬之乘车。郑玄认为是土木偶车，纳于圹中者。又丧礼主人説髦，犹言散髪也。髦与毛同。始死孝子投冠，留笄纚。小敛觧去笄纚，以麻括之。既殡成服，觧其麻，加冠绖，皆所谓脱髦也。郑玄把髦当作子事父母之餙。又〇人湼厠，涤死者便器也。郑玄认为是闭塞溷厠，又笾豆实具设，皆巾之谓。既实菹醢果脯之具设，必加巾。郑玄训具为偶也，成偶乃巾，一笾一豆不巾。既夕记朔月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下室即室也，对堂上言曰下。郑玄认为下室内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礼也。特牲与少牢，周郑不觧少牢宿与前宿之文，遂谓士祭前三日筮，大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礼也。夫用筮同，何为又避其日乎？少牢主妇被锡衣，锡通作緆细布也，与锡衰之锡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为锡衰。此锡衣则用朝服布也。主人朝服，故主妇被锡衣。汉人谓曳阿锡是也。郑玄欲附防周礼追师之文，谓锡衣当作髲鬄。他如此类不可胜纪，而隐僻诪张皆似此附见各章。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点画，尚音者切其意响。二者不同，然文字以义理为主。苟恣意假托，则愈诪张失真。如角柶之柶为匙也，賔厌介之厌为压也，孝子圭为之圭为蠲也，苴利茅之苴为借也，一溢米之溢为搤也，栗阶之栗为歴也，闾中之闾为驴也，锡衣之锡为緆也，交错以辩之辩为徧也，酳爵之酳为〇也，绥祭之绥为惰也，面枋之枋为柄也。若此类响切而意合，故古人随宜用之。若夫缁布冠缺项之缺以为頍也，腾羞之腾以为媵也，媵爵之媵以为腾也，握手牢中之牢以为楼也，幎目之幎以为萦也，酳爵之酳以为演也，纯衣之纯以为缁也，崇酒之崇以为充也，旅酬之酬以为周也，参侯之参以为糁也，锡衣之变而为髲鬄也，芋之变而为全菹也。若斯之类风影附合诪张为幻，不可从也。郑之训诂，多此类。俗儒一切耳食，引以证文字。后生不察，转相师承，其误可胜穷乎【以上论注防】

译朱熹说：“刘敞（字原父）只是模仿古人的文章，他的文集中有几篇论述，完全像《礼记》。绍兴初年举行乡饮酒礼，其仪节是由高抑崇撰写的，为什么不去模仿《仪礼》，却只用《礼记》中的《乡饮酒义》来撰写这篇文字？这是会贻笑千古的。”

何乔新说：“有人说束晳补作《南陔》等诗，白居易补作《汤征》，都受到君子的批评。刘敞所补的，也不过是《南陔》、《汤征》这一类罢了，怎么可以把它作为准则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南陔》、《汤征》是经书；经书出自圣人删定。补作经书是僭越，而《冠义》、《昏义》等篇是传；传出自周末、汉初的儒者所作。补作传书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朱子曾经补作过《大学》中格物致知的传，现在与曾子的传并列在学官中，没有人批评它。如果认为补作传是不对的，那么朱子怎么会这样做呢【以上论述刘敞补传】

《玉海》记载：元祐八年正月，侍读学士范祖禹上言：“太常博士陈祥道注解《仪礼》三十二卷，精深详备，学识广博，请求下发两制审阅，并将他所进献的礼图交给太常寺，以备礼官讨论。”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论述陈祥道注解】

陈振孙说：古礼，由永嘉张淳（字忠甫）校订，依据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进行校定，指出其中的错误并为之作序。他认为高堂生所传的只是《士礼》，而现在的这本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仪，决不是高堂生所传的。其篇数恰好相同，自从陆德明、贾公彦都这样说，不知道他们依据的是什么。

朱熹说：“《仪礼》人们很少阅读，很难得到善本。而在郑玄注、贾公彦疏之外，先儒的旧说大多无法见到。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非常简略。近世永嘉张淳（字忠甫）校定印本，又写了一本书来指出其中的错误，号称精密，然而也不能没有错误。”张忠甫所校的《仪礼》很仔细，然而在目录中冠礼〇端处就错了。但这本比其他版本最好【以上论述张淳校定古礼及《仪礼识误》】

《中兴艺文志》说：《仪礼》既被废弃，学者不再诵读学习，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本书。乾道年间，有张淳（字如）订正其讹误，写成《仪礼释讹》。淳熙年间，李如圭作集释，出入经传，又作纲目，以区别章句的旨意；作《释宫》，以论述宫室的制度。朱熹曾经与他校定《礼书》，大概他是熟悉礼仪的人。

魏了翁说：“李氏《仪礼集释》功夫细致严密，附带古音，至为难得。第一，只相信郑玄、贾公彦的话，有不可完全听从的地方。”

张萱说：宋淳熙年间，李寳之（字如圭）取郑玄的注而加以解释。首卷为《仪礼纲目》，以分别章句的旨意；其次是集释十七卷，都阐发前人未备之处。末卷为《释宫考》，论述宫室的制度。共十九卷【以上论述李如圭集释】

朱熹说：“《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是它的枝叶。《礼记》本是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的书，又有其他书附加在其中。现在想要编定一本书，先把《仪礼》的篇目放在前面，而把《礼记》附在后面。如射礼则附上《射义》，像这类已经得到二十余篇。如果其余《曲礼》、《少仪》，又自成一类，而以类相从。如果《仪礼》中有说明制度的地方，也应当采取来补充它。”又请求修撰三礼的札子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同归于一，而礼乐的用途最为急迫。遭遇秦朝焚书灭学，礼乐首先毁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终究没有全书。那些大致保存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然为礼的纲领；至于其仪法度数，则《仪礼》是它的本经，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是它的义理罢了。此前还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目，礼虽然不同，而士人还能诵读学习而知晓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只保留《礼记》的科目，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过失已经很大。而博士诸生，也不过诵读其虚文以应付科举，至于其中也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的，则都幽暗不明而不知道其渊源。一有重大议论，大多用耳学臆断而已。至于乐作为教化，则又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没有知道其说的人，而不知道这是缺失。所以臣以前在山林时，曾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想要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涉及礼的，都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头绪。而私家无书，检阅无人，抄写很久未能完成。恰逢蒙受提拔任用，学徒分散，于是不能完成；而钟律的制度，则士友间也有得到其遗意的人，私下想要更加参考，另成一书，以补六艺之缺，而也未能具备。希望圣明，特别诏令有关部门，允许臣到秘书省借阅礼乐诸书，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十数人，踏勘空闲官屋数间，让他们居住，令他们编类。虽有官人，也不系衔请俸，只请求逐月量支钱米，以供给饮食纸札油烛之费。其抄写人，即请求下临安府差拨贴书二十余名，等候结束时量支犒设，别无推恩，则于公家无甚费用，而可以兴起废坠。”垂之永

译长久以来，让士人懂得切实的学问，将来可以作为圣朝制定礼制的辅助，那么这种文化传统就幸运了。礼书将来必定会有两个版本：其中依据《周礼》区分经文和传文，不大量采纳国书、杂书中迂腐偏僻、冗长繁杂的说法的，是我的书；其中废除《周礼》导致事务没有条理纲纪，合并经文和传文导致书籍没有区别，大量采纳《国语》等杂记之书，使得传授的人疑惑、学习的人蒙蔽的，不是我的书。

译《中兴艺文志》说：朱熹的《书》分为《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那部名为《仪礼经传通解》的书，共有二十三卷。这是朱熹晚年亲自审定确定的，只有《书数》一篇缺失而没有补全。

李氏方之说：“先生以《仪礼》为经，选取《礼记》以及诸经史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列在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用诸儒的说法来补其缺失，并分析其中的疑难晦涩之处。虽然全书未能完成，但宏大的纲领和主要的要点已经确立。”

祝氏穆说：文公所编《仪礼》上篇包括：士冠礼【附冠义】、士昏礼【附昏义】、士相见礼、乡饮酒礼【附乡饮酒义】、乡射礼【附射义】、燕礼【附燕义】、大射礼、聘礼【附聘义】、公食大夫礼、觐礼；下篇包括：丧服【附丧小记、大传、间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附丧大记、奔丧、问丧、曾子问、檀弓】、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其次以《礼记》中的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为一类；王制、月令、祭法三篇为一类；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传、乐记七篇为一类；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儒行六篇为一类；学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五篇为一类；拿这些去询问吕伯恭，后来又加以详细审定。

陈氏振孙说：“《通解》以古十七篇为主，选取大小戴及他书传中涉及礼的内容附入其中，二十三卷已成书，缺失《书数》一篇，另外十四卷草定尚未删改。”又说：“所谓集传集注，大概是这本书最初的名字。”

王氏应麟说：“文公以《仪礼》为经，选取《礼记》及诸史经书中涉及的内容，附列在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用诸儒的说法编成《经传通解》二十三卷。丧祭二礼由门人黄干分类编次。”

熊氏禾说：《仪礼》是六经之一，是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原本有三百三千的条目，到汉代仅存十七篇。大小戴记不过像《春秋》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一样，只是它的传注罢了。自从王安石废除《仪礼》，只以小戴记设立科目，与五经并行。从此学者不再知道有礼经了。文公晚年才编写《经传通解》一书，从家礼到乡礼，再到邦国、王朝，凡是礼的大纲细目，无不具备。经过门人勉斋黄氏、信斋杨氏三代才完成此书。初本所纂集的注疏文字颇为繁琐，后来信斋杨氏为之作图解，又过于简略。而文公最初的志向，是想贯通【缺一字】以及诸史志的重要书籍，并与开元、天宝、政和礼斟酌损益，作为百代不变的大法，但志向未能实现。

吴氏师道说：“以三礼来说，《周官》是纲领，《仪礼》是本经，而《礼记》各篇则是其义理。三者本来就有本末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缺失。因此朱子慨然编定《仪礼经传通解》集注之书，未完成的由门人补充完成。这可以说是礼书的大全，千古的盛典。”

虞氏集说：“先王已经远去，礼乐崩坏。秦汉以来，诸儒相互缀辑所传闻而诵读解说，使后世还能稍微见到残余的线索，这是他们的功劳。然而他们的臆说自相矛盾，也不是没有的。如果不是真正懂得圣人之道，就不能在其中决断疑难。伊洛诸君子出现后，制作礼乐的根本才大致具备。至于朱子想要观察通义，以推行他的典礼，所以让门人辑录为《仪礼经传通解》。他的志向本来是要有所作为的，事情未能完成，终身挂念。而所谓的《家礼》，是依据司马氏的说法粗略加以整理，特别没有成书，但世间已经流传。他的门人杨氏根据老师的遗意为之作记注，大概是用来补其缺失的。”

曾氏棨说：“朱子提挈《仪礼》正经以提纲，辑录《周礼》、《礼记》诸经中涉及礼的内容以补其缺失，分为家、乡、邦、国、王、朝的类目，从天子到庶人的礼，称为《仪礼经传通解》。然而也没有来得及精详。”

刘氏瑞说：“朱子曾经想向朝廷请求修定三礼的奏札，没有结果。晚年才著《仪礼经传通解》，先是《家礼》，其次是《乡礼》，再次是《学礼》，其次是《邦国礼》，最后是《王朝礼》，共四十七卷。与最初的论述稍有不同，大概是自成一家之言了。书未完成，先生去世，丧祭二礼则由勉斋黄氏完成。其规模次序是先生传授的。共二十七卷【以上论述朱子通解】

杨氏复说：“严陵赵彦肃曾经作特牲、少牢二礼图，向先师文公请教。先师高兴地说：‘如果再得到冠昏图及堂室制度，一并考证那就更好了【论述赵彦肃图】

杨氏复说：“从前文公朱先生已经修定家、乡、邦、国、王朝礼，将丧祭二礼托付给勉斋黄先生编撰。黄先生秉承遗训，取向来丧礼的稿本，精心专一修改，书成共十五卷。又伏读说：‘大哉书乎

译秦汉以后，没有这样的了。』近世以来，儒生熟读背诵，只知道有《礼记》，却不知道有《仪礼》；喜好古道的士大夫，只知道有唐开元以后的礼仪，却不知道有《仪礼》。如今依据仅存的篇目，为其划分章节句读，附上传记，使条理清晰明白而容易考证，让后世谈论礼仪的人有所依据，不至于抛弃经典而随意依赖传注，舍弃根本而尊崇末节。侯王大夫的礼仪，关乎纲常伦理的尤其重要。《仪礼》既然缺失，后世以来身处这种巨大变故中的人，都昏暗不明而不知道其本源，只是采取临时沿袭的做法，鄙陋不合常理，特别严重，实在令人感慨。如今依据小戴《丧大记》一篇，结合《周礼》《礼记》等书来补全其缺失，于是王侯大夫的礼仪没有不清晰可考的。这样，丧礼的根本与枝节、纵线与横线，没有不详尽具备的。接着又想到丧礼的条目分散宽泛，打算撰写《仪礼丧服图式》一卷来提纲挈领，并在其后附上古今事例，草稿刚刚完成，先生却去世了。唉！这是千载难逢的遗憾啊。」先生所修撰的祭礼原本经典，则是《特牲》《少牢》《有司彻》；大戴《礼记》则是《衅庙》；所补全的内容，则从天地神祇、百神宗庙，一直到因事而祭的，如建国、迁都、巡狩、军事田猎、出行服役、祈祷驱邪，以及祭服、祭器，事情的先后次序，其纲目尤其详细完备。先生曾经对我说：「祭礼用力很久，规模已经确定，每次翻阅推究阐明其中道理时，有一两条正想用心修定，却没有完成。」唉！礼仪没有比丧祭更重要的，文公将这两部书托付给先生，他的责任非常重大。先生对于这两部书，推究阐明文王、周公的典章制度，辨正诸儒不同的议论，抨击后世败坏人心的邪说，以昭示天下后世，他端正人心、扶持世教的功效非常深远。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还有未能订正的遗憾。后来的君子如果有能继承先生志向的人，拿出来完成它，这是先生所期望的。我又听先生说：「起初我创制这两部礼书粗略完成，恭敬地呈献给先师请教，先师高兴地说：『你所确立的丧祭礼规模很好，将来取我所编的家乡邦国王朝礼，全部用这个规模重新修订。』」唉！这又是文公恳切的心意，先生想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最终没有实现，难道不悲痛吗？

译陈振孙说：阅读《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由外府丞长乐人黄榦（字直卿）撰写。黄榦是朱熹（晦庵）的女婿，号勉斋。起初，朱熹撰写礼书，丧礼和祭礼这两部分还没来得及编排整理，便嘱托黄榦继续完成。

曾棨说：“黄榦续写《通解》，晚年时祭礼部分尚未定稿，又传授给杨复。杨复深入研究、潜心思考，搜集经文、摘取传文，历时十余年，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为经，置于祭礼之首。辑录《周礼》《礼记》等书，分为经和传，以补其缺漏，综合起来贯通礼仪。首列天神，次列地祇，次列宗庙，次列百神，次列因祭，次列祭物，次列祭统。其中有变礼、杀礼、失礼，都见于篇章。最后论述郊祀、明堂、庙制，都折中论定，按类别相从，各自归于条理，使散乱不相连贯的内容都纳入伦理规范，使杂乱不经的内容都归于恰当合理，这才成为一部完整的书。又根据朱熹的意思，选取《仪礼》十七篇全部绘制成图，制度名物，清晰完备。以图考证经文，如同指掌般明了。西山真德秀称赞其为‘千古不刊之典’。”

张萱说：“《仪礼经传通解》续编，是宋淳祐年间信斋杨复所著。朱晦庵编集《仪礼经传通解》，唯独丧礼和祭礼两部分未完，嘱托黄勉斋黄榦续成。黄勉斋去世，祭礼仍未完成。于是信斋依据两位先生的草稿，参酌旧闻，精心修订，共十四卷八十一门。”【以上论述黄榦、杨复续写《通解》】

桂萼说：《仪礼》经文朱子考证已定，杨复所绘图尤其明白便捷。其文字虽然难以阅读，但凭借图来指引经文，凭借经文来探求义理，这就清晰明白了。【论述杨复图】

张萱说：“敖注多沿用旧文，与朱子的《通解》稍有不同。”

刘绩说：汉末郑玄为十七篇作注，唐贾公彦作疏，其他都亡失了。宋朱熹作《通解》，门人杨复作图，到敖继公作《集说》。唉！距离周公孔子数千年，学习的人不知有多少，传世的还有这几家，然而精深者不知其中奥妙，粗疏者连制度都亡失，礼也就难以言说了。【以上论述敖继公《集说》】

李俊民说：“秦朝焚书之火熄灭后，捡拾遗留残余，兼收并蓄，得以流传后世，这是汉儒的功劳。隐约论著，以传承旧说，这是唐贤的学问。贯通经传，洞开门户，以消除千载之惑，这是朱子的独到见解。至于造诣深奥，疏通门户，各有归趣，则到了草庐吴先生才开始没有遗憾了。世上喜好礼的士人，先观看注疏旧本，次考察朱子《通解》，然后取吴先生所编排解释的内容深入研习，才知道李俊民的话不是虚妄的。”

朱彝尊说：吴氏《仪礼逸经》八篇：投壶一，奔丧二，公食大夫三，诸侯迁庙四，诸侯衅庙五，中霤六，禘于太庙七，王居明堂八。传十篇：昏义一，昏义二，士相见义三，乡饮酒义四，乡射义五，燕礼六，大射义七，聘义八，公食大夫义九，朝事义十，方诸。朱子《通解》目录文字简练而条理有序，用来颁行学官是可以的。【以上论述吴澄逸经传】

曾鲁说：六经缺失已经很久了，而礼缺失得最严重。汉朝兴起，在秦火之余零星捡拾，而淹中古经随即又散失，所存的只有十七篇而已。《周官》虽然后来出现，但司空篇终究没能补全。二戴所传，又往往夹杂秦汉时期的记载。那么，学者想要看到成周三千三百种礼仪的全貌，本来就很困难了。难怪其学问寥寥无几而无人讲求。即使是韩愈这样的贤人，尚且苦于难读，而说当今确实没有用处，何况其他人呢？到宋庆历、元祐年间，诸儒先后慷慨有志于复古。到了朱熹，才断然认为《周礼》是礼的纲领，《仪礼》是本经，而《礼记》是义疏。于是创立条目，分类罗列，出入经传，补其遗缺，作为王朝、邦国、家乡学礼之用，而丧祭二礼则嘱托门人黄氏。他对学者的功劳很大。然而其书浩博，穷乡晚进之人不容易迅速穷究。祁门汪先生德辅父间曾依据其成法，另立义例，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的类目精粹成书，名为《经礼补逸》。言辞简约而事理完备，学者觉得方便。学礼的士人，如果能凭借汪氏所辑录的内容，通达朱子的书，那么三百三千种礼仪虽然不能复见全貌，然而那文采盛大的景象，岂不是如同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一样了吗？

程敏政说：乡先生环谷汪先生著书十余种，《经礼补逸》一篇，尤其号称精确。【以上论述汪克宽《经礼补逸》】

顾炎武说：济阳张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举名录。他注解《仪礼》郑氏注，而采择贾氏、吴氏的说法，略以己意断句，名为《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共二百余字，并考证石经脱误共五十余字，作《正误》一篇，附在后面。后来的君子，凭借句读来辨别其文辞，凭借文辞来认识其义理，凭借义理来通晓制作的原则。孔子所说的用来承奉天道而治理人情的事，可以追慕三代的英杰了。

译了【论张尔岐的句读】

一、论阅读《仪礼》的方法

译朱子说：“《仪礼》虽然难读，但其中大多是重复分类的内容。如果读通了，那么其先后彼此辗转参照，足以互相阐发。久而久之，自然就能贯通理解了。”

杨氏复说：“求学的人多苦恼于《仪礼》难读，即使是韩愈也这样说。为什么它这么难呢？因为圣人的文化是人工雕琢而成的，而自然造化所生的人物品类，是最简易的，神妙天成，穷尽了天下的巧妙，没有人能造作出来。圣人将胸中制作的精妙，以及天理节制的详尽，经纬交织，浑然一体，穷尽了天下人的心思，也达不到这种境界。因此它的义理严密，言辞严谨。刚读这本书的人，就像登上华山，面对沧海，望着那高峻深邃的景象，既想前进又想后退，这就是苦恼它难的原因。虽然如此，没有比《易经》更难明白的，但可以通过卦象来探求；没有比《仪礼》更难读的，但可以通过图表来显现。图表也就是形象。我从前跟随老师朱文公读《仪礼》，寻求它的文辞却得不到，就试着画图表来象征它。图表画成，义理就显现了。凡是位置的先后秩序，物品的轻重权衡，礼仪的恭敬谦逊文明，仁德的忠厚恳切，义理的适时变通，智慧的条理细密，精粗本末都清晰可见。周公制作的礼仪中仅存的这些，文物如此丰盛，而那些最大的如朝见、宗庙祭祀、防遇、大享、大旅享、祭天等礼仪，都散失而没有流传下来，实在令人叹息。”

敖氏继公说：“我晚年读这本书，沉潜思考很久，忽然好像有所领悟。每次打开书卷，心目中就像亲眼看见千年以前的古人，并在他们之间行礼周旋。甚至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的情况。像这样，那么那些关于有用无用的说法，还哪里足以成为心中的芥蒂呢！”

郝氏敬说：“不读《仪礼》，就看不到古人周详缜密的思维。然而善于读书的人，举出一篇，其他十七篇的要领就都能知道；读了十七篇，人伦日常用品的节度数量，没有不在其中的。不善学习的人，执着于数量追求多，按迹模仿，觉得十七篇还不够。《仪礼》都是古人的虚影，学者的精神淹贯其中，才有道理；如果只是寻行数墨，像郑康成等人校勘同异，辨正文字，按本演习，就像傀儡登场，没有生机血脉。老子所说的刍狗，庄子所说的蝉蜕，辜负了圣人雅言的意思。读礼切忌附会，凡是礼家的言论，不是出自一人一手，年代久远传闻可疑，怎么能完全相同？只要根据本文解释，相同的自然吻合，不同的不妨并存，牵强比附，失之愈远。郑玄等人之所以多作解说，而更加纷杂，就是这个原因。”

张氏尔岐说：“当我刚开始读的时候，远远望着它的光气，以为只有周公孔子才能做到罢了，测不出它所说的是什么。等到我勤勉地读它，读完后，又默存于心并经历它，然后那俯仰揖逊的仪容好像可以看到，忠厚蔼恻的情意好像将要遇到。周文郁郁，这就是郁郁了；君子彬彬，这就是彬彬了。虽然不能施行于行事，但时常神往，仿佛戴着礼帽垂着绅带，从事于其中，忘记了自己身处郊野鄙陋，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如果当时遇难而止，止而竟止，不就像望着辟雍的威仪而却步不前的人吗？唉！我算是幸运了，希望世上读这本书的人不要只是畏惧它的难。”

姜氏兆锡说：“凡是读《仪礼》，不要把它当作一朝一夕的绵蕞之礼来看。学者试想，没有这个礼仪时，这颗心是怎样的？行这个礼仪时，这颗心又是怎样的？见到这个意思，才算得到。《仪礼》三百三千，不单是道问学，正是德所流露的地方。大德是敦厚化育的小德，从这大处流出来。先儒所阐发的‘体用一原’四个字，因此说‘合外内之道’。一论以记传附经。”

朱子说：“前贤曾说《仪礼》难读，因为经文不分章，记文不随经文，而注疏各自为一书，所以读者不能立刻明白。现在这个本子去尽了这些弊端，恨不得让韩文公见到它。”

马氏廷鸾说：“记文不随经文，注疏各自为一书，读者不能立刻明白。这就像古《易》的彖、象、文言、系辞，各自为书，郑康成为了省去学者两读的麻烦，而作了今《易》。朱文公对于礼书分离的将其合并，对于《易》书合并的将其分离，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

敖氏继公说：“记文，是后人叙述所听到的，以补足经文意思的。旧本各自放在其本篇之后，是为了尊崇经文而不敢与它混杂【《汉书·艺文志》说礼经与记各自为篇数，这是班固之时经记还不相同。现在各自在其本篇之后，大概是郑玄放置的吧】朱子作《仪礼通解》，才开始将记文分属于经文每条之下，说是为了简便。我作《集说》，在这方面却不能遵从。我不是求异于朱子，而是情势有所不可。怎么说呢？《仪礼》各篇的记文，有专为一条而发的【如《士冠记》说始冠缁布之冠之类是也】有兼为两条而发的【如《聘记》说大夫来使无罪飨之过则饩之是也】也有兼为数条而发的【如《冠记》说适子冠于阼以着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云云之类是也】也有在经意之外别见他礼的【如《君射记》言君射之礼《士冠记》言无大

译冠礼中涉及昏礼的内容，如《士昏记》中记载“婿见妻父”之类，便是如此。如果仅仅是针对一条内容而发出的议论，固然可以采用通解的体例；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看不到可以采用通解体例的理由了。为什么呢？因为通解类著作规模宏大、篇目繁多，其中记载的文字有无法附在正文每条之下的，有时会在该篇末尾出现，否则就附在其他篇章中。因此，虽然未必完全符合所谓为了简便的说法，但对于记载的文字也都包含在内，没有遗漏。然而根据记录者的意图来考察，也并非没有细微的差异。我所撰写的，只是十七篇的集说而已，如果也采用这种法则，那么所遗漏的内容不是就太多了吗？所以不如沿袭旧有的编排方式更好，而不敢效仿朱子通解的做法。况且《易经》这部书，经过四位圣人之后才完成：伏羲画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文言、彖、象辞。起初，四位圣人的著作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各自存放在一处，互不混杂。后世的学者于是各自分开又合并它们，以追求简便。等到朱子再次厘正，以恢复古经的原貌。文言与彖象之辞，是可以附在每卦每爻之下的，朱子尚且加以纠正，大概是不想让它们混杂。何况这些记文的文字有不能完全放入本篇每条之下的呢？由此说来，我不敢采用通解的方法，也是应当的了。

译王氏鏊说：如今经典中只有《礼》最为繁复混乱，可惜没有经过朱子加以整理厘正。朱子曾打算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经传相互对应，这确实是千古独到的见解。比如士冠礼就附上《冠义》，士昏礼就附上《昏义》，士相见礼就附上《士相见义》，乡饮酒礼附上《乡饮酒义》，乡射礼附上《乡射义》，燕礼附上《燕义》，大射礼附上《大射义》，聘礼附上《聘义》，公食大夫礼附上《公食大夫义》，觐礼附上《朝事义》。像草庐先生所附的那样，也是可以的。然而其余有些无法附会的，也无可奈何，暂且遵循旧本进行解释，希望不违背古礼的本义。朱子晚年撰写《仪礼经传》，首先编排家礼，其次乡礼，再次学礼，再次邦国礼，最后王朝礼，井然有序，可以推行实行。然而其中杂引《大戴礼》、《春秋》内外传、《新序》、《列女传》、贾谊《新书》、《孔丛子》之类的书籍，混杂编成，自成一部书，并非用来解释经文。至于勉斋续编丧礼、祭礼，草庐先生编纂《纂言》，割裂经文，我也不敢盲从。

何氏乔新说：《仪礼》十七篇，有“礼”有“记”。“礼”是正经，前代儒者认为是周公所作；“记”是叙述仪节详情的，大概是周末诸儒所记录，用来补充正经未详尽之处。每篇正经排在前面，而“记”附在后面。从髙堂生所传的文本到唐代石经都是这样。紫阳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开始将“记”文附在正经各章的末尾。临川吴文正公怀疑这是经传混淆，是朱子未定稿，于是重新考订，完全恢复髙堂生的旧本，并为之编排次序。先王的制度，粗略可见了。乔新不自量力，便依据唐人石经，兼考《叙录》，详细校定：经自成经，记自成记，不相混杂。其章节次序则依照朱子所定，也不敢随意更改。《士冠礼》两篇中宾主问答、冠字、醴醮之辞，石本在经文之后，现在依照朱子移至各章末尾，大概是为了方便读者。

《仪礼集编》卷首下

《仪礼》篇目次序

士冠礼第一

士昏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士丧礼第四

既夕第五

士虞礼第六

特牲馈食礼第七

少牢馈食礼第八

有司第九

乡饮酒礼第十

乡射礼第十一

燕礼第十二

大射仪第十三

聘礼第十四

公食大夫礼第十五

觐礼第十六

丧服第十七

以上是大戴圣所定篇目次序

士冠礼第一

士昬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乡饮酒礼第四

乡射礼第五

燕礼第六

大射仪第七

士虞礼第八

丧服第九

特牲馈食礼第十

少牢馈食礼第十二

有司第十二

士丧礼第十三

既夕第十四

聘礼第十五

公食大夫礼第十六

觐礼第十七

以上是小戴圣所定篇目次序

士冠礼第一

士昬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乡饮酒礼第四

乡射礼第五

燕礼第六

大射仪第七

聘礼第八

公食大夫礼第九

觐礼第十

丧礼第十一

士丧礼第十二

既夕第十三

士虞礼第十四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第十七

以上是刘向《别录》所定篇目次序。郑康成遵从这一次序，就是现在流传的版本。朱子著《仪礼经传通解》，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为次序：士冠、士昬属于家礼；士相见、乡饮、乡射属于乡礼【在士相见礼中抽出见君数条，编入学礼、臣礼篇】；燕、大射、聘、公食属于邦国礼；觐属于王朝礼。朱子未完成此书，门人黄勉斋续编：将丧服、士丧【复、既夕礼，名为士丧礼下】、士虞编入丧礼；将特牲、少牢、有司编入祭礼，这就是《通解》的篇目次序。虽然其篇目有时有所增补、创制，但先后次序没有改变旧本。读者不察，就认为这十七篇的次序似乎是由制礼者所定而不可更改，那就错了。查考《周礼》大宗伯所掌管的五礼：一是吉礼，特牲、少牢、有司属于此类；二是凶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属于此类；三是宾礼，士相见、聘、觐属于此类；四是军礼缺；五是嘉礼，冠、昬、乡饮、乡射、燕、大射、公食属于此类。如果按照这个次序排列，那么与郑本肯定不能没有差异了。《礼记》说：“礼，始于冠，本于昬，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这是礼的大体。所说的次序也各不相同。现在因为郑本流传已久，不敢擅自更改，附记于此，以等待明白的人。

《仪礼集编》卷首下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仪礼集编>

钦定四库全书

《仪礼集编》卷一

龙里县知县盛世佐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