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二十五

译有人提出献爵之礼，古人原本是没有的。从虞祭之前，因为尚未安葬，其礼仪称为“奠”，只是摆放所进献的物品罢了，没有献、酬、酳、酢等礼仪。这是因为刚开始丧事时哀痛至极，礼仪崇尚质朴。等到举行虞祭，就称为“祭”，目的是安抚神灵，于是有了代表神灵的“尸”，也有了献、酬、酳、酢等礼仪，稍微与吉利的祭祀相似。所谓“以虞祭代替奠礼”，大概是减轻哀痛、逐渐转向吉礼的过程，礼仪于是稍微变得文饰了。所以在虞祭那天，代表神灵的尸回敬主人，主人喝完爵中的酒，那么在小祥、大祥祭时，接受宾客长辈回敬的酒爵，有时只尝一口或抿一下，这大概是可信的。之所以这样，郑玄注疏说：神灵恩惠为重，接受尸的回敬，虽然在丧期也要喝完爵中的酒；宾客礼仪为轻，接受宾客的回敬，只尝一口即可，这个义理是正确的。既然立了尸来象征神灵，那就不得不以侍奉神灵的礼仪来对待它，所以尸回敬时主人要喝完酒，不是为了贪图酒味，而是为了尊崇神灵。这就好比安葬之后，吃粗粮喝白水，不吃蔬菜水果；到了祥祭才吃肉，这是礼仪的正统。如果安葬后君主赐食，或者大夫的父亲的朋友赐食，那就吃，即使是精美的肉也不推辞，不是因为贪图肉味，而是尊重君主和父亲的命令。既然在明处，地位尊贵的人强迫进食就吃而不敢违抗，那么在幽处，地位尊贵的神灵回敬酒爵，又怎敢拒绝而不接受呢？所以不饮不食的极度悲痛，虽然是三年的常例，但根据情况有时饮有时食，也是权宜之计。因为亲近和尊崇，都是合乎大道的重要缘故，有时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关键在于领会其意旨，然后才能观察先王的礼仪。尸回敬主人，主人喝完爵中的酒，见于《仪礼·士虞礼》。

译在祥祭时，主人除去丧服，在傍晚约定时间，穿着朝服举行祥祭，沿用他原来的服饰。《集説》疏解说：“在傍晚约定时间，是指在祥祭的前一天晚上预告第二天的祭祀日期。朝服，是指主人穿着朝服，黑色上衣、白色下裳，头戴缟冠。祥祭沿用原来的服饰，是指第二天早晨举行祥祭时，主人接着穿他前一天晚上的朝服。”

我考察认为，这里引用疏说的解释是对的，但记录者的意思未能阐明。山阴陆氏说：“担心在傍晚约定时间时，已经穿着朝服了。第二天早上不再换回丧服，所以这样说。”那么，祥祭当天仍然穿着练服，等到祭祀时更换，所谓除去丧服完成丧礼，就是指祭祀时穿着朝服、头戴缟冠。祭祀结束后，又更换服饰，所谓大祥时穿着素缟麻衣，就是指这个。这种说法最为明确。

子游说：“已经过了祥祭，即使不是必须戴缟冠的时候，也一定要戴缟冠，然后才换回原来的服饰。”《集説》疏解说：“是指大祥之后，如果有来吊唁的人，虽然不是祥祭戴缟冠的时候，主人也必须穿着这祥祭的服饰戴缟冠，以接受吊唁者的礼节，然后才换回原来的服饰。大祥之后是素缟麻衣的服饰。”

我考察认为，经文并没有说有来吊唁的人，郑玄怎么知道是为了丧事赠送财物而来呢？所以山阴陆氏又引用另一种说法：“亲人的丧事虽然已经过了祥祭，但还有其他丧事没有除去，现在因为祥祭的缘故，没有不戴缟冠的时候。”缟冠，是大祥之后的服饰。然后换回原来的服饰，是指然后换回其他丧事的服饰。

上大夫的虞祭，用少牢；卒哭祭、成事祭、祔祭，都用大牢。下大夫的虞祭，用特牲；卒哭祭、成事祭、祔祭，都用少牢。《集説》没有解释。

我考察认为，孔氏说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祭依照常礼，卒哭祭成为吉事，与祔庙这两种祭祀都加大，并加一等用大牢。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祭、祔祭依照常吉祭礼。这就是方氏所说的地位有上下，所以礼仪有隆杀的说法。山阴陆氏说士的虞祭用特豕，现在下大夫的虞祭也说用特牲，那么可能是父亲是士，儿子是下大夫，他们的祭祀就是这样。对于上大夫，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下大夫；说父亲是士，是为了相互完备。这两种解释，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暂且都保留。

古时候无论贵贱都使用丧杖，叔孙武叔上朝时见到轮人，轮人用他的丧杖穿过车毂转动车轮，于是规定只有有爵位的人才能使用丧杖。《集説》说：制作车轮的人，把衰服用的丧杖穿在车毂中，旋转车轮，非常鄙陋轻慢。从此以后没有爵位的人不得使用丧杖，这是记载庶人废弃礼制的缘由。

我考察认为，轮人是卑贱的人，不懂丧礼，所以用丧杖穿过车毂转动车轮。武叔应当晓谕告诫，说丧杖不可以这样轻慢，而且可以借此让每个人知道丧杖应当受到尊重。怎么至于一举就全部废除，使得没有爵位的人都不能使用丧杖呢？丧杖的制度，先王让没有爵位的人和不作为主丧的人都能使用，是为了辅助病人，教导孝道。现在不教导轮人孝道，却禁止人行孝，岂不是和因为害怕噎住而废止吃饭一样吗？所以轮人不懂礼，他的罪过还小；武叔废除丧杖，他的罪过确实大。况且当时三家歌唱《雍》诗、舞蹈佾舞，他们轻视礼制，难道只是用丧杖穿过车毂转动车轮而已吗？却唯独可惜轮人轻视丧杖，不知道事情严重了。所以记录者特意谨慎地记载这件事以垂示后世的鉴戒，不仅仅是因为丧杖被废除的缘故。

穿衣之后才设置冒。《集説》说“后”字是衍文。

我考察认为，郑注说穿衣之后设置冒，说“后”字是衍文。《集説》采纳了这个说法，但经文的意思是，在未穿衣之前，人刚死，需要沐浴，这时不可以设置冒。自从穿衣之后到小敛之前，虽然已经穿了衣服，如果不设置冒，尸体的形象就会显露，被人厌恶，所以是穿衣之后才设置冒。“后”字的语意，是从未穿衣之前开始说的，起初并不是衍文。陆氏的说法是对的。

三年的丧礼，用丧拜；不是三年的丧礼，用吉拜。《集説》说：现在考察《檀弓》郑注，以先拜后稽颡为殷代的丧拜，先稽颡后拜为周代的丧拜。疏解说：郑玄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孔子所论述的，常常以两个朝代相对而言，所以说“三年的丧礼，我遵从最完备的”。但是殷代的丧拜，从斩衰到缌麻，都是先拜后稽颡，因为殷代质朴的缘故。周代的制度则是杖期以上，都先稽颡后拜；不杖期以下，才采用殷代的丧拜。这一章的疏义，与《檀弓》的疏义互相参看，才能得其详细。

我考察认为，《檀弓》所说的先稽颡后拜，就是《周礼》所说的凶拜，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丧拜。三年的丧礼使用它。《檀弓》所说的先拜后稽颡，就是《周礼》所说的吉拜，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吉拜。期功以下的丧礼使用它，都是《周礼》的制度。但是周代后期礼制废弛，人们不知道丧拜的仪节有轻重之别，所以记录者这样纠正。郑氏认为这与《檀弓》所说的殷周丧拜相同，没有经典依据，不足以相信。又考察《檀弓》说“我遵从最完备的”，与《论语》“我遵从众人”、“我遵从下位”、“我遵从先进”相同，进有先后，都是以周代的初终而言。麻冕与纯拜，下拜上，也都是以周代而言。为什么“拜稽颡”、“稽颡拜”唯独区分殷周呢？所以马氏极力驳斥它。《集説》还相信注疏，为什么呢？

三年的丧礼，如果有人赠送酒肉，就接受它，一定要推辞三次。《集説》说：石梁王氏说：“居丧而有酒肉赠送，一定是生病的人。”

我考察认为，居丧的礼制，生病则饮酒吃肉，这里接受而不吃，一定不是生病的人。王氏的说法不对。

三年的丧礼，即使是功衰的丧服也不去吊唁，从诸侯到

译各位士人。如果穿着丧服而将前往吊唁哭泣，就穿着相应的丧服前往。集説疏解释说：小祥祭之后，衰服的规格与大功相同，所以称为功衰。如果有五服之内的亲属去世而前往吊唁哭泣，不穿自己的功衰，而是依据那位亲属的服制来穿着。不吊唁与前往吊唁哭泣，这两种情况无论贵贱都相同。我私下认为，丧服自期年以下，诸侯予以断绝，大夫予以降等，那么诸侯不应该有各种亲属刚去世时的丧服。现在说穿着相应的丧服，孔氏说应当是指地位对等以及自己所不臣服的人，说的是始封之君不臣服于诸父和兄弟。集説未能援引依据，解释得不够详尽。

译安葬之后，若自身有大功之丧，去吊唁他人，哭过便退下，不参与吊唁者的事务。若自身有期年之丧且尚未安葬，去吊唁同乡之人，哭过便退下，不参与吊唁者的事务。若自身穿着功衰之服去吊唁，则等待主人行事，但不亲手执持事务。集説认为：既葬后的大功之丧，是指已有大功之丧且已安葬。《仪礼·丧服传》说：“出嫁的姑母、姐妹若夫家无主，侄子与兄弟为她们服齐衰不杖期。”这里所说的期年之丧，正是指这种情况。虽然尚未安葬，也可以外出吊唁。此丧安葬后，改穿大功之衰，称为功衰。

我私下认为，这本注疏的解释，若将期丧功衰视为姑母姐妹无主者的丧服，则未能区分清楚。现在引用孔颖达的疏来阐明。孔疏说：“经文只说期丧，郑玄知道是姑母姐妹无主者，是因为前面说大功之丧安葬后才可吊唁他人，现在这里说期丧未葬已可吊唁他人，显然知道此期服较轻，所以知道是姑母姐妹无主且殡不在本族的情况。”女子未庙见而反葬于娘家亲属，此处的姑母姐妹已在别族成为媳妇很久，只是丈夫早死，所以殡在夫族。此处说功衰，其他版本有的说大功衰。现在考察郑注，则此功衰仍是姑母姐妹无主的大功衰，不能另说为大功。黄氏说：“有大字的是错误的。”吕氏说：“功衰下脱漏一个不字，这是指卒哭后的受服。”吴氏认为跟随孔疏，其义理更为长久。

同乡之人，年五十的，跟随主人反哭；年四十的，等待土填满墓坑。集説认为：同乡之人，年五十的，是开始衰老的年纪，所以跟随主人反哭；而年四十的，等待土填满墓坑才离开。

我私下认为，玉岩黄氏说：「年四十的等待土填满墓坑，并非仅仅拿着引棺绳等待而已。大概是拿着引棺绳下棺以及填土。所以《仪礼·既夕礼》填土三次，主人拜谢同乡之人，注解说『感谢他们的勤劳』就是这样。」集説认为：等待土填满墓坑，那就是袖手旁观，完全不做事，这难道是故人助丧的道理吗？」

穿着功衰之服，吃菜果，喝水浆，不吃盐和酪。集説认为：酪，《说文》说：“乳浆。”我私下认为：郑注，“酪，是醋和酨。”释文说：“酪，音洛；酢，七故反；酨，才代反。”《内则》郑注又把浆当作醋和酨。孔疏认为与浆人“六饮第三曰浆”的“浆”相同，是酪与浆一样。既然不是水浆，也不叫乳浆。酢也作醋，醋是醶。这里所说的酪与盐相配，与上面的水浆不同，应是醋类。集説舍弃郑注而取《说文》“乳浆”的文字，不知是什么意思。

母亲的讳名，在宫中避讳；妻子的讳名，不在她身边提及。若与从祖兄弟同名，则避讳。集説认为：若母亲与妻子所避讳的，恰好与自己的从祖兄弟之名相同，则即使在其他地方，也避讳。

我私下认为，不在宫中而避讳母亲的讳名，不在她身边而避讳妻子的讳名，只有与从祖兄弟同名的才这样，似乎从祖兄弟之名重于母亲妻子的讳名。其实不是这样。吴幼清说：注解说，从父兄弟对于父亲较轻，不为他避讳，与母亲妻子的亲名相同而相重则避讳，大概自己的从祖兄弟，是父亲同祖兄弟的儿子，对于父亲是子辈，属卑且疏，父亲服小功，其服轻，父亲不为他避讳，所以儿子也不跟随避讳。若此从祖兄弟之名与母亲妻子的亲名相同而相重，则是为母亲妻子的亲避讳而顺便为他避讳，并非正为从祖兄弟而避讳。

若知道这些，是由于礼文啊！是由于礼文啊！集説认为：孔子赞美他。说知道这绝地不绝地之情的人，能用礼文啊！

我私下认为，这本郑注作孔子赞美他能用礼，文山阴陆氏认为知道这些，则凡于礼知道由于内心，临川吴氏申述说：丧礼有情有文，诚于中者是情，形于外者是文。伯母叔母的疏衰期，其文比大功隆重，然而义服之情轻于骨肉，所以跳跃不触地，其哀浅。姑母姐妹的大功九月，其文比疏衰轻，然而骨肉之情重于义服，所以跳跃触地，其哀深。知道这两者，则知道哀的浅深由于其中的情，岂是由于外部的文啊！陆说优于郑注。

天子饭含用九贝，诸侯用七，大夫用五，士用三。集説认为：《周礼》天子饭含用玉，这大概是异代的制度吧？

我私下认为，郑谓此大概是夏时的礼，所以集説也怀疑其制度为异代，无所证据。考察《周礼·典瑞》大丧共饭玉含玉，是天子用玉；《杂记》诸侯薨邻国含者执璧将命，是诸侯用璧；《左传》声伯梦食琼瑰惧不敢占，吴伐齐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谓琼玉瑰珠食珠玉含象，是大夫用珠玉（珠玉以玉为珠）；《士丧礼》贝三实于笲，是士用贝。现在此记自天子至于士虽有九七五三之殊，然而皆用贝，不知何谓。郑氏不得其说，概归之夏，非也。大戴又云天子饭以珠含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士饭以珠含以贝；说苑又云天子含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各记所闻，不能归一。然而云大夫以珠以玑，亦可补经传所未备。

既已听闻，担心不能学习；既已学习，担心不能实行。《集説》三：患言为学之君子。

我私下认为，临川吴氏谓得学得行，犹幼而学之之学，壮而欲行之之行，行谓见用于时。

译能够践行他的学问，并非通过践行才达到的践行。三种祸患中，君子兼括了有位和无位的人，这与集说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学问没有不兼括认知与践行的，况且听闻既属于认知，那么学问就应当兼括践行，而不能践行的践行，自然应当解释为行道济世了。吴氏的说法更为恰当。

译得到了官位却又失去了它，君子以此为耻。集说认为：起初因为品德高尚而进用，如今因为缺乏品德而退下，这是第三种耻辱。

我私下考察这句，注疏没有解释。方氏说君子依礼进用，官位固然不可以苟且得到；依义退下，那么官位又不可以苟且失去。既然得到了却又失去了，那就是不符合道义而退下了。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自己却贫穷卑贱，这是可耻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集说大概与方氏相同。我认为鄙陋的人侍奉君主，担心得到又担心失去；君子进用艰难而退下容易，哪里会有耻辱呢？那已经得到却又失去的人，这句话承接上文“耻无其行”而来，是说身居官位施行道义，有好的开始却很少善终，所以君子以此为耻。

人数多少相等而功绩却加倍，君子以此为耻。集说认为：国家有劳役，自己与对方人数相等，而对方的功绩却是自己的两倍，这是因为不能振作率领激励下属，这是第五种耻辱。

我私下考察集说本注，接近方氏的说法，方氏也说：方法不足以使人效力，那么事情就达不到要求；事情达不到要求，就会有废弃的功绩。所以说人数相等而功绩加倍，是说对方力量与此相同，而我的功绩少于对方。陆菊隠说：这句与上句合起来，乃是君子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的事情。上文说“土地有余而百姓不足，君子以此为耻”，是耻于自己不能使百姓众多；礼所说的“土地广大荒芜而不治理，是士人的耻辱”。这句说“人数相等而功绩加倍，君子以此为耻”，是耻于自己不如善于治国的人能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所谓“土地相等、德行相当，不能互相超越”啊。这样解释尤其明确透彻。

孔子说：“荒年则乘坐劣马，祭祀用下等牺牲。”集说认为：“《王制》说：‘凡是祭祀，丰年不奢侈，荒年不节俭’，这与这里不同，未详【集说在《王制》中有云：‘年成有丰有凶，而礼仪没有奢侈节俭之分。’这是记录者的话。《杂记》说：‘荒年，祭祀用下等牺牲。’这是孔子的话】。

我私下考察《王制》：“冡宰制定国家用度，祭祀用其中的十分之一。”这是丰年用丰年的十分之一，荒年用荒年的十分之一，乃是一定的制度。所以丰年不在十分之一之外增加而至于奢侈，荒年不在十分之一之内减少而至于节俭。这里说“祭祀用下等牺牲”，那么君主自我贬损的道理应当如此。《易经》说“减损而有诚信，两簋就可以用来享祭”，不就是这样吗？况且所谓下等牺牲，只是比平常祭祀降低一等罢了。比如天子诸侯平常祭祀用太牢，荒年就用少牢；诸侯的卿大夫平常祭祀用少牢，降低就用特豕；士平常祭祀用特豕，降低就用特豚。像这类情况，都称为下等牺牲。大概还是用原本牺牲中较低等的，那么与“荒年祭祀不节俭”的文字，也没有很严重的矛盾。集说认为未详，为什么呢？

一国的人都像发狂一样，集说认为：“像发狂，是说饮酒醉得很厉害，没有礼仪。”我私下考察蜡祭有迎猫、迎虎等事情，接近于嬉戏，所以说“像发狂”，不仅仅是饮酒醉得很厉害啊。

百日的蜡祭，一天的恩泽。集说认为：百日劳苦，而有这蜡祭。农民终年勤劳，现在只让他们有一天的饮酒欢乐，这是君主的恩泽。我私下考察孔疏：百姓勤劳耕种，实际上是一年，而说百日，是举其成数来比喻长久。这集说所本，也是方氏所说的百年之蜡，始于春，一日之泽，终于冬。然而把终年劳作当作百日的蜡祭，终究有可疑之处。吕氏说：从秋收直到十二月，有一百天，在这一百天中，寻找这些神灵来修治蜡礼，所以说百日的蜡祭。到了十二月才祭祀，祭祀后就让农夫休息，所以说是一天的恩泽。这个说法是合理的。

七月举行禘祭，是献子做的。集说认为：这是说献子改变礼仪，在七月举行禘祭，然而不说从献子开始，而只说献子做的，大概是一时之事罢了。我私下考察《明堂位》称鲁国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周的季夏就是夏的孟夏，是建巳之月，这是鲁国的正礼。《春秋》凡是失礼的必定记载，七月举行禘祭，不合时宜失礼，应当见于经书，然而《春秋》所记载的只有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接夫人这一条，那时献子还没有掌握鲁国政权。大概献子见于经书始于宣公九年前往京师，终于襄公十九年去世，从僖公八年至宣公九年相距大概二十五年，计算那时他还年轻，当时掌握鲁国政权的是公子季友，那么僖公七月的禘祭不是献子做的就可以知道了。其后宣公、襄公时献子执政，又没有记载七月举行禘祭的，非常可疑，难道因为一时之事后来不再沿袭，就不记载于册了吗？郑玄解释废疾说：宣公六月在太庙有事举行禘祭，而说有事，虽然是为卿佐卒张本而记载有事，其实当时有用七月举行禘祭的，因为宣公六月举行禘祭符合礼仪，所以改变文字说有事。《春秋》因事变文，显示其符合正道。孔氏说如果像郑玄这样说，那么献子时的禘祭都不符合正道，因为宣公的禘祭符合正道，所以改变文字说有事，以表明其他禘祭的不正道，所以其他禘祭不记载于经书，只讥讽宣公符合正道的禘祭。我考察：这个说法与《春秋》不合时宜都记载的体例相违背，又郑玄回答赵商说：《礼记》所说的，何必都在《春秋》的体例中，这也是没有道理，从而为之辩解，应当存疑为是。

公的圭长九寸，侯伯的圭长七寸，子男的圭长五寸。集说认为：“子男执璧，不是圭。”记录者弄错了。

我私下考察五等诸侯虽然有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

译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区分，然而统称为五瑞、五玉，那么圭似乎也可以涵盖璧。所以《聘礼》兼及五等诸侯而言，说“宾客穿着礼服手持圭传达使命”，《论语》也只说执圭，这是圭可以兼指璧。有人说《论语》中的执圭，大概是指孔子手持鲁侯的信圭出使邻国，我认为不是这样。孔子在鲁国任职时，未曾有出使邻国的事，夹谷会盟时，定公在场，诸侯相见亲自手持圭以行礼，孔子不过是辅佐他的国君罢了，由此可知《论语》所陈述的是举聘礼来告诫当世的人，谁说不能兼指璧呢？又长乐陈氏说：《聘礼》记载说“用来朝见天子，圭和藻都是九寸；问候诸侯，朱色绿色藻八寸，那么圭也是八寸可以推知”，所以说“刻有纹饰的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用于下聘；子、男手持璧来朝见，用圭来下聘”。现在这里说圭，就是子、男下聘所用的玉。所谓“宽三寸，厚半寸，削尖上部左右各半寸，以主君的话为准，其余以此类推”，这也是一个义理。

译藻纹用三种颜色、六个等级。集说认为：“借玉，是用皮革包裹玉板，并在上面绘制朱、白、苍三种颜色，形成六行，所以称为藻纹三种颜色、六个等级。”

我私下考察集说的观点，本是郑玄和孔颖达将“藻”解释为用皮革，用皮革包裹玉板来借玉，这是不对的。长乐陈氏说：“玉的借饰是用缫丝编织而成，缫丝的长度与玉相当，天子的玉饰用五种颜色、五次重叠，颜色不超过五种。公、侯、伯都用三种颜色、三次重叠，等级递减以二为差。子、男用两种颜色，而大夫聘问时用的玉饰也用两种颜色，这是因为礼制到了极限就相同了。缫有时也写作藻，冕上的缫是用丝织成的，那么圭上的缫也是如此。郑氏和杜预都说用皮革制作，是没有根据的。又考察孔颖达的疏解说：《聘礼记》说，朝见天子时，圭和缫都是九寸，缫用三种颜色、六个等级。《典瑞》说：公、侯、伯都用三种颜色、三次重叠，子、男都用两种颜色、两次重叠。所谓一种颜色为一次重叠，其实每种颜色包含两次重叠，三种颜色就是六个等级，两种颜色就是四个等级。又说：瑑圭、璋、璧、琮都用两种颜色、一次重叠，用于卿大夫聘问，这是说卿大夫用两种颜色共一次重叠。天子用五种颜色、五次重叠，那就是十个等级了。这条辨析非常明确。”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二十六

头等侍卫纳喇性德撰

《丧大记》

死者头朝东，躺在北窗下。集说认为：“《仪礼》中的宫庙图没有北窗，而西北角称为屋漏，因为天光从此漏入而得名，或许北窗指的就是这里吧？”我私下考察，古人的宫室有南窗而没有北窗，《士丧礼》下篇说“头朝东躺在北窗下”，这是君主不探视的时候，病人通常躺在北窗下。如果君主来探视，就暂时移到南窗下头朝东，让君主能够面南探视。所以郑玄注说：“病人通常住在北窗下，或者说是北墙下。”金仁山也说：“牖字误当作墉。”大概室内北边是墙，南边是窗，墉就是墙。古人的室内北墙上起柱为壁，西壁间西北角有个小圆孔，名叫扉屋漏，但没有北窗的名称。现在宫室的制度，只有南方有北窗，北方有南窗，没有北窗。那么牖依照《仪礼》改为墉才是对的。集说把屋漏当作北窗，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其含义正如李氏所说：“头朝东是为了让灵魂归于阳，北窗下是为了让魂魄归于阴，让它们各自回归真正的住所。”

把新绵絮放在口鼻处，等待断气。集说认为：“纩，是新绵絮。把它放在口鼻处，观察是否还有动静，以此检验气息的有无。”

我私下考察，这本是注疏《仪礼》中《士丧礼》的注，又说“因为气息微弱难以察觉”。信斋杨氏认为这两条注释相辅相成，才完备。

都从东边的屋檐角登上屋顶，站在屋顶中间的高处，面朝北呼喊三声，把衣服盖在尸体上然后投掷到前面，司服的人接收衣服，从西北角的屋檐角下来。集说认为：“荣，是屋檐的翼角。天子诸侯的屋顶都是四面倾斜，大夫以下只有前檐和后檐。翼角在屋顶的两头，像翅膀一样，所以叫屋翼。中屋，是屋顶的中间。履危，是站在高峻的地方，大概是屋脊。三号，是呼喊三声，第一声向上，希望灵魂从天上来；第二声向下，希望灵魂从地上来；第三声向中间，希望灵魂从天地四方之间来。呼喊的词是‘皋某复也’。‘皋’，是长声。三声呼喊完毕，就卷起这件衣服，从前面投掷下来，司服的人用箱子接收。复衣，小臣就从西北角的屋檐角下来。复衣不用于给尸体穿衣，也不用于入殓。”集说认为：“《士丧礼》中，复衣最初用来覆盖尸体，世俗做法是去掉它。这里说不用于给尸体穿衣，是指不用于袭衣。”

我私下考察，面朝北呼喊三声，是为了向阴间寻求灵魂。卷起衣服投掷到前面，司服的人接收。用衣服给尸体穿衣，如果招回了灵魂并返回，与魄相合，就能复活。招魂的人，从西北角下来，不从东边下来，是嫌虚空向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希望复活的意思，孝子不忍心亲人死去，这是迫切至极的情感。等到用复衣给尸体穿衣，而尸体没有复活，那就是不能复活了。于是进行死后的事务，给尸体沐浴，之后就不再使用复衣入殓了。长乐陈氏说：“不用于给尸体穿衣，不用于入殓，在文义上是并列的，只说复衣用于给尸体穿衣，不用于入殓。用于给尸体穿衣的，就是《士丧礼》中用衣服给尸体穿衣的。不用于入殓的，就是《士丧礼》中沐浴后去掉复衣的。”根据陈氏的说法，那么“不”字是衍文。上文“卷起衣服投掷到前面，司服的人接收”，正是为了用衣服给尸体穿衣，希望灵魂回归魄罢了。马氏反而说不知道神灵所在，最终没有招回灵魂。然后卷起衣服投掷到前面，然后下来，这不是谬误吗？

主人袒露左臂，解开发髻，用麻束发；妇女用麻束发，在房中系上麻带。集说认为：“髽也用麻，像男子用麻束发一样；带麻，是麻带，指妇女系上腰绖。”我私下考察，这虽然没有可疑之处，但不够详细明白。长乐黄氏说：《士丧礼》说：“既冯尸，主人绞带，众主人布带”，那么在小敛冯尸之后，束发免髽的时候，主人已经绞带，众主人已经布带，妇女已经系上麻带，只是主人还没有袭绖罢了。又《丧服斩衰》章疏说：“妇女也有绞带、布带，以备丧礼。”吕氏说：“没有绞带、布带，应当考证。”我考察：吕氏说妇女不等男子袭绖，先系麻带，是因为没有绞带、布带，而且质朴简略稍有变化，所以趁着束发就袭绖了。这个说法似乎优于礼疏。

君主拜见寄公、国宾、大夫、士【句】在位上拜见卿大夫，在士的旁边拜三次，夫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