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礼记集説补正卷八

译树立德行、建立功业，等到他们死后，在春季祭祀的时候便祭祀他们，这才是正确的。《集说》删去了“春祀之时”这四个字，只说“在春季祭祀”，这就好像不祭祀青帝，而是以太皡为主神，勾芒为配享神了，这种说法含糊不清，恐怕会误导后学，特此予以纠正。

译春季祭祀先祭脾，夏季祭祀先祭肺，中央祭祀先祭心，秋季祭祀先祭肝，冬季祭祀先祭肾。集说认为：春季祭祀先祭脾，是因为木克土；夏季祭祀先祭肺，是因为火克金；中央祭祀先祭心，是因为心居中央，象征君主，又因为火生土；秋季祭祀先祭肝，是因为金克木。春、夏、秋三季都祭祀先克制的脏器，冬季本当先祭心以配合中央祭心，所以只祭祀所属的脏器。又因为冬季主静，不崇尚克制。

我私下认为，五个时节的祭祀先后顺序不同。陈氏用五行生克以及所居、所属来兼论，显得支离破碎、窒碍难通。如果认为春祭脾是木克土，夏祭肺是火克金，秋祭肝是金克木，那么中央祭心的火生土，以及冬祭肾的水济水而不尚克制，就说不通了。如果认为中央祭心是因为居中象征君主，那么四时为何独独不用方位来解释？如果认为冬祭肾是因为属水，那么春、夏、中央与秋又为何不言所属？反复推敲，未见其合理之处。只有郑玄注以四时的方位、五脏的上下次序来解释，才得其义。郑注说：“祭祀户神先祭脾，是因为春季为阳中，对应脏器是脾，脾为尊。祭祀灶神先祭肺，是因为阳位在上，肺也在上，肺为尊。祭祀中霤先祭心，是因为五脏的次序，心次于肺，到此时心为尊。祭祀门神先祭肝，是因为秋季为阴中，对应脏器是肝，肝为尊。祭祀行神先祭肾，是因为阴位在下，肾也在下，肾为尊。”孔氏（孔颖达）疏解郑注说：“祭祀户神时，脾和肾都有，只是先用脾来祭祀罢了。之所以春季对应脾，是因为牺牲站立时头朝南，肺最在前而对应夏，肾最在后而对应冬，从冬稍前移而对应春，从肾稍前移而对应脾，所以春季对应脾。从夏稍后退而对应秋，从肺稍后退而对应心，所以中央主心。从心稍后退而对应肝，所以秋季主肝。这仅仅是依据牺牲五脏的位置，其实并非如此。”吴氏（吴澄）也说：“夏祭先肺，是说先祭肺，其次祭心，再祭肝。中央先心，是说先祭心，其次祭肺，再祭肝。秋先肝，是说先祭肝，其次祭肺，再祭心。冬先肾，是说先祭肾，其次祭脾，再祭脾。春先脾，是说先祭脾，其次祭肾，再祭肾。”五时祭祀的先后不同，各家试图用五行生克来探求其义，都是牵强附会。现在用人身五脏的次序来阐明：肺最在上，心次于肺，也在上，所以候诊心、肝二脉都在上部。脾在中，肝次于脾，所以候诊脾、肝二脉都在中部。肾最在下，所以候诊肾脉在下部。四时的方位，则是夏至日靠近北极，离地最高，肺的位置象征它，所以夏祭先肺。夏至后日渐南移，夏末比夏至之日略微低些，心的位置象征它，所以中央土王之时祭先心。秋分、春分，太阳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正对腰部，脾、肝的位置象征它，所以春祭先脾，秋祭先肝。冬至日靠近南极，位置最低，肾的位置象征它，所以冬祭先肾。我按：吴氏的说法，阐明了郑注，胜过集说很多，《大全》却弃而不载，为什么呢？又按张氏说：中央祭先心，‘心’当作‘肾’，是土所克制的；冬祭先肾，‘肾’当作‘心’，是水所克制的。我认为以五行生克为说，必须修改经文，才能使春、夏、秋所祭相合。如果如集说，又以所居、所属兼论，则自相矛盾了。

孟春，天子居住在青阳左个；仲春，天子居住在青阳太庙；季春，天子居住在青阳右个。孟夏，天子居住在明堂左个；仲夏，天子居住在明堂太庙；季夏，天子居住在明堂右个。中央，天子居住在太庙太室。孟秋，天子居住在总章左个；仲秋，天子居住在总章太庙；季秋，天子居住在总章右个。孟冬，天子居住在玄堂左个；仲冬，天子居住在玄堂太庙；季冬，天子居住在玄堂右个。集说：青阳左个，注云：太寝东堂北偏。青阳太庙，东堂正对太室。青阳右个，东堂南偏。明堂左个，太寝南堂东偏。明堂太庙，南堂正对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太庙太室，中央之室。总章左个，太寝西堂南偏。总章太庙，西堂正对太室。总章右个，西堂北偏。玄堂左个，北堂西偏。玄堂太庙，北堂正对太室。玄堂右个，北堂东偏。疏云：这是明堂北偏却称为太寝，是因为明堂与太庙、太寝制度相同。朱子曰：论述明堂制度的说法不一，我私下认为应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玄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玄堂左个。中为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位于不同方位，其左右个则青阳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阳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之

译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只是根据当时的方位来开门罢了。太庙和太室，每个季度十八天，天子居住在正位吗？古人制定制度多采用井田制的遗意，这恐怕是确实的。

译我考察郑玄解释天子每月所居之处，都认为是太寝，而以青阳为东堂，明堂为南堂，总章为西堂，玄堂为北堂。青阳的北偏为左个，南偏为右个，这是以东面为向而言的；明堂的东偏为左个，西偏为右个，这是以南面为向而言的；总堂的南偏为左个，北偏为右个，这是以西面为向而言的；玄堂的西偏为左个，东偏为右个，这是以北面为向而言的。朱熹沿袭此说，又认为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随着四季所面向的方向而改变名称：春天居东室而向东，则以北室的右为左个，南堂的左个为右个；夏天居南室而向南，则以东室的右为左个，西室的左为右个；秋天居西室而向西，则以南室的右为左个，南室的左为右个；冬天居北室而向北，则以西室的右为左个，东室的左为右个。吴澄认为太寝是听政的地方，户牖之间设有黼扆，四季都南面朝向光明而治理政事，哪里能一个月各居一处，而春秋冬三季都不南面呢？况且冬天寒冷而北面尤其不可居住，又南北偏、东西偏位置不正，不是可以听政的地方。诸儒的说法各不相同，都与古制不合，事理不通。详察此篇所说的“居”，并非指听政，而是指每天脱下礼服退下休息时所居之处。考察四季所居五处不同，礼经中没有其他文字，只有天子有五小寝是燕居的地方，《月令》所记载的或许取于此，但名称不同，所以使人困惑。陈用之《礼书》说：王大寝一在前，小寝五在后，大寝听政，小寝燕息。五小寝中一寝居中，四寝居四角，春居东北，夏居东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时居中。此说大概本于孔颖达对《曲礼》的疏解。如果用孔氏、陈氏的说法解释《月令》天子各月的居所，则月令与事理两不相违背。凡居五寝都南面，夏寝、秋寝在中寝之前，就中寝向前而言，所以二寝都以西夹为左个，东夹为右个；冬寝、春寝在中寝之后，就中寝向后而言，所以二寝都以西夹为左个，东夹为右个。其左右二字，如《曲礼》所说“客入门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门右”，都是以西为左，东为右。此言太庙、太室，则是中寝之室。我考察：吴氏的说法，较郑氏、朱熹的说法更为接近正确。然而《月令》出于吕不韦，岂能完全符合古制，尽通事理？所以马融说：“王者向明而治，所以称其堂为明堂。”而这里说：“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又分裂为太庙左右个以配十二月，为太室以配中央，这就不是古制了。

春天吃麦与羊，夏天吃豆类与鸡，中央吃稷与牛，秋天吃麻与犬，冬天吃黍与猪。孟夏时天子用猪来尝麦，仲夏用雏鸡来尝黍，仲秋用犬来尝麻，季秋用犬来尝稻。集说：麦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应当属金，而郑玄说属木。兑卦为羊，应当属金，而郑玄说属火畜，都让人不明白。疏说：郑玄本于《五行传》而言，然而阴阳各走各的路，不可一定。所以现在对于四季所食以及猪尝麦、雏鸡尝黍之类，都略去不议，以等待知者。

我考察古时天子的膳食，春天用牛膏养脾，夏天用犬膏养肺，秋天用鸡膏养肝，冬天用羊膏养心。而膳食中牛宜配稻，羊宜配黍，猪宜配稷，犬宜配粱。而这里说：春食麦与羊，夏食菽与鸡，中央食稷与牛，秋食麻与犬，冬食黍与猪，与古制不同。所以集说存疑，以等待知者，这是审慎之义。然而诸家的说法，也有可供采纳的，不能完全废弃。郑玄说：麦实有孚甲，属木，羊是火畜，时尚寒，吃它以安性。豆类实孚甲坚合，属木，鸡是木畜，时热，吃它也以安性。稷是五谷之长，牛是土畜。麻实有文理，属金，犬是金畜。黍秀舒散，属火，寒时吃它，也以安性。猪是水畜。孔颖达说：郑玄说麦属木，黍属火，麻属金，豆类属水，稷属土，这是五谷所配的方位。考察《尚书·五行传》说：貌之不恭，则有鸡祸。注：鸡畜之有冠翼者，属貌。言之不从，则有犬祸。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属言。视之不明，则有羊祸。注：羊畜之远视者，属视。听之不聪，则有豕祸。注：豕畜之居闲卫而听者，属听。思之不睿，则有牛祸。注：地厚德载物，牛畜之任重者，属思。所以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牛为土畜，犬为金畜，猪为水畜。春天时尚寒，所以吃火畜以助之。夏天吃豆类与鸡，因为气尤热，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所以吃北方之谷与东方之牲，以减其热气。秋气既凉，又将向寒，不有其害，所以吃当方之谷牲。冬气极寒，所以吃火谷以减寒，寒胜于热，所以吃当方之牲。项氏说：麦有苗至实皆在春时，所以春三月食麦与羊。豆类自种至实皆在夏时，所以夏三月食豆类与稷。黍受土气，所以中央之月食稷与牛，都是土类。黍兼受水气，所以冬之三月食黍与猪，都是水类。孟秋尝稷，仲秋尝麦，

译季秋品尝稻米，只食用狗肉和麻子，这是因为百谷都已成熟，唯独选取其中蕴含的中气来食用。春季用羊、夏季用鸡，这与《周礼》中春官进献鸡、夏官进献羊的做法相反，那是因为《周礼》是依据官职事务的适宜性，而这里是依据五行气类的划分。方氏说：春季是木气旺盛的时候，食用麦子和羊肉，这是当时所生的事物，因为麦是火谷，羊是火畜。夏季是火气旺盛的时候，食用鸡肉，这是当时所生的事物，因为鸡是木畜。秋季是金气旺盛的时候，食用麻子；冬季是水气旺盛的时候，食用黍米。这是当时所克制的对象，因为麻是木谷，而黍是火谷。夏季食用豆类，这是当时所克制的对象，因为豆类是水谷。在中央方位食用稷米和牛肉；秋季食用狗肉，冬季食用猪肉。这是当时事物的同类：因为稷是土谷，牛是土畜；狗是金畜，猪是水畜。所生的事物，是用来相继承接的；所克制的事物，是用来相互治理的；同类的事物，是用来相互契合的。所以能使四季的气机不违逆，五脏的疾病不产生。又说：孟夏用猪肉品尝麦子，这是用水克火；仲夏用小鸡品尝黍米，这是用木生火；仲秋用狗肉品尝麻子，这是用金克木；季秋用狗肉品尝稻米，这是用金与金相合。克制是用来治理的，相生是用来滋养的，相合是用来调和的。所以饮食调配得其适宜。胡氏说：麦子的性质蕴藏毒素，进献麦子时配以鱼，而这里品尝麦子时配以猪肉，是为了宣散其毒性。郑氏说：麦子的新气尤其旺盛，用猪肉食用它，是为了发散其热气。猪是水畜；这里品尝的是小鸡，却说品尝黍米，不是因为牲畜主导谷物。黍是火谷，是气的主宰。孔氏说：黍是火谷，在夏季与小鸡一同进献，黍并非新成熟的，只是取用旧的黍米。方氏说：小鸡大概就是鸡，从《吕氏春秋》可以看出，称之为雏，是因为鸡以雏为美味。像羊之类，则以大为美味。在配合豆类的饮食中，称其为鸡，是因为日常所食为常规，时令所食为暂时。郑氏说：仲秋品尝麻子，是麻子刚开始成熟；季秋品尝稻米，是稻米刚开始成熟。高氏说：孟春食用麦子和羊肉，麦子属金，羊属土。这个月份，金和土都已衰老，食用所克制的对象。豆类，种子坚硬，合属木；鸡，是木畜，木生火。考察各家的说法，所食用谷物的搭配各有不同，不知道哪个正确，所以一并保留，以补充集说的缺漏。

译立春这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去迎接春天。集说：在东郊迎春，是祭祀太皡和勾芒。后面的情况可以据此类推。

我按：贾逵、马融、蔡邕都认为太皡和勾芒以上所说的“其帝太皡，其神勾芒”，集说确实有所依据。然而，迎接的是四时的节气，有节气就有神灵，所以在东郊的祭坛祭祀苍帝，以太皡、勾芒配享从祀；在南郊的祭坛祭祀赤帝，以炎帝、祝融配享从祀；在西郊的祭坛祭祀白帝，以少皡、蓐收配享从祀；在北郊的祭坛祭祀黑帝，以颛顼、玄冥配享从祀。《周礼》所说的“天子祭祀昊天上帝，就穿着大裘戴着冕冠，祭祀五帝也是这样”；《礼器》所说的“在郊外祭祀天帝，风雨就调和，寒暑就适时”，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五帝是人间的帝王，怎么能与天帝穿着同样的服饰呢？况且人间的帝王怎么能使得风雨寒暑适时呢？所以郑玄认为祭祀五帝就是祭祀天帝，比较接近事实；但他妄自设立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纪等名号，则不免有相信谶纬之说的过错。

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把它放置在参乘、保介和御者之间。集说：参，是参乘的人。保介，是穿着铠甲。用勇士做车右，穿着铠甲，御者是驾车的人，车右和御者都是参乘。天子在左边，御者在中间，车右在右边，因为有三个人，所以叫参。把这种耕具放在参乘、保介和御者之间。

我按：这原本就是郑玄、孔颖达的注疏。然而把“介”解释为铠甲，是对的；把“保”解释为穿，则不太妥当。因为“保”有保卫防备的意思，君王的车辆，必定让勇士穿着铠甲居右，作为参乘，用来防备意外而保卫防备。所以叫“参保介”，把耒耜放在“参保介”和御者两人之间，所以说“参保介之御间”。临川吴氏说：这种行文方式，就像《尚书·立政》篇说“有司”和“牧夫”，而说“惟有司之牧夫”一样。

雪霜大挚。集说：挚，是伤害折断的意思。与挚兽、挚虫的“挚”相同。

我按：伤害折断的说法，大概本于蔡邕，但不如直接解释为“至”字。因为“挚”与“至”相通，《毛传》说“挚而有别”。朱子也读作“至”，霜雪是冬天的盛象，阴气在冬天胜过春天的阳气，所以雪霜大至，不必说伤害折断才能显现出阴气旺盛。

鹰化为鸠。集说：孔氏说：“化，是返回旧形的意思。”所以鹰化为鸠，鸠化为鹰，就像田防化为鴽，那么鴽又化为田防。至于腐草为萤，雉为蜃，爵为蛤，都不说“化”，是因为不再恢复旧形了。我按：阴阳推移激荡，因事物的形体而改变，叫做“化”，不是返回旧形的意思。鸠化为鹰，见于《王制》《夏小正》，固然可以说返回旧形了。鴽又化为防，那么《夏小正》未曾说它是“化”。方氏说：“鹰变成鸠，防变成鴽，都是因为形体改变而已。”所以说“化”。腐草是植物，萤是动物，爵、雉是飞行的动物，蛤、蜃是潜水的动物。植物变为动物，飞行的动物变为潜水的动物，就不只是形体改变，用“化”不足以说明了。所以都直接说“为”。这种说法更优。

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祀社神。集说：《郊特牲》说祭祀社神用甲日，这里说选择吉日，是又选择甲日中好的日子吗？《召诰》说祭祀社神用戊日。

我按：“元”，是一，是开始。所以开始的年份叫元年，开始的日子叫元日，又叫上日。元日向上帝祈求谷物，解说者说上辛日是正确的。祭祀社神用甲日，甲是十天干的开始，所以说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祀社神，不是说选择甲日中好的日子。《召诰》说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又用戊日，是因为周公告知营建洛邑，是非常规的祭祀。

不要竭尽川泽，不要排干陂池。集说：“漉，也是竭尽的意思。”

我按：川泽说“竭”，是说竭泽而渔；陂池说“漉”，是说用网罟排干。字各有义，不可混淆。集说把“漉”解释为竭尽，而不说网罟，与上一句怎么区别呢？徐师曾说：“漉是说捞取。”

上丁。集说：“必须用丁日，是因为先庚三日后甲三日。”

我按：大胥春天入学合舞释菜用丁日，是因为丁火文明。现在祭祀先圣用丁日，本于此。至于易经的先庚后甲，大概是取丁宁的意思。这与天子视察学校有什么关系呢？

打开府库，拿出币帛，周济天下，勉励诸侯，聘问名士，礼遇贤者。集说：周济他们的不足。

我按：集说的说法，本于郑注。然而曾经考察方氏、吴氏的说法，则认为打开府库，是为了拿出币帛，用来聘问名士、礼遇贤者。周济天下是说聘礼的广泛，古代诸侯必定向天子贡士，以此来劝勉诸侯，希望他们所聘问所礼遇的，周遍天下而一无遗漏。那么“周天下”大概是指聘礼而言。如果说周济他们的不足，那么上面已经说了“开仓廪，赐贫穷，振乏绝”，这里所说的拿出币帛，在“赐贫穷”之上，足够了。况且举天下没有衣服的人，都用帛来周济，必定有所供给不足，似乎不如方氏、吴氏的说法更优。

命令工师，让百工审查五库的物资：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没有一样不好的。集说

译五库是指：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干窃案：这是孔防的文字。方氏说：五库的“量”，是百工所加工的材，因为各种材各有其承受的范围，所以称之为“量”。五库以五种材料而得名，大概金铁之类都不脱离这五种材料。先儒将它们分别列为五类，是拘泥了。

译命令国都九门举行磔攘之礼，以完成春季的阳气。集说：九门的说法见上一章。我按：把九门解释为臯、应路、雉、库、城、远近郊关，与上文相同，是错误的。山阴陆氏说：“既然说是国都，那么九门不在郊外之外，这是很明显的。”

孟夏，王萯生长。集说：王萯注云：萆挈，《本草》作菝葜，读音相同。称为萯，是因为它的根形状相似。也可以用来酿酒。朱氏说：王萯颜色赤红，感应火气而生长。

我按：归震川给王子敬的信中说：“曾经记得小时候看到一本书说《月令》，王萯就是萯，王就是现在的黄萯，那么郑玄注的萆挈未必是王萯生长，适应《月令》而《夏小正》五月才是萯，恐怕就是这种萯。萯在五月还不可以食用。恰好看到九江、建昌两地的志书都说是王萯，因为它最先成熟所以称为萯之王，但也不知道依据什么。又说《月令》王萯生，应当直接断定为现在的黄萯，萆挈不是。并且引用王萯与王萯，有什么关系？又怀疑是一种东西了。古书中必定有别，有见解暂且空缺等待考证。”

反舌鸟没有声音。集说：“反舌，是百舌鸟之类，又有人把反舌当作蛤蟆，不知道是否正确。”

我按：百舌鸟能够反复转动舌头模仿百鸟的叫声，所以称为反舌。它的鸣叫，是感应阳气旺盛而发出，所以感应微阴就没了声音。如果是蛤蟆，那么五月中才得到水，正吵闹得入耳，怎么会反而没有声音？集说之所以引用它，大概是列举旧说而驳斥它，并不是真的把反舌当作蛤蟆。蔡邕说：反舌，是虫鸣的蛤蟆。现在称为蛤蟆，它的舌头本来前端附着在口侧，而末端向内，所以称为反舌。《通卦验》说：“抟劳鸣叫，蛤蟆无声。”又《靡信》说：“从前在长安城中，和几十个书生一起居住，从城北水中取来蛤蟆，宰杀剖开看它，它的舌头反向后。”这是把蛤蟆当作反舌。自然如此，时节如今不不同于古代，百舌鸟到了仲夏，它的鸣叫稍微停止，蛤蟆则不然。那么知道纬书和俗儒的话不值得相信了。集说又何必怀疑呢？反舌鸟能模仿百鸟的叫声，所以又名百舌，又春天鸣叫，夏天没有声音，所以又名呼春。杜甫咏百舌诗说：“过时如病口，君侧有谗人。”这也是把反舌当作百舌，而不是蛤蟆的意思了。按《周书·月令》说：“反舌无声，佞人在侧。”杜甫大概是用这个意思。黄山谷读《周书》到这里，才领悟杜诗的用意。

释放重囚。集说：“挺，是拔出的意思。重囚禁系严密，所以特别加以宽假；轻囚则不是这样。”

我按：孟夏释放轻系，那么轻囚都释放了，剩下的只有重囚，又从哪里囚犯中单独拔出他们呢？不如从郑氏，把“宽”字解释为允。东海王阳回答破妖贼的方略说：“宜小挺缓，令得逃亡。”耿鄙讨伐金城，傅燮对他说：“不如息军养德，贼得宽挺，必谓我怯。”正是用这个意思。

以此安定晏阴所成就的。集说：“晏，安也。阴，道静，所以说晏阴。等到它安定而达到成就，那么循序而往，不成为灾害。”

我按：晏阴有三种说法：郑玄、孔颖达认为晏是安，阴称安，正定身中安阴之所成就。应氏所谓阴道安静，不可有所扰乱，也是这个意思。王肃及蔡邕都说晏是以安定阴阳之所成，与郑玄不同。方氏认为阳造始而为早，阴代终而为晏，所以说晏阴。阳始以生之，阴终以成之，所以说所成。《列子》所谓晏阴之间，意义相同。吴氏认为晏，《尔雅》说是柔。凡是内而掩身，外而保养，都是顺时保养，以安定初生的柔阴，使逐渐达到完备而无所亏伤，所以说以定晏阴之所成。陈氏的说法把晏阴当作安阴，大概本于注疏，但不如柔阴的说法好。《诗经》说“言笑晏晏”，解说者以和柔解释它，可见了。

温风刚开始到来。集说：至极也。

我按：至就是来，就像说凉风至，盲风至一样。不但说至，而说始至，是因为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所以季夏温风始至。方氏说：温风就是八风中的景风，景风至，以夏至而于季夏说始至，是阳饶的意思。那么集说以极训至，是不对的。日短至，长至可以用极来训，始至不可以说始极。《吕览》温作凉。

命令渔师击杀蛟龙，捕捉鼍，登上鳖，捕捉鼋。集说：蛟说伐，因为它暴恶，不容易攻取；鳖说登，是尊重它奇异；鼍、鼋说取，是容易而轻视它们。我按：郑玄注，这四种都是甲类，秋天才坚硬。《周礼》鳖人职说：“秋献鳖鱼。”鳖人又说：“取鳖用秋时。”这是夏之秋。作《月令》的人，认为这个秋据周之时，周的八月，夏的六月，因此写在这里，似乎错误了。他的话很恰当，集说为什么不采纳呢？

命令四监大规模收集各县的干草来饲养牺牲。集说：“四监就是《周官》的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官。前面说百县兼内外而言，这里百县是乡遂之地。”

我按：郑玄注，四监是主管山林川泽的官，百县乡遂之

译“属”，是指拥有山林川泽的土地。孔氏在《防》中说：“《周礼》设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等官职，祭祀用的草料出自山林。”郑玄说“百县乡遂之属”，由此知道这不是诸侯之地，因为取草料饲养牺牲不能太远，所以知道是王畿内的乡遂。又说乡遂不兼指公卿大夫的采邑。仲夏命令百县举行雩祭，则兼指内外的诸侯。这是《集说》所依据的说法。然而《周礼》虽然已有“县”的名称，但不能称之为“百县”，“百县”自然是秦代的制度。所以临川吴氏说：“凡是秦国的土地都称为县，不能依据周制分为乡遂、采邑以及诸侯。”“四监”也不可以用周制来解释。《集说》完全沿袭孔氏《防》的旧说，是不对的。徐氏师曾说：“四监是秦代的官职，怀疑就是《周礼》中的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官。”下文提到为民祈福，也是秦代的制度。周人在郊庙祭祀时不说“祈”。我按：汉文帝诏书说：“古代祭祀不祈求。”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月令》就不能完全用周制来解释了。

译用以区别贵贱，按等级供给。度集説：石梁王氏说，给应当是级。我私下认为，给在《吕览》中写作级，所以王氏沿用了这个说法。然而《礼记》原文写作给，并非没有意义。方氏说：衣服旌旗，尊贵者崇尚隆重，卑贱者崇尚简省。所以说等差隆重，并非多余；简省并非不足。所以说供给有等级，有供给，各自根据适宜的情况来衡量，所以说度。根据这个，那么给正是给足的给，不必改字。所以郑氏没有注释。

季夏施行春令，那么谷物结实就会鲜洁而脱落。集説：鲜洁而随之脱落。

我私下认为鲜落有三种解释。陆氏《释文》说：“鲜音仙，又音仙典反。”孔防说：“是说鲜少随之脱落，因为风多的缘故。”有人说：“因为夏天招致春气，起初鲜洁而遭遇秋气肃杀，所以谷物鲜洁而堕落。”集説本于此，方氏说：“鲜落就是庄子所说的草木不等到变黄就脱落。”王气过盛，所以果实有所不胜，这个说法是对的。

其虫倮集説，人是倮虫之长。郑氏认为是虎豹之类。我私下认为四时的物类，鳞、羽毛、介都遮蔽身体，人类独自裸露身体，所以叫倮虫。人类比羽毛鳞介尊贵，就像土比木、火、金、水尊贵一样。所以用倮虫来配土。《大戴记》说：“鳞虫三百六十，龙是它们的长；羽虫三百六十，凤是它们的长；毛虫三百六十，麟是它们的长；介虫三百六十，龟是它们的长；倮虫三百六十，圣人是它们的长。”那么倮虫是人类就很明白了。郑氏因为四时都讲物类，于是用浅毛的虎豹来对应。虎豹虽然毛浅，难道能称为倮虫吗？集说并存这种说法是多余的。徐氏师曾说：“人承受土冲和之气而生，其类为倮，所以其虫为倮。倮，露的意思。露见不隐藏的意思。说虫，是因为倮虫三百六十而人是长，是这样。如果虎豹既属于毛类，又认为是倮，恐怕不一定对。”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九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陈氏礼记集说补正》>

钦定四库全书

陈氏礼记集説补正卷十

头等侍卫纳喇性徳撰

月令二

盲风至集説盲风疾风也

我私下认为孔疏皇氏秦人称疾风为盲风，所以郑〇取来解释月令，而集説本于此。然而盲字的意义终究不太明确，只有严陵方氏认为盲是闭暗的意思，在建酉阖户之月，所以这种风叫盲风，又叫阊阖，因为这个说法恰当。

羣鸟养羞，集説：“羞，是所喜爱的食物；养羞，是储藏起来以备冬天供养。”

我私下认为《夏小正》“羞者进也”，如果像珍美的食物一样，所以郑氏说是所吃的食物。集説申明了这一点，不算错。然而还有两种说法，学者不可不知。《夏小正》在这个月说“丹鸟羞白鸟”，《大戴礼》在八月也说“尔”。《小正説》说：“丹鸟，是丹良；白鸟，是闽蚋。”它们被称为“鸟”，是重视它们的供养。有翅膀的是鸟，供养者不尽吃。郑氏说两者文字不同，“羣鸟丹良”没听说哪个对。皇氏以丹良为萤火虫，《尔雅·释虫》及郭氏等诸家解释都没有，没有根据这个说法。又考察项氏说：“羣鸟到秋天与百谷一起成熟，开始取来作为养羞，如雉、鹌鹑、雁、鹜，现在的人都在秋天吃它们。”《周礼·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赐羣臣”，在古代有证据。如果说这些都是天候，不讲人事，那么孟秋“农乃登谷”，也是以人事作为一个候。“鹰祭鸟”在孟秋的第四候，那么人羞之于仲秋的第三候，不也可以吗？这是另一种说法。总之，“养羞”如同《诗》所说的“蓄租”，“养”是说预先积蓄所喜爱的食物，等待冬天寒冷无可取食的时候吃。集説接近这个意思，只是采纳这两种说法，足以广博异闻。

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集説：衣绘而裳绣，是祭服的制度。小大，小则〇冕的一章，大则衮冕的九章。长短，是说衣长而裳短。

我私下认为文绣有恒，是说衣的绘六章，裳的绣六章，有定法。那么制有小大，再用〇冕一章，衮冕九章来解释，不几乎多余吗？而且衣长裳短，也没有明确分析。我认为制，是刀裁。制有小大，是说横着裁的广狭。如衣用几幅，裳用几幅，袂用几幅之类。度丈尺，度有长短，是说顺着量的长短。如衣二尺二寸，带下尺，裳及踝无被土之类。又按虞制，衣裳绘绣共十二章，周也是十二章，认为是九章的，是郑氏的错误。庐陵胡氏说：“虞书说绘衣绣裳，那么不必祭服也文绣。易说垂衣裳，那么燕朝也说衣裳。集説一概从郑氏，不免于疏漏。”

水始涸，集説：“水本是气所形成的，春夏气至，所以长；秋冬气返，所以涸。”

我私下认为这也是大致说的，在仲秋不切合，不如注疏驳正记文那样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