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三

译武子去世已经多年，怎么允许城中还有坟墓？这必定是停柩待葬，想要取回灵柩回去合葬罢了。」山阴陆氏则说：「请求将灵柩迁到城外去合葬。」先前的儒者认为杜氏的葬礼是从外面来的，就在武子的寝宫合葬，不符合人之常情。然而《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建成路寝的台，逢于阿、盆成逆后去世，都得以附葬在景公的寝宫中。」这说明自古以来多有此类事情，并非只有杜氏葬在季武子的寝宫。张子认为城中没有坟墓，恐怕不对，况且《文明说》记载杜氏的葬处在西阶之下，怎么能说是停柩待葬呢？或许请求迁到城外合葬，像陆氏所说的那样，大概也未可知，暂且保留此说以备考察。

译孔子上（孔白）的母亲被休弃后去世，他没有为她服丧。门人向子思问道：“从前您的先父（孔子），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吗？”子思说：“是的。”门人又问：“那么您为什么不让孔白为母亲服丧呢？”子思说：“从前我的先父，没有违背礼道的地方。礼道应当隆重时就随之隆重，礼道应当降杀时就随之降杀。孔白怎么能做到像先父那样呢？对于孔白来说，她是母亲；但对于我（子思）来说，她不是我的妻子，因此也就不是孔白的母亲。所以，孔家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从子思开始的。”

集说：“礼制规定为被休弃的母亲服齐衰杖期之丧，但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嫡长子则没有服丧的义务，只在心中哀悼罢了。伯鱼（孔鲤）和子上（孔白）都是父亲的继承人，按礼制本不应服丧，但伯鱼却服丧期满还在哭泣。孔子听说后说：‘太过分了，应该早点除去丧服。’这是贤人过分守礼的事情。”子思不让孔白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正是想要遵循礼制。而门人用先父的事情来询问，子思难以直言伯鱼是违背礼制的，所以用圣人没有违背礼道来回答，意思是圣人听从伯鱼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根据道义来衡量礼制，从而决定隆重或降杀的。

我私下认为，张载、朱熹都以为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正礼，而孔子让伯鱼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权变，我心里常常对此有疑问。曾经读过我的老师徐健庵先生所著的《读礼通考》，然后才知道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礼制的正理，而记载礼制的人只是记录了变礼的开始，不能反过来认为孔子是在行权变。《通考》说：“玩味经传中关于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的说法，父亲在世时服齐衰杖期，父亲去世后嫡长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因为忌讳不祭祀祖先，所以没有服丧的义务。如果是众子，即使父亲去世，仍然可以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伯鱼母亲去世，与子上母亲去世，都发生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么服齐衰杖期本来就是礼制。伯鱼服丧超过期限还在哭泣，所以孔子认为太过分，明确表明不到期限哭泣是可以的。子上母亲去世而不服丧，那么齐衰杖期的礼制就废除了。子思“道隆道污”的说法，先儒都不能没有疑问，却顺着他的话来辩解。朱熹说：“被休弃的母亲既然得罪了祖先，就不能进入祖庙，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礼制。”“这是不分父亲在世、去世，众子、嫡子，都以为不应该服丧。”陈澔说：“礼制为被休弃的母亲服齐衰杖期，而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嫡长子没有服丧义务。伯鱼、子上都是父亲的继承人，按礼制不应该服丧，这是说嫡子应该没有服丧义务，却不考虑嫡子在父亲在世时仍然有服丧义务。”伯鱼父亲在世而服丧一年，是符合礼制的，那么子上父亲在世而不服丧，是非礼就非常明显了。

那么先儒根据什么断定跟随子思的话是能够守礼制的常道呢？况且道就是礼，解释的人说：圣人用道义来衡量礼制，在道义所应当隆重的地方，就随之隆重；在道义所应当降杀的地方，就随之降杀。这样礼制就完全没有定准，完全听凭道义的转移。圣人运用道义，恐怕不像这样模棱两可、进退失据，让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轻重，而让守礼制的学者，也将漫无依据。

大体上《礼记》所记载的，多驳杂不纯。如孔家两代休弃妻子，子思的母亲改嫁，都不可信。后世确定礼制，不分嫡子众子，都服齐衰杖期，来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这是顺应人情不得已而变通的，对古制也没有害处。如上子这件事的真假，都不可知，它不能作为依据，是很明显的。

又按草庐吴氏说：子上虽然有父亲在世，而不能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大概是因为子思的哥哥去世时，让他的儿子继承伯父主持祖父和曾祖父的祭祀。既然主持尊者的祭祀，就不敢为私亲服丧。这是礼制中没有的，是子思根据义理创立的。又说：子思有哥哥，那么他是支子；子上则是继承父亲宗庙的宗子。古礼有“夺宗”，意思是宗子去世没有后代，就由非宗子的人代替主持祭祀。但是用支子夺取宗子的地位，不如让继承父亲的宗子进而成为继承祖父、曾祖父的宗子那样顺理成章。有人说：不立后嗣而只是夺取宗子地位可以吗？回答说：礼制只有大宗没有儿子时不立后嗣，而只是夺取宗子地位。我的朋友姜宸英曾经驳斥他说：如果让子上主持尊者的祭祀，而不敢为私亲服丧，那么不仅不应该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也应该降低对父亲的服丧等级了。现在只用继承伯父主持祭祀作为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的证据，在义理上怎么合适呢？传文说：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夺取宗子地位，意思是诸侯是一国之主，虽然不是宗子，也能把宗子地位移给自己。这就是所说的“夺宗”。礼制从大夫以下，支子不主持祭祀；或者宗子有缘故而代替主持祭祀，必须告知宗子。宗子是士、庶人、大夫以上，在宗子家中用牲祭祀，祝辞称孝子某为介子某，推荐他的尝事。宗子有罪流亡他国，庶子是大夫，他的祭祀祝辞也这样。而礼制有降等，庶子没有爵位而居住在家，望着坟墓设坛，按时祭祀。宗子去世称名，不说孝。凡礼制中说庶子代替宗子祭祀的，像这样而已，都不能称为“夺”。如果宗子没有后嗣，那么一定要为他立后嗣，而继承大宗的人，一定要继承他的父亲，没有越过父亲而直接继承曾祖父、祖父的。《丧服传》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父母服衰，说的是继承父亲。礼制只有大宗没有儿子才立后嗣，不是大宗就不立后嗣。不说只有大宗不立后嗣，而只是夺取宗子地位，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为了祖述濮议，放纵一时的辩论，不知道这会给后世议论礼制的小人留下口实，它的荒谬，难道不是很严重吗？况且子上如果真的作为伯父的后嗣，那么子思就不应该说“作为伋的妻子，就是白的母亲了”。假设子上既不继承伯父，又不继承他的私

译亲近父母，天下可以有失去父亲的人，却不可以有失去母亲的人。古时候，士人只设立一座家庙来祭祀自己的父亲，而在祭祀父亲的家庙中同时祭祀祖先。子上是士人，如果不祭祀父亲，就不会设立祭祀父亲的家庙。即使有曾祖父、祖父的祭祀，也不知道该安置在哪里，这在道理上是尤其讲不通的。那么，作为子上，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自有孔子的礼制在。《礼记》中说，“孔氏不为出母服丧，从子思开始”，这是变通的礼制。明知这是变通的礼制，却强行为之辩解的，都是后世儒者的过错。这里辨析吴氏的错误，与先生的言论足以互相阐发，所以一并记录下来。又查考：孔子十九岁时，娶了宋国亓官氏的女儿，第二年生了儿子，恰逢鲁昭公赐给他两条鲤鱼，孔子以君主的赏赐为荣，因此用“鲤”给儿子命名。等到孔子六十六岁时，亓官夫人去世，这就可知孔子并没有休妻的事。可见圣人门庭礼义的根本，怎么会有不能为后世做表率而休妻的人呢？那些说法无疑是异端学派的诋毁。

译孔子说：“先拜而后叩头至地，姿态颓然，显得顺从；先叩头至地而后拜，姿态颀长，显得诚敬至极。”对于三年的丧礼，我遵从那诚敬至极的做法。集说：朱子说：“先拜而后叩头至地，是先将两手伏地如常礼，然后引颈向前叩地；先叩头至地而后拜，是张开两手先以头叩地，然后两手交叉如常礼。”

我按：朱子在《周礼》太祝九拜的辨析中，都采纳注疏的说法，这是其中一节。吴幼清则将《周礼》的九拜概括为三类：一是拜，先跪下，两膝着地，接着拱手至地，然后俯首，头不触地，悬空但与腰平，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平衡曰拜”，《周礼》称之为“空首”，《尚书》称之为“拜手”，凡是经传中单说“拜”的都指这种拜，这是拜的正统，所以能独占“拜”的名号。二是顿首，先两膝着地，接着两手触地，然后俯首，头低至手，这是加重的拜。三是稽首，两膝着地，两手触地，仍然俯首，头低至地，在两手之前，头低腰高像秤杆头低尾高，这就是荀子所说的“下衡曰稽首”，这是最重的拜。顿首也是头低腰高，但顿首头只到手，稽首头直到地，相比顿首，头更低，所以“下衡”二字特指稽首而言。稽颡就是稽首，因为它是凶礼，所以把“首”改为“颡”，以区别于吉礼。凡是丧礼中的再拜，先做空首一拜，后做稽首一拜，就叫“拜而后稽颡”，《九拜》中这称为吉拜，轻丧的拜礼用这个；先做稽首一拜，后做空首一拜，就叫“稽颡而后拜”，《九拜》中这称为凶拜，重丧的拜礼用这个。末世重丧的拜礼也像轻丧一样，所以孔子纠正说：“三年的丧礼，我遵从那诚敬至极的做法。”“吾从”二字与《论语》中所说的“吾从周”、“吾从下”、“吾从先进”意思相同。又按《士丧礼》：吊唁者进入，从西阶上去，面朝东，主人进到中庭，吊唁者传达致哀的话，主人哭，拜并稽颡，完成踊礼。有赠送丧服的人，将要传达致意，摈者出去请示进来报告，主人在位等候，摈者出去告知，等待宾客进入，宾客进入中庭，不是当面传达致意，主人拜并稽颡。看似是先拜而后稽颡，但孔疏说“拜稽颡”，是在拜的时候先稽颡，不是拜而后稽颡。《丧大记》每次拜稽颡与《士丧礼》相同，而且《檀弓》下篇说：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重耳稽颡而不拜，表示尚未成为继承人。如果成为继承人，应当稽颡而后拜了。周末文饰过盛，习读《仪礼》而不明白其义，误以为“拜稽颡”是先拜，所以孔子如此纠正。

丧礼以三年为极限，亲人亡故就不忘记他们了。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虑，而没有一时的祸患。所以在忌日不欢乐。集说：已经下葬叫亡，虽然已经下葬但不忘记亲人，所以有终身的忧虑，而在忌日不欢乐。《祭义》说：“君子有终身的丧，指的就是忌日。”坟墓宅第崩塌毁坏，出于意外，所谓一时的祸患。因为必定真诚必定守信，所以没有一时的祸患。有人说：“殡葬都是一时的事，在这时不谨慎，就会有后悔。因为诚信，所以没有这时不谨慎的祸患。”

我按：上一节必诚必信，说的是孝子慎重终之礼；这一节说的是孝子追念远逝亲人的感情，本来不相关联。集说用诚信解释“无一朝之患”，恐怕不对。大概孝子有终身的丧，有终制的丧，有终身的丧，所以亲人虽然已经亡故，但在三年之外，心里常常悲伤地思念亲人而没有忘记；有终制的丧，所以以三年为限极，不至于常毁灭本性；有一时的祸患，而只在忌日表达哀思。孔氏、吴氏大意也如此。又按《中庸》说：“事奉亡者如同事奉生者。”朱子说：“已经下葬就反而亡故了。”所以集说也用“已经下葬”解释“亡”字。然而“亡”相对于“死”而言，则有始死、已葬的区别；单独举出则是死后无形声影响之通称。

孔子年少时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墓地，殡于五父之衢。看见的人，都以为是下葬，他的谨慎，大概是殡吧。询问郰曼父的母亲，然后得以合葬于防。集说：颜氏去世时，孔子已经成年很久了。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哪有在母亲在世时不寻求父亲葬地，直到母亲殡时才还不知道父亲墓地的呢？而且母亲去世殡于道路，必定没有房屋而死于道路，是不得已的做法。圣人是礼法的宗主，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司马迁编造野合的诬蔑，说颜氏忌讳而不告知，郑玄的注因此滋长后世的疑惑，这显然不对。

我按《家语》：叔梁纥娶了鲁国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妾生了孟皮，腿有病。叔梁纥说：“虽然有九个女儿，但没有嫡子，这是没有儿子。”于是向颜氏求婚。颜氏有三个女儿，小名叫徵在。颜父问三个女儿说：“陬大夫虽然父祖是卿士，但他是先圣的后裔。如今他身高九尺，武力绝伦，我很贪图他。虽然年纪大，性格严厉，不足以怀疑。三个女儿谁能做他的妻子？”两个女儿没有回答，

译徵在进言说：“既然遵从父亲的安排，还有什么可问的呢？”父亲说：“既然你能够这样做，那就这样吧。”于是就把她嫁给了叔梁纥。在尼丘山祈祷，生下了孔子。那么司马迁、郑玄所说的“野合”之论，可以说是极其荒谬的。而孔氏认为因为礼仪不周全所以称为“野合”，也属于牵强附会的说法。陈氏对此的辩驳是恰当的。但他认为孔子并非幼年丧父，却不知道孔子父亲墓殡在五父之衢这件事，那就是错误的了。大概古代人埋葬死者而不堆起坟头，在墓穴中间填土并踩实，所谓“葬”就是隐藏的意思，只要让人看不见罢了。所以埋葬之后便离开，也没有在墓前祭祀的仪式。周公制定礼制，才开始根据爵位等级规定坟丘的大小，并且掌管墓葬的官员也有在墓前祭祀并设主祭者的记载。叔梁纥是殷商遗民，丧葬遵循殷商礼制，墓穴没有封土和标记。埋葬后人不知道墓在哪里，子孙也没有探视祭扫的礼节。孔子年幼时母亲徵在去世，因此不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情理上是有可能的。况且三个月后下葬，是士人和平民的礼制。三个月以后，既不能违背礼制而不安葬，又不知道父亲墓穴所在，那么安葬的日期就无法预先确定，所以不在家中停灵，而在野外停灵。大概因为在野外，即使停灵很久尚未安葬，也没有妨害。郰地曼父的母亲与孔子的母亲关系深厚友好，所以只有她能够知道墓穴所在并告知孔子。然而询问这位母亲的时候与母亲去世停灵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同一时期。只是相隔时间的长短无法考证罢了。从孔子不知道父亲墓穴所在这件事，就可以知道周公制定礼制后，墓穴有了封土和标记，并且设立官员掌管，子孙也常常探视祭扫，夫妇又都实行合葬。这与古代礼制的简朴质朴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孔子遵循周礼实行合葬并将坟丘堆高四尺的原因。

译人们看见送葬的队伍，都以为是下葬，其实那谨慎的样子，大概是停殡吧。集说：人们看见灵柩在路上行进，都以为是下葬，然而根据“引”来看，停殡时牵引灵柩是用饰棺的輤车，下葬时牵引灵柩是用饰棺的柳翣，这则是停殡时的牵引。

我查考郑玄的注解说：“‘慎’字应当是‘引’字，这是礼家读错了声音导致的错误。”孔子当时用的是停殡的牵引，而不是下葬的牵引。集说依据这个说法，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然而不如按照本字来读更为恰当。山阴陆氏说：“‘慎’字按本字读。”张载说：“孔子在五父之衢停殡母亲，那停殡的周全谨慎如同下葬一样，所以看见的人都以为是下葬。那周全谨慎实际上是停殡，所以说‘那谨慎的样子，大概是停殡吧’。”临川吴氏说：“人们看见将灵柩运出城外，都以为是正式下葬，那礼仪又非常谨慎，与正式下葬相同，虽然非常谨慎如同下葬，但大概只是停殡而不是下葬。‘盖’字，是记载人们揣度孔子的心意，想要访求父亲墓地的所在，而举出此事来合葬。当时并非不访求，只是人们都不能知道，所以暂且权宜停殡。”又查考：孔子丧母时年仅十七岁，到在防地合葬，是在东西南北游宦之时，已经在数年之后，所以有门人来为他修墓。张载说孔子葬母时年仅十七岁，怎么会有门人呢？似乎考察得还不够详细。

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土块围棺，殷人用棺椁，周人用墙置翣。集说：瓦棺，开始不再用柴薪包裹尸体了。堲周，有人称之为土周。堲，是火燃烧后的余烬，大概是用火煅烧泥土制成砖块，而在棺木坑的四周围起来。殷代开始使用棺椁，周人又制作了装饰棺木的器具，大概是礼制越来越繁复了。

我查考这是注疏中的旧说。然而查考《易传》说：“古代埋葬死者，用厚厚的柴薪包裹尸体，后世的圣人改用棺椁。”解说者认为后世的圣人是指黄帝、尧、舜。孟子也说：“古代棺椁没有固定的尺寸，中古时期棺厚七寸，椁与之相称。”那么上古时期就已经有棺椁了。现在说是有虞氏开始用瓦棺代替柴薪包裹，夏后氏开始用土块围棺以象征有椁，殷人开始用木头制作棺椁，代替瓦棺和土块围棺，这与《易传》、孟子的说法不合。吴氏说这篇记载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是对的。又查考《管子·弟子职》篇说：“左手拿着蜡烛，右手整理烛烬。”郑玄注认为“正”是折断的意思。陆德明说：“堲，是蜡烛头的余烬。”孔颖达说：“折断蜡烛的火焰余烬称为堲。”所以郑氏知道堲是火煅烧过的东西。现在集说只说堲是火的余烬，而不引用《管子》中折断烛烬作为证据，学者也就不容易明白了。

夏后氏崇尚黑色，大事（丧事）收敛在黄昏时进行，军事行动乘坐黑色马，牺牲用黑色。殷人崇尚白色，大事收敛在日中时进行，军事行动乘坐白色马，牺牲用白色。周人崇尚红色，大事收敛在日出时进行，军事行动乘坐赤色马，牺牲用赤色。集说：禹因为治水的功劳得到天下，所以崇尚水的颜色；汤因为征伐得到天下，所以崇尚金属的颜色。周人崇尚红色，取火克金之意。大事，指丧事。骊，黑色；翰，白色。《易经》说：“白马翰如”。騵，是赤色马而鬃毛尾巴是黑色的。

我查考三代所崇尚的颜色不同，先儒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郑氏说夏后氏崇尚黑色，因为以建寅之月为正，万物初生颜色为黑；殷人崇尚白色，因为以建丑之月为正，万物发芽颜色为白；周人崇尚红色，因为以建子之月为正，万物萌芽颜色为红。这与纬书的注解相同，不足以作为依据。陈氏说夏因为治水得到天下，所以崇尚水的颜色，这还可以讲得通；至于说汤因为征伐得到天下，所以崇尚金属的颜色；周灭殷而取火克金之意，所以崇尚红色。这就像是秦始皇和李斯认为水克火而崇尚黑色的见解，不符合帝王顺应天意的本意。这真是背离了经义的要旨而误导天下后世啊。只有吴幼清说夏以金德称王而颜色崇尚黑色，黑色是水的颜色，水是金所生的；周以木德称王而颜色崇尚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火是木所生的。夏周之道先亲近亲人，所以以我所生而相生的作为所崇尚的；殷以水德称王而颜色崇尚白色，白色是金的颜色，金是水所从生的。殷道先尊重尊者，所以以我所从生而休养的作为所崇尚的。他的说法稍微有些道理，然而三代所崇尚的物品颜色只是随着时代损益，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统一天下人的心志罢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诸儒纷纷议论都不免是主观臆测。又查考军事行动乘坐翰马，以乘坐骊马、乘坐騵马为例，那么翰应该是白马的名字。所以郑玄注说：“翰，是白马的名字。”而陆氏《释文》也说：“翰字又作防。”现在集说只说是白色，太疏漏了。而且郑氏注《易经》“白马翰如”说“翰犹干也”，见六四适初未定，想要干进而占有它。朱子则认为像飞翰那样快，不是马的白色，从防字是对的。

晋献公将要杀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你何不把你的志向告诉国君呢？”世子说：“不行，国君安心于骊姬，如果我这样做，是伤害国君的心。”重耳说：“那么何不逃走呢？”世子说：“不行，国君说我想杀国君，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我逃到什么地方去呢？”派人向狐突辞别说：“申生有罪，没有听从伯氏（狐突）的话，以至于死。申生不敢吝惜自己的死。”虽然如此，我们的国君老了，太子年幼，国家多难，伯氏不出来为国君谋划，伯氏如果出来为国君谋划，申生受赐而死。”

译再次拜谢叩头至地，于是自杀身亡。因此称他为恭世子。集说：申生自缢而死，使父亲陷入不义的境地，不能算作孝子，只是得到了“恭”这个谥号罢了。

译我考察，骊姬诬陷申生弑君，重耳劝他自辩或出逃，申生都不听从而自缢。这与梁余子养所说的“死了不孝，不如逃跑”相反，所以从郑玄以来，都认为申生使父亲陷入不义是不孝，而《集说》沿袭了这个观点。能了解申生的心事并公正评论的，只有临川吴氏。他说：“申生侍奉父亲，只有顺从没有违逆。孝子侍奉亲人，就像仁人侍奉上天一样，怎么敢为了保全自身而避祸逃死呢？”所以张载在《订顽》中也赞赏申生无处可逃而等待烹杀。世上议论的人责备申生不该不离开，从而使父亲陷入不义。申生即使离开，父亲也一定会杀他，然后奚齐才能被立，难道一离开就能免除使父亲陷入不义的罪名吗？离开就有背弃君父以逃死的罪过，而使父亲陷入不义的罪名依然如故。申生本来就说“抛弃父亲的命令，还要儿子做什么”，又说“死不可避，我将伏罪等待命运”。申生的自我处身，可以说是符合为子之道的正道，不容轻易非议。假如申生出逃，献公一定会认为他勾结邻国以图日后回国，不像郑国派盗贼杀子臧那样，而会像晋国用财物禁锢栾盈那样。到了这一步，不孝的罪过就大了。但只要一出逃，就是彰显父亲的恶行，不必等到他被杀才算是使父亲陷入恶行。长乐陈氏说孝子侍奉亲人，有言语可以表明自己，申生可以说话却不说话，这是孝子侍奉亲人的常法。申生所遇到的情况却非常，难道言语所能自明的吗？我曾经说屈原的忠，申生的孝，都是贤者做得过分的事。屈原过于忠，是忠而过分；申生过于孝，是孝而过分。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中庸，但他们的心却是纯粹天理的公义，几乎没有私欲。申生只知道顺从父亲就是孝，屈原只知道忧国就是忠，而不计较自身的生死。世上议论的人哪里足以了解申生的心呢？这番话说得对。

士人有诔文从此开始。《集说》：士虽然是周代爵位中较低的，不应有谥号。庄公因义而起，于是诔述他赴敌的功劳，作为谥号。

我考察，诔是哀悼死者并叙述其行为的文辞，如哀公诔孔子之类，不一定有谥号。古人读诔文而定谥号，而郑玄的注于是把诔解释为谥，集说沿袭它，错了。

小人的爱人，是用姑息。《集说》：“姑息二字无解。”

我考察，郑注说息是安的意思，姑息是说苟且安息。孔疏说不顾道理，且相宁息。集说无解，想必同此意。然而把姑当作姑且的姑，把息当作安息的息，毫无根据。查《尸子》说：纣抛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语。注：姑，妇女也；息，小儿也。其义始明。杨慎《丹铅录》也辨析了这一点。

刚死时，充充如有穷。集说：心形充屈。

我考察，陈氏从孔疏以心形充屈解释充充二字，其义未明，吴氏说是满闷填塞的意思，差不多接近了。

你不要太从从，你不要太扈扈。集说：从从是高，扈扈是广。说你的髽发不可太高，不可太广。

我考察，这个解释，本注疏不是不对，但未明其所以然。查孔疏“从从”是高的貌状，所以《楚辞·招隐》说：“山气巃嵸兮石嵯峨”，那么巃嵸是高。扈扈犹广也。《尔雅·释山》说：“卑而大扈”，郭璞说：“扈是广貌也。”又说“期之髽稍轻，自有常在，毋得太高太广，如斩衰之高广也。”如此文义方白。

南宫縚的妻子，集说：縚妻，夫子兄女也。

我考察，南宫縚即孔子弟子南宫适以兄女妻之者也，故孔子教縚妻为髽。后所载南宫敬叔反必载寳而朝，集说敬叔即鲁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尝失位去鲁，后得反载寳而朝，欲行赂以复其位，其为两人也明矣。《世本》言仲孙获生南宫縚，郑氏云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阅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论语》注以南宫适为南宫敬叔，先儒皆无异议，集说亦未有所辨。独近世王麟州世懋深非之，其言曰：「案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二条以实之，初未尝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是敬叔孟懿子之兄，史无其文，可疑一也。适见《家语》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传孟僖子云必属说与何忌扵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天下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鲁族姓颇微，而南宫敬叔公族元士，遣从孔子时，定已娶于强宗矣，岂孔子得以兄女妻之，可疑三也。《礼记·檀弓》载南宫敬叔反必载寳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徳，谨言行而不废扵有道之邦邪，可疑四也。愚以南宫敬叔之与南容皦然二人矣，后世孟浪者合而一之耳，其

译言辞奇特而精妙，几乎不可更改。」

译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四

头等侍卫纳喇性德撰

檀弓上二

孔子在除丧祭后的第五天，弹琴却弹不出完整的曲调；到了第十天，才能吹笙唱歌。《集说》引用孔子的这件事，来说明他内心的哀痛尚未完全消除。

我查考认为，吴氏说：“‘成’是指乐曲的一个终结，‘声’是指曲调的声音。‘不成声’是指不能弹完一曲。祥祭结束后，可以弹琴了，但还残留着哀痛，所以弹不完一曲就停止了。十天之后，不仅弹琴能弹完一曲，吹笙唱歌也能唱完一曲了。哀痛之情是逐渐减弱的。”然而近代的玉岩黄氏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从上文“鲁人早上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这一章来看，可以看出祥祭过后，过了一个月，禫祭完毕，才可以唱歌。圣人丧亲，纵然不敢超越中道，也应当遵循定制的期限，哪有祥祭还没过一个月，仅仅五天就弹琴，十天就吹笙唱歌的？这岂不是要被子路所嘲笑吗？《集说》认为是因为余哀未忘，而没有察觉《礼记》文义自相矛盾。只有郑玄略微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既祥”下面注解说：“过了一个月，并且跨过了十天。祥祭也是凶事，先远离（丧期），第五天弹琴，第十天吹笙唱歌，是从外在的丧服除去的缘故。”因此将“既祥”解释为过了一个月并且跨过了十天，这样才符合正礼。但根据本文，是说祥祭之后五天弹琴，十天吹笙唱歌，郑注虽然属于曲解，却难免开启千古不决的疑问，应当存疑以待知者。

死而不吊唁的有三种情况：畏、厌、溺。《集说》方氏说：“在战阵上没有勇气，是不孝的，难道有因为畏惧而死的人吗？”应氏说：“为国家死于兵事，也没有不吊唁的道理。比如齐庄公在杞梁的妻子那里，未曾不吊唁。”我听说那些道理不明的人，多在沟渠中自缢，这才是真正死于畏惧。有人把斗殴狠戾、亡命之徒称为“畏”，我查考认为：在战阵上没有勇气，逃跑溃败而死，固然称为畏；道理不明，在沟渠中自缢，也称为畏。至于斗殴狠戾、亡命之徒，是《尚书》所说的“怜悯那些不怕死的人”，怎么能称为畏呢？齐国杞梁战死，不是因为畏惧而逃亡，而是力量不支，不能归入这一类。又查考慈湖杨氏说：“死于兵事，被压死于岩墙，溺死于水中，不是不吊唁，而是不忍心说吊唁的话，不忍心提及罢了。假如孔子真的死在匡地，也可以不吊唁吗？屈原的死，也可以不吊唁吗？而先儒说这是因为身份低贱而不吊唁，这是固执浅陋的言论，违背人心，使人不安。”我查考：杨氏的说法与应氏的说法类似，都误认了《礼记》文义的本意。大概畏、压、溺这三种情况，都是指死得不合正命，不像孔子被困于匡、屈原沉入汨罗江那样。从前宗鲁侍奉孟絷，齐豹想要攻打他，宗鲁没有告发，等到孟絷被杀而死，宗鲁也随他而死。琴张想要去吊唁，孔子制止他说：“齐豹是盗贼，而孟絷是贼臣，你为什么要去吊唁呢？”这是指死得不合礼法的人，君子是不去吊唁的。所以应氏、杨氏二人的说法，都未尽善。只有游氏说：古代的君子想要纠正人的过失，不专门依赖刑罚，而是改变他们的衣冠，使他们在活着时有所惭愧，死后不吊唁，使他们在死后有所遗憾，于是人们有所愧耻，而不陷入罪恶，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白虎通义》说：“有不吊唁的三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人作为臣子，常常怀有恐惧，深思远虑，志向在于保全自身，现在却因畏、厌、溺而死，用来作为不义，所以不吊唁。”

《礼记·曾子记》说：“巨大的耻辱加在身上，皮肉身体受到毁伤，那么君主就不把他当臣子，士人就不把他当朋友，祭祀时不能做昭穆的尸，饮食时不能用昭穆的牲，死后不能葬在昭穆的墓地。”

路上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集说》：路上的人，都有不忍心对待亲人的心，然而最终除去丧服的人，是因为先王的制度，不敢违背。

我查考“行道”有两种说法。郑氏说“行道”犹如践行仁义。临川吴氏本于此，说稍微知道率性之道并去践行的人，他的本性一定过于厚重，所以用礼来节制他的情感，就都不忍心这样做。方氏、胡氏则认为“行道之人”与孟子所说的“行道之人弗受”相同。《集说》虽然没有分别论述，应该是跟随郑注的说法，然而这是错误的。

太公被封在营丘，等到第五代，都返葬于周。《集说》：太公虽然被封于齐，但留在周朝担任太师，所以死后就葬在周。子孙不敢忘记根本，所以也从齐返葬于周，以追随先人的墓兆。五代亲尽，然后停止。

我查考太公五代返葬的说法，心中常常怀疑。顾炎武说：“太公是汲地人，听说文王兴起，然后归附周朝。史书所说，已经就封于齐了。他再次入朝担任太师，死后葬于周，事情未必可知。即使有这种事，也是古人因去世而安葬，不选择地方的常例罢了。《礼记》用首丘来比喻，也已经谬误了。”于是说：“等到五代，都返葬于周。齐距离周两千多里，而让已经腐朽的骨头，跋涉山川，冒着寒暑，从东到西，葬在封守之外。对死者来说是不仁的。古代的葬礼，在庭院举行祖祭，在墓地举行塴祭，在寝宫反哭，所以说：‘葬日虞，不忍一日分离。’假如齐国的孤子长途跋涉送葬，旷日费时，不能遵循五个月的制度，迅速返回举行虞祭，对生者来说是不孝的。况且，进入周境而不见天子，是不合度数的；离开丧次而穿着衰绖相见，是不祥的。如果孤子不去，而让卿大夫代理，是不恭敬的；劳民伤财，是不惠的。这几条没有一条是可行的。禹葬在会稽，后来的王不跟随葬在那里，而是葬在殽山；南陵有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