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大易择言》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案：《大易择言》共三十六卷。本朝程廷祚撰写。程廷祚字緜庄，号青溪，是上元人。这部书依据桐城方苞的《绪论》，把各家的学说编为六类：一是“正义”，指各家学说中符合经义的；二是“辨正”，指考订各说异同并辨明正误的；三是“通论”，指所论虽然针对这一处，但义理可以贯通到另一处，或与其他解释的道理仍可相通的；四是“余论”，指片言只语而可以资助阐发经义的；五是“存疑”；六是“存异”。后两类都是旧人讹误错舛的文字，似乎正确的称为“疑”，与经义相背的称为“异”。六类之外，凡有用自己的意思作判断的，就以“愚案”标明。阐明爻象时，只取《说卦》中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八卦的义理，作为八卦的真实卦象。八者的得失，则根据所遇的重卦来判断。因为重卦各自有体象，而经卦有时在内、有时在外，六位有时宜刚、有时宜柔。阐明爻义时，只从本爻寻求，并着力破除承、乘、比、应等旧说。考察六位，则专门依据《系辞》“辨贵贱者存乎位”的意思，排除把阳爻置阴位、阴爻置阳位的说法。大体上，这是竭力排斥象数之学、专以义理为宗旨的一部书。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大易择言》序 太阳和月亮没有不照耀的地方，江河没有不流经的地方；一线微光也都是日月的光照，一涓一滴的水流最终都归入江河大海。《易》这部书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先天、后天的说法，文王未必与伏羲相同；“元亨利贞”的解释，宣尼也未必与文王相同。汉代讲《易》的人有三家：田何、京房、费直，都立于学官。宋代传《易》的人有程子、朱子，讲义理、讲象数，并行而不相悖。若说它们相同之处，六子都统属于乾坤，乾坤又归结于易简。乾是容易知晓的，坤是容易顺从的。尊崇阳而抑制阴，崇尚刚健而崇尚柔顺，尊重君子而轻视小人，喜好中正而厌恶失位，趋向亨通吉祥而避开悔恨忧吝，这是全经的大纲，各位儒者解释经文，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至于卦辞爻辞的义理，有的广博深奥而难以理解，于是解释经书的人纷纷杂出。然而若不是有几十年穷究经书的功夫，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理的话，也是不可得的。我 圣祖皇帝亲自纂修的《周易折中》，纯粹精深，汇集了历代学说的大成。皇上亲自承当道统，又特别重视这部经书，更命令儒臣详尽搜集采录。当时通晓经学、研究古学的人并不少，其中曾被征召推荐的，有上元緜庄程君。他著有《易通》一书，又有《大易择言》，分别汇集各家的学说，间或把自己的心得附在篇中，其中多有前贤未曾阐发的内容。例如用《说卦》的“健、顺、动、入、陷、丽、止、说”来说明八卦的本义，以此阐明爻象，而不陷入穿凿附会、争论名象的纠纷。又竭力破除承、乘、比、应的旧解，根据《系辞传》“辨贵贱者存乎位”的宗旨，只就本爻、本位自行发挥。大概他有所遵循，又能以经解释经；他的造诣深而心得独到，并不苟且求同。古今讲《易》的人虽然很多，我所见到的像他这样的人却很少。只是读他的书，觉得有时与程传、本义不相合。我私下认为，程朱之《易》对于圣人学习《易》以减少过错的道理，已经纯粹精密。程君难道还能超出它的范围吗？他的不同之处，只在辞义训诂之间罢了。义理没有穷尽，即使程朱再生，也未必不会认为程君的发明可以启发自己；而程君也绝不是任性自是、蔑视古人的人，这是可以知道的。所谓如日月无所不照、江河无所不流，都是大易之道充满天下所造成的。我担心学者读《大易择言》而产生疑惑，所以写下这些话，置于书卷前面。松泉汪由敦序。《大易择言》自序 六经都是阐明道理、树立教化的书，而注释疏解特别多的，只有《易》最多，其原因是可以说明的。那些典、谟、训、诰，没有刚柔九六的卦象；《风》《南》《雅》《颂》，没有吉凶悔吝的文辞；而《易》中有这些内容。后人不能把迂曲怪异的说法加到《诗》《书》上，却在解释《易》时无所不至。大概只是看到了各经体例外貌不同，却不知道它们阐明道理、建立教化，从来没有两样。孔子作《传》，首先阐明易简，说：“象征这个而称为象，仿效这个而称为爻。”这是担心《易》道被群言遮蔽侵蚀，所以揭示它的本原来告诫万世，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后来的儒者仰慕象数的名声，寻求象数唯恐不得，得到之后却对一彖一爻的实际作用没有帮助。注疏的写作，是为了阐明经义；如果舍弃平易之处而专求艰深，把似是而非的说法周密地纳入、附着在经文之上，那么无论说法如何繁多，最终只会遮蔽经义罢了。学者应当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本朝 御纂《周易折中》，使千百年来讲《易》的人都纯粹归于正道，就像日月升起，天地便明亮了。只是学者先入为主的说法，在群书中仍然颇多可见。若不稍加整理订正，分别哪些应当遵从、哪些应当违背，那么见到异说就随之改变，这并不是防患于未然的办法。乾隆壬戌年，望溪方先生南归，感慨地想用六条编纂《五经集解》，以惠益后学，首先把《易》交给臣廷祚，说：“你研究《易》已经很久了。”廷祚哪里是懂《易》的人呢？听了先生的话，退回来叹息了好几个月，才敢接受命令来编纂此书。经过十年，书终于完成，命名为《大易择言》。抬头观察天文、低头察看地理，穷极数理而确定卦象，是上古制作《易》的事情，不是今天的学者所能达到的。《大传》说：“圣人的情意显现在文辞中，应当由文辞来寻求义理，得到义理后再明白它的作用；若不依靠训诂，便不能算有功。”六经之中，只有《大易》有圣人的训诂。因此后世讲《易》，有的任意凿空智巧、强行附会经文，异说纷纭，无法穷诘；有的绘制图像、建立卦象，自称掌握画卦以前的秘传，互相传授。这些说法都不能不懂得有所选择。我廷祚既然不是懂《易》的人，私下在此书末尾写下这些见解，来等待有志者评定。乾隆十有七年，岁在壬申，秋九月朔日，青溪后学程廷祚谨慎书写。

译凡例略说 论研究《易》的凡例 第一，确定经卦。健、顺、动、入、陷、丽、止、说这八者，是经卦的本义，也就是真实的卦象。平庵项氏说：“所谓神明的德性、万物的情状，都集中在这里。孔子解释彖辞，专门使用这些，是因为它们是八卦由此产生的根源。凡各爻象中蕴含的意义，大概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八者的得失，则根据所遇到的重卦来判断。因为重卦既各有体象，而经卦有时在内、有时在外，六位有时适宜刚、有时适宜柔。第二，考察重卦要看反对。天地万物都是通过相反而成就作用的。圣人排列卦序，也取其反对关系。这个端绪在《杂卦传》中可以看出。学者对于泰、否、剥、复，能够举出它们的义理而不弄错，是因为明白反对关系。对于小畜、小过却都不能说明，是因为丢失了反对的意义，把小畜与大畜、小过与大过等同论述。那么，舍弃反对关系而寻求卦的真正解释，就困难了。第三，考察六位，以贵贱来解释。《易》的大体原则有三项：卦称阴阳，爻称刚柔，位称贵贱。所以说：“排列贵贱，决定于爻位。”这是《大传》明白的文句。汉代以后注家把初、二、三、四、五、上看作一阳一阴，因此有“阳爻阴位、阴爻阳位”的说法。二、三、四、五虽然也是奇偶之数，却不以奇偶来使用，因为奇偶只由九、六承担。所以在下的爻不称“一”而称“初”，在上的爻不称“六”而称“上”。圣人也担心后世不能察觉，把六位误认为六个数，以至于九、六的意义反而不明。六位的意义明白了，刚柔中正的说法也就没有不明白的了。第四，寻求爻义要根据本爻。爻有三层意义：刚柔各有自己的性情，所处卦有自己的体象，六位有贵贱优劣；三者合在一起成为爻，意义就完备了。吉凶悔吝的道理，随处都具备，不需要越过本位去彼此谋求。至于所谓乘、承、比、应，是根据变体、互卦等说法，用来占筮，起于春秋时期，却被孔子排斥。若说乘、承、比、应，那么《左传》《国语》中尚且没有这种说法，它无疑是汉代以后附会出来的。《折中》认为，谈论经义的弊病，真是到了极点！这句话即使百世之后仍然可以等待而不感到迷惑。第五，阐明彖辞、爻辞。根据二《传》考察孔子论《易》的整体原则，说明整体的有《系辞》《说卦》《杂卦》等传；阐发彖辞、爻辞的有《彖传》《象传》，本来就应当与彖辞、爻辞相互印证而不相违背，不能说孔子的《易》不是文王的《易》。乾坤二卦的《文言》，含义在于推广，所以乾卦的四种德性即与彖辞有所不同。《大象》一篇是特别写出的篇章，用来说明君子运用《易》，不同于拘泥于法式而相同于道理；其中取义与卦爻不相同的地方尤其多，大概它不是专为解释经文而作的。现在本书仍采用程传本而不采用古本，是要说明阐发彖、象，应当依据传来解释经的意思。以上各说，廷祚在自己所著《易通》中辨论得很详细，现在分散见于书中，只在这里概括说明大略。望溪先生说：“我研究《易》二十年，用朱墨五色分别标记的《大全》，以及宋元以来的经解和未刊本，详细审定了十之六七，最终仍未得到《易》的要领；后来离开它而研究《周官》《春秋》，反而常有所得。大概这两部经的比例关系容易看见，而《易》的比例关系难以明白。”我私下认为，善于治经的人，必定以经解释经；以经解释经，就应当寻求经文之间的比例关系。各家的说法，难道就是先生所谓的比例关系吗？论按六条编书 第一，正义 符合经义的，称为“正义”。经义究竟是否恰当，我不敢擅自确定，但一定把较为接近正确的列在前面，以表示尊重前代儒者。第二，辨正 所谓“辨正”，是前人有所异同，经过辨析而得到正确解释的。现在有时没有正义可列，便用编书者自己的见解补充，也附在这一类中。第三，通论 所论本在这里，却联系同类而涉及那里，称为“通论”。现在旧说虽然与正义不完全相合，但道理可以贯通的，也收入这一类。因此“通”有两层意义。第四，余论 一句话说得恰当，可以借此阐发经义的，也予以收录。第五，存疑 第六，存异 道理不可能有两个都正确；其中错误的已经可以看出。只是担心别人跟随它而认为正确，所以称为“存疑”；错误更严重的，就称为“存异”。以上六条，是望溪先生传授给我的，用来评论、编次前代儒者的学说。至于编书者自己的论述，凡随各条附见的，都用“愚案”加以区别。廷祚识。凡例补说 一，本书原来编成五十多卷，到了付梓之日，又严格删汰，删去的有十分之三四。大概宋元以来的儒者擅长谈理，于是论说越来越多，反而使经义发生转移、因此受到遮蔽，所以不得不设法使它归于简明。大体上 除《折中》已经收录的以外，现在增加采录的不过十分之一二。一，汉唐诸儒的学说，今天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凡有一句话值得收录的，无不特别标出，使学者知道古代曾有经学大师，这也就是古代瞽宗、乐祖的意义。至于辨析的精密严格，都详见于案语中，也从来没有稍微依附迁就。一，前代儒者的学说，在下经所采录的少于上经，是因为旧说不妥当的很多，朱子也说下经难以理解和整理。一，把刚柔往来上下看作卦变，把乘、承、比、应用来取爻义，把阳爻阴位、阴爻阳位看作当位与不当位，把爻的第五位一定解释为君道，这些都是讲《易》的人沿袭成例、牢不可改的说法。谨案。《折中》说：“往来、上下、乘、承、比、应，都是虚象。”又说：“爻位的当与不当，大概只是借此来说明所处位置的适当与否。”又说：“五虽然是尊位，圣人却从未在每一卦都把它解释为君道。”说得太好了！世上的学者如果确实能够掌握这几端并加以推广，就可以打破旧说的封闭拘束，逐渐窥见《易》洁静精微的旨归。青溪先生在自己所著《易通》中，已经再三剖析辨明，拨开云雾而看见天日。现在在这部书中，更竭力加以阐发，来给天下读者看。关于《折中》一，所引用的各位儒者不采用 《折中》称引姓名的惯例是：宋元以后的人都有别号，可以把别号冠在姓氏之上。汉至唐，则使用籍贯；如果不知道籍贯和别号，就称字；又不知道字，就称名。连名也不知道，才只称姓。玉生述。钦定《四库全书》《大易择言》卷一 上元程廷祚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