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传序二首【洪范传】

译“第一，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性质是滋润下行，火的性质是炎热上升，木的性质是可曲可直，金的性质是顺从人意而改变，土用于种植收获。滋润下行产生咸味，炎热上升产生苦味，可曲可直产生酸味，顺从改变产生辛味，种植收获产生甘味。”这是什么意思？“爰”就是“于”的意思。“润下”“炎上”，说的是它们的本性由上天形成；“曲直”“从革”，说的是它们的变化由于人的作用。至于土只说种植收获而不说其他方面，是因为土用于种植收获，也是在说它的变化由于人的作用；不说其他方面，是因为土用于种植收获最为重大。滋润下行、炎热上升，说的是它们的本性由上天形成；然而水加以疏导就流动，蓄积起来就聚集，火燃烧它就旺盛，长久蓄积就壮大，那么它所发生的变化也未尝不是由于人的作用。或使它弯曲伸直，或使它顺从改变，或用它从事种植收获，说的是它的变化由于人的作用；然而正因为可以使它曲直、从革、稼穑，它的本性也未尝不是由上天形成的。这就是所谓上天不给予条件，人便无法使其发生作用；人不加以作用，上天赋予的本性也不能成就。经文所以说法不同，并不是故意相反，而是为了彼此说明，让学习的人自己领会。滋润下行的是水，所以说水为润下。炎热上升的是火，所以说火为炎上。木和金也是这样。只有稼穑不是土本身，所以说土用于种植收获而已，这是文辞不得不这样说。又说润下产生咸味，炎上产生苦味，曲直产生酸味，从革产生辛味，稼穑产生甘味，是因为味道总共有五种；有的说它的本性，有的说它的变化，有的说它的味道，都是因为这些对于养活人最为重要。不是养活人最重要的，就不说，这就是文字简要而切要的原因。《虞书》中禹告诉舜说，政务在于养育百姓；陈述养育百姓的事情时，就说水、火、金、木、土、谷都要修治，这与这里的意思相同。“第二，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容貌要恭敬，言语要顺当，观察要明察，听闻要聪敏，思考要通达。恭敬便形成严肃，顺当便形成治理，明察便形成智慧，聪敏便形成谋略，通达便形成圣明。”这是什么意思？从外部来说，容貌比言语更在外；从内部来说，听闻比观察更在内。就容貌、言语、观察、听闻来说，思考是内在的主宰，所以次序说容貌、言语、观察、听闻、思考。越远的越在外，越近的越在内，这就是次序如此排列的原因。这五件事中，思考是内在的主宰，而把四件事运用于外。至于其他四件事，则各自发挥作用，彼此并不相因。因此容貌不恭敬，并不妨碍言语顺当；观察不明察，并不妨碍听闻聪敏；并不是先容貌恭敬、言语顺当，然后才能有智慧；先有智慧，然后才能有谋略；先有谋略，然后才能思考而达到圣明。说思考能通达，通达便形成圣明，是因为思考可以使人的才性得到充分发展而达到极致，圣明就是人的极致。孟子说：人的天性有时相差五倍十倍而不可计算，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性；不能充分发挥才性，只是因为不思考罢了。思考对于人就是这样。然而有人说“不思考便能得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人能够由真诚达到明察，不用思考便能得到，尧、舜凭天性如此就是这种情况。所谓真诚，是上天的道。有人能够由明察达到真诚，经过思考而得不到就不停止，商汤、周武王亲身实行就是这种情况。所谓思考而求真诚，是人的道。然而尧、舜、商汤、周武王的德行达到极致时，都足以使容貌举止周旋进退合乎礼节；所以即使是亲身实行，最终也会达到不用思考便能得到的境界。尧、舜虽然是凭天性如此，然而尧的德行称为聪明文思；这大概是说尧与常人相同的地方，是遵循法则，因此凭天性而成就的人也未尝不经过思考。所以说，真诚就会明察，明察就会真诚。凭天性和亲身实行的人，等到成就时，孟子都认为是盛大德行的极致。箕子说思考可以形成圣明，孟子说不思考便会相差五倍十倍而无可计算，他们所说的都是法则。说观察要明察，明察形成智慧；听闻要聪敏，聪敏形成谋略，是因为观察明察，没有什么不能照见，所以形成智慧；听闻聪敏，没有什么不能听到，所以形成谋略。人对于观察和听闻，有人能够察知街巷之间的琐事、米盐之类的细节，却不知道自己被堂阶之上的事情、治乱的征兆所蒙蔽；这是把聪明用在细小而近处，所以不能不被大而远处的事情蒙蔽。古人知道会这样，所以用前面垂下的冕旒遮蔽视线，用纩絮堵住耳朵，并且又把自以为聪明作为戒惧。像这样做，并不是要蒙住耳朵眼睛，而只是不把它们用于细小而近处的事情罢了，这是为了养护自己的聪明。养护聪明，是因为将要把它用在重大而长远的事情上。天下如此广大，不可能逐家逐户地察看，却能够把聪明用在重大而长远的事情上，大概是抓住了关键。从前舜治理天下，依靠诸侯百官，又总领他们于四岳；舜对于观察和听闻，想不被诸侯百官蒙蔽，就向四岳询问；想不被四岳蒙蔽，就打开四方之门；想不被四门蒙蔽，就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正因为这样，舜处在士人百姓之上，并不是逐家逐户地察看，而是能够立于不受蒙蔽的境地，只是抓住了关键罢了。所谓使四目明亮、使四聪通达，是说舜不把观察和听闻全归于自己，而是借助众人的观察和听闻来形成自己的聪明。不把聪明全归于自己，而是借助众人，本来就是君主之道。不只是君主之道如此，也是上天之道如此。所以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又说：“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依此而效法。”舜在使用聪明方面，向下尽取众人之见，向上与上天相参，这就是他成为舜的原因。舜在位的时候，是天下大治的极点，难道会有人欺骗舜吗？舜对待人，难道又会怀疑他们欺骗自己吗？然而他仍然反复询问，把各方面互相参照来考察，又推及四面八方，好像唯恐自己不能达到毫无蒙蔽的境地。这是因为君临天下的体制，本来就不得不立于不受蒙蔽的境地。立于不受蒙蔽的境地，在观察和听闻方面就是如此，也就不会把它们用于细小而近处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即使遮蔽视线、堵住耳朵，也能安坐而尽知天下的真实情况。言语要顺当、顺当便形成治理，《易经》说：发出的言语是善的，千里之外也会响应；发出的言语是不善的，千里之外也会违背。因此言语的要点，只在于能够使人顺从罢了。言语能够使人顺从，那么施行于实际，就成为治理之道的出发点。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知道这一点，所以告诫说：“慎重发出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只能实行，不要反复收回。”又说：“最好不要轻易发言，一旦发言就要使上下和谐。”舜任命龙时也说：“早晚传达和收纳我的命令，只要做到诚信。”言语不可违背，就是如此。容貌要恭敬、恭敬便形成严肃，孟子说：“如今那些跌倒的、奔跑的人，是气的作用，却反过来动摇了他的心。”所以说：“守住你的心志，不要使气放纵。”大概外在显现的威仪动作没有不恭敬，内心产生的严肃也就没有不具备。《左传》说：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天命；礼义威仪的规范，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所以颜渊询问仁，孔子用视、听、言、动都合乎礼来告诉他。卫国的君子用来称赞仁人的话，也说：“威仪庄重美好，不可挑剔。”容貌不可轻慢，就是这样。保持思考，养护聪明，又不在言语和容貌上失误，所以尧的德行称为聪明文思。言语和容貌，大概就是尧所谓的“文”；因此即使圣明如尧，也没有不先谨慎对待五事的。

译“第三，八政：一是粮食，二是财货，三是祭祀，四是司空，五是司徒，六是司寇，七是宾，八是师。”说粮食、财货、祭祀、宾、师，是称说事务，作用在下；说司空、司徒、司寇，是称说官职，责任在上。人的道理中，没有比养活生命更急迫的，没有比侍奉死者更重大的，没有比安定土地更重要的，所以说粮食、财货、祭祀、司空。孟子把使百姓生有所养、死有所送而没有遗憾看作王道的开端，这四项所以不能不排在前面。使百姓具备养生送死的资财，然后教导他们；教导而不遵从，然后用刑，所以说司徒、司寇，这就是常理的次序。教导他们，本来又有可以考察的次序。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必定先从认识达到、意念真诚开始；心意端正，然后身心修养；身心修养，然后国家天下得到治理。把这看作大学之道，历代君王没有不同意的。而经书中记载得最详细的，没有超过尧。聪明文思，是尧在内心获得的德性；能够彰明俊德，说明这种德性存在于心中，所以能够从自身求取实践；使九族亲爱，九族已经和睦，说明德性落实于自身，所以能够从各家求取；使百姓公平明辨，百姓已经明白，说明德性落实于各家，所以能够从各国求取。使万国协调和睦，百姓因而改变而达到和谐，说明德性落实于各国，所以能够从天下求取。德性积累在内心而达到修身，这是尧成为先觉者的原因，并不是向外求取；德性积累于家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尧使百姓觉悟的原因，并不是强迫他们的耳目。既然如此，那么尧治理天下又做了什么呢？是百姓跟随他，难道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跟随吗？这就是先王的教化。然而把它当作没有法则，设置司徒这一官职来教导他们，就是法则。教导他们，只是引导他们仿效上位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在学校受养育，是为了使他们讲习明白；用礼乐文饰他们，是为了使他们熟悉实践，这些都是教导他们的工具。使他们讲习明白，是为了使他们通达上位者的作为；使他们熟悉实践，是为了使他们顺从上位者的作为，这就是所谓仿效。上位者拥有的，下面才可以仿效；从来没有上位者没有的东西，下面却可以仿效的。尧在位时，万国百姓所仿效的是尧的百官；百官所仿效的是尧的九族；九族所仿效的是尧自身。而引导百姓仿效上位者作为的，是担任司徒的舜。舜任职时，又慎重地彰明五典，亲自以身作则。然后达到五典能够被遵从，百姓也就仿效他了。到了舜的时代，舜引导百姓本来已经有一套成法。然而水灾之后，他任命契担任司徒，仍然说：“百姓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顺。恭敬地布施五教，要以宽厚为本。”这是忧虑百姓不亲近，也想到他们不顺从上位者的教化，所以命令契谨慎地施行教导，最后又告诫他要以宽厚为本，难道是要逼迫驱使他们吗？上下之间引导百姓，就是这样，这就是先王的教化。替他们制定命令、典章和官府职守，推广到百姓那里，这就是先王的政令。教化，是为了使人觉悟；教育，是为了引导；政令，是为了率领。没有可以说明的觉悟，就没有可以引导的对象；没有可以说明的引导，就没有可以率领的对象；何况在没有可以说明的率领时，却想一概用刑罚决断呢？孟子说：“只有善行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不能自行施行。”他所说的善，是使人觉悟；所说的法，是引导人；所说的政，是率领人。这三者相互依靠而成就，不能去掉其中任何一个而说王道完备。先王养育百姓，并用教化引导他们，已经如此详尽周全了，但百姓仍有不遵从的，所以不得不再加以刑罚。加以刑罚，并不是本来可以不加却偏要加。然而先王的刑罚本来又有次序。百姓有罪，必定先加以考察：是灾祸造成的，是过失造成的，还是并非一贯如此；即使罪行很大，也不立即施刑。百姓有罪，也必定先加以考察：不是灾祸造成的，不是过失造成的，而是一贯如此；如果是因为养育他们有所不足、教导他们有所不到，就一定责备自己而宽恕百姓。所以《汤诰》说：“各方百姓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各方百姓。”正因为这样，把百姓的罪看作是自己造成的，就不施加刑罚。百姓有罪，必定先加以考察；如果养育没有不足，教导没有不到，不是我的政令使人犯罪，而是百姓自己作恶；但其中仍有长期渐渐走向恶道、受教化的日子很浅的人，于是又说不要杀他，姑且只教导他，也不施加刑罚。百姓有罪，不是灾祸造成的，不是过失造成的，是一贯如此，是自己作恶；教导他而他仍不遵守我的常法，这就是始终没有悔改之心、为众人所抛弃、为上天所讨伐的人，然后才对他施刑，这就是《多方》所说的“到了两次，到了三次”。所以有的人即使罪行很小，也不得不杀。用刑竟然如此详尽谨慎，所以先王的刑罚才是真正的刑罚。如果养育百姓的工具、教导百姓的方法，不如先王那样详尽周全，就没有资格用先王的刑罚来惩罚百姓，更何况用不是先王的刑罚来惩罚百姓呢？从前唐尧、虞舜之际，相继一百年，天下被处以四罪的人而已。到了周朝成王、康王时期，刑罚不用，也有四十多年。那么先王时代的百姓，被施加刑罚的，大概也几乎没有了。先王治理天下，使百姓在衣食方面富足，能够迁善而远离罪恶。人们彼此交往接待的事情不能废除，所以说宾；宾并不只是用于接待到来的诸侯、沟通四方夷狄。人们彼此保护、聚集的事情不能废除，所以说师；师并不只是用于征讨不守礼义者、攻伐不仁者。八政的先后次序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常理的安排；否则就只是常理的[疑字]罢了。“第四，五纪：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用年、月、日来协调，是为了校正时令；用星辰来协调，是为了在显著之处考察它的验证；用历数来协调，是为了在细微之处考察它的验证。时令端正以后，万事才能得到适当的次序。这就是所谓观测日月星辰，定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确定四时、形成一年。

译“第五，皇极：君王大大地建立中道，便能聚集这五种福，使它们广泛赐给众民。于是众民都归向你的中道，帮助你守住中道。所有众民都没有以邪僻为朋党，人们都没有把偏私当作德行，只有君王建立中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大大地建立中道，所以能够聚集这五福，把它们布施给众民；于是众民都归向你的中道，和你共同守住中道。中道是百姓赖以生存、从而获得的本性；守住中道，就是不失去自己的本性。所有众民都不以邪僻为朋党，人们都不把偏私依附当作德行。邪僻，是有所过失；偏党，是有所依附。没有过失，也没有依附，所以能够唯独由君王建立中道。所谓“人”，是指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士人、大夫。“所有众民，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要记念他们；不完全合于中道，却没有陷入罪过，君王就应当接纳他们。要使你的神色安和，对他说：‘这是我所喜爱的美德。’你就赐给他福。这样，这些人就会归向君王的大中之道。不要虐待[疑字]独，却要敬畏高明之人。人如果有才能、有作为，就使他以自己的行为为羞耻，而国家就会昌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众民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你就要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合于中道；虽然不能完全合于中道，却没有陷入罪过，像狂放者有时能守法、矜持者有时能廉正、愚直者有时能正直这一类，大体上都应当接纳他；所谓“大”，是说小器量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使你的神色安和，对他说：“这是我所喜爱的美德。”这是为了教导他，使他合于中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而没有陷入罪过，是百姓中有志向而没有恶行的人。不能完全合于中道，只是不能没有过失罢了；教导他以后，他会服从，是可以知道的。这样，你就给他福，使他因俸禄而富足，使他因职位而尊贵，这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榜样，使他们受到勉励。这样，这个人就会归向大中之道。刚强却不合中道的人会发展到虐待[疑字]独，柔弱却不合中道的人会发展到畏惧高明之人。如今归向大中，所以刚强者不虐待[疑字]独，柔弱者不畏惧高明之人，这就是所说的刚强却不暴虐，柔和却能自立。刚强发展到虐待[疑字]独，就是六极中恶的一类；柔弱发展到畏惧高明之人，就是六极中弱的一类。归向君王的中道，就是五福中所说的喜好美德。经文说法虽各不相同，等到可以推演阐明时，其实仍然只是一个道理。《洪范》在皇极、三德、五福六极中，谈到人的本性，有刚柔适中的，有刚柔过度或不足的，所以有得到也有失去；但其要旨无不是要去除偏颇，这同夔教导胄子、皋陶陈述九德没有不同。人的本性得失不外乎这个道理，教导和考察人的方法，也不外乎这个道理。教导他们、赐福给他们，使百姓合于中道达到这样的程度；又让有才能、有作为的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品行，这样时间久了才能积累，积累以后才能广大，广大以后才能显著。人才如此兴盛，国家哪有不兴盛的呢？所以说：“人如果有才能、有作为，就使他以自己的行为为羞耻，而国家就会昌盛。”“所有正直的人，已经使他富足，然后才可以要求他行善；你如果不能使他们在你的家中形成善行，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你的罪过。对于不喜爱美德的人，你即使赐给他福，也会使他成为你的祸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对于所有正直人的治理之道，先使他们富足，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行善。要求行善，必定先从你的家开始；如果不能使你的家中形成所喜爱的善行，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你的罪过。既然说不能端正自己的家来率先示范，就是使人陷入罪过。又说，对于不喜爱美德的人，如果你赐给他福，只会使他给你造成祸患。所以说：“对于不喜爱美德的人，你即使赐给他福，也会使他成为你的祸患。”从“君王建立中道”到“使他以自己的行为为羞耻”，都是教导的方法。到了这里才说“所有正直的人，先使他富足，然后才可以要求他行善”，又说如果不能使家中形成善行，这个人就成为你的罪过；这是说明教导必定以富足为根本，实行必定从家庭开始，其先后次序就是这样。“不要偏斜，不要不平，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任意偏爱，遵循君王的道；不要任意偏恶，遵循君王的路。不要偏斜，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要结党，不要偏斜，王道平坦无阻；不要违背，不要倾斜，王道正直。会合众人，使他们都有中道；归向众人，使他们都有中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偏斜，不要不平，遵循君王的正义”，是说没有过度和不足，就是不偏；没有不平，就是不陂。所遵循的只是适宜之理，不偏爱什么，也不厌弃什么，这就是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任意偏爱，遵循君王的道；不要任意偏恶，遵循君王的路”，任意偏爱、偏恶，是偏向自己所喜爱或厌恶的事物；喜爱和厌恶都依据道理，不偏向自己所喜爱或厌恶的事物，就是不任意偏爱、不任意偏恶。所遵循的是通行的大道，而不是小路，这就是遵循君王的道路。说道路，只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同一意思。“不要偏斜，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是说内心没有偏斜，所以施加于人时没有党私；没有偏斜、没有党私。这样的道广大而不狭隘吝啬，所以王道广大无边。“不要结党，不要偏斜，王道平坦无阻”，是说施加于人时没有党私，所以内心没有偏斜；没有党私、没有偏斜。这样的道平易而没有阻碍艰难，所以王道平坦无阻。“不要违背，不要倾斜，王道正直”，是说没有背离，没有违背；不偏在左边却不能到达右边，偏在右边却不能到达左边，这就没有偏侧了。它作为道，所停留的地方不偏邪，所经过的道路不弯曲；王道就是正直。如此，所以才是为王的意义、为王的道理、为王的道路。能够以此使天下大明的君主，没有不这样做而能成功的。会合于大中之道，就是来者趋赴其中；归依于大中之道，就是往者返回其中。从没有偏颇达到没有偏侧，所知的不是一曲之见，所守的不是一方之理；推究天下的道理，通达天下的事理，能够包容大的而不遗漏小的，能够顾及远的而不遗漏近的，能够顾及显著的而不遗漏细微的，这就是所谓天下共同的道路。来者所趋赴、归者所返回的地方，居于要害而以此为宗本，就是这样。所能应对的范围越广，所把握的原则越简约，这就是所谓天下的大本。作为君主，没有不由此而治理好国家天下的。若从经书中考察，《易》的智慧周遍万物，道理济助天下，所以没有过失。若从政事中考察，舜掌握两端而取其中道施于百姓；汤掌握中道，任用贤者而不拘一格，能够推行其中不偏颇、不任意爱憎、不结党偏私、不反复邪僻的道理；又运用其中无所偏向、无所专走、无所狭隘吝惜、无所阻碍艰难、无所背离、在左而不失于右、在右而不失于左的原则，以贯通天下的事理而不拘泥，掌握众理会合、归依的中道作为根本，所以能够安定天下。

译正因为如此，《易》的道理才是圣人的要道，并不是穷究技巧、拘守曲学的意思。舜治理百姓，是皇天建立大中之道，并把它广泛赐予众民，并不是偏私的政令和安逸的德行。汤任用贤者，是广泛接纳、普遍施行，使具备九德的人都来任事，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独自憎恶。《洪范》所列的类别虽然有九项，但要充实人的才能，使之达到极致，关键在于思考；要贯通天下的事理而能够安定，关键在于中道。这些要点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经文说：‘皇极所发布的言论，是常道，是训诫；对于上帝来说，也是训诫。凡是众民，对于皇极所发布的言论，应当以之为训诫并实行它，以接近天子的光辉。又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君王。’这是什么意思？‘曰’字，是引出言辞。它的意思是：君主对于大中之道，既用德行成就它，又用言语公布它，因此把它作为常道、作为顺理之道；对于上帝来说，也就是顺从而已。君主所说的话，是顺应上天而传达给百姓的，所以所有百姓对于皇极所公布的言论，也应当顺从并实行，以亲近天子的光辉。至于‘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君王’，称父母，是亲近的说法；称王，是归往的说法。上位者对于‘遵循王的义’直到‘王道正直’，能够依照前面所说的去做，那么下位者顺从上位者的行为和言论，彼此归附，他们爱戴君主，称其为父母；拥戴君主，称其为天下之王，也必定是依照后面所说的去做。经书之所以在前面开始说明这种意义，而在这里说明它的功效，是为了表明上位者之所以成为王是这样，下位者之所以拥戴他为王也是这样，并不是徒然取得这种结果。“第六，三德：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刚胜，第三是柔胜。平和安康时用正直；强硬而不亲和时用刚胜；调和而亲和时用柔胜。”这是什么意思？正直，是通常的德性。刚胜，是以刚强胜过偏差。柔胜，是以柔和胜过偏差。“平和安康时用正直，强硬而不亲和时用刚胜，调和而亲和时用柔胜”，是说所遇到的变化不同，所以所施用的德性也不同。这些都是用来治理他人的。“高亢明爽者用柔胜，深沉隐晦者用刚胜”，这是什么意思？人的德性如果高亢明爽，本质偏于刚强而柔和不足，所以用柔胜来调节它，以挽救它的偏颇；如果深沉潜藏，本质偏于柔和而刚强不足，所以用刚胜来补助它，以挽救它的偏颇。正直没有偏颇，因此没有需要挽救的地方。这些原则，是用来治理自己和他人的。“只有君主可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臣下不可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臣下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凶险。人们因而采用偏侧、邪僻的行为，百姓因而僭越失常。”这是什么意思？施福，是柔胜所包含的权力；施威，是刚胜所包含的权力。只有君主可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臣下不可以这样做，是正直之德所要求的。因为经文最后说，臣下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就会使人采取偏侧邪僻的行为，使百姓僭越失常，所以可以明确知道，只有君主可以施福、施威、享用玉食，臣下不可以这样做，正是正直之德的要求。箕子的言论，都是《九畴》所包含的内容；《九畴》没有的内容，箕子大概也无法说到。懂得这一点，就懂得《九畴》为什么分为九类。君主对于五事，应当思考而无所不通，聪明而无所不达，言语的出入传达无不允当；对于皇极，所遵循的是正直，所不能容许的是偏颇反侧、任意好恶、结党比德之事。臣下即使有最为凶悍的小人，也没有能够蒙蔽君主而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玉食的。臣下即使有施福、施威、享用玉食的，也一定是窥伺君主的空隙，凭借君主存在可以被蒙蔽的端倪。因此，即使是庸碌的小人，也能无所忌惮地放纵邪念。《洪范》把施福归于柔胜，施威归于刚胜，只有君主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归于正直；臣下施福，就是僭越君主的柔胜，臣下施威，就是僭越君主的刚胜；臣下既施福又施威、又享用玉食，就成为偏侧邪僻，没有什么不僭越的，所以《洪范》对于三德说得很详细。至于堵塞臣下窥伺的空隙，使君主没有可被蒙蔽的端倪，即使有邪臣也不能萌生僭越之心，那只在于修治五事、建立皇极罢了。“第七，稽疑：选择并任立掌管卜筮的人，然后命令他们占卜。兆象有雨、霁、蒙、驿、克、贞、悔。总共七种，其中五种用于卜，二种用于筮，以推求过失。设立这些人来主持卜筮；三人占卜时，就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这是什么意思？是说选择懂得卜筮的人并任用他们，然后授予他们职掌。雨、霁、蒙、驿、克五种兆象，是用于卜的，所以说“卜五”；贞、悔二卦，是用于筮的，所以说“总共七种”。既然已经授予他们职掌，就设立这些人来从事卜筮。三人占卜时听从两人的意见，是说卜筮结果不同时，就听从多数。“你若有大疑问，要同自己的内心谋划，同卿士谋划，同众民谋划，同卜筮谋划。”这是什么意思？同自己的内心谋划，是在自己身上衡量；同卿士、众民谋划，是向众人求证；同龟筮谋划，是向鬼神参验。《舜典》说：我的意志先已确定，询问谋议而众人意见相同，鬼神也来依助，龟筮也协同顺从，说的就是这个。“你顺从，龟顺从，筮顺从，卿士顺从，庶民顺从，这叫大同。自身会康健强壮，子孙会遇到吉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内心所作的决定得到人神共同赞同，所以称为大同。这样，自身会康健强壮，子孙会遇到吉祥。“你顺从，龟顺从，筮顺从，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吉。卿士顺从，龟顺从，筮顺从，你反对，庶民反对：吉。庶民顺从，龟顺从，筮顺从，你反对，卿士反对：吉。”这是什么意思？所顺从的方面较多，所以可以知道是吉。“你顺从，龟顺从，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在内行事吉，在外行事凶。龟、筮共同违背人的意愿；静止不动吉，采取行动凶。”这是什么意思？内心与龟卜所顺从的，只能说在内行事吉；龟、筮共同违背人的意愿，就不可以有所行动。凡是先同人谋划，都是尽人事；先听从或违背卜筮的结果，都是敬畏鬼神。吉的情形有三种：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你反对、庶民反对；你反对、卿士反对。只要龟顺从、筮顺从，都不妨碍其为吉。至于龟顺从而筮反对，则只能在内行事。龟筮共同违背意愿，就都不可以有所行动。大概正因为有疑惑才进行卜筮；卜筮，我认为是用来沟通神明的。神明所赞同的，我一定认为是吉；神明所违背的，我一定认为是凶。这是诚意达到极点、谨慎做到尽头。

译“第八，庶征：有雨，有【OCR疑：▯】，有暖，有寒，有风，有时。五种征象都来到，并且各自依照时序，众草就会繁茂。一种征象过盛就是凶，一种征象完全不来也是凶。所谓休征：肃敬，则应时之雨顺当；【OCR疑：▯】，则应时之【OCR疑：▯】顺当；明哲，则应时之暖顺当；谋虑，则应时之寒顺当；圣明，则应时之风顺当。所谓咎征：狂妄，则连绵的雨顺当；僭越，则连绵的【OCR疑：▯】顺当；逸乐，则连绵的暖顺当；急躁，则连绵的寒顺当；蒙昧，则连绵的风顺当。”这是什么意思？雨、【OCR疑：▯】、暖、寒、风，就是所谓五种征象。所谓时，是说这五种征象出现得合乎时令。五种征象没有不来的，就是所谓五者俱备；没有不合时的，就是所谓各自依照时序。五种征象无不来到，又无不合时，便会使各种草木无不繁茂；这是说阴阳调和，万物无不茂盛。五种征象中有一种过盛，就成为灾异，这就是所谓一种过盛为凶；有一种不来，也成为灾异，这就是所谓一种完全不来为凶。五事中，容貌足以表现肃敬，就有应时的雨来顺应；它的过失若是狂妄，就有常雨来顺应。言语足以表现【OCR疑：▯】，就有应时的【OCR疑：▯】来顺应；它的过失若是僭越，就有常【OCR疑：▯】来顺应。观察足以表现明哲，就有应时的暖来顺应；它的过失若是逸乐，就有常暖来顺应。听闻足以表现谋虑，就有应时的寒来顺应；它的过失若是急躁，就有常寒来顺应。思考足以表现圣明，就有应时的风来顺应；它的过失若是蒙昧，就有常风来顺应。凡是说“应时”的，都是休征；凡是说“常”的，都是咎征。五事是否适当，就表现在这里；五种征象的吉凶又在那边相应。这就是君主不敢不思考，并据此在上天那里考察自己的得失的原因。“经文说：君主以年观察，卿士以月观察，师尹以日观察。年、月、日、时都不发生变易，百谷就能成熟，政治就会光明，俊秀之民就能显达，家室就能平安。日、月、年、时既已变易，百谷就不能成熟，政治就昏暗不明，俊秀之民就会隐微，家室就不得安宁。”这是什么意思？这一章所说的，都是思考如何运用各种征象。休征、咎征各自象征着相应的政事。承担这些政事的是君主；与君主共同承担责任的是卿士、师尹。因此，庶征到来时，君主和卿士、师尹都应当加以省察；导致这些征象的原因，就是所谓思考如何运用庶征。君主计算一年中的征象而省察，卿士计算一月中的征象而省察，师尹计算一日中的征象而省察。所省察的范围越大，承担的责任越重；所省察的范围越小，承担的责任越轻，这是他们所处职位的分限。君主和卿士、师尹所省察的，是年、月、日三者的时序不发生变易；也就是说，各自顺应自己的职责，于是百谷得以成熟，政治得以光明，俊秀之民得以显达，家室得以平安。君主和卿士、师尹所省察的，是日、月、年三者的时序已经变易；也就是说，各自违背自己的职责，于是百谷不能成熟，政治昏暗不明，俊秀之民隐微，家室不得安宁。“庶民如星，星有喜好风的，有喜好雨的。日月运行，就有冬有夏；月亮顺从星辰，就会形成风雨。”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星辰各有不同的喜好，而日月的运行有固定的轨道；有固定轨道，就不会妄自顺从星辰，因此星辰不能任意施展自己的喜好。就像百姓的喜好各不相同，而君主、卿士、师尹的行动有固定的原则；有固定原则，就不会妄自顺从百姓，因此百姓不能任意施展自己的喜好。所以月亮运行失去正道，顺从星辰的喜好，就会形成风雨；这如同王政失去常道，顺从百姓的喜好，就会产生邪僻。说这些，是因为庶征到来时，君主、卿士、师尹能够自我省察，而百姓不能自我省察。百姓不能自我省察，君主、卿士、师尹就应当省察百姓的得失，并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招致这些结果。自己所招致的结果，如果使百姓保持本性，就是休征聚集；自己所招致的结果，如果使百姓丧失本性，就是咎征聚集。因此，省察百姓，正是用来省察自己的。这样反复说明，是为了敬畏上天的变异，尽到人的责任。知道君主、卿士、师尹所应省察的正是这样，就知道这一章所说的内容，如果不是为了说明如何思考和运用庶征，就不会说这些。不知道君主、卿士、师尹所应省察的是这样，那么对思考和运用庶征来说便没有切合之处，这些话也就成了多余的；这就是不懂得《九畴》为什么分为九类。“第九，五福：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裕，第三是健康安宁，第四是喜好美德，第五是善终。六极：第一是凶祸、夭折，第二是疾病，第三是忧愁，第四是贫穷，第五是邪恶，第六是软弱。”这是什么意思？百姓能够守住皇极，就不会被外物伤害其生命本性，所以长寿；衣食财货充足，所以富裕；没有疾病和忧愁，所以健康安宁；对于你所建立的皇极能够实行，所以喜好美德；没有不得善终的人，所以能够善终。君主之道失误，就会有人不得善终，有人生命本性受到伤害，所以出现凶祸夭折；不能健康，所以有疾病；不能安宁，所以有忧愁；衣食财货不足，所以贫穷；不能使百姓遵循你所建立的皇极，刚强的人就会发展到暴虐，所以成为邪恶；柔弱的人不能自立，所以成为软弱。这就是君主用来在百姓身上考察自己得失的依据。有人说：五福六极的说法是这样，为什么没有涉及贵贱？回答说：《九畴》全都是君主之道。五福六极，是君主用来在百姓身上考察自己得失的依据。福在百姓身上，是君主应当向往的；极在百姓身上，是君主应当畏惧的。五福说喜好美德，那么使百姓归于善便可知道；六极说邪恶、软弱，那么使百姓归于不善也可知道。根据这些来向往和畏惧，是君主的职责。没有喜好美德却不值得尊贵的人，也没有邪恶、软弱却不应当卑贱的人。因此，喜好美德就赐给他福，也就是使他尊贵。这样来劝勉天下人，使他们共同归于中道，这在皇极一章中已经说过了。皇极中这样说，本来就是用来勉励人的；五福六极中不再说贵贱，是因为百姓喜好美德或陷于邪恶、软弱，就足以完全考察我的得失。贵贱并不是用来考察我的得失的。

译君主治理五行，首先从五事开始，在自己身上修养五事的本性；其次讲八政，把五事的作用推行到百姓身上；其次讲五纪，使政事协调于时序；其次讲皇极，谨守常道以应对天下的事变，并率领天下百姓；其次讲三德，治理人性合中或不中，以适应天下的变化；其次讲稽疑，以在人和神那里审察吉凶；其次讲庶征，以在上天那里考察自己的得失；最后讲福极，以在百姓那里考察自己的得失。它的始终先后，以及粗细大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都完备了。从五事到六极都说“用”，而五行不说“用”，是因为从五事到六极都以顺应五行为原则，所以五行的作用也就可以知道了。《虞书》在六府之后说修治，箕子在五行之后说明它们由人而发生变化的原因。《虞书》在六府之后接着说三事，箕子在五行之后接着说五事以下各项。《虞书》在九功中说以休征劝戒、以威严督责，箕子在九畴中说庶征和福极。由此可知，二帝三王治理天下，道理从未不同。其道理从未不同，是万世不能改变的原则，这就是《九畴》成为大法的原因。【进呈太祖皇帝总序〈并状〉】右面这篇文书，臣错误地承受了圣上的恩典，被交付史书之事。本月三日，臣在延和殿恭敬地承蒙陛下面谕，说明委任臣的原因。臣愚昧无能，不知应当如何处置，因此早晚一心，竭尽思虑。只是祖宗积累的功德，非言语所能形容，何况臣如此鄙陋，哪里能够仿佛比拟！将来如果不能使历代圣君巍峨盛大的美好功业光辉显耀、昭然明白，载布于史册，这正是臣惴惴不安的地方。臣私下以为，前代追溯根本、推明功业，必定从受命的君主说起，以说明王业的由来。所以《商颂》所记，沿着商汤上溯到契；周诗《生民》《清庙》，以始祖后稷、文王为根本。宋朝兴起，太祖开创宏大的功业，重新确立三才，使自己成为帝王之首。陛下命臣显扬、褒美并扩大太祖功业的本意，本来是认为太祖具有雄才大略，是千年以来特别崛起的君主，是国家兴盛的根由，功烈前所未有，应当明白昭示，使万世觉悟，流传无穷。臣私下考察旧闻，恭敬地用十多天编次太祖的事迹，推求其旨意的来源，把始终的关键写成篇章，冒昧缮写上呈。臣内心反省，深怕自己的才智不足以窥测高远，文辞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的功业和盛大的德行晦暗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承先业的心愿，仰负圣恩，无从自我赎罪。伏望陛下以非世间所能比的聪明睿智加以裁定，使臣能够接受成法，进一步删去错误，保存其中可取之处，附在《太祖本纪》篇末，作为国史的开篇，以稍稍称扬明诏的万分之一，臣不胜大愿，惟愿陛下留意，实在万幸。臣不敢请求当面应对，谨具此状，随状进呈所论著的文字，以便上达圣听，恭敬地等待敕旨。唐朝的衰败，从天宝以后开始，纲纪逐渐败坏，不能自我振作，以至于失去天下。五代兴起，五十多年间，先后更换八姓十四位君主，危亡的变故屡屡发生。最严重的时候，契丹于是进入中原，擅自建立名号。当时天地、五行和人事的道理都颠倒错乱，能够不成为夷狄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太祖受到天下人的拥戴，登上尊位，把养育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劝勉农桑，减轻赋税，放宽刑罚，革除旧政中不便于百姓的部分，诏令接连不断地勉励和考核官吏；推求他的心意，没有一天不在百姓身上。知道方镇会危害百姓，所以设置通判一职，使他们的征敛受到法度约束。忧虑官吏不贤良，所以多次命令在任官员举荐自己所知的人才。担心官吏有的收受贿赂、有的不奉行法令，所以罪至死刑、流徙，也一概不宽贷。推究他的本意，大概是认为遭逢世道极度衰败，如果不这样做，官吏就不知道禁令，不能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征伐平定诸国以后，必先免除拖欠，洗除烦苛，赈济【OCR疑：▯】乏绝，昭雪冤屈滞案，惠及农民，拔擢人才，反复告诫郡县而不厌倦。遇到水旱灾害，就吃蔬食祈祷，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对于群臣，有的因为旧日恩情，有的因为功劳才能，按照各自的身份给予充分待遇；用职位使他们尊贵，用财物使他们富裕，有儿子的让他娶公主，有女儿的让她嫁给宗室，他给予人的周到就是如此。只要人才可以任用，即使是仇人也不废弃；不能任用，即使已经显贵，也不让他处在权势之位。有罪的人多加宽纵宽免，有时赐给财物让他自己惭愧。至于用坚定明确的约束来整饬天下，也使他们不能逾越。

译对于强大而僭越的国家，都以恩惠和礼节相待。商人往来不加禁止；有出境而触犯对方禁令的，就在边境城邑为他们设置市场，使双方都获利。对方有所缺乏，常常赈济帮助。征伐所针对的国家，必定是罪行已经明显昭著的，出兵从未不以义为名。那些君长已经投降，或被俘获以后，在道路上慰问迎接，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到达京师后，不屡次羞辱他们，优厚地给予官秩俸禄，并及于他们的宗亲、属官，赐给田地住宅，使其子孙世代守有，保护保全他们，使他们都能长寿善终。自从后晋覆灭，契丹逐渐强大，中原忧惧，不敢抵抗。太祖选拔任用有才干勇力的人守护西北边境，以非同寻常的恩宠对待他，授予专任，明确听信，常常派遣戍卒，并告诫他们说：“我还会赦免你，郭进却会杀你。”有人控诉郭进，就对他说：“郭进军政严明，这一定是触犯了郭进的军法。”把人送给郭进，让他杀掉。关市的租税赋入，诸将可以任意使用，不追问出入。因为这样，士卒归附，战斗时全力以赴，侦察时竭尽实情，边臣中可以推诿责任的，任职都十多年不更换。然而他们的职位不过是巡检使，部众不过三五千人。大概专任则权势便利，职位不至于极高则士卒受到激励，兵少则费用简约，驾驭将领也有许多方法。总括他的长处，他能够兼而使用，所以能够节省费用、使百姓安息，振兴新近归附的民众，挫败凭借强力凌辱他人的敌虏。太祖笃厚孝友，具备天下人的德行；聪明智勇，具备天下人的才能；心怀仁爱、爱护百姓，具备天下人的志向；包容覆盖一切，具备天下人的气量。他以勤俭、恭敬、谨慎守护这些品德，虚心接受劝谏。以粤、蜀为鉴戒，把奢侈作为警戒。想到天下责任重大，不再游猎。封拜诸子，务求自我约束减损，不完全沿袭旧典。收纳学士大夫，任用他们不要求样样完备；有人坚守难以进取的操守，也不强行改变。晚年喜爱读书，劝诸将学习，说：“想让他们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兼顾覆盖夷夏，从容地以德化人。江南平定，看到捷报而哭泣说：“军队征伐不义之国，却竟使我的百姓死于战争，他们有什么过错呢！”秦州已经归入版图，尚波于的土地却推辞而不接受。钱【OCR疑：ㄈ】来朝见，又把越地归还给他。契丹愿意听从盟约，太祖却退让抑制自己，不自夸功伐。对于天下大势，把连接数十座城池的藩镇削弱，割取其旧有土地以削弱力量；把容易躁动而难以蓄养的军队收拢安置，使其心悦诚服，以消除祸患。至于举荐贤良、崇尚孝悌、整备礼乐、明确考核，虽然天下刚刚初步安定，各项政务的大体却已经周密完备；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日制度，施行于后世，都可以作为法则。百姓在这时从死境转向新生，家庭彼此保全；士、农、工、商各自回到本业；鸟兽草木也无不顺遂生长。前代的旧臣，曾经担任将相以及心腹、爪牙之职的，一旦改变心意，奉行诏令面向北方来朝，就像平素已经献身归附一样。天下广大的都城和交通便利的城邑，兼有方圆千里的土地，那些怀有德行却自负自用、抗拒命令、不肯应召的臣子，还有数十人，也都整顿衣冠来朝廷，替换更迭，奔走效命，如同水都流向低处。粤、吴、楚、瓯、闽的君主，把天下分为八九个国家，自称帝或王，传给子孙，历经数十年，如今都编入俘虏名册，一同聚集在宫阙之下。四海之内，混合统一为一体。海东的高丽，极南的交阯，西方的吐蕃、回纥，北方的契丹，都请求设置官吏并奉献贡物。天地所养育的、道路所通达的地方，没有不归附中原的。在这个时候，重新建立天下的秩序，与百姓共同开创新局面；天地、五行和人事的道理由混乱重新归于正道。太祖承受天命，并不像前代君主那样用智谋图取民众、用武力图取权柄；他处心积虑，并不是一朝一夕才开始谋取天下。他在天方面有历数，在人方面有群臣、万民；三军将士不归附后周而归附太祖，却没有人知道其中原因，这就是所谓天命。等到把天下传承下去时，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传给弟弟。这就是说，太祖承受天下，同舜从尧那里承受天下、禹从舜那里承受天下，道理完全相同；他传承天下，同尧传给舜、舜传给禹，道理完全相同。承受天下和传承天下，只是看天意和人心而已；如果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私自占有天下的想法，怎么能这样做呢！

译世人认为太祖是世间罕见的君主，与汉高祖相同。太祖为人气度宏大，胸襟豁达，知人善任，这些确实与汉高祖相同。可是太祖承接的是自天宝以后、经过五代二百多年极度衰败的天下；汉高祖承接的是全盛时期的秦朝，只是在秦二世末年天下才开始动乱，二人所承接的形势已经不同。太祖开创帝业，制定法则垂示后世，后来常可遵行；汉高祖不过粗略安定海内而已，这是第一点不及。太祖制定折杖法，使百姓免除受杖刑而死的祸患，确定为固定刑制，根本上以宽大为原则；汉高祖虽有约法三章，但肉刑、夷灭三族的诛罚，到汉文帝时才废除，这是第二点不及。太祖的功臣原本都与他地位相等，等到地位确定后，上下相安，始终同心一意；汉高祖猜疑离间诸将，夷灭他们的家族，这是第三点不及。太祖削弱藩镇、抑制强臣，藩臣各守职分；汉高祖分封诸国超过制度，反叛者接连兴起，经过几代才安定，这是第四点不及。太祖出兵征伐必定取胜；汉高祖多次交战总是失败，这是第五点不及。太祖文武才略都出于自身，群臣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汉高祖如果没有三杰辅佐，就难免失误，这是第六点不及。开宝初年，南海先行归降；赵陀分割南越而称帝，汉高祖不能禁止，这是第七点不及。太祖不动用兵革，契丹自然归附；汉高祖在白登遭受困厄，自己仅仅免于祸患，这是第八点不及。太祖后宫有二百人，询问愿意归还的人，又遣返其中四分之一；汉高祖沉溺于闺房之乐，女祸波及宗室，这是第九点不及。太祖明察国家大计，把天下托付得当；汉高祖选择继承人不够审慎，几乎使他的世业坠落，这是第十点不及。汉高祖不能赶上太祖的地方，大的方面就是这些。自三代以来，拨乱反正的君主，没有能比得上太祖的。三代虽然盛大，但禹的孙子太康失国，汤的孙子太甲被放逐废黜；文王、武王以后传了三四代，昭王又没有从楚地回来。汉代以后，变故隐秘复杂，大概数也说不尽。太祖开创大业，流传的风教和遗留的恩泽，影响深远。五位圣君继承功业，直到今天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上下和谐安乐，没有遭遇变故而惊惧失色的忧虑；耳目所及，长久安定，这是自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只有太祖创始并传给后代，可以比拟尧舜；治理天下的纲纪政理，超过汉高祖；太平事业施及无穷，三代也比不上。成功和盛德，达到极点了！大概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元年，户数九十六万；末年，天下已经平定，户数三百九万。如今当今皇帝元丰二年，户数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位圣君的德泽覆盖滋润、生养万物，这就是国家所以兴盛的原因。追究事实根本，考察达到这一局面的由来，确实是有原因的。●卷十一·序十一首 【《新序》目录序】刘向编次的《新序》共有三十篇，另有目录一篇。隋唐时期仍是完整的书，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十篇而已。臣已经考订校正其中的文字，于是为它作这篇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一致，使风俗相同。九州广大，百姓众多，年代久远；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之后，所共同遵守的只有一条道，所共同传授的也只有一种说法。因此《诗》《书》的文章历经几十代，作者并非一人，但它们的言论始终前后相承，教化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时，对行为不同的人有惩罚，对言论不同的人有禁令，防范又如此完备。所以在二帝三王时期，以及其中曾经经历衰乱而遗留的恩泽尚未消失的时候，百家众说没有能够超出这一范围的。到了周朝末年，先王的教化法度已经废弃，遗留的恩泽已经消失，世上研究治理方法的人各自取得其中一端。因此，人们竞相施展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学，在中原纷纷兴起；都只彰显自己的长处而不明白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讳言自己的过失。天下的士人各自形成自己的方法，不能彼此贯通；世人也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宗统、道理有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却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何况到了秦代，更成为世上严禁的对象！汉朝兴起，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遗留中重新获得；当时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之统一的人，所以各位儒者只要看到传记和百家之言，便都欣喜而归向它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岁〕 因此，先王之道被各种学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而那些怪诞奇异、令人喜爱的言论，各自以不同见解为师，都自称一家之学，在中原流布泛滥；它们造成的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向圣人求取折中，而能够纯粹体现道德之美的，只有扬雄罢了。像刘向这一类人，都不能免于被各种学说遮蔽，也不知道有所折中。孟子说：等待文王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汉代的士人难道只是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而使它统一的人吗？也是因为处在那个时代的豪杰之士很少，所以不能在流俗盛行、学术断绝之后独自奋起。刘向为这部书作序，在今天看来最接近古代；虽然不能说毫无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保存其中，关键只在于谨慎取舍罢了。因此，臣既惋惜那些已经无法见到的内容，又对现在能够见到的部分特别详尽地校勘，这也足以说明臣之所以指摘其中的过失，哪里是喜好争辩呢？实在是不得已。【《梁书》目录序】